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秋天写在扉页上初二作文

把秋天写在扉页上初二作文（通用4篇）

篇1：把秋天写在扉页上初二作文

教师点评

青春是什么？真是一个欲说还休的话题，也是一个永远也找不到标准答案的话题。然而，作者却把青春的共性明明白白地展现

了出来：青春是一段梦境纷繁遐想无边的时光；青春是一首了无禁锢的自由翱翔的诗歌；青春是一支朦胧甜蜜浪漫满满的乐曲；青春是一篇不断探索喜忧参半的故事……如此让人欢喜让人忧的青春，确实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作者郑重其事地将她书写在生命之书一尘不染的扉页上。

（耿小云）

篇2：把最好的水稻科研写在大地上

不过, 对“什么是最好的水稻科研”, 程式华还有另外一个答案, 就是要让农民愿意种稻、种得开心, 让国家多放心、少操心。

他介绍, 3 年前水稻所启动了科技创新工程, 希望“把最好的水稻科研写在大地上”, 确保水稻产业竞争力, 保障口粮绝对安全。

扎根田间的“稻痴”

唐绍清是水稻所水稻品质遗传改良研究创新团队的研究员, 该团队每天琢磨的事情是“如何培育出好看又好吃的稻米”。“你到田里去, 经常会看到他们几乎每个人嘴巴上都长着‘白胡子’, 不是别的, 都是嚼稻米嚼出来的白沫”, 该所党委副书记李西明说。水稻品质遗传改良研究创新团队里的每个人都 “嘴功了得”, 能嚼出来哪些品种好、哪些品种差。

从品质改良的角度看, 早稻是一大禁区, 因为早稻很难凭品质取胜。于是该团队独辟蹊径, 将早稻品种向加工型品种方向培育。 如今, 该团队培育的“中嘉早17”专用型早稻的推广面积超过66.7 万hm2。

随着田租及人工成本的上涨, 如何让水稻种植更加高产、高效? 水稻所水稻高效栽培技术研究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朱德峰的答案是:规模化、机械化种粮。

此前, 水稻机插秧技术是从日本引进的“毯苗机插技术”。 然而农民发现, 秧苗机插下去后一周都不发不长。 朱德峰认为, 日本的机插技术并不适合我国, 必须改进。 他和团队成员发明了“钵型毯状机插秧技术”, 一举解决了秧苗不返青、长得慢的问题。该技术也成了水稻所推广面积最大的水稻栽培技术。

朱德峰等的另一项发明———叠盘暗出苗模式更是革新了水稻机插育秧的新模式, 将原来一次最多育成66.7 hm2秧苗改进到2 000 hm2, 大幅推动了水稻种植规模化、机械化。

科技创新工程“护航”

“ 水稻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要把文章‘写’在大地上, 需要大量研究、实地操作。 ‘中嘉早17’ 开始只推广了13.3 万hm2, 有了创新工程的经费支持, 我们于2013—2015 年在全国进行了大面积的示范, 起到了很好的推广作用, 2013 年一下扩充到46.7 万hm2, 2014 年就已经突破66.7 万hm2了”, 唐绍清说。

“当时做钵型毯状秧苗的时候, 开一只秧盘就要6 万元, 我们一下开了10 多只秧盘, 如果没有充足的经费保障, 很难做到”, 朱德峰说, 这些成果都得益于科技创新工程。

水稻所水稻病虫害防控技术研究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傅强说:“我觉得创新工程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就是改变了以前单虫、单病、单草的研究方式, 把水稻所有的病虫草害研究集合到一个团队里, 综合起来提出解决方案。 ”

水稻产业经济研究是中国农科院第一个软科学创新团队。软科学经费向来难以保障, 该团队也不例外。不过, 科技创新工程的实施还是让该团队首席科学家方福平消除了后顾之忧。

水稻所财务处处长李国荣认为, 科技创新工程在科研经费体制机制管理上实现了较大创新, 打破了原来以项目管理为主的科研经费管理模式, 实现了稳定支持, “这是一个重大的机制突破”。

冯国忠是水稻所为数不多的“年轻首席”, 他所在的微生物资源与生物农药创新团队聚焦 “生物农药”对传统农药的替代。 在回国之前, 他一直担心自己的想法没有平台可以实践, 没想到科技创新工程一下子打消了他的顾虑。

篇3：把理想写在大地上

“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这个口号很空洞，但对合作区建设者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的。” 汕尾市委常委、副市长、深圳对口帮扶汕尾指挥部总指挥、深汕特别合作区管委会主任何学文坦言，如果不是因为心怀理想，把理想主义情怀融入工作，合作区的很多干部根本没法坚持下去。

50岁刚出头的何学文，在知天命的年龄怀上一份全新的理想。

2014年4月23日，时任汕尾市委常委、副市长、深圳对口帮扶汕尾指挥部总指挥的何学文，受命兼任深汕特别合作区管委会主任。在此之前，成立3年的合作区，备受外界瞩目却因体制机制问题而在运作上一度陷入困境。上任后，何学文发挥其长期在县、区和贸促系统工作的优势，乘着省委省政府振兴粤东西北发展战略的东风，将合作区带上了发展快车道。

和合作区的大部分同事一样，何学文每天8点多开始工作，经常到晚上还在处理公务，中午基本上没有休息。“我现在就是创业的状态”，他说。

合作区的发展路径必须是创新

南都周刊：来合作区后您说自己是个创业者，这一年零两个月的创业感受是怎样的？

何学文：我喜欢创新创业，在深圳团市委工作时创办的义工联已成深圳招牌;在宝安工作时推动“学业就业创业工程”;在贸促委工作时把业务做成全国领先等等，但是这些和建设合作区相比，后者更有挑战性。

这里将要建造的是代表未来的、现代化的、充满魅力的城市，既是一座产业重镇，又是美丽的海滨城市，还是运动休闲之都，那么它的发展路径必须是创新的，解决项目资金、土地、人才和体制机制，都跟一个城市一个区的发展不一样。同时，合作区地处汕尾后发地区，经济社会基础非常薄弱，条件特别艰苦，可以借助的力量也很有限。

在这种现状下，怎样创新发展、整合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资源为合作区所用，这是极大的挑战。对我而言，这种挑战可遇不可求，最令我兴奋，到合作区工作后，越干越有动力，这也是跟之前工作相比最不一样的地方。

南都周刊：有没有一种当年深圳初创时“杀出一条血路”的感觉？

何学文：和深圳初创时相比，这里的条件以及可利用的资源、经济支撑好多了。但因为我们的要求更高、速度更快，发展目标必须通过创新来实现。

南都周刊：在你来之前，合作区的进展不尽如人意，你如何看待那段时间？

何学文：合作区2011年5月创办，刚开始两三年始终处在磨合探索阶段，没有全面启动，一直到我上任之时，因为体制机制没有理顺等客观原因，仍有几个主要问题没有解决好。比如，总体规划没有确定，起步区范围没有划定，该授予的管理权没有授予，投融资平台没有建立，财政体制未确定等等，这些都是涉及到合作区发展的大方向事情。

南都周刊：你来了之后合作区很快走上了快车道。

何学文：我上任之后，广东省委、深圳市委和汕尾市委希望我们不要纠缠在既定的体制机制矛盾问题中，尽快把事情先办起来，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提振大家对合作区的信心。

汕尾市委常委、副市长、深圳对口帮扶汕尾指挥部总指挥、深汕特别合作区管委会主任何学文。

我把招商选资作为打开合作区局面的突破口，尽快营造发展氛围，同时在“干”中探索一种更为科学的体制机制，比如总体规划怎样才更有吸引力，包括起步区该从哪里划定、投融资平台怎么建等等。事实证明，我们也是干了一年左右之后，这些问题才陆陆续续得到解决。在“干”中发现问题，在“干”中解决问题。

南都周刊：这一年多来合作区最大的突破是什么？

何学文：这一年来有几大成果：首先，有3500多家企业前来考察洽谈，200家以上企业提出投资意向。但不是什么项目来我们都“照单全收”，“产业高地、生命绿洲、未来之城”是合作区总体规划的核心理念，我们有自己的质量坚持。目前，签订协议的项目119个，动工项目64个，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头。

其次是对合作区的规划和定位做了比较大的调整。第一，在产业方面，把原来产业转移园的基础考量调整为以战略性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立足于为深圳乃至珠三角未来的主导产业做配套。把产业转移落脚的地方调整到深圳的四个区和汕尾的四个县市共建的产业园区去承接。总体规划的调整，对深圳的价值更大，可以大力推动“深圳总部研发+合作区产业基地”的模式。第二，在功能方面，把开发区的定位调整为一座城市的定位。合作区面积468平方公里，根据总体规划，15年后这里将形成80平方公里建成区的城市规模，未来有条件做成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第三，发力做好岸线开发、海洋利用工作。合作区12公里的深海岸线和30公里的旅游岸线，尤其是16公里的优质沙滩，将建设成为中国最美的滨海旅游胜地。

在解决合作区发展要素方面，我们大胆创新，推动PPP投融资方式，目前已谈好了4个项目，未来3年将会有150亿的投资。一系列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深圳的主导作用进一步突显。

南都周刊：有媒体报道，深汕特别合作区驶上快车道，一个重大利好是深圳对口帮扶汕尾，这种帮扶行为是否会导致合作区建设中的行政色彩过浓？

何学文：这其实是两件不同性质的事情。对合作区而言，帮扶不是主基调。深圳对口帮扶汕尾主要体现在支持各个县区产业园区建设、新城建设、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和解决社会民生困难。

合作区的建设不是立足于帮扶，而是立足于怎样发挥深圳汕尾的各自优势，最终实现区域合作互利共赢。深圳有资金、项目、技术、管理和整合各种资源的优势，汕尾区位交通和资源禀赋优异，两市优势叠加，实现又好快发展。这是一条跟帮扶完全不同的创新发展道路。

南都周刊：合作区的建设涉及到各方，如果仅靠行政力量去推动效果有限，关键是找到各自的兴奋点。

何学文：合作区发展靠市场还是靠市长？这是根本动力的问题。领导非常重视合作区建设，但是指望财政投入很大并不现实。合作区需要的项目、资金、土地、人才、体制机制等要素从哪里来？市区发展的传统路子是走不通的，只有创新思路走市场化路子，摒弃行政化的某些惯性思维，打开视野，把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资源整合为合作区可利用的力量。我们这一年的实践，恰恰证明了这条路极具生命力。

南都周刊：行政化完全抛掉也是不现实的。

何学文：是的，完全抛掉行政化肯定不行，一定要各级领导全力支持，给予必要的起步资金支持。其实省市给合作区的资金也就10亿元，资金并不多，但政策支持、舆论支持、人才支持很重要、很关键。

南都周刊：您本人工作履历十分丰富，特别是来合作区之前在经贸领域工作8年，积累了大量资源和人脉，外界有一种声音认为，合作区驶上快车道某种程度上得益于您个人的经验和资源，您如何看？

何学文：我比较有理想主义色彩，在宝安工作很多年，对工业化、城市化较有经验，熟悉招商引资、城市建设等;在贸促委打开了视野，在怎样面向世界整合资源方面拥有经验，对产业、企业的情况也比较了解，这些对合作区怎么起好步确实很有帮助。但是，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合作区发展步入快车道，最根本是省委省政府、深圳汕尾两市对这片热土高看一眼厚爱三分，这份信任是支撑合作区建设者们坚守理想不懈前行的力量源泉。

南都周刊：有一天您卸任了，如何保证合作区的持续发展？

何学文：我有信心，未来两三年合作区发展会很快。实现合作区的可持续发展，最重要是做好科学规划，明确目标定位，搭建好整合资源的平台，当中的核心是要有一支很好的队伍。这些元素合作区目前已经具备。可以这么说，合作区就像一个小孩，去年学会走路，今年可以走稳，明年就可以跑了。

南都周刊：刚才您说不是什么项目合作区都要，有没有被劝退的？

何学文：不能叫劝退，如果不适合的项目我们会建议企业寻找别的机会。与合作区产业规划不适合的，比如轻污染的项目，我们还是不接纳。

南都周刊：合作区现在可以说是荒地一片，招商引资如何给企业信心？

何学文：和深圳等大城市比起来，合作区确还是荒山野岭，偏远落后，就是山区村镇状态。企业要不是对合作区的未来有信心，对我们做事有信心，单看现状，绝大多数项目都不会考虑。通过沟通和洽谈，许多企业对这个地方的未来有信心，最终下决心“落地”。现在进驻合作区的好项目越来越多，以前是动员商会组织大家来，现在主动找上来的成了主流，有组织过来的只是1/3了，而且质量越来越高。但是由于前期准备工作没有很好跟上，特别是土地供应，还有一半签订的项目没有落地。

南都周刊：您现在最焦心的是什么问题？

何学文：最焦心的事情是怎么加快项目落地，现在进度不尽如人意。比如土地拆迁，有很多利益矛盾，很多基础工作做得不是很到位。我每星期一用半天时间开项目推进协调会，把矛盾问题摆上桌面，各个部门协调，每次开会都有理不完的问题，每次都有上十个议题。

南都周刊：根据合作区的总体规划，这里将建成现代化产业新城，目标会不会太超前？

何学文：不会，现代产业新城的目标虽然看起来很高，但实际是可行的。我们现在是一张白纸，可以画最好的图画，有很多前人经验可以借鉴，自然条件又优越，可以建成美丽的滨海城市。加上有深圳这个平台，有条件解决项目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等要素。无论是产业发展还是城市建设，目前没有感受到过不去的“坎”，合作区的目标定位肯定能够实现。

南都周刊：很多新的开发区往往是地产先行，成为开发商的圈地，深汕特别合作区对房地产开发持何种态度？

何学文：这恰恰是我们努力避免的，我们落地的现在基本上还是工业项目，商住项目目前来讲只有个别几个，由于滨海片区的详细规划还没有定下来，养老养生地产、五星级酒店等等，到现在还没有落地。只是搞房地产的项目我们不接受，只有和文化、旅游、健康等结合起来的我们才会接受。我们希望这个地方未来是很有产业含量、科技含量、文化含量的城市，而不是仅仅堆满了建筑的地方，我相信这样的城市才有生命力。

南都周刊：外界评价深汕特别合作区创造了区域合作新的模式，究竟能为其他区域合作提供什么示范？

何学文：合作区目前这一年的实践是成功的，再往几年后看，这个地方会出现新的城市和新型管理，打破了原有的行政固有模式，具有深远意义。

南都周刊：这种模式具有可复制性吗？

何学文：这个模式是可以复制的，这也是广东改革创新的重要实践。我们希望以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高新科技为支撑，这是一个方向。同时，我们有条件做海洋产业的示范区，我们还要争取成为新型城镇化试验区。我们是一张白纸，是在山区乡镇条件下起步的，要建设一座中等城市，在城市发展理念、规划建设标准方面有很多空间，可以做新型城市化示范区，在这几个领域有条件做到国家一流水平。

南都周刊：深汕特别合作区乘着振兴粤东西北战略的东风发展，将来能对汕尾贡献多力量？

篇4：永远把“惠民”写在党的旗帜上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尽管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革命，是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中国，但我们党仍然十分重视把革命任务与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问题摆在重要位置。毛泽东1934年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土地改革之后，一句“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儿”的质朴之言，道出了北方农村百姓对幸福生活的憧憬与对共产党的拥护之情。新四军开辟苏北根据地时，军民在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和第一任县长宋乃德的领导下，排除万难，修筑了惠民工程宋公堤，“从此不闻冲家祸，每闻潮声想宋公”的民谣流传至今……正是这些实实在在的惠民行动，共产党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受“左”的影响，往往只顾人们的长远利益，忽视人民眼前的现实利益，使人民生活受到了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克服了“左”的影响，人们的当前利益受到重视。邓小平同志曾强调：“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将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与人民的实际利益相结合，让改革的红利惠及全体人民，从此成为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执政理念。因有了“惠民”，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再空洞，不再遥远；因有了共产主义，“惠民”便不会仅仅停留在物质发展层面，而具备了更深沉的精神追求。

共产党人始终不忘“为民”、“惠民”，始终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而不懈奋斗。随着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民生七件事”已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发展到当下的就业、收入、保障、物价、住房、教育、医卫等七大难题。与时俱进的共产党人紧紧立足于百姓最关心的现实问题，推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善民生之举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会议重点强调了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问题，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

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人民群众是发展的主体，也应是发展的最大受益者。我们党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谱写改革的新篇章，这必将进一步凝聚、激励人民群众的创造力，而人民群众也将以更大的热情，积极投身于共筑中国梦的历史航程中。

（魏冉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