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务系统操作手册

检务系统操作手册（精选8篇）

篇1：检务系统操作手册

1.负责全局检务管理及相关组织协调工作。

2.负责受理所辖地区的报检、计费、复审、制证、发证放行、业务档案管理等工作。

3.负责本地区报检单位和报检员注册登记、资格审查、定期审核、日常管理等工作。

4.负责本地区报检员培训工作；负责全局空内单证、业务印鉴管理工作。

5.承担本局本部及下属各办事处的检务管理职能，完成局交办的其他任务。

篇2：检务系统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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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务督察工作调研报告2010-06-29 18:25:12免费文秘网免费公文网检务督察工作调研报告检务督察工作调研报告(2)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逐步加快，**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检察工作也随之不断发展，检察业务不断深化，任务也越来越重，同时，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进一步健全，依法、公正、规范、文明办案对检察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建立以规范检察内部执法办案和队伍管理为主要内容的检务督察制度显得十分必要。对此，全市检察机关和全省检察机关乃至全国检察机关都为此作了不少的努力和探索，但目前还没有相对统一的制度和督察模式。近来，本人就检务督察工作，在本市范围内作了一些调研，并谈点初浅意见，供大家参考。

一、开展检务督察工作的必要性 督察工作并非新的名词，也不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和制度，各地各部门也早就开始探索过，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但对检察机关而言，检务督察工作还是一项新的机制。从调查表明，在检察机关开展这项工作，确有必要，而且条件和时机均已成熟。一是，从外部看，尚有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做法。如公安机关，对这项工作开展得比较早已有多年，并制订了警务督察条例，各级均成立了警务监察室或督察员，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地方政府部门，也建立督查室(督察室)，加强对政府官员的督察和各项工作任务的督查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二是开展检务督察工作是上级院的要求。今年初全国检察长会议上，最高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在报告中强调要加强

对检察队伍的管理和案件质量督察工作，同时督察工作是今年全国检察机关纪检监察工作会议提出的一项重要措施。

三是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工作的深化和发展。**检察机关早在三年前，就开展了执法办案内部监督工作，并制定了《执法办案内部监督实施办法》，其监督的内容、程序、方法就类同现在检务督察工作，不过其监督的范围、内容、方式略有不同。检务督察与内部监督相比，更具有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四是检察工作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的必然要求。开展检务督察是新形势发展的需要。**社会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城市人口快速增长，流动人口多，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各类刑事案件逐年上升，检察机关任务越来越重，同时，我国加入关贸总协定后，司法工作要与国际接轨，这些都对检察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内部督察制约工作，必须同步发展，否则，在行使检察职能中

会出现偏坡。开展检察督察是检察工作现实的要求，当前，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工作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和问题，执法不规范，办案随意性大，案件久拖不决，质量不高等问题仍然存在，有的甚至滥用检察权，违法办案。尤其是2002年以前，**检察系统干警违法违纪发案率在全省是最高的地市之一，因此，就如何加强对检察权行使的内部监督，建立科学的长效机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促进公正执法，开展检务监督势在必行。五是实践证明开展检务监督是切实可行，并具有实效性。为了积极稳妥、有效地开展这项工作，我们市院两年前就在三门、温岭两县市院开展不同模式的检务督察试点工作。在三门县院开展以检纪检风，案件质量等为主要内容的督察工作，在温岭市院开展以对案件质量实行网上流程监督管理的形式进行督察。通过两个基层院两年的试点实践，证明在全市检察系统开展检务督察工作是切实可行，并具有一定的实效。试点

结果表明，该院的干警违法违纪明显下降，如三门县院以前是干警违纪高发院，现在连续三年零违纪。同时，树立了检察机关廉洁从检的良好形象，检纪、检风明显好转，执法办案进一步规范。三门县院检务督察工作还在全省检察机关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上作了经验介绍，得到了省院的充分肯定。

二、如何开展检务督察工作

检务督察是检察机关设立的一种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目的是要确保检察权的依法正确行驶，树立法律监督权威，维护检察机关的良好形象。因此，检务督察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在适用法律和纪律上人人平等，实行监督检查与改进工作，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

1、正确界定督察范围。确定一个科学合理的督察范围是做好检务督察工作的基础，因此，督察的内容应相对统一。从目前全国检察系统搞的几个试点情况看，对督察的内容的定位不尽一致。如

河南省郑州市对检务督察工作开展也比较早，最高检有关文章刊登过他们的做法。就郑州市来说，主要是对检纪、检风作为督察的主要内容，但郑州有的县、市院还另外设立案件管理中心，对案件的质量监督管理为主题的督察工作。又如福州市检察院的督察工作，主要由研究室承担，其主要内容是以案件质量评查为主要内容的督察工作。本人认为，根据**检察机关的实际情况，督察工作主要以监督各部门和检察干警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上级院决议、决定情况，对检察干警检容、检纪情况和依法、规范、文明办案情况，以及执行扣押冻结款规定情况，检察长交办的事项完成情况开展督察。同时，也可根据情况开展专项督察活动和个案督察。

篇3：强化检务督察 确保安全稳定

近段时期，我院真抓、实抓检务督察，有效确保了节日队伍管理“零违纪”，安全管理“零事故”，涉法涉诉“零上访”。

深化认识抓教育。院党组专题研究元旦、春节期间检务督察工作，党组书记、检察长亲自部署、实施、跟踪问效。在1月18日总结表彰大会上，特地安排纪检组长向全体干警传达上级院关于检务督察的相关通知，学习中纪委关于廉洁自律的相关规定，以及高检院关于检察人员违纪违法情况通报，使全体干警在成绩和荣誉面前不自满，绷紧作风纪律这根弦。

重视质效抓督察。春节前，检务督察室会同计财、法警、办公室等部门进行全面督察，排查隐患，完善措施。春节期间，分管领导采取电话抽查、现场查看和调阅监控录像的方式进行随机督察，确保值班全勤到岗、安防系统正常运转、值班记录详实明细、来信来访登记在册。节后第二天，县纪委督察时，全员到岗到位，展示了检察队伍良好风貌。同时，采取每日一督察，重点督察干警执行作息制度情况，提速干警工作节奏。

篇4：检务公开的困境与对策

根据市委政法委通知精神，县检察院在进一步对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践经验，对当前检务公开制度尤其是基层院检务公开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推进提出如下看法和措施。

一、检务公开制度的现实困境

经过多年的补充完善，检务公开制度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肯定和赞扬。但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制约，阻滞了检务公开效能的充分发挥。

（一）认知偏差阻碍了检务公开制度的深刻性

检务公开制度运行以来，各级检察机关以各种方式推进检务公开，使之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效果更深入，但不可否认，一些检察机关、检察干警在认知层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轻视检务公开的重要性，认为实行检务公开会干扰、影响办案，阻碍正常的检务活动，有损检察机关的权威；二是简化检务公开的运作形式，认为检务公开是为了解决检务运行中的梗阻现象，一味地检查下级机关的权力运行渠道是否畅通并加以调整，更有甚者认为“检务公开”是赏赐于民，是检察机关授权给被服务对象予以监督检察机关的一种手段，从而虔诚地表白检察机关需要密切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二）限度不明弱化了检务公开制度的实效性 目前，基层检察机关在检务公开制度实行中存在着公开内容庞杂，限度不明的问题。一方面，有的检察院公开内容过于保守，只选择一些一般的平常事项加以公开，如职能部门的性质和任务、权利和义务、职责范围等程序性的内容，而对群众迫切要求知道的敏感、热点、焦点问题避而不谈或者只是在文字上公开、实际操作不公开，枝节问题公开、涉权问题“暗箱操作”；另一方面，有的检察院没有掌握好检务公开的度，没能严格执行保密制度，将不应公开的内容也公开了。这些现象挫伤了民众参与司法的积极性，导致检务公开流于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检察工作的实际效果。

（三）形式单一限制了检务公开制度的全面性 在实践中存在的检务公开的形式多是停留在某个宣传日、某项法律出台的某个时节、开展重大活动的某个时机，不能做到检务公开的全天候、全领域、全员性，在时间、地点、人员上都不同程度的存有盲区，检务公开也就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让某些人了解，对于大部分社会公众来说，还没有被完全吸收。而公开的方式就是发发资料、发发宣传单，设个公开宣传栏，认为只有巡访、下访活动才是公开，在每个具体的执法办案活动中不善于去宣传和推介。

二、深化检务公开制度的对策和措施

实践已经证明，检务公开是检察机关与人民群众加强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那么，如何更好地发挥它的连接作用，使更多人了解、支持和信任检察工作，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呢？笔者认为因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深化。

（一）改正认知偏差，更新执法理念

检察机关要通过多渠道、多形式的学习教育活动，进一步引导干警树立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新理念，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切实消除怕开展检务公开增加工作负担、怕妨碍正常工作、怕有损检察权威等种种不愿公开的顾虑。使检察人员对检务公开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从“要我公开”到“我要公开”的根本性转变。县院结合当下“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多次召开主题会议，要求各个部门依法、适度地将办案过程中检察权的行使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推动检务公开工作“从职责公开向工作公开、从执法结果公开向执法过程公开、从内部公开向对外公开”的转变，让群众更加满意。

（二）健全公开机制，强化制度保障

为确保检务公开工作具有一套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章制度，要从宏观到具体、从原则到操作、从部署到考核，构建一套比较完整的深化“检务公开”的运行制度体系，提供规范化的机制保障。明确规定深化检务公开的主体、客体、内容和范围，确定检务公开的形式及其具体采取的公开措施，规定违反检务公开的法律责任及其检务公开的定期考核、奖惩等。我院各要求科室结合部门工作实际，制定相应的、具体的工作措施深化检务公开，据此公诉部门推出了《不起诉、不抗诉答疑说理制度》、控诉部门出台了《涉检信访积案公开审查制度》、等新举措，不断深化执法过程的公开，增强执法过程的透明度，四年来，达到了“无涉检访院”的目标；计财部门制定的《公用车辆管理制度》，明确规定了规范用车的各种规章制度，使得我院被评为“全省检察机关计划财务兼备工作先进集体”，收到当事人和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

（三）多措并举，拓宽公开渠道

一是建立健全检务公开的载体。在设置检务宣传栏的基础上，开设电子服务查询系统，将各部门所办案件及时在电子信息平台上上传，方便广大人民群众及当事人等，对处于检察环节案件办理情况、诉讼权利和监督渠道的查询，县检察院在重点乡镇（村）增设便民服务点，聘任有关人员为联络员，大力宣传检务公开内容，方便群众咨询举报；二是促进检察工作与社会各界“面对面”。实行“检察开放日”，让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走进检察机关，了解检察机关，促进检察机关与社会各界“面对面”的交流与沟通，拉近检民距离，增强检察工作的公开性、亲和力和透明度。如定期邀请人大代表到县院指导工作，认真听取各位代表对我院基干警规范执法、涉检上访等方面的监督建议；三是推行检察工作“阳光听证”。全面推行申诉案件听证制度，对拟不起诉以及当事人不服不起诉、不抗诉和重信重访的案件，逐步实行公开听证和审查，使人民群众参与到各个具体的执法环节中来，监督检察权运行，提高社会各界对检察机关执法活动的认同度、满意度和支持度。

（四）强化监督，落实责任追究。

篇5：人大检务公开调查报告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XX年工作计划和主任会议安排，9月中旬，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委员和、市人大代表，对市检察院检务公开工作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组听取了市检察院工作情况的汇报，现场查看了荣誉室和文化长廊、警示教育基地、主题实践活动办公室、检察服务中心、办案工作区，查阅了有关案卷资料，召开了由检察院相关负责同志、职能科室负责人和部分代表、群众参加的座谈会。现将调查情况综合如下：

近年来，市检察院按照市委“一三八五一”工作思路和目标，认真贯彻落实上级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和落实人民检察院检务公开”的部署要求，从保障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批评权和建议权出发，加强领导，健全机制，推动了检察院各项检察工作科学发展。多年来，全院实现了无违法违纪、无错案、无责任事故的“三无”目标。

高度重视，推动检务公开扎实有序开展。成立了以检察长为组长，其他党组成员为副组长，机关各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检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健全了组织机构，明确工作责任。在充分酝酿、深入论证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并下发了《市人民检察院“检务公开”实施办法》等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工作制度，为顺利推行检务公开提供全面的制度保证。

创新宣传形式，切实增强检察工作透明度。通过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反贪、反渎、监所、民行工作，组织上街宣传等形式，向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广泛宣传检察机关的职权范围和工作程序，进一步增强检察工作的透明度。主要做法：

一是拓展宣传广度。认真开展全国检察机关“举报宣传周”、全国法制宣传日活动，制作宣传展板百余块，向群众发放“检务公开”材料等1万余份，耐心解答群众咨询；五年来，共接待上访群众1000余人次，受理群众控告申诉100余件。

二是拓展宣传深度。坚持把深化检务公开作为促进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重要措施，工作中主动向有关部门通报，取得各方面的监督和支持。深入开展涉检不稳定因素大排查大化解和信访积案化解专项活动，进一步完善首办责任、下访巡访、送法下乡等制度，努力使涉检信访工作更加贴近群众，方便群众，多年来没有出现一起涉检信访案件。

三是创新宣传形式。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宣传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能、法律地位和活动部署，向社会公布全国检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12309和民生检察服务热线96699；XX年12月，检察院建起了“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基地”，并被市委、市纪委授予“十大廉政文化建设精品工程”荣誉称号。截止目前，共有四万余人次前来参观，接受警示教育。

坚持报告和通报制度，努力提升检察机关的社会影响力。检察院及时将检察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有重大社会影响案件的办理情况和阶段性工作情况，及时向党委、人大报告，向政协和新闻界通报，自觉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主要体现在：

一是及时向市委报告工作，主动争取领导和支持。近年来，检察院对检察机关的重大工作部署和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问题，共向市委汇报12次；对检察工作的阶段性成果、办理的重大案件，及时向市委汇报，使党委领导对上级检察机关的工作部署有及时清晰的了解，同时也给予检察工作有力的领导和支持。

二是主动向人大和政协报告或通报工作，自觉接受监督。先后向市人大常委会作了《关于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情况的汇报》，《关于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情况的汇报》等情况汇报。主动走访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虚心征求他们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聘请了35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分别担任人民监督员、执法监督员；对于人大交办的案件和代表反映的问题，视案情和不同诉讼阶段及时反馈办理进度，有效监督业务建设、队伍建设、廉政建设等情况。

三是加强与新闻媒体的联系，扩大检察工作社会影响。积极联系各种新闻媒体，通过撰写新闻稿件、设立新闻发言

人、建立互联网站等形式，宣传检察机关的重要活动部署、重大案件进展等情况。

协调配合，全面落实检务公开的各项内容。牢固树立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新理念，及时、主动、充分、如实地向社会公众和诉讼参与人公开与检察职权相关的活动和事项。一是在侦查工作中，依法公开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案件的范围、立案标准、办案期限，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义务以及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的规定等内容。XX年以来，共立查职务犯罪案件59件71人，全部作了有罪判决。二是在审查逮捕工作中，依法公开审查逮捕期限，犯罪嫌疑人享有的权利义务，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等内容，规范办案程序，确保案件质量。

XX年至今，共受理批捕案件828件1134人，审查后批准逮捕600件808人。三是在审查起诉工作中，依法公开不起诉案件公开审查规则，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的程序规定，普通程序简化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程序以及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程序等内容，提高诉讼参与人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促进了规范、文明执法。三年以来，共受理移送审查起诉案件1203件1618人，提起公诉1110件1414人。四是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依法向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宣传检察机关的职权、职务犯罪案件的范围和立案标准以及检察机关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成果等内容，争取人

民群众及社会各界对检察工作的支持。五是在民事行政案件抗诉工作中，依法公开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应当公开的案件办理环节、时限等内容，提升诉讼监督实效，依法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XX年以来，共受理不服法院生效裁判的各类民事、行政申诉案件33件，立案审查31件，审查后向法院提出抗诉28件。六是在刑罚执行监督工作中，依法公开高检院制定的看守所检察、监外执行检察等“四个办法”等内容，创新探索了“未成年人犯罪维权帮教档案”机制，切实维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七是在控告申诉工作中，在接访大厅创立“民生检察服务中心”，建立了“检务公开”电子屏幕，把检察工作自觉融入全市经济工作大局之中，树立为群众服务的工作理念，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赞誉，没有出现一起涉检信访案件。

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确保检察权阳光运行。一是公开检察工作纪律。结合高检、省市院从今年6月份开展的为期一年“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解决反映强烈突出问题”专项检查活动，由纪检监察部门通过检务公开宣传手册，向社会各界公开检察工作纪律和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并将“九条卡死”、“六条禁令”等办案纪律制成警示牌、桌牌放置在办公、办案场所，将“禁酒令”制成卡片随身携带，既方便了检察干警自我提醒，又方便了群众监督。二是认真

落实“一案三卡”制度。及时督促办案人员依法履行告知义务、遵守办案纪律，并在案件办结后由纪检监察部门逐一进行回访，征求社会各界、发案单位、案件当事人对办案单位和办案人员执法情况以及执行办案纪律、规定情况的意见。XX年以来，对办理终结55件62人自侦案件和部分刑事案件进行了回访，满意率达到了100％，受到了案件当事人和社会各界的好评。

一是联动公开机制尚欠完善。检务公开同政务公开、司法公开一样，都是国家机关促公正保廉洁的重要措施，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形成联动公开的机制，应进一步加强与政法等各部门的联系沟通，形成合力，使社会公众和诉讼参与人知晓的内容更全、更细。二是对外宣传的力度还不够强。特别是与相关新闻媒体、网络等联系较少，有待进一步加强，确保检务公开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

一是切实加大检务公开宣传活动力度。检察机关要定期开展检务公开宣传活动，创新形式，方便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更加方便快捷地了解各项检察工作的进展情况，全面了解检察机关的性质职权、机构设置、办案程序和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义务等事项。充分运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多种媒体，大力讴歌检察工作，反映检察业绩，弘扬先进典型，展现人民检察官的精神风貌和队伍形象，增强检察机关在社会上的公信度。

二是始终注重与检察工作搞好结合。检察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各项考核规定，督促各部门按照职责任务、工作标准扎实推进检务公开，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各部门开展检务公开工作的积极性，确保各项工作部署严格落实到位，为顺利实施“十二五”规划纲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新贡献。

篇6：检务系统操作手册

2015年以来，检务保障中心在院党组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落实院党组和上级院主管部门工作要求，紧紧围绕检察中心工作，努力抓好队伍建设，着力构建基础建设、经费保障、后勤服务“三位一体”的检务保障工作格局，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现将主要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加强基础建设，提升服务检察各项工作水平。检务保障和检察业务相辅相成，检务保障中心要为每一项检察工作提供坚实保障，促进检察业务工作顺利开展，上半年的主要工作有：

1.落实《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管理规定》要求，设置了涉案财物物证室，对房间进行改造，按标准购置相关设备，目前已投入使用。

2.为看守所审讯室安装屏蔽机柜，更好的保障了嫌疑人合法权利，促进了检察干警依法、文明办案。

3.为值班室配备红外摄像头，提高了法警值班巡查能力，提

高了机关安保水平。

4.实施低压配电柜升级改造工程，改善我院线路老化、电气设备难以承载高负荷工作问题，保障了机关用电安全。

5.加强用车管理，一是为我院11辆保险、审验到期警用及公务车办理保险及审验，二是完善车辆使用手续，所有车辆外出一律填写外出单。

6.对办公及办案区楼顶防水设施进行改造，消除漏水隐患，保证办案工作顺利开展。

二、落实财务制度，加强经费管理及保障。

加强财务管理，提供优质、高效的财务服务，是促进各项检察业务工作顺利、健康发展的需要，保障中心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财务管理制度，圆满完成报账结算、款项拨缴、财务报表等财务工作任务。上半年开展的主要工作有：

1.协助上级部门完成了对 “2015年政法转移支付资金申请及使用管理工作”、“政法财务管理工作调研”、“清理盘活财政存量资金”、“ 关于对检察经费保障、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管理工作调研”、“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2013—2015年基本业务装备配备需求情况统计工作”、“加强三公经费管理，2015年预算及201

年决算公示”、“十二五以来检务保障有关工作情况”、“行政 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政法装备管理系统”、“清理收回上年结算资金”、“XXXX县县直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调研、检查、报表填报工作。

2.配合县审计局对我院2011年以来的财务收支情况、涉案款物管理以及财务管理情况进行的全面检查审计。根据审计人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财务工作存在的不足进行了整改。

3.完成低压配电系统升级改造工程和各项设备的招标和采购，在招标和采购中，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法》的规定对纳入采购范围的项目进行采购，严守各项规章制度，并主动邀请院纪检部门进行全程监督。

4.积极落实公用经费保障标准，确保财务工作正常运转的同时，做好财务各类报表、资金审批、扣押冻结款物清查及上缴、各类费用支付等各项日常工作，三、加强后勤服务，营造机关和谐安全环境

1.检务保障中心在院领导的支持下，为各科室按需求新增配置了办公桌椅、电脑、打印机、饮水机等办公及生活设备，并为干警提供桶装饮用水。为全院XX余名在职干警提供了早餐，为公寓楼维修更换电器及卫浴设备，联系工会组织干警参加篮球、羽

毛球比赛等活动，为法警配发了全套新制服，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和改善了干警工作生活环境，使从优待检真正得到实效。

2.加强机关食堂管理工作。一方面对工作人员加强食品安全、卫生教育，提高厨师烹饪水平，并科学搭配食材、平衡膳食营养并定期更换食谱，提高了食堂服务水平。另一方面加强成本管理，开源节流，增强员工勤俭节约意识，同时开展了文明餐桌行动，在全院形成了文明用餐、节约用餐、健康用餐的良好风尚。

3.加强环境卫生工作。一是由保洁员每天对机关公共区域进行打扫，二是通过督查督促各科室做好内部卫生工作，三是定期对绿化带进行修剪和养护，确保了机关卫生干净整洁，花草树木四季常绿。

4.半年来，为了检察工作的顺利开展，中心工作人员为各科室征订报刊，提供办公文具及耗材，为各类宣传活动制作标语、横幅及宣传资料，对存在问题的灯具、门锁进行维修更换。按办公室调整情况更改电话线路，为我院新进人员调配了办公室，配发办公设备，安排了食宿。多次对管道进行疏通，确保畅通。邀请消防大队武警官兵对我院消防设施进行检查指导，并联合我院干警开展了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及应急消防演练活动。通过以上工作，保证了检察工作的正常运行。

四、坚持理念牵引，努力提升队伍素能

1.组织深入学习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及总书记一系列讲话精神，认真贯彻执行高检、省、市院检务保障工作部署，准确把握检务保障工作的发展方向和切入点，统一思想认识，积极转变思维方式，进一步提高工作的主动性与责任感，努力增强检务保障工作实效。

2.严格要求检务保障中心人员，始终坚持良好的道德风范、严谨的工作作风和严明的检察纪律。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检察机关领导干部廉洁从检若干规定》等相关内容。结合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活动，要求检务保障干警紧密联系个人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查摆检务保障工作中日常管理松散、纪律作风松弛等方面的问题，把问题找准剖透，限期整改，切实增强推进检务保障工作的责任心和自觉性。

3.不断加大对干警的培训力度，细化岗位素能培训措施，确保学习的针对性与有效性。采取集中学习与自我学习相结合、专题学习与实践锻炼相促进等方法，不断提升干警的整体能力和业务水平。进一步强化干警的调研能力，引导干警对检务保障工作中的遇到的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准确把握检务保障形势和规律，及时总结成效和经验。

4.进一步完善各项制度机制，规范了财务审批、用车审批、办公用品申领、固定资产管理、办公设施报修以及接待等工作流程，凡事严格按规定按程序办理，形成了用制度管人管事的良好格局，加大督查力度，狠抓各项管理制度落实到位，保证了各项工作高效运转。

五、后半年工作目标

检务保障中心将严格按照院党组要求，继续围绕检察工作重点，从加强队伍建设，提升服务水平入手，建章立制，从严管理，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规范化建设为目标，进一步优化服务，强化管理，促进检务保障工作向规范化、制度化迈进，科学打造检务保障新常态，为检察事业科学发展提供有力的物质保障。

篇7：民行科检务公开工作计划

为进一步深化践行和全面落实我院检务公开工作，保障申诉人的合法权益，提高案件办理的透明度，我科室特拟定民行检务公开工作计划如下：

一、针对申诉人不了解民行检察业务职责的情况，将民事行政案件申诉的法律常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申诉案件办理流程、便民维权措施和相关法律条文等内容编印成民事行政检察业务宣传手册进行发放。

二、加强民行检察业务的宣传力度，拟每季度至少到县辖区乡镇、街道、社区进行一次法律宣传活动，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解答群众提出的咨询问题，扩大民事行政检察在群众中的知晓率。

三、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人民监督员等参加座谈会或参与到具体案件，公开接受社会多方对民行检察工作的监督，吸收他们提出的有益建议。

四、对于审查案件后做出的决定，一律做到向当事人公开宣布。对申诉案件进行跟踪回访，随时了解案件办理的后续效果，真正做到案结事了。

篇8：检务系统操作手册

【作者：高一飞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中央党校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84—88页。

我国自1998年以来推行的检务公开制度，是我国实现检察民主、加强人民群众对法律监督机关自身监督、解决如何监督“监督者”这一问题的重要方式。但是，这一做法在国际规则和域外法律中的根据和性质是什么，如何确定检务公开的范围、方式和程序，公民认为检察机关不公开其应当公开的信息时公民如何获得救济，等等。这些都是检务公开应当解决的基本问题。在此，我在本文中以国际规则、美国的立法为样本进行比较和评论，希望能够为我国正在推行的检务公开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检务公开的根据与性质

检察机关向社会公众和媒体提供案件信息，其理论基础是公众的知情权和政府的信息公开义务。

（一）检务公开的根据

国际公约中，知情权归属于言论自由条款中。《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二规定：“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美洲人权公约》第13条规定：“承认公民普遍享有知情权，政府必须为该权利的行使提供机制。”《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之1规定：“人人享有表达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应当包括持有主张的自由，以及在不受公共机构干预和不分国界的情况下，接受和传播信息和思想的自由。本条不得阻止各国对广播、电视、电影等企业规定许可证制度。”

2008年2月27—29日，来自全球40个国家的信息公开团体的125位成员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发表了《关于推进知情权的亚特兰大宣言与行动计划》（亚特兰大知情权宣言），这是将国际公约关于公民知情权的内容具体化的一个重要国际规则，是关于知情权的国际标准。“信息公开应成为准则，保密应被视为例外”、“知情权适用于政府所有分支（包括执法、司法和立法部门，以及自治机构），所有层级（联邦、中央、区域和地方），以及上述国际组织的所有下属机构”。所以，检察机关是《亚特兰大宣言》所要求的信息公开的主体。

另外，国际社会《关于媒体与司法关系的马德里准则》指出，“表达自由是每一个民主社会最重要的基础。媒体有职责和权利收集情况，向公众传达信息，并在不违反无罪推定原则之前提下，对司法活动进行评价，包括对庭审前、庭审中和庭审后的案件”。考虑到侦查程序的特殊性，第4条对侦查公开可能存在的例外及其适用条件作出了规定：“本基本原则不排除在犯罪调查期间甚至构成司法程序一部分的调查期间保密法的保留使用。”

除了国际规则的规定，域外的国家或者地区也通过立法来要求检察机关进行检务公开。

在美国，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终于在1966年通过了《信息自由法》，并分别于197

4年、1976年、1986年对《信息自由法》进行了3次修订。随着电子数据的大量采用，美国国会又于1996年通过了对《信息自由法》的第四次修订。修订之后的《信息自由法》规定，凡属必须公开的政府信息，1996年11月1日以后做成的文件，在该日以后一年内，必须使之可以通过Internet等网络形式获得。所以，它又被人们称为“电子信息公开法”（Electronic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美国《信息自由法》适用于联邦政府行政部门所拥有的文件。行政部门包括内阁各部、军事部门、政府公司、政府控股公司、独立管制机构以及行政部门设立的其他公营部门。《信息自由法》不适用于联邦政府选举产生的官员个人、司法机关、私营组织、州政府或地方政府。但检察署是美国联邦司法一个部门，当然应当遵循《信息自由法》。

此外，1971年联邦司法部专门颁布了《处理媒体关系的指南》（MEDIARELATIONS）（1975年修订），认为颁布这一规则的目的是“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为了让司法部各成员和其个人在刑事、民事案件和事务中的相关信息提供中确立一致的具体指导”。

（二）检务公开的性质

以上可以看出，检务公开的基础是公民知情权产生的政府信息公开义务。那么知情权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利呢？

在国际公约的言论自由条款如《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二，其规定的言论自由的内容都不仅仅包括表达的自由，而是包括三个内容，即“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寻求、接受”消息和思想的权利，实际上就是知情权，即获得信息的权利；而“传递”消息和思想则属于表达自由。完整的言论自由的内容，应当包括知情权和表达权。

《亚特兰大知情权宣言》认为：“知情权是人类尊严、平等和公正的和平之基础。”“知情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所以，知情权虽然最初产生于言论自由权，但在国际公约和各国的立法实践中，已经成为了一种独立的权利，因为其有独立的意义，这种意义在《亚特兰大知情权宣言》中表述为：“是公民参与、良好治理、行政效率、问责制和打击腐败、新闻媒体和新闻调查、人类发展、社会包容及实现其他社会经济和公民政治权利的基础。”

“知情权”即“知的权利”（right to know）。知情权与信息公开相对应，是美国人民的贡献。在20世纪40年代起由新闻界推动的信息公开立法运动中，一位叫做肯特·库柏的新闻工作者在1945年的一次演讲中首次使用“知情权”一词。库柏在演讲中提到政府在二战中实施新闻控制而造成民众了解的信息失真和政府间的无端猜疑，主张用“知情权”这一新型民权取代宪法中的“新闻自由”规定。知情权一词于是逐渐从新闻界流传到法律界[1]。美国学者把知情权和政府信息公开的作用分为六个方面：第一，要有意义地参与民主进程就要求参与者知情；第二，帮助政府保持诚实，不愧对选民的参与；第三，开放也有助于政府把政务处理得更好；第四，政府信息也是公有的，除非公开信息将造成特定的损害，否则信息必须公开；第五，获取政府信息可以帮助美国人在许多方面改善生活；第六，更多信息意味着更有效地分配资源[1]。

从国际规则和域外立法可以看出，检务公开的本质是政府信息公开，是公民言论自由权产生的政府义务。知情权最初虽然产生于言论自由权，但20世纪4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一种独立于言论自由的权利。所以，也可以说，检务公开这一政府信息公开义务是产生于公民言论自由权和知情权。在立法体系上，检务公开由各国《信息公开法》（或《信息自由法》）进行统一规范。但由于检察机关这一执法机关的特殊性，可以在不违背信息公开法的前提下颁布检察机关信息公开的专门法规。

二、检务公开的范围与程序

（一）检务公开的范围

《亚特兰大宣言》规定“信息公开应成为准则，保密应被视为例外”。由于其牵涉的问题的抽象性和广泛性，《亚特兰大宣言》对信息公开的范围只是简单的提出了“公共利益标准”，即“当且仅当信息公开的潜在公共危害大于公共利益时才能适用豁免”。

《媒体与司法独立关系的马德里准则》规定：基本准则“表达自由（包括媒体自由）是每一个宣称是民主社会的必不可少的基础”。“评论司法的权利不能受到任何特别的限制”。在“基本准则的范围”部分规定：“基本准则并不排斥在司法调查程序阶段对法律秘密的保守。这种情况下，秘密保守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实现对被怀疑和被控告的个人的无罪推定的实现。不能限制任何人了解官方调查结论和调查情况的信息。”

在《马德里准则》“限制”部分规定了三个方面的限制：一是法律有权因为对未成年人或者其他特殊群体进行保护的需要而对基本规则规定的权利加以限制。二是法律可以因为民主社会其他利益的需要而对犯罪过程有关的基本规则规定的权利加以限制：为了防止对被告人的严重偏见；为了防止形成对证人的压力、对陪审员和被害人造成损害。三是如果因为国家安全的理由而对基本规则加以限制，这种限制不能对当事人的权利(包括辩护权)，形成危险。辩方和媒体有权利在最大程度上进行限制的理由（如果必要，对此理由有保密的义务），并有权对这些限制提出抗辩。

《马德里准则》这三个方面的限制可以概括为特殊群体保护限制、犯罪过程公开的限制、国家安全理由的限制。但规则在这个条款中同时提醒“不能以专断和歧视的方法对规则权利加以限制。即使对规则规定的权利加以限制，也只能以尽可能最低的程度和最短的时间，可以用较低限度的方法达到目的时，不能使用较高限度的方法”。即上述理由也不是一定形成对信息公开的限制，这种限制应当是必要和克制的。

在美国《信息自由法》的主要目标在于让公众“知道他们的政府在忙些什么”[2]。然而，信息公开应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反映了国会对公众得知权和政府必要信息保密需要之间的平衡。联邦最高法院在John Doe.Agency v.John Doe Corp一案中指出，法律条款中为了确保政府职能不受干扰而设立的不予公开规定主要体现在“保密文件”、“政府内部人事规则与制度”、“政府内部联系”和“执法文件”这几项免除公开中。

在美国，如果申请人申请的材料属于信息自由法规定的下列九类例外，该信息可以不公开。其中第7类为“执法文件”的例外。这一例外允许执法机关保留执法材料，以保护执法过程不受干预。它由6项组成：（1）有可能影响执法程序的材料；（2）有可能影响某人公平受审判权的资料；（3）有可能影响个人隐私的执法材料；（4）有可能泄漏执法机关消息来源的材料；（5）有可能泄漏执法技术或程序，或导致规避法律的材料；

（6）有可能影响任何个人安全或生命的材料。

在司法相关的信息公开上，美国有一个经典的案例，即1993年的联邦司法部诉兰达诺（United States Deep’t ofJusticev.Landing）。本案牵涉到，政府需要怎样证明一个信息提供者确实是7(4)条款所说的“保密”信息来源。7(4)条款并没有给政府这样一个认定，即在FBI罪案调查过程中所有信息提供来源都是保密的。法院认为只有两种情况下可以保密，一是如果信息提供者（个人或机构）在提供信息的当时，已获知FBI除了执法必要外，不会泄露此次交流，那么这个信息提供者应该被认为是“保密的”。二是一些严格定义的情形可以作为推断为保密的基础。例如，有理由推断那些取得报酬的线人通常期望他们与FBI的合作是保密的。而兰达诺案不属于这两种情形。兰达诺和他的律师终于拿到了该起抢劫谋杀案的900多页FBI文档，并在沉冤2年后在重审中无罪释放。

在美国，司法部《与媒体关系指南》规定，向媒体公开的内容应当考虑“三种利益应当平衡：公众知情权；为公正审判个人权利；政府对司法进行有效管理的责任”。应当特别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保密的需要，应当在每一个案件中仔细平衡被害人和诉讼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证人的生命和安全的权利。为此，法院和国会已经对以下情况作保密限制：实施与调查；大陪审团与税收事务；某些调查技术；贪污保护的其他事务”。二是“言论自由与公开审判的需要。仔细衡量的一方面是言论自由、公开审判等所要求的、民主社会应当公开的执法官员、检察官、法庭在法律实施过程中的信息的个人权利；另一方面是被告人的个人人权。而且，应当重视公共安全、对政治避难者的理解、公众需要对公共法律的执行、公共政策的发展和变化产生影响的信息有知情权。这些原理必须在进行评估，对在该陈述中不能预测和包括的具体情况应当进行公平的自由裁量”。

上述国际规则和域外立法表明，检务公开范围的确定应当考虑以下因素：一是保护个人隐私与名誉；二是保障诉讼活动顺利进行；三是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四是防止舆论审判。

（二）检务公开的方式

在美国，《信息自由法》规定公众可以通过三种方式了解政府文件：（1）联邦公报；

（2）机关通过联邦公报以外的方法供公众查阅复制的其他应该公开的信息；（3）向机关申请公开上述两类文件以外的其他应该公开的文件。以上三种方式均受司法审查的约束。

但是，从检务公开的角度，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机构开放。自由社会的公民，包括媒体人员，究竟应该享有多大的法律权利进入像检察机关、监狱或学校这种政府管理的公共机构？在美国历史上，曾经有法律规定公民根本就不能进入政府的设施，因为那是属于政府的财产。但是，这种观念现在已经被美国法律否定，机构开放被认为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一部分。

从上可以看出，美国检务公开的方式可以是四种：政府公报公开、其他可查阅方式公开、申请公开、机构开放。

（三）检务公开的救济

国际准则早就考虑到了信息公开是范围会由于立法和解释立法等原因导致掌握信息的人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所以，设想了通过程序救济实现信息的公开。《亚特兰大知情权宣言》要求国家“对法律的实施进行定期监测和报告”，“由立法和主要审查机构对执法和守法进行审查”。《马德里准则》规定“任何对基本准则的限制必须由法律事先作出规定。如果有授权自由裁量，这种权力只能授予法官。只要法官实施对规则规定的权利的限制，媒体就有权利要求听证和进行上诉”。

在美国，《信息自由法》规定公众可以通过三种方式了解政府文件，三种方式均受司法审查的约束。联邦最高法院在Kissinger v.Reporters Committee for Freedom of the Press一案中判定，只要证明机关存在“不正当”（improperly）的“不公开”（with held）“机关文件”（agency records）的行为，联邦司法权就可以启动，司法审查适用于机关违反上述全部三种义务的情况。除此之外，对于机关拒绝减免费用之申请及加速处理之

申请的决定，申请人也可以依据《信息自由法》寻求司法救济[3]。信息公开案件由联邦法院受理，实行三审终审制。三个审级分别指联邦地区法院、联邦上诉法院和联邦最高法院，美国法院审理这类案件时适用“秘密审理原则”。

对信息公开进行救济的司法审判，都要求“秘密审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争议的信息是否应当公开即是否应当保密还未确定，所以裁判的结果也有可能确定该信息为不应当公开的，一旦公开审判，则让该争议信息在审理中公开，使审理和裁判本身变得没有意义，而且有可能让不该公开的信息公开了，损害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

三、检务公开的中国实践

（一）检务公开的宪法依据

在中国，检务公开来源于宪法中的两个方面的条款。一是宪法第二、三条的“人民权利条款”即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第三条：“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即人民“管理国家事务”包括了检察机关的事务，检察机关也应当“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要实现人民的这些民主权利，其前提是公民必须知道检察机关“在干些什么”。

二是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际规则中的“言论自由”，包括了“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只有获取信息了，公民才知道自己的言论要表达什么，才能实现实质上的言论自由，所以公民有权要求政府公开信息，是言论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检务公开的司法实践

我国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也是刑事执法机关，要保证检察机关自觉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保证检察机关公正司法，其检务信息应当向社会公开。我国检察机关看到了这个问题，独创性地通过自身“检务公开”制度，将检务信息向社会公开，体现了我国检察机关重视检察民主、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从1998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关于在全国检察机关实行“检务公开”的决定》，到2006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民检察院“检务公开”的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颁布了7个涉及检务公开的文件。检务公开在全国各地全面有序实施。

经过10年检务公开的实践，我国最高检察机关结合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和职权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机关信息公开制度。我国检务公开制度，作为检察机关一项内部改革制度，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是，另一方面应当看到，作为国家信息公开制度的重要部分，检务公开制度还是不健全、不完善的。为此，我们应当遵守和参照国际规则，借鉴域外经验，对检务公开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

（三）检务公开的立法化

目前我国还没有信息公开法，2007年1月17日国务院通过，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我国第一个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法规。但是，这一法规的所指的信息公开的主体是“行政机关”（第二条），所以我国检察机关信息公开缺乏法律依据。

在我国，一方面，检察机关不是审判机关，所以，无法适用有关“审判公开”的立法和司法解释，实际上，国际公约和人权规则所说的审判公开规则也不适用于检察机关。

检察机关具有“司法性质”主要是指其具有客观义务和维护司法公正的方面，但是并不能将检察机关归属于司法机关，恰恰相反，1990年《联合国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

第10条要求“检察官的职责应与司法职能严格分开”。另一方面，检察机关也不是行政机关。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也没有将其归入司法机关，在政治体制上，检察机关是与法院并列的“一府两院”之一的法律监督机关。

正因为如此，由国务院颁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适用范围不包括检察机关。所以，我国的检务公开虽然有宪法依据，但没有其他的正式立法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最高人民检察院自身主动实施检务公开，是一项伟大的创举。但是，其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即由于没有法定义务，现行的检务公开制度是检察机关的权力，而不是义务和责任，也不是公民权利。而在国际文件和域外立法中，检务公开作为广义“政府”信息公开的一部分，却从来就是以公民权利和检察机关的义务与责任的形式出现的。在我国，公民无法要求检察机关公开信息，检务公开只是检察机关的自觉行为。

所以，要使检务公开正当化、合理化，唯一的办法是颁布国家《信息公开法》，这一法律应当适用于任何国家或者地方政府资助的公共机构，检察机关是归属于行政还是司法分支，或者是独立第四权——法律监督权，也就变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有权利了解检察院这一国家机关是怎么运作的，人民有权利了解他们在干什么。在将来的《信息公开法》中，应当将检察机关纳入信息公开的主体，并规定对检察机关不公开信息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在这一前提下，检察机关可以出台解释和适用《信息公开法》的文件。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检务公开的立法与实践问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