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有感

一国两制有感（精选3篇）

篇1：一国两制有感

从其提出背景，反思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所谓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就其实质含义，长期是与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倡导相联系的，最早更可以追溯到五六十年代的几次试探性努力。如1955年周恩来首次提出愿意和平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主张国共进行继北伐、抗日战争之后的第三次合作；但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以汉贼不两立作答，还有过光复大陆的幻想。双方的主要矛盾在于正统之争，谁都自称是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权。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陆方面又一度加紧了舆论攻势，有关设想渐趋丰满。如1979年元旦，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名义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的和平统一政策。同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时表示，放弃解放台湾的提法，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发表讲话，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9条方针政策；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出国家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等。凡此已经奠定了一国两制的基本内涵。正道是：有心栽花花不活。子承父位的蒋经国继续以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拒之。1982年9月，邓小平转而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正式使用了一国两制的措辞，藉以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同年12月通过的新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从而为循此解决港、澳、台问题埋下伏笔。1983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着重阐述了台湾统一到祖国以后，可以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1984年6月、7月、12月，邓小平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我们非常关注香港的过渡时期》、《中国是信守诺言的》三篇重要谈话中，继续全面阐述了一国两制的思想。进入九十年代后期，香港、澳门顺利回归，而台湾问题却愈发呈现出紧张态势，更有几度**，时人多虚惊以为险乎大打出手。两岸的分歧，尚难弥合。有鉴于此，对于既定的方针，恐怕不能简单照办下去，而有深入反思之必要。譬如，从其上述提出背景，不难看到，所谓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当初莫如说是邓小平为他的留苏老同学蒋经国量身订作的。这种内战胜利者的宽容（也有几分鞭长莫及的无奈）和政治风度，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只须俯首称臣，可保荣华富贵、加官进爵，乃至裂土封侯，承认你事实上的山大王、南霸天的地位。但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我呢，就是当然的天子，中央的合法性无须证明、不容挑战。大家心照不宣、相安无事、共享富贵。如果往近处看，则还有五十年代西藏的和平解放作为前车之鉴。凡此种种，纯属是两个军事政治集团之间的交易。这样的恩泽只和盘踞一方的实力派有关，于当地人民只不过是换了（或多了）名义上更高一层的主子罢了。换句话说，走的好比是上层路线。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原本深具匠心，恰在于特别符合一个地方性专制政权处于衰退期的实际。蒋经国晚年的台湾，经过一个时期的经济快速发展，实力有所增强，人民也确实分享了一些起飞的实惠，但是，原有的政治架构愈发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进入了多事之秋。早期迁台势力日益凋零老去，而体制内外的新生代和本土势力开始躁动不安。彼时人心思变，不少青年还向往大陆，如侯德健、林毅夫等人的投奔即为生动一例，更不用说频频发生的驾机起义事件了；另一些党外势力则在加快整合，力图有所作为。岛内山雨欲来，国民党统治集团正处于新的困难时期，如我所另文专论的合法性危机。但是，直到那时，岛内尚无强大的、有组织的在野势力堪为首要争取的对象。所以，邓小平的考虑曾经不无道理。假如蒋经国仍想长期维持旧有体制甚至传位于子，遭遇岛内日渐强大的反对势力，没有十足胜算，其地位已动摇，合法性来源濒于枯竭；这时在名义上归顺中央表示效忠，以换取对于岛内的统治合法性和必要时的镇压支持，又可挟台湾自重以向中央争权夺利，固然是上下其手左右逢源。蒋有可能动心。坦率地讲，如果台湾继续维持一个专制政体，那么或战或和，都比较易于打交道。但蒋经国临终前，还是毅然启动了民主化的进程，这一惊人之举影响至为深刻，使得两岸关系的格局为之焕然一新。推进政治民主化，在理念上往往声称是要落实主权在民，但其现实的迫切性，恐怕还在于获取新的合法性来源，实现权力的程序化交接和真正意义上的长治久安。历经开放党禁、国会全面改选、总统也从国民大会间接选举改由岛内全民直选这样的三部曲，台湾民主的基本轮廓已经形成。岛内最高权力，由此奠定了合法性基础，无需援引1949年前的历史和法统，在一些人看来，更不必寄托于北京的认可。与此同时，大陆的经济改革却进入阵痛期，而政治改革徘徊不前，特别是自八九以后，攻守之势异也。最近的2000年这次台湾大选终于导致政党更替，在野党候选人一跃当选，更令大陆感到意外和陌生。不仅游戏规则变了，甚至连对手也变了，果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问题还不至于此。作为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副产品，近一二十年来岛内本土意识的复苏与高涨，也给一国两制带来新的挑战。但是，民主政治，本质上正是一种local政治。台湾政治家少有问鼎中原的雄心壮志，似乎有些令人失望，却应是岛内人民之福。至于台湾民众的中国心日趋淡薄，一些人即便明确反对台独，更多出于战争恐惧，而非有归附之心和向往之意，于是偏安思想和孤立情绪日益盛行，这些虽可理解，从大陆的立场却不能掉以轻心。在调整文攻武吓的对台政策的同时，如果我们不能努力寻求现实的共同利益的交集，统一势必是脆弱的。而如果抱乐观态度，两岸关系将实现根本性缓解的话，可以预言，大陆以其资源和市场之利，很能吸引台湾厂商，但是岛内劳工却有可能因此在短期内利益受损，产生失落感和危机意识，采取反对立场，成为继续改善两岸关系的阻力。君不见，世界贸易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等的进程，都引发了相关国家内部严重的政治斗争，特别是劳工运动。所以，在两岸关系的博弈中新加入一方，即台湾民众，而台湾民众并不是铁板一块，如果再考虑到大陆今后政治多元化的可能，那么，游戏更加变成了多边的了，其复杂性的程度以几何级数上升。最后，所谓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按照官方的说法，是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在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允许香港、澳门和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然而，就连邓小平自己也承认，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一直还没有搞清楚。另一方面，对于资本主义，恐怕也缺乏足够的认识。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主义的内涵不断被置换，这是人所共知、心照不宣的，这样一个关键词的今非昔比，也对一国两制造成新的影响。所以，时过境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想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发生了多方面的重要变化。当局者也需要与时俱进，寻求新的解决之道。从其现有模式，再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在台湾问题上碰壁，似乎却于香港问题、澳门问题游刃有余，但是这一作用不宜高估。以香港为例，英国政府既没有理由和能力，更出于二战后全球战略收缩的考虑，也无意阻止其回归中国。迟至1997年移交，还等于默认了九龙、新界九十九年为期的租借条约。一国两制仅是在回归之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安抚人心，避免了资金、人才的大量外流，基本上实现平稳过渡。何况，香港、澳门作为殖民地城市，素来有自由、法治，而无民主可言。以香港为例，彭定康临行前匆匆抛出一个政改方案，有意培植民主，却为时已晚，不仅有惺惺作态之嫌，更遭到中国当局的强力抵制，所以，归于流产。而台湾问题的历史由来大不相同，其现实政治格局之复杂和多元，如本文前述，更非香港、澳门可比。所以，一国两制，至少是其现有模式，能否适用于台湾，尚值得研究。1984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和1990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确认了香港回归后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维持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有关的外交和国防事务由中央负责；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特别行政区的财政独立，关税自主，享有货币发行权；享有一定的外事权，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参加国际经济文化交往，并签订有关的双边或多边协定；等等。凡此种种，借用王朔式的语言来说，看上去的确很美。迄今为止，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争论，大家多也承认，香港回归后所享有的实际地位，至少要远高于内地省份吧。但是，对比有关法律条文，恐怕不能完全作如是观。因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贯彻着行政主导的原则精神，行政长官的地位尤其显要，所以，基本法所确认的高度自治落到实处，在相当程度上，更要靠行政长官以及政府主要官员的产生程序来保证。可是在此意义上，如果从纸面上看，香港的自治程度，可能还不如内地省份哩。例如，基本法第十五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八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行政机关的主要官员，须经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其中，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长官提名并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下列主要官员：各司司长、副司长，各局局长，廉政专员，审计署署长，警务处处长，入境事务处处长，海关关长；也可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免除上述官员职务。很多人对此视为当然。但是，根据现行宪法第一百零一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分别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政府的省长和副省长、市长和副市长、县长和副县长、区长和副区长、乡长和副乡长、镇长和副镇长。也就是说，内地各级行政首长（如省长）的产生并没有一个报经上级政府（如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程序，一经当选，自动生效。各级政府的主要官员更无须经过上级政府任命的法律程序。（当然，事实上，真正的一把手省市委书记且不必说，就是经过人大程序当选的的省市长，按照所谓的干部管理权限和组织纪律，中央仍可随意调动，但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近些年来层出不穷的事例可见，中央频频直接行文任免省委书记，但对于省长，如需在任期中途换马，往往只能采取其本人向人大或其常委会提出辞职的形式。在现行体制下，当事人即使不情愿，也只能就范；就算将来有人胆敢拒不辞职，亦非国务院所能撤免，恐有赖于执政党控制当地人大多数通过罢免案。还是回到香港问题上。在中央任命之前，首届行政长官由四百名选举人选出，其中被认为中央所能控制的香港地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近二百人。在第二届特首选举中，选举团将扩大到八百名，其中工商、金融界２００人 ；专业界２００人 ；劳工、社会服务、宗教等界２００人 ；立法会议员、区域性组织代表、香港地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代表２００人。相比之下，中央的控制力有所削弱。何况基本法的附件一规定，不少于一百名的选举委员可联合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这个门槛虽然高了一些，却不排除未来黑马出现的可能。基本法第四十五条并承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应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因此，从长期来看，香港的政治生态势必会发生一些变化，超出中央所能左右的限度，如果中央试图左右的话。那么中央的任命程序，究竟仅为象征性的，还是带有实质性？中央对行政长官的人选有无否决权？如果中央对于当地产生的人选并不中意，乃至拒绝任命，又当如何？以上问题可能引爆一场政治危机。在行政长官产生程序上留下的这个尾巴，本意大约是为了牵牛鼻子，却只怕有朝一日成了导火线。也许，中央将谨慎行事，形成一种习惯法，来者不拒地只管任命，可是，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呢？既不符合各国惯例，连内地省市都无此程序，并无损于国家统一，何况是对于一个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呢。当然，基本法旨在维持现状，而香港之所谓不变，更在于维持殖民地时期的基本利益格局不变。如前所述行政长官的选举，以及立法会的选举，沿用所谓的功能团体组别，实际重在保护垄断财团的既得利益。香港回归后已经产生的第二届立法会，总名额60人，其中：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３０人；选举委员会选举的议员６人（较第一届减少4席）；分区直接选举的议员２４人（较第一届增加4席）。前两者都是小范围内选举，后者才是直接普选。到了第三届立法会，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和分区直接选举的议员将各占３０人。基本法的附件二规定：政府提出的法案在立法会，如获得出席会议的全体议员的过半数票，即为通过；立法会议员个人提出的议案、法案和对政府法案的修正案均须分别经功能团体选举产生的议员和分区直接选举、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议员两部分出席会议议员各过半数通过。上述规定主要限制了民选议员的作用。至于二○○七年以后，各任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表决程序，如需修改，须经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并分别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备案。这样一个环节如此复杂的程序，也是很难发动和完成的。所以，至少在现阶段，有人戏言，香港形成了共产党和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天下奇观。另一件有趣的事情，中共在香港并不公开其组织和活动，更不参加竞选，好像也没有向港府注册登记一说，那么，岂非又成为了地下党？立此存照，可供后人共赏之。宪法作为最高法，理应涵盖一切子法，包括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基本法虽然在政治体制的规定上有上述先天不足，但于公民权利的保护上，至少是值得现行宪法学习的。又如宪法序言中经常引起争议的那几个坚持，以及其他一些内容，既然并不适用于香港，那么，或者是基本法违宪，或者就需要修改宪法以利基本法立足。为了维护宪法尊严和法制统一，又鉴于中国国情，有关的条款如果不能废除，也应当剥离出来，另立特别法，实在不行，还可以仿照国民党的动员戡乱临时条款嘛；或者为大陆地区另立基本法，与香港、澳门基本法平行，使之可以兼容于宪法，那也就向联邦制迈进了一步。现有的香港模式为人所诟病之处，还在于，香港尽享大陆市场和资源之利，也从中央获取了国防、外交等公共服务，却不对国家财政有分文贡献，更无需向大陆开放市场特别是劳动力市场，这种好事，慷国家人民之慨，未免有些过分。香港回归了中国，只怕内地人民却有了身处异邦的感觉。大陆媒体和有关部门继续称香港为境外，我们习焉不察，友邦人士倒要莫名惊诧了。而今偷渡赴港仍不绝如缕，可是放眼欧盟各国，相互间出入如履平地，我们连个深圳也用铁网团团围住，莫说香港了。香港与很多国家和地区互免签证，偏偏对内地公民不开方便之门，岂不近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我们要对东方明珠一亲芳泽，殊非易事，一般旅行如此，前往投资、就业、求学更是困难重重。并且，这样的一道防火墙也是双向的，管制一切对流。所谓井水不犯河水的说法，同样妨碍大陆充分吸取香港、乃至台湾的先进的经济政治经验，助长抱残守缺的倾向，不利于改革进程。所以香港回归之说，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宜有知耻之勇，遑论统一台湾了。我们不能不发出疑问，回归的意义何在？统一的实质何在？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现有模式下，大陆之于香港，两制依旧，而一国未见其实。如果一国两制的双方国民待遇相差悬殊，则是人为制造一个特权阶层，更严重的是，以法律的形式将这种分野永久化、固定化，违背了最起码的宪法原则。这样做，从长期来看，所能解决的问题还没有所将带来的问题多。而香港之所得，与其曰权，莫如曰利。但是，让利总有限度，有成本约束，作为一对一的关系，乃是权宜之计，难以一再适用。出路在于探索规范化分权，形成可重复的多边游戏规则，上升到普适性的宪法意义。

篇2：珠海横琴:“一国两制”示范区

珠海横琴新区自2009年建区以来,学习借鉴世界先进地区和港澳先进经验,在行政管理、经济社会发展等多个领域进行体制机制上的创新,初步营造了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在融合港澳、快速城市化、率先国际化的过程中取得了较快发展,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探索粤港澳合作新模式的示范区中,横琴改革创新的做法值得全省新区学习借鉴。

创新机制促发展

一、创新体制机制,营造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横琴被称为“特区中的特区”,体制机制创新是其重要使命。作为广东转型升级的重要平台之一,新区着力在经济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探索,通过营造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实现创新发展。自成立以来,横琴先后开展4大领域13个方面的体制机制创新实践,多项举措引领全国,为全省新区深化改革提供了鲜活经验。

一是建立了科学化、民主化的决策机制。横琴充分借鉴港澳决策、执行、监督机制,建立起决策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三位一体”的运作机制,为横琴新区科学开发、从容建设提供了决策支撑和保障。

二是推出了一系列营商环境改革举措。启动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实行干部财产申报制度、成立全国第一个廉政办公室、成为全国首批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率先进行资本项目可兑换试点,再加上在行政审批制度、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改革动作,横琴初步构建了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成功吸引众多国内外资本参与开发建设。

二、优化产业结构,构建高端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

横琴新区启动开发建设以来,定位为“一国两制”框架下探索粤港澳合作新模式的示范区、深化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的先行区、珠江口西岸地区产业升级的新平台。

一是加强政府引导,发展以高端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通过制订产业发展指导目录,明确提出横琴发展休闲旅游、商贸物流和商务服务、金融服务、文化创意、医药卫生、科教研发、高新技术等七大产业,重点培育商务服务、休闲旅游、科技研发、高新技术等四大主导产业。截至2013年底,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倍,GDP增长6.8倍,总投资超过1750亿元的41个重点高端产业项目进展顺利。

二是加快转变产业发展方式,以重大项目引领,优化产业结构。可与香港海洋公园媲美的珠海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项目成为国内行业新标杆,为珠海这一休闲旅游度假胜地再添一重量级砝码。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将在横琴新区设立南方总部,开展金融、大宗货物进出口贸易、工程承包等业务,建设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基地。横琴总部大厦、华融大厦等一批现代服务业项目正加紧施工,十字门商务区会展中心、神华南方总部大厦、横琴国际金融中心大厦等推进顺利。新区已经初步构建起符合横琴产业发展定位、以高端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初步实现了新区低碳绿色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目标。

三、加大粤澳交流力度,创新合作模式。

通过澳门大学新校区、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等项目的实践,横琴在粤港澳紧密合作上摸索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

一是粤澳双方建立高效的直接对话机制。除了粤澳之间建立高层对话机制外,目前横琴与澳门之间成立了澳门大学、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等点对点的协调小组,双方可以直接交流、对话。在澳门大学建设过程中,横琴新区与澳门特区政府运输工务司建立了项目的直接对话机制,及时解决了多项制约工程建设工期的重大问题,实现了三年时间建成澳门大学新校区并于2013年9月顺利招生。

二是创新产业园合作模式。横琴在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项目建设中创造性地采取“横琴出地,澳门出资”模式,成功破解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合作模式难题。为了推进这一项目,澳门特区政府还成立“澳门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性质为公营企业),为双方经济下一步的紧密合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转型升级绘蓝图

2012年12月,在横琴新区成立三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再次考察横琴,对横琴新区的工作予以充分的肯定。表示“横琴蓝图已经绘就,工作扎实起步,前景可期。”从横琴的实践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经验可供借鉴:

一、政府职能转型释放了创新发展的活力。

横琴在开发初期便实行“大部制”构建“小政府”,公务员编制不足百人。但“小政府”的设置并未影响政府对企业、市民的服务,反而通过多项省、市两级行政审批权限的下放、商事登记改革、民生一号通等举措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营造了一个趋同于港澳的国际化营商环境,有利激发各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力,从而吸引了众多的优质项目。2012年5月28日,横琴新区开始实行商事登记改革,颁布全国第一个商事登记管理办法,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一年半来成效显著,各类申请表格从原来的140多种减少到70多种,营业执照从18种减少到4种,一个工作日即可发照,群众满意度明显提升。从改革以来至2013年11月30日,共登记企业2672家,注册资金1177.4亿元,市场经济活力得到有效激发。同时审批事项从原来的648项减少到271项,有效推动了政府职能的转变。

二、扁平化高效管理体制保障了经济发展质量。

建立扁平化高效管理体制,实行两层机构、一站式服务的管理模式,是横琴试验区管理体制的最大特色,也是实现行政管理协调、运行高效的基础。横琴新区建立了两层机构、一站式服务的管理模式,包括管委会和开发经营公司两个层次的管理架构,其中管委会为行政管理机构,承担行政管理职能。开发经营公司为珠海大横琴投资有限公司,是珠海市委、市政府专门为了建设和开发横琴而成立的国有独资企业。横琴试验区管委会实行大部委制,内设11个具有较强综合性的职能机构。在产业引进方面,尽管在开发初期产业项目一片空白,但横琴并没有走产业项目一哄而上、跑马圈地的招商模式,而是通过“三不”遴选机制引进市场潜力大、带动能力强、综合回报好的产业项目,横琴新区选择商务服务、金融服务、休闲旅游、文化创意、中医保健、科技研发和高新技术七大产业,禁止传统的制造业和加工业项目上岛进区,并严格落实环境影响评价、水土保持的方案审查。产业发展的高新技术导向使横琴的经济发展向依靠人才、制度和技术创新驱动转变,从根本上提升了横琴新区的总体开发水平,促进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三、“以人为本”的发展导向提升了城市发展质量。

国内不少城市新区的开发走的是传统的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发展道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城市的生态环境也遭受了严重的污染,因城市人口迅速增长造成的交通拥堵、公共服务提供滞后等“城市病”让生活在其中的市民缺乏幸福感。而横琴在开发初期便遵循打造“山脉田园,水脉都市”的理念,作为广东省首批低碳城市试点,制定了单位GDP能耗和碳排量全国“双最低”的生态管理目标。横琴新区将超过七成的土地划为禁建区或限建区,区内除自然植被外,还十分重视加强绿化建设,移植了大量树木,大面积种植红树林并将建成湿地生态公园。正在建设的燃气多联供项目,将为新区提供集电、热(冷)、气、水等多种绿色清洁能源保障。用了三年的时间一次性规划建设长达33.4公里国内最长的“共同管沟”,将永久性供水、供电、通信、供气等设施集纳入沟,既避免重复建设,又提升城市形象。作为全国首批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将人力资源作为第一资源,对港澳居民实行个税差额补贴、对特殊人才奖励力度空前,覆盖范围广泛,同时全力推进人才公寓建设,提高人才子女教育医疗保障,延长通关时间便利人才出入境,“以人为本”的城市建设理念使得横琴新区城市发展质量显著提升。

四、创新开发建设投融资模式加快了新区建设步伐。

篇3：“一国两制”的意义

“一国两制”是八十年代邓小平为了港、澳回归及两岸统一后，维护台、港、澳居民的权益而提出的政策。两岸四地，由于历史的原因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相当的差异，而“一国两制”的设计，就是让大家在一个国家的框架下，四个地区各行各的制度，彼此尊重，互不干涉。也就是说台、港、澳三地的居民各自处理自己内部的行政事务，各自拥有自己的司法终审权，并可各自发展对外的经济，文化关系，但在国际上代表整个中国的只能是大陆的中央政府。

港、澳的回归，已经证明大陆对“一国两制”的承诺不单只是一个高调的口号，而是确实遵守承诺、执行到位。目前港、澳居民不但拥有自己独立的司法制度，来保障他们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甚至还拥有了英、葡两国从来没有给他们的司法终审权。

此外，他们还享有前所未有的行政权，英国人，葡萄牙人曾经给了港、澳人民自由，却没给过他们民主，港督，澳督都是由伦敦及里斯本分别指派英国人及葡萄牙人担任，不容港、澳居民有任何置喙的余地。但回归后，港、澳的特首才改由港、澳居民从本地人间接选举产生，虽然还不是直接选举，但民主是循序渐进的，总有一个磨合的过程，相信假以时日，总有一天港、澳人民将会直接推选他们的特首。

可惜，“一国两制”在港、澳的成功并未在台湾赢得任何掌声，反而被污名化了。不但台独政客们以“被并吞”、“被矮化”等字眼丑化“一国两制”，甚至泛蓝的政治人物们也视“一国两制”为禁忌，避之唯恐不及。“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吹草偃”，既然台面上的政治人物都反对“一国两制”，一般民众自然会被误导，跟着反对。

其实，当民众了解到什么叫“一国两制”时，都会欣然地接受。以下是几个笔者亲身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台湾有一名成功的李姓企业家，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深蓝支持者，晚上在KTV听到“中华民国颂”、“梅花”之类的爱国歌曲时，一个大男人会激动得掉眼泪。可是当他听说我在推动两岸统一的工作时，并不支持我的作法。他说：“急统在台湾没有市场，我们不会接受‘一国两制’，但联邦制倒是可以考虑。”事实上联邦制底下享有的权利还比不上“一国两制”。美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夏威夷是美国联邦下的一个州，美国联邦法庭对夏威夷有管辖权，一个夏威夷居民就算没有违反夏威夷州法，但如果违反美国联邦法的话，美国政府是有权将他逮捕、起诉并移送联邦法庭审判的。

反之，在香港，违反大陆内地法律的xx功，照样公开活动。此外，夏威夷居民要缴税给美国联邦政府，但香港人一毛不必缴给大陆中央政府。当这位李姓朋友了解到上述事实时，激动地说：“原来是这样啊，我们都不知道，你一定要告诉大家，相信很多人都会接受的。”

第二个例子，笔者有一位在台湾电视台工作的丁姓友人，平时也是支持泛蓝的候选人，一次双方聊天谈到统独问题时，他表示宁愿“台独”也不要“统一”。他的理由居然是：统一的话，我们台湾的税收都会被大陆拿走了。当我告诉他在“一国两制”下台湾的税收不但全都留在台湾，而当台湾爆发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时候，大陆还可以帮助台湾渡过这个难关。最好的例子就是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当时不但印尼、泰国都中箭落马，连日本、韩国都受伤不轻。只有香港因为有大陆的支持，打败了索罗斯集团，成功地保住了港币的币值。他听了以后说：“噢！这样子的话，我可以接受统一了。”

第三个例子，是一位东莞的黄姓台商，当我接触他时，他表示曾基于本土人支持本土政党的理由，支持过民进党，但后来对陈水扁的贪赃枉法非常失望，为此，现在觉得统一也可以是一个选项。但他马上就说：“可不可以跟大陆的政府要求，将来统一以后，让我们台湾照样自己选出自己的官员与民代好吗”！我告诉他：“这轮不到我要求啊，当年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时早就定了调，那就是台湾的行政、立法、司法体系都是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大陆中央政府不会加予干涉的”。他听了说：那我就放心了”。

总之，“一国两制”绝对是解决两岸问题最好的选择，也是多数人愿意接受的选择。可惜在台独政客的操弄下，“一国两制”被严重地扭曲了。好比一付济世良方，却被人当作穿肠毒药般遭到唾弃。因此目前两岸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让台湾人民了解到“一国两制”的真谛，进而促成两岸的和平统一。否则，任由两岸继续纷纷扰扰下去，有朝一日台独这颗不定时炸弹被引爆后，导致台湾岛毁人亡，那就为时已晚了。

统一以后台湾的变与不变

上文提到，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与大陆和平统一，将会是台湾前途最佳的选择。但可惜台湾的政客们都视“一国两制”为禁忌，从来没有认真讨论过。这里把统一以后会给台湾带来的种种变化罗列如下，以供参考。

变：台海安定，永久和平

统一以后，两岸一家亲。不但内战危机永远消除了，外国也失去了见缝插针，攻击中国的藉口。从此两岸同胞都可永享和平，共同安心建设家园。

开支减少，福利加码

既然没有了战争的威胁，每年的军备开支就可以移作社会福利的财源。

目前台湾用于军费的一年总预算约为3284亿台币，再加上预备支付对美军购的特别预算，如果全都转移到“老人年金”、“全民健保”、“国民义务教育”上的话，台湾将可会变成“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少有所育”的东方乐土和人间天堂了。

财富增加，经济繁荣

统一以后，神州13亿人口的市场将会给台湾产品零关税的优惠政策，使得台湾产品的竞争力远远超过美、欧、日、韩等国，这样一来既可促进台湾经济的繁荣，又可以刺激台湾产业的升级。

在大陆同胞的心目中，美丽的宝岛台湾，尤其是阿里山、日月潭是他们一生中最向往的地方。统一后势必吸引千千万万的大陆同胞到台湾观光采购，给台湾带来大量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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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护照，通行无阻

一本护照之所以能在世界各地通行无阻，基本上取决于下面三个因素：（1）当地居民所得要高；（2）当地政局要安定；（3）当地的国际关系要良好。目前台湾居民所得虽高，但与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无外交关系，护照使用起来并不是那么方便。如果统一以后，持“中国台湾特区护照”，将如同“中国香港特区护照”或“中国澳门特区护照”一样，前往世界100多个国家都不需要签证，任君翱翔。

新的国号，共同协商

大陆的立场是只要愿意坐下来谈，甚至连国号都可以商量。当然，统一以后的国号不会是“中华民国”，也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许就是“中国”。虽然许多台湾民众对“中华民国”四个字很有感情，但总比被“台湾共和国”取代好，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称谓虽不同，实质却一样，都是代表“中华民族”的共和国。至于“中国”更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因为“中国”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中华民国”的简称。

青天白日，重返大陆

“青天白日满地红”，对两岸都有特殊的意义。当年整个中华民族团结在这面旗帜底下，打败了日本，光复了台湾，洗刷了鸦片战争以来的耻辱。而后台湾又在这面旗帜底下创造出傲人的政经成果，所以“青天白日满地红”将当仁不让地成为台湾的特区旗，永远在台湾飘扬。幷且因而可以像香港的“紫荆旗”、澳门的“莲花旗”一样伴着“五星红旗”在大陆飘扬，重返睽违了一甲子的祖国大陆。

国际组织，同心参与

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也是各种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台湾可在文化、经济、卫生、环保等各个领域派代表以中国代表团团员的身份，参加各种国际组织，参与各种国际活动，借着中国代表团这个平台与国际社会接轨，不再因非联合国的会员而被许多国际组织排挤在外，成为国际孤儿。

地位提高，尊严出访

统一以后的中国，将会和平崛起，成为名副其实的泱泱大国。台湾的居民身为大国公民，也将水涨船高，国际地位大为提升，无论是出外旅游，出海捕鱼，都因有强大的国力作后盾，不容他人轻辱了。但这其中也有例外，少数政治人物的行政级别会降低，譬如“总统”就降了半级成“特首”，但这个“特首”的国际地位反而提高，因为他成了整个大中国的国家副元首，不再需要偷偷摸摸地花钱买过境，而是正大光明、堂而皇之地出访，而欢迎他的礼炮就算没有二十一响也有十九响。

不变 ：民主机制不变

根据一国两制的原则，台湾自行处理自己内部的事务，统一以后的中央政府不加干预。换言之，台湾一切民意代表、地方首长及特区首长均还是由台湾居民直接普选产生，居民的民主权益绝对不会因此而减少。

司法体系不变

统一以后，台湾拥有自己的司法体系，并拥有司法的终审管辖权。换言之，台湾地区的一切民、刑事案件仍和现在一样，由台湾最高法院作最终的判决。这样，目前台湾居民所享有的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都将会得到台湾法律的保障。

张安乐传奇人生经历事迹

张安乐（1948年—），又名“白狼”，台湾台北市人。淡江大学历史系学士、欧研所肄业，台湾黑社会组织竹联帮大佬，曾担任总护法。2000年后避居深圳经商，创立“中华促进统一党”，担任总裁。其商业组织头脑与想法，以及其个性与思想，在少部分华人圈里有很高的评价，但在台湾社会中，他却是位备受争议的人物。

2011年12月15日，张安乐突然出现在北京一场旅游推广活动，计划将返台出书，宣扬一国两制；2013年6月29日，这位被台湾地区检调部门通缉16年的前竹联帮大佬，将主动踏上回台湾的飞机，消息已经在两岸引起波澜。

张安乐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籍山西，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则在台湾北一女担任老师，自小一直是名列前茅的资优生，但在就读初中时却接触黑社会圈子，传闻当时就加入名为南海路帮的团体。

1964年，张安乐加入刚成立不久的竹联帮，而后依帮内所排之“班辈”，被取名为“白狼”。往后几年张安乐参与竹联帮各事务与战役，慢慢建立起自己的名声，奠定在竹联帮的地位。这段时间，张安乐也多次转学就读的高中。

1966年，张安乐录取淡江大学历史系，并在淡水一带成立竹联帮的分支（淡竹）。

1970年，陈仁事件引起轩然大波，被视为幕后指使者的陈启礼与多位大哥也在1972年相继被逮捕入狱，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由多位大哥推荐张安乐来重整竹联帮。1975年间，竹联帮内部新旧派系恶斗，使得张安乐感到失望，并离开台湾远赴美国发展。

1979年，张安乐在美国和朋友经营餐厅生意，也进入美国的内华达大学与斯坦福大学就读。

1984年，老友陈启礼与吴敦来到美国，在美国停留了一个月。等到将返台时，张安乐才知道他们此行是受情报局长汪希苓中将之托，奉某高层人士之命，暗杀江南（1984年10月15日，江南案）。而当时陈启礼与吴敦留下了一卷录音带自白于张安乐处，以免政府翻脸不认人。

返台后不久的陈启礼与吴敦，因“一清专案”被捕，并且被控以杀害刘宜良（江南）的罪名。张安乐为了解救好友公布此录音带，一时美国舆论哗然，台湾当局及美国政府双方都十分难堪。

而掀起这场风暴的张安乐不久就被美国警方逮捕，以“贩毒”罪名判处了15年有期徒刑（张安乐强调：他这辈子在道上绝不碰毒品生意；而当初指控他贩毒的检方证人也公开宣称：当初是在联邦检察官的压力与利诱下才作了伪证，日后重审时愿意回国为张作证）。张安乐在美国坐足了10年牢，这期间他除了又取得两个学士头衔之外，也不定期投稿于《联合报》等台湾岛内报刊上，介绍美国监狱内不为一般读者所知的情形。

1990年间，当时台湾正值经济蓬勃发展，竹联帮陆续创立企业集团以暗中进行围标、绑标工程；短短数年便赚取暴利，并运用充裕资金再次拓展势力版图。而张安乐运用竹联帮直系团体信堂的势力创设韬略集团，该集团下辖29家子公司，成立后总共承包了500多项工程业务。

1996年，遭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以“违反组织犯罪防制条例”通缉而潜逃海外。2000年转往中国大陆发展，还在中国大陆成立中华统一促进党，自任总裁。

此外，他也主导韬略集团，在深圳、江门、东莞以及江西南昌等地设置数家工厂，事业版图横跨运动器材与电子产业。

2000年来，台湾不少"黑道大哥"为逃避岛内警方扫黑活动，纷纷逃往对岸躲避风头，"竹联帮"的张安乐离开台湾避难。同年11月，"白狼"张安乐被中国大陆公安部门短暂拘留。

2001年3月，张安乐持伪造的新加坡护照，从中国大陆飞往香港转机抵南非。同年3月17日，张安乐自南非约翰尼斯堡搭机赴阿根廷，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被海关人员察觉所持的护照疑为伪造而遭扣押。3月18日，阿根廷当局将张安乐遣返其起飞国即南非，南非移民局人员分别向国际科及新加坡警方查证后，证实他所持的护照确系伪造，而将他留置在约翰尼斯堡机场旁的一家过境旅馆内，还派专人24小时监控，其行动暂时失去自由。张安乐被遣返南非后，南非当局拟将他移交台湾。但张安乐却向南非申请"政治庇护"，所持理由为他是反台独人士，若遭递解回台恐被整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