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

2024-04-22

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共6篇）

篇1：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

浅析行政诉讼中的当事人

行政诉讼当事人，是指因对具体行政行为发生争议，以自己的名义到人民法院起诉、应诉和参加诉讼，并受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约束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及行政机关。在法学上，当事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当事人包括原告、被告、共同诉讼人、诉讼中的第三人;狭义的当事人则仅指原告和被告。现就对行政诉讼当事人在广义的范畴进行探讨。

一、行政诉讼原告

行政诉讼原告是指对行政主体具体行政行为不服，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以自己的名义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所以说，行政诉讼原告大多是行政管理中的行政相对方。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第七十条，原告主要包括：

1、公民。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具体行政行为侵犯的公民，有权依照行政诉讼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然，这里所称的公民是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公民。

2、法人。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七条规定，法人应具备下列四条件：(1)依法成立;(2)有必要的财产和经费;(3)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4)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法人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时，由其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

3、其他组织。除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组织外，在我国，还有一大批不具备法人资格，没有取得法人资格的社会组合体。例如以其家庭全部财产承担民事责任的工商个体户、农民承包经营户、起字号的合伙组织，或者尚处于筹建阶段的企业、单位等。它们的合法权益受到具体行政行为侵犯而向法院提起诉讼时，由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作法定代表人，没有主要负责人时，可由实际上的负责人作法定代表人。

4、在中国境内提起行政诉讼的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组织。外国人、无国籍人和外国组织在我国境内进行活动，必须遵守我国宪法和法律，接受中国行政机关管理，因而在行政管理活动的某些方面，都有可能同我国的行政机关发生行政争议。在《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等法律法规中，都有类似规定。《行政诉讼法》第71条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行政诉讼，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组织有同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

此外，在特殊情况下，不是行政行为的相对方也具有原告的资格。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具有起诉资格的公民死亡;二是具有起诉资格的法人和组织终止，为新的法人和组织所代替。为了更好地保护上述两类情况中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诉讼法》第24条第2、3款规定：“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有权提起诉讼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终止，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根据最高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规定。“近亲属”主要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

二、行政诉讼被告

行政诉讼的被告是指被原告起诉指控侵犯其行政法上的合法权益和与之发生行政争议，而由人民法院通知应诉的行政主体。必须明确，行政诉讼的被告不是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而是行政机关本身。在行政诉讼中，行政主体始终作为被告，这是行政诉讼的一大特点。根据行政诉讼法和最高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行政主体作被告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种：

1、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作被告。

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作被告主要有以下几类：(1)“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同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共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共同被告”;(2)“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间内不作复议决定，当事人对原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应当以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值得注意的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与非行政机关共同署名作出的处理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以作出决定的行政机关为被告，非行政机关不能作被告。

2、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作被告。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起诉前，先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复议或选择了先行复议，而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即视为复议机关作出了新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以，原告提起行政诉讼时，就必须以该复议机关为被告。

什么情形属于复议机关“改变”了原具体行政行为呢?一般说来，(1)复议机关改变了原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2)复议机关改变了原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法规或者规定;(3)复议机关改变了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处理结果，即撤销、部分撤销或变更原具体行政行为。在这三类情况下，即视为复议机关改变了原具体行政行为，而作出了一个新的处理决定。

此外，复议机关如在法定期间内不作复议决定的，当事人是对复议机关这种不作为的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复议机关为被告。

3、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为，该组织是被告。

有的组织原来不具有行政管理职权，但法律、法规授予了它在某一行政事务方面的管理权，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如认为该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应以该组织为被告提起诉讼。例如，《食品卫生法》规定：县级以上卫生防疫站和食品卫生监督检查所为食品卫生监督机构，有权对违反食品卫生法情节严重的个人或组织，给予行政处罚。该卫生防疫站和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就是由法律、法规授权的这类组织。

4、委托某一组织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行政诉讼法25条规定：“由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例如：乡政府委托某村民委员会行使某项行政职权，该村委会按照委托的权限作出某一具体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对此不服的，必须以该乡政府为被告提起诉讼。这就是行政法上的“权利可以委托、责任不能豁免”的原则的具体体现。值得注意的是，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情况下，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应当视为委托。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

5、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派出机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政机关是被告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派出机构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应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但是，有的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授权，在此时，可以比照“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直接以该内设机构或派出机构为被告。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赋予公安派出所作出警告、50元以下罚款的权力。

6、行政机关被撤销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在作出某一具体行政行为后，该行政机关被撤销的，法律规定，由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作为被告;另外，还有就是，行政机关被撤销后，没有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在这种情况下，应由决定撤销原行政机关的上级行政机关或上级行政机关指定的行政机关作为被告。

三、行政诉讼中的共同诉讼人

行政诉讼法第26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因

同一具体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或者因同样的具体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的，为共同诉讼”。共同诉讼人就是共同诉讼案件的当事人。对共同诉讼中原告一方是两个以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我们称之为共同原告;被告一方是两个以上的行政主体的，称为共同被告。因此，可以说，行政诉讼的共同诉讼实际就是诉的主体的合并。这与诉的客体合并是不同的。

根据共同诉讼成立的不同条件，可将共同诉讼分为必要的共同诉讼和普通的共同诉讼。

1、必要的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同一的诉讼，它是一种不可分之诉。主要包括共同原告和共同被告两种。

(一)共同原告有以下几类情况。

(1)两人以上共同实施违反行政管理法规的行为，被行政机关在同一处罚决定中给予处罚，被处罚人均不服而提起诉讼的;

(2)法人或其他组织因违反行政管理法规，该法人或组织及其负责人在同一处罚决定中被给予处罚，两者均不服处罚决定而提起诉讼的;

(3)治安行政案件中，两个以上的共同被侵害人不服公安机关对加害人所作的治安行政处罚而提起诉讼的。

(4)治安行政案件中，被处罚人和被侵害人双方均不服公安机关的处罚决定而提起诉讼的。

上述四种共同原告中，如果只有一方不服提起诉讼的，另方(即未提起诉讼的一方)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到行政诉讼中，而不应作为共同原告参加到行政诉讼中来。

(二)共同被告的情况主要指两个以上的行政机关针对某一被管理人的同一行政违法行为联合作出处罚决定，被处罚人不服而提起诉讼，该两个以上的行政机关均应为被告。

2、普通的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的诉讼。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诉讼是可分之诉，即共同诉讼人对诉讼标的的权利或义务没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它们可以分作几个诉由人民法院分别审理。普通的共同诉讼是由人民法院合并审理形成的，如果人民法院分别审理，则成为各自独立的案件，而不是共同诉讼了。因实践中普通共同诉讼情况比较复杂，因而难以一一列举。

在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根据各个行政管理相对人的不同情况作出的。在必要的共同原告的诉讼中，行政机关是在同一处罚或决定中给予各个人不同的处罚或处理，这些行政行为相对人同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广义上说是一致的，但他们的具体诉讼请求可能是各不相同的;在必要的共同被告的诉讼中，各行政机关的职权职责都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一个行政机关不能代替另一个行政机关承担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由于共同诉讼人之间实体上的权利义务不同，他们之间不能相互承担连带责任，其诉讼行为是必然不能互相代替的。

因此，无论是在必要的，还是在普通的共同诉讼中，其中任何一个人的诉讼行为，对其他共同诉讼人来讲，一般都不发生效力，诉讼应当是全体当事人都参加。如果在实践中出现只有一人起诉或者应诉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请或依职权通知他人参加诉讼，追加他们为第三人或共同被告，被追加的第三人如果不愿参加诉讼，可以视为放弃诉权;被追加为共同被告的行政机关无权拒绝参加诉讼，否则，人民法院有权依法作出缺席判决。

四、行政诉讼第三人

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是指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并因而参加到他人正在进行的行政诉讼程序中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所以第三人可以通过自己申请和法院依职权通知两种途径参加到他人已在进行的行政诉讼中来。作为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它具有以下特点：(1)第三人是原、被告之外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是行政管理相对方，它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数个，其主体具有多样性;(2)第三人是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人，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利害关系;(3)第三人只能参加到他人正在进行的诉讼中来，如果诉讼尚未开始，则不存在第三人参加诉讼的问题;如果诉讼已终结，其他利害关系人则不能参加该诉讼，如他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则只能以原告的身份提起行政诉讼;(4)第三人参加行政诉讼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权利丧失或不承担某种义务，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根据《行政诉讼法》及其解释和审判实践，行政诉讼第三人的设定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治安行政案件中的被处罚人或被侵害人，一方提起行政诉讼的，另一方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2)行政机关对平等主体之间主张权利的争议作出确权裁决的。任何一方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另一方主张权利的当事人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例如县政府对土地所有权属的裁决。(3)行政处罚案件中，相对人为两人以上的，其中有的起诉，有的未起诉，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未起诉的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4)行政机关对平等主体之间的赔偿或补偿问题作出裁决，一方不服起诉的，另一方未起诉的`当事人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5)同原告受处罚行为有批准关系的另一行政机关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6)行政主体与非行政的主体共同署名作出处理决定，侵犯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需要进行赔偿的，非行政主体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第三人参加诉讼应当在诉讼开始以后，一审判决作出之前。第三人参加诉讼，有权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对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不服，有权提出上诉，是行政诉讼当事人之一，享有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各种权利，承担各种义务。

行政诉讼当事人主要就是指行政诉讼原告、被告、第三人和共同诉讼人，共同诉讼人又包括共同原告和共同被告两种。仔细领会和理解行政诉讼各种当事人的概念特征，熟练掌握行政诉讼的各种当事人的具体种类，有助于提高行政诉讼的审判能力，加快行政诉讼审判改革的力度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李崇军曾志学

邮编：331600 电话：0796-3522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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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诉讼原告

2、法人。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七条规定，法人应具备下列四条件：(1)依法成立;(2)有必要的财产和经费;(3)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4)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法人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时，

由其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

二、行政诉讼被告

1、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作被告。

2、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作被告。

此外，复议机关如在法定期间内不作复议决定的，当事人是对复议机关这种不作为的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复议机关为被告。

3、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为，该组织是被告。

4、委托某一组织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5、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派出机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政机关是被告

6、行政机关被撤销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三、行政诉讼中的共同诉讼人

行政诉讼法第26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因同一具体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或者因同样的具体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的，为共同诉讼”。共同诉讼人就是共同诉讼案件的当事人。对共同诉讼中原告一方是两个以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我们称之为共同原告;被告一方是两个以上的行政主体的，称为共同被告。因此，可以说，行政诉讼的共同诉讼实际就是诉的主体的合并。这与诉的客体合并是不同的。

根据共同诉讼成立的不同条件，可将共同诉讼分为必要的共同诉讼和普通的共同诉讼。

1、必要的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同一的诉讼，它是一种不可分之诉。主要包括共同原告和共同被告两种。

(一)共同原告有以下几类情况。

(1)两人以上共同实施违反行政管理法规的行为，被行政机关在同一处罚决定中给予处罚，被处罚人均不服而提起诉讼的;

(2)法人或其他组织因违反行政管理法规，该法人或组织及其负责人在同一处罚决定中被给予处罚，两者均不服处罚决定而提起诉讼的;

(3)治安行政案件中，两个以上的共同被侵害人不服公安机关对加害人所作的治安行政处罚而提起诉讼的。

(4)治安行政案件中，被处罚人和被侵害人双方均不服公安机关的处

罚决定而提起诉讼的。

四、行政诉讼第三人

根据《行政诉讼法》及其解释和审判实践，行政诉讼第三人的设定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治安行政案件中的被处罚人或被侵害人，一方提起行政诉讼的，另一方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2)行政机关对平等主体之间主张权利的争议作出确权裁决的。任何一方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另一方主张权利的当事人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例如县政府对土地所有权属的裁决。(3)行政处罚案件中，相对人为两人以上的，其中有的起诉，有的未起诉，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未起诉的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4)行政机关对平等主体之间的赔偿或补偿问题作出裁决，一方不服起诉的，另一方未起诉的当事人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5)同原告受处罚行为有批准关系的另一行政机关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6)行政主体与非行政的主体共同署名作出处理决定，侵犯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需要进行赔偿的，非行政主体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行政诉讼当事人主要就是指行政诉讼原告、被告、第三人和共同诉讼人，共同诉讼人又包括共同原告和共同被告两种。仔细领会和理解行政诉讼各种当事人的概念特征，熟练掌握行政诉讼的各种当事人的具体种类，有助于提高行政诉讼的审判能力，加快行政诉讼审判改革的力度。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李崇军曾志学

邮编：331600 电话：0796-3522446

篇2：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

于长义

诉讼主体包括审判机关、诉讼参加人和诉讼参与人。诉讼参与人包括诉讼参加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诉讼参加人包括诉讼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其他诉讼参与人包括鉴定人、证人等参与诉讼人。诉讼当事人就一审而言包括原告、被告、第三人，根据不同审判阶段名称有所变化。诉讼当事人，解决谁告和告谁的问题。原告是请求法院保护自己权利的请求人;被告是原告认为的责任承担者;第三人是指在已经开始的诉讼中，对他人之间的诉讼标的，具有全部的或部分的独立请求权(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或者虽然不具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原被告是工程施工合同的当事人，是工程施工合同的权利义务人，第三人一般不是合同当事人。

共同原告和被告

共同诉讼包括必要的共同诉讼和普通的共同诉讼。普通共同诉讼的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必要共同诉讼的诉讼标的是同一的。

共同原告基于的法律事实一般包括共有、继承或遗赠、合伙、挂靠等。在工程索赔案件中，共同原告体现在：在联合承包中，各承包人为共同原告;建设方为多人的，各建设方为原告;在合作开发内部争议中，部分合作人为共同原告。

共同被告基于的法律事实一般包括共有、继承或遗赠、合伙、挂靠、分立、委托、保证等。在工程索赔案件中，共同被告体现在：在联合承包中，各承包人也可为共同被告;在合作开发中，各建设方和合作人可为共同被告;在项目代建中，在施工方明知代建关系时建设方和代建方可为共同被告，在施工方不知道代建关系时可择一确定被告;在挂靠施工中，挂靠单位和被靠单位为共同被告;在工程质量纠纷中，发包方可以起诉勘察方、设计方、总包方及分包方、实际施工人;实际施工人起诉时，可将转包方、违法分包方及发包方列为共同被告。

实际施工人

根据司法解释及通说，实际施工人是转包合同、违法分包合同、挂靠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成为实际施工人必须具备“无效合同”和“全面履行”两个要件，即所涉合同为无效工程施工合同，且需全面替代合同向对方履行合同义务。实际施工人可以例外的突破合同相对性起诉发包人，但同时也应对工程质量承担法律责任。实际施工人起诉发包人的，法院应将转包人、违法分包人列为共同被告，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法律责任。这里的“欠付款”应理解为应付而未付的款项，未到期的工程款不应提前支付给实际施工人。

诉讼当事人追加

最高法《民诉意见》第57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无理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理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第58条规定“人民法院追加共同诉讼的当事人时，应通知其他当事人。应当追加的原告，已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可不予追加;既不愿意参加诉讼，又不放弃实体权利的，仍追加为共同原告，其不参加诉讼，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依法作出判决。” 《民诉法》第119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诉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5条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成为当事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申请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 ()第66条规定：“在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提出上诉。但该第三人在一审中无权对案件的管辖权提出异议，无权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或者申请撤诉。”

综上，是否构成必要共同诉讼是追加当事人的标准。法理上，只要构成必要共同诉讼，法院和原告、被告、第三人都可申请追加共同原告、被告、第三人，也可主动申请追加自己为当事人。结合司法实践，笔者认为，鉴于原告是诉讼的启动者，法院基于不告不理的原则，一般不会依职权追加当事人。所以，原告申请追加当事人、法院批准是诉讼惯例。在原告不追加的情况下，被告也可以申请追加，但此时法院批准前，一般会征求原告的同意，原告不同意追加的法院一般不会批准。在法院不批准追加原被告时，可建议法院将其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诉讼当事人撤销

篇3：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

关键词：诉讼权利,民事诉讼,第三人

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 经常触及的就是民事诉讼中的权利问题。民事诉讼中的权利主要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确定的。我国民事诉讼法从制定开始到几次修改都非常注重当事人的民事权利, 所以当事人在诉讼中应了解依法享有哪些诉讼权利, 同时要更好地把握和运用这些诉讼权利, 切不可将依法赋予自己的民事诉讼权利予以滥用, 造成自己、他人利益的损害。

1 滥用民事诉讼权利的现象

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扩大和进一步的充分行使, 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有些当事人滥用民事诉讼权利, 这不仅干扰了民事诉讼秩序、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拖延了诉讼进程, 也给对方当事人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害。滥用诉讼权利违背权利设置目的, 专门以损害对方当事人或国家利益为目的行使权利的行为, 是为诚实信用原则所禁止的。但是, 由于缺乏具体有效的制约机制, 诉讼权利滥用是在各方面都有所显现。不仅仅是当事人滥用起诉权, 反诉权, 申请财产保全权, 申请回避权, 先执行权, 申请强制执行权, 上诉权等一系列诉讼权利, 而且表现在当事人、证人作假证明, 重复给双方当事人出证, 不按规定履行出庭作证义务, 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真实出证义务等, 总之目前我国滥用民事权利的问题极为突出。

2 民事权利的内涵及滥用民事权利的危害

在我国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民事诉讼权利有很多, 诸如:起诉权, 答辩权, 陈述权, 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权, 反诉权, 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权及上诉权, 申请再审权等这些权利都是当事人经常遇到和经常用到的, 这些权利如果行使得好, 那么不但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制裁侵权者, 而且也能为维护良好的和谐社会秩序起到积极的作用, 反之由于滥用民事权利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极为恶劣和严重的, 就拿起诉权而言, 张某因为债务的事去李某家追讨, 期间因为言语不和与李某动手打了起来, 张某被李某打伤, 此时李某的一个亲属正好路过此处把双方拉开, 事后张某找李某索要医疗费赔偿未果, 于是张某将李某和其亲属列为共同被告要求他们共同赔偿损失 (张某事后了解到李某家庭困难, 如只起诉李某那么其损失无法得到赔偿) , 故有意将条件好的李某亲属列为共同被告而一并起诉, 但法院最终还是没有支持张某要求李某亲属赔偿的请求。从这个小案例可以看出, 张某是在滥用自己的民事诉讼权利。究竟其原因可以看出张某主观上有恶性, 就是想将自己的损失转嫁到他人身上, 以达到自己减少损失的目的, 但由此一来却使李某亲属倒了霉, 陪着打了半年的官司, 表面上是胜诉了, 实质上的损失远远超过张某的自身医疗费的损失, 到头来李某亲属的损失却无人赔付。

再有王某于2002年12月31日经过公开、公正、公平的形式与某村委会签订了一份土地承包合同, 土地承包期限30年, 承包费用120000元。2004年后由于该村进行了村主任的重新换届选举, 新当选的村主任与原村主任的矛盾已公开化, 故新主任将原主任等村委会处理过的事情一并翻老账, 于是指使几个村民 (扬言代表大多数村民) 以村委会为被告, 以王某为第三人, 起诉主张土地承包合同无效。为了打这场官司, 第三人王某不惜放下手中的生意和农活, 天天收集各种证据, 并无数次的往返村里和县法院之间, 经过多次开庭审理, 最后法院判定被告与第三人的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是合法有效的, 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然而为此案第三人王某打了近两年的官司, 花费各种费用及造成的经济损失近十万元, 然而原告的请求被法院驳回后, 其自身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损失。像这样的原告与被告串通损害第三人的利益的行为不但在生活中时常出现, 就在民事诉讼中也是司空见惯的, 对此善意的第三人王某只能唉声叹气、无可奈何。

以上事例充分说明了民事诉讼权利的重要, 同时也反映出滥用诉讼权利的危害性, 法律讲民事诉讼权利, 提倡依法保护当事人的民事诉讼权利。但民事诉讼权利一旦被当事人滥用而如此产生的后果不亚于侵权、不亚于犯罪、不亚于一切不可遇见的恶果———所以民事诉讼权利的滥用问题应引起当事人认真思考和认真对待, 更应引起司法机关的思考和认真对待, 同时也应引起立法机关的重视, 只有通过严格的司法和明确的立法才能使当事人清楚地认识到, 只有依法行使民事诉讼权利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 反之对滥用诉讼权利必将受到坚决的遏制和有效的打击。

境外禁止民事诉讼权利滥用制度的有些做法值得我国借鉴。目前, 当事人滥用民事权利的情况已引起世界性关注, 一些国家 (地区) 已通过立法或其他规则, 禁止当事人滥用民事诉讼权利。如, 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条、澳门《民事诉讼法典》第11条, 都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再如, 《西班牙民事诉讼法》第11条规定了针对滥用诉讼权利的一般性规制原则, 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32条-第1条规定:“以拖延诉讼方式, 或者滥诉方式进行诉讼者, 得科处100法郎至10000法郎的民事罚款, 且不影响可能对其要求的损害赔偿”。禁止民事诉讼权利滥用在德国有着广泛、明确的规定。如滥用程序异议权、回避申请权, 在诉讼进行过程中不当地提出证据, 在诉讼程序将要结束时才要求传唤新证人等, 法院可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和相关禁止滥用诉讼权利的规定予以制止和制裁。

3 滥用民事权利的规范

关于滥用民事诉讼权利的问题, 我国立法界及专家学者, 都曾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地发表过各种不同看法和不同意见。依笔者多年的工作实践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规范。第一, 加强立法, 从立法方面制定和完善民事诉讼权利的运用, 以防止民事诉讼权利滥用而没有法律规定的现象, 这里的立法主要是通过对法律的修改和增加法律条款形式, 而不仅仅是指制定专门行动法律规定, 这其中也应包括制定更多、更详细的司法解释, 实施意见等, 但在法律没有制定之前主要靠的还是司法解释的规定。第二, 应加大民事诉讼权利滥用的制裁、惩罚、和打击的力度, 对那些故意滥用诉讼权利者, 让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正常情况下让其承担民事和行政责任, 必要时也不排除将滥用民事诉讼权利的行为提升到刑事责任的法律中去。让那些在民事诉讼中滥用权力而存在过错的人不但得不到丝毫益处, 反而让其成为身败名裂, 倾家荡产, 使其成为不敢触及滥用民事诉讼权利领域的人。第三, 加强法律法律宣传力度, 普及法律常识, 在人民群众中形成诚信守法光荣, 滥用法律权利可耻的氛围, 形成权利义务相统一的法律理念。让当事人认识到这边的诉讼权利如运用不好那边也就成为诉讼责任, 只有这样才能杜绝或减少滥用诉讼权利的问题。第四, 提倡各种民事诉讼权利在运用之前, 应到专业法律部门了解咨询情况, 特别是聘专业律师代为诉讼的方式, 这是一个很好地防止民事诉讼权利滥用的方法。

4 法院在阻止滥用民事权利中的作用

首先, 法院在立案阶段对当事人的起诉则应耐心认真地进行法律解释, 进行立案指导, 立案法官除对当事人进行风险诉讼告知外, 还要对当事人明确提示滥用民事诉讼权及进行恶意诉讼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使得滥用民事诉讼权利的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

其次, 法院在受理案件后, 在庭审前, 以及在庭审中的任何阶段如果发现当事人有滥用民事诉讼权利的行为, 以及存在其他恶意诉讼等情形法官则随时进行纠正, 以减轻滥用民事诉讼权利的行为产生后果。

最后, 法院应直接加大对滥用民事诉讼权利的制裁力度。充分利用民事诉讼法第111条和第112条等规定和其他司法解释的规定, 对滥用民事诉讼权利的单位和个人, 一定要按法律规定该警告的则警告, 该处罚的则处罚, 该拘留的则拘留, 对于滥用民事诉讼权利构成犯罪以及给善意对方造成损失的, 一定要坚决的追究刑事责任和追究民事赔偿责任。

篇4：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

一、对刑事诉讼当事人及其近亲属救助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一）对刑事诉讼当事人及其近亲属救助制度的理论依据

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救助制度又称为“被害人补偿制度”、“刑事被害人援助制度”等，是近年来刑事司法理论的研究热点问题之一。理论界通论认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指对那些因受犯罪侵害而遭受物质损失，且又无法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获得完全的损害赔偿，并因此陷入严重生活困境的被害人及其家属，由国家通过法律程序给予其一定的物质弥补的方式，有关刑事被害人之救助的对象、范围、原则、机构及补偿程序等一系列法律规定的总和称为刑事被害人之救助制度。

从和谐社会理论角度出发，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司法救济制度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近亲属救助制度两者之间具有高度的统一性：首先，两种制度在指导思想上具有一致性，均是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其次，这两种制度在救济方式和实施程序上具有一致性，两种制度实质上是社会救助体系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特殊表现形式。在工作方法上均是按照注重健全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協商、疏导等办法，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再次，两种制度在目的上具有统一性，最终要实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的有机统一，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有机统一，执法办案与化解矛盾的有机统一，以有利于维护稳定，化解矛盾，减少对抗，促进社会的和谐。

（二）对刑事诉讼当事人及其近亲属救助制度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第46条第1款：“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第3条：“检察机关要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认识和把握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新的形势下对检察工作的重要指导意义，在对严重犯罪依法严厉打击的同时，对犯罪分子依法能争取的尽量争取，能挽救的尽量挽救，能从宽处理的尽量从宽处理，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二、对刑事诉讼当事人及其近亲属救助制度的实体问题分析

按照现代社会救助理论基本框架的要求，基于刑事诉讼法、社会保障法的一般研究方法，本着“结合本地实际，制度稳步推进，措施逐渐完善，着力解决紧迫问题”的基本原则，充分发挥解决刑事诉讼当事人及其近亲属困难，保持社会稳定的作用。

（一）对刑事诉讼当事人及其近亲属救助制度的适用主体

对刑事诉讼当事人及其近亲属救助必须首先明确其并非是一种因为法定的责任类型而进行的补偿，而是一种基于和谐社会理念和人道主义精神、根据刑事诉讼当事人及其近亲属基本的生活条件提供的社会救助行为，其实质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保障机制。这种社会救助本质上是指公民在其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时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有权要求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标准向其提供满足最低生活需求的资金或财物救助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只是由于其处于刑事诉讼的程序中而具有了特殊性。这就使得该制度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等诉讼救济措施存在本质的区别。因此，在刑事诉讼当事人及其近亲属适用主体问题上首先应当以刑事诉讼为前提，以社会保障机制为制度核心。

（二）对刑事诉讼当事人及其近亲属救助制度的实施主体

对刑事诉讼当事人及其近亲属救助制度的实施主体应当建立“以司法机关协调领导、政府职能部门协作实施、社会团体广泛参与”的管理原则和运作模式。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规定和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对刑事诉讼当事人及其近亲属救助制度的实施应当根据的不同阶段由不同的主体来承担。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阶段，应当由检察机关牵头，协同相关行政机关实施。在进入执行阶段应当由检察机关监督公安机关协同相关行政机关实施。此处的相关行政机关主要包括具有相应行政职权的财政机关、民政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在实施过程中，民政部门是主管机构，具体负责社会救助的调查研究，政策的起草及指导，救助对象条件审核、相关资料、档案的管理。政府其他相关部门按照各自的工作职责，积极协助民政部门搞好具体救助的实施工作。基层社区则应当在日常生活中避免对这些家庭成员进行歧视，组织邻里、居民给予其关爱、帮助和引导，体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在政府部门协调开展工作的同时，还应当充分调动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所蕴涵的巨大能量，实现全方位、多途径的救助机制，从多方面参与、支持救助工作，帮助救助对象尽快走出困境。

（三）对刑事诉讼当事人及其近亲属救济制度的适用原则

1.基本保障原则。所谓保障原则具体要求是“低标准起步，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步调正幅度，确保被救助者的基本生活和解决为难之急，以激发和萌生其自生能力”，“按照发展中的问题必须通过发展的办法来解决的要求”，对刑事诉讼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的物质救助标准应当结合国家的现实财力制定，应以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状况为主要原则。

2.货币补偿为主，精神救助为辅原则。对刑事诉讼当事人及其近亲属救助的方式包括物质帮助和精神抚慰两种，即对刑事诉讼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的救助主要以货币的方式来实现，但不能忽视精神性救助的重要性。例如某服刑人员的家庭生活十分困难，家中女儿因缺少照顾，在一夜晚遭到同村的两名男青年强奸。检察机关领导得知此情况后，为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及时协调相关部门为这名女孩重新转到较远的一所学校就读，使得该女孩的精神创伤得到抚慰。同时，考虑到该家庭的实际困难，检察机关领导还亲自协调当地民政等相关部门按照国家的政策给予其亲属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使该家庭生活逐步步入正轨，也使该服刑人员能够顺利的接受改造。

3.救助手段的暂时性与目标的长期性相结合的原则。为受助者增强“造血”自救功能是社会救助的最终目的。对刑事诉讼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的救济不仅仅是简单的“扶危济困”，而是要通过外力逐步使受助者摆脱困境，提高自身能力，谋求全面发展。这就需要转变传统救助观念，改进救助方式，提高救助效益。真正实现变受助者被动式接受救助，逐步转为主动式参与救助；变现金为主、物质为辅的救助，逐步转为以提高受助者发展能力为主的综合性服务式救助；变救助贫困，逐步促进资产积累，最终增强受助者全面发展的能力和条件。

（四）建立对刑事诉讼当事人及其近亲属救助制度必须解决的相关问题

我国对刑事诉讼当事人及其近亲属救助制度总体的目标，应该是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积极倡导和利用社会资助，建立起管理统一、项目协调、对象明确、标准严格、实施简便、资金筹措多样的普遍、规范、健全的社会救助制度。

1.对刑事诉讼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的救助费用来源问题。救助资金来源应以政府财政资金为核心，社会、民间组织和个人为社会救助提供捐赠、资助为重要来源。通过逐步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增强社会救助资金实力。要考虑适当调整支出结构和制定更优惠的资金使用政策措施，拓宽资金的使用效率。例如在法律的允许下，为受助者的创业提供税收、行政管理等优惠政策，使得资金的使用效率达到最优化。

2.加强对刑事訴讼当事人及其近亲属救助制度的监督问题。这是确保对刑事诉讼当事人及其近亲属救助制度实施过程中具有权威性和长效性的重要保障。按照监督机关的性质不同可以将监督机关分为专门机关监督、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社会监督三种类型监督网络。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主要是对于救助对象、救助标准、救助金额等信息需要行政机关权威信息公示，并且对救助资金的使用需要审计机关定期审计，将此项社会救助工作置于行政程序法的完全监督之下。社会监督分为人民群众监督和新闻媒体舆论监督两种类型。特别是可以尝试建立信息化监控模式，在互联网上及时发布受助者的基本信息和受助数额，全程公开救助资金的流向，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力量保证资金运作的公平、透明。

三、对刑事诉讼当事人及其近亲属救助制度的程序设计

（一）对刑事诉讼当事人及其近亲属救助的启动程序

启动程序包括两种情形：申请或依职权开展。申请程序是指由保障对象本人或者办案的司法机关提出申请，提交申请书及个人身份证明、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出具的生活困难和与犯罪行为无关的证明证据，表明其接受救助的诉求。依职权开展的救助程序是指。由检察人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据救助者个人或家庭收入、财产状况或其他生活情况，经调查核实后作出是否提供救助的评估。

（二）对刑事诉讼当事人及其近亲属救助的执行程序

篇5：论减少当事人诉讼成本

减少当事人诉讼成本，使当事人能以最少的投入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和受到法律的保护，对于彰显社会公平和正义，有效地保护当事人利益，具有十分现实的作用，也是人民法院实现公正与效率主题，践行司法为民的一个重要内容。当前，在当事人及社会各界中对诉讼成本过高的问题时有反映。因此研究如何减轻当事人负担，实现公正和效率的最大化，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我院民一庭通过走访座谈，广泛听取当事人及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并结合理论和审判实践，总结分析了当事人诉讼成本的界定、构成及各类影响因素，以试图对如何减少当事人诉讼成本作一点有益的探讨。

一、当事人诉讼成本的界定和构成

（一）审判费用。

审判费用指当事人为进行民事诉讼而向法院交纳的法定费用，由案件受理费和其他诉讼费用两部分组成。在任何一个国家，生产正义的成本都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国家负担的“审理成本”即公共成本，一部分是当事人负担的“诉讼成本”即私人成本。法律基于一定的政策考虑，或是将一部分审理成本转让化诉讼成本，或是将一部分诉讼成本转化为审理成本。我国在诉讼公共成本的分担上，实行“受益者负担”的原则，即当事人除了作为纳税人承担支撑审判制度的一般责任外，还因为具体利用审判制度获得国家提供的纠纷解决这一服务而必须再进一步负担支撑审判的部分费用①。

1、案件受理费。是指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依照法律的规定应向当事人收取的费用。这种费用具有国家规费的性质，包括非财产案件受理费，财产案件受理费和申请执行费等②。根据《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规定，对于财产案件和申请执行费，依诉讼标的或执行标的的金额大小征收案件受理费，而对非讼案件和非财产案件，则采取计件征收。

2、其他诉讼费用。根据《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规定，其他诉讼费用主要包括勘验、鉴定、公告、翻译费；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出庭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费；保全申请费和实际支出；执行判决、仲裁和调解协议的费用；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当事人负担的其他诉讼费用。该部分费用的性质属补偿性费用。

（二）当事人费用，指当事人实施诉讼行为所承担的私人费用。

1、律师费。随着法律的不断专业化和复杂化，当事人聘请律师代为诉讼已成为普通现象。根据统计可知，超过85%的当事人会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而相当一部分不请律师的人也主要是因为经济原因。因此，代理费已普遍成为当事人的主要诉讼成本之一。尽管代理费的执行不象诉讼费那么严格，普遍可协商议价，在各事务所和各代理人之间收费差别较大，但由于代理费的收取标准要高于诉讼费，因此，有超过一半以上的案件中，代理费支出要高于诉讼费的支出，两者之和一般占诉讼成本的80％左右，占诉讼标的金额的7%至13%之间。

2、交通费、食宿差旅费、误工费、通信费及为获取证据而支付的各项费用。

（三）间接支出。

如为诉讼而牵涉耗费的时间与精力，因诉讼而扩大的损失或丧失的机会、在诉讼中的让步，间接支出的最大特点为不确定性，但正是这一不特定性与法官的办案质量、个人素质和工作作风密切相关，在工作中容易被忽视，而其对当事人的心理影响很大，成为影响当事人评价成本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在减少当事人诉讼成本问题上，这是一个最具挑战性的方面。

（四）基于诉讼目的而为的其他支出。

在诉讼的过程，某些当事人可能为了达到其诉讼目的，在诉讼外采取吃请送礼，拉关系走后门等一些不合理的方式手段，由此而生的支出，当事人认为也是诉讼成本的构成部分。我们则认为这部分支出在客观上易造成司法人员在价值判断上产生偏差，有碍审判公正的实现。应当是与目前提倡的公正与效率的主题相背离的灰色支出。这部分支出无论从何种角度而言，均不应列入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诉讼成本之中。

二、反映诉讼成本较高的几个方面

我们通过对律师、法律工作者、当事人及有关政府部门的调查了解，对涉及诉讼成本较高反映集中的几个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