某市“村官”职务犯罪调研报告

某市“村官”职务犯罪调研报告（精选3篇）

篇1：某市“村官”职务犯罪调研报告

某市“村官”职务犯罪调研报告

200年－200年三年间，我市两级检察机关共查处“村官”职务犯罪案件37起，本文试对这些案件进行剖析，归纳特点，探寻原因，提出预防对策，以遏制和预防同类案件的发生。

“村官”职务犯罪基本情况和特点

（一）从涉案类型看，近三分之二是挪用公款罪。在发案的37件案件

中，挪用公款23件，占发案数的62%，贪污10件，占27%，受贿4件，占11%。

（二）从涉案金额看，有不断增大的趋势。10万元以下24件，10-100万元6件，100-200万元2件，200万元以上5件。随着新农村经济建设的发展，近年来涉农犯罪案件案值日趋增大。莲都区塔下村原村民主任黄永豪伙同他人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公款高达270万元。

（三）从犯罪主体看，村民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居多。其中，村民主任18人（其中村委副主任1人），党支部书记14人，出纳2人（其中1人是村委委员兼出纳），报帐员2人（其中村党支部委员兼报帐员1人），会计1人。

（四）从判决结果看，量刑较为轻缓。在已经法院审理判决的27件案件中，判处实刑只有9人，而适用缓刑与免予刑事处分的有18人，其比例高达己判案件的三分之二。

（五）从受教育程度看，涉案“村官”绝大多没有受过高等教育。37起“村官”案件中，文盲1人，小学文化程度6人，初中文化程度20人，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9人，专科文化程度1人。

“村官”职务犯罪的主要原因

（一）监督制约机制缺失。发生职务犯罪案件的村子，党支部大多软弱涣散，战斗力不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执行。村党支部书记、村民主任的权力过大，为所欲为。有的村干部片面理解《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认为村民委员会是自治组织，享有充分的自主权，不服从乡镇党委、政府的监督和指导，当选村干部后作风霸道，骄横跋扈，搞个人说了算。如莲都某村王某某，任村党支部书记20多年，平常独断专行，在任职期间，随意支配村里的资金，用公款作质押在银行贷款自己搞营利，并经常拿着公家的钱送人情，随意借给亲戚朋友使用，村里经济帐目不公开，造成集体财产严重流失。再如，村级财务人员选用不规范，会计、出纳大都由村委会主任、书记根据个人喜好选用亲信担任，甚至自己“一肩挑”，给滥用权力、自管自支、自报自批提供了方便。财务审批不严格，账目设置不规范，设置多个账本、多个户头，不定期公布账务等等，导致莲都水阁街道办事处七百秧村、缙云东渡镇东渡村、遂昌湖山乡湖方村、庆元松源镇五一村、云和石塘镇规溪村等数个村两委的原党支部书记和村民主任共同挪用公款、贪污、受贿窝案串案的发生，案发前村民的上访不断，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二）土地征用政策不完善。近年来，大量的农村土地被征用，征地补偿成为包括村干部在内的农民利益冲突的焦点。土地在进入市场过程中其价值不是按照土地的补偿费而定，而是根据市场或用途来确定。土地价格的不规范，给予“村官”一把可以自由伸缩的尺子，“村官”代表村民与征用方签订征用合同，以较低的价格出让土地给征用方，征用方把工程部分项目及附属工程承包权优先给予“村官”，达到其与投资商“互利共赢”，并使这些利益被披上“合法”的外衣。而土地价格的不规范，同样给“村官”挪用或贪污土地征用补偿款留下种种可以掩护的借口与漏洞。如云和县规溪村委原主任叶某某和原支书王某某，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移民、防汛、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共同侵吞移民、防汛、土地征用补偿费用23万余元，并非法收受工程承包人贿赂各1万元，分别因贪污和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和9年。又如原庆元县五一村书记王某某、村委主任叶某某与报帐员李某某，未经村两委研究决定，在2至5月期间，曾二次将该村土地征用补偿款200万元借给商人郑某从事投资经营活动，并约定以1%计算收取利息，意图予以私分。

（三）轻缓刑事政策负面影响。一方面，有的领导对群众反映的村干部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认为培养一个村干部不容易，只要其能完成上面交给的任务就当作是好干部，对诸如“村官”挪用公款行为麻木不仁，甚至包着捂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另一方面，近三年“村官”职务犯罪案件，有三分之二案件适用了有期徒刑宣告缓刑或免予刑事处分。如缙云县院查办的壶镇中兴村原村民主任吕某某挪用公款60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缓刑；该县东渡镇东渡村原村民主任郑某某挪用公款128万元，因其有自首的从轻情节也被判处不满三年的缓刑，对此，村民群众议论不少。量刑中轻刑化趋势，对职务犯罪的威慑力弱化，使一些人认为“村官”犯罪成本不高，惩处风险不大，故铤而走险重蹈复辙。

（四）案发“村官”自身素质低下。由于村干部任期一般为三年，个别“村官”认为这不是铁饭碗，不如过一天算一

篇2：北方某市贪污贿赂犯罪调研报告

孙颖颖（1986—），女，汉族，河南偃师人，法律硕士（非法学），单位：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研究方向：刑法。

摘 要：当前政治腐败现象的典型表现是贪污贿赂犯罪。治理腐败，防控贪污贿赂犯罪是全社会的共同任务，必须针对新形势下贪污贿赂犯罪出现的新特点，加强调查研究，总结案发原因，积极探索开展贪污贿赂犯罪的防控工作。

关键词：贪污贿赂；特征；原因；防控

一、特征表现

（一）行业特征明显

。由于市场管理制度不规范，在土地征用、工程建设等经济领域，在招投标、规划审批等环节，一些开发商为得到土地、承揽工程想方设法寻租权力，对掌权官员巨资行贿；而这些官员因权力在手轻易就得到丰厚回报。官员与开发商相互勾结，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损害国家利益。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件是因为，客观上，权力过分集中在少数干部手中，缺乏有效监督；主观上，经不起诱惑的官员将此看作是贪污受贿的大好机会。

（二）与黑恶势力狼狈为奸

。黑恶势力为了能够通过不法手段获取更多经济利益，便会使用金钱、女色等来拉拢、腐蚀关键在岗人员。那些同流合污的国家工作人员便成了这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黑恶势力和“保护伞”相互渗透，促成严重的经济犯罪和腐败犯罪。

（三）与滥用职权并发

。没有权力的人会期待掌握权力的人为自己滥用权力；一旦滥用权力，将权力与其他利益相交换，权力就会带来各种利益。有些国家工作人员不仅无视自己作为人民公仆的身份，反而将手中的权力视为交易的对象，不送礼不办事，甚至索取“好处费”、“辛苦费”等，导致滥用职权与受贿常同时出现。

（四）隐蔽性强，侦破难度大

。在双方得利的行贿受贿案件中，无人揭发且不易暴露，因此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加上贪污贿赂犯罪的主体的社会地位、阅历、知识、技能等层次较高，善于利用自己的身份、职权作案，反侦察手段高，增加侦破难度。

（五）犯罪形式多样

。为了消除罪证、逃避惩处，行贿受贿方式花样翻新。如通过代买原始股的形式变相送钱，将商品高买低卖来变相送礼，为官员亲属挂名发放高额工资的曲线贿赂等。有些官员还将公务活动金钱化，如参加活动收受评审费、劳务费等，参加开业典礼收受礼品、红包等。

二、犯罪原因

（一）权力过分集中

。权力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造成个人权力过大，掌权人容易实现个人意志，产生特权现象。自恃大权在握的不良官员为所欲为、骄横跋扈，以权谋私，大肆进行贪污受贿。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二）司法查处障碍重重

。贪污贿赂犯罪主体往往担任某种职务，掌握某些职权，利用社会关系找人说情，使得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受到来自党政部门的过多干涉，加大案件取证困难程度。甚至有的直接硬性规定，凡是查处科级以上干部必须事先汇报，经过批准后方可查处，致使一些案件在调查初期就被压下来了。

（三）检举渠道形同虚设

。许多部门设立了举报熱线、信访电话、网络投诉等，但这些渠道基本就是摆设，电话要么打不通，打通了没人接，接了也是敷衍了事或者干脆“踢皮球”，在网上信访留言，也是要么敷衍，要么删除，要么屏蔽。不仅如此，被举报的一点事没有，检举者还要担心遭到被举报人的打击报复，检举者被打击报复的事情时有发生。

（四）监督权弱于被监督权

。监督权和被监督权失衡典型的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的相互关系上。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对其他政权机关进行监督，其监督权是人大职权中最为薄弱的一项权力，特别是对政府行政权力的监督上。人大监督权在当地的政治生湖中没有权威，无法理直气壮地监督，人大的监督更多的只是形式上的意义，实际效果是对政府的权力的妥协。

（五）人事管理机制有缺陷

。有些部门机构臃肿、冗员过多，增加了人事管理难度，在对工作人员的日常管理上，仍然存在着不少弊病。如果素质低下的人员掌握了一定的权力，那就为他们利用职权和工作之便攫取财产、从中获利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六）财务管理混乱

。有些领导法制观念淡薄，并在利益的驱使下，妨碍会计人员正常工作，使会计监督不能发挥作用；有的甚至直接指使会计人员做假账，或会计人员主动钻财务管理制度的漏洞，侵吞国家财产。

（七）立法技术粗漏

。根据现行刑法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10万元以上，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贪污数额在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贪污数额在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贪污罪各档次的法定刑之间重合现象严重。贝卡利亚说过：“如果对两种不同程度地侵犯社会的犯罪处以同等的刑罚，那么人们就找不到更有利的手段去制止实施带来较大好处的较大犯罪了。”

（八）打击犯罪力度不够

。一是对于贪污贿赂犯罪难以及时发现，导致贪污贿赂犯罪黑数——犯罪行为虽然已经发生，但未被发现——很大，这也助长了犯罪主体的侥幸心理。二是量刑轻型化令犯罪分子肆无忌惮、胆大妄为。对贪污贿赂犯罪分子的刑罚适用上，减轻、从轻处罚情节的适用比较普遍，缓刑适用过多，量刑数额的标准偏松，财产型适用偏少，难以有效遏制贪污贿赂犯罪率的上升。

三、应对之策

（一）深化体制改革，从“思想反腐”转变为“制度反腐”

。一是深化人事制度改革。严格执行《国家公务员法》，杜绝招用“关系户”，公开选拔、择优录用，让有真才实干的人员担任要职。二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认真贯彻落实《行政许可法》，施行政务公开，严禁暗箱操作。三是合理配置权力体系，避免将权力过分集中在个人或少数人手中。四是建立完整有效的监督机制，使监督权能真正发挥监督功能。

（二）强化法治在贪污贿赂犯罪上的作用

。一是严密法网、舒缓刑罚，并确保刑罚的及时性和梯度效应。贝卡利亚指出：“对于实施的犯罪，刑罚越迅速和越紧凑，就越公正和越有效”。“灾难的威胁越大，则越会竭力避免它，为了避免一个罪的惩罚，竟会犯很多的罪。”二是加强刑事司法工作。由于贪污贿赂犯罪的隐蔽性，实际定罪处刑率远远低于实际犯罪发生率，犯罪所得与惩处风险有着极大的反差，导致许多国家工作人员不惜以身试法。因此，对贪污贿赂犯罪分子，无论职位多高、能量多大，也须严惩不贷。三是严格执法。作为侦察贪污贿赂犯罪的检察机关，在办案中要杜绝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罚代刑的情况发生，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三）其他

。如对于工程建设、房产开发等经济热点领域，要重点预防、打击；对于利用职务便利与黑恶势力勾结的“保护伞”，应严加惩处；为检举揭发者提供畅通的平台，并给与足够的保护使其免遭打击报复等等。

四、小结

由于贪污贿赂犯罪产生原因的复杂性，并伴随着新情况、新问题的发生，防控贪污贿赂犯罪须采取综合措施，多管齐下，且以预防为主、打击为辅，减少贪污贿赂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作者单位：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7

[2]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引自《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3] 曹志瑜：《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与相关刑事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4] 石玉英：《我国贪污贿赂犯罪存在问题及其法律完善》，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5] 孙国宪：《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社会原因和控制对策》，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篇3：某市“村官”职务犯罪调研报告

襄阳市下辖南漳、保康、谷城三县，枣阳、宜城、老河口三市，襄州、襄城、樊城三个城区，另外还有国家级的高新技术开发区。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基本完成，过去多年长期积累的农村“普九”债务成为农村中小学和县乡政府的沉重包袱，直接影响到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正常运行。近年来，该市各级政府一直着力“普九”债务化解工作，2005年市政府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化解“普九”债务1300多万元。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关于开展清理化解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债务试点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7]70号），湖北省为第一批试点省，文件规定从2007年12月起，用2年时间，基本完成“普九”债务化解工作，同时建立起制止发生新的农村义务教育债务的稳定机制。

伴随“普九”化债工作的进行，由襄阳市人民检察院精心组织部署的查处教育系统“普九”债务化解职务犯罪专项行动也在全域展开。截至目前，已立案查处涉嫌职务犯罪的案件14件14人，案涉保康、谷城、宜城、襄城4个县（市）区。通过案件分析，此类案件有如下六个方面的特点。

1.犯罪主体集中。由于教育系统教师多，管理人员少，而人、财、物的管理权又多集中在管理层，因而管理人员是教育系统内职务犯罪的“高危”群体。在所办的案件中，学校校长5人、副校长3人、总务主任1人、出纳2人、会计3人。他们年龄最轻的36岁，最长者56岁，文化程度均为大专以上，其中硕士研究生1人，本科7人，且大都为中共党员。

2.共同犯罪居多。在查处的案件中，有4件4人涉嫌共同犯罪。犯罪嫌疑人与利益相关人相互勾结，共建攻守同盟。一是学校主要领导之间相互串通，事先商量并达成一致意见；二是学校领导同有关人员、行贿人员等学校外部人员相互勾结，共同谋划。例如襄城区院在办理欧庙镇康田小学代某、张某贪污“普九”化债款一案中，办案人员通过审查，发现该校申报的债权人只有学校校长代某和财务人员张某两人，通过分析债权人的身份，认为其中可能存在虚报债务嫌疑。因为“普九”化债有较为严格的审定程序，若要虚报就必须伪造相应的账册和凭证，故办案人员重点围绕反映债务的账册、记账凭证的真实性进行审查。财务人员张某解释学校欠其和校长的债务是因为替学校垫付工程老板杜某维修校舍的工程款，在审查杜某领取工程款的领条时，发现该领条上的笔迹系张某本人的笔迹，同时涉及该笔支出的账页有添加改动的痕迹，及时找到杜某核实了该领条系伪造，从而迫使张某交代了其伙同校长代某伪造个人债权，采取虚增债务的方式骗取国家专项资金5.18万元予以私分的犯罪事实。

3.贿赂犯罪突出。在查处的案件中，有6件6人涉嫌受贿犯罪，涉案金额达32万余元。例如，2012年3月，保康檢察机关在对该县农村中小学“普九”债务进行核查时，发现两峪乡中心学校校长晏某和该校总务主任兼主管会计宋某，有共同贪污、受贿的重大嫌疑，遂立案侦查。经侦查表明，自2009年到2012年，晏某、宋某二人相互勾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普九”化债中弄虚作假，贪污公款；在学校工程建设方面，为他人谋利益，收受现金。其中，晏某参与贪污四次，共计2万余元，个人实得1万余元，受贿八次，共计2万余元；宋某参与贪污四次，共计两万余元，个人实得1万余元，受贿四次，共计1万元。案发后晏某、宋某两人所得赃款9万余元已全部追缴并上缴国库。

4.手段较为隐蔽。检察机关办案发现，在“普九”化债中，犯罪嫌疑人往往将通过虚列工程合同或工程项目，增加应付款等隐蔽方式套取的资金上财务账，或搁置账外，脱离管控，使账面上“天衣无缝”。与此同时，“借条”成为贪污贿赂的重要隐蔽手段之一。如，保康县歇马镇中心学校校长余某在与建筑工程商龚某共同虚列套取“普九”化债专项资金的过程中，通过龚某将资金套出，而龚某没有将套取的10万元交给学校，只是在给学校会计打了一张“借条”后，用于自己从事的经营活动中。再如，2009年2月18日，时任宜城市流水镇讴乐初级中学出纳的犯罪嫌疑人朱某，将该校依其名义申报的学生宿舍楼改造“普九”化解债务款约1.5万元占为己有，用于考驾驶证、买田及其他个人消费。

5.案情错综复杂。这批职务犯罪案件，显示出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贪污犯罪与受贿犯罪并存，其中以受贿犯罪占多。二是犯罪人员相互勾结，一方面学校内部人员尤其是管理层往往存在事先密谋、串通的情况，另一方面学校内部人员与外部人员相互勾结，即同债权人密切联系，共同谋划，通过给债权人一定好处，虚设合同套取现金，债权人实际未领到钱，却仍给学校打收条，双方达成攻守同盟，增加了办案难度。三是所办案件主要发生在学校工程建设、争取国家专项资金领域，犯罪嫌疑人作案时间长，贪污受贿次数频繁，但单笔作案数额不大，少则500元，至多1万元，犯罪总金额也相对不大，没有超过10万元以上的案件。

6.社会影响恶劣。调查表明，近年来，教育系统职务犯罪不仅案发频繁，且呈现高发趋势，就整个襄阳市看，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农村发案高于城区发案。襄州、樊城、襄城三个城区，只有襄城发案一件。二是经济欠发达地区高于经济发达地区。枣阳、宜城、老河口三个县级市在襄阳市属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只有宜城发案两件。三是贫困山区农村高于一般农村和城区。保康、谷城、南漳三县俱属国家级贫困山区县，也是全国秦巴山区扶贫开发重点县份，恰恰也是“普九”职务犯罪的“高发”县。在查处的案件中，半数以上集中在保康、谷城。所有这些涉及“普九”化债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其社会危害之大、影响之恶劣显而易见。其一，因职务犯罪而“牺牲”了一批干部，这些人员或因贪污、受贿而涉法，或因违规违纪而受到党纪政纪处理，不仅直接玷污了教育、学校这块圣洁“净土”和教师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崇高社会形象，也对广大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其二，因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即诱发了上访，甚至越级上访等现象的发生，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其三，职务犯罪还严重破坏了党和政府惠农政策的实施，造成了政府公信力在农民群体中的下降，使得干群关系紧张，社会矛盾激化，为推动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