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管理国内外研究现状

人力资源管理国内外研究现状（共9篇）

篇1：人力资源管理国内外研究现状

1.1 关于人力资源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1.1—1 关于人力资源的国内研究现状

近些年，一些较大的企业经常自行开发人力资源管理软件，这样做有一定的好处，如成本低廉，上级单位一次开发，基层单位可以重复利用，而且一定程度上能满足个性化需求。但是实践证明，这种开放方式一般难以成功。一方面，企业内部开发人员往往缺乏项目经验，导致与最终用户的需求相悖；另一方面，这种形式的软件开发不参与市场竞争，仅仅是供给内部使用，有可能导致开发人员敷衍了事，开发的系统不能真正起到作用。

篇2：人力资源管理国内外研究现状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企业建立、发展、壮大、成熟。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企业发展得越好，经济进步就越快。然而随着企业的发展，人员的增多，每年人力资源管理的成本也会不断地增加，这一问题不仅耗费企业大量的资金，也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当企业规模较小时，人力尚且比较容易完成信息管理，但随着企业规模增大，人员增多，老式的纸质管理方法就会出现许多弊端，比如说，保存困难、不易查询、耗费大量人力却仍然工作效率低下，工作出错率增高等，这种方法已经跟不上时代。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当时的计算机技术已经进入实际应用阶段，同时大型企业用手工来计算和发放薪资既费时、费力又非常容易出错，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第一代的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应运而生。经过将近40年的发展，如今大多数公司普遍使用的是第三代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第三代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界面友好，支持多平台，并提供了强有力的报表生成工具、分析工具和信息共享，使得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得以摆脱繁重的日常工作，集中精力从战略的角度来考虑企业人力资源规划和政策。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出现是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公司的各种资源的实际情况是各不相同的，一款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不能适用于所有公司，一个可以安全的、规范的，自动化的、适合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对企业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国内外发展现状

近些年，一些较大的企业经常自行开发人力资源管理软件，这样做有一定的好处，如成本低廉，上级单位一次开发，基层单位可以重复利用，而且一定程度上能满足个性化需求。但是实践证明，这种开放方式一般难以成功。一方面，企业内部开发人员往往缺乏项目经验，导致与最终用户的需求相悖；另一方面，这

种形式的软件开发不参与市场竞争，仅仅是供给内部使用，有可能导致开发人员敷衍了事，开发的系统不能真正起到作用。

与此同时，由于我国正处在由传统管理方式向人力资源管理过渡的转型时期，企业中的管理方法从思想到行动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处于摸索中的人力资源管理随时都可能发生这样那样的变革，这就对人力资源管理软件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软件如果不能够随着变革而自行适应，那么，这个软件就没有生命力。

国外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与国内的相比，优势主要体现为：具有雄厚的实力，在技术力量的培养、研发、市场推广等方面大力投入；具有一定包括硬件厂商、数据库公司、咨询公司在内的合作伙伴，形成强强联手的格局。国外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伴随着管理理论的发展，其设计思路蕴涵了先进的管理理念；国外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起步较早，完整性和成熟度高，开发出了适用于不同行业的解决方案。西方发达国家已广泛使用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其他一些软件系统如ERP(企业资源计划)、WFM(工作流管理)等在开发过程中预留了与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接口，使得国外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今后的扩展难度降低。国外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对于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研究和支持不遗余力，以PeopleSoft为例，其最新版本是完全基于互联网架构的版本，使得其易用性大大加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外虽然有着较为成熟的产品，在成熟度、先进性上都要优于大多数的国内产品，但在我国大多数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并不规范，这就导致了国外的产品实用性、有效性大打折扣，而且其价格过于昂贵，让国内企业难以接受。另一方面来说，我国企业受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影响，人力资源管理上比西方企业更强调人性化，而非制度化。这也是的国外软件开发商很难开发出符合中国企业需要的产品。研究意义

篇3：“资源诅咒”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关键词：资源诅咒,传导机制,政策研究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一些经济学家在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比较各国经济增长速度差异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令人十分沮丧的事实, 即资源丰裕国家的经济增长绩效远不如资源贫乏的国家。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仿佛由“天使”变成了“魔鬼”。

1993年, Auty在研究产矿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时首次在正式经济学文献中使用了“资源诅咒” (Resource Curse) 这一概念 (Stevens, 2003) , 即丰裕的资源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充分的有利条件, 反而是一种限制。此后, Sachs and Warner (1995, 1997, 1999, 2001) 连续发表了数篇引用率较高的经典文献, 对“资源诅咒”这一假说进行了开创性的实证检验。从此, “资源诅咒”成为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命题, 它的出现极大地颠覆了传统经济学理论对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看法, 对“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的研究也成为近20年来国际经济学界中最令人感兴趣的热门话题之一。

我国学者关注“资源诅咒”这一著名命题的时间相对较晚, 相关研究文献只是从2005年起才开始陆续出现, 其中, 徐康宁、韩剑 (2005) 首开研究先河, 但已经比Sachs and Warner (1995) 的经典论文晚了整整10年。与国际上这一领域丰硕的研究成果相比, 我国学者对“资源诅咒”的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 相关研究成果较少, 很多文献仅仅局限在对这一命题进行介绍、综述的层面上, 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这一命题的文献就更少。

除了一些综述性工作外, 国内的研究也集中在与国外相对应的三个领域: (1) “资源诅咒”存在性的实证检验; (2) “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研究; (3) 避免“资源诅咒”的对策建议。本文将围绕这三个方面分别进行综述。

二、“资源诅咒”存在性的实证检验

(一) 中国省际层面的实证研究

徐康宁, 韩剑 (2005) 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提出我国区域的经济增长在长周期上也存在着“资源诅咒”效应的假说, 并把它看作是地区发展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 该文只是利用数据进行了一些简单的分析验证, 并未建立正式、完整的计量模型。

为了弥补上述研究的不足, 徐康宁、王剑 (2006) 以1995—2003年我国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 以采掘业部门的投入水平代表自然资源的总体禀赋状况, 对这一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计量模型分析结果显示, 该命题在我国内部的地区层面同样成立。

韩亚芬等 (2007) 选取1985—2004年我国各省区经济发展及能源生产与消耗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显示:能源储量丰富、生产量大的地区, 往往经济发展水平及增长速度都较低, 出现了“富饶的贫穷”。

胡援成、肖德勇 (2007) 以1999—2004年我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 验证了我国省际层面存在“资源诅咒”的事实。

李天籽 (2007) 利用1989—2003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 考察了自然资源丰裕度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地区层面检验了“资源诅咒”假设, 并对其传导路径进行了实证分析。

张菲菲等 (2007) 以省域面板数据为基础, 选取水、耕地、森林、能源、矿产五种资源, 验证了1978—2004年我国不同种类资源丰裕度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

邵帅、齐中英 (2008) 的研究结果表明: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 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 能源开发确实带来了“资源诅咒”效应。

段利民 (2009) 的长期回归结果表明, 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负面作用, 某些自然资源丰裕的省份经济增长相对缓慢。

李志龙 (2009) 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西部地区的资源开发强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

刘长生等 (2009) 以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认为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负面效应主要通过降低投资、受教育水平、技术创新、对外开放度、法治水平而间接阻碍经济增长。

章翔 (2009) 认为从区域层面看, 很长时间内资源丰裕的中西部地区, 存在“资源诅咒”问题。

上述研究成果基本上证明了“资源诅咒”在我国省际层面上是成立的, 但是不同的作者选用不同的指标, 站在不同的研究角度, 也可能产生不同的结论。

郑长德 (2006) 认为,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自然资源丰裕度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 而经济增长率和自然资源丰裕度指标间的关系不显著, 甚至不具有统计意义。这说明, “自然资源诅咒”在我国各地区层面上即使存在, 也不是经济增长率意义上的, 而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意义上的, 这和已有的研究不同。

丁菊红、邓可斌 (2007) 认为, 在控制住海港距离、政府干预等因素后, “资源诅咒”的命题在我国并不明显, 这说明“资源诅咒”命题在我国是否成立仍需进一步进行实证和理论研究。

(二) 我国典型地区的实证研究

徐康宁、王剑 (2006) , 武芳梅 (2007) 通过对我国各省份的资源丰裕度指数和人均GDP增长率进行计算分析, 认为山西省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王必达、郑雯雯 (2007) 认为甘肃省的发展速度与它的资源拥有量显示出了极大的不协调性, 资源诅咒的假说似乎在甘肃省内得到印证。

李昊邈 (2008) 通过对1996—2006年云南省的数据资料进行计量验证, 证明云南省矿产资源对其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

许彦 (2008) 认为四川省自然资源丰富, 但经济增长相对缓慢。自然资源如果开发利用不当, 就很容易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劣势, 成为“自然资源的诅咒”。

(三) “资源诅咒”的特定要素分析

刘瑞明, 白永秀 (2008) 从分工这一角度出发, 在一个包含偷抢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分析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效应, 内生化了“资源诅咒”假说。

(四) 避免“资源诅咒”的国际借鉴

冯宗宪等 (2007) 认为, 墨西哥、智利等不少资源丰富的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片面重视资源产业的发展而忽视其他产业, 造成整个国民经济的不均衡发展, 并最终损害了经济的健康发展。我国资源丰裕的省份应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

王必达、郑雯雯 (2007) 认为马来西亚和印尼均为资源丰裕国家, 但前者的发展模式使其成功地摆脱了“资源诅咒”, 而后者却依然严重依赖自然资源, 我国资源丰裕省份的经济发展明显带有印尼模式的特点, 因此要摆脱“资源诅咒”必须按照马来西亚模式发展, 升级产业结构、建立良好有效的制度并合理分配资源租。

三、“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研究

国内有关“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的研究文献大致可分为两类:即从多个角度综合概括“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的文献和从单一角度专门论述“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的文献。

(一) 综合概括型

这类文献主要在对“资源诅咒”的存在性进行实证检验和跨国研究的基础上, 从多个角度综合论述“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认为主要传导机制包括:贸易条件恶化、资源价格波动、“荷兰病”效应、挤出效应、资源引发战争或冲突、政治动机和政治体制、寻租与腐败、制度质量劣化等。

(二) 单一角度研究型

此类文献运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建立合理的理论模型或计量模型, 从某个单一角度专门论述“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

1.“荷兰病”效应

龚秀国, 邓菊秋 (2009) 阐述了劳动力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所产生的中国式“荷兰病”通过“支出效应”、“资源转移效应”和“人民币汇率效应”等渠道, 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对西部大开发的影响。

鲁金萍等 (2009) 选取贵州省毕节地区作为欠发达资源富集区的典型实例, 对该地区1996—2005年采掘业和制造业产值及其从业人员数、科学事业费、科技三项费用等指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经验判断, 结果表明该类地区具有陷入“资源诅咒”困境的可能性。

2.挤出效应

姜昕等 (2009) 通过建立理论模型论证了高资源依赖度导致高消费降低储蓄, 以及高资源依赖度导致自然资本挤出物质资本投入, 从而对经济的长期增长不利的机理。

张景华 (2008) 认为自然资源减少了创新者从事研发活动的激励, 资源收入通过直接减少工作动力和间接导致较小的从事创新的劳动力比例两种方式阻碍经济增长。

邵帅、齐中英 (2009) 建立了资源输出型地区的4部门内生增长模型, 为资源输出型地区面对的“资源诅咒”问题提出了机理解释, 即资源开发对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

3.制度弱化效应

汪戎、朱翠萍 (2008) 认为当制度安排有利于攫取者时, 充裕的资源将用于非生产性活动而减小产出;当制度安排有利于生产者时, 充裕的资源将用于从事生产性活动而增加产出, “资源诅咒”仅仅会出现在制度缺失或制度弱化的国家或地区。

王智辉 (2008) 构建了自然资源禀赋、制度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 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证实了制度阈值的存在, 若制度变量低于阈值, 则存在“资源诅咒”, 反之, 则不存在。

张景华 (2008) 认为自然资源是福音还是诅咒, 主要原因在于制度质量的差异。并利用1996—2005年我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资料进行了实证检验。

李志龙 (2009) 认为我国省际存在“资源诅咒”现象的重要原因是我国特殊的资源产权制度, 我国资源产权国有, 经济转轨时期国有企业大量收缩至上游资源型产业, 是造成我国省际存在“资源诅咒”现象的重要原因。

章翔 (2009) 认为“资源诅咒”的形成机制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要素市场改革滞后, 要素回报不合理;资源产业对制造业等行业的挤出作用;资源立法不健全, 资源补偿不合理。即资源禀赋主要通过内在的要素流动和外在的制度安排制约经济增长。

四、避免“资源诅咒”的对策研究

由上述文献可知, 对于“资源诅咒”在我国省际层面的存在, 大多数国内学者还是持肯定态度的。与此同时, 对于如何避免“资源诅咒”, 国内文献也在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改革资源税、加强资源管理和制度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些颇有参考价值的政策建议。

(一) 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我国资源丰裕地区往往以资源采掘业作为支柱产业, 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产业结构相对简单和不合理。这些地区必须注意把资源开发同发展高附加值的制造业结合起来, 每年从资源收益中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扶持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彻底改变以资源开采为主体的单一产业结构。

(二) 加大人力资本投入

自然资源的耗竭性和不可再生性, 决定了仅仅依靠自然资源是无法实现资源富集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的。为了避免“资源诅咒”, 资源富集地区必须重视人力资本的培养, 提高教育投入水平, 从依赖自然资源走向依靠人力资源的道路转变。

(三) 改革资源税

资源税是我国税制体系中的一个小税种, 资源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无论从全国还是各省来看始终都较小。考虑到资源型省份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对其他省份的间接转移支付因素, 政府可以适当提高资源税征收的范围, 合理调整资源性产品比价, 这样不但可以使资源丰裕但经济落后的地区积累更多的财政资金, 而且也会减轻中央对贫穷省份的转移支付压力。

(四) 加强资源管理和制度建设

要以科学的矿产资源分类、分级管理制度为基础, 以建立探矿权、采矿权的产权制度为核心, 以推动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为目标, 进一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形成更为完善的法律制度。同时要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规范有序的执行机制、公正透明的监督机制, 用经济和法律的手段进行和监控资源开采权利的交易, 进一步整治矿业领域市场经济秩序。防止腐败, 控制寻租, 削弱行政权力的空间, 缩小权力对收入机会的扭曲作用。

五、结论与述评

本文对国内学者在“资源诅咒”的存在性、传导机制及对策建议方面所作的研究进行了综述。近年来, 虽然关于“资源诅咒”的文献逐步增多, 但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献综述、概括以及“资源诅咒”存在性的实证检验领域, 对其传导机制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并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的文献并不多见, 这是需要加强的地方。

另外, 我国虽然资源较丰富, 但人均资源占有量却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总体上不存在“资源诅咒”。但这并不表明我国某些资源丰富的局部地区不存在类似“资源诅咒”的现象。这要求国内学者提高对这一命题的重视程度, 加强研究力度, 在找出“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的基础上对症下药, 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来预防、避免丰裕的资源对经济增长可能带来的危害, 促进我国资源富集地区社会经济的健康、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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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昊邈.资源诅咒与经济增长——基于云南省的典型分析[D].云南财经大学, 2008.

篇4：国内虚拟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综述

[关键词] 虚拟人力资源虚拟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视角

虚拟人力资源管理是为了适应虚拟企业的发展而产生的。是一种充分利用网络等信息技术来从事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新型的管理模式。通过把一些表层性的人力资源活动外包出去给专业的服务公司，有利于人力资源部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提升本身的核心竞争力。虚拟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从一开始就引起了众多的关注。在国内，很多研究者从不同的侧面对虚拟人力资源的管理进行了探讨，也有一些文章对人力资源管理进行了综合性的评述，但目前还没有对虚拟人力资源管理进行综合评述的文章。本文试着从虚拟人力资源的解释、国内学者对虚拟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视角，以及虚拟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前景几个方面对国内虚拟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做一个综合评述。

一，虚拟人力资源的概念

综观国内外的文献资料，对虚拟人力资源管理的对象，即虚拟人力资源的概念有以下阐述：

根据上述虚拟人力资源的解释或定义，虚拟人力资源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人员的集成化。虚拟核心企业根据市场信息，形成一个市场目标，从而利用网络等技术，根据本身人力资源的特点与外部企业的人力资源组成优势互补，“借鸡生蛋”，把来自不同企业的智力资本集中起来去完成这个市场目标;文化的多元化。虚拟人力资源不只是来自同一家公司或同一个城市，抑或是同一个国家。为完成同一个市场目标，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可以借助于网络等信息技术，以伙伴关系的形式组织在一个虚拟的公司里。而在实体或传统的企业中，人力资源都享有同一个企业文化。有同一个短期或长期的战略目标、有相同的做事方式和奖惩机制;组织的动态性。虚拟人力资源组织的动态性是虚拟企业的组织的动态性所决定的。虚拟企业一般都要经历识别、组建、运行和解体四个阶段。当虚拟核心企业与合作伙伴的既定目标已经实现，就会解散现有的合作伙伴，为下一个新的市场目标而寻找下一轮新的合作伙伴。当然如果现有的合作伙伴因为能力和信誉等值得信任，也不排除继续签约的可能性。与实体/传统企业的人力资源对组织产生的归属感相比，虚拟人力资源经历的是经常变换的组织;人才的高度流动性。虚拟企业可以从世界各地网络大批的优秀人才。一方面因为虚拟企业组织的动态性，形成了虚拟人力资源的高度流動性。 另一方面，由于员工与虚拟核心企业之间因为文化背景、沟通障碍、利益分配或者因为本身职业道德等问题而引发中途退出，导致虚拟人力资源的流失。上述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虚拟人力资源的高度流动性。

二、虚拟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视角

国内学者对虚拟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有以下几个视角：

1.从虚拟企业的合作形式的视角来分析。不同的合作形式中，虚拟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内涵则各有重点。虚拟企业的合作形式有：特许经营、合资经营、合作伙伴和战略联盟。这些合作形式在刘现军、 刘慧茹提出的 “黑白灰” 系统管理思想和经营模式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该模式分析了不同虚拟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任务和方向。业务外包被定义为“黑”系统，人力资源管理的任务是外包对象的选择，提供及时的信息、合适的要求，联系和配备企业生产和产品的验收，及考虑是否进行下一步的合作。特许经营被定义为灰色系统。特许人有权利和义务参与被特许企业的管理。人力资源的活动主要是负责寻找和选择合适的受许人，培训和激励受许人的员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保障工作安全。合作伙伴和战略联盟被定义为“白”系统，因为合作双方处于各自独立的状态，为着同一个目标而联系在一起，所以人力资源活动的主要任务则是如何计划、指挥、协调、控制和各合作企业员工共同完成某个预定的目标，如何更好地融合企业文化、更好地发挥虚拟团队的效率。“黑白灰”的管理模式诠释了虚拟人力资源管理根据虚拟企业合作方式的不同分别采用的不同管理方式和介入深度，有利于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有的放矢，提高管理效率，更好地发挥虚拟HRM的战略管理。

2.从组成虚拟企业的核心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视角来分析。虚拟企业是由一个核心企业和其他合作伙伴组成的战略同盟。核心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不仅要从事本企业实体人力资源的所有活动，还要有管理和协调各合作伙伴人力资源的作用。郑轶松 等研究了在国有企业中进行虚拟人力资源管理，认为核心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应该有“虚”、“实”之分，且要“虚”“实”结合。所谓“实”就是指核心企业人力资源能够而且应该内部完成的部分，包括虚有企业赖以生存的核心能力和核心员工。而“虚”则是可由外部买入的人力资源活动。对于“虚”“实”划分的标准，郑轶松、顾琴轩 、美国人力资源学者D.P.Lepak和S.A. Snell，都从核心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独特性和战略价值性的两个维度出发，对虚拟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划分为独特性、核心性、表层性和传统性四种类型。这种划分能使人力资源部门更多地参与企业的战略性人力资源活动。通过把表层性的一些人力资源活动外包给专业公司，比如工资的发放、福利管理、合同管理等，核心虚拟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可以专注那些具有公司独特性和核心性的人力资源活动，从而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3.从虚拟企业的生命周期的视角来分析。孙东川、黄祥芳、刘晓红等提出了虚拟企业的生命周期论。把虚拟人力资源的管理活动按照虚拟企业从识别虚拟合作伙伴到终止与虚拟合作伙伴的合作关系这样一个生命周期来分别管理。虚拟企业的生命周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识别阶段、组建阶段、运行阶段和终止阶段。因为每一个阶段企业目标的侧重点不同，所以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内容也相应地有变化。在虚拟组织的识别期/酝酿期，核心企业的人力资源活动主要是对现有人力资源进行估计、做工作分析和人力资源的规划等；在组建期，虚拟企业各成员企业HRM的工作重点是建立一个虚拟HRM机构，进行员工的招聘和筛选、员工培训和开发；在运作期，人力资源活动主要是员工安排和使用，员工的考核和激励；在最后一个阶段终止期/解体期，HRM的活动主要是员工的遣散和新的核心企业进行下一轮虚拟企业的酝酿期和组建期。可以说，这样的视角是以一种动态的眼光来对待虚拟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4.从虚拟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对象的视角来分析。有边界内员工（核心员工）、边缘上员工（临时性员工）、和跨边界“员工”（合作伙伴等）（顾琴轩）。并指出企业核心人力资源的管理由核心员工来完成，边缘上员工一般从事一些表层性的人力资源活动。这样根据岗位的内容和重要性来与不同的员工进行分工有利于员工的招聘、培训、选用和培养。采取适当的激励措施有助于避免核心员工的流失。范慧丽认为虚拟人力资源管理的对象可以分三个层次:第一层虚拟企业的各合作伙伴；第二层团体内的人员配置，即虚拟小组；第三层拥有先进知识和技术的员工个体。针对不同的管理层次提出了不同的管理建议。比如，与合作伙伴要通过信誉评估等建立信任机制，融合文化建立凝聚力。对虚拟小组的管理首先要明确目标，其次要优化利益结构等；对知识员工个体的管理要提倡“自主式”管理、重视与员工之间的沟通等。

以上四个不同的研究视角，对虚拟人力资源管理的内涵进行了全方位的剖析。与传统的实体人力资源管理相比，虚拟人力资源管理因管理的对象和实现的目标以及与员工的关系、互动和沟通的渠道不同，从而与前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其中与员工的关系、互动的方式和沟通的渠道的“本质和变化是虚拟企业和传统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最大差异（范慧丽、郑园圆）”。

三、虚拟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前景

虚拟人力资源管理是为虚拟企业对变化的市场环境做出快速反应,增加企业的战略性、柔性和以顾客为导向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管理模式。通过利用企业的核心优势，来吸引和组建与企业外的优势资源来共同完成一个市场项目，达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的效应。这样企业就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虚拟人力资源的管理对企业获得竞争优势起了很大的作用。根据BOXALL的人力资本优势理论，人是企业的最大资产，企业通过本身拥有的一批先进技术和知识的员工而获得人力资源本身的优势，同时，企业还必须具备能正确使用对员工的知识和技能的能力，也就是“正确的人放在正确的位置上”。虚拟人力资源的管理不仅要能正确使用本企业的核心员工，还要有获取和利用企业外优秀人力资本的能力。把一些表层性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虚拟化，企业从而能节省大量的成本，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能力和管理质量。同时能帮助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从一些繁琐的工作中解救出来，更多地从事企业的战略规划和战略决策，从而实现人力资源虚拟管理化后的角色转化，即从实务型向战略型转变。虚拟企业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发展。中国很多企业与世界各地的企业结成了虚拟合作伙伴；此外，对于大型的国有企业，如何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利用外部的人力资源来为自己服务，也是今后虚拟人力资源管理能发挥重要作用的舞台。以下是今后虚拟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几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1.技術：网络等信息技术在联系虚拟企业各合作伙伴之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技术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对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而言，如何迅速地掌握和充分利用IT技术在虚拟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作用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2.业务外包的风险控制：业务外包使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从事与企业战略性的工作，但也可能带来消极的影响。比如业务外包的管理监控不善，或者选错了合作伙伴，那么无论是合作效果还是成本节省都难以如愿。此外，过多的外包合作协议就会阻碍组织需求的灵活性。

3.裁员:对于核心虚拟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而言，当一些表层性的人力资源活动外包出去以后，再加上一些管理软件的开发和使用，使得以前专门从事相关工作的员工有可能失去工作，或公司员工人浮于事，效率低下。

4.激励措施：虚拟企业的员工多为知识型员工。拥有企业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或许还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另外虚拟合作伙伴多是以团队的形式组成的。所以如何有效地激励知识员工以及进行团队管理，将给虚拟人力资源管理带来新的挑战。

5.校企合作:核心虚拟企业虽然可以理论上来说在市场上找到所需要的人力资本来弥补自身的不足，但是不总是能找到所需要的员工。企业可以通过与高校合作的形式来达到目的。通过利用高校的资源，定单生产自己所需的人才，达到校企“双赢”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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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万希:论虚拟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J].管理评论, 2004, (3)

[14]蔡雯:浅论虚拟人力资源管理[J].中国科技信息,2005,(3)

[15]李淑侠:人力资源虚拟管理之研究[J].科技创业,2005, (9)

篇5：国内外对人力资本的研究现状

相关才子以毕业论文对此类问题进行分析:

(一)国外研究现状 经济学家对人力资本的研究由来已久，对人力资本计量的专门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1930年达布林、洛克塔对人力资本进行计量研究，估算了人力资本估算收益现值，以此作为人寿保险购买量的衡量指标。1935年沃尔什首次对入力资本价值进行成本估算。从20世纪60年代起，舒尔茨、贝克尔、名塞尔、阿罗等人力资卒理论的奠基者的理论著作和文献中，都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研究，其中贝克尔的最大贡献在于对于这项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微观经济分析基础，并使之数学化、精细化和一般化。新古典人力资本交易费用模型研究者以哈西摩多为代表，以企业契约理论为支撑，揭示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有理性和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20世纪80年代，经过罗默、卢卡斯、克斯特等一批经济学家的努力形成了以构建技术内生化的新经济学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因素以独立变量引人经济增长模型。目前，对人力资本的定价方法可分为两类：一是直接定价法。二是间接定价法。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对人力资本定价的理论研究还是近几年的事。从经济学理论角度研究的主要有张维迎、汪丁丁、周其仁、方竹兰、李宝元、冯子标、李建民、张光科、焦斌龙等专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企业契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探索企业人力资本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实现；二是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探索人力资本定价的理论源泉；三是人力资本股权化角度提出人力资本运营论；四是通过企业绩效和报酬敏感性分析建立人力资本定价模型；五是采用布莱克一斯科尔斯的期权定价模型对人力资本的股票期权进行定价；六是通过博弈模型从雇主与员工双方博弈决定人力资本的均衡价值；七是从资产资本资本定价模型推导人力资本定价模型。

我国的管理学者对人力资源价值计量的研究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其中以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张文贤教授和湖南长沙交通学院财经研究所所长李世聪为代表。前者的主要思想是通过对人力资源管理贡献的确认与计量这一支点，采用管理入股、技术入股等手段对人力资本进行定价：后者在分析总结国内外人力资源

篇6：工程项目风险管理国内外研究现状

孟凡波薛宇

（青岛理工大学民生银行青岛分行）

摘要：项目风险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工程管理的各个方面，包括风险识别，评价和管理，其目的在于通过对项目环境的不确定性的研究与防范，达到降低损失和成本的目的关键词： 项目风险管理理论实践

1.国际方面

1.1理论研究：

一般认为，美国学者格拉尔在 1952 年的调查报告《费用控制的新时期－风险管理》中首次提出“风险管理”，揭开了风险管理研究的序幕（也有人认为是法国著名保险管理学家亨利.法约尔（Henri Fayol）于1949 年提出的）。

上个世纪60 年代，项目风险管理的系统研究蓬勃开展，各种地区性或国家学术机构都对项目管理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讨：如位于西弗吉尼亚州摩根城的国际计算机教育促进协会，项目管理论坛，宾夕法尼亚州的项目管理协会（PMI），俄罗斯项目管理协会（SPMA），英国的项目经理协会，澳大利亚项目协会等。风险管理是一门新兴边缘科学，特别是在金融和保险业，获得高度的重视和迅猛发展，但由于该学科年轻和旺盛的生命力，其理论和方法需要进一步进行研究、发展和完善，国际上的研究趋势是采用系统的方法，如神经网络、人工智能、专家系统、系统动力学等，对整个风险管理的过程进行规划和控制。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风险管理的理论研究发展很快，在英美的发达国家，风险管理研究十分活跃。1983 年美国RIMS 年会上，世界各国学者共同讲座并通过了“101 条风险管理准则”以作为各国风险管理的一般准则。其中包括风险识别与衡量，风险控制，风险财务处理，索赔管理，职工福利退休年金、国际风险管理，行政事务处理，保险单条款安排等技巧，交流和管理哲学等。此后，英国 C.B.Chapman 教授在《RiskAnalysis for Large Project: Model, Method and Case》一书中提出了“风险工程”的概念。

风险工程是对各种风险分析技术的集成，以更有效地进行风险管理为目的，使得在较高层次上大规模的应用风险管理研究成为可能。经过几十年的理论研究和探讨以及在实践中的初步应用，国际学术界已对风险管理的理论达成一致的看法，认为项目风险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工程管理的各个方面，包括风险识别，评价和管理，其目的在于通过对项目环境的不确定性的研究与防范，达到降低损失和成本的目的。

1.2实践方面：

理论的发展是为了指导实践，人们从系统的角度，认为持续的风险评估和团队风险管理构成了项目风险管理的基本框架，Ralph L.Kilem 等人在其《降低项目风险》一书中提出采用系统方法来处理风险，并提出识别、分析和控制不同风险的理论框架和实用方法，从实践中针对风险管理的认识，做了一些切实有效的工作。

Shen8通过在 1997 年的一项关于工期延迟问题的问卷调查结果，分析得出 8 个对工期影响重大的主要因素的权重，指出不充分和错误设计信息是导致工程延期的最主要因素，其次是地质和天气状况的变化，同时还给出了防止工程工期延误的 7 个最有效的方法。人们将从实践当中所获取的经验信息进一步研讨归纳，著名项目管理大师 Harold Kerzner 博士提出了项目管理成熟度模型，并在北电网络等公司得到应用，由风险管理研究和开发项目合作组（Rish Managem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Collaboration）研究的风险管理成熟度模型，来评价组织当前的风险管理成熟度级别，为改进识别现实目标、发展或提高其风险管理能力成熟度设计行动计划.2.国内方面

我国对项目风险管理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计划经济体制下，绝大多数重大工程项目的投资主体是政府，客观上导致了项目投资者和实施者的利益分离，风险管理意识淡薄和管理能力缺乏。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逐渐开始对项目风险性的认识，转变以前的项目风险所产生的损失都由政府承担的思路，开始推行“谁投资，谁决策，谁承担责任和风险”的原则，真正实行“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运营方式。

2.1理论方面：

对风险管理方面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大体是从技术角度入手的风险识别和风险分析方法学，从工程角度入手的项目系统风险方法学，从组织角度入手的企业资源计划等来进行的。

我国对于风险问题的研究是始于风险决策，“风险”一词最早由周士富提出，1987 年清华大学郭仲伟教授《风险分析与决策》一书的出版标志着风险管理研究的开始。此后，有关学者和专家对风险分析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大部分理论体系还停留在郭教授最初提出的体系基础上。随着学术界对项目管理和风险管理方面的研究日趋关注，各种学术会议相继召开，如由我国优选统筹法与经济学数学研究会项目管理研究委员在 1991 年召开的第一界全国项目管理学术交流会，1995 年召开的首届国际项目管理学术会议等，标志着学术界对项目管理方面研究的进一步提升。

2.2实践方面：

我国的项目风险研究起步较晚，但在实际工程项目中也有一些实践经验及应用研究，如黄河小浪底工程，京九铁路，江苏润扬大桥，重庆轻轨建设项目等，也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研究成果。但其应用还是局限在某个项目范围和局部领域，如从国内开发的软件和应用方面来看，北京梦龙科技开发公司、大连同洲电脑有限公司等公司开发的有关风险管理软件，仍主要采用计划协调技术而没有针对项目的整体风险，而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北京中科项目管理研究所研制的项目风险分析系统PriskA（Project Risk Analysis）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项目的风险分析，由于项目风险管理涉及的研究范围很广，在应用方面，还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完整性和专业性。并且，在我国的实际项目实施当中，还存在一些不适合商业运作的不和谐因素，客观上对项目风险管理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参考文献：

[1] 邱菀华现代项目风险管理方法与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2] 汪应格系统工程理论方法与应用[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3] 郭仲伟风险分析与决策[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87

篇7：国内外工程项目管理现状研究论文

在当前国际的工程项目管理模式中，主要是存在着以下几种类型：①设计-招标-建造模式，这是最早出现的一种管理模式，也是最为传统的管理模式，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②建设管理模式。在这种管理模式中，我们寻找到合适的建设单位进行工程项目建设和工程监督管理，并把各项工作进行阶段的划分，从而一步步完成工作，对项目进行科学高效地管理。③设计-建造管理模式。④设计-采购-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模式。

2.2国际工程项目管理特点

篇8：国内耕地资源价值研究现状及展望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耕地资源呈现出数量不断减少、质量不断退化的局面,严重影响着国家粮食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和社会稳定。为此,我国通过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制定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等构建起了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但保护成效不大。究其原因,主要是当前耕地资源的比较效益低下[1,2]。而导致低估耕地利用效益的一个根本原因则是对耕地价值认识不足[3]。可见,全面认识耕地价值是从根本上扭转当前耕地流失问题的关键。在此背景下,学术界已对耕地价值展开了大量研究。本文在对我国耕地价值研究现状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针对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阐明其研究趋势,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1 耕地资源价值构成

耕地资源价值的本质是耕地资源对人类需要的满足,它源于耕地资源的效用、稀缺性和可控性[4]。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学对土地价值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单纯的或狭义的经济价值的基础上,忽视了土地所拥有的生态服务功能、社会保障功能、代际公平等这些外部性价值[3],致使耕地利用效益低下,耕地流失趋势难以控制,急需重新界定耕地资源价值构成。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生态经济学、环境资源经济学的迅速发展,学术界对耕地资源价值构成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目前主要形成了3种认识:(1)从可持续发展理论出发,提出耕地资源总价值应包括经济价值、社会价值[5,6]、生态价值三大部分[7,8,9,10];(2)按照普遍接受的资源环境价值观,认为耕地总价值由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两部分组成[11,12,13];(3)以科学合理的自然资源价值论—修正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分析工具,把耕地的价值概括为物质价值、精神价值和综合价值[14,15]。除此之外,个别学者还从我国耕地产权[16]、土地资产价值[17]等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

在重新认识耕地资源价值构成的基础上,可以发现在现有市场经济约束机制下仅实现了耕地资源总价值中的一部分。于是,学者们进一步提出,要全面实现耕地资源总价值,应以耕地资源总价值构成内涵为依据,来修正我国当前不合理的耕地征用补偿标准[15,18]、确定我国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标准[5]、建立我国农地流转补偿机制[19]、重新构建包含耕地资源价值的农产品价值核算体系[19]及完善我国农业补贴政策[20]等。

总之,现阶段学术界已打破了传统经济学对土地价值的狭隘认识,形成的各种价值构成体系都有其相应的理论依据,比较科学,且反映的实质内容是一致的。这为从不同角度进行耕地资源价值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就耕地资源总价值的实现方面,还主要是从理论上进行设想,具体的方法措施和实践操作研究还不够,不利于耕地资源价值的全面实现。

2 耕地资源价值研究尺度

耕地资源价值研究可以从全球、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地块等不同尺度进行。从国家或地区尺度开展耕地价值研究,可以了解各个国家或各个地区拥有的耕地资源价值情况,也可以认识到区域耕地资源的生产力水平、耕地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宏观因子对耕地价值的影响作用;从地块尺度进行耕地价值研究,则可以深入认识决定耕地地块价值的气候、地形、植被、水文、土壤等内部影响因子。从我国现有研究来看,还主要集中于国家[5,21]和地区[1,6,22,23,24,25]这些区域尺度上,对地块尺度上的耕地价值认识不够,难以满足未来从地块尺度进行耕地保护的需求,应加强基于地块尺度的耕地价值研究。

3 耕地资源价值核算方法

从现阶段来看,学术界倾向于采用耕地资源总价值包括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及生态价值这种构成体系,在此即按照该体系进行耕地资源价值核算方法的综述。

目前,我国学者在进行耕地经济价值核算时,主要采用收益还原法[22,24,26]。从大量的案例研究中可以发现,该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是该方法采用的未来耕地纯收益是以现状耕地纯收益代替的,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该方法的科学性;二是现状耕地纯收益的测算,要求待估对象拥有详细、准确的投入产出资料[7],而我国缺少对耕地具体地块投入产出情况的记录,致使学术界研究的对象还主要局限于区域尺度;三是与数学模型法相比,该方法不利于对特定区域内影响地价的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的认识。总之,现阶段单一的核算方法,难以满足研究的需求,需进一步完善耕地经济价值核算方法体系。

学术界对社会价值的测算主要是从耕地社会保障价值、社会稳定价值两方面进行的。耕地社会保障价值主要采用市场替代法进行核算,即用养老保险来代替耕地的社会保障价值[23,27-28〗。但也有学者指出,该方法只有在政府仅为城镇居民提供大部分社会保险而不为农村人口提供社会保险的情况下,才基本可以采用[21]。社会稳定功能价值的核算目前主要形成了3种方法思路:一是用最低生活保障金额来衡量耕地的社会稳定价值[1];二是选取耕地占用税、国家或政府所支付的“一免三补”费用两个指标来衡量[29];三是以国家对占用耕地收取的年费用和国家因保护现有耕地的年支出费用来替代估算[6]。除了现阶段研究中常核算的社会保障价值和社会稳定价值,也有学者把耕地发展权价值归入到社会价值中进行核算[5]。具体核算时,主要是采用周建春学者在其博士毕业论文中设计的耕地发展权价值评估技术方法[21],并且核算出我国耕地发展权价值为50.24元/m2[5]。但由于核算时把研究区域看成同质,忽略了诸如耕地所处的位置及景观等影响因素对发展权价值的影响,因此现有研究仍需进一步完善。

随着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深入和耕地资源稀缺性矛盾的日益突出,耕地资源的生态价值逐渐引起了人类的广泛重视,许多学者都开始了专门针对耕地资源生态价值的研究,并主要形成了4种研究思路:一是直接在他人研究生态系统所得生态环境价值数据(异地数据)基础上进行简单修正来估算待研究区的耕地生态价值,多以谢高地等人计算的我国耕地资源生态服务的年价值为参考[30];二是根据替代原理,采用影子工程法,以耕地非农化以后,人工开垦耕地代替原来的环境功能所需费用来计算[26,31];三是在对地块所具有的各项生态功能进行实际检测获取检测数据的基础上,采用一定的方法测算耕地生态价值[6];四是采用市场模拟法中的条件价值评估法或意愿调查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CVM)进行耕地生态价值研究[32,33,34]。4种研究思路各有利弊,研究思路一、二比较简单,但存在难以准确量化区域耕地生态价值的问题[6];研究思路四简单灵活、易于操作,但因其在应用中极易出现多种偏差[35],从而使其受到颇多争议[29,36],如何科学设计问卷及避免评估过程中的各种偏差成为该方法应用的关键及难点;研究思路三则是最能体现出直接核算耕地资源生态价值的方法,其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其他3种研究思路准确性差的缺点。虽然目前由于受测量手段及基础研究不足的限制,仍有部分生态环境功能难以定量测算,但可以预期,随着耕地资源价值研究的深入,研究尺度由区域向地块的转换,以及测量手段的改进,通过获取区域或地块各项生态功能的实测数据进行耕地生态价值研究将成为主流方向。

4 耕地资源价值影响因素

耕地是土地利用方式中最普遍的利用形式之一,其价值除了受耕地资源系统自身影响外,还受到与其密切相连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并且,对于耕地资源持有的经济、社会、生态不同功能价值,其影响因素是不同的[15]。

关于耕地资源经济价值的影响因素,诸如土壤生产力、土地生产力、土地改良、土地面积、租金、地均收入、政府支付、利率、农场收入等农业因子是常用变量,除常用变量之外,也包括诸如人口密度、人口增长、距离城市的远近等其他因子[37,38],具体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耕地地块的质量[15]、区位条件[12]、技术水平[39]、市场因素[40]和行政因素等方面。

对于耕地的社会价值而言,耕地的社会保障价值主要受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影响,二者基本呈反向变动关系[40]。为此,有学者提出以全省农业人口人均非农业纯收入与县(市、区)农业人口人均非农业纯收入的比值作为社会承载价值修正系数,对耕地资源社会承载价值进行修正[22]。在耕地发展权价值的影响因素中,最主要的是耕地区位置和景观,具体作用情况为:当耕地离城镇中心距离越近,其耕地发展权价格就越大,反之越小;并且,在其他影响因素不变情况下,耕地发展权价格会依耕地距市中心距离远近而发生指数变化;当耕地及耕地周围的景观生态较好,其耕地发展权价格就较高,反之较低[21]。

耕地资源生态价值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从耕地自身出发,直接影响耕地资源生态功能大小的因素,主要包括土地的生物生产能力、生物多样性、脆弱性等方面[15];二是虽然耕地的生态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但其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与市场中真正体现出来,还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类的消费水平和人口素质以及其他政策的影响。因此,对于耕地生态价值影响因素的研究,除了考虑其自身影响外,还要考虑其社会背景的影响[2]。研究认为,耕地资源的生态价值是一个发展的、动态的概念[40],一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类消费水平和素质越高,人们对耕地生态服务功能的认识水平就越高,对耕地优美环境景观的需求也会不断增加,从而使得耕地资源的生态价值得到充分体现;反之,耕地资源的生态价值体现的就越不充分。另外,如果国家和区域政策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那么耕地资源的生态价值也更易得到人类的认识与重视,更能得到充分体现[2]。

可见,现阶段学术界已普遍认识到耕地自然基础设施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会影响耕地价值,但缺少进行耕地经营主体—农户行为对耕地价值的影响作用研究,这不利于对耕地价值影响因素体系的综合全面认识。并且,我国在对各类因子与耕地价值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方面,更多的是借鉴国外研究成果进行定性分析,缺少实证研究,难以厘清各类因子对耕地价值的作用机理。

5 耕地资源价值研究展望

1)现阶段,学术界对耕地资源价值构成体系已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且认识到了需从哪些方面来实现耕地资源总价值,但这仅是第一步,更重要的任务是在实践中如何得以具体实现。因此,未来要加强研究如何把耕地的社会、生态价值和对后代的价值纳入到各种补偿补贴和农业效益中来,使耕地利用者和保持者有利可图[3],从而通过耕地总价值的全面实现来真正提高耕地的比较效益,从根本上扭转当前耕地的流失趋势。

2)从现有研究可以发现,由于缺少耕地地块投入产出等相关统计资料,目前还主要集中于对国家、省(市)、县等区域尺度上的耕地价值进行核算研究,这不利于对决定耕地地块价值的气候、地形、植被、水文、土壤等内部因素,以及人类行为影响因素的认识,也无法满足从地块尺度进行耕地保护的需要。因此,基于地块尺度的耕地价值是一个重要研究视角。

3)总体来看,现有耕地价值核算中存在一定的不足,如收益还原法难以发现特定区域内影响地价的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发展权价值核算中忽略了诸如耕地所处的位置及景观等影响因素对发展权价值的影响。因此,未来有待于加强数学模型法的应用,基于影响耕地经济价值、发展权价值的主要影响因素来建立价值评估模型。

4)很明显,现有对耕地价值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主要是从耕地本身出发进行的,缺少从耕地经营主体角度来研究农户行为对耕地价值的影响。事实上,农户作为决策主体,会对土地采取各种经营管理手段,且不同主体因个体差异对土地的经营管理也会不同,这定会影响耕地价值。因此,进行农户行为对耕地价值的影响研究,是急需完善的一个内容。另外,应加强对耕地价值影响因素模型的研究,以此深入对我国耕地价值内外部影响机理的识别,为耕地保护、耕地价值提升提供决策依据。

篇9：人力资源管理国内外研究现状

关键词：品牌管理 研究现状

在产品高同质化趋势日益显现的当代，必须为企业的品牌在消费者的心目中占据一个独特而有利的位置，当消费者认可某类产品或服务时，就说明企业的品牌营销比较成功。鉴于此，笔者基于现实情况，就国内外关于品牌管理的现状及部分观点作简要探析。

1 国外品牌管理

西方发达国家很早就开始了品牌管理方面的研究，比较成功的品牌管理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1 “品牌管家”與“360度品牌管理”。“品牌管家”的构想是上世纪90年代初由奥美国际提出。可以说，它是一套能够反映一个品牌核心价值的完整的战略规划。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奥美国际又基于整合营销传播（IMC）理念，提出“360度品牌管理”。该理念是通过品牌与消费者接触的所有点、线、面上进行传播管理，确保所有活动贴近品牌战略，以及积极地去管理产品与消费者的关系。

1.2 整合营销与沟通互动。整合营销的品牌管理模式被写在汤姆·邓肯和桑德拉·莫里亚蒂所著的《品牌至尊——利用整合营销创造终极价值》一书中。顾名思义，整合营销是一个沟通与互动的过程，它阐释了企业应如何塑造品牌关系以及如何维持和强化品牌关系的永久价值。在企业的营销市场中，谁能更好地将资源进行整合，形成自身独特的产品或策略，用以解决客户不同的营销需求，谁就在行业中更有话语权。

1.3 品牌三部曲。大卫·A·艾克的品牌三部曲《管理品牌资产》、《建立强势品牌》以及《品牌领导》相继对品牌资产、品牌识别和品牌领导三项创新理念进行了阐释。其中，品牌识别是管理工具。《管理品牌资产》是基于管理理念阐述品牌管理，而《品牌领导》则着重于管理模式的讨论。这三项理念始终处于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象的互动关系中。

1.4 品牌管理角色跃迁。关于品牌创建、品牌开发和品牌管理，著名学者保罗·藤甫诺通过深入钻研给出了具体解释。按照保罗·藤甫诺关于品牌管理的学说，品牌管理的角色在不同的时期会发生适应性的改变。他认为，品牌管理是一个整体架构，它需要长期经营并使之良性循环。因此，品牌经理作为把控全局的关键任务，首先要全面了解消费者需求，能够从市场需求和品牌战略的角度不断创新公司业务，并且在员工管理方面能够出奇招，增强员工的凝聚力，使之为实现品牌战略目标而共同奋斗。

2 国内品牌管理

在国内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下，拥有强势品牌对一个公司的成功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家、地区、大陆都不再是障碍，所有公司都在同一个竞技场上较量。曾经的主流趋势是，西方跨国公司涌入亚洲市场，现如今，相反的趋势已经发生，大量来自中国公司正逐步在西方市场站稳脚跟并获得丰厚利润。目前，国内在品牌管理方面较为成功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项：

2.1 品牌管理“7F”模型：目前，我国品牌管理理论研究中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就是品牌管理“7F”模型。“7F”即综合调查、市场定位、品牌规划、品牌审定、品牌推广、品牌监控和品牌提升，而现实中品牌的运作与发展也是以此为驱动力。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指导品牌良性、有序地运作。

2.2 MBC品牌管理模式：MBC品牌管理模式作为一门学科被写入陈放的《品牌学》中。按照陈放的品牌学理论，要创新一个品牌需要全面整合资源，而非仅仅靠某一单一的理论或单一的模式。纵览全球知名品牌便可看出品牌的缔造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需要尝试多个不同的模式并持之以恒，品牌战略才有可能越打越响。

2.3 “720°品牌管理”：该管理思想写在苏晓东2002年所著的《720°品牌管理——概念与运作》一书中。它的核心理念是通过整体控制消费者与品牌所接触的点、线、面等各类元素，全面展示品牌的核心价值及品牌战略。具体来讲，720°品牌管理就是通过控制可能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的体验及其对品牌看法的活动、决策，来进行品牌管理。

2.4 卓越品牌七项修炼与八项品牌竞争力：缔造卓越品牌的七项修炼涉及品牌管理、广告管理、宣传通路管理、生产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销售管理和知识管理。这可以从李光斗的《卓越品牌七项修炼》著述中获得具体的解释。另外，李光斗又在《品牌竞争力》中对企业的资源、管理、人力资源、营销等几项构成品牌竞争力的要素进行了具体阐述，他认为这也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外在表现。

2.5 强势品牌的五项基本要素：当全球终极商业战争打响，影响胜负的关键因素将逐步浮现，这个关键因素就是强势品牌。企业的内部管理、产品包装、广告宣传、营销力以及发展战略是构成强势品牌必备的基本要素，也是强劲品牌的巨大魅力。

3 结论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我国的品牌管理理论的研究与国外尚有一定差距，这主要取决于国内外竞争形势的差异。众所周知，品牌管理是一个整体的概念，需要对与品牌管理相辅相成的企业品牌理念、企业品牌战略体系、品牌保障体系及品牌运作体系、企业文化保障体系等一整套完整的品牌支撑体系进行研究，这将是今后我国企业品牌管理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石利波.浅谈我国企业的品牌管理[J].山西焦煤科技，2011（S1）.

[2]张秀红.品牌的创建与经营[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