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水小学 老传统焕发新生机

麻水小学 老传统焕发新生机（共5篇）

篇1：麻水小学 老传统焕发新生机

麻水小学：让老传统焕发新生机

过去，麻水小学以计算机培训为载体进行校本培训的模式得到了各级领导的肯定，相关经验曾经发表在《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杂志上。在“课内比教学”活动中，麻水小学向过去行之有效的传统做法回头望，给“老传统”注入新活力，让“比教学”焕发了新生机。

一是把“岗位练兵”与校本培训结合起来。提高教师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的途径，第一项措施就是“研修培训”。学校组织全员教师，利用每天放学后的时段，在计算机教室参加计算机教师辅导下的培训。培训做到了“三定”、“四有”。即定时间、定地点、定内容，有教师、有准备、有笔记、有检查。此外学校还把教师参与“练兵”的过程纳入专业素质评价体系中，为每位教师建立“教师专业发展文档”，并与教师培训考勤考核，与教师工作津贴挂钩。

二是把“培训”与“两赛”结合起来。通过“两赛”来“打破平衡、引入竞争，落实培训、促进成长”。

（一）是做好电化教学竞赛。要求所有教师，必须使用课件上一轮公开课，且必须自己制作、修改课件，不允许其他教师代劳。课件的制作水平，操作水平，和课堂教学的切合情况，作为课堂教学评价的重要依据。赛课结束后集中评课议课，评委反馈、教师反思。并强制性规定：评委必须不循私情，评出前三名，进行重奖；必须不留情面，评出倒数一二三名，通报批评。倒数教师限期拜师学艺，在规定的时间内规定的内容考核仍不合格，下年度教师聘用一票否决。

（二）是进行优秀课件制作竞赛。鼓励在岗在职教师全员参加，男50岁以下、女45岁以下的在岗在职教师必须参加。所有多媒体课件必须是教师本人原创。学校公示课件制作竞赛结果。竞赛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和不合格三类，并分别按15、10、4学时每件计入教师继续教育灵活性学时。学校将所有教师制作的课件分优秀、合格和不合格三个档次分别刻录制作成一个光盘。

通过向过去成熟的经验吸取智慧，麻水小学的“课内比教学”实现了以赛促学。通过比赛，充分调动全体教师积极投身课堂教学研究的积极性，努力提高计算机辅助教学的有效性，以比赛促教学，以评价促教研，促进教师业务水平和综合能力的提高。

实现了以赛选优。通过比赛，为教师提供展示才华的平台，选拔出一批教学思想先进、业务精湛、教学效果优良的骨干教师，促进学校教研文化的推形成，努力打造出一支优秀教师队伍。

实现了以赛推广。通过比赛，在全校营造良好的相互学习和交流的氛围，提升广大教师的课堂教学和计算机操作水平，带动教师整体素质的提高，进一步推动有效课堂教学工作向纵深发展。

篇2：令老品种出版物焕发新生机

【关键词】文史资料选辑;杂志书;史料价值

【作者单位】吕潇潇，中国政协文史馆《文史资料选辑》执行主编。

《文史资料选辑》（以下简称《选辑》）第1辑出版于1960年1月，至今已出版167辑，是我国目前延续时间最长的连续出版物，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物中名副其实的“老品种”。2012年底，我开始担任《选辑》的执行主编，在文史类书刊的组稿编辑方面做了初步探索，现将刊物改版和编辑过程中的启发和体会整理如下，与同行们交流。

一、在历史中为《文史资料选辑》定位

编刊的首要任务是明确定位。作为一本有历史的、并且以记录历史为己任的刊物，在明确它的宗旨、特色、读者之外，还要意识到它在历史中的价值，它昨天的位置以及今天、明天的姿态。

1.回望历史，曾经的辉煌不可复制

《选辑》的辉煌时期应该是创办初期和“文革”结束复刊之后。1959年4月，周恩来同志动员60岁以上政协委员带头撰写回忆史料，半年时间全国政协设立的专门机构就收集到各类资料200多万字，于是《选辑》择其精华出版，内部发行。到1966年5月，6年内征集到文史资料约1亿字，出版《文史资料选辑》55辑，收录稿件493篇，约860万字。第二次集中出版是在1978年“文革”结束后，《选辑》复刊，并在1984年由内部发行改为公开发行。在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版事业繁荣的大背景下，文史资料征集范围扩大，《选辑》在“文革”后10年间出版了61辑（从第56辑到第116辑）。在这两个时期，文史资料出版的数量、质量和影响力都达到了最高点，总结其中的原因：一是选题总量大。《选辑》收录的全部为历史当事人、见证人和知情人“亲历、亲见、亲闻”的第一手资料。早期的作者很多经历了清代、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新中国多个历史时期，他们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忆材料在数量和质量上均无法超越。二是同类刊物少。20世纪80年代前出版品种少，以收集回忆资料为内容的刊物更少，同时期的《星火燎原》和《红旗飘飘》两种丛刊侧重党史、军史人物，《选辑》的选题则更具广泛性。作为《选辑》作者主体的政协委员、文史专员，从溥仪到特赦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共元老、民主党派先驱到各行业的精英无所不包，选题涉及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经济等方方面面，在当时的出版物中独树一帜。三是阅读门槛带来的紧缺型需求。公开发行前的《选辑》在老一辈读者心中曾经一册难求，它严格的内部发行范围限定了阅读人群，赋予了它某种神秘感和荣耀感。

2.正视现实，必须在继承中创新

《选辑》经历了五十多年的出版周期之后，历史的激流趋向开阔平缓，经历丰富的作者正渐渐故去，基于个体回忆的口述历史类的书刊大量涌现，由稀缺性产生的需求不可延续，不可否认刊物的影响力已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2003年到2012年10年间《选辑》仅有11辑问世，1999年版的封面已显陈旧，经过我们对过往刊物的分析，我们召开了座谈会征求史学界和读者代表的意见，决定对《选辑》进行改版，保持特色，在继承中创新，留住老读者，吸引新读者，让老品牌焕发新的生机。

《选辑》的特色是“亲历、亲见、亲闻”，其优势是拥有政协委员这一庞大、高端的作者、读者群体。我们明确了《选辑》的定位：秉承“三亲”特色，打造高端口述读物，以全国政协委员及知名人士为征集主体，着眼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要能体现文史资料征集成果的精粹。本刊定位于“高端口述读物”，以区别其他刊物，体现其独特性，以此确定今后《选辑》的组稿标准、编辑水准，并在封面及版式设计、印制环节中使刊物定位一以贯之。

二、他山之石——杂志书带来的启发

近年来，杂志书逐渐以一种新的形态出现，并取得了不错的市场反响，其中的代表如《老照片》《读库》《温故》《历史学家茶座》《最小说》等。有人说，我国的杂志书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型出版物形态，其实《选辑》已具备所有的杂志书的特征——分期出版、单册销售、出版时间不受限制、栏目相对固定、采用书号，其兼具图书和期刊特征，应该算是早期的杂志书了。不过，正是近年问世的杂志书使这一概念深入人心，被读者认可，其编辑方式值得借鉴。

启发一：最适合于杂志书的“中篇篇幅”。杂志书由文章汇编而成，最合适的单篇文章篇幅是五千字—三万字，五千字以内短小精干，更适合报刊，但可能达不到深层阅读的快感;三万字以上则过于冗长，更适合单独成书;而五千字—三万字的中篇，足以把某个事件人物说深说透，又不致阅读疲劳，也不影响其他稿件的搭配。所以选择每期20万—30万字，10—20篇文章的中篇读本，符合杂志书兼具杂志广度和图书深度的定位。

启发二：用好图片。在如今的“读图时代”，图片的配合不可或缺，对增强文本的内容表现力和时代感有着重要作用。杂志书的篇幅可以为图片提供表现空间，同时要注意选用高品质的纸张以确保图片质量。

三、全面改版，从形式上焕然一新

1.重设栏目

在我们考察了以往《选辑》及其他文史类刊物之后，为了减少刊物的局限性，栏目分类没有采用按事件性质比如政治、军事、文化、社会这样的分类法。栏目命名上直白明了，放弃了过去虚拟题、重文采的做法，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和出版潮流。在栏目常设的“纪事”“人物”之外，突出设置了“特稿”和“口述”栏目，用以安排万字以上的重头长稿件和编辑部自主采访整理的口述稿。

2.策划老手稿珍藏彩页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部门五十多年来珍藏的2万余件文史资料手稿，是我们独家的珍贵资源，但因其长年藏在地下库房中，无法发挥社会效益。于是我们专门在每辑文末安排8页彩页，用较大克重的纯质纸印刷，力图真实还原手稿原貌，并在手稿前增加了手稿书写者的简介和照片。发黄的纸页上，作者手迹与编辑加工痕迹清晰呈现，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更直观地展现出文史资料的独特魅力。

3.封面、内文设计

在形式上，贯彻刊物整体定位，力图打造“高端、有品质”的观感，从封面设计、内文版式、纸张选择，都贯穿了大气、雅致的风格。从刊物发行后的读者反馈来看，其影响基本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标。

4.互联网融合的尝试

在刊物封底设置二维码，可实现在文史馆网站上对《选辑》全文及相关扩展信息的浏览，也架设了纸媒体与网络、手机终端的链接。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我们也开始尝试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让纸媒体跟上新媒体时代的节奏。

四、内外宜兼修，用内容延续核心价值

刊物形式上的改版令视觉上焕然一新，更重要的是以独家的、蕴含史料价值的内容延续刊物的核心价值。经过实践和总结，我有以下几点比较深的体会。

1.围绕史料性，提升选题价值

史料类刊物的根本价值在于选题的史料价值，即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参考价值。对史料价值的判断，我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是考量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判断一个选题、一篇稿件的史料价值，首先是判断它对历史研究和还原历史真相有没有帮助，有多少帮助，也就是考量其与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变迁和转折有关还是无关，是直接相关还是间接相关。相关性越强，史料价值就越大。作者与所描述事件越相关，史料性越强，“亲历”“亲见”的史料性要强过“亲闻”;作者的身份越重要，史料性就越强，一般说来“名人大事”比“凡人小事”更能对历史的进程具有影响力。比如抗战史料中，兵团司令、军长、师长回忆资料的史料性就要比团长、营长、排长、连长、战士的强;改革开放的史料中，直接参与改革的决策者经历比基层执行决策人员对历史走向更有直接相关性，回忆史料价值则更大。

二是考量其真实性。真实是史料的生命，是口述资料的价值所在，但对于记忆资料，无论是作者写作，还是由作者口述、编辑整理，要求作者所写所述的一切都符合“客观事实”几乎是不可能的。作者夸张或隐瞒某些历史情节的地方在所难免，由于各种因素过滤、雕琢和干扰无法避免，从而会形成资料的差错和谬误。诸如记忆的丢失和失真，政治生态和意识形态的干扰和影响，人性弱点所形成的选择性遗忘，作者自身世界观和价值取向的印记，政治立场、阶层、所处位置造成的视野和角度的局限性等等，都是不可避免的因素。我们只可能通过掌握足够多的当事人的口述资料，对比印证，以及将口述资料与文献、档案、日记、笔记、书信、实物等文献资料参稽互证，来接近历史的“真实”。然而，不管是文献史料还是口述史料，都是为了揭示历史真相、接近历史真实的，所以真实性是文史资料的生命，是选择取舍稿件的首要标准。史料编辑首先要提高自己辨伪的能力，在整理、编辑过程中，对与现有史料、公认研究成果明显不同的史料和判断要提出质疑，利用相关文献资料对口述资料进行史实的核实、补充，在口述访谈过程中要提醒纠正受访者记忆的失误。然而收集史料并非“写史”，编辑也并非专业的历史研究者，不具备甄别一切史料真伪的能力，但编辑有责任在现有史学研究成果范围内甄别史实，明显有据可查的史料一定要尽到核实责任。我们的认识能力有限，历史中的公案、疑团永远存在，那么对现有条件下甚至史学界都无法判断真伪的材料如何处理？一方面，采取多说并存的态度，多种说法同时发表，待新的材料出现再做比对研究。另一方面，利用其他文献或旁证材料做编者注。

三是考量其是否有新意。对一些老史料，编辑如果能挖掘新的信息，也是有价值的。比如在组稿过程中，我们得到一套原国民党将领郑庭笈家人捐献的郑庭笈生前的笔记本，郑庭笈曾任中国远征军第5军200师副师长，师长是戴安澜。笔记本里有一篇郑庭笈手写的回忆印缅抗战的文章，我读完发现文章的观点是戴安澜“师长的殉国与他主观上犯了战略原则错误有关，由于戴师长的指挥失误，部队伤亡很大，诸将领进言，戴师长却坚持己见，终至造成严重后果。戴师长是个个性很强的人，不容易被说服”。我又对比了郑庭笈曾经发表在20世纪80年代编辑的《滇缅抗战亲历记》中的同名文章，正是这一段观点鲜明的文字被编辑有意删掉了。戴安澜是著名的抗日将领和烈士，殉国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送了挽联，当年是否要保持对他的“高度评价”而为贤者讳？原因不得而知。后来我经过征求家属意见，将这个“新”史料重新做了节选和编辑，在《选辑》163辑中刊发，很快就有历史研究者做了征引，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

2.把好三关，保证出版质量

把好政治关、史实关、文字关，是编辑审稿的普遍要求，文史类编辑需要把握的问题更多更艰巨，应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保证出版物的质量和生命线。

一是把好政治关，避免政治性差错。坚持“征集无禁区，出版有纪律”。征集史料时可以广征博采、不拘观点;在刊物公开出版时，则要严格遵守党和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考虑史料的社会效果与政治影响。刊物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记述和评价应是客观的，不可任意褒贬、妄加评论、混淆是非，对不当之词，包括对人物的贬损或溢美的语言，我们不能听之任之，应斟酌修正。编辑还须核对一些历史人物在政治运动中的位置，对涉及民族、宗教的史料应谨慎把关，慎重处理，以国家稳定大局为重，对文稿中沿用旧时代有损民族感情的用语，或带有歧视性描写的文字，必须加以改正。再有，史料中涉及不同时期的称谓也可能存在问题，比如，在称述当年敌对营垒时不宜不加区分地使用“伪”“匪”“贼”“寇”等词语，对一些不熟知的称谓，要核实准确并加注释。

二是把好史实关，做到实事求是。编辑对史料涉及的重大史实要有准确的把握，要善于利用文献、档案、工具书和常识的推断，鉴别史料细节的真伪。编辑要对时间、人名、职务、地点、机构名等基本史实进行考订，考订史料要“疑似之迹不可不察”，若有疑问，抓住不放，追根到底，在出版刊物前消灭所有查无实据、前后矛盾、张冠李戴、臆测推断的问题。

三是把好文字关，确保准确无误。文史资料的作者并非都有写作经验，他们的语言文字风格亦是作品的一部分，编辑应尊重作者个性化的表达方式，尽可能保持其原真性、准确性，原则上不对原稿做大的改动，不宜单纯以文字水平高低决定取舍以及妄改，做到改必有据。编辑要注意核对引文，改正错别字，合理删节，适当疏通，不可乱用简称、妄改成语和专有名词。如有篇幅较大及重要的改动，编辑要注意和作者沟通。

把好三关，编辑不仅要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熟知编辑出版的规范、标准、要求，知道“关口”在哪;还必须具有严谨置疑的态度、精益求精的精神，要有“把”的意识。

3.形式为内容服务，关注读者阅读体验

篇3：福州老温泉还需焕发新生机

作为全国温泉最为富集的城市之一，福州温泉开发利用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福州的温泉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保护管理规范，自古就有“温泉甲东南”之誉，与陕西西安、广东从化并称为中国三大温泉城市，形成了历史悠久、深厚的“温泉文化”。

2010年12月31日，在国土资源部公布的首批“中国温泉之当(城、都)和地热能开发利用示范单位”中，福州与重庆、天津同时入选首批“中国温泉之都”的称号。

正值寒冬，奔涌了千余年的温泉，又在福帅重新热起来。

泡在温泉中的城市

相较同时入选“中国温泉之都”的重庆和天津，“埋藏浅，水温高，水质好”是福州温泉的突出优势。

“福州温泉有上千年历史，温泉带贯穿福州中心城区，全国都罕见，是名副其实泉城。”福建师范大学旅游规划中心副教授游上表示，“中国温泉之都”的申请，前提必须是邑旨会城市或直辖市，且日开采量必须达到2万吨以上。

据介绍，重庆钻井到超过千米的地下挖掘温泉，特点是开发比较成熟；天津虽然浅层地热能量非常丰富，但温泉年开采量仅为2600万吨，且温泉带未贯穿中心区域。

而在福州，仅市区中心城区地热异常面积有9平方公里，现已开采的达5平方公里。除了市区中心城区，福州仓山区、晋安区、永泰县、连江县、闽侯县、闽清县、福清县、长乐市等县(区、市)也均有天然温泉出露，多达28处。经地质调查、勘探，福州市区和郊县(市)地下热水资源可采量为每天逾5万吨，其中市区每天9800吨。可以说，福州是“泡在温泉中的城市”。

“此外，福州温泉温度高，平均水温为72℃；水质纯净，无色无味，富含10多种有益人体健康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因为有着优良的温泉资源，福州的温泉开发利用也持续了1700多年的历史。”游上说。

据了解，福州自古就有“龙脉金汤”的美誉，北宋时城内就已建起了“官汤”、“民汤”40多处，保留至现代的唐代之前古汤池就有“古三座”、“汤院”等7处。此次，为申请“中国温泉之都”，古三座温泉古井、三山座八角井、乐天泉温泉古井等3个温泉文化历史遗迹得以恢复。

时代变迁，传统澡堂没落

尽管福州温泉资源丰富，却主要用于温泉洗浴、旅游用热、农业用热、工业用热等，并没有成为具有影响力的旅游品牌。市区内除了地名，就仅剩为数不多的老澡堂可以觅得“温泉”踪影。

对很多老福州而言，泡汤是打小养成的生活方式，在那里可以一边喝茶，一边海阔天空地侃大山，也可以泡完汤在竹椅上酣睡，睡醒再泡。福州人有节庆之前、办喜事之前、丧事之后“三必泡”的习惯，过去尤其是年关，在澡堂排长队等候洗澡的人群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有着30多年管理经验的百年老店“三山座”经理林解回忆说，他家泡温泉是从9分钱开始的，走的始终是“大众化”路线，利润空间小。如今，该店也仅是以6元1人次计费，月票120元，日均客流维持在500人次左右，大都是老顾客。不过，营业收入也只能与经营成本大抵相当。

随着市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愿意出门“泡汤”的人越来越少，加之年轻一代对传统温泉认知甚少，温泉澡堂的窖源正不断萎缩。桑拿、足浴等现代娱乐场所的出现，也进一步蚕食着传统温泉行业的生存空间。

传统温泉澡堂，逐渐在各式的霓虹灯里没了踪影。这些“百年老店”不是让路于城市的发展，就是受困于市场因素逐渐消亡，或转变了经营方式。

目前，福州大部分温泉澡堂简陋、破败，遍布全市的桑拿中心，文化、休闲味很少。而地处郊区的成规模的温泉度假中心，又由于交通不便，配套设施不全，很难吸引大量客人前往。如此种种，让福州温泉产业难以形成有效规模，品牌效应也无法得到凸显，“酒在深巷无人识”。

空有一流的资源却没有一流的旅游产品，这不能不说是福帅腽泉的一种遗憾。温泉开发，缺乏清晰模式

打响省会“中国温泉之都”品牌，借此进一步推动福州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成为今年两会政协委员热议的话题。“相比福州城区，福州周边县市温泉开发倒是先行一步。连江、闽侯、永泰、闽清、福清都具备丰富的温泉资源。”委鼠程辉说。

截至目前，福州已有青云山御温泉、贵安温泉、黄楮林温泉、福州金汤国际温泉等10个温泉旅游度假区(村)，总投资约10亿元；北区水厂温泉健身会所等在建温泉项目共6个，总投资达20亿元。

“不过，这些项目虽已初具规模，但大都离福州市区有一定距离，且布点分散，没有形成温泉成带的优势。同时，由于各温泉景区开发各自为政，没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整个行业缺乏沟通，同质化严重。”程辉认为。

福州旅游局一位管理人士介绍说，从国际上看，温泉开发已经发展到了第三代。第一代是澡堂，第二代是保健，第三代是集娱乐、休闲、度假为一体的综合娱乐场所。而目前，福州对温泉的开发水平仅限于第—代，连温泉理疗中心等都不多。

正因为本地温泉开发水平低，外地游客来福州泡温泉的游客并不多。每年大量的游客舍近求远，前往其它省份甚至远飞日韩去泡温泉。

篇4：老镜头配微单相机焕发新生机

但随着数码相机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我们将镜头卡口所在平面到图像传感器平面之间的距离称为法兰焦距/法兰距（Flange focal length）。若使用卡口适配器等配件，有可能使原本较长的法兰焦距/法兰距变短。但相反，我们却不能使较短的法兰焦距/法兰距变长。由于微单相机无反光镜的缘故，它的法兰焦距/法兰距要比单反相机短。现在制造商为了使镜头能够适用于两种机器，正在尝试将微单相机的法兰焦距/法兰距与单反相机的保持一致。各家厂商也都为能领先其他公司开发出新商品，纷纷积极参与了研发。自胶片鼎盛时期后便销声匿迹的一些镜头也再次繁荣了起来。特别是老式的口碑极好的“名玉”镜头，如果能活用它的特点与硬度（硬调，软调等特点）进行拍摄的话，会大大增加拍摄的乐趣（本文最后一张图是M卡口相机群与Visoflex系统镜头）。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由于图像传感器大小存在差别，即便胶卷相机和数码相机使用相同焦距的镜头，也可能会导致拍摄范围与视场角出现差距，所以拍摄时必须考虑适用于胶卷相机的镜头相当于多少毫米焦距的数码相机镜头。比如，把焦距50毫米的镜头安装到APS—C画幅的数码相机上时，拍摄出来的效果大致相当于用135胶卷相机装载焦距75毫米镜头的拍摄效果。

6月9日，富士发布了其旗舰产品“X—Pro1”相机的M卡口适配器。此款适配器能够通过搭载在机器上的信号接点，记录下每台镜头的焦距与周围的光量等一些修正信息，实在是一款不可多得的宝物。

我比较钟爱的一款镜头是适用于胶卷相机的SUMMICRON 90毫米F2镜头。最近的一大乐趣是将Visoflex镜头与M卡口适配器装配在X—Pro1相机上进行拍摄。

徕卡Visoflex镜头是于1950年代中期到1970年间生产的，采用的是镜间快门。徕卡用联动测距仪（Range finder）代替单反相机使用的反光镜系统（mirror box system）。平时使用测距取景器式相机进行近距离拍摄时，测距仪的联动会变得很困难，若用望远镜头拍摄则会令取景器可视范围变小。但Visoflex系列镜头会解决诸如此类的难题，可以说是一件能让人舒适拍摄的划时代机器。

随着单反和数码相机的普及，此款在测距取景器相机繁盛时期相当便利的产品却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随着数码相机的发展，边配合液晶屏幕与电子取景器，边用Visoflex系统的镜头拍摄也已并非难事。而且，一边体味着机器的复杂性与机身温暖的感觉一边拍照片，能忆起往昔用胶卷拍照时的工序，实在既怀念又愉快。

目前在日本，陆续有相关书籍和杂志专刊出版，记述了摄影家享受在微单数码相机上装载老式镜头进行拍摄的过程。我相信自微单出现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开始重新审视这些老镜头的价值。

篇5：改革，焕发传统林区新生机

自上世纪90年代起，怀化作为全国林业改革试验区，先后创造了“多元主体开发林业、山林股份制改造、大户承包造林、工程封山育林”等国内有影响的改革经验，成为全国林业改革先锋。

2007年，怀化被列入全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市。全市以破解“林区贫、林业弱、林农穷”难题为目标，通过山林确权、进一步明确所有权、处置权、收益权、改革林业投融资体制，盘活了近6.67万公顷、80万立方米的林业资源，调动社会每年投入3亿多元造林2.67万公顷，为全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交出了满意答卷。先后有国务院办公厅、国家林业局、国家发改委和20多个省（市、区）来怀化考察调研取经。

时隔8年。今年2月，怀化入选全国集体林业综合改革试验示范区，成为全省唯一被列入试验示范区建设的市州。以改革闻名的怀化林业再次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

怀化林改有何魔力，让新一轮改革的橄榄枝又抛向此地？

明晰产权 人心稳定

作为南方重点林区，怀化每接到一次林业改革任务，既倍感光荣，又深觉责任重大。

2007年，怀化被列入全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市。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省林业厅的大力支持下，怀化市林业局坚持改革总揽、生态优先、产业做强的工作思路，把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摆在重要议事日程。市局成立了领导小组，实行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的工作机制。

湖南把改革的重任落到怀化，怀化将试点的使命下放到洪江市。2008年，该市坚持“技术人员到位、宣传到位、领导分片包干负责到位、考核到位、督导到位、质量保证到位、档案管理到位”六大举措，使林权证换发工作取得显著成效。5月，怀化市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现场观摩会在洪江召开，11月，时任省人民政府省长周强来洪江视察林改，给予高度评价。改革第一年，洪江市完成外业任务94.7%，上交表格资料任务80%，资料电脑输机任务66%，完成发证面积1.82万公顷。

牵一发而动全身。以“洪江经验”为依托，2009年，怀化市建立健全了项目资金调控机制、发证质量责任追究制度、进度通报制度、目标奖惩制度和领导分片包干负责的风险抵押金制度，全面推动确权发证工作，共完成林权发证任务的90%。2013年，怀化确权发证工作全部到位，实现了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

2014年，怀化将全部林权纳入电子化管理，全市276万宗林权拥有“电子身份证”。针对部分山林存在漏登、错登、重登等现象，在全省率先组织实施了林权发证复查工作，进一步提高林权发证的准确率。现已完成面积复查30.27万公顷，纠错1.67万公顷。

靖州县甘棠镇山门村村民孙德全告诉记者：“经林业站反复核实的新林权证，对四抵、造林、面积都有清清楚楚的说明，而且还附上了地形图，电脑里还有存档，比分田到户还要认真，先进！”市森林公安局局长龙安胜说：“发生森林火灾，以前是‘干部着急上火，百姓隔岸观火’。现在林子是自己的了，平时都是村民自发上山巡护，以防失火毁林。”

创新资本 盘活山林

在会同县林权交易服务中心，来往办理业务的人员频繁进出，格子间里工作人员忙碌有序。会同县林业局局长佘乐欢向记者介绍：“林权交易服务中心就是一个‘林权超市’，有一定面积的林地、林权清晰、无山林纠纷、有交易意愿的林权所有者都可以将林权信息在此登记，建立台账，发布交易信息。”

同样忙碌的还有洪江区、沅陵县等地的林权交易服务中心。按照“区域组建、市场运作”的原则，怀化的13个县市区都建立了林权交易中心和森林资产评估机构，担负林权流转的变更登记、抵押贷款、竞价拍卖、档案管理、信息查询等服务和监管职能，引导林权依法、自愿、有偿、规范流转。去年，13个林权交易中心都成为中部林权交易服务中心会员单位，建立起省、市、县对接的林权信息网络。根据统计，全市每年实现林权流转2万多公顷，20万立方米，交易总额近3亿元。

为将林业“静”资本做“活”，会同率先踏上林业投融资和经营模式改革的探索道路。2013年，会同县政府发布《会同林业投融资体制改革试点方案》，旨在通过建立政府引导、县银行牵头、林业部门配合、金融单位按规定拓展林权抵押贷款的模式，开展林业投融资体制试点。湖南会同裕森林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应运而生。如今，公司已为湖南林业（会同）现代产业园的发展注入了重要力量。

今年7月，会同县政府第2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会同县林权抵押贷款林权收储管理暂行办法》。《办法》明确由贷款银行、收储公司、保险公司、林权抵押贷款风险补偿基金管理中心和林农五方签订协议，明确各方权利和义务。除政策性森林保险外，引导借款方对拟抵押的林权资产进行商业保险，其保险额度覆盖借款本息。借款人在贷款到期后未能按时偿还本息的，由收储公司按评估值的一定比例对所抵押林木进行收储，通过处理后偿还银行本息。《办法》的出台降低金融部门林权抵押贷款的风险，增强森林资源的安全性，盘活了资产，创新林权抵押贷款模式。

无独有偶。洪江市林业局局长高建军向记者介绍：“今年，洪江林业将有一个重大突破。那就是，成立森林资源收储中心。中心将提供抵押担保，发挥林农与银行之间的桥梁作用，化解林业信贷风险，解决林业生产企业或社会自然人发展林业投融资难的问题。”

通过积极引导金融部门开展林权抵押贷款，怀化在全省率先建立林银互动和考核机制，累计实现林权抵押贷款18亿多元。

正是在这样灵活的发展体制下，怀化林业专业合作社、股份合作林场、村级林业理事会和联营林场等各类林业经济合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现已达到640家。

转变职能 服务至上

林改启动后，在市委、市政府的推动下，怀化林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全部到位。通过林改，林业部门不但解决了自身的生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完善了服务功能。

过去，林业部门直接干预林业生产经营，如今，林业部门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林业宏观管理、公共服务、行政执法和监督上。

2009年，省政府将商品材采伐指标入村到户纳入为民办实事工程。市林业局在完成为民办实事工程指标的基础上，从林农收益角度考虑，适度下调了用材林的主伐年限，杉木由21年下调到16年，马尾松由26年下调为20年。在林木采伐税费方面，取消了木材采伐环节征收增值税和所得税。林木采伐审批手续进一步简化，林农凭林权证就可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

林业部门加快林权权属数据库成果的开发运用，认真为林农做好林权登记管理、信息查询等服务。加强对林权流转行为的指导和管理，及时将统一制定的集体林权流转合同示范文本交到流转当事人手中，对林权流转合同进行登记备案。

为降低林业经营风险，市林业局引导、督促全市85%的森林纳入国家政策性保险范围。保险公司对近4年内发生的1750起森林火灾、森林病虫害进行了理赔，赔付资金达4956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