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和晚上不能只是一个口号

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和晚上不能只是一个口号（共10篇）

篇1：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和晚上不能只是一个口号

建设一个公开、透明和可问责的服务型政府

重要的不在于宣言，而在于建设对基本人权和对政府权力约束都有明确设定的宪政秩序。

建设“服务型”政府

把“全能大政府”体制颠倒了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主仆关系校正过来

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社会制度的最重要特点，是“全能大政府”包揽了从经济到政治一切事务的决策权。从经济方面说，国有经济一统天下，垄断了所有类别的经济信息和经济资源，企业只是政府手里的“拨一拨，动一动”的算盘珠子，个人更是从摇篮到坟墓一切听从政府安排。

这样的经济体制最终把中国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危机带来了转机。它促成了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经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我国的经济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转变的过程虽然纷繁复杂，但就其本质来说其实也很简单，这就是政府放弃垄断，把经济决策权归还给经济活动的当事人，由他们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和各自的利益判断，分散地进行决策。2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的举世公认的成就，从根本上说来就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伟力获得解放的结果。

尽管目前我国经济体制在一些重大的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改革，毕竟市场经济的轮廓已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而政治体制方面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就要逊色得多。邓小平在前就提出过政治改革不能长期落后于经济改革，不过即使在那以后，它的推进仍然十分缓慢。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启动政治改革，但迄今为止离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这次SARS危机就使政治社会体制方面存在的缺陷暴露无遗。

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管理体制的主要弊端，在于“全能大政府”体制颠倒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主仆关系。130年前马克思在讨论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曾经反复申论，最重要的事情是全力防止“社会的公仆成为社会的主人”。在“全能大政府”的体制下，虽然一些党政机关和官员也把“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的口号写在墙上，挂在嘴边，可是他们实际上处在“社会的主人”和“群众”的“首长”的地位上，可以以“国家目标”的名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社会，在一切问题上、包括关系人民重大切身利益的问题上替自己治下的“百姓”做主。

在我们这样一个有长期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这种完全颠倒了的关系甚至能够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可，例如地方官员被称为百姓的“父母官”，为政清廉的官员，被赞誉为“民之父母”，都成为见惯不怪的事情。至于一些不法官员则利用自己的权势对百姓颐指气使，不但不受选民和纳税人的监督，甚至连请愿和“上访”也被看成“违法”“犯上”行为从而被禁止,事主甚至遭到迫害。

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些与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的陈规陋习，才会使一些负责官员在SARS传播这个关系大众生命安全的问题上采取极不负责的态度，封锁消息、隐瞒疫情、散布虚假信息，居然还自认为理所当然，合乎政府办事的规程。

要把这种被颠倒了的主仆关系重新颠倒过来，重要的不在于宣言，而在于建设对基本人权和对政府权力约束都有明确设定的宪政秩序;这就是说，要按照中共十六大的决定，推进政治改革：提升政治文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法治社会。掌握着国家权力的.党政官员必须是可问责的。人民群众对公务人员监督权和罢免权的行使，要通过可操作的法定程序切实得到保证。

政务公开，公共信息透明化

信息公开方面出现如此重大的失误，个别负责官员固然有一定的责任，然而更重要的问题却在于全能政府体制下形成的一套陈规陋习，其中包括对大众传媒的行政管制

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对于决策权的垄断，通常靠他们对于公共信息的垄断来支撑。政府在执行公务过程中产生的信息，本来是一种公共资源，是公众得以了解公共事务和政府工作状况，监督公务人员的必要条件。因此现代国家通常都有信息公开、“阳光政府”的立法;除了由于涉及国家安全并经法定程序得到豁免的公共信息，都要公之于众。只有建立起信息透明的制度，才能把政府和政府官员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但是,全能政府的体制却往往把公共事务的处理和反映处理过程的信息看做是党政机关的“内部秘密”。这种体制的长期运行，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应对危机事件的套路：无视人民的知情权，实行所谓“外松内紧”，严格“保密”，在公众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政府内部寻求处理的办法。

于是，获取信息成为一种特权，不法官员可以把公共信息化为私有，用以作为寻租的工具。他们不但可以利用这种不透明的制度牟取私利愚弄公众，也可以利用它来蒙骗上级行政机关。近年来许多贪赃枉法的官员利用舆论钳制，一手遮天，欺压群众，作威作福的案件长期不能得到揭露，实在足以使人触目惊心。

由于对待疫病等突发事件的这种老做法基本没有受到触动，在SARS疫情开始扩散的时期，一些政府官员就是按照老套路办事的。SARS疫情于11月初现于珠江三角洲。到今年的二三月间，公共卫生部门已经清楚地知道广东地区爆发了一种病因和传染途径都不分明的烈性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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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和晚上不能只是一个口号

前段时间，学校里大大小小的角落都挂上了这样的横幅：今天你光盘了吗？这样的口号在食堂的动态宣传栏里也是每天在滚动。所谓光盘就是将自己打的饭全部吃完，而没有浪费，其实言外之意也就是要同学们节约粮食。至于为什么要挂出这样的横幅，自然是如今的学生们浪费实在是太严重。

纵观全国，学校是浪费粮食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据学校食堂的清洁阿姨讲，没有一天的餐桌是干净的，每一餐过后都可以看到有大叔将泔水往外运去，可见一餐的浪费有多严重，更别说一天，一年，一个月了。其实除了学校，一些餐厅也存在着这样的现象，还有就是现在的宴会，家里有喜事，宴请亲朋好友，下意识的认为如果不将桌子摆的满满的，就显得不厚道，不够重视，于是浪费风也就越来越严重。如今学校一天浪费的粮食可以是一些贫困家庭一年的口粮，可能他们在一年之内都不可能吃上这么多的肉。而在学校，这些美味的粮食最后会进入猪的嘴里，猪是长得白白胖胖了，可这就是食物的用处吗？

就以我所见的一个例子来讲，张三是本校的一个学生，那天中午，只见他端着满满的饭和菜向泔水桶走去，食堂阿姨问他为什么不吃了，他说他是很饿，但是学校的菜实在是太甜了，他吃不下，而且学校每天就是那么些菜，一个学期下来，早就吃腻了，但是不想去垃圾街吃，但是今天实在是咽不下去了。这种情况不少见，还有同学回答没有胃口，吃不下，既然吃不下为什么要买那么多饭呢？走出食堂后，去超市历又是满满一袋零食呢？于是可见粮食浪费不止是学校存在问题，学生的心态也存在很大的弊端。

固然，正如领导们所说，学生浪费是导致学校的粮食浪费的重要原因。“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从小接受节约粮食教育熏陶的我们并没有将行动落实下来，就像学校号召的光盘行动只是打着口号，并没有在现实中真正落实下来，因此对学生来讲，要认真考虑自己想吃多少饭，而且要摆好心态，不要想着“我已经付过钱了，浪不浪费是我的事，别人管不着”。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尽管你是交钱了，但是节约粮食还是要做到的。

即使进一步讲，粮食浪费的症结真的就在学生头上，那么仅仅靠喊口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其实一方面，学校食堂也应该做出相应的改变。学校在菜的烹饪方面做些调整，每天可以适当增减或者改变一些菜的种类，或者增加一些喜欢其他口味的菜的窗口，毕竟吃惯了咸的菜，对于偏甜的菜是不习惯的，这样吃不了甜的同学就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也可以增加一些其他的小吃，这样就不会导致同学吃腻了。

篇3：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和晚上不能只是一个口号

关键词：法律服务,基层自治,公共产品,地位

一、农村基层自治建设中之法律服务的界定

自治即“在法律范围内行使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力”。村民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以推进村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本课题研究的主题是:为实现农村基层自治和农民民主权利, 必须完善和创新农村法律服务体系;农村法律服务应主要体现为一种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应主要由政府来承担和提供公共服务。作为政府承担和提供之公共产品的法律服务, 应从广义上来理解。概括之, 凡是应由政府为农村基层自治建设和农民民主权利行使提供法律支持的所有活动都将被界定为本课题的法律服务范畴。

首先服务主体是指广义的政府。主要包括公权力部门如权力机关、政府、司法机关、政协组织和各政党等和公益性非权力部门如工青妇以及公益性法律援助中心等。呈现服务主体多样性特征。其次服务内容是指广义的法律供给, 涉及村民直接行使“四个民主”权利各个方面的法律问题, 总的可归纳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内容十分丰富。再次服务方式方法主要有立法、执法、守法、司法和协调等。如有的需要以立法方式服务;有的需要以执法、守法和司法等方式服务等。另外, 在进行法律服务时, 还需相关主体密切有效配合。第四服务对象包含全体村民, 即在家务农、上学以及外出经商打工的等。最后从本质上看, 农村基层自治建设中的法律服务应是一种由政府提供的社会公共产品, 应以国家财政为保障后盾, 且应为所有村民均等提供。

当然, 强调政府提供法律服务公共产品时, 并不是忽视、否认或者反对以社会民间组织、企业和个人等非政府组织和个人为村民提供法律服务, 因为在这些法律服务中也包含有部分是无偿的, 只是应对这些法律服务的提供者进行有效的引导、规范和管理, 使其成为政府法律服务的有益补充, 共同服务于农村基层自治建设和村民的各项民主权利行使。

二、法律服务在农村基层自治建设中的地位

1. 为农村基层自治建设提供法律服务是党和政府领导农民展开自治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方式。

中国农村基层自治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 但从一诞生就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施行, 标志着党和政府直接领导的这一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正式进入法制化轨道。目前, 为了有力贯彻农村基层自治建设的各项法律法规, 保障村民依法行使各项民主权利和有序开展自治, 县级党委 (具体为组织部、纪委等) 、人大和政府 (具体为民政局、司法局等) 以及乡镇党委人大政府是农村基层自治建设的直接领导者和组织者。通过县乡两级党委、人大和政府的共同配合与努力, 为农村基层自治建设提供了包含以领导、宣传、组织、指导和监督等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法律服务, 有效提供法律服务也已成为党和政府领导农村基层自治建设的主要方式。

2. 为农村基层自治建设提供法律服务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要求和主要途径。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国家的根本标志之一就是人人享有高度自治的各项民主权利, 并能依法很好地管理好国家及自己的各项事务。在中国,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8亿多农民更应当成为法治国家的主体, 他们享有民主权利程度的高低将是根本衡量中国民主法治化水平的总标准。因此, 农村基层自治建设是整个法治国家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 农村基层自治建设的完全民主法治化, 才是全国的民主法治化, 才是真正的民主法治国家。这一根本目标的最终实现, 必然从根本上要求为其有效提供法律服务。当然提供的法律服务至少应当是“良好的”[2]。另一方面, 实践也不断证明, 无须法律保障的“大民主式”的农村基层自治也是灾难性的。因此, 为农村基层自治建设提供良好的法律服务, 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要求, 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要途径。

3. 为农村基层自治建设提供法律服务是村民充分行使民主权利和有效实现自治的前提条件和根本保障。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总要求, 也是为农村基层自治建设提供法律服务的主要内容。一方面, 中国《宪法》规定了广泛的公民政治权利和自由,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选举法》等法律法规对宪法规定的公民民主权利和自由作出了具体规定, 做到“有法可依”。另一方面, 在具体开展农村基层自治建设实践中, 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基层党委和政府非常重视对各项村民自治建设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 严格依法领导广大农民开展农村基层自治建设, 对违反和破坏农村基层自治建设相关法律法规的各种行为及时依法纠正和处理, 保障了村民各项民主权利落到实处和农村基层自治建设的有序顺利开展, 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三、法律服务在农村基层自治建设中的作用

法律服务是政府应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 是私人部门不愿意或者不可能提供的社会公共产品。这对中国农村基层自治建设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 为农村基层自治建设提供法律服务, 能有力促进党和政府依法执政能力和水平的提高。

依法执政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政府执政方式的根本转变和重大发展。它必然要求对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水平作出考量。因此, 为农村基层自治建设有效提供法律服务将是一个极佳的实践考量。其从五个方面促进党和政府依法执政能力和水平的提高。首先是立法能力和水平。农村基层自治建设的动态发展必然要求提供与之发展状况相适应的良好法律法规。其次是执法能力和水平。徒法不足于自行。因此必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农村基层自治建设实践中执好法、服好务。再次是守法能力和水平。如果说执法是主动的执法方式, 那么守法就应当是被动的执法方式。在农村基层自治建设中, 更多权利是属于村民可以自由行使的。因此在提供法律服务时, 必然要求党和政府提高自觉守法的能力和水平。第四是司法能力和水平。在农村基层自治建设过程中, 发生矛盾、纠纷、上访甚至是群体性暴力事件等是在所难免的。这就考验党委政府特别是司法部门等处理化解矛盾和纠纷的能力和水平。这也是最能直接体现法律服务能力和水平的重要一环。最后是协调执法能力和水平。

2. 为农村基层自治建设提供法律服务, 能有力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

中国长期实施的城乡“二元”社会发展模式, 导致了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的城乡“二元化”差别, 即存在发展程度高低不同的城市法治建设与农村法治建设模式。这种差别在法律服务供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这种歧视性制度安排, 导致了农村现代化水平极低, 进而决定了较低的法律服务能力和水平。城乡法律服务的差别, 表现在立法、执法、守法和司法等各个环节上, 不仅有数量上的差别性, 更有质量上的差异性。尤其是许多法律都是以牺牲农村发展、牺牲农民权益为代价的, 如《土地管理法》中对农民土地低价征收的规定等。这种对农村歧视性法律服务供给模式, 已严重制约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整体进程。因此, 通过推进农村基层自治建设中之法律服务的有效供给和提供, 必将大大缓解这种差距, 并能有效促进农村基层社会的法治化水平, 最终加速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整体进度。

3. 为农村基层自治建设提供法律服务, 能有力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和谐社会构建。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目标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而农村基层自治的主要内容是“实行村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由此可见, 作为一种有生命力之社会管理模式的农村基层自治, 其推行农村社会管理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最终目的就是促进“两个文明”的双丰收, 最终实现以人为本。因此从本质上看, 农村基层自治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 无论是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各项目标还是推进农村基层自治建设, 都离不开法治, 离不开政府的法律服务, 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构建农村和谐社会。

4. 为农村基层自治建设提供法律服务, 能有力促进村民民主权利行使和人格尊严展示。

农村基层自治建设涉及到村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个方面的民主权利。目前中国《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虽然为村民行使民主自治权利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 但是仅有此还远远不够, 许多法律规定的原则性较强, 明显缺乏操作性, 特别是许多重要的民主自治权利如均等受益权等还未作出规定等。另外, 这种供给不足还表现在政府执法、守法和司法等各个环节中。因此, 在农村基层自治建设中大力加强法律服务的有效供给, 必将有力促进村民各项民主权利的行使;充分享有各项民主权利的村民, 一定能够卓有成效地管理好自己的各项事务, 并在行使民主权利管理自己事务的过程中, 再创具有中国特色的村民民主自治建设道路模式, 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从而也将在其中充分展示自己的人格尊严。

参考文献

[1]黄辉辉, 徐增阳.村民自治的提升:实践创新与制度建设[J].东南学术, 2009, (1) .

篇4：如何建设一个服务型政府

（1）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首先要政府转变职能，不仅要自觉履行好他们应该履行的职

能，还有把解决民生问题、加强公共服务作为重要职能，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2）政府要加快转变服务方式，精简机构，改进作风，推进电子政务，改革行政审批制

度，实现政务公开，不断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

（3）政府要履行职能的过程中，要切实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宗旨，坚持好对人民负责的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坚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的工作作风，使政府真正成为人民所信赖的政府！

篇5：如何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这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体工程。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依据

上世纪50年代，适应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需要，我们按照全能政府的理念设定政府职能并构建政府体系。这个时期的政府负责对全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进行全面的计划安排、监督实施，对全社会的物资交换与流通进行严格的价格管控和行政管控，对计划体制内所有成员的薪金、收入作严格的制度性安排，对全社会所需要的安保、教育、医疗、劳保等公共性服务进行统一的计划配置等等。这是主要依靠行政方式进行社会管理的政府。改革开放过程中，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伴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伴随我国法治化进程，政府职能发生了很大改变，主要表现为政府行政管控的领域、空间被压缩，政府职权的行使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法律、法规约束。但是，传统的全能政府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支配着政府管理理念，使得政府管理行为在许多方面与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要求相冲突。这种情况既影响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公正形象，也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市场经济体制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角度，对政府职能的全新定位。要搞好市场经济，就要正确界定政府职能，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承认、确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那么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就应当是辅助性的。相对于市场而言，政府在人们的经济活动与交往中的职能应当是服务性的。这应当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本根据。

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内涵

第一，服务型政府不是不管事、不作为政府，而是要给市场经济体制良好运行提供积极的服务和保障。市场不是万能的，也有配置资源失灵的风险，所以政府有为市场提供宏观调控服务的职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实施宏观调控需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其中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配合以产业政策、价格政策的适当运用，并力求在运用这些调控手段时增强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同时，政府应积极促成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的形成，努力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完善，为国内经济运行提供良好外部环境条件。

服务型政府要给市场经济运行提供监管服务。政府要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对占据市场份额过大的垄断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破坏环境行为等严格依法查禁和惩处。

服务型政府要给市场活动主体提供各种公共性服务。在中央政府加强宏观调控职能的同时，地方政府要加强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政府要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主要包括安保、教育、卫生、文化、社保等事项。政府有义务建立健全公平公正、惠及全民、水平适度、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公共服务包括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广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的方式向社会购买。

第二，服务型政府不是总揽一切的全能政府，而是要以简政放权为原则，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服务型政府要全面正确地履行职能，就要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淡化自身传统上的投资主体角色，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政府可以通过强化节能节地节水、环境、技术、安全等市场准入标准，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长效机制。一般的投资项目决策，应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定。政府需要行使审批职权的是那些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国家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的投资项目。现实中仍然存在行政审批事项过多、政府行政审批权过大的弊端，需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凡属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政府审批。凡属必须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以提高审批效率为着力点，规范审批活动。

服务型政府要全面正确地履行职能，就要遏制泛行政化趋势，使政府的事务归政府，社会的事务归社会。事业单位与政府职能部门身份混淆不清，是影响政府正确履职、提供良好社会服务的重要原因。需要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

第三，服务型政府不是组织杂乱、力量软散政府，而是要优化自身组织结构，提升治理能力和服务能力。政府要给市场和社会提供有效、让服务主体满意的服务，就要大力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和服务能力。深化政府机构改革是这种能力提升的重要保障。要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监督的原则，完善行政运行机制。政府各个部门要明确职责、理顺关系，同时要统筹理顺政府部门与党群机构的关系。根据精简机构、提高效率的原则，积极稳妥实施大部门制。政府机构改革还包括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对行政区划设置做科学研究、充分论证，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机构编制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严格控制机构编制，严格按规定职数配备领导干部，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总量。

服务型政府是依法为市场为社会服务的法治政府

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政府真正履行服务职能的前提。建设法治政府要努力做到以下要求：

第一，要树立依法办事意识。执行法律是政府及其所有工作人员的首要职责。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守法、用法，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能力。提高法律意识的主要渠道是学法。要完善行政机关领导干部学法制度、行政工作人员和执法人员法律培训制度、任职晋升人员法律知识考试和考核制度等，促进法律知识学习，强化法律意识培育。

第二，要加强制度建设。要重点加强有关法规和制度建设，加强法规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确保法规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谨防单方面体现部门意志，谨防小范围体现专家意见;还要健全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强化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

第三，要坚持科学决策。各级政府及其行政部门要健全重大行政决策规则，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还要建立和完善行政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加强重大决策跟踪反馈和责任追究。对违反决策规定、出现重大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的，要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追究责任。

第四，要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各级行政机关要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加大行政执法力度，严厉查处危害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社会治安等方面的违法案件，维护公共利益和经济社会秩序。地方各级政府要排除地方保护主义，杜绝选择性执法;排除人情干扰，杜绝不公正执法;排除权力意识，杜绝粗暴执法。各级政府要着力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严格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狠抓执法纪律和职业道德教育，全面提高执法人员素质。

第五，要全面推进政务公开。政务公开首先是信息公开。各级政府要认真贯彻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凡是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都要向社会公开;要重点推进财政预算、公共资源配置、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领域的政府信息公开。政务公开包括办事公开。所有面向社会服务的政府部门、政府下属的事业单位、由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都要依法公开办事依据、条件、要求、过程和结果，确保政府提供的服务公正。

第六，要强化行政监督和问责。上级行政机关要切实加强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监督，及时纠正违法或者不当行政行为。审计部门、监察部门要全面履行法定职责，加强财政、预算、投资审计和各种专项审计，加强对行政不作为、失职渎职、违法行政等行为的监察和问责，严肃追究违法违纪人员的责任，促进行政机关廉政勤政建设。

篇6：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和晚上不能只是一个口号

——八谈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2014年01月02日16:57来源：光明日报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这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体工程。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依据

上世纪50年代，适应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需要，我们按照全能政府的理念设定政府职能并构建政府体系。这个时期的政府负责对全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进行全面的计划安排、监督实施，对全社会的物资交换与流通进行严格的价格管控和行政管控，对计划体制内所有成员的薪金、收入作严格的制度性安排，对全社会所需要的安保、教育、医疗、劳保等公共性服务进行统一的计划配置等等。这是主要依靠行政方式进行社会管理的政府。改革开放过程中，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伴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伴随我国法治化进程，政府职能发生了很大改变，主要表现为政府行政管控的领域、空间被压缩，政府职权的行使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法律、法规约束。但是，传统的全能政府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支配着政府管理理念，使得政府管理行为在许多方面与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要求相冲突。这种情况既影响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公正形象，也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市场经济体制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角度，对政府职能的全新定位。要搞好市场经济，就要正确界定政府职能，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承认、确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那么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就应当是辅助性的。相对于市场而言，政府在人们的经济活动与交往中的职能应当是服务性的。这应当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本根据。

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内涵

第一，服务型政府不是不管事、不作为政府，而是要给市场经济体制良好运行提供积极的服务和保障。市场不是万能的，也有配置资源失灵的风险，所以政府有为市场提供宏观调控服务的职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实施宏观调控需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其中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配合以产业政策、价格政策的适当运用，并力求在运用这些调控手段时增强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同时，政府应积极促成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的形成，努力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完善，为国内经济运行提供良好外部环境条件。

服务型政府要给市场经济运行提供监管服务。政府要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对占据市场份额过大的垄断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破坏环境行为等严格依法查禁和惩处。

服务型政府要给市场活动主体提供各种公共性服务。在中央政府加强宏观调控职能的同时，地方政府要加强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政府要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主要包括安保、教育、卫生、文化、社保等事项。政府有义务建立健全公平公正、惠及全民、水平适度、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公共服务包括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广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的方式向社会购买。

第二，服务型政府不是总揽一切的全能政府，而是要以简政放权为原则，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服务型政府要全面正确地履行职能，就要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淡化自身传统上的投资主体角色，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政府可以通过强化节能节地节水、环境、技术、安全等市场准入标准，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长效机制。一般的投资项目决策，应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定。政府需要行使审批职权的是那些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国家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的投资项目。现实中仍然存在行政审批事项过多、政府行政审批权过大的弊端，需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凡属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政府审批。凡属必须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以提高审批效率为着力点，规范审批活动。

服务型政府要全面正确地履行职能，就要遏制泛行政化趋势，使政府的事务归政府，社会的事务归社会。事业单位与政府职能部门身份混淆不清，是影响政府正确履职、提供良好社会服务的重要原因。需要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

第三，服务型政府不是组织杂乱、力量软散政府，而是要优化自身组织结构，提升治理能力和服务能力。政府要给市场和社会提供有效、让服务主体满意的服务，就要大力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和服务能力。深化政府机构改革是这种能力提升的重要保障。要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监督的原则，完善行政运行机制。政府各个部门要明确职责、理顺关系，同时要统筹理顺政府部门与党群机构的关系。根据精简机构、提高效率的原则，积极稳妥实施大部门制。政府机构改革还包括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对行政区划设置做科学研究、充分论证，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机构编制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严格控制机构编制，严格按规定职数配备领导干部，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总量。

服务型政府是依法为市场为社会服务的法治政府

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政府真正履行服务职能的前提。建设法治政府要努力做到以下要求：

第一，要树立依法办事意识。执行法律是政府及其所有工作人员的首要职责。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守法、用法，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经济

社会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能力。提高法律意识的主要渠道是学法。要完善行政机关领导干部学法制度、行政工作人员和执法人员法律培训制度、任职晋升人员法律知识考试和考核制度等，促进法律知识学习，强化法律意识培育。

第二，要加强制度建设。要重点加强有关法规和制度建设，加强法规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确保法规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谨防单方面体现部门意志，谨防小范围体现专家意见；还要健全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强化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

第三，要坚持科学决策。各级政府及其行政部门要健全重大行政决策规则，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还要建立和完善行政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加强重大决策跟踪反馈和责任追究。对违反决策规定、出现重大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的，要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追究责任。

第四，要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各级行政机关要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加大行政执法力度，严厉查处危害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社会治安等方面的违法案件，维护公共利益和经济社会秩序。地方各级政府要排除地方保护主义，杜绝选择性执法；排除人情干扰，杜绝不公正执法；排除权力意识，杜绝粗暴执法。各级政府要着力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严格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狠抓执法纪律和职业道德教育，全面提高执法人员素质。

第五，要全面推进政务公开。政务公开首先是信息公开。各级政府要认真贯彻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凡是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都要向社会公开；要重点推进财政预算、公共资源配置、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领域的政府信息公开。政务公开包括办事公开。所有面向社会服务的政府部门、政府下属的事业单位、由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都要依法公开办事依据、条件、要求、过程和结果，确保政府提供的服务公正。

篇7：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和晚上不能只是一个口号

扬教育的意义及用途, 同时向西部继续输送高素质人才, 发展志愿者、支教团项目, 提升当地师资队伍质量。

总之, 我国各地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不均衡现象,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决定的。除此之外, 教育投入和教育意识也产生了很大的作用。要继续推动我国教育水平的长足发展, 缩小地区差异, 必须在经济发展和教育意识培养上双管齐下, 使东西部教育齐头并进, 真正将知识转化的逐步深入, 加强非政府组织建设, 提高其自身能力, 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构建服务型政府以及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中的作用,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非政府组织在构建服务型政府中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的崛起是政府与社会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推动作用的产物。社会进步、政府改革推动着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而非政府组织作为重要的社会组织, 它的每一步变化也都深刻影响着社会和政府的变革。因此可以说, 在现代社会, 非政府组织的崛起和发展不仅得益于竞争的市场机制的导入, 而且还得益于服务型政府“掌舵”与“划桨”职能的分离。同时, 非政府组织也对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为非政府组织的产生, 使政府在转变职能的过程中, 将一部分执行性的工作分离出来成为可能, 有利于政府更好地发挥它“划桨”的专门职能, 而且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还将竞争引入了公共服务领域, 有利于服务型政府提高其服务效率。因此, 在现代社会, 非政府组织逐渐成为了服务型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长期合作伙伴。

二、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优势

为生产力, 推动教育和经济的协调发展。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张建同, 孙昌言.以EXCEL和SPSS为工具的管理统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2]何灿芝, 罗汉.应用统计学[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4.

[3]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07) [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8.

(一) 非政府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 而是以特定的“宗旨”为导向。

非营利性决定了它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其特定的“宗旨”往往具有很强的公益色彩, 能够做到公平与效率的完美结合。

(二) 非政府组织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

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上, 非政府组织能在政府与市场之外发挥其增进社会福利、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

(三) 非政府组织有利于满足多元化的社会需求。

在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有限的情况下, 政府只能满足社会公共物品的普遍需求。非政府组织往往是基于某种社会需求的产生而产生的, 体现“多元化”的价值追求, 它的产生也正是适应不同群体和利益要求的满足。

(四) 非政府组织具有极大的灵活性。

非政府组织实行多样的、灵活的、平等的、参与式的组织结构, 在提供某些公共物品时比政府更具低成本、高效率、灵活多变的优势, 在运行方式上又具有很大的弹性和适应性。

(五) 非政府组织具有贴近基层的优势。

很多非政府组织以社会弱势群体或边缘性社会群体为服务对象, 坚持自助、互助、助人的原则和自主解决社会问题的精

[4]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改革开放30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经验专题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8.

[5]王保华, 张婕.高等教育地方化———地级城市发展高等教育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5.

[6]王海芳.扩招后我国高等教育空间分布特征分析[J].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007.[7]毛盛勇.中国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区域协调性[J].统计研究, 2009.26.5.

神, 从而可以解决很多政府与市场无暇顾及或是不愿顾及的公共服务需求。

(六) 非政府组织能够把市场机制和社会自治组织力量有效地结合起来。

非政府组织可以名正言顺地向公众收取服务费, 从而降低政府所投入的总成本, 减少政府的成本分摊;还可以为理想的服务找到相应的捐赠, 从而可以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

三、非政府组织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 政社不分。

我国现有的非政府组织大多数是自上而下的组织。这些组织从成立开始就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尽管这类组织经常性经费中真正来自于政府拨款的部分越来越少, 但在管理体制、制度、方式和方法等方面, 依然学习和继承政府行政体系的一套, 形成和政府大同小异、非常相似的特征。这种难以割舍的裙带关系和依存关系, 既束缚了自己的手脚, 也限制了这些组织的独立发展。

(二) 法律法规不健全。

面对遍布各行各业, 数量如此之庞大, 种类如此之繁多的非政府组织, 仅有《社会团体登记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的捐赠法》是远远不够的, 不仅有关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规的规格有待进一步提高, 而且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规体系的健全方面, 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三) 经费严重不足。

清华大学非政府组织研究所经过调查发现, 目前全国性基金会中的绝大多数都承认自己面临着生存问题, 还谈不上发展, 全国性基金会尚且如此, 其他的非政府组织更加困难了。一些组织甚至表示由于经费太少, 组织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有的组织表示, 由于没有经费, 没有活动场所, 组织实际上只是一块空牌子, 几年来没有开展任何实际性的项目或活动。

(四) 自律机制不完善。

少数非政府组织未经批准擅自成立并开展活动。由于有的非政府组织缺乏依法结社的法律意识, 未经批准就擅自成立, 既无主管业务部门, 又无挂靠单位, 存在的问题较多。

一些非政府组织内部议事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章程履行制度、工作人员录用与考核奖惩制度, 无章可循、有章不循的问题同时存在。

(五) 能力不足。

当前,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一方面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 需要有非政府组织来承接以往由政府包揽的提供公共物品和社会福利的某些职能;另一方面我国非政府组织还非常弱小, 能力极为不足, 还难以承接政府转移的职能, 这甚至会影响到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四、加强非政府组织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 明晰和规范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 实现政社分开。

目前,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两者关系尚未理顺, 相互错位, 已经成为影响非政府组织职能正常发挥的主要因素。因此, 要使非政府组织充满活力和发挥作用, 首先要明晰和规范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职能, 尽快促使非政府组织由官办向民办转化, 推动非政府组织真正成为民间组织。除了少数官办的社会团体外, 大多数非政府组织都不应该由政府组建或变相改建, 也不提倡挂靠政府部门;对由原来政府部门转换而来的非政府组织, 应逐步实行与政府组织脱钩和分离, 加速政府职能与非政府组织职能的归位, 使非政府组织独立于政府。

(二) 政府为非政府组织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援助。

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扶植培育, 最重要的是资金方面的资助。西方国家非政府组织的资金30%以上来自政府资助, 如果缺乏政府提供的资源, 许多非政府性组织就难以生存。政府负责提供资金, 非政府组织承担服务性工作, 非政府组织的服务实现了政府所期望的公共目标, 政府资助则壮大了非政府组织的服务能力, 这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采取的做法, 我们应该吸取它们的经验, 制定具体办法, 为非政府组织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援助。

(三) 加快建立一整套有关非政府组

织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依法对非政府组织进行引导、监督和管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行政体系的法制建设是同步的, 它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的支撑。而政府机构改革就是要按照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要求, 加强行政体系的法制建设, 实现政府机构、工作程序的法制化, 这无疑对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国家应根据现阶段非政府组织的实际情况, 并借鉴国外有益经验, 逐步制定和完善相互配套、不同层次的非政府组织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用法律的形式明确各类非政府组织的性质、地位、宗旨、组织形式、管理体制、经费来源、财产关系、内部制度、人员保障、登记管理、权利义务及其与社会成员和政府的关系等, 使非政府组织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

(四) 加强非政府组织自身的能力建设。

目前, 中国各种类型的非政府组织都面临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的问题。提高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能力、组织和管理能力、资金筹措和运用能力等, 是中国非政府组织在能力建设上面临的紧迫任务。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人力资源缺乏。我国非政府组织解决人才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应当是通过设计好的项目来吸引高素质的志愿人员;另一条有效途径是加强员工和志愿者的培训。

(五) 大力完善非政府组织的内部制度建设。

非政府组织提供的虽然是微观领域内的管理和服务, 但它代表着对一定社会资源的权利性分配, 对这种社会资源的利用就必然会导致权力寻租的出现, 从而滋生腐败, 而非政府组织自身在内部机制方面的缺陷更是为组织的异化发展提供了土壤。因此, 对非政府组织而言, 完备的内部机制必不可少, 与此同时, 非政府组织还应建立完善的监督反馈机制, 加强自身的诚信建设, 这样才能保证非政府组织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非政府组织获得了较快发展, 在构建服务型政府以及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中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 能够实现社会公平, 提高效率, 满足多元化的需求等。然而, 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仍面临诸多问题, 如政社不分、经费不足、法律法规不健全、能力不足等, 这就需要我们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以提高其自身能力, 并发挥其在构建服务型政府以及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上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服务型政府,公共服务体系,非政府组织

参考文献

[1]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2]王绍光.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3]李亚平, 于海.第三域的兴起[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篇8：建设服务型政府构建和谐社会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了全面部署，其中，明确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这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着眼全局，审视度势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确立的条件下，政府必须加快角色转变和管理创新，由经济建设型政府专项公共服务型政府。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经济社会等方面出现了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从现实的情况看，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需要从多方面治理，但关键在于实现政府专行。这是因为，诸多矛盾和问题的产生，说到底与政府制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不同时期的方针政策、与政府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密不可分。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主要功能在于能有效地配置各类社会资源。市场注重的是效率，但解决不了公平问题。政府所发挥的作用，则正好是要弥补市场的缺陷。政府应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市场环境的监管者和公共物品的提供者。政府通过公共财政、公共政策来化解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维护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政府只有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从具体的经济建设和经济活动中抽身出来，才可以真正回归到政府作为公共物品提供者的角色上来，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因此，政府改革已成为我国下一步改革的中心和重点，我国政府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建设服务型政府，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

篇9：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和晚上不能只是一个口号

当代行政正不断趋向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与要求,以“管理主义”为主导理念的新公共管理范式逐渐受到以“责任中心主义”为价值核心的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批判和取代。顺应世界大势并联系中国现实，2004年温家宝总理正式提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在党的文件中明确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要求；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专项阐述“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在我国日渐深入。

服务型政府“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1]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从管理理念、职能、制度、手段和行为方式等方面，较之传统的“统治型”、“管治型”政府都有根本性转变。其关键在于各级行政组织和行政人员的服务意识和行为，其特征是突出强调行政伦理及其制度化建设。因为，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培养和完善行政伦理人格是实现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条件。特别是针对我国目前行政伦理失范的种种表现，建立、完善并有效的执行体现服务型政府行政伦理精神的制度体系尤显紧迫。

一、行政伦理制度是服务型政府建设之要

1.构建行政伦理制度是社会治理模式变化的需要

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史,是以统治型、管治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为基本发展模式的。与农业社会相适应的是统治型国家治理模式，由于统治阶级与人民利益的根本对立,不可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只能以控制社会为己任,自上而下的统治是政府治理的最主要的特质,统治是其思维和实践态度。通过政府机构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垄断性和强权性的管制活动而将“官本位”和“权力本位”推向极致。作为真正的制度框架—权制的幌子，行政伦理思想少有广泛而实际的应用，行政伦理制度化也基本是思想家的空想或是被统治阶级用做实现权制的工具和手段。

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是管理型治理模式（管治型），政府的价值取向是对效率的追求，体现为治理方式上对理性的强调。以法治为主要管理方式,管理职能成为政府行政的核心职能。它重视对权力的制约和法制的健全，力图以法制来保证行政人员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依法进行管理是最为突出的特色。但受企业型政府理念的指导，以“经济人”为假设，重法律制度而忽略了行政伦理的基础地位，重效率追求而忽略了人的价值。在满足了单一中心治理结构的需要的同时，因成本巨大而逐渐丧失了公共行政中的公共性。

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是服务型模式，政府应在社会本位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配置职能,以从根本上转到为社会服务上来。由过去以管理为主转向以服务为全部内容的服务型政府，其本质是以民为本、为民服务。在国家行政体系中，行政伦理上升到制度层面，建立一套行政伦理法律规范体系，再不是权制的工具，也不再仅仅是约束行政行为和社会治理的控制框架，而是促进行政组织和个人提升道德能力水平，更好地体现服务型政府民主、公平、正义、责任、效益、法治、和谐、信用、自律等价值追求，满足社会对公共服务不断提升的需求，以促使人的价值和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全面实现。

构建行政伦理制度是加强我国行政伦理建设的需要

行政伦理建设是他律（外部控制）与自律（内部控制）的有机统一。其中，内控应为根本。因为“塑造行为的能力最终来源于一系列内化了的态度、价值观和信仰，而不是来源于外部的规则和程序”。[2]（P154）然而，加强伦理法制化等外控要素在目前却显得重要而紧迫。首先，道德发生学证明，人总是从道德他律走向道德自律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责任行为是在限制、要求、界限、标准和制裁中获得的，而不是在劝说、教育和感化中寻求的。”

（[3]P141）行政人员良好行政伦理行为必须通过长期遵照行政伦理相关法律法规方可养成。其次，现实行政实践中伦理失范现象严重。而缺乏道德自律、滥用自由裁量权正是以贪污腐败为突出特征的屡禁不止、花样频出的行政伦理失范现象的重要致因。尤其是当应有的良知和自律能力、传统的宣传教化甚至伦理规范都远远不能阻止失范行为的泛滥，更不能迫使那些位高权重、“超级自由”的行为失范者付出足够高的代价时，就极易使之自我异化为寄生在社会肌体上的恶性毒瘤,成为制约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障碍,不仅会严重影响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的实现，严重影响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而且会加剧社会矛盾，加大党提升执政能力和保持先进性所面临的“四大危险”[4]，甚至使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遭受巨大的挫折。因此，以法制建设为重点，通过法律强制与道德教育的刚柔并济地保障社会伦理及行政伦理规范的可靠性、可信性和可操作性,大力提升行政伦理道德规范职业化、标准化、法律化和制度化水平，就成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当务之急和基本方略之一。

构建行政伦理制度是化解公共行政的伦理困境的需要

所谓公共行政的伦理困境是指制约公共行政决策和执行而又相互排斥的多种责任要求、利益驱使和价值指向在公共行政过程中的冲突情景。公共行政的伦理困境不可避免地困扰着行政人,考验他们的法律素养和道德品质,影响行政品质,挑战公共行政民主精神和公正价值。而所有人性假设都无法回避行政伦理困境----不论是西方“经济人”的审视还是我国“公共人”的期待乃至试图综合两者正面价值的“比较利益人”[5]假设。现实公共管理的过程,就是一个行政组织和个人时时可能因复杂的角色关系、权力关系、利益关系以及法理与情理交错而陷入伦理困境又必须做出选择的过程。因此，通过系统的行政伦理制度建立，形成负责任的管理模式,才能在“一旦冲突发生(任何组织都会发生这样的冲突)的时候,它们就可以提供正确的影响力以解决冲突。他们所提供的影响力一方面可以核查和抵消组织的腐败、自私自利以及专制,另一方面也可以核查和抵消个人的腐败、自私自利以及专制。”[6](P228)即通过一个合理机制来确定各种要求的优先顺序，可以较好地避免各级行政组织和公务员陷入诸如“服从上级”的层级型职业伦理还是“服从法律”的责任型职业伦理等两难选择的尴尬。通过把基本的、普遍的行政伦理上升为制度,以明确的形式公诸于众,加大依照制度实施奖惩的力度，就能为解决执行政策与服务公众之间的矛盾和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提供前所未有的有效解决途径。

行政伦理制度建设的原则

构建行政伦理制度是一个迫切、艰巨而需不断完善的过程。必须探寻和把握正确的原则。坚持制度伦理与伦理制度的辩证统一

制度伦理是指行政伦理制度本身的合伦理性。即制度的内容和执行都应蕴含和体现政府的伦理追求和价值取向、符合社会本位、公民本位的行政伦理原则。公平正义是服务型政府的首要伦理和本质属性，民主、和谐、责任、效益、法治、诚信、宽容、自律则是其重要的伦理意蕴。行政伦理制度必须充分地蕴含和体现上述内容，从而激励行政组织与个体强化责任情感意识，自觉实施符合行政伦理的行为，为建立一个良法善治、多元宽容、诚信友爱、公平正义、和谐有序的社会提供制度保障和社会价值支撑。伦理制度，是指把一定社会的行政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上升为制度和法律。它强调行政伦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将道德的非强制性转化为以法律、制度为后盾的强制性，突出了法律制度的约束作用，是行政伦理价值实现的坚实基础和强有力保障。忽视制度的伦理化，在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中没能体现正确的道德伦理追求，则有可能使行政行为在合乎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组织制度的同时，却背离了以民为本的服务宗旨，甚至为种种恶行提供方便，以至于造成善行者也被迫抑制自己行善的欲望、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果。忽视伦理的制度化，就无法展示具体的、明确的、系统的道德要求，行政伦理道德将成为抽象的存在，丧失可操作性和应有的作用。近年来行政伦理失范现象严重，一个公认的原因是忽视了行政伦理制度的安排。

建立制度控制与道德自觉的有机联系

虽然中国行政伦理的现实显示出加强伦理法制化等外控要素建设的重要和迫切，但必须明确，伦理法制化是必要却不是唯一和根本的途径。所有外控要素要转化为现实的行政秩序，必须经过被行政人员有效内化、成为其道德自觉并外化成行政行为。强自律、重内控是行政主体性的要求，也是行政组织与个体提升道德能力的实质和意义所在。当然，行政伦理作为规范行政人员行为的价值标准体系, 不会自发地对行政人员的行为进行约束、规制, 也不会自动地转化为行政人员的内在道德要求。制度控制恰是为了制约和惩罚伦理失范，激励、弘扬和更好地实现行政道德自觉，实现由外部控制至道德自觉的有机转化。因此，必须以道德自觉为根本，以制度控制为重点。

注重古为今用与洋为中用的现实结合我国自古以来不乏以儒家民本思想为代表的可贵的行政伦理理念，但系统研究行政伦理却刚刚20多年。西方则已有百年历史。行政伦理制度的建设需要累进式探索，也需要继承与借鉴，更需要紧密结合现实。如变儒家以民为本的思想为执政为民的理念，建立以人民是否满意、答应和高兴为评判标准的监督评价机制；通过制度激励和督促公务员“修身正己”、实现行政主体人格的不断完善和职业道德能力的提升；变儒家的“礼法并用”为“德法兼治”，突出行政伦理制度建设，实现以德行政与依法行政的互补与融合。毋庸讳言，西方近现代行政伦理及其制度的研究更为科学、客观，更适应现代社会制度，我们应大胆借鉴，如通过完备、细致，针对性和操作性较强的行政伦理制度建设，明确政府的职能和履行职能的方式，规范行政权力，增强行政的透明度及对政府行政过程的监督，建立“高效、便民、透明、责任政府”等。但现实的行政过程中，中西方传统的核心观念、行政组织和官员的服务对象、行政伦理制度的建设环境和特点均有较大差异，切忌照搬。应在深入挖掘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文化的当代价值、融合近现代国外先进的行政伦理建设思想和实践经验，以马克思主义行政伦理思想为指导，构建符合中国现实需要的行政伦理制度体系。

兼顾组织制度与个人规范的同步建设

我国已往的行政伦理制度建设，主要集中在对行政人员个人道德行为的规范上，忽略了常常使人陷于行政伦理困境而难以实施道德行为的组织和其权力形式，忽略了组织内部的层级制度、政策及程序对道德行为的压制和对非道德行为的助长。而要通过组织制度的完善遏制行政伦理集体失范行为、消除对道德行为压制的因素，同时提升行政组织及个人行政伦理能力和水平，就必须兼顾组织制度与个人规范的同步建设。

参考文献：〔1〕刘熙瑞《中国行政管理》2002年第7期P5

〔2〕〔3〕〔6〕[美]特里·L·库珀．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第五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胡锦涛在2011年“七一”讲话中指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篇10：政府不能忽略公共服务

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来看,转变政府职能也一直是中国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先后进行五次政府机构改革,政府职能转变一直居于突出位置。十七大提出的建立一个“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其首要前提就是转变政府职能。

根据一些学者的不完全统计,在国务院现有的66个部门中,职责多达80多项,仅建设部门就与发改委、交通部门、水利部门、铁道部门、国土部门等24个部门存在职责交叉。另外,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管理涉及14个部委。行政职能的错位和交叉,不仅造成了部门之间扯皮现象多,行政效能低下,过多经济资源被行政机构自身消耗掉;更重要的是,它无法履行宏观经济管理、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等职能,无法向民众提供合格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因此,必须对现有政府机构进行有效整合,改变政府机构繁多、职能交叉的现象,通过减少机构数量,降低各部门协调困难,使政府运作更有效率,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宏观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角色定位。而不仅仅是像过去一样,简单地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虽然这些是政府机构改革中最基础性的工作。

换言之,推行大部制同时就意味着政府职能必须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己任,从而使得政府权力得以规范、回归公共服务。如果大部制改革达不到转变政府职能的效果,那么,它就会像之前的历次政府机构改革一样,陷入“精简一膨胀一再精简一再膨胀”的怪圈。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大部制一个直接的目的就是要打破现有的部门利益,但正如人们所担心的,如果几个部合并成为一个超级部,权力很大,对它进行监督恐怕更加困难,因此,若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在大部制下,原来的“部”降格为“司”,“阎王”变成了“小鬼”,可手中的权没有变,仍然行使过去“部”的职权,那么,大部制改革就可能把过去分散的部门利益,积聚为集中的部门利益。要解决这一难题,惟有真正转变政府职能。

总之,大部制是社会大转型中政府保障服务性功能突出、行政色彩淡化的必然选择。而一个整合了不同部门利益的强势大部委,其职能也应该适应和体现市场经济发展和公共行政的管理需求。随着两会的来临,有关大部制改革将会受到社会的更多关注,笔者衷心地希望这次大部制改革能够收到扎扎实实的成效,政府部门都能成为一个个办事干练、勤政为民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