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院题名记文言文翻译

谏院题名记文言文翻译（精选3篇）

篇1：谏院题名记文言文翻译

导语：文言文翻译，很多人觉得看不懂，也不会翻译。其实多积累一词多义和理解字词的意思，很快就能翻译出来。下面是小编为你整理的谏院题名记文言文翻译，希望对你有帮助！

谏院题名记

宋代：司马光

古者谏无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无不得谏者。汉兴以来，始置官。

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常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汲於名者，犹汲汲於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

天禧初，真宗诏置谏官六员，责其职事。庆历中，钱君始书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灭。嘉祐八年，刻於石。后之人将历指其名而议之曰：“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曲。”呜呼！可不惧哉！

译文

在古代没有专门来规劝君王的官职，从官居高位的公卿大夫到市井百姓从事手工业和从商的人，都可以规劝君王。（等到）汉朝兴盛开始，才有了谏官的称号。

将天下所有的政事，四海之内的百姓，国家社稷的得与失，优势和弊病，都交萃于谏官身上，让他正确地将一切说出来。（谏官）的责任相当重啊！要当好一个谏官，（应当）注意重要的方面，舍弃细微的地方；把情况紧急的事放在前面，把不要紧的事放在后面；只为国家作贡献而不要将自己放在国家前面。那些在名声方面急切的人，一定会在利益方面贪图。（如果这样成为一个谏官的话）那其中的差距又相差多远呢？

天禧初年的时候，真宗下诏设立谏官六名，来监督皇帝的行为。庆历中的时候，钱君开始将谏官的名字书写在专门的文书上，我恐怕日子长了名字会磨灭掉。（于是）在嘉祐八年时，将谏官的名字刻在石头上。（这样）以后的人就可以逐个对着名字议论道：“这个人是忠臣，这个人是奸臣，这个人正直，这个人偏邪。”哎，真是令人警戒啊！

注释

（1）天禧：宋真宗（赵恒）年号。

（2）庆历：宋仁宗（赵祯）年号。

篇2：谏院题名记文言文翻译

【作品介绍】

《谏院题名记》体现了作者敢于直谏，不阿谀奉承；举忠斥奸，不为身谋的精神。在《谏院题名记》中，他要求做谏官的“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吁名者，犹汲吁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他曾经说自己平生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事是不能对人讲的。他廉洁奉公、以节俭为乐的品德更是一直被众传颂。

【原文】

篇3：《谏院题名记》译评

古者谏无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无不得1谏者。汉兴以来,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病2,萃3于一官使言之,其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常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汲4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

天禧5初,真宗诏置谏官六员6,责其职事。庆历7中,钱君8始书其名于版,光恐久而漫灭9。嘉祐八年10,刻著于石。后之人将历指其名而议之曰:“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曲。”呜呼!可不惧哉!

(选自《古文观止》卷之九)

〔注释〕

1得:能够。2利病:利弊。3萃:聚,集中。4汲汲:心情急切不肯休息的样子。5天禧:宋真宗(赵恒) 的年号(公元1017-1021年)。6谏官六员:指左右司谏,左右正言,左右谏议大夫。7庆历:宋仁宗(赵祯)的年号(公元1041-1048年)。8钱君:一说指钱惟演,字希圣,宋朝临安人,博学能文,召试学士院,以笏起草立就,真宗极为赏识,官至保大军节度使。一说指钱惟演侄钱明逸,字子飞,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 为右正言,谏院供职,六年,擢知谏院。9漫灭:模糊湮没。10嘉佑:宋仁宗的年号。宋仁宗曾改元九次,嘉佑八年即公元1063年。

〔翻译〕

古代进谏没有专门的官员,从公卿大夫一直到工匠商人,没有不能进谏的。汉朝建立以来,才设置了谏官。将天下的政事,四海民众的意见,所有治理国家的得失利弊,都聚集在一个谏官身上,让他去向皇帝进谏,他所担负的责任也够重大了。担任这个官职的人,要时刻记住那些重大的事情,舍弃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首先办理那些紧急的事情,然后处理那些不急于办的事情,专门为国家着想而不谋私利。至于那些不断追求个人声名的人,正像不断追求私利的人一样。他们中间相距又有多远呢!

天禧初年,真宗下诏设置六员谏官,责成他们掌管谏诤的事。庆历年间,钱君才把谏官的名字写在木板上。我担心时间长了,会模糊消失,所以在嘉祐八年,将谏官名字刻在石上。后代们会逐个指着他们的姓名议论他们说:“某人忠诚,某人奸诈,某人正直,某人邪恶。”啊!这能不叫人惧怕么?

〔评析〕

本文是宋仁宗嘉佑八年(公元1063 年),司马光为谏院提议把谏官的名字刻在石上写的一篇杂记。文章阐述了谏官的来历,着重阐明了谏官的重大责任和谏官应具备的品德。

小时候读王安石的 《答司马谏议书》 时,知道司马光属于保守派,感情上对他或多或少有些隔膜。但后来读了司马光主持编纂的 《资治通鉴》 后,知道他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还是伟大的史学家。正因为他是伟大的史学家,其执政理念自然是循先人之道,一旦遇到王安石为了改革而实施的变法,则拼命反对,遂不足为怪了。

据史料记载,司马光一生廉洁奉公、严于律己、生活节俭。为官期间,敢于直谏,不阿谀奉承;举忠斥奸,不为身谋。正是这样的一个司马光,希望皇帝身边的谏官成为绝对的忠臣,也就很自然了。他是想将谏官的名字刻在石头上,永远不会消失,让史官记入史册也好,平民百姓众口传扬也好,能给谏官一定的震慑,免得他们当了奸臣而遗臭万年。手段可谓别出心裁,用心也可谓良苦。殊不知司马氏的将谏官之名“刻著于石”的做法,只适用于真正的忠臣和少数爱慕虚荣的人,对于那些嫉贤妒能、自私自利、不以国家苍生为念的奸臣而言,绝对收效甚微。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达到司马氏的预期目的呢?靠在石头上刻谏官之名就能解决吗?结论是非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能靠监管机制和依法治国。若要这样施政,就需对陈旧的社会体制进行不遗余力地维新和大刀阔斧地改革。是时,王安石遂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变法”,却遭到以司马氏为代表的保守派的反对,终至变法失败,不能不说这是时代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