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议论文的

高考议论文的（共4篇）

篇1：高考议论文的

为丰富机关各部门教职员工的文化生活，展现广大机关教职员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部门风采，加强机关各部门的联系，凝心聚力，齐心协力共建共创学校新辉煌。定于20XX年元月9日举行机关迎新联欢文艺晚会，现在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20XX年1月9日(星期一)19：00―21：30;

二、地点：育才校区学术报告厅;

三、晚会主题：金鸡独秀 不负韶华。

欢迎广大机关干部及学校师生前往观看。

[迎新年会议的通知]

篇2：琉球主权再议的国际法思考

关键词：琉球,主权再议,主体资格,民族自决

2013年5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论〈马关条约〉与钓鱼岛问题》, 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从历史学角度就钓鱼岛及琉球群岛的主权归属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证分析。学术界对琉球问题的关注和研究由来已久, 但《人民日报》这样的权威官方媒体发表署名文章讨论琉球主权并明确提出“琉球主权再议”, 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尚属首次。因此, 该文的发表引发各方的密切关注和激烈的反响并非偶然。既然“琉球再议”的提出业已将沉睡多年的琉球问题再次激活, 客观来说, 这一契机为中国政府在适当的时机和条件下改变对琉球问题的立场做好了铺垫。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对琉球主权再议问题所涉及的国际法问题进行全面的梳理。

一、琉球主权再议的法律依据

(一) 历届中国政府从未承认日本对琉球的吞并

琉球王国原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自1372年接受明朝皇帝册封, 明朝昭告琉球并建立封贡制度以后, 至清光绪五年 (1879年) 日本在琉球废藩置县为止, 琉球一直都是中国的藩属国。1609年, 日本萨摩藩岛津氏占领了琉球, 虽然旋即退兵, 但琉球王自此开始受到日本挟制, 琉球以后既向中国进贡, 也向日本进贡。从此, 日本开始了对琉球领土和主权长达300余年的的蚕食。1872年, 日本明治政府把琉球国改成琉球藩。1875年, 日本天皇强令琉球断绝与清朝的册封关系。1879年, 日本政府以武力派往不设军队的琉球, 将琉球国王强行押解到东京, 吞并琉球王国, 将它改名为冲绳县。这在日本历史上美其名曰“琉球处分”。[1]

其后, 中日双方就琉球地位问题展开旷日持久的斗争。“存球祀”一直是清政府处理琉球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底线, 所谓“存球祀”, 即保存琉球社稷, 简而言之, 只要日本能够满足琉球复国这一条件, 有关琉球问题的其他一切事项, 中日双方都可以谈, 言下之意自然是坚决不承认日本对琉球国的吞并。1894年甲午战争, 中国兵败, 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割占中国台湾, 最终巩固了对琉球群岛的殖民统治。从坚持“存球祀”这一立场来看, 彼时的清政府虽然腐败无能, 但也从未正式承认过日本对琉球的占领, 更未承认日本对琉球享有所谓的主权。清政府坚守“存球祀”的底线, 为日后琉球主权再议埋下了伏笔, 留下了余地。此后, 历届中国政府均未承认日本对琉球的吞并。迄今为止, 中日两国之间从未就琉球问题达成任何条约。因此从法理上讲, 琉球主权归属, 是中日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二) 相关国际条约对琉球主权问题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中国与同盟国并肩战斗, 抗击日本侵略, 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日本沦为战败国。在共同抗击日本侵略的过程中, 中、美、英、苏等同盟国主要成员共同鉴定了一系列国际条约, 如《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 为琉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但遗憾的是, 由于种种原因, 中国没有能够很好地把握这次机遇, 导致琉球主权问题拖延至今。即便如此, 上述条约仍构成了琉球主权再议的重要法律依据。

1.《开罗宣言》

1943年11月22至26日, 中、美、英三国首脑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 讨论如何协调对日作战的共同军事问题和战后如何处置日本等政治问题, 史称“开罗会议”。1943年12月1日, 《开罗宣言》由华盛顿白宫向外界公布, 正式发表。《开罗宣言》虽未明确提及琉球问题, 但指出“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攫取之土地, 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 而琉球群岛, 显然属于宣言中所谓“以武力或贪欲攫取之土地”, 自然在“应将日本驱逐出境”之列。由此可以解释为《开罗宣言》不承认日本对琉球享有主权。

2.《波茨坦公告》

1945年7月26日, 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发表了《波茨坦公告》, 苏联于同年8月8日加入。《波茨坦公告》中与琉球问题相关的条款是第8条“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 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公告宣称“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 ……”。这意味着《开罗宣言》已被《波茨坦公告》纳入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波茨坦公告》被日本以《投降书》的书面形式明示接受。《波茨坦公告》对非缔约国日本具有法律约束力。公告非常明确地将日本领土范围限定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大岛内, 其他岛屿是否归属日本必须要由上述三国共同决定。根据《波茨坦公告》, 尽管中美英三国并没有就琉球的未来地位问题达成最后决议, 但也表明了日本不可能拥有琉球的领土主权, 应由反法西斯盟国共同决定琉球的未来地位。

3.《旧金山和约》

1951年, 以美、英为首的47个同盟国与日本在非法排除中国参与的情况下, 私下签署了对日和平条约, 史称《旧金山和约》。合约第二章“领土”中第三条规定了琉球群岛的地位:“日本对于美国向联合国提出将北纬二十度以南之南西诸岛 (包括琉球群岛与大东群岛) 、孀妇岩岛以南之南方诸岛 (包括小笠原群岛、西之岛与琉璜列岛) 及冲之鸟岛与南鸟岛置于联合国托管制度之下, 而以美国为唯一管理当局之任何提议, 将予同意。在提出此种建议, 并对此种建议采取肯定措施以前, 美国将有权对此等岛屿之领土及其居民, 包括其领海, 行使一切及任何行政、立法与司法权力。”《旧金山和约》由美国一手策划和炮制, 中国政府不予承认。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 对日本领土限定的表述是与《波茨坦公告》吻合的, 包括琉球群岛在内的北纬29度以南的岛屿被排除在日本领土之外。[2]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旧金山和约》, 三者环环相扣, 逻辑严密, 相互印证, 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它们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证明了二战后日本的领土范围不包括琉球。所以上述国际条约充分证明了琉球的主权不属于日本。既然如此, 琉球主权问题在国际法的框架下, 自然是可以再议的。

二、提出琉球主权再议诉求的适格主体

琉球主权不属于日本, 自然琉球主权问题可以再议。然而, 琉球问题涉及的相关当事方错综复杂, 至少包括中国、日本、美国以及琉球人民四方主体, 究竟哪一方有资格提出“琉球主权再议”的诉求, 则必须根据国际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慎和细致的分析后才能做出准确的界定。

(一) 中国的主体资格问题

琉球作为中国的藩属国的地位, 从明初即已确立。以1372年琉球接受明朝皇帝册封为标志, 琉球国正式成为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内的重要成员。清取代明之后, 将这种关系加以继承。朝贡体系之下中国与琉球的关系, 借用近现代国际法的话语体系表达, 大致可称之为宗主国———藩属国 (被保护国) 。在历史上, 中国作为琉球的宗主国, 又是琉球问题的直接当事方, 原本有资格成为提出“琉球主权再议”诉求的适格主体。

但是, 根据“权力与职责相统一”原则, 中国身为琉球的宗主国, 在对琉球享有宗主权的同时, 当然也必须对琉球负保护之职责或曰义务。当琉球遭受日本侵略之时, 如果中国妥善地履行宗主国的保护职责, 以实际行动对琉球施以援手, 如同历史上屡次出现的以“援朝”战争保护朝鲜那样, 即便最终力有未逮, 未能力挽狂澜, 中国仍不妨为提出“琉球主权再议”诉求的适格主体。但现实的情况却是, 中国身为宗主国正陷于列强瓜分狂潮而自顾不暇, 不仅未发一兵一卒对琉球进行支援, 甚至对琉球王室苦苦哀求中国发兵相助的正当诉求充耳不闻, 仅仅只是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进行了无力的谴责;即使是抗战胜利后, 国民党政府对琉球民众代表上书请求脱离日本殖民统治, 回归中华的请愿活动也视而不见。由于中国一再地逃避了身为宗主国对琉球进行保护的职责, 根据“权力与职责相统一”原则, 中国在屡次怠于履行宗主国职责的情况下, 是否还享有以原宗主国的身份提出“琉球主权再议”诉求的资格, 是值得怀疑的。

(二) 日本的主体资格问题

如上所述, 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旧金山和约》等国际条约, 至少可以确定在二战以后琉球的主权不属于日本;再者, 日本作为“无条件投降”的战败国, 是没有决定权的。因此, 从法律角度而言, 在琉球主权问题上日本已经不再是琉球的直接关系国, 在“琉球主权再议”问题上, 日本不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

(三) 美国的主体资格问题

1945年日本投降后, 美国以盟军的名义单独对日本实施了占领, 包括琉球、钓鱼岛等在内由日本非法窃取但尚未归还的领土亦处于美国占领之下。由此, 美国成为琉球问题的直接关系国。通过对《旧金山和约》第三条的解读,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 日本将琉球的施政权 (包括行政、立法与司法权力) 交给美国;第二, 美、日讨论琉球托管问题:美国打算向联合国提议由其单独托管琉球, 日本将予同意。[3]可见, 无论从现实中美国对日本的军事占领 (包括琉球) 还是《旧金山和约》的规定来看, 美国都是琉球问题的直接关系国, 美国在解决琉球问题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美国应当是提出“琉球主权再议”诉求的适格主体。但考虑到现实的美日双方紧密的同盟关系以及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需求, 美国断然不会允许琉球脱离日本而独立, 美国的主体资格只具有理论上的意义, 现实中, 对琉球问题的解决是毫无裨益的。

(四) 琉球人民的主体资格问题

“民族自决原则”是现代国际法中一项公认的基本原则, 在《联合国宪章》、《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法律文件中均有体现。该原则认为:各民族一律有权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 不受外界之干涉, 并追求其经济、社会及文化之发展, 且每一国均有义务遵照宪章规定尊重此种权利。

为了防止“民族自决原则”被滥用, 危害国际社会和平与稳定, 一般认为, 该原则中所指的民族, 应当仅限于“殖民地人民”或“争取独立的民族”。有学者认为, “现在的琉球事实上处于美、日两国的双重殖民统治之下”, 是美日两国共同的殖民地。[4]这一认定是否成立, 尚须进一步论证, 但即便琉球人民不能被认定为殖民地人民, 将其界定为“争取独立的民族”应当是毫无疑义的。从1879年日本非法占领琉球开始, 琉球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就从未停止过。1972年, 美国将琉球“归还”日本时, 遭到琉球反日派的强烈反对, 代表团用汉语恳请蒋介石看在同是“一家人”的份上, 在联合国仗义执言, 准许琉球独立建国或并入中华民国版图。[5]一方面, 琉球人民构成“民族自决原则”中所称的“争取独立的民族”, 与国家、国际组织等主体类似, 也具有独立的国际法主体资格;另一方面, 琉球人民也存在强烈的要求独立的政治愿望, 因此, 琉球人民是提出“琉球主权再议”诉求的适格主体。

三、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琉球问题的思路

前文已经论证, 琉球主权问题, 可以再议;提出“琉球主权再议”诉求的适格主体应当是琉球人民。那么, 琉球问题应当议什么?怎么议?中国在琉球主权再议这一问题上, 应当发挥什么作用?我们认为, 解决琉球主权问题, 应当遵循如下思路:

(一) 琉球主权再议的内容是帮助琉球人民实现琉球独立或琉球自治

在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之下, 中国与藩属国的关系和西方列强与殖民地的关系是有本质区别的:被西方列强占领的殖民地完全或部分地丧失了独立的主权, 而纳入中国朝贡体系的所谓藩属国, 仍然是拥有完全独立主权的国家。因此, 讨论琉球问题, 首先必须明确, 琉球国虽为中国藩属, 但实质上仍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琉球并非中国固有领土, 这一点与钓鱼岛是有本质区别的。

在近代历史上, 中华民族曾饱受西方列强欺凌, 所谓“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中国绝不会将殖民统治的痛苦强加在其他民族身上。当代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崛起战略, 自然不会对琉球有任何领土野心, 提出“琉球主权再议”, 其内容和目的应当是帮助琉球人民实现琉球独立。

(二) 厘清琉球问题与钓鱼岛问题之间的关系

国内多数学者认为, 琉球问题与钓鱼岛问题密切相关, 二者互为表里, 在琉球问题的解决方面, 应当与钓鱼岛问题的解决建立某种联动机制, 寻求所谓“一揽子解决方案”。对此看法, 却有疑义, 理由有二:

1. 琉球问题与钓鱼岛问题的性质有本质区别

琉球问题的实质, 是帮助琉球人民实现琉球独立, 以期在中日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区, 以确保中国的战略安全, 中国对琉球不应也不会有任何领土诉求, 琉球问题是中、美、日以及琉球人民之间的多边国际争端。而钓鱼岛问题的实质, 是日本非法窃取了中国的固有领土———钓鱼岛, 中国不仅对钓鱼岛存在领土诉求, 而且态度相当坚决, 甚至将钓鱼岛列入中国核心利益的范畴, 钓鱼岛争端, 是中日两国的双边领土争端。二者的性质差异如此之大, 不难想象, 寻求所谓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希望“毕其功于一役”, 是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

2. 不应将琉球问题作为在钓鱼岛争端上针对日本的反制措施

琉球群岛独特的自然地理和地缘政治条件, 决定了它对中国战略安全的重大意义。单从国家战略安全意义来说, 琉球之于中国, 远比钓鱼岛之于中国更为重要。因此, 在讨论琉球问题时, 千万不能将琉球问题当做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反制日本的一张牌, “琉球主权再议”不应是中国在钓鱼岛争端上针对日本的反制措施, 而应当是中国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慎重的、理性的、主动的选择。琉球问题的解决, 不应与钓鱼岛争端的走向挂钩, 二者是有密切关联但又性质迥异的两个独立的问题。

(三) 中国政府的琉球政策

上文已经论证, 中国并不是提出琉球主权再议的适格主体,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琉球问题上应当毫无作为, 这一结论只是在于强调琉球主权是否再议, 什么时候再议, 决定权在于琉球人民, 中国不应当越俎代庖, 只能静观其变, 以待时机。一旦时机成熟, 中国不仅应当在琉球问题上有所作为, 而且还应当在琉球问题的解决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琉球政策可分三步实现:

1. 根据中日关系的走向, 决定中国对琉球问题的政策

如果中日关系没有继续恶化, 中日争端仍在可控范围内, 中国的琉球政策可以维持现状, 即作模糊化处理, 官方不作明确表态;但就民间层面, 则可开放关于琉球问题的研究和讨论, 包括允许民间成立研究琉球历史问题、支持恢复琉球国的组织, 向世界普及日本非法占据琉球的历史知识。官方对这一活动不参与, 不反对, 持默许态度即可。

2. 培育和扶持“琉球复国”力量

琉球主权再议的诉求, 固然应当由琉球人民自己提出, 中国只能在时机成熟时予以协助。至于时机何时成熟, 则取决于诸多外部因素, 尤其取决于中国对琉球的政策和态度。中国完全可以创造条件, 让琉球主权再议问题最终浮出水面。其具体措施, 便是通过各种途径帮助琉球人民建立自己的民意机构, 培育和扶持“琉球复国”“琉球复国”力量。

3. 支持琉球人民提出琉球独立的诉求并最终实现琉球独立

一旦琉球人民的“琉球复国”力量形成气候, 中国就可以用实际行动在相关国际舞台上对琉球人民的独立诉求予以有效支持。具体方式有两种:其一, 琉球群岛可以界定为处于美日联合托管之下的领土, 依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国际托管制度”, 可以在联合国框架下通过向联合国托管理事会申诉来实现托管领土的独立;其二, 在争取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同情的条件下, 推动琉球人民通过“全民公决”实现独立或自治。

参考文献

[1]张海鹏, 李国强.论<马关条约>与钓鱼岛问题[N].人民日报, 2013-05-08 (9) .

[2]郁志荣.琉球主权归属的历史悬案[N].中国海洋报, 2012-10-17 (4) .

[3]马学章.美、日有义务促进殖民地琉球自治或独立之国际法分析[J].湖北科技学院学报, 2012 (11) .

[4]同上注.

篇3：秦朝廷议的三大亮点

第一条，见于西汉刘向编纂的《说苑》卷十四《至公》：“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议曰：‘古者五帝禅贤，三王世继，孰是？将为之。’博士七十人未对。鲍白令之对曰：‘天下官，则禅贤是也；天下家，则世继是也。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秦始皇仰天而叹曰：‘吾德出自五帝，吾将官天下，谁可使代我后者？’鲍白令之对曰：‘陛下行桀纣之道，欲为五帝之禅，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纣之道也？趣说之，不解则死。’令之对曰：‘臣请说之。陛下筑台干云，宫殿五里，建千石之钟，立万石之簴。妇女连百，倡优累千。兴作骊山宫室，至雍相继不绝。所以自奉者，殚天下，竭民力。偏驳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谓自营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訚然无以应之，面有惭色，久，曰：‘令之之言，乃令众丑我。’遂罢谋，无禅意也。”

这段记载生动有趣。本来秦始皇想玩个沽名钓誉的花活，要借博士们的嘴，说出找不出可以接管天下的贤良，那样他就可以落下一个想禅贤的好名声。七十位博士都看透了秦始皇的心思，所以没人开口讲话。后来，鲍白令之忍不住了，站出来揭穿了秦始皇的鬼把戏。秦始皇只好自我解嘲，说：“令之这番话，是让众人羞辱我。”这说明秦始皇是讲道理的、知耻的，还有相当的雅量，最终还是承认鲍白令之的批评有理。尽管他不能改正错误，但并没有像桀、纣那样拒谏诛忠——鲍白令之仗义执言没有受到处罚。两千多年以来，人们一直把秦始皇视为暴君，上述这段材料庶几可以颠覆了人们对秦始皇的传统看法。

第二条，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次廷议距第一次廷议不久，是秦朝最重要的一次廷议，主要是研讨建立新型国家的制度和政策。这次廷议的起因是丞相王绾等提出：“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秦始皇对丞相王绾等人的提议并不满意，却没有武断地予以否定，而是觉得事关重大，需要广泛听取群臣的意见，于是，“下其议于群臣”，即举行廷议。

廷议时，对于丞相王绾等人的提议，“群臣皆以为便”，唯独廷尉李斯持异议。李斯说：“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李斯力排众议，极力陈述废封建、行郡县的利害得失。秦始皇赞许李斯的意见，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于是，“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这次廷议还决定了以下几项政策：“更名民曰‘黔首’”、“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

第三条，亦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有一天，“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丅，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这段材料治史者大都熟悉。李斯建议秦始皇禁书焚书以统一思想，打击异己势力，结束文化上的战国局面，巩固中央集权，然而手段过于严厉，将先秦许多文献古籍付之一炬，使春秋末叶以来蓬勃发展的自由求索的学术精神遭受致命打击，制造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场空前浩劫。

分析上面引用的三条秦朝廷议的材料，我们对秦朝的廷议有以下几点认识：

一、廷议讨论的都是有关国家的基本制度和重要的方针政策。如决定废分封，行郡县、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等。

二、参加廷议的人员超出中央机构的官员，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统治集团的代表性。材料反映在廷议上发表意见的有丞相、御史大夫、廷尉和博士。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号称“三公”。廷尉与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合称“九卿”。三公九卿，位高权重，与之相比，博士职卑权轻。《汉书·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三公号称万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谷”九卿“秩皆中二千石，丞皆千石”。马非百著《秦集史》说，博士“秩比六百石”。秦汉时期，万户以上的县令，秩千石至六百石，铜印黑绶，而博士无印绶，比不上秩六百石的县令。让博士参加廷议是秦始皇在政治制度上的一项创举。

三、廷議有自由言论，允许发表不同意见，甚至批评皇帝。秦统一天下后首次廷议。博士鲍白令之批评秦始皇“行桀纣之道”，在事实面前，秦始皇“面有惭色”。这里，秦始皇不直呼其名，而改称其字，体现出他对批评者的敬畏。秦始皇三十四年的那场廷议，斗争相当激烈。李斯指责淳于越以古非今，诽谤和攻击秦始皇至高无上的权威。秦始皇认为李斯议论有道理，并采纳了其建议，却没有惩罚博士淳于越。可见，廷议上言论自由，既使言论最后被皇帝否定，言者也不会获罪受罚。

四、廷议经过广泛深入讨论，由皇帝集思广益，最终裁决，制定出法令。这里有民主，有集中，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正是由于集中了群众的智慧，所以廷议决定的制度、政策绝大部分合乎时宜，影响深远。

要之，国家大政方针由廷议讨论、制定；让七十位博士组成的智囊团参加廷议；廷议时，言论自由，有民主有集中，实行民主集中制，是秦朝廷议的三大亮点。

篇4：国企话题热议的思考

一、国际背景

此次引发国企话题讨论热潮的世行报告，是国际垄断资本尤其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企图以改头换面的新自由主义，瓦解和攻占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即国有企业。因为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资本主义世界尚未走出经济低迷，欧洲债务危机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前景更是不容乐观。危机爆发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破坏了金融资本的利润获得基础，金融资本也遭受重大打击。然而欧美国家政府纷纷出台一系列注资救市计划和量化宽松政策，金融资本并未受到实质性的毁灭。危机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出路，中国国有企业雄厚的实力和盈利能力正好符合其寻求投资场所和利润来源的需要，若借助国企私有化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掌握国企控制权而进入中国市场，金融资本便获得了巨大的利润来源。

当前美欧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企图借中国国企的私有化解决其债务问题。苏联的解体和私有化中，美国政府大量购买苏联资产，里根时代的赤字问题得以彻底解决。而当今美国又走到赤字危机和大量印钞的阶段，如果要解决美国的危机，也只有购买到足够的资产才可以解决。放眼全球，这样的资产也只有中国的央企和土地私有化可以提供。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社会关于中国国有企业的讨论和非议，并未出现“国企低效论”的声音。例如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就指出，私有制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存在简单逻辑推理的谬误，是一种傻瓜式的经济理论。盲目迷信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做法，被保罗·克鲁格曼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国际社会各界恰恰承认中国国有企业是高效的、有强大竞争力的，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中国国有企业的绩效并不低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企业，让国际垄断资本感到了威胁，既然无法以正常市场竞争的方式赢得胜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便炮制出各种旨在将国企私有化的措施，诱骗中国政府将国企私有化，以便国际垄断资本集团趁机购买股权并获得国企控制权。

二、国内背景

经过三十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经济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其中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如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腐败问题严重、产业结构调整难以开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步伐缓慢、国内消费严重不足和对外依存度过高等等。由此社会上关于中国经济下一步改革的方向、目标和着力点产生不同认识。一些人认为，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陷入停顿，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而阻碍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便是国有企业及其培育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必须将国企进行私有化改革。

目前为推动国企私有化造势的还有之前几轮国企改革重组过程中已尝到甜头、获得好处的官员和企业高管，这些人形成了类似前苏联国内的、大卫·科兹称之为“亲资本主义联盟”的集团，他们意识到进一步私有化将为他们带来更大利益，企图滥用权力贱卖国有资产，或者在“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中获得国企股权。

有学者认为，在过去三十年里面，推动全球的私有化运动的主要原因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斯蒂格利茨也指出，苏东国家经验证明，私有化并非改革最终目的，最终目的在于政治制度的改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关于国企私有化的建议，是一些人企图以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其根本目的是要建立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因此需要摧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与之相匹配。在国际问题专家眼里，很多打着基金会旗号的其本质都是“西方情报机构的傀儡”，目的是在对方国家的高层智囊团中培养自己的“谍报员”，影响他国的政策制定，使其朝着有利于西方国家的方向迈进。而国内目前很多专家学者、智囊与上述组织关系密切甚至直接受其培养而成并受其长期资助，他们推崇宣扬西方“普世价值”，主导了中国经济改革。

三、近期对国企讨论的特点

首先，当前讨论的国内背景是中国经济发展暴露出许多问题，如何改革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据统计，中国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已下降到40%，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受到一定削弱，如果不采取切实措施遏制私有化趋势，不仅中国经济将被外资控制，也将导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被架空并面临被瓦解的危险。

其次，国企在社会上一直是一个比较热的话题，但此次讨论的热度前所未有，其导火索是世界银行推出的关于“国企股权多元化”的报告。这说明，外国势力已经干预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决策过程。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由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来指导，中国国内改革由国际垄断资本来设计和评价，这是一个值得高度警惕的问题。

四、近期对国企讨论的产生原因

近期国企话题的热议，不仅有国企自身经营过程中的原因，也与媒体报道的倾向性等外在因素有关。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目前我国媒体报道存在明显倾向性，导致民众对国企产生误解和抵触情绪。媒体面对国企时，正面新闻不予报道，却往往选择一些负面新闻，极力妖魔化国企，故意制造民众与国企间的矛盾。且其批评国企的一些言论基本停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论调，完全无视十多年来国企取得的巨大成就。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媒体将私有化、市场化作为国企改革的唯一正确方向，认为国企带有“原罪”，其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所以无论国企如何做，都难逃被媒体围殴的命运；二是由于国际资本的渗透，国际资本通过上市等方式控制舆论，一些网站已受外资控制，因此这些媒体极力抹黑国企也是不难理解的。

其次，国企普遍不重视对外宣传。一部分国有企业和经济部门的管理者，自身没有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同时又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新自由主义关于私有化、市场化的那一套说教的影响，在舆论面前往往自惭形秽，不敢理直气壮地为国企辩护。

第三，目前我国国企经营中的确存在一些难以回避的问题，而由于国际市场能源价格上涨、国内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劳动力工资水平上涨等的影响，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量骤减，中国的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经营困难问题，并将问题的根源全部推卸到国企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