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与清华

梅贻琦与清华（共6篇）

篇1：梅贻琦与清华

梅贻琦与清华

法学院柯友乐

[摘要]：坐落于北京西郊的清华大学，已走过一百多年的历史。在一个多世纪的沧桑风雨中，清华走过的是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从满清时代的封建制度，到民国时期的资本主义制度，再到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制度。期间又经历了外族日寇入侵而被迫西迁昆明的艰苦历程。从建立之初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到致力于人才本地培养的国内知名学府清华大学。在国家遭受苦难，国民遭受奴役的年代，清华大学以其不屈不挠的精神，在梅贻琦先生等清华学人的带领下走出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而这，就是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精神。今天，我们怀着一颗敬畏的心，走近清华，走近梅先生。

[关键词]：梅贻琦；清华大学；清华基金；清华精神

梅贻琦与清华大学

“琦自一九○九（宣统元年）年，应母校第一次留美考试，被派赴美，自此即与清华发生关系，即受清华之多方培植。三十二年来，从未间断，以谓‘生斯长斯，吾爱吾庐’之喻，琦于清华，正复如之。”［1］这是梅先生在1941年的报告《抗战期中之清华（二续）》中的一个片段。其实生于天津的梅先生并非一开始就是清华的学生，而是我国另一所知名的学校---天津南开中学的学生。1904年，作为南开中学的第一期学生，梅先生就读于此，后来考入保定高等学堂。

可以说，在此之前，梅先生与清华大学都是无任何交集的。梅先生与清华联系的真正开始则要归因于中美两国的“庚子赔款”事件。在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清政府战败，随即与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赔偿八个国家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年息四厘，分39年付清），其中美国分赃三千二百多万两。“七年以后（1908年），美国国会认为中国的”庚子赔款“，美国索取”实属过多“，从而通过了把“额外”赔款逐年退还中国以选派学生赴美留学的议案，俗称“退款办学”案。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二十三日，外务部、学务部以“会奏收还美国赔款遣派学生赴美留学办法折”上奏朝廷。说“此项赔款，业于宣统元年正月起，按照议定减收数月逐月摊还，在彼既已实行，则选派学生一事，在我自应举办，以服大信。”［2］于是，在1909年的六月，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负责选派留学生和筹建“游美肄业馆”。同时，以“游美学务处”的名义开始招考留美学生。梅先生在1909年“游美学务处”组织的第一次留美开始中就通过了考试，后就读于美国的伍斯特理工学院。1915年春留学归国，同年秋天开始担任清华物理系的教师，后又担任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先生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在他的带领下，清华得以在十年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乃至世界知名大学之列。在这期间，清华逐步形成和发展了作为一所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理念，形成了三个重要的核心思想，是谓教授治校、文理兼备，倚重通识、注重科研。在梅先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十七年里，清华大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当时清华任职的教授多为专业方面训练有素的专家学者，且有学校物力支持，清华研究院设立文、理、法三个研究所，包含十个学部，为全国大学之最，成为全国学术研究中心之一。在文、理、法、工方面做出了出色的科学研究成果。梅贻琦与清华基金

清华基金，乃清华大学之根基。清华名义上称之为“国立清华大学”，然实际上国民政府对其未有任何财政之拨给。清华大学教研之运作的各项经费来源，全部依赖于清华基金。所以说，清华基金乃清华大学建立、存在及发展的根本基础。

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退还中国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掌管的金额为1254.5万美金。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中国人和5名 1

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其中的相当部分金额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由于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经费来源和运作模式，清华从建立伊始，在诸多方面就已经具备了一些特别的优势和办学条件。而这样的环境，则亦给梅先生在治校上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在梅先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十几年间，他一直小心翼翼地经营着这笔资产，将其用在清华最需要的地方，添置图书，购置仪器，扩充校舍，聘请教授„„在西迁时的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北大和南开联合办学。但由于抗战期间，政府的财政极其困难，对于北大的财政拨给大幅度减少，而南开则又是一所完全意义上的私立大学，无任何政府财政之支持。在这样的条件下，清华大学与其联合办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吃亏的。但是，在民族危难的紧急关头，梅先生没有自私自利，而是尽其所能，以微小的基金支持者北大和南开。在极其困难艰苦的条件下，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一起形成了爱国、民主、科学和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精神。时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先生有说“先生以年最少，温恭谦让，择善固执两者兼有„„校务因以日进，先生之力居多”。

1948年底，梅先生在在战火中从北平飞至南京，后至纽约。1950年起，梅先生出任华美协进社常务董事。华美协进社乃中华教育基金会驻美机构，清华大学在美的全部庚款基金就由这一机构管理，梅先生正是为了他心中的“大事因缘”特别谋求此职，以便实际掌控这笔数目庞大的基金不致因战乱和国内变故而流失。抗战胜利复校后的清华教务长吴泽霖回忆梅先生临走时的情形，他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就没有法子保护起来“。［3］

梅先生自1951年起，在纽约组织“清华大学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以清华基金利息在美华籍学人研究学术，购买美国出版学术期刊赠台湾专科以上学校，同时筹划恢复《清华学报》事宜。与此同时，梅先生还曾借原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肖家魁回大陆之机，托其带回一封致清华大学领导人的亲笔信，表示可以利用清华基金资助母校图书仪器。但迫于当时的形势，此信未交给学校，此事亦不了了之。［4］梅先生一直想着拿有限的钱为国家做长期的研究工作，1956年，在梅先生的主持下，台湾当局在新竹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继而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清华基金又一次发挥了她的巨大作用。

繁忙的事务与来回奔波，简衣少眠，终于积劳成疾，身体渐趋不支，1960年，梅先生因病住院，开始了为期两年的与病魔作斗争的生活。1962年5月19日，梅先生逝世。在他逝世后，秘书在料理后事时发现梅先生随身携带的手提包，后来在有各方人士参加的场合下启封。“当包打开，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里边装的全是清华基金账目，一笔笔清清楚楚地列着。”［5］

梅贻琦与清华精神

一、清华的民主

“我们虽生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可是真正建立在民主精神上的组织，似乎还只是少数。在这极少数当中，清华大学可以算得上一个„„有人也许惊奇，为什么梅先生在种种事件上总不表示他的主见，却只是听大家的。是的，这的确可惊奇。但是可惊奇而且可敬佩的是他那“吾从众”的态度和涵养。”［6］清华民主制度的形成，与梅先生是有着巨大的关联的。在专制风气仍很浓厚的民国时期，梅先生却采用了西方国家“教授治校”的民主模式，谓在学校中设立评议会及教授会。评议会由校长、教务长及教授会之互选评议员七人组成，其职权主要有“规定全校教育方针；议决各学术之设立、废止及变更„„议决其他重要条件。”［7］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及行政部各主任组成，校长为主席，教授会的主要职权有“选举评议员及教务长；审定全校课程„„决议其他教务上公共事项。”［8］民主的制度给了清华每一位学生，每一位教授自主决定校务的权利，调动了每一位清华人的积极性。这也就是清华在当时条件下能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之

一。

二、清华的自由

“晚赴章矛尘之约，同座为傅、杨、樊、钱、周、汤，皆北大同人„„食后谈及时局及学校将来问题，颇兴奋。盖倘国共问题不得解决，则校内师生意见更将分歧，而负责者欲于此情况中维持局面，实难大事。民主自由果将如何解释？学术自由又将如何保持？使人优惶！盼短期内得有解决，否则匪但数月之内，数年之内将无真正教育可言也。”［9］学术自由对于一国之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无疑是具有极大的意义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长之时就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吸引了一大批国内外学者至北大任教，促进了北大学术的极大繁荣。然而，清华又何曾不是如此呢？清华的自由不仅是学术的自由，还是思想的自由。梅先生曾说过“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在梅先生担任清华校长期间，无论是对于陈寅恪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还是对闻一多、吴晗这样的民主人士，梅先生都未曾有过任何批评之意见。相反，梅先生是非常敬仰闻一多、李公朴这样的民主人士的，在他们被暗杀后，梅先生对当局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与对二位先生的极大惋惜。对于清华学生之思想发展，梅先生向来是无任何要求的，他的宗旨却只是有一条，那便是要求学生“培养完全之人格，为国家的发展谋利。”当学生为抗争国民党的暴政而游行时，先生未曾反对过，相反，他是千方百计的保护学生，营救被捕学生。清华的学术氛围亦是自由的，教授们可以自由地自由地进行学术讨论，可以查阅各种书籍，包括当时的一些“禁书”（共产、马克思、社会主义）。可以说，在梅先生任职的清华园里，清华的自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这一切对于清华的发展亦是有极大之帮助的。

三、清华的时代责任感

1931年，在梅先生就职清华校长的就职演说中，梅先生提出“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10]梅先生认为，大学不仅是一所学术研究机构，也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地方。清华大学的教育方针，就是造就专门，以供社会建设之用。当时的中国，外患深重，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随时有侵略的可能。当时社会中的爱国青年往往不能安心学习，对于此种情况，梅先生提出“但是只有热心是不能于中国有真正补助的„„思想要独立，态度要谦虚，不要盲从，不要躁进„„”

[11]在国难深重的年代里，梅先生似一位长者，细心引导着青年学生以正确的方式报国，培养清华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而不仅仅是一腔热血，几句口号。

也就是在国家最危难的情况下，在清华经费极度短缺的情况下。梅先生在清华原有专业基础上添置了一系列实用的、对国家有帮助的专业，如农学、化学、航空航天等专业，为抗战的胜利起了不小的作用。然而梅先生也不是一味要求学生死读书的，他要求学生培育健康的体魄，“我们要将灵敏的脑力，寓寄于健全体魄之中。而后才能担当艰巨，才能谈到救国”。[12]在抗日战争时期，清华的诸多学生应召入伍，为中国远征军提供各种服务。梅先生的儿子梅祖彦亦在这个时期从清华入伍，后被派至美国军事基地工作，服务结束后就读于梅先生的母校伍斯特理工学院，梅先生为此颇感欣慰。

在清华大学走过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清华学人依旧保持着这样的精神，“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早已与清华大学融为一体。百年清华，培养的不仅是一批批专业化人才，更是培养了自强不息的清华精神。这样的一番情景，梅先生不曾看到，但一定在他的意料之中.结束语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梅先生常说的一句话，实践证明，清华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然斯人已去，历史的滚滚洪流仍不断向前流去。今日之

大学，又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巨额的贷款，无休止的扩建，无休止的扩招；思想的不自由，学术的不自由，大学的不独立；学生的浮躁，教授的功利主义，大学的利益至上。学术造假，学校管理层腐败，这些在我们的耳中已不再陌生，昔日的学术殿堂俨然已成为某些人牟取利益的工具。大学，除了几栋大楼，还有什么？这无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中国不是没有可塑之才，但却一直培养不出大师，原因究竟在哪里？我不知道。几天以前，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院士辞职了，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位“根叔”。在他的离职演说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令人回味。我也将以此作为本文的结尾，让大家去思考。原文是这样的：

“„„我们为学校的发展和师生的民主而感到资金的困扰，但朦胧中我似乎又感觉到白花花的银子在暗流中对着我窃笑。我奈何不得，徒有遗憾，我感到遗憾，大学的治理结构存在缺陷。当有些人不得不去琢磨，窥视甚至制造微妙时，多少精力、努力都耗散在那些无谓的微妙之中。其实，要改变此一现状无关乎意识形态，只关乎实事求是。”

参考文献：

[1]参见梅贻琦：《中国的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3页。

[2]参见邱椿：《清华教育政策的进步》，载《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

[3]参见《回忆梅贻琦座谈会》，吴泽霖发言，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4]参见黄延复：《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5]参见岳南：《南渡北归（离别）》，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页。

[6]参见朱自清:《清华的民主制度》，载《中国的大学》，梅贻琦著，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7]、[8]参见《清华学习组织大纲》，载《中国的大学》，梅贻琦著，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3页。

[9]参见梅贻琦：《中国的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

[10]参见梅贻琦：《中国的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11]参见梅贻琦：《中国的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

[12]参见梅贻琦：《中国的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页。

篇2：梅贻琦与清华

【以下是他的就职演说】

离开清华，已有三年多的时期。今天在场的诸位，恐怕只有很少数的人认识我吧。我今天看出诸位里面，有许多女同学，这是从前我在清华的时候所没有的。我还记得我从前在清华负责的时候，就有许多同学向我请求，开放女禁，招收女生。我当时的回复说，招收女生这件事，在原则上我是赞成的，不过在事实上，我认为尚需有待。因为男女的性别不同，有许多方面，必须有特别的准备，所以必须经过相当的筹备，方能举办。现在在我出国的三年内，当然准备齐全，所以今天有许多女同学在内，这是本人所深以为慰的。

本人能够回到清华，当然是极高兴、极快慰的事。可是想到责任之重大，诚恐不能胜任，所以一再请辞，无奈政府方面，不能邀准，而且本人与清华已有十余年的关系，又享受过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的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

清华这些年来，在发展上可算已有了相当的规模。本人因为出国已逾三年，最近的情形，不很熟悉，所以现在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意见可说。现在姑且把我对于今后的清华，所抱的希望，略为说一说。

一，我先谈一谈清华的经济问题。清华的经济，在国内总算是特别的好，特别的幸运。如果拿外国大学的情形比起来，当然相差甚远，譬如哥伦比亚大学本年的预算，共有三千六百万美金，较之清华，相差不知多少。但比较国内的其他大学，清华的经济，总不能算少，而且比较稳定了。我们对于经济问题，有两个方针，就是基金的增加和保存。我们总希望清华的基金能够日渐增多，并且十分安全，不至动摇清华的前途。然而我们对于目前的必需，也不能因为求基金的增加而忽视，应当用的我们也还得要用，不过用的时候总要力图撙节与经济罢了。

二，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坠落。我所谓特殊地位，并不是说清华要享受什么特殊的权利，我的意思是要清华在学术的研究上，应该有特殊的成就，我希望清华在学术方面应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做。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清华的经济和环

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所以我们要向这方面努力。有人往往拿量的发展，来估定教育费的经济与否，这是很有商量的余地的。因为学术的造诣，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但是这样的好教授，决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我们只有随时随地留意延揽而已。同时对于在校的教授，我们应该尊敬，这也是招致的一法。

三，我们固然要造就人材，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利用人材。就拿清华说吧，清华的旧同学，其中有很多人材，而且还有不少的杰出人材，但是回国之后，很少能够适当利用的。多半是用非所学，甚且有学而不用的，这是多么浪费———人材浪费——的一件事。我们今后对于本校的毕业生，应该在这方面多加注意。

四，清华向来有一种俭朴好学的风气，这种良好的校风，我希望今后仍然保持着。清华从前在外间有一个贵族学校的名声，但是这是外界不明真相的结果，实际的清华，是非常俭朴的。从前清华的学生，只有少数的学生，是富家子弟，而大多数的学生，却都是非常俭朴的。平日在校，多是布衣布服，棉布鞋，毫无纨绔习气。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这种良好的校风。

五，最后我不能不谈一谈国事。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份子，不能不关心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我们只要看日本对于图谋中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日本田中的奏策，诸位都看过了，你看他们那种处心积虑的处在，就该知道我们救国事业的困难了。我们现在，只要紧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材，将来为国家服务。

今天所说的，就只这几点，将来对于学校进行事项日后再与诸君商榷。

篇3：梅贻琦与清华

一、会通中西, 传承创新

1. 梅贻琦的“通才教育”思想。

1943年, 梅贻琦在由他拟纲, 潘光旦代笔的《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中, 首先提出了“通才教育”这一教育观念。梅贻琦的“通才教育”是一种以中国古代儒家“大学”教育思想为基础, 博采近代中外大学教育思想的精粹融合而成的具有独立性的思想体系的教育观。“学问范围务广, 不宜过狭, 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 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增加意趣, 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通才教育”被誉为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核心和灵魂, 也是他终生大力倡导并奉行的教育思想。在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十七年间, 梅贻琦以通才教育思想为指导, 对清华大学进行了系统而卓有成效的改革, 从而培养出了一大批博及古今、学贯中西的大师, 开创了清华校史上的“黄金时代”。全面提升了清华的素质和声誉, 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2. 学术自由“无为而治”。

梅贻琦尊重清华“教授治校”的民主传统, 常称自己“无为而治”、“吾从众”。梅贻琦民主管理学校的核心是教授治校, 在学校管理中充分发挥教授的作用, 让教授参加具体的管理学校的工作。学术自由是梅贻琦办学的灵魂, 他在1932年欢迎新同学时指出:“请君要拿出恳求的精神, 切实去研究。思想要独立, 态度要谨慎, 不要盲从, 不要躁进。”他说:“大学之设备, 可以无论矣。所不可不论者为自由探讨之风气。”1945年11月5日, 梅贻琦在日记中写到:“对于学校时局, 则以为应追蔡孓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 以恪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 今日之所谓左右, 其在学校, 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 情况正同。”在他主政的清华大学, 校长与教师、教师与教师、学生与教师之间形成平等讨论学术问题的良好风气。校内各种讲座、讲演不断。

二、爱护学生, 珍惜人才

1. 教育的出发点是爱。

“教育的出发点是爱。我的学生就是我的子弟, 我的子弟也是我的学生。”他爱学校, 所以把毕生的心血花在办教育上;他爱国家, 所以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日, 义无反顾地把爱子送入军营;他爱同事, 所以待人一视同仁, 从不疾言厉色。在清华园里, 他团结了像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张奚若等一大批大名鼎鼎、德高望重的学者教授。他爱护青年, 所以在每次学潮中, 他都以一介书生薄如蝉翼般的羽翼保护着青年的安全, 像蒋南翔、姚依林、方左英等中共地下党的领头人, 都曾得到他慈父般的有力庇护。还有多次在学潮中出头并率领群众与敌人周旋谈判的郭德远, 也曾被梅贻琦藏于汽车后面的行李箱中偷偷带出, 免遭劫难。

2. 不拘一格招揽人才。

被多次破格培养使用的华罗庚即是典型一例。延揽人才的诚意在华罗庚身上得到极好的体现。熊庆来要破格录取华罗庚, 他完全支持。华罗庚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人, 先做小学教员, 后为店员, 被破格招进清华大学加以培养;又破格从一位系资料员转升为助教, 而且被允许修习大学课程;后来又被破格送到英国剑桥大学去“访问研究”;最后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而又破格被聘为教授, 上述过程大多是在梅贻琦的亲自过问下才得以实现的。后来吴大猷要送还未毕业的李政道去美国深造, 他也没有意见, 予以支持。

三、为人师表, 克己奉献

1. 廉洁奉公、不谋私利。

1931年冬, 42岁的梅贻琦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 自此连任清华大学校长达17年之久, 其中包括在西南联合大学的8年。他上任后入住在当时的法定校长住宅, 就拒绝接受理应享受的特殊待遇, 主动放弃过去校长照章所应享有的几项“特权”。如:自己给付家里的工人工资;自己付电话费;不要学校每月免费供应的两吨煤;从不让他的家里人乘坐小轿车来办私事, 他的夫人也只是在和他一起进城时才可以顺便搭他的小轿车。在生活上的要求也很简单, 从不讲究吃饭, 处处精打细算。在最困难的日子里, 家里吃不起菜, 偶尔喝点青菜汤都觉得高兴。梅贻琦用一些废纸头起草的一些报告提纲、公函等, 现在仍保存在清华大学的档案馆里。

2. 持身以俭, 安贫若素。

梅贻琦个人生活持俭是有名的, 在西南联合大学期间, 国统区的经济日益凋敝, 民众生活极其贫困。梅贻琦和西南联合大学的许多教师一样, 抱定了“科教救国”的信念。甘于清贫, 从教不辍。校长梅贻琦家里也过得十分拮据。他有四个孩子正就读于联大。而梅贻琦从不让自己的孩子领取联大发给学生的生活补贴, 把学校的经费尽量满足那些更需要补贴的贫困学生。梅贻琦一生没有积蓄, 身患癌症住院期间, 在病床旁边有一只他从不离手的手提包。在他去世后, 这支手提包被封存起来。后来, 在各方人士在场的情况下, 手提包启封, 发现里面装的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账目, 每一笔明细账目都十分清楚, 无一短缺, 在场人无不为之动容。

篇4：清华终身校长梅贻琦

梅贻琦话少，更少下断言，时人称之为“寡言君子”。学生曾戏作打油诗一首，描述梅校长说话谦逊含蓄情形：“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陈寅恪曾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中西合璧真君子

1889年，梅贻琦生于天津。其父中过秀才，后沦为盐店职员，甚而失业，家境亦每况愈下，“除去几间旧房庇身以外，够得上是准无产阶级了。”

但梅贻琦的父亲始终没有放弃对子女的教育。梅贻琦自幼熟读经史，且善背诵。他的同仁回忆说，有一次梅贻琦表示，“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

梅贻琦后来成为天津南开学堂的第一班学生，是张伯苓的得意门生，也是首批清华招考的留美公费生。其同届同学徐君陶回忆，自己在看榜时，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学生也在那儿看榜。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后来在船上碰见了，经彼此介绍，才知道是梅贻琦。

当时人们留美都选的是中国人熟知的学校，比如徐君陶选麻省理工，梅贻琦却单独去到了东部的伍斯特理工学院。徐君陶后来才听说那是一个有名的工业大学，认为梅贻琦的选择确和一般人不同。

梅贻琦曾撰文总结自己的留学观，他告诫行将赴美的学生，“诸君在美的这几年，亦正是世界上经受巨大变化的时期，将来有许多组织或要沿革，有许多学说或要变更。我们应保持科学家的态度，不存先见，不存意气，安安静静地去研究，才是正当的办法，才可以免除将来冒险的试验，无谓的牺牲。”

留学欧美的经历影响了梅贻琦。他甚至于全盘接纳希腊人崇尚体育的精神。罗家伦出任清华校长，很瞧不起体育，一度把体育课的学时和任课教师砍去一半，把享有声誉的马约翰教授降格为“主任训练员”。梅贻琦到任后，则给予他和其他系科教师同等的职称和待遇。二人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把清华发展为“体育大校”。

这种注重体育的校风一直延续到西南联大。

“王帽”与有荣焉

梅贻琦从1931年起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在他任校长之前，清华师生赶校长、赶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清华前身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回忆，1929年他到清华教书时，清华已经有两年大学班了，那时的清华，报名人并不太多，例如录取150名学生，报名不过400人左右。而梅贻琦任校长，不到lO年时间，清华便声名鹊起。

其实早在1926年，梅贻琦就被清华教授会推举为教务长，时年才37岁。

梅贻琦任校长后，奉行“教授治校”原则。清华大学教授会由所有教授、副教授组成，其权限包括：审议改进教学及研究事业以及学风的方案；学生成绩的审核与学位的授予；从教授中推荐各院院长及教务长。教授会由校长召集和主持，但教授会成员也可以自行建议集会。

盛传梅贻琦时的清华有三难：进校门难、读学分难、出校门难。任何一门课，59.99分的成绩也要重读，没有补考，然而绝对公正。

至于另外一个机构评议会，是学校最高的立法、决策和审议机构，以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学院院长，以及教授会互选之评议员组成，也相当于教授会的常务机构。评议会的职权包括“议决各学系之设立、废止及变更，审定预算决算，议决教授、讲师与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

梅贻琦将自己比喻成京戏里叫“王帽”的角色，“他每出场总是王冠齐整，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

校务则采分层负责制，既讲民主，也法度严明。

清华校务始终井井有条。抗战胜利后，清华复归北平，由于日军的严重破坏，图书及一切设备，大部分需要重新购置。有许多带有“清华”字样的卫生设备、书籍等，还要从城内卖破烂摊子上买回。然而由接收到开学，仅仅数月，就初步恢复规模，每位教职员搬入清华园的当天，家具、炉灶及全套的餐具皆——送达。

清华如此风范，在西南联大期间，依然延续，并无间断。

西南联大时，主管校务的职能部门首长，无一不是饱学的名士。校委会秘书长杨振声是中国文学教授；前后两届教务长是社会学教授潘光旦。建设长是教育学教授黄钰生，他代表学校与昆明市、昆明县政府打交道征地建房，出色地完成了新校舍的建设。

昔日西南联大学生，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申泮文说，“在校领导班子中绝对没有非教闲杂人等滥竽充数，所以也就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了。”

自由探讨之风盛行

“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的人。”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回忆。梅贻琦在礼聘教师方面，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做教务长时，他实际主持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院务。曾亲自到火车站接赵元任先生。他和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即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特别是陈寅恪与赵元任，“一直保持着诚挚的友谊”。

王国维1927年夏在颐和园自杀，也是梅贻琦亲自去园内收殓并料理后事的。

廷揽人才的诚意在华罗庚身上得到极好的体现，华罗庚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人，先做小学教员，后为店员，被破格召进清华大学加以培养；又破格从一位系资料员转升为助教，而且被允许修习大学课程；破格被送到英国剑桥大学去“访问研究”；最后又破格未經讲师、副教授阶段而被聘为教授，上述过程大多是在梅贻琦的亲自过问下实现的。

梅贻琦特别鼓励中西学术交流，积极支持教师出国讲学与在国外发表论文。

他实行休假制度——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就可以休假一年，可赴欧美研究，学校开支一半薪水，还给予往返路费。

这个传统在西南联大时结出硕果：西南联大的教师名士如云，共开出1600门课程，且各人学术及兴趣爱好迥异，互为印证。

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教书，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颇有道家气象。一次他去授课，路遇金岳霖，金岳霖问：“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答：“到了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

学术自由与独立思考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蔚然成风，且大大滋养了学生。

中间立场

梅贻琦曾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中间立场；“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

梅贻琦认为，这是“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的根本。

长沙临时大学期间，学校请来名人讲演，各种人物都有，如陈独秀、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等。

对于学生，梅贻琦一律采取爱护的态度。抗战暴发前夕，当时的抗日情绪非常激昂。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的治下派了军队到清华清查，士兵们声明有命令不用枪弹。因此竟被同学缴了械，领队的团长也被扣留，运输车辆亦被掀翻。当晚，竟有一师军力的部队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进入校园。叶公超回忆，当时他和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等聚集在梅贻琦家中商议怎么应付。几乎每个人都说了许多话，惟有梅贻琦静默不发一言。大家都等他说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之久，他还是抽着烟一句话不说，结巴的冯友兰问梅贻琦，“校长你——你你看怎么样?”梅贻琦还是不说话，叶公超忍不住说，“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

梅贻琦隔了几秒钟回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结果当时有20名左右的同学被捕，大都是无辜的。

第二天梅贻琦召集全校同学讲话，以极沉痛而低沉幽默的口气，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停了一下，梅贻琦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的。”最后梅贻琦表示：“你们还要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持学术上的独立。”

西南联大在办学8年的岁月里，没有因政治原因开除过一个师生员工，校中既有闻一多、吴晗等进步人士，也有国民党直属区党部，有三青团直属西南联大分部，此外還有地下党组织，有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

两岸清华校长

1948年12月，北平即将解放。梅贻琦搭乘国民党的飞机南下。国民党政府再三邀请梅贻琦入阁，梅贻琦维持了一贯的中间立场，他对新闻记者谈话说“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代。”所以始终婉谢。

他依然属意教育。

在为数不多的论著中，梅贻琦充分表达了自己的通才教育思想，“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

1943年，在由他拟纲，潘光旦代笔的《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中，梅贻琦表示，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令他忧虑的是，“近年来国内工业化运动的趋势，似乎过去侧重技术之用，而忽略了理论之用和组织之用。流弊所及，一时代以内工业人才的偏枯是小事，百年的建国大业受到不健全的影响却是大事。”

1955年，梅贻琦由美国飞台湾，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也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曾在这里就读，梅贻琦因为一手奠定了台湾的清华基础，被称之为“两岸清华校长”。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他逝世后，秘书把他在病中一直带在身边的一个手提包封存了。

两个星期后，在有各方人士参加的场合下启封。打开提包一看，原来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笔非常清楚。

梅贻琦后来葬于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取名为“梅园”，园内有校友集资兴建的花木，日“梅林”。梅贻琦纪念奖章成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毕业生的最高荣誉。

篇5：梅贻琦与清华

梅贻琦．清华的名片

【比喻形象，突出其对清华大学的影响、贡献】

由教授到校长，连续为清华服务近半个世纪，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罕见的。他出任清华校长后创造了清华的黄金期，全面提升了清华的素质和声誉，厥功至伟，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他的功劳很大】

他的确是蔡孑民先生而后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位教育家。教育家傅任敢先生如是说。他是谁？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用这八个字概述了他与清华的血缘之亲，也表达了他对清华的挚爱。他说：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

1931年底，他出任清华校长，可称得上受命于危难之时。在就职演说中，他提出一句关于大学教育的经典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不拘一格揽人才，被三破格的华罗庚即是典型一例。

在治校方面，梅贻琦倡导吾从众的民主作风。他以京剧中的王帽自喻，把主戏让别人唱，并说那是自己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大家都说他是个只知有事，不知有我的人。他博采众议，无为而治。但又择善固执。他在主张学术独立、自由教育的同时，审时度势，极力推行通才教育。他认为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大学重心应在通而不在专，以满足社会、国家的需要为宗旨。显然，他的这一办学方针是与国民政府颁布的《抗战建国纲领》相悖的，但他一意坚持唯实，不唯上。他还强调对学生的操行的培养，要求教授在指导学生读书、做学问时，必须指导学生如何做人。

1948年时局发生变化，是年底梅贻琦与一些名教授被当局接到南京。12月22日国民政府要梅贻琦出任教育部长，梅坚辞。据当时一起同行的张起钧教授回忆，梅贻琦在清华同学会上沉痛地表示：他身为清华校长，把清华弃置危城，只身南来，深感惭愧，怎好跑出来做官？这表现了学人的风格，树立了师德的典范。

身为校长的梅贻琦，对清华的一草一木寄有深情，对清华基金，他更视为命根子。晚年的梅贻琦患病住院，无力支付医药费。而在他病桌旁始终有只从不离身的手提包。在梅贻琦去世后，夫人韩咏华打开包一看，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在场者无不动容。

西南联大时期，闻一多被害，令他悲愤欲绝。梅贻琦为防止类似惨案发生，旋将潘光旦夫妇、费孝通一家和张奚若安排到美驻昆明领事馆避险。他一面妥善安排闻一多的善后，一面向当局交涉追查凶手，向报界发表谈话，揭露特务的罪行。吴晗教授思想活跃，当局曾令清华解聘吴晗。梅贻琦一面拒绝，一面悄悄地通知吴晗离去。梅贻琦爱生知子。他说：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教坏的。国难当头，学生运动迭起。梅贻琦完全理解、同情学生的爱国热忱。他以超人的冷静维持稳定局面。学生进城游行后，梅贻琦派卡车把同学接回。对当局逮捕、开除学生，他总想方设法予以保护。或通知可能要遭逮捕的学生立即离校。一次为掩护郭德远同学脱险，甚至同意把他藏在自己的汽车里偷运出去（未实施）。有学生被逮捕，他总费尽周折去保释。对梅贻琦与警察局周旋呵护学生的行迹，学生们模仿梅校长的口吻，编了一首顺口溜：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传闻可能有什么，恐怕仿佛不见得。【侧面描写，烘托梅贻琦热爱学生、保护学生的勇敢和智慧。】

梅贻琦在1941年曾说：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是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仁校友敢说一句‘幸告无罪’。梅贻琦以他的智慧、务实精神和果断的态度，在那非常的岁月，保存了清华的元气，实现了他的理想。

梅贻琦曾亲自为清华校刊题写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他以毕生的实践，躬行了清华的校训，弘扬了清华精神。

（张昌华《曾经风雅》，有删节）

13．下列对传记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两项是（）（5分）

A．本文以生斯长斯，吾爱吾庐为纲，记叙了时势危难之际，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言行与功绩，表达了作者对梅贻琦的崇敬之情。

B．梅贻琦极力推行通才教育，认为大学重心应在通而不在专，说明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生都长于基本技能，而缺少尖端专门的技术。

C．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拟聘梅贻琦出任教育部长，梅贻琦坚辞不就，表现了梅贻琦对清华大学的挚爱和一个知识分子的气节。

D．学生模仿梅贻琦课文编的一首顺口溜，从正面表现梅贻琦热爱学生、保护学生的勇敢和智慧。

E．梅贻琦自比为京剧中的王帽，作为清华大学校长，乐于当师生的配角，既反映了他民主治校的作风，也表现了他为人谦逊的品格。

【B D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生都长于基本技能，而缺少尖端专门的技术于文无据，绝对化。D．是从侧面表现。】

14．根据文本内容，谈谈你对标题梅贻琦．清华的名片的理解。（4分）

(1)用比喻修辞手法，以物喻人，新颖别致。（讲清大意即可）（2）突出了梅贻琦作为校长对清华大学的伟大贡献与巨大影响。

15．曾任清华外语系主任、后任民国外交部长的叶公超慢稳、刚三个字评价梅贻琦，请结合文本谈谈你对这三个字的理解。（6分）

①慢。强调师生从游，重视对学生品德、情操的熏陶培养；为营救被捕学生，与警察局周旋应对，赢得学生赞扬。以毕生实践，躬行清华校训，体现卓绝的教育思想和献身精神。

②稳。倡导我从众的民主作风，甘做王帽，博采众长，无为而治；以超人的冷静维持稳定局面，不畏缩退却，坚忍前进。身患重病仍保全清华教育基金等，表现稳健坚守的胸襟气度。

篇6：梅贻琦大学一解

原载《清华学报》第十三卷第一期(1941年4月)

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文明人类之生活要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或曰个人，曰社会。而教育之最大的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则此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者也。

西洋之大学教育已有八九百年之历史，其目的虽鲜有明白揭橥之者，然试一探究，则知其本源所在，实为希腊之人生哲学，而希腊人生哲学之精髓无它，即“一己之修明”是已(know thyself)。此与我国儒家思想之大本又何尝有异致?孔子于《论语・宪问》曰，“古之学者为己”。而病今之学者舍己以从人。其答子路问君子，曰“修己以敬”，进而曰，“修己以安人”，又进而曰，“修己以安百姓”;夫君子者无它，即学问成熟之人，而教育之最大收获也。曰安人安百姓者，则又明示修己为始阶，本身不为目的，其归宿，其最大之效用，为众人与社会之福利，此则较之希腊之人生哲学，又若更进一步，不仅以一己理智方面之修明为己足也。

及至大学一篇之作，而学问之最后目的，最大精神，乃益见显著。《大学》一书开章明义之数语即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若论其目，则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明明德;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属新民。《学记》曰，“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知类通达，强立不反二语，可以为明明德之注脚;化民成俗，近悦远怀三语可以为新民之注脚。孟子于《尽心章》，亦言修其身而天下平。苟子论“自知者明，自胜者强”亦不出明明德之范围，而其泛论群居生活之重要，群居生活之不能不有规律，亦无非阐发新民二字之真谛而已。总之，儒家思想之包罗虽广，其于人生哲学与教育理想之重视明明德与新民二大步骤，则始终如一也。

今日之大学教育，骤视之，若与明明德、新民之义不甚相干，然若加深察，则可知今日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此二义之范围，所患者，在体认尚有未尽而实践尚有不力耳。大学课程之设备，即属于教务范围之种种，下自基本学术之传授，上至专门科目之研究，固格物致知之功夫而明明德之一部分也。课程以外之学校生活，即属于训导范围之种种，以及师长持身、治学、接物、待人之一切言行举措，苟于青年不无几分裨益，此种裨益亦必于格致诚正之心理生活见之。至若各种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学程之设置，学生课外之团体活动，以及师长以公民之资格对一般社会所有之努力，或为一种知识之准备，或为一种实地工作之预习，或为一种风声之树立，青年一旦学成离校，而于社会有须贡献，要亦不能不资此数者为一部分之挹注。此又大学教育新民之效也。

然则所谓体认未尽实践不力者又何在?明明德或修己工夫中之所谓明德，所谓己，所指乃一人整个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段。所谓整个之人格，即就比较旧派之心理学者之见解，至少应有知、情、志三个方面，而此三方面者皆有修明之必要。今则不然，大学教育所能措意而略有成就者，仅属知之一方面而已，夫举其一而遗其二，其所收修明之效，因已极有限也。然即就知之一端论之，目前教学方法之效率亦大有尚待扩充者。理智生活之基础为好奇心与求益心，故贵在相当之自动，能有自动之功，所能收自新之效，所谓举一反三者;举一虽在执教之人，而反三总属学生之事。若今日之教学，恐灌输之功十居七八，而启发之功十不得二三。明明德之义，释以今语，即为自我之认识，为自我知能之认识，此即在智力不甚平庸之学子亦不易为之，故必有执教之人为之启发，为之指引，而执教者之最大能事，亦即至此而尽，过此即须学子自为探索;非执教者所得而助长也。故古之善教人者，《论语》谓之善诱，《学记》谓之善喻。孟子有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此善诱或善喻之效也。今大学中之教学方法，即仅就知识教育言之，不逮尚远。此体认不足实践不力之一端也。

至意志与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