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两袖清风的“守财奴”

2024-04-07

梅贻琦：两袖清风的“守财奴”（共6篇）

篇1：梅贻琦：两袖清风的“守财奴”

梅贻琦：两袖清风的“守财奴”

梅贻琦一生服务清华长达47年，其中担任校长31年，在两岸清华人的心目中，他是当之无愧的“终身校长”、“永远的校长”。梅贻琦在谈到自己当校长的心得时说：“为政不在言多，顾力行如何耳。”

梅贻琦在执掌清华期间始终坚持勤俭办学、廉洁治校。他初到清华时，便再三强调勤俭。他说，我这样做一则是希望学生保持简朴学风，无纨绔习气。二则是为了节约办学经费。其实，当时的清华庚子赔款相当丰厚，梅贻琦完全可以不用那样做，但是他没有。对于数额巨大的庚款梅贻琦分文不取。相反他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为了节约开支，梅贻琦辞去了司机，自己学开车；辞去厨师，让夫人韩咏华亲自下厨。不但如此，梅贻琦甚至连学校供应他的两吨煤也不要。

抗战时，梅贻琦主持西南联大校务，当时他的方针就是一个字——省。他说：“让我管这个家，就得精打细算。”据郑天挺《梅贻琦与西南联大》一文回忆，梅校长做事既稳靠又无私：抗战期间，物价上涨，供应短缺，西南联大同人生活极为清苦，形同乞丐。梅校长在常委会建议一定要保证全校师生不断粮，按月每户需有一石六斗米的实物，租车派人到邻近各县购运，此项工作异常艰苦、危险。幸而不久得到在行政部门工作的三校校友的支援，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抗战期间清华组成服务社，用生产盈余补助清华同仁生活。为顾念北大、南开同仁皆在困境，梅贻琦年终送给大家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馈赠。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回忆，抗战时父亲为了筹措资金，协调与中央政府和当地领导的关系，每年必须奔走重庆几次。“那时由昆明到重庆乘飞机是件难事，飞机说不定什么时候起飞，一天走不成，得第二天再来。”梅贻琦有一次返途中遭遇敌机轰炸加上阴雨天气，一连走了三个月才回到昆明。西南联大时，梅贻琦去外地考察工作，当地政府款待。他在日记中写道：“菜颇好，但馕肉馅者太多，未免靡费耳。”

1949年，60岁的梅贻琦来到美国管理清华在美的庚款基金。他只有一间办公室，聘了一位兼职助理。梅贻琦当时给自己定薪水300元，和庚款资助的在美留学生一样。当局觉得过意不去，让梅贻琦将自己的薪水改为1500元，梅贻琦不同意，他说：“薪水是我自己定的，我不情愿改。”台湾地区早期财政一度很穷困，所以有不少人经常打清华庚款的主意，但均被梅贻琦严词拒绝。于是有人便骂梅贻琦是“守财奴”。

1955年11月，梅贻琦从美国回到台湾考察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及台湾清华大学。由于他掌握着数额巨大的清华基金，台湾各县长、市长纷纷接近他，企图趁机捞一把油水。可是他们哪里知道，此时的梅贻琦却因为经济拮据不得不将已62岁的太太韩咏华留在纽约依靠打工独自生活，自己只身一人赴台。当有人告诉梅贻琦“师母在那边生活太苦。必须设法给师母汇钱，或接她来台湾”时，梅贻琦说自己在台薪金微薄，无法汇钱照料。晚年梅贻琦患病住院，无力支付医药费。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享年73岁。梅贻琦生前随身携带一个手提皮包，住院后一直放在床下一个较为隐秘的地方。两星期后，在各方人士监督下秘书将皮包启封。当包打开时所有人都口瞪目呆。原来里面装的是清华基金账目，一笔笔清清楚楚地列着。睹物思人，在场者无不落泪。两袖清风的梅贻琦真是穷极了。他病中所欠医院的医疗费及丧葬费用由清华师生捐款偿还。蒋梦麟在为梅贻琦撰写的碑文中称梅贻琦“一生尽瘁学术，垂五十年，对于国家服务之久，贡献之多，于此可见。其学养毅力，尤足为后生学习楷模”，这话确是中肯之论。

篇2：两袖清风的梅贻琦

身为清华大学的校长, 按规定, 连卫生纸都是公家供给, 由公务员按时送到的。但他却心甘情愿地放弃了许多优厚待遇, 用他的话说就是:“尽量不给学校添麻烦。”家里工人的工资, 他自己支付。电话费也向来是自掏腰包。他放弃学校每月免费供应的两吨煤, 宁可自己掏钱买煤烧。校长的专车, 从来不让家人享用。他的饮食简单得出奇, 很少大鱼大肉地做来吃。早晨清粥小菜, 晚上小菜清粥, 只有中午略丰盛些, 有时米饭, 有时面条。

作为一校之长, 梅贻琦的节约是出了名的。一张纸, 正面用完了, 打扫卫生的工人要扔掉, 他立刻制止, 说:“背面还能用。”清华大学的一些重要的报告提纲, 甚至一些极其正式的公函等, 就是由他亲笔写在纸的背面的。因为他的以身作则, 学校节俭成风。至今那些他亲笔用废纸头起草的报告提纲、公函等仍完整地保存在清华大学的档案馆里, 见证着他廉洁、持身以俭的工作作风。

当了17年校长, 梅贻琦手头却没有一点儿积蓄。他生病住院后, 连住院费都交不起。如此清廉的校长, 让全校师生于敬仰中潸然落泪。于是, 全校师生主动捐款, 交齐了他的住院费。但积劳成疾的他, 最终还是于1962年5月19日病逝于台大医院。去世后, 他的殡葬费也都是全校师生自发捐助的。

住院期间, 他的病床边放着一只他从不离手的手提包。他去世后, 秘书把这只手提包封存了。两个星期后, 在有各方人士参加的场合下, 这只手提包被郑重地启封。打开手提包一看, 原来里面装的是清华基金的账目, 一笔一笔记得非常清楚, 一目了然。他几次出任当时教育部高层领导职务, 又长期独司数十万美元的清华基金, 却能一生紧守原则, 出淤泥而不染, 逝世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正像林公侠所说:“他在母校十几年, 虽然清华基金雄厚, 竟不苟取分文。在污染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的地步, 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 已是可以为万世师表。”

面对这本账本, 在场的所有人无不动容。清白的人格, 高洁的人品, 铸就的是一座精神的丰碑。

篇3：梅贻琦的操守

梅贻琦受到清华师生如此崇敬，当然与他确立的“教授治校”的清华传统有关。在清华，做一个好教授永远是最神气的，梅贻琦说过：“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还说：“我这个大学校长是帮教授搬凳子的。”不过，有一点我们绝对不可以忽视，梅贻琦之所以影响巨大，也由于他崇高的道德操守。

作为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梅贻琦有着极强的规则意识。1938年，奉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命令，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组西南联合大学，迁往昆明。当时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了西南联大最大的支持。有一天，龙云特地来拜访梅贻琦，说孩子没有考取联大附中，请求破例录取。梅贻琦留龙云吃饭，并请联大教务长潘光旦作陪。席间，梅贻琦先生请潘光旦派老师晚上辅导龙云的孩子，等明年再考，并且言明老师的家教费得由龙主席支付。对别人坚守规矩，对自己的子侄更不例外。当年，梅贻琦的侄子梅祖武、小女儿梅祖芬都报考过清华大学，因为成绩不合格，一个去了北洋大学北京分部（即后来的北京大学工学院），一个去了燕京大学。梅贻琦做了那么多年的清华大学校长，没有凭个人关系录取过一个“自己人”。他曾嘱咐秘书和负责招生的老师，凡要求破例录取的信件，不必转给他本人，一律按规定办事。

梅贻琦特别廉洁，首先是使用公款非常节省。刘宜庆《绝代风流》一书介绍：抗战之初，梅贻琦刚到昆明，就退掉司机，将个人使用的小汽车拿来公用。他外出有公务，近则步行，远则搭蒋梦麟的车或别人的车。1941年7月，梅贻琦、郑天挺、罗常培在成都准备转重庆回昆明，梅贻琦联系到了飞机票，此时恰好又有个乘邮政汽车的机会，想到乘邮政汽车可以给公家节约两百多元，梅贻琦毫不犹豫地退掉了飞机票。

梅贻琦非常鄙夷化公为私的行为，宁可委屈自己，也绝不占公家半点便宜。20世纪30年代初，梅贻琦刚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就主动放弃前任校长享受的免交电话费、免费雇佣家庭帮工、免费拉两吨煤等几项“特权”。1939年以后，昆明物价飞涨，师生基本生活极难维持，梅贻琦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了一些补助金，有给老师的，有给学生的。梅贻琦的4个子女都在联大读书，他却不让妻子领取补助金。其实，梅贻琦一家也过得非常清苦，他一个月的工资只能维持一家人半个月的生活，其妻子不得不做些糕点寄卖以补家用。1942年，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费正清来昆明，拜访联大的金岳霖、张奚若、钱端升等人，梅贻琦请其吃饭，本来完全可以用公款报销，他却为费正清举办家宴，一顿饭花了不下千元，而他当时的月薪不足六百。1962年，梅贻琦在我国台湾去世，身边的人打开他病中一直携带的一个箱子，里面全是清华基金的数目，一笔一笔，分毫不差。

篇4：永远的校长——梅贻琦

作为一个非清华人，我无法真正感知梅校长在两岸清华大学中的地位。但作为一个研究高等教育的人，从走进这个领域开始，梅校长的许多办学思想就印在了脑海里。在我看来，以梅校长的性格，他对身后哀荣之事未必会放在心上。今天我们以何种方式纪念他，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关键是如何实现他的大学理想。

大学与校长

梅校长的大学之路，是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作为“庚子赔款”的第一期留美预备学生和入选成绩排名第一的考生，他与清华结下了一生之缘。此后五十余年，执掌两个清华大学共计二十三年，他不仅是清华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也是两岸担任大学校长时间最长的一个人。这不仅在两岸高等教育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上也是凤毛麟角。

从一九一零至一九三一年，清华大学二十年间更换了十三位校长，其中更有十一个月没有校长。清华是从梅校长接任之后，才开始稳定下来。潘光旦曾经这样评价梅贻琦校长：清华培养出来的人才中，对母校竭其心力，能如是其全神贯注契合无间的，能有几人？再试问，一般从事于高等教育的人中间，不因时势的迁移，不受名利的诱惑，而能雍容揖让于大学环境之中，数十年如一日的，中国之大，又有几人？这些问题是毋庸答复的（潘光旦：《梅月涵夫子任教廿五年序》，载《清华校友通讯》六卷九期）。

纵观世界一流大学史，不难发现，在一所大学的早期发展过程中，大学校长对一所大学基本制度的建立和风格的形成，通常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在中国，蔡元培之于北大，张伯苓之于南开，萨本栋之于厦大；在西方，艾略特之于哈佛大学，赫钦斯之于芝加哥大学，范海斯之于威斯康星大学等等，无一例外。一个世界一流大学，在其形成的过程中以及背后，都有一个令人难忘的大学校长。清华园里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都留下了梅校长尽心经营的影子。更为可贵的是，他为这所学校打下的大学精神底色，让它在面对风雨飘摇、惊涛骇浪之时，坚忍前行。

对我国高等教育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晓梅校长给两岸清华大学留下的精神财富。他倡导的“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中西融会、古今贯通、文理渗透、名师荟萃、鸿儒辉映”等理念，奠定了清华大学的发展理念，使其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发展成为当时国内最好的大学之一。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同北大、南开一道，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共创了西南联大的办学成就”。他的“大师论”、“通才教育论”、“全人教育论”、“体育论”等，构成了延绵不断的清华财富。“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大学虽重要，究不为教育之全部，造就通才虽为大学应有之任务，而造就专才则固别有机构在”（梅贻琦：《大学一解》，载《清华学报》第十三卷第一期〔一九四一年四月〕）。梅校长认为，大学教育归根结底是儒家经典著作《大学》里所说的“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

梅校长在阐述“大学之道”时，认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明明德”，他明确提出大学教育要培养“一人整个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断”。而整个之人格，则“至少应有知、情、志三个方面”。他尤为强调学子的全面修养，认为“学子自身之修养为中国教育思想中最基本之部分”，而修养抵达的境界外在表现便是一个人的文雅与斯文之气。其实，在他的“厚德载物”、“止于至善”、“刚毅坚卓”的理念中，也都蕴含着斯文的内在精神，彰显着一种中国式的文明想象。直到今天，梅校长的大学教育思想，依然是每一个谈清华、论大学的人都绕不开的。

大学校长的角色和定位如何？在当今社会和大学校长的眼里，有无数的注解。然而，在几十年前，有一则关于“功臣”与“功狗”的戏言来形容大学校长，恐怕是所有人没有想到的。“傅斯年在一次演讲中说，蒋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他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他接着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听了傅斯年的演讲，北京大学原校长蒋梦麟在《忆孟真》（傅斯年字孟真）一文中自嘲说：“他走下讲台以后，我笑着对他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当今的大学校长恐怕不会再把自己比喻为“功狗”之类，而是冠以“××家”的称谓。其实，随着时代的变迁，大学既需要“××家”，也需要被蒋梦麟校长称为“功狗”的人——是具有深邃的大学理念、高超的领导管理技巧、踏实的做事风格、兢兢业业奉献终身的人。

在秉持大学的理念和精神之余，梅校长更是一个求真务实的实践者。面对风云跌宕的时局，国家的领土受到外族入侵，学校的自治受到政治干预，办学经费时常不足。但就在这样复杂艰困的条件下，他在严谨地经营清华基金、理性地处理学潮、真心地保护教授和学生等方面，都展现出求真务实的原则和灵活的治校策略。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九日，正是年终大考的第一天，国民政府派出军队到清华园清查学生共党分子。事后，学生们认为是校方提供的名单。一天，学生在校园见到拄着拐杖、时任教务长的潘光旦，立即进行围攻，几名学生上前把他的拐杖夺过扔到地上，潘只好用一条腿边站边跳以保持平衡。学生甚为得意，大呼小叫地兴师问罪。这时恰逢梅贻琦从科学馆方向慢步走来，大体弄明事情经过，快步来到潘光旦身边的台阶上站定，面带愠色，表情肃严，眼睛瞪着学生，有半分钟未发一言，显然是尽量抑制胸中的愤怒。夹在人丛中高呼喊打的学生见此情形，顿时闭上了嘴巴。只见梅贻琦往台阶上移了一格，挺起胸膛，对众人厉声说道：“你们要打人，就打我好啦！你们如果认为学校把名单交给外面的人，那是由我负责。”现场的学生顿时被梅贻琦的威严姿态和坚硬如铁的话镇住，悄无声息地渐渐散去。许多年后，学生颇为感慨地回忆道：“在推打潘光旦先生这一天梅师坚定果断，毫不含糊其辞。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梅师表现他在危机情况下，当机立断处事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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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现在的大学校长，缺少的并不是梅校长的视野和理论，遇到的困难远非可与梅校长的时代相比。但在大学理念以及治校方略上，大多是停留在认识和口头上，付诸实践的却不多。这就是今天的大学校长与梅校长的差距。梅校长之所以能担当得起“大学之重任”，是因为他“放得下”的东西比我们多。梅校长身上的那种精神，那一股儿“气”，那一种修身养德的功夫，既是一个校长所能躬行实践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所致，也是一种能够担当的情怀。

在新竹清华大学的梅贻琦纪念馆，梅校长被称为“永远的校长”。关于清华大学和大学校长，台湾学者李敖有两次演讲被人津津乐道。一次是一九九八年在台湾的新竹清华大学演讲中，提出了“清华人做错了什么？”批评新竹清华大学过分强调理工科，不重视人文教育和通识教育，背离了梅校长确立的“大学应在通而不在专”的理念。一次是二零零五年在北京清华大学的演讲中，他谈到台湾有一个“假清华”，但有一位“真校长”。李敖提出的问题十分深刻且有趣。即使在今天，这两个命题依然值得追问！“大学人做错了什么？”这是在提醒我们要不断地进行反思；而“假清华和真校长”之诘问，是在告诫如何做一个真正的校长。因为在当今，不知哪一位校长——他的人品风范、大学理念及其对学校的贡献，能够被大学人尊称为“真校长”和“永远”的校长！

梅校长离开了大陆清华，正是由于这样一段特殊的历史，梅校长同时又造就了一个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一人一手托起了两个清华。这恐怕也是梅校长没有想到的，也可能是他不想看到的。或许，历史的诡谲之处就在于此。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完整的大学，一个完整的校长，被人为地割裂成两个清华和两个校长。于时于地于我，总不免有一种怅然若失的风尘错落之感。这究竟是时代的悲哀，还是清华的福气，由后人去评说吧。

大学与斯文

一九六二年梅贻琦校长过世时，由蒋梦麟等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撰写的祭文不无哀鸣：“呜呼——天之将丧斯文欤？胡夺我先生之速！人亦有言：死为无物，惟圣与贤，虽埋不没，如先生者，其庶几乎！”（《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321页）将梅校长的逝世形容为“天之斯文丧失”，一定超出了当代许多人对大学的理解。因为在当下的语境中，已经很少有人把斯文与大学联系起来，取而代之的是大学制度或大学治理结构。无独有偶，不久前我在深圳，见到了一个久未谋面的厦大校友，他郑重地对我说，作为一个大学的管理者和研究高等教育的人，应该让大学保留一点儿斯文，不能让大学的颜面扫地。

校友的提示，让我深感内疚。作为一个研究高等教育的“职业”选手，竟然也忽略了斯文在大学中的位置与价值。在我国的大学历史积淀中，斯文曾经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是古代书院的精髓之一。例如，在岳麓书院的崇道祠有一块匾额，上面书写着“斯文正脉”四个大字。再如，王日藻在《嵩阳书院碑记》中亦称：“夫五代日寻干戈，中原云扰，圣人之道绵绵延延，几乎不绝如线矣。而书院独繁于斯时，岂非景运将开，斯文之未坠，以始基之欤！”古代书院繁茂在于以“斯文”为使命，“斯文之未坠”既是古代学人对书院的期待，也是书院的内在价值与精神。

我国古代书院作为今天大学的“前身”，一直把培养人的斯文作为目标。以君子之道培养斯文之人，以君子之道去改造整个社会，维护社会的和谐；用君子之斯文去形成社会风骨，促进整个社会从愚昧残暴走向文明礼制。孔子曾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他老人家最焦虑的是“礼崩乐坏”，斯文不在，国将不国。中国近代大学滥觞时，坚持了这样的想象。

用现代的眼光来看，斯文亦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气质。而梅校长不仅在理念上弘扬着大学的斯文，在行动上也践行着一个学者的斯文。例如，梅校长性情温和，不轻易主导意见，是斯文，是君子之风；他到达南京后，南京政府任命他为教育部长，他坚辞不就，也是斯文，是君子之气。反观今日大学校长，多少人一时风光无限，但谤亦随之。唯梅贻琦校长生前未“暴得大名”，身后仍为人“翕然称之”、“胥无异词”。

斯文赋予大学的内涵是深刻与全面的，既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机构的外在形式，也是大学的一种品位和气质，还可以说是大学的一种组织文化和道德寄托。例如，大学的各种开学、毕业、授予学位的典礼，甚至包括穿着打扮，都有着斯文的要求。牛津大学就有关于学生正式着装的严格规定：男生的正装打扮必须是深色西装、深色短袜、黑色鞋子、白色领结、黑色礼服外套（衬衫袖子必须掖在外套下）；女生的正装打扮是黑色裙子或裤子、白色衬衫、黑色丝带领结、黑色长袜与黑色鞋子。除了学校的典礼，参加考试也是要求穿正装。这被称为牛津郡一道“斯文靓丽”的风景线。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斯文，一所大学有一所大学的斯文。斯文本是属于一群人的，不仅仅是属于一个时代，如果斯文让一个时代带走了，这不仅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也是这个时代这群人的悲哀。

当有人提出“给大学留点儿宁静、留点儿斯文”这样一个朴素的要求时，恐怕真的是需要我们反思了。如果用斯文来要求大学，可以说这个要求并不高，但又很难。因为，现代大学制度已经成为我们的追求目标，而在很多人的眼里，斯文与现代大学制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制度是冰冷的，精神是温情的。在提倡制度的背景下，给大学保留一点儿斯文，应该是大学制度建设和内涵式发展的应有之义。大学的薪火相传，在于延续的斯文，而非在庸俗的泥淖里越陷越深。

梅校长体现着斯文。他把自己比喻为京戏中的“王帽”角色，唯运气好，非自己能干。但他在治校上确有其过人之处。据说，梅贻琦执掌大陆清华时，清华的教育有三难：进校门难、读学分难、出校门难。哪怕是获得了59.99分的成绩，也必须重修，且没有补考。严谨之道如是，斯文之气何求！

凡是与梅贻琦校长交往过的人，都对其寡言慎行、刚毅稳重、木讷仁爱的性格有深刻印象。梅校长话少，更少下断言，时人称之为“寡言君子”。学生曾戏作打油诗一首，描述梅校长说话谦逊含蓄的情形：“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所以陈寅恪先生不无感慨地赞誉：“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严谨，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这是梅贻琦校长的座右铭之一，也为今日的大学管理者做出了垂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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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人与过客

梅贻琦校长的墓地在新竹的清华园内。把校长安葬在校园内，在中外大学中都是极为少见的。出现此种情形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校长生前有此愿望，例如，厦门大学已故校长萨本栋生前就表示了此种愿望，后来厦大鉴于萨校长对学校的贡献，就把萨校长夫妇合葬于校园内的成义楼旁。二是校长身后人们对其地位的认可。

一九六二年，梅贻琦逝世后，治丧委员会建议把梅校长安葬在校园内。当时有人私下议论说，如果每一位校长死后都葬于校园之内，那将来校园不就成为校长墓地了么？但这样的议论并未动摇治丧委员会的决定，他们说：“我们仍然将校区内的一个山坡上的一片相思林地划作了校长的墓园，就是今天的梅园。我们认为，以梅校长和清华的关系，不是任何一个大学校长和学校的关系所能比拟的。其他学校的校长，不可以校园做墓园，但是梅校长却可以，因为清华和他已经融成一体了。”与梅校长和萨校长相比，另一位大学校长，一位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的司徒雷登，就没有那么幸运。司徒雷登曾担任燕京大学校长近三十载，在闻一多看来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虽有安息燕大校园的遗愿，却只能侧卧杭州，孤寂地注目北方的燕园。

“勋昭作育”四个大字刻在梅校长墓地的石碑上，这使我想起了台湾诗人郑愁予的两句诗：“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梅贻琦作为一个大学校长，留给人们身后的思念就是一种归人。归人者，既是一种乡愁的秉怀，也是一种永远的怀念；过客者，不过是无根的往来。梅校长是一个秉怀大学理想的归人，清华大学是他的归宿，他的故国，他的精神故乡。“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深情地渲染了他与清华的血缘之亲，也表达了他对清华的挚爱。

在大陆，几乎所有的大学校长都知道梅校长，尤其是他的“大师论”，几乎成了所有大学校长的口头禅。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日，梅贻琦校长在就职演说中，掷地有声地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但我们常常忽视了这句话的仿照对象，其出处是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乔木”与“世臣”之别，对理解梅贻琦与清华大学间的关系十分重要，“世臣”意味着对“故国”的不同的价值认知。梅贻琦将清华认作“故国”，而自己便是“故国”的世臣了。

人们之所以怀念梅校长，除了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之外，还在于他用自己的行为，感染了无数人。他不为名，不为利，而将自己的血肉浇铸进百年清华的气脉之中。人有人格，校有校貌，而大学管理者能将两者融为一体的，可谓凤毛麟角。蔡元培校长做到了，梅贻琦校长也做到了。目前的很多校长总缺少一种对大学的亲近之情，归宿之感，更像是一个来去匆匆的过客。大学成了一副跳板、一个平台，而抱负、理想、百年基业离大学渐行渐远。

梅校长离开我们整整半个世纪了，他的时代也如黄鹤般杳然飘远，可是他留给我们的精神、志业还在绵延。今天，作为大学人，都应该有梅校长那样的担当，那样的大学情怀，从梅校长身上汲取智慧和人格力量。与梅贻琦校长的重逢、相知，应该是大学管理者都应有的自我反思。

（《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黄延复、钟秀斌著，九州出版社二零一一年版，48.00元）

篇5：永远的校长梅贻琦

“我的小女儿也没考上联大”

按常理，一个学校中都有不少人争着做校长，何况是3个学校。原先的三位校长中，论资历论年龄，梅贻琦都排在最末，但他却把这校长做得稳稳当当、妥妥帖帖。在一次大会上，蒋梦麟把自己的表交给梅贻琦说：“我的表，你带着！”也就是“代表”的意思了。梅贻琦作为“代表”，把西南联大办得风生水起。

那时日子非常苦，要跑警报，还要饿肚子——甚至堂堂校长夫人、梅贻琦的妻子韩咏华也要到大街上做小生意，售卖自己做的“定胜糕”。梅贻琦经常在校办公，也就经常和学生一起跑警报。警报一响，不少人跑得都找不着北，但梅校长却永远是那样绅士，那样从容不迫。

一次，梅贻琦的弟弟出国前到昆明看他，发现兄长的住处是如此之逼仄，伙食是如此之寒酸。晚上，一家人更是闷闷不乐，因为侄子梅祖彦跑警报时，把眼镜连带盒子都跑丢了。没了眼镜他就看不清楚;看不清楚他就没法上学。他都快要没法上学了，家里仍买不起新眼镜！

在西南联大，梅贻琦管事，说话当然就管用。但对自己的子女，他从不搞特殊。抗战时期不少青年从军，他的儿子梅祖彦在西南联大念书，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梅贻琦对儿子说：“你想去我支持，你不想去我也不反对，你自己做决定吧。”儿子果然就去了。

每年“高考”完后，有个别人上门来，为自己的子女、亲朋好友说项。梅贻琦从来都坚持原则。一次赴上海，他受到清华很多同学的热烈欢迎。有一位校友说，自己的孩子准备考大学，请校长多关心。梅贻琦听完，没答应也没拒绝，只说：“我的小女儿去年也没考上联大，她只好录取到别处了。”

抗战后期，国民党政权已渐失民心。世道不公，特务非常之猖獗，西南联大的民主运动也极其活跃。闻一多、张奚若、曾昭抡、费孝通等是其中最活跃的一批人。罗隆基被称为“罗隆斯基”，而吴晗则被称为“吴晗托夫”。1946年联大解散，三校分别复校北上后，吴晗依旧非常积极。有人就看不下去了。国民党的大员陈某某特地从南京到北平，邀请北平一些大学的领导吃饭，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他请来了北大的胡适、郑天挺，当然少不了清华的梅贻琦。陈某某对梅贻琦说：“你们学校的吴晗，也闹得太过分了吧，该约束约束他啦。”北平警备司令部的人也指名道姓地说：“是该管一管了。”梅当然明白“管一管”是什么意思。他立即解释说：“吴晗只是个读书人，他并没有怎么样，他也不可能怎么样。”

梅贻琦对所谓的“管一管”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大学是最高学府，天职就是追求真理、服务祖国，而不是为某党某派所私。大学理应培养建设人才，但也不妨有些批判精神。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而非党派之私产。只有提倡学术自由，才能建设杰出大学。而学术自由，本身就意味着包容新旧左右，允许百家争鸣。只要教师不在课堂上宣扬自己的主义，不是借学校的名分去搞政治，不影响本职工作，他是不赞成干涉教师自由的。

当然，形势比人强。你跟政治讲理，政治不跟你讲理。他看形势有点不对了，立即让人通知吴晗：“吴先生，你得赶快走，晚了不行了。”吴晗会意，乃遁之。

人品、资历、才干、工作样样过人

1940年，西南联大三校之中的清华，特意为梅贻琦任教25周年举行庆祝。梅贻琦在美国的母校也把名誉博士学位送给了这位杰出校友。各方的名流政要、专家学者纷纷莅会，无数校友、学生的问候也如雪花般飞到昆明。在庆祝会上，曾任教育部长的李书华非常得意地宣称：清华有今日的成绩和地位，与梅校长的努力分不开。当初推选梅先生做清华校长，“是我在任内最满意的一件事”。但面对这罕见的殊荣，梅贻琦只是非常谦抑地把自己比作京戏中的“王帽”：“他每出场总是王冠齐整，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

梅贻琦本就是清华人。当年第一届庚款生招考，轰动全国，报名的有700多人。发榜了，有个小伙在看榜时，看见旁边一位瘦高个不慌不忙、不忧不喜地也在那儿看。按说，应考者要么上榜要么不上榜，中榜者高兴得连尾巴都翘上天了，落榜者便是涕泪飘零也不稀奇。独此君容色自若，静水深流，别人看不出个山高水深。后来才知这个瘦高个叫梅贻琦，在录取的47人中，排第六。

留学归国后任教清华。梅贻琦不爱说话，但教书却非得说话，课外还要为学生补功课，很累人。他回到“天津卫”向恩师张伯苓诉苦，说不想干了。张伯苓一听，很是不悦，问：“你教多久了？”“半年了。”“才半年，怎么就知道自己没兴趣？年轻人要有点耐性。回去教书！”这一训，就训出了一位世界闻名的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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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到清华任教后，人品、才干、资历、工作，样样过人，但年近三十而依旧单身，说媒保亲者很多，他却一次次地婉拒，为的是照顾3位弟弟读书。家人都替他担心，他自己却不操心。

后来，他往一韩姓人家跑得勤快起来。倒是腿脚勤快，嘴皮子还是不勤也不快，依旧寡言少语。别人都替他急，但他自己不急，甚至与这位叫韩咏华的女子热恋时，也不大说话。两人要订婚了，韩咏华的好友提醒她：你要知道，他可是不爱说话呀！韩咏华一愣：不说话就不说话！韩咏华算是梅贻琦的同门师妹，而今更近了一层。他们喜结连理时，很多学生送喜联，因梅贻琦字月涵，而梅夫人又姓韩，就干脆写上“悦韩”字样。

梅贻琦在清华极受器重，曾出任教务长，并一度代理校务。他是少壮派教授的核心，而其他成员，像叶企孙、陈岱孙、金岳霖、陈达，都是他的弟子。后来罗家伦当校长，梅贻琦走了。再后来，一任任校长走马灯似的都走了，而梅贻琦又回来了。他是被无数清华人衷心请回来做校长的。

在名流云集的清华，要出任校长绝非易事。那时政潮频仍，学潮云起，校长与教授、学生的关系比较复杂，学生驱赶校长、校长解聘教授的现象时有发生。罗家伦曾是蒋介石的秘书，他场面很大地来清华做校长，两年不到，就灰溜溜地被赶跑了。北大校长蒋梦麟曾明确表示：“我不赞成教授治校，我的口号是校长治校，教授治学。”他拍着桌子说：“我办不好北大，谁能办北大？！”教授哪还敢说话。清华则是教授治校的典范，梅贻琦继承了这个传统，他一上任就宣称：“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

梅贻琦敏于行而慎于言。他说话非常之少，而且非常之慢。有人把他的口头禅整理成了顺口溜：“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云云。当然是笑话，调侃而已。对这位梅校长，大家是敬而爱之，视他有如父兄。

学界巨擘陈寅恪轻易不臧否人物，但对梅贻琦却颇有好感，他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这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当然，那时大环境远不是那样“理想”。然而，便是在这不理想的时代中，在梅贻琦治下，清华仍一团和气，上下悦服，学术上突飞猛进。

拿着两本书登机

1948年，历史面临新的抉择。天地玄黄，暗流涌动，北方一位位人物南下。梅贻琦是个有影响的大人物，他的去留不可能不为众人所瞩目。他的夫人韩咏华在广州也为他担心，每天都看报纸，时常看到丈夫为清华校务而东奔西跑，就是看不出来他去留的迹象。他也想过这个问题。舍不得他的人实在太多，清华学生在民主墙上专门出了极为恳切地挽留校长的壁报，同学们甚至还组织队伍到校长住处齐呼口号挽留校长。地下党组织也向梅贻琦捎话：“你不要走，我们了解你，希望你留下来。”他的南开校友周恩来更是公开说：“像梅先生这样的人可以留下来，他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人民的事。”

1948年12月，劈里啪啦的枪声传到海甸（现为海淀），清华园就停课了。陈岱孙去找梅贻琦，梅正要进城，说学校没钱了，要弄点钱来，让师生员工撑过这段时间。进了城，拿了钱，坐车到西直门，眼看着门已关，且再不让开了。清华原本有个特别通行证，在平时，只要有这个证，任何时候都可以过西直门。但那一天通行证失效了，梅贻琦只好回到城里。胡适也在城里，他告诉梅贻琦说：你还是别回去了，一起走吧！几日后，诸事安排妥当，他才预备南飞。飞机好不容易来了，在南苑机场，他还在犹豫。终于，最后一班飞机来了，他从容不迫地提着一架打字机，拿着两本书登机。

寓居海外时，梅贻琦非常关注祖国的动态。他先是在欧洲，后又到法国，手握巨额清华基金，却过得极其清贫。他一如既往地为清华订了许多学术刊物，但收到这些刊物后，拆了装，装了拆，就是不知道还能不能把它们送到那些真正需要它们的清华师生手中。他一直在异邦遥望故国，遥望京城，犹豫着是否要再回来。但终于没有等到那一声召唤，也终于没能踏上归途。他又在祖国的宝岛台湾建了一所大学，也叫清华。他把一生都献给了清华。

他什么都知道，但不愿写

晚年的梅贻琦健康不佳。和他住对门病房的胡适劝他要记得写遗嘱，公事私事都应该写。他不爱听，也不愿写。夫人劝他，他也不写;亲弟弟劝他，他还是不写。最后，直到胡适离世，他都没写。胡适走时留下了他的遗嘱;而梅贻琦直到永诀，也没有留下任何文字。他什么都知道，但他什么都不说，他不爱说，也不愿说。

梅贻琦长眠后，他的秘书立即把他的提包封存。不久，各方人士开会纪念梅校长，就把他的提包放在桌子上，要打开来。大家心里直出汗，担心不知道打开后会是什么东西。他的夫人尤其担心。因为他们相守几十年，她总是见他到哪儿都带着这皮包，但从来就没有让她看过。梅贻琦从北平到昆明，从昆明回北平，到南京，到广州，再到欧洲、到美国、到台湾……关山万里尘与土，卅年家国云和月，浊浪翻腾几曾歇。但他一身清风，纤尘未染，始终不忘带的却是这皮包。这必定是他此生最珍视、最重要的东西了。校长夫人最担心的是：皮包里或许有非常重要的文件。而在这样的场合示众，或许有相当的危险——等打开一看，大家都呆住了：这皮包里，全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笔，规规矩矩，分毫不差。

所有的人都震撼了：在那贪污成风、腐败无孔不入的年代，对握有实权者，要想有所偏私，实在是“举手之劳”。要想干干净净做点事，那有多难。风习之下，似乎也只有贪污是“正常”的，不贪污则是“不正常”的。一个人长期掌控着那样巨额的经费，却从未顺手揩点油，那就更是“异类”了。然而，梅贻琦就是这样的“异类”。他数十年来始终一人独自掌握着巨额的清华基金;他自己生活中却像当年孔夫子那样，惶惶东奔西走，生活到了几乎清寒的地步。他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没有动用公家的半文钱。他把所有钱都用给了清华，为着把清华建成杰出的大学，为着替祖国培养杰出的英才。

这就是梅贻琦，一代圣人。这皮包，正是他用生命守护着的东西。

篇6：梅贻琦的君子之风

事实上，他可不仅仅是管理“教具以及桌椅”这么简单。从1931年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到1938年主持西南联合大学校委会，一直到新中国的成立前夕，梅贻琦执掌清华这艘大船，航行过了最黑暗的战乱岁月。1955年他又从美国到台湾，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

筚路蓝缕，弦歌不辍。两岸清华人都要在梅贻琦身后鞠躬致敬，同喊一声——校长。

为人。

不爱说话奉行民主

1909年8月，梅贻琦登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这年，梅贻琦20岁。

他是天津人，家境贫寒，兄弟姊妹九人，梅贻琦是长兄。他从小帮助父母抚育弟妹，一直到30岁结婚后，仍然用薪水接济弟妹。他最小的弟弟梅贻宝，后来燕京大学的校长，说起长兄眼含热泪：“生为长兄，业为尊师，兼代严父。”

梅贻琦在美国拿到电机工程硕士学位后于1915年回清华物理系执教。1928年清华学校正式改名国立清华大学，梅贻琦成为第一任教务长。这个教务长是教授们投票选出来的，47张有效选票，梅贻琦得到33票。梅夫人韩咏华说：“那时清华教授中，有博士学位的大有人在，为什么选中了他？我认为这是大家对他人品的信任。”

梅贻琦不爱说话，奉行民主，遇事采纳多数人意见，因此得了个“寡言君子”的名号。曾在清华任教的蒋复璁说：“初以为办公事他不大内行，孰知竟是行政老手。”1931年因清华校长之位空缺大半年，国民政府召他回国上任。梅贻琦临危受命,并在当时的就职演说里，讲出了日后广为传诵的教育哲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办学。

遵从教授治校原则

梅贻琦所说的“大师”并非仅指学问好，还要能指导学生怎么做人。当时清华聘请的教师队伍群星璀璨：文科有闻一多、朱自清、钱钟书、冯友兰等，理工科有钱学森、钱伟长、梁思成、华罗庚等。

能够做到这点，梅贻琦的法宝就是三个字“吾从众”。校长并不独揽大权，校内大事皆由教授评议会民主决断，也就是“教授治校”。梅贻琦遇事总是先问旁人：“你看怎样办好？”对方说的倘若在理，他就微笑点头：“我看就这样办吧！”若不在理，他仍是和颜悦色：“我看再考虑考虑吧。”没人见他红过脸。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传言军警可能要闯入学校逮捕学生，几位校领导在梅贻琦家里商议对策。众人焦急万分等着校长发话。孰料梅贻琦默默抽烟，一言不发。

过了半晌，冯友兰教授问：“校长，你看怎样？”

梅贻琦还是不说话。

叶公超教授忍不住了：“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考虑此事而不说话？”

梅贻琦终于开口道：“我在想，现在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造成的骚动。”

1936年2月，军警果然进校抓人，激愤的学生们怀疑校方向当局提供了参加运动的学生名单，遂围攻教务长潘公旦。危急时刻，梅贻琦站了出来解释缘由，并表示：“今后如果你们信任学校，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清华学术上的独立。”

治校。

西南联大挑重担

1937年日军大举侵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被迫南迁，1938年，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成立。联大八年，是梅贻琦一生中担子最重、也最辉煌的岁月。当时西南联大校委会，日常校务就由最年轻的梅贻琦主持。他的教育思想，也在西南联大期间结出硕果。

同时，国难当头，梅贻琦也特别重视应用科学的发展。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回忆说：“在工学院的建立上父亲倾注了最多的精力，使清华成为综合了两种体制的新型大学，即兼有以人文科学为主的哈佛大学和以技术科学为主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特点，这在我国教育史上是开拓之举，在西方国家也不多先例。”

晚年。

清华基金是命根子

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清华迁回北平。1950年梅贻琦从法国赴美，在纽约管理“清华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