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随笔：马克思，一个十九世纪的人（共3篇）
篇1：读书随笔：马克思，一个十九世纪的人
正如乔纳斯所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及的“资本主义”，不是今天的“资本主义”;他所剖析的资产阶级，也不是今天的国家资本家组成的阶级;特别是他继承黑格尔的学术遗产，所谓的“系统的和有组织的知识体系”也并非是今天的内涵。
在《资本论》中看到的马克思是一个嫉恶如仇，痛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无产阶级的无情剥削，揭露了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背后对人的异化，他试图唤起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集体意识”，并且团结起来砸破旧世界的枷锁，赢得新秩序的形象。因而马克思有着双重迥异的形象，一方面是国家与社会解放变革理论的倡导者，另一方面却又是现代社会暴力革命与邪恶的罪魁祸首。然而理论思想本身是无罪的，错误的是权谋者的曲解与滥用，正如二战后有人提出韦伯的集权思想是导致法西斯主义的一个主要来源，这种错误的归因法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批驳。生活在接受了19世纪遗产的当下，确实有必要追本溯源，厘清那个时代背景下，对于现在的影响。
正如史学界已经不再过度地强调工业革命的影响力，社会阶级冲突只是时代的一个特点。那个时候的政治对抗，催生了社会主义运动和劳工运动。而目前我国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城乡矛盾凸显，社会流动渐趋僵化，不仅仅是一个社会转型的问题，更多涉及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当前实践中的指导意义。比如说，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一个独特的特点是：正题-反题-合题，这套黑格尔式的辩证法思想作为其方法论的精粹，在理论思想层面固然是可以的，然而在社会建设与实践中，先实行一套，短期内不见成效或者发现有问题，再反着实施另一套，最后是否可以达到“合题”是个问号;但总体上成本代价相当高。
了解到每个时期马克思所处的生命历程，对于较好把握《资本论》中的论述有更全面的理解。比如说，在《资本论》中模糊的描述了共产主义的几个特征，对于马克思来说，通过社会革命方式进入到共产主义，也就区别于以前所有的社会，以前都是“史前史”，而共产主义社会是历史的新纪元。这在我国过去的岁月中也有着相类似的论述，被统称为“革命主义范式”。通过这些资料的阅读，可以更透析地看待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探索中，取得的成就与犯下的错误，这也是阅读经典的好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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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读书随笔：马克思，一个十九世纪的人
2001年,伴随着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开始,中国工程机械行业也掀开了新的一页。这一年,太多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第一步”为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未来十年的发展开了好彩头。
2001年,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与中国建设机械协会合并,预示着行业计划经济管理的结束,市场经济开始发挥主导作用;工程机械行业“十五”规划发布,这也是行业在新世纪发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行业的发展制定了思路和目标;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增长势头强劲,创造了当时的历史最好水平,首次打破了处于五年规划首末时期的年度是中国工程机械行业销售淡季的“魔咒”;首届“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举行,工程机械行业有8项产品和技术分别荣获二、三等奖;中联重科整体并购英国保路捷,成为首例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并购事件,这也为行业的国际并购拉开了序幕。
在不断迈出关键的“第一步”时,中国工程机械企业的发展意识和社会意识也逐步成熟。这一年,各工程机械制造商无不看好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西部市场,本土企业生产的高原型工程机械开始逐鹿青藏铁路;各装载机制造商意识到价格战本身并不是企业的长远发展策略,装载机市场竞争逐步由单纯价格竞争向技术、质量、服务的综合竞争转化;全国交通系统捐助西藏价值3 100多万元的养护机械,对促进西藏公路交通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包括塔式起重机在内的各机种质量及安全操作引起社会关注,也成为整个行业需要去面对和审视的问题。
2001年,一个良好的开端为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此后十年的快速发展拉开了序幕。
2002“井喷”之年
对于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表现,2002年绝对算不上是高潮的一年,但正是这一年,为行业开创了未来十年的第一次“井喷”。在当时人们的潜意识中,市场的增速仿佛已经无以复加。据不完全统计,行业全年销售收入突破700亿元,工业总产值(现价)突破620亿元,利润41亿元。
就各主要工程机械产品销量中,挖掘机、装载机、汽车起重机、推土机、摊铺机的同比增长率均在40%以上;商品混凝土机械市场更是打破十余年来平稳增长的局面,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最为突出的混凝土搅拌输送车同比增长率达到惊人的400%以上;路面养护机械也全面绽放。而经过一年的实地运转,国产高原型工程机械更是以完全适应高海拔、低温、缺氧等恶劣工况的优异性能,扬威青藏高原。
2002年,国内市场的向好也再次掀起了外资进入中国的高潮,各外资品牌纷纷在中国建立合资企业。随着英格索兰、戴纳派克、宝马格和卡特彼勒等为代表的外资压路机企业的悉数到场,2002年的中国压实机械市场竞争格局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国外优势品牌、占据主导市场的国内优势品牌以及其他各品牌“群雄争霸”。
发生变化的不仅是压路机市场格局。2002年,bauma首次来到中国落户上海,形成了当时以BICES、China Transpo以及bauma China为主的中国工程机械展会格局;一批极具成长潜力的代理商脱颖而出,工程机械产品代理销售已成不可逆转之势。
2002年,伴随市场高速发展的还有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这一年,13项工程机械产品(技术)获“2002年度国家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其中包括2项一等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全地面汽车起重机QAY25问世,打破了多年以来中国汽车起重机市场技术、产品徘徊不前的局面,中国汽车起重机的研制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2003行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
“非典”、“SARS”并没有阻挡住中国工程机械产业和市场高速增长的步伐,2003年,中国工程机械市场销售额突破1 000亿元,达到1 036亿元,同比增幅35%。同年,我国工程机械进、出口额分别达到同比75%和40%左右的高增长率。我国加入WTO后对工程机械行业的市场影响开始初显。
与此同时,企业借势发展。徐工集团营业收入和工业销售收入分别达到150亿元和122亿元,成为中国工程机械行业首家销售额超百亿元的大集团。同年7月3日,三一重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国内工程机械行业第一家上市的民营企业。2003年,随着日本酒井、德国悍马以及捷克STA中国市场战略的悄然启动,包括徐工和洛建在内的当时全球排名前9位的压实机械制造商齐聚中国市场。这一年,几起重组并购案也相继上演:成工、神钢组建“成都神钢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中联重科收购浦沅;宇通客车收购郑州工程机械;卡特彼勒整体并购山工;北汽福田正式参股宣工……业内资本的强强联手、业外资本的介入以及海外强势资本的进入,标志着中国工程机械市场的资本运作开始朝着更加市场化的阶段迈进。
2003年,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下属28个分支机构全部完成组织机构的调整和建设,一个完善的行业组织机构开始承担起保障行业利益、促进行业良性发展的重担。
2004市场平缓促发理性思考
2004年,国家采取了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控制部分行业盲目投资等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措施。受此影响,中国工程机械市场的快速增长从第二季度开始滑坡,2004年度市场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局面。
但是,面对“井喷”过后的冷静,行业在加强理性思考的同时,仍然保持了10%的增长幅度,并在技术创新、强化品牌以及海外开拓等方面占得了先机。2004年,国产工程起重机在全地面起重机、大吨位汽车起重机和履带式起重机等产品研发上全面开花,均取得突破性进展。同时,国产品牌对于路面机械施工工艺的变革也悄然开始。而7家装载机企业产品首次荣膺“中国名牌产品”称号,也进一步推进了本土工程机械企业的品牌战略。
在国内市场步伐逐步放缓的前提下,工程机械企业寻求新的增长点,加大海外步伐成为当务之急。2004年3月,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首次以“中国国家展团”的名义组织国内制造企业集体参展德国慕尼黑bauma展,一股中国风由此响彻海外。同时,我国工程机械产品进出口贸易逆差也较往年明显减少,出口增幅超过进口增幅,这表明国内企业的国际战略初步告捷。
此外,由于出口势头的逐步向好,国内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也不断增强。当年整个工程机械行业企业共申请专利近千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程机械创新产品也越来越受到市场青睐。2004年的工程机械行业在逆境中成长起来。
2005新旧交替推动海外征程
2005年5月18日,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在会议期间选举产生,领导机构的新老交替无疑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腾飞,同时,也构筑起工程机械海外战略的新起点。
2005年,中国工程机械产品进出口贸易差距快速缩小,甚至出现单月贸易顺差,伴随着安哥拉成为出口“明星地”,工程机械进出口贸易出现拐点。而同时,“中国制造”的企业形象也成功打入海外市场。
在全力突破国际市场的同时,中国企业在本土市场也表现出革故鼎新的非凡魄力。随着电力、石油和化工等行业的大力发展,大吨位履带式起重机需求旺盛,本土企业紧抓这一机遇,2005年,国产最大吨位300 t履带式起重机在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下线,及时填补了市场空白。同时,小型挖掘机也表现不俗。这种两头开花的景象,充分表明我国工程机械掀起了自主创新的新篇章。
此外,中国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的第一枪也从工程机械企业开始打响,三一重工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以93.44%的高赞成率顺利通过,由此,工程机械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愈发突出。
2006规划出台铸就转折元年
2006年是国民经济“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工程机械行业“十一五”规划也正式出台,业内企业将在这个缓慢攀升和调整的阶段,不断提升技术水平,开发新产品,提高售后服务质量。同年6月,《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发布,把加快自主创新,完成产业升级,为国民经济提供更加先进的装备提升到一个战略高度,这也为中国工程机械制造业指明了方向。而后,呼吁诚信经营、公平竞争、自主创新的《中国工程机械行业自律公约》出台,为促进行业和谐、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随着三大有力政策的相继出台,2006年成为工程机械的转折元年。在国家宏观调控以及各方政策向好的情况下,国内市场打破了低速增长的局限,产销重返高速路,市场火暴出乎意料。其中,随着国家对铁路建设的大力投资,旋挖钻机、挖掘机、装载机、混凝土机械、起重机和联合掘进机等设备需求旺盛,各大企业也有针对性的开发出了相关配套产品,以推动市场占有率的提升。
2006年,中国自主品牌的液压挖掘机市场份额大幅提升,各大龙头企业市场占有率已提升至20%以上,这意味着本土品牌已经打破了外资品牌的垄断。而在起重机方面,履带式起重机的吨位不断攀升,这警示企业在乐观于市场的同时,也要避免盲目追求大型化所带来的弊端。
2007强劲市场再创高峰
受国内、国际市场需求的双重拉动,2007年中国工程机械市场增速超过历史最好时期,再创新高。2007年全行业销售收入达2 223亿元,比2006年增长37%,利润总额达175亿元,提高了48%。而作为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研发制造和出口企业,当年徐工集团实现营业收入突破300亿元,工业销售收入突破230亿元。
在强劲的市场需求推动下,中国工程机械企业开始从单一的产品输出转向资本和技术输出,以应对不断提升的国际竞争力。继2006年在印度投资建厂后,2007年9月,三一重工又在美国乔治亚州投资6 000万美元设立了工程机械制造基地。2007年8月,柳工印度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此外,德工也在乌克兰合作筹建了组装厂。
走出去,让世界欣赏我们强劲的舞姿。在bauma 2007展会上,中国展团展览面积首次达到1.32万m2,比2004年净增1万m2,共有102家企业参展,这也创下了中国所有行业海外参展的记录。中国展团在bauma 2007上的大规模亮相,体现了中国工程机械企业国际化的步伐,也在世界工程机械版图凸显了中国力量。
辉煌的背后同样存在着急需改善的弱点。本土核心零部件的滞后严重制约了行业的发展,泵、马达、阀和减速器等核心配套件过度依赖进口,进口核心零部件供货期不能保证,并且价格居高不下;加上售前售后服务不到位,制约了国内工程机械行业的发展。这些状况的愈演愈烈,引起了业界的极大关注,一场长时间全国范围的大讨论已然开始。
2008危机中孕育生机
2008年年初的雪灾和“5.12”汶川大地震是大自然对中国的考验。灾难发生后,工程机械行业在第一时间向灾区伸出援助之手。据不完全统计,在“5.12”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中,工程机械企业捐赠物资及现金超过2.8亿元,投入救灾用工程机械设备价值超过3亿元。对于一贯被认为只在工程建设中发挥作用的工程机械,在抢险救灾中的表现也让社会有了全新的认知和认同。
与此同时,2008年中国工程机械市场上半年的高速增长态势,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半年市场全线下滑,但全年增长仍超过20%。为抵御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2008年11月,国务院出台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10项措施。总投资规模达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对中国工程机械市场带来巨大推动作用。
无论天灾还是人祸,中国工程机械行业自身始终在不断进步、发展。改革开放30年来,行业经历了由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的发展历程,行业发展的成就和经验逐渐引起社会和舆论的广泛关注。2008年4—5月,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20余家中央媒体和行业媒体,对工程机械行业进行了大规模、深入、全面的报道,引起了业内外的广泛关注。
起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海啸给世界经济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尽管如此,2008年11月下旬在上海举行的bauma China 2008展会的各项数据依然再创新高。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世界金融危机面前,中国工程机械市场承载着引领世界工程机械市场复苏的希望。
2009“4万亿”带来巨大机遇
为向新中国60华诞献礼、展现中国工程机械行业60年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突破成就,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联合主办,中工工程机械成套有限公司、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机械行业分会联合承办的“成就辉煌——建国60周年工程机械行业成就展”于2009年11月3—6日在北京与BICES 2009同期举行。
2009年中国工程机械出口急剧下滑,但中国工程机械企业国际化的脚步并没有放缓,反而加快了海外市场布局的步伐。伴随着海外设厂,中国工程机械在产品适应性、服务保障、融资租赁等方面都有了突破,这些都为中国工程机械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开辟了通道。而且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阻止中国工程机械企业自主创新的步伐,高技术含量的工程机械产品层出不穷,这些产品都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2009年国内工程机械行业技术发展的最新成就。
2月4日,由国务院审议并原则通过了《装备制造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纲要精神,由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组织制定的《工程机械制造业三年振兴规划》随之出台。三年振兴规划指出,工程机械行业振兴的重点在于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加强基础技术研究,发展配套用的关键功能部件,进一步延伸产品链和服务链;企业要提高对当前市场和后市场的开发能力,延伸服务链,积极开展再制造工程项目,达到节能降耗的目标。
受中央4万亿投资的拉动,2009年中国工程机械市场再创历史新高,销售收入突破3 100亿元,同比增长12%。高速铁路建设拉动工程机械市场增长成为2009年市场一大亮点。同时中国工程机械企业纷纷加大对高端液压件配套领域的投入,以改变产业发展深受上游产业链发展落后的制约。
2010新的起点
继2007年我国工程机械产、销量超越美、日等国后,2009年行业销售收入又跃居世界首位,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程机械制造大国。而在2010年,中国工程机械行业以超过4 000亿元的销售额交给人们一份满意的答卷。
这一年,企业研发能力得到大幅提升,科研投入日益增大。徐工、中联重科、柳工、天工院等企业和科研院所尤为显眼。行业内,多款新品亮相也体现了本土企业的科研实力,特别是节能减排、绿色、再制造等概念在行业内终于达成共识,中国企业正不断改善自身的产业结构,这不仅是对2010年的检阅,更是为未来行业发展储蓄的实力。
这一年,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也在悄然发生变化。特别是在bauma China 2010上,从展示形式上,徐工、中联重科、三一、柳工等中国企业的舞台搭建和展示手段日渐成熟,展会整体效果与bauma和Conexpo展等展会日趋接近。而且,中国企业从产品及技术上也为观众带来了不同以往的全新展示。特别是一些最新型产品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这些产品不再单纯是在产品某个部分,或者某个吨位上的新突破,而是可以称为一种全新的概念。在海外市场,中国企业的自主知识产权意识也越来越强,终于走出恐被国外同行诟病的时代。
篇3：马克思与十八世纪的美国革命
马克思不仅本人没有对美国革命做任何考察和论述,他亦没有对与他同时代人的一些关于美国革命的重要论著显示出多少兴趣。最明显的一例,就是他对待法国社会政治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关于美国革命的论著的态度。作为一个几乎与马克思同时代的欧洲人,托克维尔对美国革命的态度和热情与马克思截然不同,他曾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去考察和分析美国革命的历史以及这场革命给美国带来的深刻变化。托克维尔曾于一八三○年亲赴美国考察,并于一八三五年和一八四○年先后出版了他著名的两卷本《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这部书不仅为他个人带来了荣誉,使他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而且对当时法国甚至欧洲都产生影响,它使十九世纪的一些欧洲人以一种新的态度和视野看待美国发生的变化。托克维尔的这部书不论是在十九世纪的欧洲,还是在今天，仍是关于美国革命和美国民主政治文化颇具价值的重要著作。
托克维尔出版《美国的民主》第一卷时,正是马克思求学和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一八三五年马克思进入德国波恩大学学习法律。一八四○年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第二卷出版时,马克思正在柏林大学撰写关于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博士论文。从马克思一八四三年写的一篇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文章中,可以判断他当时已经知道托克维尔这个人,也知道托克维尔考察美国的经历,甚至极有可能读过托克维尔这部关于美国民主政治的书,但他并没有对托克维尔关于美国革命的论述做出任何评论。当时马克思更为关心的是托克维尔关于北美的宗教情形的描述,以及托克维尔本人在法国议会中的行踪。马克思对托克维尔的另一部关于法国革命的书《旧制度与法国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1856)则十分留心,在他写作《资本论》和其他文章时曾多次参考和引用过这本书。
马克思不但对与他同时代欧洲人所写的关于美国革命的著述缺乏兴趣,而且对与他同时代的美国历史学者关于美国革命的论述也不曾给予关注。对与他同时期的美国著名历史学者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 1800—1891)著作的态度就是一例。班克罗夫特是十九世纪最早试图对美国革命的历史做出系统性解释的为数不多的美国历史学家之一。他从一八三四年开始出版他著名的十卷本《美国历史》(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34—1874)。在当时,这是一部富有原创性和争议性的重要著作。班克罗夫特认为,美国革命是一场激进的、旨在推动人类社会千禧年(millennium)的持久和平、并具有世界意义的一场革命。马克思在他所写的《美国近况》一文中曾提到班克罗夫特,但他却忽略了班克罗夫特关于美国革命的重要著述。
据文献记载，马克思也知道在美国革命中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并涉猎过他们当中一些人的著作,甚至还在他的写作过程中多次引用过他们的一些观点,但他却从未对这些人在美国革命中的特殊经历和重要贡献做出任何评论。例如，马克思在一八六五年撰写《工资、价格和利润》一文时曾参阅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一七二九年发表的《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一文,并称富兰克林是“首先发现价值的真正实质的人之一”。但马克思对富兰克林在美国革命前后关于美国政治与社会的重要著述均未涉及,对富兰克林在美国革命中的特殊经历和贡献也未做任何讨论。马克思还涉猎过另外一位美国革命领袖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的回忆录。该回忆录于一八二九年在伦敦出版。在这部回忆录中,杰斐逊详细地记叙了美国革命中许多关键性的历史事件以及他个人在这场革命中的亲身经历。虽然马克思在他的文章中多处提及杰斐逊的回忆录,但对杰斐逊在美国革命中独特而重要的贡献却不曾做过任何评论,甚至对杰斐逊所起草的许多美国革命中的重要文献,如,《独立宣言》（一七七六）和《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一七八六）等,也根本没有提及。至于为美国革命的宪政做出卓越贡献的，被称为“美国宪法之父”的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 1751—1836),马克思似乎只关注他任美国总统时对英国的外交政策,而对其在美国革命中做出的富有原创性的特殊贡献则完全忽略了。而作为一向关注社会经济活动的学者,马克思却不曾注意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 1757—1804)，这位在美国革命中为美国国家金融体系的创建和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物，这的确令人匪夷所思。
由于马克思对美国革命的漠视，使他把美国革命简单地理解为北美殖民地旨在脱离英国的一场独立战争。查阅马克思极为有限的关于美国革命的评论和它们产生的语境,人们不难看出他基本上是以一场独立战争的格局来理解美国革命的。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曾写道：“正像十八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产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十九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可见,马克思没能够从一场深刻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视野去看待美国革命,因而他未能认识到发生在十八世纪这场重大历史事件的深度和广度。其实,不论是以其在十八世纪特有的历史涵义，还是以二十一世纪的回溯眼光来评价，美国革命都超出了一场独立战争的格局。不论是它的过程还是它的结果，都说明美国革命不仅是一场争取独立与自由的政治革命,同时它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和思想文化革命。它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各个层面上都改变了殖民地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性质。与发生在它前后的其他几场革命相比,美国革命可以说是最为成功的一次革命,它开创了世界近代史上的许多先例,并影响了以后世界历史的进程。
马克思对美国革命的漠视还体现在他对美国革命中许多核心问题的讨论的缺失。最为明显的,就是他对美国革命中具有原创性，并颇为成功的宪政的态度上。阿伦特认为,无论是各个殖民地的宪政还是联邦宪法，其产生的过程和内容都是美国革命的核心部分。而马克思对美国革命中的这一核心内容却不曾给予认真的关注，更没有提出多少有价值的评论。虽然,马克思知道在美国革命的领袖们——如华盛顿、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John Admas, 1735—1826)等人——的领导和推动下所制定的美国联邦宪法，他甚至也知道一些州所制定的宪法,如宾夕法尼亚州和新罕布什州的宪法，但不论是对美国的联邦宪法还是对各州的宪法,马克思都没有进行任何深入和系统的讨论。马克思曾说过美国是一个“最先产生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地方”,但他却对最能体现这一民主共和思想的美国宪法表现出令人遗憾的失语。美国革命对马克思来说显得既遥远又陌生。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马克思忽略美国革命呢?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美国革命本身的特殊性,使得马克思认为这场革命对欧洲人来说,不太具有多少相关性，甚至也不具有典型意义。同欧洲近代史上的其他几个革命相比,美国革命不论其爆发的原因、思想意识背景、发生的实际过程,还是结果都极为特殊。美国革命爆发前的北美殖民地,不论是经济状况还是社会结构,都处在一个很难用传统欧洲的模式来衡量和判断的历史阶段。
一方面,美国革命前的北美殖民地并不是一个欧洲传统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尽管在这个社会中,由于同欧洲的历史联系,存在一些封建社会的因子,如等级状况、庇护现象和家长式的隶属关系等,但在它的社会结构中基本没有一个类似于欧洲社会上的世袭贵族阶层。由于北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丰富的土地资源以及移民等特殊条件,美国革命前的殖民地基本上没有形成一种欧洲传统意义上的封建制度。这主要表现在它的土地制度上,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和转让,使得它缺少许多欧洲封建社会经济活动的特征,传统的封建经济关系在当时的殖民地难以维系。除了特殊的土地制度之外,北美殖民地又是一个特殊的移民社会,加上宗教的特殊背景,正因此，马克思的同路人恩格斯曾提醒人们,在美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它“没有中世纪的废墟挡路”。
另一方面,美国革命前的北美殖民地还尚未形成类似于欧洲历史上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发生前,北美殖民地的金融和商业活动的规模十分有限。由于英国的各种压制,它没有自己的流通货币,银行和信贷系统始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它还缺少自己独立的大规模商业贸易机构,经济活动的主要特征是小规模的农业。在这种特殊的经济社会中,虽然有一些居于社会底层的穷人,但并没有产生类似于欧洲社会中的无产阶级,这自然就难以形成一种明显相互对立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社会结构，贫富差距和阶级分化的程度远没有欧洲那样令人担忧。在一定程度上,北美殖民地社会是一个阶级结构模糊的社会,与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和十九世纪中叶德国的情形相比差异甚大。导致这一特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自然条件(充足的土地资源)、宗教的因素(清教伦理和文化)以及英国对北美的特殊殖民政策等等。在马克思的心目中，无论是具有革命性的“资产阶级”,还是理想的“无产阶级”,在革命前的北美社会都很难发现。马克思对此曾有所察觉,他甚至直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还感叹,“美国的资产阶级社会现在还很不成熟,没有把阶级斗争发展到显而易见和一目了然的地步”。
马克思在研究世界近代史上革命爆发的社会背景时,曾特别注重城市化的重要作用。这是他基于对欧洲近代史上革命爆发的经验而得出的结论。他曾指出：“工人集聚的城市地区比起农民和农场主集中的农村地区来，蕴藏着更大的革命潜力。”而革命前北美洲殖民地的城市化规模十分有限，在其为数不多的几个城市中，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城市规模,都显然无法与当时的欧洲国家相提并论。它们不仅规模小、人口数量少，且各殖民地往往都是直接与英国打交道,彼此之间都缺少沟通。美国革命时期城市的人口不足总人口的5%,他们大多生活在沿海港口城市。而当时这些沿海城市同欧洲的城市相比,甚至同中国同时期的一些城市相比,不过是发展中的村镇而已。一七七○年,波士顿的人口约为1.5万,纽约约为2.1万,费城约为2.8万,而南方最大的城市查尔斯镇(Charles Town)的人口也不过为1万左右。在美国革命中做出重要贡献的弗吉尼亚殖民地的城市化更是低于殖民地其他地区。即使是在这有限的城镇人口中,能够称之为“资产阶级”的人数恐怕也是很少的，有相当一部分人,既从事农业又兼顾贸易,活动于城乡之间。这使得当时的城乡界限和职业界限并不十分明显。在工匠阶层中，仍有一些人兼事农业,一些自耕农则在农闲时从事商业贸易。阶级的界限不仅模糊而且往往还处在一个变动的状态,真正能够符合当时欧洲的所谓资产阶级定义的人口很难界定。这说明，革命前的北美殖民地的城市化规模是限制当时资产阶级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可见，马克思所注重的欧洲近代史上一些国家爆发革命的许多关键性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因素——如贵族阶层的统治、资本的集中、资产阶级的形成、贫困化的无产阶级和城市化规模等,要么在美国革命前的北美殖民地很难看到,要么它们的形态与欧洲的差别甚大。这使得任何想要按照基于欧洲的历史和社会条件所产生的理论模式去解释美国革命的尝试都不免遭遇困境。这个殖民地社会不仅在当时很难用欧洲的概念去认识,即使在今天人们也很难对它做简单的分类。
美国革命没有进入马克思的视野的另一个原因,还与十九世纪他所处的特定的政治与文化势态有关。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美国在思想意识和文化领域的地位相对于欧洲而言,仍然处于一种边缘状态,而欧洲则处在中心位置。在十九世纪中叶,除了少数美国文人学者,如诗人亨利·朗费罗(1807—1882) 和文人爱默生 (1803—1882)在欧洲还略为人知之外,大多数欧洲人对美国的政治和思想文化所知甚少、缺乏兴趣。即便是托克维尔在欣赏美国的民情和赞扬美国的民主政治的同时,也不免流露出同当时许多欧洲人一样轻视美国文化的心态。处在强势文化之中的许多欧洲人的心目中,无论是对文学、哲学还是政治学,美国人都还没有做出多少值得注意和有价值的贡献。美国革命所产生的思想和政治理论自然不曾引起一般欧洲人的注意。这种情形在马克思的祖国德国表现得更为明显。
对马克思的思想有深刻影响的德国学者黑格尔（1770—1831)就对美国革命采取了一种明显的漠视态度。人们可以从黑格尔在柏林大学讲演汇编出版的《历史哲学》(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一书中,看出当时德国学术界对美国历史和美国革命的态度。黑格尔基本上是以一个十九世纪欧洲人的立场去看待美国历史的。他在柏林大学的讲演中反复强调,“美洲所发生的事情,都是从欧洲发动”, “新世界里发生的种种,只是旧世界的一种回声”。在他的眼中,美国发生的一切,不过是“一种外来生活的表现而已”,它们大都是基于对来自美洲之外，特别是欧洲冲击的回应。他甚至认为,至少到十九世纪初,美国还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的历史。在黑格尔的“世界历史”体系中,美国历史是没有位置的,因为美国是属于“明日的国土”,而“世界历史”所关注的是“以往存在和现在存在的东西”。 因此,他认为,研究美国历史没有多少价值,“要拿北美合众国来和欧洲相比较是不可能的”。
正是因为囿于欧洲中心论的立场,美国革命中所带来的一系列深刻的历史变化并没有引起黑格尔的注意。最明显的,是他对美国革命所取得的重要核心成果——国家的统一和民族认同形成——的漠视。他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柏林大学讲演时还宣称,“至于北美洲的政治状况,合众国国家生存的普遍目的还没有固定,一种巩固团结的需要也还没有发生”。这反映了他对美国革命历史认识的明显偏差和无知。其实,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认同是美国革命所完成的最为重要的业绩。令人遗憾的是黑格尔对此却视而不见。他的这些观念的确反映了十九世纪欧洲人对待美国历史的一种偏见和误解。黑格尔的这些观点在当时的德国颇为流行,曾为青年黑格尔学派人物的马克思自然会受其影响。虽然马克思后来曾革命性地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但从他对美国革命的态度和其极为有限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在某种程度上他并没有突破黑格尔对美国革命的历史认识的狭隘格局。
十九世纪的德国人并不看重美国革命的历史,还表现在他们对待美国革命产生的政治文献的态度上。在德国,美国革命的重要历史文献《联邦者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直到一九五○年才被译成德文。这同法国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联邦者文集》早在一七九二年就被译成了法文。引起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的德国知识界普遍认为美国革命缺乏原创性，它只不过是把欧洲启蒙运动的理想变为了现实而已;美国革命是在北美特殊的环境下产生的一个特殊的历史事件,它与德国的相关性不大，可借鉴之处十分有限。马克思就曾认为,美国革命所建立的联邦制并不适合欧洲的社会情形。对此,阿伦特指出,马克思不仅认同美国未曾发生过革命的观点,而且“他好像相信，自己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和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预言，并不适用于美国的社会发展”。
马克思直到一八四五年才离开德国,开始他的流亡生涯,此时他的思想意识已初步成型。作为一位局外人和后世的学者, 马克思与十八世纪的美国有着与生俱来的时空距离。马克思的一生都是在欧洲度过的。作为一位历史人物,他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时欧洲社会思想意识和文化的影响和限制,加上他本人的经历和兴趣,这都使得他所关注的焦点始终在欧洲，从而使他很难能够沿着美国革命自身的历史脉络、以美国人的立场去理解这场革命。马克思在思考和建构自己革命理论的过程中,美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始终没有成为他的思想资源的一部分,更没有进入他的话语系统。这是理解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产生的语境时一个不应被忽视的重要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