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纪要（通用10篇）
篇1：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纪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法发〔2010〕4号
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各级军事法院、检察院，各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检察院，各海事法院、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级法院、检察院：
落实并完善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受检察长委托的副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的规定，是中办〔2008〕28号文件规定的改革任务之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的实施意见》，已于2009年10月12日由最高人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75次会议、2009年8月11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17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以印发，自2010年4月1日起施行。请结合本地实际贯彻执行，在实施过程中如有问题，请分别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报告。
二 ○ 一 ○ 年 一 月 十 二 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会议的实施意见
（2009年10月12日最高人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75次会议、2009年8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
第17次会议讨论通过）
为进一步落实和规范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提出如下意见：
一、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列席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
检察长不能列席时，可以委托副检察长列席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
二、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的任务是，对于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和其他有关议题发表意见，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三、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下列案件或者议题，同级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列席：
（一）可能判处被告人无罪的公诉案件；
（二）可能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案件；
（三）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
（四）与检察工作有关的其他议题。
四、人民法院院长决定将本意见第三条所列案件或者议题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过适当方式告知同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决定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会议议程、会议时间通知人民检察院。
对于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的议题，人民检察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邀请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
五、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会议材料在送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同时送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
六、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应当在会前进行充分准备，必要时可就有关问题召开检察委员会会议进行讨论。
七、检察长或者受检察长委托的副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会议，可以在人民法院承办人汇报完毕后、审判委员会委员表决前发表意见。
审判委员会会议讨论与检察工作有关的其他议题，检察长或者受检察长委托的副检察长的发言程序适用前款规定。
检察长或者受检察长委托的副检察长在审判委员会会议上发表的意见，应当记录在卷。
八、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讨论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将裁判文书及时送达或者抄送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的审判委员会会议讨论的其他议题，人民法院应当将讨论通过的决定文本及时送给人民检察院。
九、出席、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的所有人员，对审判委员会讨论内容应当保密。
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的具体事宜由审判委员会办事机构和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负责办理。
篇2：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纪要
发文机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发布日期：2014.04.24
近年来，在人民法院审理的各类债权债务纠纷中，当事人利用以物抵债行为转移责任财产、规避国家政策、进行虚假诉讼的情况较为突出，不仅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利益，而且严重扰乱了诉讼秩序，极大地损害司法权威。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等法律法规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文件精神，对实践中审查认定各类以物抵债问题依法进行规范。现将讨论意见纪要如下：
一、关于以物抵债行为的界定
会议认为，“以物抵债”是指债务人与债权人约定以债务人或经第三人同意的第三人所有的财产折价归债权人所有，用以清偿债务的行为。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设定以物抵债的不同时间、约定的具体内容、履行的具体情况等情形来判断以物抵债不同的法律性质，进而正确认定其效力。
二、关于债务未届清偿期之前以物抵债行为的性质及效力认定会议认为，对当事人在债务未届清偿期之前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应区分不同情形进行认定与处理：
（一）当事人在债务未届清偿期之前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该协议具有担保债权实现的目的，如债权人以债务人违反以物抵债的约定而要求继续履行以物抵债协议或对所抵之物主张所有权的，人民法院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但经人民法院释明，当事人变更诉请要求继续履行原债权债务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
（二）当事人在债务未届清偿期之前达成以物抵债的协议，同时明确约定在债务清偿期届满时应进行清算，该以物抵债协议在当事人之间具有法律效力，但该约定不具有对抗其他债权人的效力。
（三）当事人在债务未届清偿期之前约定以房屋或土地等不动产进行抵债，并明确在债务清偿后可以回赎，债务人或第三人根据约定已办理了物权转移手续的，该行为符合让与担保的特征。因违反物权法定原则，不产生物权转移效力。债权人如根据抵债协议及物权转移凭证要求原物权人迁让的，人民法院应不予支持。
三、关于债务清偿期届满之后以物抵债行为的性质及效力认定会议认/
2为，对当事人在债务清偿期届满后的以物抵债协议，应区分两种情况进行认定与处理：
（一）债务清偿期届满后当事人达成以物抵债协议，在尚未办理物权转移手续前，债务人反悔不履行抵债协议，债权人要求继续履行抵债协议或要求确认所抵之物的所有权归自己的，人民法院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但经释明，当事人要求继续履行原债权债务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
（二）当事人在债务清偿期届满后达成以物抵债协议并已经办理了物权转移手续后，一方反悔，要求认定以物抵债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如当事人一方认为抵债行为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可变更、可撤销情形的，可以依法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
债权人在债务清偿期届满后通过以物抵债协议取得了所抵之物的所有权，后要求债务人承担标的物瑕疵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买卖合同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四、关于诉讼中当事人自愿以物抵债的处理
会议认为，在债权债务案件诉讼过程中，当事人自愿达成以物抵债协议，并要求法院制作调解书的，人民法院应建议当事人申请撤诉。当事人不申请撤诉而要求法院制作调解书的，人民法院应不予支持，对当事人之间债权债务法律关系继续审理。
当事人双方持人民调解组织主持达成的以物抵债调解协议，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的，经审查，当事人尚未完成物权转移手续的，人民法院应裁定驳回申请。
五、关于对当事人利用以物抵债进行虚假诉讼的防范和制裁会议认为，对当事人进行虚假诉讼，利用以物抵债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人民法院应从以下方面严格审查并加大制裁力度：
（一）加强对债权债务关系真实性的审查力度，严防虚假诉讼。
（二）对当事人在以物抵债协议中约定的管辖法院与所抵不动产的所在地非同一地的，应按民事诉讼法专属管辖的规定认定协议管辖的效力。
篇3：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纪要
关键词：审判委员会,改革
一、实证分析:A法院审判委员会运行状况
(一) 审判委员会委员的构成
A区法院是一家区级法院, 该院现有法官及其他各类辅助人员130余人, 其中审判委员会委员9名。在人员构成上, 该院审判委员会主要包括一名院长、四名副院长、两名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和两名资深庭长组成。成员全部为法律专业毕业, 且具有较丰富的司法工作经验。
(二) A法院2009年—2011年审判委员会讨论内容分析
对该院审判委员会近三年讨论的内容分析主要存在以下特点:
1. 呈现讨论案件多讨论审判事务少的特点。
2009年—2011年A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内容中, 案件讨论占了较大比例, 而讨论与审判工作有关的其他事项则占少数 (如表1) 。可见, 在实际运行中, 对案件的讨论以及评议仍然是审判委员会的最主要职能。
2. 审判委员会同意经办人或合议庭意见占大多数。
对讨论结果分析, 审判委员会极少提出颠覆性或完全相反的意见, 大部分情况下, 审判委员会均同意合议庭或经办人意见 (如表2) 。可见, 审判委员会大部分情况下是尊重合议庭审议意见的。审判委员会并没有剥夺或变相剥夺合议庭的裁判权。
二、背离缺失:审判委员会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一) 审判委员会的行政化
现在的审判委员会制度行政化、待遇化倾向明显。大多数法院的审判委员会成员多是院长、副院长及业务庭负责人。2007年, 专职审判委员会委员开始任命, 且成为一种政治待遇, 与原来设置专职审判委员会委员的目的不相符合。目前, 大多数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委员多由院长、副院长、业务庭庭长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 且具备一定的行政职务成为进入审判委员会的必要条件之一, 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审判委员会的“行政化”, “党组化”, 与审判委员会的指导审判的功能作用相违背。
(二) 审判委员会讨论内容个案化
正如对A法院审判委员会运行状况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一样, 当前, 大部分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讨论内容主要是对个案的法律适用等进行讨论, 缺少对审判执行工作中具有普遍价值的问题进行讨论, 或对审判执行工作全局方向进行把握, 也较少发布指导性案例。同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了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或者疑难案件的职能, 但是对“重大”、“疑难”的概念没有明确, 导致审判委员会实际运行中主观性、随意性较大。审判委员会对个案的讨论, 成为个别合议庭的挡箭牌、避风港, 而其最重要的功能却没有得到真正的发挥。
(三) 审判委员会的“审判分离”
大部分情况下, 审判委员会委员在未参与庭审的情况下, 在听取合议庭成员中承办人的报告的基础上对案件做出裁判。在这种“审判分离”情况下做出的判断, 由于未对案件的证据材料等进行仔细分析, 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性很容易导致主观臆断。主审法官在汇报案件时, 容易因个人见解及素质等原因导致避重就轻, 且汇报过程中本身就有主审法官倾向性意见的影响, 导致审判委员会的决议缺乏客观性、公正性。审判委员会讨论重大疑难案件, 被某些学者讥讽为“没有亲自诊断病情却在开药方” (1) , 大多数审判委员会委员并没有参与庭审, 却对案件裁判享有投票权, 必将导致判审分离先定后审直至法庭审判“流于形式” (2) 。
三、复归重构: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现实路径
(一) 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立法
审判委员会的定位及工作程序缺乏明确统一的规定, 立法上存在空白。现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工作规则》也仅适用于最高人民法院, 对其他法院不具有约束力。为此, 应该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审判委员会运行机制, 从立法层面对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性质、组成、运行程序、功能定位等进行明确, 避免实际操作过程中的不统一, 影响其功能的发挥。
(二) 审委会委员的专业化、精英化
针对审判委员会成员行政化倾向严重的问题, 切实改变审判委员会委员的构成, 减少委员的行政化色彩, 真正发挥审判委员会指导审判工作全局的积极作用。
1. 完善审判委员会委员选任制度。
推行审判委员会委员竞争上岗机制, 允许法院领导与非领导职务审判员共同参与审判委员会委员的竞岗, 明确包括法律素养、社会评价、审判业务水平和调研能力等在内的评选标准, 规定审判委员会委员的选任程序, 通过的考试、考核、测评等程序遴选出优秀法官任命为审判委员会委员, 切实提升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学历层次和专业水平。
2. 建立审判委员会委员退出机制。
建立审判委员会委员考核推出机制。明确审判委员会委员考核标准, 对审判委员会委员的业务水平、道德素质等各方面进行考核。对经考核不适合担任审判委员会委员的, 及时报请人大予以免职。
(三) 发挥审判委员会的宏观指导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9月出台的《关于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实施意见》认为全国法院受理案件的总量和新类型案件逐年增多, 总结审判经验的任务越来越重。因此, 发挥审判委员会对审判工作全局的指导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审判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审判工作经验的总结和对审判业务的指导。为此, 审判委员应在对本院的审判工作和改革的重大事项、对某一类案件审理的具体指导性意见以及某类案件的量刑细则等的讨论决定上多下功夫, 定期对所讨论过的案件进行梳理总结, 对审判工作中带有全局性的问题进行研究, 建立指导性案例制度, 从而进一步提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能力和水平。
(四) 审判委员会议事程序的完善
1. 建立审判委员会委员听审制。
改变目前审判委员会委员通过听取主审法官简单汇报作出决议的模式, 推行审判委员会委员可事先阅卷、旁听法庭、了解案情等模式, 让审判委员会委员对案情有整体的了解和把握。在案件疑难复杂的情况下, 也可由审判委员会委员组成合议庭, 参与庭审或观摩庭审录像, 通过更直观的了解, 让审判委员会委员作出更加公正的裁断。
2. 建立合议庭成员和不同意见法官共同汇报制度。
在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时, 应吸收合议庭全体成员参加, 合议庭审判长和其他持不同意见的成员共同向审判委员会汇报案件并发表意见, 而不仅仅是审判长或者承办人一人到会汇报, 以尽可能地避免因汇报人在向审判委员会汇报时的肆意性、主观性, 增强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对抗性和提高决策的正确率 (3) 。
参考文献
[1]陈瑞华.正义的误区—评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J].北大法律评论, 1999.
[2]韩克芳.关于改革和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思考[J].山东社会科学, 2000.3.
[3]李连峰, 邝希聪.审判委员会机制探微[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3.
[4]阐玲.论我国审判委员会制度和完善[D].吉林大学法律硕士学位论文, 2007.9.
篇4：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纪要
受赵洪祝主任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永明主持各次全体会议，副主任金德水、吴国华、程渭山、冯明、厉志海和秘书长姚民声及委员共49人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陈加元、郑继伟副省长，省高级人民法院齐奇院长，省人民检察院陈云龙检察长和王祺国副检察长列席会议。列席会议的还有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机关副厅以上干部，各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会议纪要如下。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
二、会议审议了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稿，征求了对浙江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稿、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稿、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稿的意见。会议要求，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的意见、建议，对这4个工作报告稿作修改完善后抓紧印发省人大代表和有关方面征求意见。
三、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员会胡虎林主任委员、吕汉夫副主任委员分别所作的关于《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等六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审议通过了《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等六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四、会议听取了杭州市人大常委会陈重华副主任所作的关于《杭州市学前教育促进条例》的说明和省人大法制委员会胡虎林主任委员所作的关于《杭州市学前教育促进条例》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通过了《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杭州市学前教育促进条例〉的决定》。
五、会议还书面审议了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地方性法规行政强制专项清理工作的报告。
篇5：法院审判委员会工作规则
法院审判委员会工作规则
一、总则好范文版权所有，全国文秘工作者的114!
第一条为了规范审判委员会的工作程序，充分发挥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及其它有关法律规定，结合本院工作实践，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审判委员会是讨论决定本院审判业务的最高审判组织。
它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决定重大疑难案件和其它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研究审判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
第三条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第四条审判委员会委员及记录人员对案件和工作的讨论情况，应严格保密，不得向外泄露。
二、审判委员会委员的职责
第五条按时出席审判委员会会议，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必须向主持人请假，并告之办公室。
第六条自觉学习法律、法规和法学理论，提高审判业务水平。
第七条对审判委员会所讨论的事项（请登陆政法秘书网），事先做好充分准备，了解案情，阅读审理报告，熟悉相关法律、法规，认真负责地发表意见。
第八条根据审判委员会安排，做好对审判工作中重大问题的调研。
三、审判委员会会议
第九条审判委员会会议一般每月召开一次，遇特殊情况可临时召开。
第十条审判委员会召开会议，由秘书在会议前一日将时间、议题等通知各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应到会人员不得迟到。
第十一条审判委员会会议由院长主持，院长因故不能参加时，可委托一名副院长主持。
第十二条审判委员会必须有半数以上委员出席。
第十三条审判委员会会议根据具体情况可以邀请同级检察院检察长列席。
第十四条审判委员会召开会议，可由本院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列席。
四、审议事项
第十五条总结审判经验，对审判工作中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进行研究，作出指导；制订各项审判工作规章制度；讨论研究案件评查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和情况；对评查案件是否错案进行鉴定，并做出处理意见。
第十六条下列案件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1、案情重大复杂、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政策性强的案件；
2、合议庭意见分歧较大，院长认为需要提交讨论的案件；
3、院长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
4、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被上级法院发回重审的案件；
5、向上级法院书面请示的案件；
6、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案件；
7、宣告无罪、免予刑事处分、变更罪名的案件；
8、判处管制、单处罚金及适用缓刑（未成年人犯罪、过失犯罪、购赃自用、因邻里纠纷引起的轻伤害等案件除外）的案件；
9、拟作撤销行政行为，变更行政行为，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无效的行政案件；
10、需要执行回转的执行案件；
11、其他有必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
第十七条审判委员会讨论下列审判工作事项：
1、院长担任审判长，当事人申请回避的决定；
2、请求上级法院复议案件的决定；
3、其他需要提交审判委员会的有关事项。好范文版权所有，全国文秘工作者的114!
五、审议事项的提交和程序
第十八条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合议庭或审判员应当对法律适用有明确的书面观点及其理由，意见有分歧的要有倾向性结论及理由。
拟提交讨论的案件，必须至迟在审理期限到期十天前将案件的书面报告送交办公室。
书面报告的主要内容应包括：（1）案由；（2）合议庭成员；（3）审理经过；（4）案件基本事实；（5）合议庭讨论的倾向性观点及观点的论证依据和过程。
书面报告必须经分管院长签署意见，方可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
第十九条各部门拟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审判工作管理事项，应制作书面报告，写明需要讨论的事项和理由，由分管院长签署意见后，经院长同意，由办公室在会议前三天将书面报告送交审判委员会委员审阅。
六、汇报与讨论
第二十条审判委员会委员应认真听取汇报人的汇报。汇报人汇报后，分别由审判委员会委员、分管院长依次发言，有理有据充分阐述个人意见，最后由主持会议的院长或副院长按多数委员的意见进行归纳，形成决定。
经办人对案件事实负责，案件事实必须有相应证据证明。在汇报案件事实基础上讨论的结果或决定，由审判委员会负责。
第二十一条审判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有关业务部门或合议庭必须执行。如对审判委员会决定有不同意见的，可呈报院长决定是否提交复议。
七、会议记录
第二十二条审判委员会会议设秘书一名，负责处理审判委员会日常事务，并且担任会议记录。
第二十三条会议记录要完整、准确、全面、客观地反映议事情况和每个委员的意见，并存档保管。
第二十四条讨论案件笔录要按照法律规定及上级法院具体要求制作，及时送交出席会议的委员签名，并附审判案件卷宗内（附卷）。
第二十五条本规
篇6：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纪要
则（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作用，规范审判委员会工作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实施意见》等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审判委员会是人民法院的最高审判组织，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
第三条
审判委员会会议分为审判委员会全体会议和专门委员会会议。
专门委员会包括刑事审判专门委员会，民商事、行政审判专门委员会和执行工作委员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超过审判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半数。
第四条
审判委员会设大要案审判委员会，大要案审判委员会根据审判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授权，可以代行审判委员会全体会议的职责。
第二章
审判委员会审议事项
第五条
审判委员会履行审理案件和监督、管理、指导审判工作的职责：
（一）讨论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二）结合本院和本地区实际，总结审判工作经验；
（三）审议有关审判工作的规范性文件；
（四）听取业务庭的工作汇报；
（五）讨论决定指导性案例；
（六）进行审判管理宏观决策；
（七）讨论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重大问题。
第六条
审判委员会全体会议履行下列监督、管理和指导职责：
（一）听取审判工作情况汇报，分析审判工作形势；
（二）审议有关审判工作的规范性文件；
（三）总结审判经验；
（四）讨论决定指导性案例；
（五）进行审判管理宏观决策。
第七条 审判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决定下列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
（一）审判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二）院长担任审判长时的回避；
（三）违法审判责任的认定；
（四）其他应当讨论决定的事项。
第八条
专门委员会总结各相关专业审判、执行工作经验，讨论决定各相关专业审判、执行工作中的其他问题。
第九条 审判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决定下列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一）审判委员会委员组成合议庭审理的案件，合议庭意见分歧较大或者难以作出裁决的案件；
（二）专门委员会未能形成决议或者认为应由全体会议讨论的案件；
（三）认为案情重大、疑难、复杂，需要报请移送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
（四）院长认为应当提交全体会议讨论的其他案件。
第十条 大要案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下列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一）专门委员会存在较大分歧或者未能形成决议的案件；
（二）院长认为应当提交大要案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其他案件。
第十一条
刑事审判专门委员会讨论决定下列刑事案件：
（一）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需要再审的案件；
（二）本院发现下级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认为需要提审或者指令下级法院再审的案件；
（三）人民检察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
（四）拟判处死刑以及原审判处死刑拟改判的案件；
（五）拟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案件；
（六）拟宣告被告人无罪的案件；
（七）拟就法律适用问题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的案件；
（八）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和其他部门副厅级以上领导干部犯罪的案件；
（九）重大涉外、涉港澳台案件；
（十）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合议庭拟改判的案件；
（十一）最高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或者指令再审的案件；
（十二）党委、人大等有关机关进行督办，合议庭拟维持原判的案件；
（十三）在全国或者全省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十四）分管院领导同意或认为需要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
（十五）院长提请复议的案件；
（十六）审判委员会全体会议授权研究的其他案件。
第十二条 民商事、行政审判专门委员会讨论决定下列民事、商事和行政案件：
（一）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需要再审的案件；
（二）本院发现下级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认为需要提审或者指令下级法院再审的案件；
（三）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案件；
（四）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合议庭拟改判的案件；
（五）合议庭拟对下级法院经审判委员会决定作出的判决予以全部改判（提供新证据的除外）的案件；
（六）重大涉外、涉港澳台案件；
（七）最高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或者指令再审的案件；
（八）党委、人大等有关机关进行督办，合议庭拟维持原判的案件；
（九）拟就法律适用问题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的案件；
（十）赔偿委员会认为需要提请讨论决定的国家赔偿案件；
（十一）院长提请复议的案件；
（十二）审判委员会全体会议授权研究的其他案件。第十三条 执行工作委员会讨论决定下列执行案件：
（一）案情重大，可能引发上访事件或者矛盾激化的案件；
（二）不同法院判决相互冲突导致执行障碍的案件；
（三）重大涉外、涉港澳台案件；
（四）党委、人大等有关机关进行督办，合议庭拟维持原执行裁决的案件；
（五）合议庭拟撤销原执行裁决的案件；
（六）合议庭拟撤销或者纠正下级法院执行裁定的复议案件；
（七）拟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的案件；
（八）院长提请复议的案件；
（九）审判委员会全体会议授权研究的其他案件。
第十四条
下列案件，合议庭可以建议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
（一）合议庭意见有重大分歧、难以作出决议的案件；
（二）法律规定不明确，存在法律适用疑难问题的案件；
（三）案件处理结果可能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
（四）对审判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的新类型案件；
（五）其他需要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合议庭没有建议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院领导或者庭长认为有必要的，可以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第十五条 需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由合议庭报请庭长同意，由分管院领导决定。分管院领导或者庭长认为不需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可以要求合议庭复议。
第三章
审判委员会会议制度 第十六条 审判委员会实行例会制度。刑事审判专门委员会会议于每周一下午召开，民商事、行政审判专门委员会会议于每周二召开。必要时，可以提前或者延期召开，也可以随时召开。
审判委员会全体会议、大要案审判委员会会议和执行工作委员会会议根据需要随时决定召开。
第十七条
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和议题，审判委员会应当在一个月内讨论决定。
第十八条
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和议题，应当有全体委员的二分之一以上出席方可进行。
第十九条
审判委员会全体会议、大要案审判委员会会议由院长主持。院长因故不能主持会议时，可以委托副院长主持；专门委员会会议由院长委托的副院长主持，执行工作委员会会议由院长委托的副院长或执行局长主持。
第二十条
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和议题，分管院领导不能出席会议的，应当暂缓研究。
第二十一条
下列人员可以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
（一）提请讨论案件的合议庭全体成员或者议题的承办人及所属部门负责人；
（二）本院审结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提起再审的，原审合议庭成员及所属部门负责人；
（三）会议主持人决定列席的其他人员。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或者检察长委托的副检察长可以列席。
第二十二条
审判委员会全体会议、大要案审判委员会会议讨论案件和议题进行表决时，按照全体委员过二分之一以上多数意见作出决议。
专门委员会持多数意见的委员，超过审判委员会全体委员二分之一的，多数意见视为审判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合议庭应当执行；未超过审判委员会全体委员二分之一，但超过专门委员会全体成员二分之一的，由合议庭根据专门委员会多数意见进行复议。经复议，合议庭一致同意专门委员会多数意见的，以合议庭复议的意见直接裁判；合议庭不同意专门委员会多数意见的，可以提交大要案审判委员会会议讨论决定。
第二十三条 审判委员会作出的决议，合议庭、有关部门以及下级法院应当执行。合议庭和有关部门有不同意见的，可以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复议；下级法院有异议的，逐级报请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决定是否提请审判委员会复议。
第二十四条
出席、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的所有人员，对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内容应当保密，不得泄漏。
第四章
审判委员会会议程序
第二十五条
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或者议题应当向审判委员会办公室报送相关材料，由审判委员会办公室审查登记。经审查不符合要求的，退回补正。
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或者议题，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附有提请审查表；
（二）已经庭长审核，并经分管院领导批准；
（三）附有符合要求的案件审理报告或者议题的书面材料；
（四）案件审理报告应当写明合议庭各成员以及审判长联席会议各成员的意见；
（五）附有其他有关材料。
按照法律规定必须提请审判委员会决定的刑事案件，除提请复议的案件外，可以不经分管院领导批准。
第二十六条
审判委员会办公室对于符合要求的案件或者议题，应当登记排序，并予公布。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应当按照排序进行。特殊情况下需要调整顺序的，应经分管审判管理办公室的副院长或会议主持人同意。
第二十七条
审判委员会办公室应当于会议召开三日前，将案件或者议题的提请审查表及材料呈送审判委员会委员。
临时召开会议的，一般在会议召开前一日呈送。
第二十八条
审判委员会办公室应当于会议召开前一日统计能够参加会议的委员人数，将有关情况报告会议主持人，并通知审判委员会委员、汇报人、列席人按时到会。
第二十九条
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按照听取汇报、询问、发表意见、表决的顺序进行。
案件由承办人汇报、合议庭其他成员补充。审判委员会委员询问案情，合议庭成员、列席人员应当据实回答。
第三十条 审判委员会委员发表意见时，由承办业务庭的庭长委员首先发言，其他委员发言一般应当按照职级高的委员后发言的原则进行，主持人最后发表意见。审判委员会委员发表意见后，主持人应当归纳委员的意见，按多数意见拟出决议，付诸表决。少数委员的意见应当记录在案。
第三十一条 检察长或者受检察长委托的副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会议，可以在人民法院承办人汇报完毕后、审判委员会委员表决前发表意见。
审判委员会会议讨论与检察工作有关的其他议题，检察长或者受检察长委托的副检察长的发言程序适用前款规定。
检察长或者受检察长委托的副检察长在审判委员会会议上发表的意见，应当记录在案。
第三十二条 未经审判委员会委员询问或者同意，列席人员不得发表意见和阐述观点，不得相互争执或者与审判委员会委员进行辩论。
第三十三条
对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审判委员会可以指定审判委员会委员、其他审判人员或者法律适用研究小组阅卷并提出参考意见后再行讨论。
第五章
审判委员会委员的权利义务 第三十四条
审判委员会委员对讨论的案件或议题应当发表意见，有发表赞成、反对、变更、保留意见的权利。
第三十五条
审判委员会委员在审判委员会会议上应当客观、公正、独立、平等地发表意见，发表意见不受追究。第三十六条
审判委员会委员应当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总结审判经验，指导审判工作，并按照有关规定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
第三十七条
审判委员会委员和其他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的案件，可以提交专门委员会讨论；审判委员会委员组成合议庭审理的案件，合议庭意见分歧较大或者难以作出裁决的，提交审判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
审判委员会委员遇有法律规定应当回避情形的，应主动提出回避。
第三十八条
审判委员会委员应当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不得泄露审判委员会会议内容。
第三十九条
审判委员会委员应当按时参加会议，因故不能参加的，应当于会前向会议主持人请假，并告知审判委员会办公室。
第六章
审判委员会办公室及其职责
第四十条
审判委员会办公室是审判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承担下列职责：
（一）办理审判委员会会务；
（二）组织业务庭向审判委员会汇报审判工作情况，分析审判工作形势；
（三）根据审判委员会的要求，开展调查研究，总结审判经验；
（四）组织审判委员会委员观摩案件庭审；
（五）办理审判委员会委员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的有关事宜；
（六）根据审判委员会的指示，负责组织法律适用研究小组对有关案件提出咨询意见；
（七）根据院领导指示，对涉及两个以上业务庭的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和议题进行组织、协调；
（八）负责指导性案例的遴选、整理、公布事宜；
（九）对审判委员会就案件或者有关事项作出的决定进行督办；
（十）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商事、行政案件提出抗诉的，负责通知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
（十一）承担审判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四十一条
审判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办理下列日常事务：
（一）审查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或者议题的材料；
（二）对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或者议题进行登记和排期；
（三）整理、呈送会议讨论材料；
（四）通知审判委员会委员及有关人员出席、列席会议；
（五）负责审判委员会会议记录；
（六）负责对审判委员会委员的考勤工作；
（七）办理其他有关事务。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二条
本规则由审判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篇7：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纪要
文号：
发布日期：2004年05月09日
生效日期：2004年05月09日一、一般原则
第一条 量刑时，应当依照刑法总则规定的量刑原则和刑法分则规定的法定刑以及本规则规定的量刑基准、量刑要素适用规则，决定被告人的刑罚。
第二条 树立正确的量刑观念。量刑时，应当体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坚持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保障刑罚积极功能的充分发挥和刑罚目的的有效实现。
第三条 对被告人所处之刑罚，应与其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 险性相适应。以被告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作为量刑的基础依据，以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作为量刑的调节依据。
第四条 量刑应当实现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均衡。不同时期、不同法院、不同法官之间对案件事实基本相同的被告人作出的量刑结果应当保持基本平衡。
第五条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必须合法、适度地行使。量刑活动应当实现统一标准的量刑步骤和量刑方法。以公正规范的量刑程序，充分保障量刑结果的公正性。
第六条 犯罪类型、犯罪事实、情节与最高法院和本院公布的案例基本相同的，量刑时可以参考。
第七条 应当查明影响量刑的一切事实，既要查明犯罪构成的事实，又要查明不影响犯罪构成而足以影响量刑的事实，全面、准确地提取对量刑起作用的事实要素，以此为基础确定刑罚的量。
二、量刑基准
第八条 为防止量刑失衡，应当确立各罪的量刑基准，即对已确定适用一定幅度法定刑的个罪，在排除各种法定和酌定情节的情况下，仅依其一般既遂状态的犯罪构成的基本事实而应判处的刑罚。
第九条 确立量刑基准采用以下方法：
（一）非数额型的一般典型犯罪，以法定刑中段为量刑基准。法定刑幅度为单一有期徒
刑的，以该幅度的二分之一为量刑基准，例如，法定刑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即以五年有期徒刑为该法定刑的量刑基准；法定刑为不同刑种的，则以中间刑种为量刑基准；法定刑仅为两种刑种的，则以两个刑种的结合点为量刑基准。但法定刑为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的，量刑基准为有期徒刑一年；法定刑为有期徒刑五年以下的，量刑基准为有期徒刑二年。
（二）数额型犯罪，以犯罪数额比对相应的法定刑幅度确定量刑基准。
（三）故意杀人（情节较轻的除外）或绝对确定法定刑的，以死刑或绝对确定的法定刑为量刑基准
三、量刑要素
第十条 量刑要素是指对量刑起重要作用的事实因素。量刑时，应当在量刑基准基础上，根据各罪的量刑要素，决定被告人应受的刑罚。
第十一条 量刑要素分为法定要素和酌定要素。法定要素系法律明文规定在量刑时必须加以考虑的因素，酌定要素系虽无法律的明文规定，但根据刑事政策和审判实践经验，在量刑时可予酌情考虑的因素。
第十二条 量刑要素包括社会危害性要素和人身危险性要素两类。社会危害性要素是指由犯罪的客观危害和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综合体现决定的因素，人身危险性要素是指反映犯罪人再次犯罪可能性的因素。
第十三条 法定的量刑要素由刑法总则和分则分别规定。
总则规定的量刑要素包括未成年人犯罪、限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盲聋哑人犯罪、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犯罪的预备、未遂、中止、共同犯罪中的首要分子、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累犯、自首和立功等。
分则规定的量刑要素包括分则条文在罪状描述中反映的社会危害程度，如犯罪行为的程度、犯罪的次数、犯罪的数额、犯罪的后果、犯罪对象的个数等。
第十四条 酌定的量刑要素一般包括犯罪对象、犯罪手段、犯罪时间、地点、犯罪动机、起因、犯罪前的一贯表现、犯罪后的态度、退赃和赔偿情况等。
四、量刑要素的适用规则
第十五条 应当依据下列步骤依法量刑：
（一）根据所犯罪行和情节选择相应的法定刑幅度；
（二）确定该法定刑幅度的量刑基准；
（三）根据案件事实，提取量刑要素；
（四）定量分析每一量刑要素所影响的刑罚量；
（五）综合量刑要素所影响的刑罚量，对量刑基准进行调整，确定最终的刑罚。
第十六条 量刑要素为具有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中两种以上处罚方法的量刑情节的，应当首先确定其处罚方法。
确定量刑情节的处罚方法，要依据全案犯罪的程度和该量刑情节本身的程度，综合考虑后选择。
第十七条 应当定量分析各个量刑要素所影响的刑罚量。定量分析时，要充分考虑全案犯罪的程度和该量刑要素本身的程度。一般情况下，可采用分格刑的方法对量刑要素进行定量分析
第十八条 分格刑是指在较大幅度的法定刑中，围绕量刑基准，对法定刑作二次分格，将法定刑划分为若干幅度较小的刑格。法定刑为有期徒刑三年以上的，以二年左右为一格；五年以下的，以一年左右为一格；三年以下的，以半年左右为一格；法定刑有不同刑种的，在对有期徒刑进行分格后，再将其他刑种列为一格。
从轻、从重的单个量刑要素所影响的刑罚量，一般情况下为一个刑格。减轻的量刑要素所影响的刑罚量，一般情况下是下一个法定刑幅度上限的一格。特殊情况不受此限。
第十九条 多种量刑要素并存时，逐一定量分析其所影响的刑罚量时，可以遵循下列原则：
（一）法定量刑要素影响的刑罚量大于酌定量刑要素；
（二）应当型量刑要素影响的刑罚量大于可以型量刑要素；
（三）罪中量刑要素影响的刑罚量大于罪前罪后量刑要素；
第二十条 各量刑要素依照本规则确定为影响刑罚量的数量关系后，同为从轻或同为从重的量刑要素可以相加，从重和从轻量刑要素并存的可以相减。量刑要素相加减得出的刑罚量，对量刑基准进行增减调整后，得出的就是最后的刑罚量。
第二十一条 应当减轻量刑要素与从重或从轻量刑要素并存的，应当先予以减轻，再予以从重、从轻。
五、个别刑罚适用原则
第二十二条 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应当严格对死刑的适用。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
第二十三条 对于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犯罪情节较轻，具有悔罪表现，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且已落实考察、帮教措施的，可以适用缓刑。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对符合上述条件的，一般应当适用缓刑。
第二十四条 被告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不得适用缓刑：
（一）犯罪造成严重后果或使国家或他人造成重大损失的；
（二）毒品犯罪的再犯；
（三）犯罪动机、手段等情节恶劣或者将赃款用于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
（四）犯罪前一贯表现不好，受过刑事处罚或多次受行政处罚的；
（五）犯罪后认罪态度、悔罪表现不好的；
（六）共同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
（七）犯罪涉及的财物属于国家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款项和物资，情节严重的；
（八）无法落实考察、帮教措施的。
第二十五条 对于刑法总则规定的同时具有从轻、减轻和免除处罚情节的被告人，应结合犯罪性质、量刑要素，决定是否对被告人免除处罚。
对于不具有刑法总则规定的有免除处罚情节的被告人，但根据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认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一般应同时具有下列情形：
（一）所犯罪行轻微，危害不大的；
（二）无从重量刑要素的；
（三）犯罪行为产生的损失已经挽回，或者积极有效抢救被害人员和受损失财产的；
（四）认罪态度较好。
第二十六条 对被告人判处财产刑的，应当严格依照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被告人并处或单处财产刑。判处财产刑的数额，应当与其所犯罪行和判处的主刑相适应。被告人判处较重主刑的，一般应当相应判处较重的财产刑。但应当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保持刑罚的总体平衡。
第二十七条 以下列方法确定罚金的数额：
（一）刑法明确规定罚金比例的，按照比例确定罚金的数额。
（二）刑法没有规定罚金比例的，应按罪行的轻重确定罚金数额。罚金最低不得少于人民币1000元，未成年人犯罪的罚金最低不得少于500元。
（三）有犯罪数额的，按1000元至犯罪数额的二倍判处罚金。
（四）犯罪性质特别严重或从重量刑要素居多，有犯罪数额的，按犯罪数额的1至5倍判处罚金；无犯罪数额的，按法律规定的罚金最低数额的1至5倍判处罚金。
（五）确无经济能力的，可判处相对较少的罚金数额。
（六）有数个罚金刑的，按相加的原则并罚。
（七）并处罚金的，一般应按上述标准的上限判处。
第二十八条 在对被告人单处或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时，既要考虑被告人从重的量刑要素，也应当考虑其从轻、减轻的量刑要素。除主刑为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如被告人具有法定从轻、减轻量刑要素的，对被告人判处的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可以相应缩短。
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对于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主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一般可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以上；主刑为十年以下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一般可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以下。
六、量刑平衡机制
第二十九条 建立在共同、规范的量刑标准基础之上的刑罚适用，应当遵守相关量刑平衡机制，保证量刑活动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一致性，防止刑罚适用的较大偏差。
第三十条 合议庭、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时，应当加强对量刑问题的研究，依照本规则确定的量刑规范，讨论决定对被告人的刑罚。
第三十一条 通过二审及审判监督程序的程序性机制保证量刑规则的有效执行，实现审判区域内的量刑平衡。二审、再审法院应当严格掌握量刑标准，原审判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二审、再审法院可以依法改判：
（一）超越法定刑的；
（二）虽在法定刑幅度内量刑，但过度适用量刑要素而致量刑明显偏重或明显偏轻的；
（三）一审法院对足以影响量刑的要素未予认定，二审通过审理后认为应当认定的；
（四）二审中发现新的对量刑有重大影响的量刑要素的；
（五）二审改变一审认定的事实，导致量刑要素发生改变的。
第三十二条 各级法院应当将量刑指导作为业务指导工作的重要内容，及时总结、分析发回重审、改判案件中有关量刑失衡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落实改进措施，提高量刑工作水平。
篇8：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纪要
几年来, 滨海法庭坚持紧紧围绕“公正与效率”这一工作理念, 在审判区党组的正确领导下, 坚持以“建一流法庭、带一流队伍、搞一流管理、创一流业绩、树一流形象、抓一流服务”为总目标, 不断加强队伍建设和审判工作, 争做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排头兵, 争做提高司法水平、创先争优的排头兵, 争做发挥职能、服务大局的排头兵, 取得了突出业绩。被团中央命名为全国青年文明号, 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人民法庭、全国政法系统优秀党支部、市法院系统先进单位等, 先后2次荣立集体一等功, 1次荣立集体三等功。
树争先之志, 队伍建设筑根基
以“公正、廉洁、为民”的庭训为目标, 切实加强思想教育, 整顿纪律作风, 严格法官职业操守。加强队伍建设, 首先就要增强法庭班子的核心领导能力, 在工作上, 庭长和干警一起送达、审案、调解, 一起摸爬滚打, 同甘共苦;在纪律上, 要求干警不做的, 庭长首先不做, 不该去的坚决不去, 不该吃的坚决不吃, 从而带动了干警“清清白白为法官, 公公正正办铁案”。为加强法庭的团结精神, 多次组织全庭同志利用公休时间学习, 增进了干警的团队和协调配合的意识, 同时也树立班子威信, 提高领导班子的凝聚力、号召力、创新力和战斗力。法庭坚持用能力去带动人, 用魅力去感染人, 为干警创造公平、向上的工作环境, 使滨海法庭很快成为了一个步调一致、廉洁自律、以庭为家、默默无闻、甘愿奉献的集体。
谋服务之策, 抓好审判稳大局
解放思想, 增强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 把全庭思想统一到院党组、区委、市委以及中央工作精神的具体要求上来, 把法庭工作融入到全市发展大局, 把握当前滨海新区的工作重点和难点, 主动承担涉及企业及区重点工作任务, 增强全庭干警的大局观、服务观、责任感和使命感。业务实践中, 着力强化职能作用, 以增强审判能力为根本, 以增强工作执行力为目的, 以增强服务能力为中心, 以增强调解能力为手段, 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多赢”。几年来, 滨海法庭审理了多起实践中存在很大难度的涉油案件, 确保国家能源行业生产秩序。审理了多起因油田土地使用权禁止流转而引发的房地产纠纷案件, 解决了困扰企业和居民多年的油田房屋无法买卖的问题。审理了多起因油田企业在拓展外埠市场时产生纠纷的商事案件。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着“油区法庭为油田”的郑重誓言。
闯率先之路, 司法改革增动力
建立和加强立案、信访的“文明窗口”建设。建设了一站式的诉讼服务室并设置各项便民设施。同时, 不断完善立案和信访工作机制, 提高干警的文明执法水平, 每年平均接待来访群众7000人次以上。
创建符合辖区特色的速裁机制, 为案件快审快结创造了条件。为提高审判效率, 法庭内部成立速裁组, 速裁案件占全庭案件的30%以上, 平均审限9.9天, 速裁案件无一上诉上访, 极大地提高了审判效率。
坚持巡回审判制度, 服务基层。今年法庭以方便群众诉讼为原则, 对因行动不便等情况到庭困难的当事人实行上门开庭、假曰开庭和巡回审判, 塑造法庭亲民、便民形象;深入街镇、国企开展一对一服务, 通过开展到海滨街、太平镇、港西街座谈、服务、咨询等活动, 了解辖区企业、居民的司法需求和社情民意, 加强了与基层的联系。
发挥陪审员的作用, 普通程序案件陪审员参审率达到了100%。创新工作举措, 在全国率先试行驻庭人民陪审员工作, 邀请资深陪审员驻庭值班, 参与信访接待、案件调解, 取得良好效果。
建立诉调衔接机制, 拓展调解外延领域。每年经诉前调解解决纠纷30余件, 经诉前民调组织调解成功, 由法庭立案确认效力。加强诉讼调解, 通过法庭委托调解和邀请民调员到庭调解, 辅助诉讼调解, 扩大调解的社会效果和提高判决案件的服判息诉率, 最大限度地发挥诉调对接机制在解决纠纷中的作用。
聚八方之力, 倾情服务创“优质”
篇9：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纪要
省人大常委会代主任俞国行主持各次全体会议，副主任章猛进、徐志纯、卢文舸、叶荣宝、葛圣平、李志雄、孙优贤、徐宏俊和秘书长李步星以及委员共47人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王永明、葛慧君副省长，省高级人民法院应勇院长、杨育林副院长，省人民检察院陈云龙检察长、刘晓刚副检察长列席了会议。列席会议的还有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和省级有关单位负责人，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秘书长办公会议成员，各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以及4位省人大代表。此外，15位公民旁听各次全体会议。
一、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省人民政府王永明副省长所作的《关于浙江省“五大百亿"ZE程实施进展情况的报告》。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时指出，5年来，在省委的重视和领导下，经过省政府及各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五大百亿”工程进展顺利，多数项目已建成并陆续投入使用，届初确定的目标任务得到了较好的落实。“五大百亿"ZE程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全省人民的利益，对于全面改善发展环境，大力增强发展实力，不断提升发展水平，切实推动我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常委会组成人员进一步指出省政府及各有关责任部门要再接再厉，继续推进项目落实，切实加强工程管理，认真做好工程配套规划衔接等后续工作，进一步加强督促、检查和考核，尤其是要下大力气协调解决“万里清水河道”建设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确保“五大百亿”工程计划的全面完成。同时，要对5年来工程实施情况进行认真总结，并着手思考下一个五年重大工程建设规划。
二、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员会黄友源副主任委员所作的关于《浙江省志愿服务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通过了《浙江省志愿服务条例》。
三、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丁祖年副主任委员所作的关于《浙江省全民健身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通过了《浙江省全民健身条例》。
四、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员会景雄明副主任委员所作的关于《浙江省气象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通过了《浙江省气象条例》。
五、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任亦秋副主任受法制委员会委托所作的关于《浙江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草案)》的说明，审议通过了《浙江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
六、会议听取了宁波市人大常委会陈旭副主任所作的关于《宁波市文物保护点保护条例》的说明以及省人大法制委员会景雄明副主任委员所作的关于《宁波市文物保护点保护条例》审议结果的报告，决定批准《宁波市文物保护点保护条例》。
七、会议听取了法制委员会景雄明副主任委员、内务司法委员会沈雷主任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陈积民副主任委员、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委员会陈培德副主任委员、农业和资源环境保护委员会赵宗英主任委员分别所作的关于省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通过了上述5个报告。
八、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省人民政府李学忠副秘书长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省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了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人民检察院关于省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情况的两个报告，并通过了上述3个报告。
九、会议听取了省高级人民法院应勇院长所作的人事任免报告的说明，并进行了审议。会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任命徐杰为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篇10：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纪要
鲁高法[2011]297号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省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 全省各中级人民法院、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青岛海事法院、山东法官培训学院、本院各部门：
2011年8月31日至9月1日，全省民事审判工作会议在济南召开。省法院周玉华院长到会发表了重要讲话，省法院刘爱卿副院长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贯彻了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精神、第二十三次全省法院工作会议精神，对加强今后一个时期全省民事审判工作进行了全面安排和部署。会议还就当前民事审判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疑难问题和民事法律政策的适用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对相关问题达成了基本共识并形成会议纪要。现将全省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印发给你们，请在审判工作中参照执行。执行中有什么问题请及时报告省法院。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印）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全省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2011年8月31日至9月1日，全省民事审判工作会议在济南召开。各中院分管民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与省法院民一庭审判业务对口的民庭庭长，省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基层联系点法院院长以及济南军区军事法院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省法院院长周玉华发表了重要讲话，省法院副院长刘爱卿出席会议并讲话。这次会议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会议传达贯彻了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精神、第二十三次全省法院工作会议精神，对加强今后一个时期全省民事审判工作进行了全面安排和部署，明确提出在新形势下，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更好地落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工作主体，更加充分发挥民事审判职能作用，为全面实施“十二五”规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与会人员经过认真讨论，就当前民事审判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疑难问题和民事法律政策的适用问题达成了基本共识。现就有关问题纪要如下，供全省各级人民法院参考。
一、关于物权纠纷案件
会议认为，物权法是规范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民事法律，对于确认物的归属，明确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的内容，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法律地位和财产权利，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针对后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实施宏观调控政策，注重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财产权利和发挥其创造社会财富的积极性，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宏观调控政策的调整，必然使民事主体的静态财产权利处于动态变化中，由此相应地引发物权纠纷案件。人民法院在审理物权纠纷案件中，要及时关切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对各类物权关系的影响，根据党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大局调整审判思路，确定审判原则，确保物权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符合“为大局服务”的主题要求。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要特别注重对物权的平等保护，平等保护原则既反映了我国经济制度的现实要求，又符合我国民法平等保护的基本原则，对国家、集体和个人财产权进行平等保护是市场经济内在要求在法律上的具体体现，是维护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现实需要。要注重充分发挥司法的物权确认功能，既要准确把握物权登记的制度功能，严格贯彻物权公示和公信制度，又要根据案件类型充分发挥司法的物权确认功能，合理确定物权的归属和内容。在一房多卖的案件中，要分别根据登记、占有、价款交付以及合同成立的时间等确定房屋所有权的归属。在房屋拆迁补偿纠纷中，要重视拆迁补偿权利的特殊性，合理解决与其他民事权利的冲突。要合理协调物权关系和合同关系，正确认识物权变动与合同效力的不同功能，贯彻落实好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相区分的原则，从维护市场交易安全出发，一般不宜轻易否定物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切实保护守约一方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的基本规则。对于当前司法实践中比较典型的共有物单方处分、一物多卖等合同效力，在依法认定合同有效的同时，要通过违约责任等制度实现当事人之间利益的平衡。
（一）关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权利人与实际权利人不一致的情形如何处理的问题
根据《物权法》第17条的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是不动产物权的外在表现形式，是确定不动产物权归属和内容的基本依据，对不动产物权的归属具有推定的证据效力，在没有充分反驳证据的情况下，应当依据不动产权属证书确定不动产物权的权利人，但实践中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权利人与实际权利人不符的情况比较普遍。如果一方当事人认为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权利人有错误，向法院起诉对该不动产物权请求确认归属的，有义务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如证据足以证明不动产物权的实际权利人的，应依法确定讼争不动产物权的权利人。
（二）关于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与不动产登记的关系 依据《物权法》第28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可以直接引起物权变动，无需进行不动产登记而变动物权。换言之，人民法院作出的法律文书生效之时，即应认定不动产物权已经发生转移，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不动产物权的权利人可以持该法律文书办理不动产物权的变更登记手续，登记机关是否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手续，均不影响不动产物权的变动。
（三）关于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同共有房屋的处理问题 根据《物权法》第97条的规定，处分共有房屋应当经三分之二以上份额的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该规定据此确定了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两种共有财产的处分规则，即按份共有采取“多数决”的处分原则，而共同共有则采取“一致决”的处分原则。质言之，部分共有人未经全体共有人的同意不得擅自处分共同共有的房屋，否则处分行为应属无效。但部分共有人处分共同共有房屋涉及到第三人利益保护问题，应根据物权法、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结合处分行为的不同情形加以处理：部分共有人与第三人就共同共有房屋的处分仅意思表示一致并达成协议，尚未发生物权变动的，此协议应为效力待定的合同；部分共有人与第三人处分共同共有房屋符合《物权法》第106条规定，其他共有人主张追回房屋的，不予支持。
（四）关于典当的法律性质问题
典当权在我国传统民法理论中视为一种用益物权，是财产所有权人将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抵押给典当权人，获取相应的财物或者款项，并约定在一定期限内回赎。典权是以不动产标的物设定的物权，而当权是以动产标的物设定的物权。依据《物权法》第5条物权法定的原则，物权法没有将典当权规定为一种用益物权，因此，财产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将财产抵押给典当企业获取借款所签订的典当合同，具有抵押借款合同的性质，属于债权的范畴，应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处理。
（五）关于相邻关系中妨害建筑物采光、日照的认定标准问题 依据《物权法》第89条的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据此规定，认定相邻关系中妨害建筑物采光、日照的主要依据是国家颁布的有关工程建设规范，目前，涉及建筑物采光、日照标准的主要工程建设规范有：2001年7月31日建设部发布的《建筑采光设计标准》、2002年8月30日建设部发布的《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房屋建筑部分）、2002年3月11日建设部发布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2005年11月30日建设部发布的《住宅建筑规范》。省及各中院辖区的地市颁布的工程建设规范中高于国家规定的采光、日照标准的，可以参照适用。
（六）关于物业服务中发生的机动车损害或者人身伤害如何处理问题
业主将机动车辆停放在住宅小区内，发生机动车辆丢失或者毁损的，应按照业主或者业主委员会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中有关机动车辆服务管理的约定确定物业服务企业的赔偿责任；业主或者业主委员会没有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机动车辆服务管理协议的，机动车辆发生丢失或者毁损的，可以根据物业服务企业在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中所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结合其过错程度、物业服务费收取标准等因素确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
因物业服务企业的过错导致住宅小区内的公共设施等物件造成业主财产或者人身损害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在物业服务区域内，因第三人侵权造成业主人身或者财产损害的，受害人请求物业服务企业承担赔偿责任的，可根据物业服务企业是否履行相应职责或者履行职责是否存在过错确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承担的相应赔偿责任。
（七）关于违法建筑的认定和处理问题
依据城乡规划法的规定，违法建筑是指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进行建设的建筑物和构筑物。根据《物权法》第30条的规定，因合法建造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违法建筑因建设行为的违法性，不能发生设立物权的法律效果，建造人对违法建筑也不享有物权权益，因此，因违法建筑的归属和内容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告知当事人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
当事人之间以违法建筑为标的物签订的买卖、租赁合同发生的争议，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并依法确认以违法建筑为标的物的买卖、租赁合同无效。
违法建筑是夫妻共同财产的，离婚时，婚姻当事人请求分割违法建筑的，原则上不予支持，但对违法建筑产生的收益，应当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八）关于不动产物权权属争议中的民行交叉问题
不动产物权权属争议中的民行交叉问题，是指当事人对不动产物权权属据以成立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存在争议而引发的不动产物权权属确认争议与不动产登记行为相互交织的纠纷，主要表现为民事纠纷与具体行政行为相关联。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所审理的对象不同，民事诉讼主要是对不动产物权的归属进行实质性审查，并据实作出确认权利归属的判决。至于不动产物权的登记行为是否真实合法，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审理范围。
（九）关于业主委员会的诉权范围问题
依据物权法和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业主委员会作为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依法有权维护住宅小区全体业主的合法权益，在住宅小区业主的共同利益遭受损害时，有权代表全体业主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即业主委员会具有民事主体和诉讼主体资格。依据《物权法》第78条、第83条的规定，业主委员会的诉权范围仅限于住宅小区内业主的共有权和共同管理权遭受损害的情形，业主的专有权受到侵害，应由业主主张权利。
二、关于房地产纠纷案件
会议认为，近年来，为稳定房地产市场，保障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我国加强了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先后采取了紧缩银根、提高商品房首付比例、限制按揭贷款和控制购房数量等调控政策。这是党和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人民法院房地产纠纷案件审判工作面临的全局大局。全省各级人民法院要深刻认识当前形势下做好房地产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宏观经济形势发生的客观变化，在法律和国家政策规定的框架内，妥善审理好各类房地产案件，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提供司法保障。会议认为，对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实施中发生的房地产纠纷，要依法受理、妥善处理，对目前部分法院采取的因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实施引发的房地产纠纷案件不受理、受理后不审理等作法要认真纠正，防止矛盾激化；对于因国家信贷政策变化导致买受人丧失履约能力、因限购措施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形，应依据合同法的规定和合同的约定，依法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并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辅之以返还原物、折价补偿和赔偿损失等，切实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对于因买卖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开发的“小产权房”而引发的纠纷案件，要严格贯彻国家的公共政策和诚信交易秩序，依法确认“小产权房”买卖合同无效，并通过出卖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等方式避免当事人之间利益关系失衡。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尚未完全消退、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不断强化的背景下，应当准确把握宏观经济形势对房地产市场的客观变化，依法保护守法履约行为，制裁违约行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依法规制房地产开发行为，制裁哄抬房价、捂盘惜售、欺诈消费者等违法行为。要充分发挥人民法院权利保障和纠纷终结的审判职能作用，注重运用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相结合、调解与判决相结合的方法，妥善化解房地产市场中发生的矛盾纠纷，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持续发展。要加强对当前形势下房地产纠纷案件审判工作中新情况、新问题的调查研究，密切关切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对房地产业的影响以及可能引发的纠纷案件，及时提出应对的司法对策。
（一）关于以协议方式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效力问题 依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12条的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可以采取拍卖、招标的方式，也可以采取双方协议的方式。根据这一规定，协议是土地使用权出让的一种法定方式。2002年7月1日，国土资源部发布的《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第11条规定，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各类经营性用地，必须以招标、拍卖、挂牌等公开的方式出让，禁止以协议方式出让经营性用地。《物权法》第137条第2款也作了相似的规定。国土资源部的规定属于国家政策的范畴。根据上述规定，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会议精神，2002年7月1日之后，凡是以协议方式签订的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依法认定为无效，但7月1日之前已经政府有关部门前置审批或者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除外。
（二）关于集体土地以租代征合同的效力问题
所谓以租代征，是指土地使用者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直接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以承租的方式占有使用农村集体土地进行开发建设。以租代征是名为租赁，实为征收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我国土地管理法的强制性规定，除符合《土地管理法》第63条规定的情形外，应依法认定土地租赁合同无效。
（三）未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的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39条的规定是法律限制未依法登记取得权属证书的房屋转让的管理性规范，而非效力性规范，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房屋买卖合同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依法认定有效，如果第三人主张房屋所有权导致房屋买卖合同不能履行的，出卖人应当承担权利瑕疵担保责任。
（四）关于因信贷政策变化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不能履行的处理问题
国家为遏制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先后采取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其中以提高商品房款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为主要内容的信贷政策的变化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履行影响比较大。对于买受人以按揭贷款方式支付购房款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履行中，如买受人有证据举证证明确因信贷政策的变化而不能办理合同约定的按揭贷款，且双方对付款方式无法协商变更，而请求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可予以支持。但合同有明确约定的除外。
（五）关于因限购政策导致商品房买卖不能发生物权效力的处理问题
为控制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许多地方人民政府根据2010年4月17日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国发[2010]10号）的规定，出台了相应的限购政策，对购房人购买房屋的套数进行限制，因此，在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应当注意对限购政策的适用。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后，对于房屋买受人有证据证明确因限购政策的实施无法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的，而请求与出卖人解除合同的，可予以支持，但合同有明确约定的除外。
地方人民政府没有出台相应限购政策的，房屋买受人不得以限购政策的实施为由请求解除合同。
（六）关于房屋交付条件中验收合格的理解与适用问题 依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27条和国务院《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17条的规定，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根据上述规定，验收合格是房屋出卖人将房屋交付给买受人的法定条件，但对验收合格的标准，司法实践中认识不尽相同。根据我国现行房地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后，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向当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竣工验收申请，由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对涉及公共安全的内容，组织工程质量监督、规划、消防、环保等有关单位进行验收，因此，商品房交付时的验收合格应以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完成综合验收为标准。因为房屋的验收合格，除要求房屋的质量符合国家规定的强制性安全标准或者合同约定的标准外，还需要满足买受人或者房屋使用人正常的居住和生活需要，因此，出卖人交付的房屋应是完成了工程竣工验收、消防、配套设施、绿化、环保等综合验收。
（七）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商品房认购书的效力问题 依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出卖人预售商品房必须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未取得预售许可证明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应依法认定为无效。商品房认购书是一种预约合同，是双方当事人为将来签订作为本约合同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所作出的一种承诺，并非正式的商品房预售行为。由于商品房认购书并非商品房买卖合同，故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不影响商品房认购书的法律效力。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的规定，如果商品房认购书已经具备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实质性内容，此种情形下，商品房认购书不应当认定为预约合同，而是商品房买卖合同，出卖人未取得预售许可证明的，该商品房认购书应依法认定无效。
（八）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后的损失赔偿问题
依据《合同法》第97、113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当事人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商品房买卖合同因一方违约被解除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因合同解除造成的损失，损失的范围包括积极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如因出卖人的原因导致合同解除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赔偿损失的范围是纠纷发生时讼争房屋的现实价值与合同约定价格之间的差价。
（九）关于出租人出租抵押房屋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
在房屋上设定抵押权后，能否进行出租，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没有明确规定，一般认为，房屋被抵押后，抵押权实现之前，出租人将抵押房屋租赁给承租人使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影响房屋的正常使用，完全可以实现签订租赁合同的目的，应当认定出租人与承租人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是有效的，但出租人负有对租赁物的权利瑕疵担保义务，如出租人未履行该义务，承租人有权行使合同解除权，并要求出租人承担违约责任。
（十）关于房屋买卖中“黑白合同”的认定问题
房地产交易中，有些当事人为规避国家税收法律和税收监管，出卖人和买受人通常签订两份价格不同的买卖合同，其中用一份价格较低的合同到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另一份价格较高的合同为真实的交易价格并实际履行的合同。出卖人与买受人签订两份价格不一致的房屋买卖合同，应以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确定各自的权利义务。
（十一）关于以房抵债合同的效力问题
在房地产开发或者建设工程施工中，由于无力支付开发费用或者工程价款，开发商以已经建成或者在建的房屋抵偿所欠的债务。以房抵债的协议既是当事人之间履行债务的一种方式，也是双方就如何履行原债务达成的新协议，只要该协议不具有《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无效合同的情形，应依法认定有效，双方应诚信履行协议。抵债的房屋是否办理所有权变更手续不影响以房抵债协议的效力。
三、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
会议认为，建筑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和支柱产业之一。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特别是房地产业近年来的持续热涨，拉动建筑市场和建筑行业呈现出迅猛发展的繁荣景象。建筑业基础庞大、从业人员众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建筑业的发展吸纳了大量的进城务工的富余农民工就业，同时也拉动了建筑材料、机械设备制造等相关行业的发展，使建筑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在建筑市场和建筑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许多突出问题，可以说，建筑行业与其他行业相比，违法违规的现象更普遍，如建筑市场的管理不规范导致的借用资质、转包和违法分包建设工程等行业通病普遍存在；建设资金的投资不到位以及垫资施工导致的工程价款拖欠恶性循环；建设工程竣工验收程序和标准的不规范造成大量的未经验收的工程交付使用；建筑施工队伍监管的混乱导致建设工程质量低劣，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等。这些问题严重扰乱了建筑市场的正常秩序，破坏了建筑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环境，阻碍了建筑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近年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综合整治措施，整顿和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加强对建筑市场的监管，建筑市场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得到显著改善。从司法审判的角度看，随着国家加强了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相应地波及到建筑市场及相关行业，造成建设工程领域中的纠纷案件不断增多，案件审理难度不断加大，且呈现出涉猎主体多、法律关系复杂、专业技术性较强、法律适用难度增大的发展趋向。面临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人民法院要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主题，坚持保障发展与促进规范并重，维护诚信与提高效率并重，确保质量与实现公平并重，切实做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的审判工作。在司法实践中，要坚持规范和引导建筑市场健康发展的原则，坚持确保建设工程质量的原则，坚持依法维护进城务工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原则，积极稳妥地化解建设工程领域的矛盾纠纷，为规范建筑市场，促进建筑业的健康发展发挥应有的职能作用。
（一）关于项目经理的法律地位问题
根据建设部《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质管理办法》第2条的规定，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是指受企业法定代表人委托对工程项目施工过程全面负责的项目管理者，是建筑施工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工程项目上的代表人。按照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制定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1999—0201）第1.5款的规定，项目经理是指承包人在专用条款中指定的负责施工管理和合同履行的代表。根据上述规定，在法律层面上，项目经理是建设工程承包人在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全权代理人，项目经理部是承包人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直接责任部门，不属于承包人的分支机构，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也无需办理工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在建设工程施工中，项目经理的行为视为承包人的行为，项目经理在建设工程施工中与发包人、分包人或者实际施工人发生的争议，应当由承包人作为诉讼主体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关于“黑白合同”认定的有关问题
对不属于《招标投标法》第3条规定的强制招标的建设工程所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1条的规定，即是否存在着“黑白合同”的问题。不论是自愿招标发包还是强制招标发包的建设工程，只要按照招标投标法的规定，通过招投标方式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就应当符合法律的规定，发包人和承包人应当根据中标通知书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不得另行签订与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合同，即“黑白合同”。
建设单位直接发包的工程，即建设工程无需招标的，但当事人双方自愿将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此后又签订与备案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合同，此种情形不适用“黑白合同”的认定规则。
关于“黑白合同”的法律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1条并未对“黑白合同”的效力作出评判，只是规定将“白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因此，在审判实践中不宜对“黑白合同”的法律效力进行认定。
依据《招标投标法》第46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第21条的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按照中标文件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中标人单方出具让利承诺书，承诺对建设工程予以让利，实质上变更了中标合同中的价格条款，构成对中标价格的实质性背离，故属于“黑合同”的性质，因其违反了招标投标法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让利承诺书无效。
（三）关于固定价格合同未履行完毕而解除的，工程价款如何结算的问题
根据建设部《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第12条规定，建设工程合同价可以采用固定价、可调价和成本加酬金三种形式。建设部、财政部联合发布的《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第8条的规定，固定价格又分为固定总价和固定单价两种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2条对于固定价格合同已经完全履行完毕情形下的工程价款结算问题作了明确规定，而对固定价格合同未履行完毕情形下的工程价款结算问题未明确。对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按固定单价结算的，则应根据固定单价核算出已完工程的实际工程量，据实结算工程价款；如果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按固定总价结算，则按照实际施工部分的工程量占全部的工程量的比例，再按照合同约定的固定价格计算出已完部分工程价款。
（四）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情形下发包人能否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问题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条的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该规定确立了合同无效情形下的工程价款结算与建设工程的质量直接挂钩的基本原则。对于合同无效情形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建设工程，发包人能否请求参照合同约定进行工程价款结算，司法解释未规定，会议认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虽然依法确认无效，但只要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按照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发包人亦有权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
（五）关于固定价格合同在履行中能否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问题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实行固定价格结算，在合同履行中，发生建筑材料价格或者人工费用过快上涨，当事人能否请求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变更合同价款或者解除合同。如果建筑材料价格或者人工费用的上涨没有超出固定价格合同约定的风险范围，当事人请求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调整合同价款的，不予支持；如果建筑材料价格或者人工费用的上涨超出了固定价格合同约定的风险范围，发生异常变动的情形，如继续履行固定价格合同将导致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严重失衡或者显失公平的，则属于发生了当事人双方签约时无法预见的客观情况，当事人请求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调整合同价款或者解除合同的，可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26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予以支持。
（六）关于实际施工人的诉讼地位和发包人责任的性质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6条规定的实际施工人，是指工程转包合同的转承包人、违法分包合同的承包人、借用资质（资质挂靠）的承包人。司法实务中应当严格实际施工人的认定标准，不得随意扩大实际施工人的适用范围。实际施工人可以是法人、其他组织、个人合伙，也可以是自然人（俗称“包工头”），但从事建筑业劳务作业的农民工不属于实际施工人。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6条的规定，实际施工人直接起诉发包人请求支付欠付工程价款的，为查明案件事实，应当追加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共同被告；实际施工人直接起诉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请求支付工程价款的，不得追加发包人为诉讼当事人。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6条的规定，实际施工人起诉发包人请求支付欠付工程价款的，发包人在欠付工程价款的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直接支付欠付工程价款的责任，发包人与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承担支付工程价款的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
（七）关于质量保修金返还时间的确定问题
建设工程质量保修金是发包人与承包人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从应付的工程款中预留，用以保证承包人在保修期间对建设工程出现质量缺陷进行维修的资金。其主要功能在于担保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后在保修期内出现的质量缺陷问题。与质量保修金相联系的是质量保证金。依据建设部《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保修金）是发包人与承包人在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中约定，从应付的工程款中预留，用以保证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内对建设工程出现的缺陷进行维修的资金。从上述规定来看，建设工程质量保修金和保证金属于相同性质的费用，功能也是相同的。由于质量保修金对应的质量保修期，而质量保证金对应的是缺陷责任期，导致司法实务中对于保修金或者保证金的返还时间发生争议。会议认为，质量保修期与缺陷责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质量保修期是指建设工程在正常使用条件下的法定最低保修期限，在此期限内承包人对建设工程出现的质量问题负有保修的义务。而缺陷责任期是指质量保证金的预留期限，最长为2年，缺陷责任期满，发包人应当将保证金返还承包人。因二者期限不同，质量保修期长于缺陷责任期，因此，当事人对质量保修金返还期限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缺陷责任期满后，发包人应当将质量保修金返还给承包人，即发包人应当自接受建设工程之日起2年内将质量保修金返还给承包人。
（八）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质量标准与国家强制性标准不一致的处理问题
建设工程质量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系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安全。因此，国家对建设工程质量要求十分严格，建筑法、合同法在立法上均对建设工程质量作出明确规定，并确定了建设工程质量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但建设工程质量作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核心内容，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纠纷频发、争议激烈的问题。因此，对于建设工程质量争议，必须坚持质量第一的审判原则，依法通过司法手段确保建设工程质量符合国家规定的强制性安全标准。当事人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的建设工程质量标准低于国家颁布的建设工程质量强制性标准的，该约定无效，建设工程发生质量缺陷的，承包人应当按照国家强制性标准承担修理或者返工、改建等责任；对于当事人约定的建设工程质量标准高于国家规定的强制性安全标准的，如约定获得“鲁班奖”等，应当认定该约定有效，承包人的工程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质量标准的，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九）质量保修期间质量缺陷的责任承担问题
建设工程在保修范围和保修期限内发生质量缺陷的，施工单位应当履行保修义务，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施工单位承担保修责任与建设工程质量缺陷责任不是同一概念，施工单位负有保修责任并不意味着承担建设工程的质量缺陷责任。对于在建设工程保修期间出现的质量问题，虽由施工单位负责保修，但保修所发生的费用应当由造成质量缺陷的责任方负担。实务中，对于保修期间的质量责任划分和损失承担原则根据以下情形确定：（1）施工单位未按国家有关工程建设规范、标准和设计要求施工，造成质量缺陷的，应当履行保修义务，并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2）属于勘察、设计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质量缺陷，由施工单位负责返修，费用由建设单位支付，建设单位可向勘察、设计单位追偿。（3）因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质量不合格引起的质量缺陷，属于施工单位负责采购的，由施工单位承担民事责任；属于建设单位负责采购的，但施工单位提出异议而建设单位坚持使用的，由建设单位承担民事责任，如果施工单位没有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仍然使用的，由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共同承担责任。（4）因建设单位或者建筑物所有人使用不当造成的质量缺陷，由建设单位或者建筑物所有人自行负责。（5）因自然事故、社会事件等不可抗力造成的质量事故，由建筑物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承担责任。（6）对发包人提出的违反法律法规和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标准，降低工程质量的要求，承包人不予拒绝而进行施工的，由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共同承担责任。
（十）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以政府文件作为工程价款结算依据，现政府文件被撤销或者失效的情形如何处理的问题
当事人双方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以地方人民政府的文件作为工程价款的结算标准和依据的，该政府文件已经构成合同的内容，该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依法认定约定有效。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行中，如果合同所依据的政府文件被撤销或者失效，但该政府文件已经转化为合同约定，仍应按照政府文件的规定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当地人民政府出台新的文件对原文件的规定进行调整和修改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外，仍应以原政府文件的规定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
四、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
会议认为，农村土地问题是事关广大农民社会保障、农村社会稳定、农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近年来，党和国家站在全局的高度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加大农业投入、扩大农村内需、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村经济出现了持续向好的发展形势。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是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业发展和保持农村稳定的制度基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土地权利是广大农民安身立命的根基，关系到广大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等基本人权，也关系到我国政权的稳固。保护和稳定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保障农民安居乐业、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此，全省各级人民法院一定要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当前形势下妥善化解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重要意义，牢固树立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意识，充分发挥好人民法院权利确认、公权制约和纠纷终结的职能作用，认真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审判工作，确保党和国家有关“三农”政策措施的正确落实，切实维护广大农民最现实、最直接的土地权益。在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中，要特别注意的是，农民依法享有长期而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定承包期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预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不得违法调整和收回承包地，不得违背农民意愿强行流转承包地，不得非法侵占农民承包地。
（一）关于以其他方式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和法律适用问题
依据物权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有家庭承包和其他方式承包两种情形，两种承包方式均可以创设用益物权，即土地承包经营权。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合同生效时设立，无需进行登记。对于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涉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问题，其土地承包合同不具有创设物权的效力，而是属于一般的债权合同，承包人的承包经营权遭受侵害的，承包人只能基于合同行使债权请求权主张权利，发包人收回承包地的，视为解除土地承包合同的行为。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9条的规定，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该权利具有物权性质，因此，以其他方式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未经依法登记不发生物权效力。
（二）关于村民小组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
依据《物权法》第60条、《土地管理法》第10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2条的规定，土地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换言之，农村集体土地由村内的村民小组管理的，可以由村民小组作为土地承包合同的发包方，因履行土地承包合同或者行使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纠纷的，村民小组可以作为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
（三）关于集体经济组织在土地延包或者依法调整承包地重新发包后，丧失承包地的农户请求返还的处理问题
依据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承包地在土地二轮承包或者被集体经济组织依法调整、收回后重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其他承包农户，并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应当依法认定承包农户合法取得相应承包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原承包人要求返还原承包地发生的纠纷，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取得纠纷，此类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告知当事人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
（四）关于发包方违法侵占、收回、调整家庭承包地的情形下，承包方请求返还承包地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
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存续期间，发生发包方侵占、收回、调整承包方承包地的情形下，承包方请求发包方返还违法侵占、收回、调整承包地的请求权，是基于物权发生的返还原物请求权，此种请求权属于物权请求权的范畴，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承包方请求返还承包地的，应当予以支持。
（五）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的效力问题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指具有物权属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包、出租、转让、互换、入股和抵押，而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未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所发生的流转，属于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
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7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3条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让方式流转的，应经发包方同意。承包人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结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1条的规定，发包方不同意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定理由是承包方不具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稳定的收入来源，发包人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都不影响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经发包方同意”，应理解为明示同意。
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出租、转包方式流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未发生转移，承包地被征收的，享有土地补偿权利的主体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而非承租人或者接受转包的承包方。
（六）承包人未按承包合同约定种植特定农作物的，发包方是否有权请求解除合同的问题
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形成规模化种植效益，有的承包合同中预定承包方只能种植某种农作物，否则发包方有权解除承包合同。由于该约定限制了承包方的经营自主权，所以实践中对于如何认定该约定的效力存在争议。会议认为，不同承包经营方式的功能存在重大差异，因此对于上述约定的处理原则也应有所不同。家庭承包方式下签订的承包合同，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社会保障功能，承包方对于经营承包地具有自主权，因此，对于家庭方式承包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发包方以未按约定种植指定农作物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不予支持；对于其他方式承包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发包方在合同中约定承包方未种植指定农作物时享有解除权的约定有效，发包方以此请求解除承包合同的，原则上应予支持。
五、关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会议认为，随着我国宏观调控政策不断实施，国家对金融政策进行了调整，银行贷款的规模不断收缩。在现行金融政策的制约下，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户信用贷款难的矛盾不断凸显，严重影响了中小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由此民间借贷市场异常活跃，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的影响不断加深。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业和“三农”的资金困难，有利于促进多层次信贷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但是民间借贷市场的自发性、自主性和不规范性，使其潜在的风险无法防控，不仅引发了大量的民事纠纷，而且容易滋生非法融资甚至洗钱犯罪等现象，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近一个时期，民间借贷市场呈现出借贷规模扩大化、借贷用途多样化、借贷利息高额化的鲜明特点，与此相应反映到诉讼中的民间借贷纠纷和矛盾亦呈现出数量多、增长快、难度大的发展态势，民间借贷案件逐渐成为民事审判工作中波及范围广、敏感程度高、案结事了难的纠纷案件类型。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人民法院要充分发挥权利保障和纠纷终结的审判职能作用，积极践行“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主题，服务和服从于国家宏观调控金融市场的大局，严格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积极稳妥地审理好涉及民间借贷的纠纷案件，为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行为，防范和化解民间借贷金融市场风险，促进民间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一）关于民间借贷的范围问题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规定，民间借贷纠纷属于借款合同纠纷。依据合同法的规定，民间借贷与其他借款合同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借贷主体的差异。通常理解的借款合同关系主要是指国家依法批准的金融企业与借款人之间发生的资金借用关系，而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主要是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非金融企业以及其他经济组织之间发生的资金借用关系。就民间借贷合同的标的物而言，一般限于货币借用，不包括有价证券的借用。
（二）关于民间借贷的生效条件问题
正确认定民间借贷的生效条件是审理此类纠纷案件的前提和基础，是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推动民间借贷市场合法有序发展的保障。对于民间借贷合同的生效条件，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根据《合同法》第210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原则上应认为民间借贷合同为实践性合同，即民间借贷合同以出借人和借款人之间达成货币借用合意，并以出借人实际给付借款为生效条件。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仅达成借款合意，而未实际给付借款标的物的，可以认定合同成立而未生效，借款人不承担偿还借款的责任。
（三）关于民间借贷纠纷的举证责任分配以及证据审查和采信问题
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难点在于证据审查和认定难，实践中对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的证据，应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程度以及各证据之间的逻辑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民间借贷的出借人行使债权请求权，要求借款人偿还借款本息的，应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借贷内容以及是否已将款项交付借款人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借款人主张已经偿还借款的，应当承担偿还的举证责任。对于出借人提供的“借据”等书证，应结合其他相关证据（包括借贷金额的多少、支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等）认定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
（四）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中利息、违约金争议的处理问题 民间借贷的利息是指从借款人借款之日至还款之日之间产生的利益，而民间借贷的违约金是指借款人逾期偿还借款本金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对于民间借贷合同明确约定借贷利息的，应当按照约定支付利息，但借贷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对于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出借人与借款人在民间借贷合同中既约定利息又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的，最终收取的利息和违约金的总额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
原则上应以民间借贷书证上记载的借款金额为本金，当事人约定利息预先扣除或者有证据证明实际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出借金额认定本金。
（五）关于个人借贷单位使用的民间借贷处理问题
对单位工作人员为本单位的生产经营需要，以自己名义与出借人发生资金借用行为而发生民间借贷纠纷，应首先审查借贷法律行为是否符合《合同法》第49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其次审查借款的实际用途和实际借款人。如果借款人的资金借用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且借款由单位实际使用，应当认定单位为实际借款人，由单位承担偿还借款的责任；如果借款人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且出借人并不明知借款人是履行单位的职务行为、有充分理由认为其是在同借款人个人发生借贷关系，即使出借人与借款人的单位实质上存在借贷关系，应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支持出借人向借款人主张权利。
（六）关于民间借贷的诉讼时效问题
依据《合同法》第206条的规定，民间借贷合同中没有约定借款日期和还款期限的，出借人可以随时请求借款人偿还借款，借款人也可以随时偿还。出借人没有提出还款请求，借款人也未主动偿还借款的，为保护出借人的合法权益，原则上适用《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的20年最长诉讼时效。
六、关于侵权责任纠纷案件
会议认为，近年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形态的日趋丰富，民事主体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不断增强，侵权损害案件数量不断增长，各种特殊侵权、新型侵权案件不断出现，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产品责任损害赔偿案件、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物件损害赔偿案件等特殊、新型案件日益成为侵权损害案件的主要类型。目前，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日益呈现出法律关系复杂化、诉讼主体多元化、赔偿数额高额化、纠纷发生群体化的鲜明特点，成为所有民事案件中社会敏感程度高、波及范围广、审理难度大的纠纷案件类型，因此，做好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审判工作已经成为人民法院维护受害人合法权益、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侵权责任法作为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的基本民事法律，对于统一侵权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对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审判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全省各级人民法院要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己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目标，化解社会领域的侵权纠纷为主线，维护受害人合法权益为核心，切实做好侵权损害赔偿案件的审判工作。
（一）关于侵权责任法与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衔接问题。
侵权责任法在归责原则、责任主体、承担责任的方式等方面与以前有关侵权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存在诸多冲突，因此，要正确处理好侵权责任法与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之间的适用关系问题。对于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后，之前与该法内容存在冲突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不应再继续适用；对于侵权责任法未明确规定，且之前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与侵权责任法的立法原则相一致的内容，可以作为对侵权责任法的有益补充，继续适用。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其他特别法对侵权责任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侵权责任法与其他侵权法律规范相冲突的，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
（二）关于无赔偿权利人或者赔偿权利人不明的情形下，有关部门能否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问题
因道路交通事故等侵权行为造成流浪乞讨等身份不明的人死亡，无赔偿权利人或者赔偿权利人不明的情形下，民政部门等有关单位向赔偿义务人提起民事诉讼，主张侵权损害赔偿的，没有法律依据，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驳回起诉。
（三）关于侵权损害赔偿的范围和标准问题
《侵权责任法》第16条规定了侵权致人损害的赔偿范围，但没有明确规定各项损害赔偿项目具体标准。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侵权致人损害的赔偿标准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
（四）关于受害人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赔偿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时，如受害人有被抚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8条的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依据该规定，在裁判说理中，被抚养人 生活费和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应分别计算，但在判决主文中将被抚养人生活费和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合并计算作为一个判项，被抚养人生活费在判项中不再出现。
（五）关于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在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前，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存在法律适用的二元化的现象。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后，患者请求医疗机构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不论构成医疗事故还是医疗差错，均应统一适用《侵权责任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想关规定，并以“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确定案由；患者请求医疗机构承担违约责任的，以“医疗服务合同纠纷”确定案由。
（六）关于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的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实行的是因果关系推定和过错推定，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即患者应当就医疗机构的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只有在《侵权责任法》第58条规定的如医务人员有违规治疗行为或者隐匿、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医疗材料、伪造、篡改、销毁病历资料等情形下，才适用过错推定的原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因伪造、篡改、涂改或以其他不当方式改变病历资料内容、遗失、销毁、抢夺病历等情形导致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在因果关系及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是否有过错无法认定的，由改变、遗失、销毁、抢夺病历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病历制作方对病历资料的内容存在明显矛盾或错误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病历仅存在错别字、未按病历书写规范书写等形式瑕疵的，不影响病历的真实性的认定。
（七）关于产品责任的赔偿责任主体、赔偿责任问题
依据《侵权责任法》第41条的规定，产品责任对产品的生产者实行严格责任，即无过错责任，而对产品的销售者实行过错责任。因产品存在缺陷致人损害的，受害人可以行使选择权，请求产品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选择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的，如果销售者有证据证明自己无过错，产品缺陷是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选择生产者承担赔偿责任的，如果生产者有证据证明销售者存在过错，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销售者追偿。
受害人选择产品生产者和销售者作为共同被告的，应当判决共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共同被告中的一方有证据证明其不应承担责任的，可明确其依法享有追偿权。
（八）关于产品侵权责任的惩罚性赔偿的问题
依据《侵权责任法》第47条的规定，惩罚性赔偿仅限于因缺陷产品致使他人死亡或者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的人身损害，而不适用财产损害。在确定惩罚性赔偿的具体数额时，应当综合考虑侵权行为的性质、过错程度、损害后果、侵权人的赔偿能力、获利状况、受害人遭受的损失、社会影响等因素确定。
（九）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标准问题
侵权致人损害，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的，一般不予支持；侵权致人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侵权人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数额应当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方式、侵权情节、影响范围、侵权获利情况、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等因素综合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请求权的主体为受害人或者近亲属。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会议认为应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标准予以适当调整。具体调整标准如下：侵权人是自然人的，一般精神损害，赔偿标准为1000元－5000元；严重精神损害，赔偿标准为5000元－10000元；侵权人是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的，一般按照自然人赔偿标准的五至十倍予以赔偿。损害后果特别严重的，可在上述基础上适当提高赔偿标准。
（十）关于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同一损害的赔偿责任问题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实行过错责任，而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致第三人损害的，机动车之间如何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明确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同一损害，如果能够明确各自责任的，适用《侵权责任法》第12条的规定处理，由机动车之间各自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无法明确责任，且每个机动车的肇事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适用《侵权责任法》第11条的规定，由各机动车承担连带责任。
（十一）关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中第三者的认定问题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中的“第三者”的范围应严格按照国务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1条的规定确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时，如本车人员因机动车颠覆、倾斜等脱离了被保险机动车辆造成损害的，不宜视为受害人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中的“第三者”，受害人请求保险公司承担限额赔偿责任的，不予支持。
（十二）关于机动车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处理问题
机动车未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国务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规定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参照适用《山东省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65条的规定，由赔偿义务人在相应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
（十三）关于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机动车贬值损失是否予以赔偿的问题
机动车贬值损失一般是指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其使用性能虽已恢复，其本身经济价值却会因交通事故而降低所造成的损失，其实质为民法理论上所称的纯粹经济损失。对于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机动车贬值损失是否予以赔偿，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且机动车贬值损失的认定受机动车本身状况、机动车的用途、市场价格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具有多变性和不可确定性。因此，不宜支持交通事故受害人要求赔偿义务人赔偿机动车贬值损失的诉讼请求。
七、关于婚姻家庭纠纷案件
会议认为，婚姻家庭关系是最基础的社会关系，婚姻家庭问题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影响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近年来，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始终保持高位运行，案件总量已经占到全省法院各类诉讼和执行案件的10%以上，且逐渐呈现出案件增幅快、适用法律难、审理难度大的特点。全省各级人民法院必须高度重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审判工作，通过公正裁判依法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切实维护家庭关系的和睦与稳定。婚姻法司法解释
（三）已颁布实施，各级人民法院要认真组织学习，准确理解适用。一要注重保护妇女、老人和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要重视由于城市化进程导致的老人赡养问题，要通过案件的审理，实现老有所养。在离婚案件中，要关注对生活来源较少、谋生手段较弱的妇女的扶养义务的落实。要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尤其是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权益。二要根据家庭财产类型的发展变化处理好财产关系。家庭财产已经从较为单一财产类型，逐步发展到股权及其他投资等多种财产类型并存。审理婚姻家庭财产案件时，要重视婚姻法与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以及其他法律相协调，既要保护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的平等处分权，也要重视发挥财产的整体效用，通过不同的财产分割方式，实现两者和谐并存。要认识“买断工龄款”、养老保险金等财产形态的特征，合理确定其财产性质。在涉及第三人交易的情形下，要重视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交易安全的维护等因素，注意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三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道德和善良风俗。通过案件的审理，倡导夫妻的婚姻忠诚义务、亲属间的扶养、赡养义务以及我国民间各种良好的风俗习惯，避免因案件的审理对长期以来形成的具有规范普通民众道德与行为的良好民俗、习惯造成冲击，通过制裁违法行为，引导善良风俗的巩固与确立。
（一）关于离婚案件因被告下落不明而公告送达，能否缺席判决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1条规定：“夫妻一方下落不明，另一方诉至人民法院，只要求离婚，不申请宣告下落不明人失踪或死亡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下落不明人用公告送达诉讼文书。”依据婚姻法的规定，只要婚姻当事人之间的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人民法院应当准予当事人离婚。如果婚姻一方当事人起诉与对方离婚，而对方下落不明的，可以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送达诉讼文书，并采取缺席判决的方式判决双方离婚。但考虑到现实生活中人口流动性比较强，公告送达的覆盖面相对有限，且关系到婚姻当事人的人身权利，因此，公告送达应在穷尽其他送达方式的情形下方可适用，缺席判决离婚应从严掌握。
（二）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问题
依据《婚姻法》第41条的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由上述规定的立法本意理解，“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是构成夫妻共同债务的本质特征。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所负的债务是否构成夫妻共同债务，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24条的规定认定外，还要从夫妻双方是否具有共同举债的合意和所负的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等加以判断认定，不能简单地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个人一方的举债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举债并主张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举债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即证明举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夫妻有共同举债的合意，否则其主张不予支持。如夫妻一方以与债权人发生纠纷的生效民事法律文书为证据，主张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另一方共同偿还的，在一方未能举证证明债务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或夫妻有共同举债合意，则认定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债务为个人债务。
（三）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之间达成的财产分割协议的效力问题
一般而言，婚姻当事人之间达成的财产分割协议是以离婚作为附条件的，但法律未禁止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就财产问题自愿达成某种协议。对这种财产分割协议的性质和效力，目前审判实务上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主要焦点在于我国实行夫妻法定共同财产制的模式下，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签订这种协议，客观上无法实际履行，因为，就夫妻财产的归属而言，夫妻是一体的，在双方未解除婚姻关系的前提下，支持一方支付给另一方相应的财产，并不改变夫妻共同财产的性质和归属。会议认为，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签订的涉及财产问题的协议，经审查，只要不存在着欺诈、胁迫的情形，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当认可其合法性。夫妻双方解除婚姻关系时一方主张按照财产协议分割共同财产的，应当予以支持；在既没有解除婚姻关系也未实行分别财产制的情形下，一方当事人请求按照协议约定支付相关费用的，对该主张不应予以支持。关于财产分割协议是否适用“显失公平”的问题。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时应当平均分割，这是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基本原则，但是婚姻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分割毕竟不是单纯的市场交易，财产分割协议亦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合同，财产分割中充满着复杂的情感因素，婚姻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分割协议很难完全用公平来衡量，亦无从判断是否显失公平。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婚姻家庭案件中，对于一方当事人以财产分割协议显失公平为由请求变更或者撤销协议的，只要签订协议时不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形，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原则不予支持。
（四）关于夫妻婚前个人财产婚后产生的孳息的归属问题 夫妻婚前个人财产婚后所产生的孳息，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在金融机构存款或者购买金融债券产生的利息收入；二十投资实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取得的收益。《婚姻法》第17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工资和奖金、从事生产和经营的收益、知识产权的收益、因继承或者赠与所得的财产（但遗嘱或赠与合同中明确，只归夫与妻一方所有的除外）归夫妻共同所有。该条规定还有一个兜底条款，即其他应当归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婚姻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对“投资取得的收益”并无明确界定，造成在审判实务中产生一些分歧。对于夫妻一方婚前财产存入银行或者购买债券等所产生的自然孳息，属于债权或者储蓄本金产生的法定孳息，依照物权法相关规定，应认定为夫妻个人财产比较适宜。对于夫妻一方以婚前个人财产投资进行经营活动在婚后产生的收益，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比较适宜。
八、关于劳动争议纠纷案件
会议认为，受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我省许多企业持续出现经营困难、亏损、欠薪和关闭等情形，由此引发各种劳动争议案件大幅攀升。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呈现出设计数量膨胀化、内容复杂化、区间多样化、诉讼群体化和难度增大化的特点。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劳动立法的力度，最高人民法院加大了指定劳动争议案件司法解释的力度，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社会保险法等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相继颁布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劳动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劳动立法的完善，将极大地拓展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范围，劳动争议案件仍将保持持续增长的发展态势，但劳动关系协调发展的难度亦逐渐增大，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仍将是当前和今后民事审判工作中社会敏感程度最高、涉及范围领域中最广、案结事了压力最大的纠纷案件类型，因此，全省各级人民法院要以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为核心，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为目标，切身做好劳动争议案件的审判工作。为充分发挥人民法院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的职能作用，积极应对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在审判过程中要以“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为根本目标，坚持以既要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又要促进用人单位的生存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作为劳动争议案件审判工作的基本司法理念，准确把握立法宗旨，把个案的公正与社会公正结合起来，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之间的关系。一要坚持依法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和用人单位的生存发展并重。要充分认识到单纯地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并非是劳动合同法立法的终极目的，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才是劳动合同法的最终价值取向。劳资双方具有根本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和具体利益的相对差异性，二者相互依赖不可分割。在审理劳动争议纠纷案件时，必须坚持和谐发展、互利共赢的理念，不能强调保护一方而忽视另一方利益，要“放水养鱼”，切忌“竭泽而渔”。二要通过司法手段倡导稳定的劳动关系。目前，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劳动合同短期化是当前劳动关系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我国劳动争议大量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要通过民事手段依法制裁用人单位不签订合同的行为。要以维护稳定的劳动关系为价值依归，对用人单位施行的“末位淘汰”、“竞争上岗”等做法，要严格审查其合法性及其效力。三要切实保护劳动者的人身权益。目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正处于关键阶段，最低工资标准制度、法定节假日制度、最长加班时间等制度，都具有强烈的保护劳动者人身权益的立法目的。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中，要通过依法裁判用人单位支付加班费、经济补偿金、赔偿金等手段，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一）关于建筑行业中实际施工人直接招用的人员劳动关系的认定问题
建设单位将建设工程发包给施工单位后，施工单位又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给不具有相应建筑施工资质条件的实际施工人，这是当前建筑行业的普遍现象。对于实际施工人直接招用的从事建筑施工的劳动者，因实际施工人不具有合法的劳动用工资格和经营资格，不宜认定实际施工人为用人单位与招用的劳动者形成劳动关系，而应追溯到具有合法劳动用工的用人单位，如总承包单位、合法分包单位、劳务作业承包单位等与劳动者形成劳动关系，但不宜认定劳动者与建设单位形成劳动关系。但由于发包人没有提供安全生产条件或者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施工资质的单位和个人，造成劳动者在转包、非法分包的工程施工中受到伤害的，可以参照适用《劳动合同法》第94条的规定，由发包人和实际施工人对劳动者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关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形下双倍工资的支付问题 依据《劳动合同法》第10条、第82条的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的二倍工资，是基于用人单位没有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并非是劳动者提供劳动的对价给付，因此，二倍工资不属于劳动报酬的范畴，具有惩罚性赔偿金的性质。
关于双倍工资的仲裁时效问题。由于二倍工资具有惩罚性赔偿金的性质，劳动者请求用人单位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不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第4款关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仲裁时效特别规定。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责任可视为同一合同项下约定的具有整体性和关联性的定期给付之债，仲裁时效期间从最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
（三）关于工伤停工留薪期的确定问题 《山东省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管理办法》规定停工留薪期的确认主体为用人单位，而对于停工留薪期异议的确认应由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来确定。因此，若诉讼中双方就停工留薪期发生争议，应当中止诉讼，由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对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予以确定，人民法院不能直接确定劳动者的停工留薪期。
（四）关于劳动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请求劳动者赔偿损失应否支持的问题
劳动合同法规定除有服务期和竞业限制约定的以外，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反劳动合同的违约金。劳动合同法对于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问题作了明确规定，而对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不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情形下，如何承担责任没有明确规定。除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应由劳动者承担约定违约金的特殊情形外，如果劳动者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在劳动合同约定期限届满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违法行使辞职权，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用人单位可以依据《劳动共同法》第90条的规定向劳动者主张赔偿直接经济损失。
（五）关于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的保险待遇问题
劳动部《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规定非法用工单位应向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伤残职工或死亡职工的直系亲属、伤残童工或死亡童工的直系亲属给予一次性赔偿。虽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是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伤害事故，但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对此不进行工伤认定，不存在工伤认定的前置程序。因此伤残职工或死亡职工的直系亲属、伤残童工或者死亡童工的直系亲属就赔偿数额与单位发生争议的，经劳动争议仲裁后，人民法院应按照劳动争议案件处理。
（六）关于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养老补助纠纷案件的受理问题 《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30条第1款规定，独生子女父母为企业职工的，退休时由所在单位按照设区的市上一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发给一次性养老补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条第6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27条、《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31条的规定，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养老补助纠纷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应属于人民法院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范围。
（七）关于基本生活费是否适用仲裁时效的问题
依照《山东省企业工资支付规定》第31条的规定，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企业停工、停产、歇业时，劳动者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基本生活费。基本生活费并非是劳动者付出劳动的对价，而是用人单位依法承担的一种社会责任。同时，在司法实践也存在着用人单位与劳动者长期“两不找”，时隔多年以后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基本生活费的案件，若对这类案件中劳动者的主张全部支持，不符合社会公平原则。而且这种案件中的企业大多经营状况很差，濒临破产边缘，若对于劳动者的主张全部支持，尤其是一些群体性案件，则很可能使这些企业难以为继，不符合既要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又要维护用人单位的生存发展的审判原则。因此，劳动者请求用人单位支付基本生活费的，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实施之前，适用《劳动法》第82条规定的仲裁申请期限，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实施之后，应适用该法规定的仲裁时效。
（八）关于加付赔偿金的处理问题
依据《劳动合同法》第87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应支付二倍经济补偿金的赔偿金。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87条规定诉求用人单位支付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用人单位未履行《劳动合同法》第41条、第43条规定的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职工的意见等程序性义务的，应认定其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违法，劳动者请求用人单位支付赔偿金的，应予支持。用人单位在已经具备解除条件的情况下，劳动者以用人单位存在未提前30天通知等程序瑕疵为由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赔偿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劳动部《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办法》第3条、第10条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额外经济补偿金，与《劳动合同法》第85条、第87条规定的赔偿金具有相同的法律性质，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劳动部《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办法》规定的额外经济补偿金不再适用。
（九）关于双重劳动关系的认定问题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第8条的规定，企业停薪留职人员、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下岗待岗人员以及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员，因与新的用人单位发生用工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按劳动关系处理。该规定肯定了双重劳动关系的合法性，但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没有规定适用的时间效力，对于司法解释实施之前存在的双重劳动关系是否可以依据司法解释的规定予以认定未明确。会议认为，按照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在司法解释出台之前，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第八条所列情形均按照劳动关系处理。但该司法解释实施之后，尚未审结的一、二审劳动争议案件均应适用司法解释的规定认定双重劳动关系。
（十）关于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是否终止问题
依据《劳动合同法》第44条第5项的规定，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劳动合同终止。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是国家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对于用人单位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规的行政处罚措施，并不意味着用人单位终止其经营活动，如果用人单位继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劳动者继续在用人单位工作的，按事实劳动关系处理。
（十一）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
依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依照法律规定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实践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往往对解除劳动合同无异议，但因何种原因或者由哪一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各执一词，用人单位主张因劳动者的原因导致劳动合同的解除，应免除其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义务，而劳动者则主张是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这种情形下，为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应以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负有管理责任为由，由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证明因劳动者的原因导致劳动合同的解除，否则即推定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九、关于民事诉讼程序问题
会议认为，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民事诉讼程序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遵守的基本操作规程。要正确处理好审判程序与实体处理的辩证关系，坚持程序与实体并重，防止和克服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和倾向；要强化民事诉讼的程序意识，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规范审判程序，杜绝程序瑕疵；要正确处理判决与调解的关系，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工作原则，对于传统民事纠纷，要注重运用调解方式终结纠纷，而对于涉及市场运行规则和导向的民商事案件，要善于运用判决的方式，引导合理的市场运行规则的建立和完善；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安排部署，积极开展小额速裁审判程序的试点工作，进一步提升试点工作的成效，为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供必要的实践素材；要进一步健全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贯彻落实好中央综治办等16部委关于建立大调解工作的意见，以人民调解协议效力司法确认为契合点，完善诉调对接机制。
（一）关于执行异议诉讼案件的审理问题
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04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关于案外人异议处理的相关规定，执行异议诉讼是在执行程序中，当事人或者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物所有权发生异议，诉求人民法院依照普通审判程序确认执行标的物的所有权而发生的诉讼。根据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物的所有权持有异议的，应先向执行机构提出执行异议，对执行机构的异议处理不服的，才能另行提起执行异议的民事诉讼。异议人未经执行异议的前置程序直接就确认执行标的物的所有权直接提起民事诉讼的，应驳回其起诉。人民法院审理执行异议诉讼，以确认执行标的物的所有权为审理对象，通过审理确认执行标的物的所有权归属，但不涉及执行程序中采取的相关执行措施。
（二）关于释明权的行使问题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5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民事行为的效力或者法律关系的性质认定与当事人的诉求不一致的，应当行使释明权，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坚持不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二审程序中，一审法院未按上述规定行使释明权的，视为违反法定程序，可以发回重审。
当事人依据《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的规定，请求调整违约金数额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案件事实，对当事人是否请求调整违约金行使释明权。经释明后，当事人仍未明确要求调整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得依职权主动调整。二审程序中，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整违约金的数额，如一审法院未予释明，二审法院可以依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进行直接调整，无需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三）关于公告送达的问题 人民法院只有在《民事诉讼法》第84条规定的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穷尽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形下，才可以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杜绝随意采取公告送达的做法。
对于民事调解书能否公告送达的问题。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判决书等相关诉讼文书在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但没有规定民事调解书能否适用公告送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如果调解达成协议并经审判人员审核后，双方当事人同意该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名或者捺印生效的，调解协议书自双方签名或者捺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这种情况下在采取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如果民事调解协议书约定必须由双方当事人签收才能生效的情况下，则不能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送达。
（四）关于人民法院对诉讼时效是否释明的问题
【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纪要】相关文章：
人民法院审判法庭07-13
人民法院审判业务用房02-12
法院审判管理范文05-26
法院审判辅助系统06-29
法院审判程序问题04-22
法院审判工作范文05-26
新竹市私立光复高级中学96学年度第1学期期末校务会议纪录04-21
法院审判员供职报告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