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城镇化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论文

让城镇化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论文（精选6篇）

篇1：让城镇化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论文

让城镇化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论文

保发展要靠扩内需，而城镇化蕴藏着最为深厚的内需潜力，也会带来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调整。当前，在国内国外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要让城镇化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必须加快体制改革，破除制约城镇化推进的制度性和政策性障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工业化实现的，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依赖高储蓄、高投资，通过大力发展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使经济连续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原有发展动力遇到了严峻挑战，必须为经济增长寻找新的动力源泉，这就需要加快推进城镇化。

一、传统增长动力受到严峻挑战

当前国内外发展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对中国原有发展动力机制构成了严峻挑战。从国内环境看，我国劳动力供给优势正在减弱。一方面劳动力供给总量增长幅度在逐年下降，预计到20新增劳动力将为零。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土地价格持续上涨和人民币升值，都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成本大幅度增加，赢利空间不断被压缩，许多劳动密集型产品已经处于微利甚至零利润水平。显然，在此情况下，继续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制造业将越来越不具备竞争优势。

从国际环境看，一方面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原有供求结构正在发生深度调整，美欧等发达国家在去杠杆化，纷纷改变过去那种高负债的消费方式，政府在财政赤字压力下大幅度缩减公共支出，居民在高失业率压力下不断降低消费率，由此对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需求下降，这给中国继续出口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另一方面目前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洪都拉斯、孟加拉、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塞俄比亚等国家，他们正在利用比中国更加低廉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生产与中国相同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向美欧等发达国家增加出口，在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上对中国的产品形成了明显的替代效应。面对外部需求下降和市场替代，我国继续依靠投资和出口带动经济增长遇到了极大的挑战。

二、城镇化是新时期经济增长的引擎

在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的背景下，继续沿着以往的发展道路难以为继，中国必须寻找新的增长动力。今后一个时期，加快推进城镇化便是一个选择。同工业化相比，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创造需求，城镇发展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和消费品市场扩张两方面都能大量消纳工业化产品。城镇化不仅仅表现为城镇空间的扩展，更重要的还表现为人口的集聚和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大。大规模人口城镇化，会产生巨大的收入增长和消费转换效应。大量人口转为市民后，从买房、买家电到吃穿用行，都直接或间接地带来了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城镇化的实践表明，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单位，能带来人均国民收入的.明显增长，由此可显著提高国民的购买能力；同时，大量农民进城落户后，即使是收入水平不变，消费倾向和消费结构变化也会向有利于增加工业品消费需求方向转化。另外，从供给角度分析，城镇化还可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世界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经验表明，当一国的工业化达到一定阶段时，推进城镇化可以增加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和就业规模，提高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即使是制造业结构转型和升级也离不开城镇化。

一般而言，大部分技术创新活动都是在城镇开展和完成的，城镇为技术研发和推广提供了难得的支撑平台，是人力资本提高和知识积累的大熔炉，工业化推进到一定阶段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必须依赖城镇化的推进来完成。因此，当工业化到达一定阶段后，城镇化是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发动机。还需要强调的是，当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迈进过程中，构建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尤为重要，这一时期，城镇发展恰恰能为中等收入阶层集聚和成长提供主要空间，显然城镇化也是推动社会结构转型的动力来源。

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至20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按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GDP增加124.5元，按年价格是670元。与此同时，我们还对过去30多年中国城镇化与非农产业就业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第三产业就业比率对城镇化率的弹性为1.13，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第三产业就业比率以递增的速度增加，这反映了中国城镇化进程对扩大第三产业就业机会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与城镇化呈线性关系，意味着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增加663.84万人。

三、通过改革加快推进城镇化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对限制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进行了改革和调整，城镇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但优先支持工业化的体制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一直存在于经济发展过程中。

研究表明，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利于推进城镇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唯GDP论”过多地占有资源用于工业化，挤压了城镇发展的空间。二是城乡二元体制排斥农民工进城落户，抑制了城镇化的推进。三是传统的城镇发展模式不利于推进城镇化。一方面，“以大管小”的城镇化模式对人口向城镇集聚存在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城镇分散式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难以形成城市群效应，降低了城镇对人口的吸纳能力。四是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仍存在“虚高”成分。如，按照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城镇人口已达66978万人，但实际享受城镇化制度安排的人口要低于该数据。因为，在现有体制下，我国在24223万个农民工中，有15335万人在城镇打工，由于受城乡二元体制限制，一部分农民工既无法真正享受城镇化成果，又被统计为城镇人口。

要想让城镇化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必须加快体制改革，破除制约城镇化推进的制度性和政策性障碍。

一要协调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将城镇发展放在优先位置。应调集更多的资源特别是公共资源用于城镇发展，以增强城镇承载和集聚人口的能力。因此，要改革干部考核机制，将一个地区的城镇化率以及城镇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作为重要考核指标。鼓励各级政府将公共资源倾斜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体系构建方面，以增强城镇对外来人口有足够的吸引力。

二要通过培育和发展辐射全国性的重点城市群体系，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已经到了以培育和发展城市群推进城镇化的阶段。从现在起，就应该在全国重点培育和发展几大城市群体系，即东北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中原地区城市群、江汉平原城市群、湘中地区城市群、川渝城市群、关中地区城市群等。在培育和发展城市群体系过程中，既要注重大城市的发展，也要关注中小城市的发展，科学协调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关系，通过将各城市群中大中小城市连接起来进行协调发展、系统发展，以提高城市群集聚人口的整体功能。

三要改革排斥农民进城落户的城乡二元体制。从长期目标看，我国城镇化要深度推进，就必须将城乡隔离的二元户籍制度一元化，并使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具体思路是要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人口管理机制，构建有利于人口迁徙的可转移接续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农民工身份转换。从近期看，中小城市(镇)应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步伐，放开农民工进城落户的政策条件；大城市也要积极创造条件，不断放宽户口准入制度，允许有固定住所、稳定职业、稳定收入来源的农民工转为市民。

与此同时，要改革社会公共服务与户口挂钩的制度，废除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体制安排，在加强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

社会救助等制度的基础上，实现城乡居民在劳动就业、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养老、住房保障等方面的公平对接，最终实现城乡居民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均等化和一体化。

四要转变城镇发展模式，促进城镇发展在集聚人口方面的效应最大化。首先要从“以大管小”转向“以大带小”。今后，要通过改革不断弱化城市行政级别，将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均衡用于不同规模的城镇发展方面，特别在资金配置、行政许可、财税政策、金融信贷、进出口、吸引外来资本、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要考虑和照顾中小城市(镇)的发展需要。鉴于大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已经连续多年获得持续快速发展，今后几年可考虑将国家公共资源配置适当向中小城市(镇)倾斜，支持中小城市(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公共服务体系，以增强人口的承载能力。第二，今后，我国大中小城市(镇)之间，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体系构建、产业布局等方面，应进行统一规划，科学建设。大城市要打破行政壁垒，按照区域一体化和发展城市群的思路，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断向周边中小城市(镇)延伸，形成“以大带小”的效应。同时中小城市(镇)要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体系构建、产业布局等方面，积极与大城市实现对接，在区域空间上与大城市形成梯级功能结构，为人口迁徙和产业转移创造条件。

篇2：让城镇化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论文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明年三农工作：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

城镇化将成为明年“三农”工作的战略着眼点，并将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

27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讨论稿）》，重点研究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政策措施，全面部署2010年的农业农村工作。

明年的农业农村工作，将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拉动内需的关键举措，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并要求，做好新形势下的统筹城乡发展工作，牢牢把握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这个战略着眼点，牢牢把握城乡改革联动这个关键切入点。

按照稳粮保供给、增收惠民生、改革促统筹、强基增后劲的基本思路，会议提出了明年农业农村工作的五项重点任务，包括毫不松懈抓好主要农产品生产供给，持之以恒增强农业发展支撑能力，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多渠道就业，下大力气推进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坚定不移深化农村改革。

作为促进农民就业的渠道，城镇化被放到了空前的高度。会议提出，要加快城镇化步伐，拓展农民外出就业空间，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壮大县域经济，积极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就业。

今年虽然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但会议指出，“三农”工作迎难而上，顽强拼搏，巩固和发展了农业农村好形势。全国粮食总产量预计

篇3：让城镇化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论文

日前, 由东莞市科协主办, 市科学馆承办的2012年“东莞创新论坛”举行。论坛邀请了业界专家和政府部门、企业代表, 科研院所有关负责人, 共同探讨国内外太阳能光伏发电并网的发展前景。并对东莞光伏并网发电情况提出建议, 破解发展难题。

深圳大学光电子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彭文达教授认为, 整体产业链价格的普遍下调, 为久拖多时的降低光伏上网电价铺平了道路。届时, 将会大幅降低光伏产品制造成本、对光伏产品应用, 拓展国内市场, 吸收消化快速增长的产能, 发展光伏发电并网带来重大利好。

不过, 光伏企业要想突围并不简单。彭文达认为, 东莞要扶持太阳能光伏发电并网的发展, 形成太阳能设备制造研发、薄膜太阳能电池生产、太阳能光伏发电并网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加快光伏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实现从规模扩张到技术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的转型与升级。

篇4：让城镇化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论文

绿色转型培育新的增长极，促进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多年的高速增长引发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经济进一步的发展面临严峻的资源环境瓶颈约束。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十三五”必须推动经济的绿色转型升级。“十二五”期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幅度从2011年的2%稳步提高到2015年的5.6%。通过提升“十三五”期间资源能源在经济系统的利用效率，不仅能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回应人民群众对生活环境的关切，还能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把绿色产业培育发展成为新的支柱产业，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是加快传统的产业改造提升，止住经济的出血点，降低资源的漏损率。针对当前一段时期工业产值增速下降、企业效益下滑的状况，以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为抓手，加强“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高碳排放”企业的绿色升级改造，特别是淘汰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煤炭等行业的低端和过剩产能，有效控制电力、钢铁、建材、化工等重点行业碳排放，推进企业的关停并转，鼓励工艺技术装备更新改造，提升资源能源的集约化管理和利用。

二是强化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减少单位产出的物质消耗，提高经济发展的绿色含量。强化约束性指标管理，实行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提高节能、节水、节地、节材、节矿标准；推行企业循环式生产、产业循环式组合、园区循环式改造，推动把传统的“资源—产品—废弃物”的线性增长模式转变为物质闭环流动的可持续发展系统；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推动煤炭等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加强储能和智能电网建设，提高电动车产业化水平，提高建筑节能标准，实施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实现碳排放的主动有效控制。

三是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培育成为新的增长点和新兴支柱产业，为我国绿色经济发展提供支持和动力。节能环保产业是国家加快培育和发展的7个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为节约能源资源、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提供物质基础和技术保障。节能环保产业不仅能为其他产业绿色发展提供装备、产品和服务等，而且自身产业链长、关联度大、吸纳就业能力强，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是我国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和产业生力军。

绿色消费策应供给侧改革，拉动经济增长

绿色消费，是指以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为特征的消费行为，主要表现为崇尚勤俭节约，减少损失浪费，选择高效、环保的产品和服务，降低消费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十二五”绿色消费成效显著。2015年中国全年能源消费总量43.0亿吨标准煤，比2010年增长19.2%，5年平均增速为3.6%。与2005～2010年相比，分别下降18.8%和3.1%；少增6.8亿吨标准煤，相当于10个北京市2014年的能源消费总量。其中，被视为环境污染重要来源之一的煤炭的消费量在2015年实现首次下降，比2014年下降3.7%；水电、风电、核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稳步上升，从2011年的13.0%提高到2015年的17.9%。大力发展绿色消费，不仅顺应国内消费升级的趋势，不断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通过总需求管理，适度扩大需求总量，积极调整改革需求结构，促进供给需求有效对接，策应供给侧改革，形成对经济发展稳定而持久的内需支撑。

推广绿色消费产品。继续推广高效节能电机、节能环保汽车、高效照明产品等节能产品，到2020年，能效标识2级以上的空调、冰箱、热水器等节能家电市场占有率达到50%以上；鼓励选购节水龙头、节水马桶、节水洗衣机等节水产品；加大新能源汽车推广力度，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具备条件的公共机构利用内部停车场资源规划建设的电动汽车专用停车位比例不低于10%，引进社會资本利用既有停车位参与充电桩建设和提供新能源汽车应用服务，到2020年实现新能源汽车在公共机构配备更新公务用车总量中的广泛应用。

扩大绿色消费市场。加快建立绿色产品专门的流通渠道，鼓励建立绿色批发市场、绿色商场、节能超市、节水超市、慈善超市等绿色流通主体，推动市场、商场、超市、旅游商品专卖店等流通企业在显著位置开设绿色产品销售专区，拓展绿色产品农村消费市场。

增加绿色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引导和支持企业利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平台，加大对绿色产品研发、设计和制造的投入，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资源环境效益。大力推广利用“互联网+”促进绿色消费，推动电子商务企业直销或与实体企业合作经营绿色产品和服务，鼓励利用网络销售绿色产品，推动开展二手产品在线交易，满足不同主体多样化的绿色消费需求。

绿色外贸打造出口新优势，跨越贸易壁垒

中国在2010年成为全球第一出口大国，但近年来，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以环境保护为幌子，对我国设置绿色贸易壁垒、限制我国出口的现象屡屡出现。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2015年货物净出口（出口减进口）36770亿元，占GDP的5.4%。发展绿色外贸，推动符合较高环境保护标准的产品出口，不仅顺应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遵循国际贸易的规则和目标，而且能够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提升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遏制进出口下滑势头，把出口重塑为我国经济增长引擎。

加强出口企业环保达标审核，推动国内环境标准与国际环境标准接轨，开展相关国际绿色产品认证。加强出口企业环保监管，促使企业严格遵守国家环保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环境标准和技术法规体系，与国际标准衔接。推动出口产品进行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环境标志认证，满足有关国家和消费者在市场准入、标准标志上的要求，打开其贸易保护的篱笆，攻克绿色壁垒。

优化外贸结构，提升绿色产品占比。调整出口退税率结构，提高绿色出口产品的退税率，减少出口审批和退税程序。加大对绿色产品出口的金融支持力度，优先增加绿色出口的信用保险规模，特别是以高铁为代表的、具有显著绿色环境效益的成套技术装备的出口融资。

“十三五”这五年，在供给侧改革的主线下，贯穿绿色发展的理念，坚持经济、环境、社会共赢发展，推动经济的绿色转型，在绿色消费、绿色出口等需求侧精准施策，将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绿色动力——绿色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绿色消费和绿色外贸继续成为我国经济的增长引擎，从而不仅拉动我国经济走出下行压力的雾霾，迈向中高端，而且促进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

篇5：让城镇化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论文

一、劳动力结构变迁

1.年龄结构

当前，中国已进入低生育阶段（蔡昉、王美艳，）。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总和生育率在2.2左右，高于人口更替水平所要求的总和生育率，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在1.6-1.8之间（郭志刚等，）。在此过程中死亡率也保持在较低水平，出生率大幅下降和低死亡率的双重作用，使得人口自然增长率由70年代初的20‰以上下降到的10‰以下。21世纪以来，中国的人口增长模式进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阶段。人口数量低增长最终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低增长。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死亡率下降早于出生率下降，人口增长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之间便有一个时滞，两者随着时间变化并不同步。生育水平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的双重作用，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总人口更快地进入低增长和负增长的阶段（王德文，）。表1描述了历年人口年龄结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增长之后，增速放缓，出现下降。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了345万人。单纯依靠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加支撑经济增长的空间逐渐缩小。

2.知识结构

描述了全国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由于数据关系，我们仅能找到-的数据。从下表可以看出即便是2008-短短四年期间，就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就业人员比例上升了5.99个百分点，大专学历就业人员的比例上升最为明显，上升了3.2个百分点。相应地，小学及以下学历就业人员比例的下降幅度达到11.1个百分点。从绝对量上看，就业人员中文盲的数量从0.4亿下降至0.15亿，小学文化的数量从2.07亿下降至1.50亿，初中文化的数量从3.60亿上升至3.72亿，高中文化的数量从0.96亿上升至1.28亿，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数量从0.52亿上升至0.99亿。然而，就业人员整体的受教育程度仍然偏低，其中，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就业人员比例仅占12.9个百分点，小学及以下学历就业人员的比例达到21.6个百分点，初中学历的人员占比48.7%。当前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未来随着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现有劳动力的知识储备很可能会适应不了高端产业的发展需要。图1描述了各行业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从中可以看出，第三产业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要明显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意味着这类行业对就业人员的教育水平要求较高，而第三产业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因而，要保证产业升级顺利进行，相应的提升劳动力的知识结构是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应有之义。

3.地域结构

由于地区间经济、产业发展不平衡，部分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升级层次较高，产业结构健全，二、三次产业占比大幅上升，劳动力收益高于其他地区，另外这些地区的就业机会相对较多，发展空间更大，吸引了劳动力向这些地区流动。我国东部地区拥有比中西部地区更高级和合理的产业结构，因此大量劳动力由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李宝庆等，），图2描述了中国劳动力的地区分布情况，从该表可以看出，东部劳动力占比最大；其次是中部；占比最小的是西部。劳动力的地域分布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从变化趋势来看，在-期间东部地区劳动力的比重有小幅上升，中部和西部的劳动力比重则小幅下降，但总体波动幅度较小，地域分布相对稳定。

4.产业结构

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人均实际收入的提高，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存在着此消彼长的演进规律，即劳动力将首先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产业，然后再从第二产业流向第三产业。表3描述了中国三大产业就业份额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21世纪以来，中国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基本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指出的演进规律，但也不完全符合这一定理。从到20，第一产业释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主要被第二产业吸纳，第一产业劳动力下降的结果是第二产业劳动力的扩张；而第三产业并没有像通常那样发挥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尽管第三产业劳动力的就业份额一直高于第二产业，但在此期间第三产业的就业份额出现了下降，下降幅度为5.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就业份额持续上升，上升幅度达到11.93个百分点。

二、劳动力结构与经济增长

1.劳动力结构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不匹配，失业与过剩并存，制约了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逐渐转型升级，对高端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加大，现有低端劳动力很难适应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劳动力市场存在结构性矛盾，限制了经济增长。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国产业结构出现了工业化和重工业化的趋势；在三次产业中，工业增加值比重不断上升；工业内部结构中，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不断上升（邹一南等，）。中国产业结构一直处于升级的状态（干春晖等，2011）。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我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着越来越突出的结构性矛盾，表现为短缺和过剩并存（张车伟，2008；魏浩等，），这种结构性矛盾意味着，失业并不是因为缺乏就业机会，而是缺乏合格的劳动力。总体而言，劳动力供给过剩主要存在于低端劳动力市场，而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主要在高端劳动力市场，表现为高素质和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不足。下文用技能工人的供需情况来说明这一问题。表4描述了2004、技能劳动者的需求情况。从中可以看出随着工业规模扩大和产业技术提高，技能、技术劳动者需求大幅度增长。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20，包括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在内的技能劳动者增加了1930万人，年均增加386万人。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占技能劳动者总人数比重，分别提高了4.37、2.73、0.54、0.11个百分点，而初级工占技能劳动者总人数比重减少了7.74个百分点（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2）。然而，相对于技能、技术劳动者需求的快速增长，技能、技术劳动者供给增长缓慢。表5描述了技术工人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值（求人倍率），从表中可以看到之后各等级技能、技术劳动者的求人倍率均超过了1，处于供不应求状态。而且越是较高等级，供不应求的程度就越大，高级工程师的求人倍率达到2.34，供不应求的程度最深。然而，劳动者整体的求人倍率除了2010、2011年，在多数年份未超过1，这说明中国同时存在着技术、技能劳动者数量不足和劳动者总量过剩的结构性矛盾。对各类劳动力的需求状况可以用相对工资这个指标来反映。作为市场上的劳动力价格信号，相对工资水平的变化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劳动力的供求状况。从相对工资水平的变化来看，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劳动力的相对工资水平表现出下降的趋势，其他较高学历者的相对工资水平则表现为增加的趋势（岳希明等，2008）。这说明我国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有减少的趋势，对高端劳动力的需求有增加的趋势。

2.劳动力在城乡、地区、产业之间的流动受阻，制约了经济增长

户籍及其他制度的限制，劳动力在城乡间、产业间、区域间的的流动受限，限制了经济增长。本文用相对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劳动力在产业间、地区间的的配置效率。其中劳动生产率用各产业或各地区的产值除以相应年度各产业、各地区就业人员数量，产值数据用CPI定基指数进行了调整，以1978年为基期。其中测算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指标包括三次产业GDP、各产业就业人员数量、CPI指数，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测算地区间劳动生产率的指标包括东部、中部、西部GDP、各地区就业人员数量、CPI指数，数据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其中GDP及就业人员数量只有全国及分省（直辖市）的数据，在实际计算过程中按照三大区域的划分，用相应省（直辖市）的数据进行加总得到各区域的数据。三大产业之间仍存在一定的效率缺口，行业保护限制了劳动力按照边际收益原则在产业间流动，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效率损失，限制了经济增长。表6描述了中国三大产业劳动生产率情况，按照二元经济理论，资本积累推动剩余劳动力转向现代部门是一个平滑过程，即剩余劳动力被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按照边际收益原则吸收（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在劳动力资源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过程中，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效率缺口逐渐缩小，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效率虽有缩小的趋势，但两者的缺口依然很大，意味着仍有大量劳动力没有按照边际收益原则被第二或第三产业吸收，产业间仍存在一些壁垒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限制了经济增长。三大地域之间存在效率缺口，中部、西部的劳动生产率仅有东部的一半左右，促进劳动力在地域间合理流动提高效率的空间很大。表7描述了地域间劳动生产率的情况。在劳动力资源向东部和中部转移过程中，中部和东部的效率缺口先是有扩大趋势，开始又有了缩小趋势；西部和东部之间也表现出一样的趋势特征，效率缺口先是呈现扩大趋势，20之后逐渐缩小。意味着地区间仍存在某些壁垒阻止了劳动力按照边际收益原则转移，区域间仍存在一些壁垒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制约了经济增长。城乡之间也存在一定效率损失，由于数据限制，我们无法测算城乡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水平，但大量研究表明户籍制度对城市劳动力就业起到了一定保护作用，对农村劳动力则具有排斥作用（蔡昉等，）；在劳动力市场上，劳资关系存在着户籍差别，城镇职工和农民工在工资、保险和工会参与等方面存在差别，其中户口的作用在20%-30%（姚先国等，2004）。市场转型虽带来了较多流动机会，但户口等级差别以及户口对体制内流动所起的结构性影响依然存在（陆益龙，2008）。这些限制造成了劳动力的效率损失。

3.经济城镇化，就业未能实现城镇化

社会保障没有实现全覆盖，劳动力供给结构异化、扭曲，限制了经济增长。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市场经济运行的“润滑剂”，在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我国除了就业制度的`分割外，社会保障制度也呈现出分割的状态，不仅城乡之间分割严重，而且不同性质的部门之间（正规就业部门和非正规就业部门）、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也处于分割状态（赖德胜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割首先体现在城乡之间。尽管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同处于城镇地区这样一个大的市场，但两者在岗位获得、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以及经济收入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刑春冰，2008）。他们一般处于更为不利的就业境况中：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低、普遍缺乏社会保障、工资水平低且时常遭到拖欠、工作环境与劳动保护情况普遍较差（谢勇等，）。表8描述了农民工和城镇职工社会保障的覆盖程度。无论是失业保险、养老保险还是医疗保险，农民工的参保率都很低，参保的比例分别只有6.5%、12.90%和17.43%，城镇职工参保的比例分别是43.26%、60.76%、62.23%，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参保比例的差距分别达到36.76%、47.86%、44.80%，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在社会保障的覆盖程度上存在巨大差距。这种制度分割同时体现在不同性质的部门之间。享受社会保障的居民主要集中在正规就业部门，而非正规部门的就业人员基本上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表8描述了不同所有制类型职工社会保障的覆盖程度。事业单位、国有单位等正规就业部门社会保障的覆盖程度普遍高于集体单位和非国有单位等非正规就业部门。覆盖程度最高的是国有单位，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分别达到68.95%、83.75%、80.21%；覆盖程度最低的是非国有单位（包括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其他类型企业），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分别只有9.25%、18.49%、30.44%，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职工参保比例的差距分别达到59.7%、65.26%、49.77%，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在社会保障的覆盖程度上存在巨大差距。农民工主要集中在非正规就业部门，在非国有单位就业的比例占85.05%，在事业单位和国有单位就业的仅占1.30%、4.43%。

三、结论

篇6：让奥运科技成为经济增长的红利

盘点收获, 我们有太多的欣慰:中国体育代表团高居金牌榜之首;奥运展示了中国极致的壮美和无比的自信;科技奥运给中国留下了许多的丰硕成果……

进入后奥运时代, 我们面对最大的考题就是, 如何让奥运科技财富真正惠及民生, 如何把相关的科技成果以市场化形式真正赋予公众?日前, 由科技部部长万钢主抓的新能源汽车在10个城市的推广, 提前做了最好的回答, 北京市科委与本刊推广的77项奥运科技成果也是进一步的证明。

奥运因素促使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7年前, 中国全年GDP总量不到11万亿元, 而到今年上半年GDP总量就已超过13万亿元, 全年GDP可望超过26万亿元, 有望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在“奥运经济”的带动下, 中国经济逐步起飞, 科技发挥了“第一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在北京奥运会上绽放绚丽科技之光, 是我国科技发展逐步推进、快速提升, 演绎“中国创造”的集中体现。科技奥运总计安排支持项目1234项 (个) , 目前, 项目国内外专利申请数量已超过320项, 经授权专利已逾180项。短短六七年时间实现了开发与应用, 通过利用原有的成熟技术、从头开发、自主创新等举措, 保证了科技奥运目标的如期实现;在场馆建设、节能减排、绿色能源、生态环保、信息通信、高清转播、智能交通、运动科技、奥运安全、食品卫生、医疗救护、新材料等十几个领域, 奏响了自主创新的主旋律, 涌现出一批当代最佳里程碑式的科技成果。

我们无须永远沉浸于那些璀璨成果中。后奥运时代, 更是一个还利于民, 实现国民经济增长的最关键时机。说到底, 奥运的成功, 应归于每个中国公民, 他们才是北京奥运成功的最根本动因。而实现这种权益的反哺, 让科技成果惠及民生, 同样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奥运会后, 随着中央宏观调控的进一步加强和改善, 中国进一步和世界融合, 从而促进中国经济在奥运会后继续快速发展, 这将给奥运科技带来诸多机会, 给中国产业升级、产品升级和技术升级带来较大空间。未来将通过产业化、商品化, 组织高新技术开发区、特色产业基地和生产力中心等, 充分使用和发挥“科技奥运”形成的科技成果, 把它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使它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支点和红利。

因此, 我们要有一种紧迫感, 一种使命感, 加强自主创新, 加快奥运科技成果推广, 努力在全世界树立起中国创造和中国产品的高品质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