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错拼音打错字（共4篇）
篇1：打错拼音打错字
打错拼音打错字
打错拼音打错字正文：
打错拼音打错字浙江省温州市 瓦市小学 一(1)班 郑鸿棣今天，我在小山屋网上看见一个同学打错了拼音，风景的景拼音打成了前鼻音，正确答案是后鼻音。昨天我和任炜在QQ上聊天，聊到了一半，我打错了字，把伸懒腰打成了升狼腰，结果把任炜逗得肚子都要炸了。今天妈妈才告诉我伸懒腰打错了，我一听笑得从凳子上滚下来。投稿:-1-19 21:31:48
篇2：打错拼音打错字
”女儿听后，兴奋地找出班级通讯录，按照上面的号码挨个给喜欢游泳的同学打电话。
不料，马大哈女儿拨到第三个号码的时候就拨错了，由于按的是免提，我听得很清楚，对方大声地怒斥道：“你没
毛病吧，我不认识这个人，你打错了!”还未等女儿解释，那边便挂了电话。
女儿吓得不敢再打电话了。
她失落极了，对我说：“妈妈，不就是拨错一个电话吗?至于发那么大火?弄得我心情非常不好，算了，懒得打了。
”
我知道，她怕再次拨错号码被人骂。
看她伤心的样子，我只好接过她的通讯录，帮她打。
“喂，你好，请问你是李娜的家长吗?”好半天，那边终于传来一个懒洋洋的声音，回答我：“打错了。
”我一惊，怎么我也拨错号码了?刚想说声对不起，对方却极其好奇地问我：“你拨的号码是多少呀?”我赶紧报给他听。
他说：“你看下是不是倒数第二个数字拨错了?”我仔细一看，真的拨错了，我不好意思起来，跟他道歉：“真对不起，是我太粗心了，把9拨成6了。
”对方却极有
耐心地回答我：“没事，又不是什么大事，拨错个号码而已，谁都会犯这样的错。
”放下电话，我意味深长地冲女儿笑了笑，她感慨万千地说：“听声音，那人估计在睡觉呢，被你吵醒了，是个好脾气的人，看来呀，拨错了电话，也不会都遇到那种气势汹汹的人。
”
我一连又拨了十多个号码，有些家长说孩子没在家，有些家长让孩子接电话后，孩子高兴地答应了。
女儿很高兴，最后一个电话，她说她要自己打。
这一次，她认真地对照通讯录，把电话号码对了三遍才按了接通键。
打完不多久，我耳边就传来了女儿欢快的声音：“妈妈，我终于约到了8个同学，我们可以好好地打一场水仗了。
”我打趣地问她：“还害怕打电话吗?”她摇了摇头，然后她笑着回答：“我以后接到别人打错的电话，也会好脾气地回答别人，再不武断地挂电话了。
”
两个打错的电话，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带给人两种不同的心情。
篇3：一把打错的“亲情牌”
2011年2月17日，农历正月十五，这天是春运最繁忙的一天。凌晨5点，重庆开往北京西站的列车准时靠站，一个40岁左右的短发胖女人背着一个蓝色旅行包来到出站口。当她远远看到几位民警时，扭头就跑，可没跑几步她就被警察拦下，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在她的旅行包内，民警发现一件深蓝色吊带背心的内侧用蓝花布缝制了一个口袋，里面装着用透明塑料包裹的7包晶体块。经验丰富的民警几乎凭肉眼就能断定这是毒品。后经鉴定，这些晶体块是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共计494.49克，将近1斤。
经审讯，妇女名叫马恩平，河北省张家口市人，1969年12月出生，初中文化，无业，无前科，与前夫李勇2008年离异后独自生活，孩子随前夫和再婚妻子刘英共同生活。
至于贩毒，马恩平回答：“为了挣钱，我拿了家里10万元，从重庆一个叫老幺的人那里买了这些毒品，打算运回张家口去卖，正准备从北京转乘汽车。”民警说：“你知道吗，贩卖这将近500克的冰毒，够枪毙了。”
“我知道，死就死呗。”马恩平似乎没觉得死是什么严重的事情。
屡屡出错牌，丢了老公又被诱贩毒
10万元不是一笔小数目，马恩平是一个没有稳定收入的独身女人，即便这钱是她拿家里的，但她连自己买来的毒品究竟是什么毒，多少钱一克都不知道。
民警问：“这些毒品怎么卖出去，卖给谁？”马恩平说：“拿去歌厅、洗浴中心卖呗。”马恩平的回答显然在隐瞒着什么，她要保护谁？
警方从侧面调查得知，马恩平家里有个70多岁的母亲和一个女儿，她既是孝顺女儿又是慈母，是个老实人。民警们随后让她跟母亲通了电话。最后，当民警与她聊到孩子时，马恩平大哭了起来：“我这都是没办法啊，都是孩子她后妈骗我干的！”
第二次讯问，马恩平还原了运输毒品的全过程。
给马恩平出10万元毒资和2000元路费，并指使她到四川“老幺”那里买毒品，再运回张家口的，正是马恩平前夫李勇的现任妻子刘英。原来，马恩平曾在刘英开的洗浴中心打工，没想到丈夫认识刘英后，便跟马恩平离婚，跟刘英结了婚。
据马恩平交代，2010年12月的一天，刘英说要带她去重庆玩，钱由刘英出。于是他们就飞去重庆，见到一个叫老幺的人。几天之后，他们乘火车从重庆回到北京，然后再从北京六里桥长途汽车站坐车回张家口。
连续两次往返重庆后，刘英对马恩平说：“你照着这条线路带钱去重庆找老幺，把钱交给老幺，老幺就会给你几袋白色粉末，你缝进内衣里，带回张家口就行。反正你也没事干，出去散散心，去一趟我给你2000块好处费，其他的你别管也别问。”
马恩平起了疑心，觉得这白色粉末不是什么好东西。
甘当“挡箭牌”，前妻做了运毒马仔
既然知道这白色粉末不是什么好东西，她为什么还要去做这件事呢？原因来自她的无奈。前夫李勇跟她离婚时，带着女儿跟刘英结婚，刘英有车有房又有钱，她担心吃软饭的前夫在刘英面前受委屈，更担心女儿落在后妈手里受罪，而她自己没文化也没有生存能力。
当她亲眼看见“老幺”吸毒时，才知道白色粉末是毒品，但不知道毒品的具体种类。马恩平交代，她单独去重庆带过3次毒品，第一次带了8万元的货，后两次都是10万元的货。
刘英的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她深知贩毒运毒被抓获的风险很大，所以将自己抽身局外，一旦事发便可矢口否认。刘英手中有两张牌：一张是“亲情牌”，利用老公的前妻做马仔，万一事情败露，马恩平也会顾念旧情和孩子，把事扛下来；二是“关系牌”，即使事发，马恩平也是一问三不知，这样她就可以把责任推到老公李勇身上。所以，马恩平成了刘英手里最好的“挡箭牌”。
当民警问及钱款的来源时，马恩平不假思索地回答：“钱都是刘英和李勇一起拿到我家楼下交给我的。”
“李勇也参与其中？”民警对这个线索紧追不放。
“不关李勇的事。”马恩平连忙否认，可这时候再狡辩也晚了。
第一次审讯，马恩平觉得难逃制裁，便打算自己扛下所有问题。第二次审讯，她把刘英供出来，可以避开头顶悬着的刀。而心思缜密的民警从她讲述的破绽中找到了蛛丝马迹。
打出“复仇牌”，报复拆散家庭的“小三”
马恩平并不想把前夫拉进这场注定输掉的牌局，只要他没事，还可以照顾孩子。可她对刘英的恨，却是发自肺腑且恨入骨髓的。
“刘英是小三儿，拆散了把我们家。我有意接近她，就是为了报复她。”马恩平手里攥着这张“复仇牌”，心里异常矛盾。她不止一次帮刘英运毒，从起初的懵懂无知，到后来知道真相，她依然执迷不悟。她本来有机会可以向公安机关告发，但她没有。或许令她与刘英之间无法快意恩仇的，正是她的前夫李勇。
然而，在法院开庭时，马恩平推翻了自己先前所有的供述，当庭否认自己为李勇、刘英运毒，甚至连带的是毒品都不认了。她甚至“爆料”自己曾在预审阶段遭到刑讯逼供。为查清事实，法庭中止审理，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请审讯马恩平的两位民警出庭质证。
其实马恩平当庭翻供不过是一场闹剧。第二次开庭伊始，马恩平又哭着向法庭承认错误：“我道歉，我错了！请法庭少判我几年，让我出去照顾我女儿和老母亲……”
经过侦查人员出庭质证，法庭最终认定马恩平在警方审讯阶段供述取得确属合法，排除了非法证据。
马恩平的这张“复仇牌”打错了。
刘英的“旧情牌”，给前夫股份去贩毒
警方很快逮捕了马恩平购买毒品的上家“老幺”。“老幺”名叫蒋义贵，有两次抢夺罪、一次贩卖毒品罪的前科，还因吸食毒品被强制戒毒两次。他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身份，那就是刘英的前夫。当年老公不成器，刘英干脆跟他离婚，然后从老实听话的马恩平那里抢走了李勇。
不过，不同于马恩平对前夫李勇的由爱生恨与反复纠结，刘英对蒋义贵的态度却很明朗：买卖不成仁义在。蒋义贵被强制戒毒是刘英靠关系与金钱，让现任老公李勇将他“捞”出来的，因此他答应刘英帮忙找毒源、买毒品，也是為了还她人情。而刘英之所以愿意帮蒋义贵，一是吸毒的蒋义贵能买到毒品；二是让前夫做了上线也能赚点钱买毒品。
据蒋义贵交代，2010年12月10日，他被解除强制戒毒后，刘英让他去重庆购买冰毒，然后再找人带回张家口，由李勇负责贩卖，挣到的钱三人均分。蒋义贵拿着马恩平给的现金，通过一个叫“娅娅”的中间人向“幺哥”买了几次毒品，“幺哥”就是这起毒品大案中最大的毒枭沈柏林。娅娅做为中间人，从蒋义贵那里拿到了8000元“中介费”。
警方立即行动，一举端掉了这个纵横冀、京、川三地的毒品网络。
从中可以看出，蒋义贵与刘英并无真情实意，他只是刘英手中一张好用的“旧情牌”。
庭审中，蒋义贵为了立功，将他与刘英、李勇之间的交易和盘托出。尽管刘英和李勇始终不肯承认贩毒，但蒋义贵和马恩平等人的供述却能够相互印证，与其他证据一起形成证据链条，蒋义贵成了给刘英、李勇定罪的“污点证人”。
今年6月21日，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贩毒罪判处沈柏林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以贩毒、运输毒品罪判处刘英、李勇被判处无期徒刑；以贩毒罪判处蒋义贵有期徒刑14年，岑远娅13年；以运输毒品罪判处马恩平有期徒刑11年。（本文拒绝一切形式的转载、文摘、上网）
点评：
在这起人物关系复杂的毒品大案中，亲情被反复利用，其实每个人都是输家。而马恩平这种破釜沉舟、鱼死网破的复仇方式，更是一种错误的选择，把自己送上了犯罪的道路。离婚并不可怕，关键是离婚以后要学会如何坚强地面对生活。
篇4：打错拼音打错字
凡事皆有因果，取消职业资格许可的最初动因和最终目标何在？要回答这一问题，不妨先追溯职业资格许可的产生过程。1994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劳动法》规定：“国家确定职业分类，对规定的职业制定职业技能标准，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由经过政府批准的考核鉴定机构负责对劳动者实施职业技能考核鉴定。”《劳动法》的颁布与实施，首次确立了我国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在规范我国职业准入工作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正是依据这部法律，近20年来全国各地先后出现了各种培训热、考证热。“目前一个行业有十几种甚至几十种职业资格，有关方面通过收取高额的培训费、教材费、考试费借机敛财，青年人取得高学历后，还要去考各种各样的资格证，手上拿着一大把证，可就是找不到工作。”
《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出台以来，各类媒体评论叫好者甚众，其中比较“主流”的点赞有三：一是约束政府权力，促进依法行政，政府不必管、不该管的事情就不要管；二是让市场更具活力，让劳动更加自由；三是遏制权力寻租和“花钱买证”乱象。可以说，取消职业资格许可让各种乱象失去了生存土壤。从现实看，生活中的大部分工作并不需要持证上岗，一个人能否胜任某项工作，市场的“无形之手”能够实现优胜劣汰，基于市场机制的竞争，比行政审批更具活力。放眼教育领域，全民考证浪费了很多的教育资源，对当前的国民教育产生了“追证”的误导，让很多一味逐利的单位与个人有了可乘之机，滋生出培训办班、资料、考试等一条龙的利益链条，甚至出现考假试颁真证、假证卖高价、官员权力寻租等违法现象。从这个角度看，目前的职业资格许可制度确实到了非整顿不可的时候。然而，如果将“整顿”简单地与“取消”画等号，并冠以“一律”以示“彻底”、以表“决心”，则有工作简单化之嫌；言重一点，可以说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道理并不高深复杂，目前之所以要取消职业资格许可，归根到底是因为社会各界“开发”出来的职业资格太多太滥，很多并没有法律依据；各类考证机构不够规范，乱收费乱发证现象严重；全民追“证”，增加学生（或就业者）的经济压力和学业负担。要治这样的“病症”，首先必须找出“病因”，然后才能开出合理的“药方”。如果省去了“望闻问切”的过程，只要看到“害疮”便大刀一举，一割了之，肯定不是根治之举，也非科学决策。延伸一点进行类比，近几年我们经常看到媒体曝光一些中职学校通过假造学生名册的办法非法套取国家的助学资金，我们是否就会因此而取消国家对中职学生的免费就读政策？我们经常发现有职业院校通过同样的方法套取政府的农民工培训经费，我们是否就会因此禁止所有的职业院校或培训机构对农民工进行培训？
违规电焊引发上海高楼大火，无证建筑导致在建桥楼坍塌等一系列的恶性事件早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因噎废食肯定会遭人耻笑，其根子在于打错“板子”、喂错“药”。乱象丛生向来不是布置工作的错，而是监管缺位，甚至猫鼠一家。可以想见，如果监督机制失灵、法律制裁缺岗，即使将职业资格许可裁减到还剩一项，难免还会有违法违规事件发生。所以，整肃纪律、依法查办，对项目设置进行严格审批、对运营实施进行过程监控，才是上策。乱象不止，该下课的是相关监管职能部门，而不是对职业资格许可简单地、一刀切地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