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正材料告知书

2024-04-09

补正材料告知书（精选6篇）

篇1：补正材料告知书

补正材料告知书

（此处录入公司名称）：

你单位与（次处录入当天日期）提出的注销税务登记（单位）申请，经审查，已携带：

●《注销税务登记申请审批表》一式两份； ●《发票缴销登记表》一份

●上级主管部门批复文件或董事会决议及复印件

●总机构注销需提供分支机构主管国税机关出具的《注销税务登记申请审批表》

●营业执照被吊销的应提交工商行政部门发放的吊销决定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如企业已将正副本交给地税，需要提供地税注销表的复印件）；

●在国税缴纳所得税的企业还需提供以下备案、清算材料（非居民企业和非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除外）；（1）备案步骤需准备材料；

①纳税人终止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开始清算的证明文件。②清算组联络人员名单及联系方式 ③清算方案

④欠税报告表（如果没有欠税，则不需要提供）⑤所得税涉税事项备案单一式三份（2）清算步骤需准备材料 ①企业所得税清算申请表 ②清算期间资产负债表、损益表 ③资产盘点表

④纳税人清算结束如有尚未处置的财产，同时报送尚未处置的财产清单、清算组织定保管人的授权委托书、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身份证复印件 ⑤股东分配剩余财产明细表

●有增值税税种的企业需带当月（季）申报表

●有所得税的企业需带当季、当年（所属期为1月1日起至当季度末）申报表及2013年最新（国税网站下载最新）财务报表3份（注意区分一般企业报表和小企业报表）。14年所得税报表+财务报表

篇2：补正材料告知书

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

舒气（）补告字[ 2014 ]第号

_____________：

你（单位）申请的行政许可事项，经审查所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请你（单位）于日内补正下列材料:

舒城县气象局行政审批股

篇3：中华书局本《北齐书》校勘记补正

在现行的《北齐书》主要版本中, 以中华书局1972年出版的《北齐书》校点本为目前最好的本子。该书由唐长孺先生点校, 陈仲安先生协助工作, 并由王文锦先生参与编辑整理。在参校前人成果的基础上, 以三朝本、南本、殿本为互校的主要底本, 择善而从, 并通校了《太平御览》、《冊府元龟》、《北史》、《资治通鉴》、《通志》中的有关部分, 对相关史实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校, 并将校勘成果以“校勘记”的形式附载于原文之后, 对后人研究与利用本书都有较为重大的意义。但由于《北齐书》的散失较为严重, 给文献研究者的校勘工作带来了许多复杂问题, 使得中华书局本《北齐书》在校点上还存在一些缺失与讹误之处, 今人论著虽有涉及, 但仍有未校之处。今不揣浅陋, 以百衲本、殿本和毛氏汲古阁本为主要校本, 参考后世研究成果及相关文献, 试列举中华书局点校本校勘记中漏校之处十馀例加以校改。笔者不敢自是, 不当之处, 还望方家有以教之。鉴于该书残缺情況较为严重, 凡涉及补缺自《北史》部分, 必要情況下会连同197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由陈仲安先生点校的《北史》 (1) 校勘记一并加以说明, 以求论述尽可能完备详细。本文所举《北齐书》原文各条均已注明页码行数以及所在卷数, 以便覆按。版本以中华书局1997年印本为准。

1.初, 魏真君中内学者奏言上党有天子气, 云在壶关大王山。 (P6, 右第6行, 卷1)

按:“中内学者”, 百衲本、殿本及毛氏汲古阁本皆无“中”字。《北史》卷6《高祖神武帝纪》标点为:“初, 魏真君中, 内学者奏言上党有天子气, 云在壶关大王山。”此处, “中”字或非衍文, 在此用一“中”字表后文所述之事为魏真君年间发生, 若按中华书局本断句, 则易令人误以为“中内学者”乃是一词, 故此句当从《北史》标点于“魏真君中”处断句为宜。

2.乾明元年庚辰, 春正月癸丑朔, 改元。己未, 诏宽徭赋。癸亥, 高阳王湜薨。是月, 车驾自至晋阳。二月己亥, 以太傅常山王演为太师﹑录尚书, 以太尉﹑长广王湛为大司马﹑并省录尚书事, 以尚书左仆射﹑平秦王归彥为司空, 赵郡王叡为尚书左仆射。诏诸元良口配沒宮内及赐人者, 并放免。甲辰, 帝幸芳林园, 亲录囚徒, 死罪以下降免各有差。 (P75, 右第1行, 卷5)

按:“癸亥”当为“二月戊子”之误。据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载《高湜墓志》云:“ (王) 以乾明元年二月癸未朔六日戊子薨于邺都之第, 春秋二十又三”, 则知高湜薨于乾明二年戊子, 此年二月癸未朔, 六日为戊子, 所载无误, 且时序与下文“己亥”相合, 故此处疑为“癸亥高阳王湜薨”句与“是月车驾自至晋阳”二句误倒, 今从《高湜墓志》作“戊子”。且下文“二月己亥”句据唐长孺《校勘记》云:“诸本无‘二月’二字, ‘己亥’作‘癸亥’。《北史》也不纪月, 但作‘己亥’。《通鉴》卷168作‘二月己亥’。按上文已称‘是月, 车驾自至晋阳’, 正月事已完。下文纪日有‘甲辰’﹑‘戊申’, 本年正月无此日。二月癸未朔, 己亥是十七日, 甲辰二十二日, 戊申二十六日, 顺序正合。今据《通鉴》补改。”若按前文所述, 加之当年二月无癸亥, 故知“二月”句诸本所载或无脱“二月”二字也, 仅将“己亥”误作为“癸亥”是也。因高阳王当薨于干明元年二月戊子, 戊子为六日, 在己亥十七日前, 故知“二月”当脱于“戊子”处, 而非校勘记所推断之“己亥”处, 盖因校者未注意前文高阳王薨年之讹误, 故误也。

3.母名轻霄, 本穆子伦婢也, 转入侍中宋钦道家, 奸私而生后, 莫知氏族, 或云后即钦道女子也。 (P128, 右第1行, 卷9)

按:“或云后即钦道女子也”句, 《北史》校勘记云:“《通志》无‘子’字, 此衍文。”“女子”一词, 多用来作性别之分而无女儿之意。照文中所叙之意, 当言穆后疑为钦道与轻霄所生之女, 故《北史》校勘记据《通志》所载认为此“子”字为衍文。然“女子子”一词亦有女儿之意。顾炎武《日知录》卷6“女子子”一条即载:“‘女子子’, 谓己所生之子, 若兄弟之子;言女子者, 别于男子也。古人谓其女亦曰子, 《诗》曰‘齐侯之子, 卫侯之妻’, 《论语》曰‘以其子妻之’是也。此章言男女之别, 故加‘女子’于‘子’之上以明之。”由此可见, 古人谈及女儿之时有言“子”, 也有言“女”, 后为区别于男子, 特加“女子”于“子”之上以作性别之分, 独不见言“女子”者。此处穆后疑为宋钦道之女, 故此句言“或云后即钦道女也”或“或云后即钦道女子子也”皆可说通, 而不应言“或云后即钦道女子也”, 至于此处究竟为脱一“子”字还是衍一“子”字, 尚难仅据此作结。但考同卷所载他人之传在言及某人乃某人之女时皆言“女”而不言“女子子”, 如:“神武明皇后娄氏, 讳昭君, 赠司徒内干之女也”, 又如:“孝昭皇后元氏, 开府元蛮女也”, 故应从《北史》校勘记所言, 此“子”字为衍文。

4.钦道伏诛, 黄花因此入宫, 有幸于后主, 宫内称为舍利太监。 (P128, 右第3行, 卷9)

按:“舍利太监”, 百衲本、殿本与毛氏汲古阁本皆作“舍利大监”。据《魏书》卷13《皇后列传》载:“高祖改定内官, 左右昭仪视位大司马, 三夫人视三公, 三嫔视三卿, 六嫔视六卿, 世妇视中大夫, 御女视元士。后置女职, 以典内事。内司视尚书令、仆。作司、大监、女侍中三官, 视二品”可知“大监”为魏时女官职, 且在此职官之前又冠以职责, 此多见于北魏墓志, 如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载《孟元华墓志》即称其“迳历五帝, 后蒙除细谒大监”, 又《张安姬墓志》亦载其“后除文绣大监”, 此处“细谒”、“文绣”皆为其任大监这一职官时所司之职责。而后齐 (即“北齐”) 多延用后魏制, 时穆氏因“钦道伏诛”沒入掖庭, 为斛律后从婢, 盖典内职为“大监”, 宮中人因其有宠于后主加之无固定职责故依其名称之为“舍利 (2) 大监”, 以别于一般女官职位之称属以示其宠。況“太监”一官始置于唐, 益知此“太监”必为“大监”之误。

5. (任城王湝) 天统三年, 拜太保、并州刺史, 别封正平郡公。 (P137, 右第9行, 卷10)

按:“天统三年”当作“天统二年”。据《北齐书》卷8《后主纪》载:“ (天统二年) 冬十月乙卯, 以太保侯莫陈相为太傅, 大司马、任城王湝为太保, 太尉娄叡为大司马。”而同卷下文又载:“ (天统三年) 秋八月辛未, 太上皇帝诏以太保、任城王湝为太师, 太尉、冯翊王润为大司马, 太宰段韶为左丞相, 太师贺拔仁为右丞相, 太傅侯莫陈相为太宰, 大司马娄叡为太傅, 大将军斛律光为太保。”由此可知任城王高湝“拜太保”当为天统二年事, 至于天统三年则是由太保迁为太师, 而此时的太保则由大将军斛律光担任。然因高湝“拜并州刺史, 别封正平郡公”时间未明, 仅从此句尚难判断是年误, 还是职官升迁记载有误。但联系下文所载:“ (湝) 武平初, 迁太师、司州牧, 出为冀州刺史”一事即可推知:若此处为职官升迁记载之误则下文必不会重言“迁太师”一事, 故上文所载应是年误, “天统三年”当作“天统二年”。且下文一“迁”字清楚表明上下文所授职官应有等级差别, 益知此为年误。而百衲本、殿本、汲古阁本皆作“天统三年”, 并误。

6.汉阳敬怀王洽, 字敬延, 神武第十五子也。天保元年封。五年, 薨, 年十三。干明元年, 赠太保、司空。无子, 以任城王第二子建德为后。 (P140, 右第4行, 卷10)

按:“五年”当为“七年”之误也。《北齐书》卷4《文宣本纪》载:“ (天保七年) 五月丙申, 汉阳王洽薨。”因汉阳王高洽薨时年十三, 故知其若薨于天保五年 (公元554年) , 则当生于东魏兴和四年 (公元542年) ;若其薨于天保七年 (公元556年) , 则则其当生于东魏武定二年 (公元544年) 。而据《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载《高润墓志》云:“ (润) 以武平六年八月六日遘疾, 廿二日薨于州馆”及《高润墓志》拓本 (3) 所载“王薨时年卅三”, 可推知神武十四子高润当生于东魏武定元年 (公元543年) 。因高润为神武第十四子, 年龄必稍长于神武第十五子高洽, 若按高洽薨于天保五年, 则高润反小其一嵗, 于常理难通, 故此处高洽薨年当从《文宣本纪》所载“天保七年”为妥。此处《北史》卷51《高洽传》亦作“五年”, 并误。

7.广平公盛, 神武从叔祖也。 (P181, 右第1行, 卷14)

按:“从叔祖”当作“从叔”。据《魏书》卷32《高湖传》载:“ (湖) 第三子谧, 字安平, 有文武才度。……长子树生, ……长子即齐献武王也。……谧长兄真, 有志行。……真弟各拔。广昌镇将。……各拔少子盛, 天平中, 侍中、太尉公、广平郡开国公”, 由此可推知高盛乃神武祖父高谧弟高各拔少子, 按辈分当与神武父高树生同辈, 而非与其祖父高谧同辈。而《北史》卷51《校勘记》则云:“按《魏书》卷32《高湖传》, 盛父各拔与高欢祖谧为兄弟, 则盛乃欢从叔。高欢世系可疑, 《魏书》、《北齐书》之不同, 或即史臣编造失检所致。”此处“高欢世系可疑”句恐无据也。据《石刻史料新编》 (第三辑) 影印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309《高建墓志》云:“ (建) 曾祖湖……皇上之高祖也。……祖拔, 广昌镇将、燕州刺史”, 当知拔确为神武高祖湖之子, 其祖父谧之兄弟, 与《魏书》所载相合, 故世系并无可疑之处。今从《魏书》所载, “从叔祖”当作“从叔”。

8. (娄叡) 为神武帐内都督, 封掖县子, 累迁光州刺史, 在任贪纵, 深为文襄所责。 (P197, 右第3行, 卷15)

按:“掖”当作“挺”, 形之误。据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载《齐故假黃钺右丞相东安娄王墓志之铭》 (下文简称《娄叡墓志》) 云:“ (叡) 中兴初, 以军功除安东将军、挺县开国子, 迁使持节、光州刺史”, 可知娄叡于中兴初“迁光州刺史”前所封爵为“挺县开国子”, 而非“掖县子”。故“掖”当作“挺”, 形之误也。又据高敏先生《魏晋南北朝史发微》一书载《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的封爵制》一文考证认为:东魏及北齐的封爵制继承于北魏后期的实封与虚封并存的封爵制度, 将爵分“开国五等”和“散五等”两种类型, 以旧爵名号前是否冠以“开国”二字以示区别 (4) 。由于《北史》作者并沒有注意后魏、北齐这种特殊的封爵制, 往往将《北齐书》原文中表实封的“开国”二字省去, 使得后人以《北史》补《北齐书》之缺时亦错录为沒有“开国”字样的虚封, 此《娄叡墓志》即可为证也。但因此卷《北齐书》据《北史》补, 故从《北史》无“开国”之封而作“挺县子”。此处《北史》卷54亦作“掖县子”, 并误。

9. (娄叡) 寻为太尉, 以军功进大司马。 (P197, 右第6行, 卷15)

按:“大司马”当作“大将军”。据此传前后文所载:“ (叡) 河清三年, 滥杀人, 为尚书左丞相宋仲羡弹奏, 经赦乃免。寻为太尉, 以军功进大司马。武成至河阳, 仍遣总偏师赴悬瓠。叡在豫境留停百馀日, 专行非法, 诏免官, 以王还第”, 当知娄叡此次进位应为河清三年除太尉以后及“诏免官, 以王还第”以前事。又据同书卷7《武成帝纪》载:“ (河清三年五月壬午) 以前司徒娄叡为太尉…… (冬十月) 甲辰, 太尉娄叡大破周军于轵关”, 则知娄叡此次升迁所谓“以军功”当指其于河清三年冬十月“大破周军”, 但检此卷并未提及进娄叡为大司马一事, 反而于下文载:“夏四月戊午, 大将军、东安王叡坐事免”, 虽与《娄叡传》所载“诏免官”事相合, 但所任职官乃为“大将军”而非“大司马”。因大将军之职本低于大司马, 故叡固不可能于河清三年冬十月甲辰至河清四年夏四月间, 先进位为大司马, 而后又降任大将军, 或疑《武成帝纪》此处所载“大将军”为“大司马”之误。但据该卷所载:“ (河清) 四年春正月癸卯, 以大将军、任城王湝为大司马”, 则知娄睿免官之时, 时任大司马者乃任城王高湝, 故此说不成立, 疑《娄叡传》所载“以军功迁大司徒”之“大司徒”当为“大将军”之误。再考《娄叡墓志》中所载其厉官情況:“ (叡) 换太尉公, 除豫州道大行台尚书令。迁大将军, 封始平县开国公。复除太尉公, 判领军大将军府事”, 亦未言叡进“大司马“一事, 反而说其于“换太尉公”之后至”复除太尉”之前有“迁大将军”之事, 与《武成帝纪》所载相合, 便知此处“大司马”当为“大将军”之误。

10. (刘贵) 兴和元年十一月卒。赠冀定并殷瀛五州军事、太保、太尉公、录尚书事、冀州刺史, 谥曰忠武。 (P250, 右第14行, 卷19)

按:“冀定并殷瀛五州军事”前当脱“都督“二字。“都督诸州军事”, 李林甫《唐六典》卷30载:“魏皇初三年, 始置都督诸州军事”, 后两晋及北魏北齐各朝皆有沿用, 以加强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和军事防卫, 为地方重要行政制度之一, 且多以州刺史兼任本州都督, 职权重者亦可兼督他州 (5) , 如本书卷17《斛律金传》即载:“ (斛律金) 河清三年转使持节、都督幽、安、平、南、北营、东燕六州诸军事, 幽州刺史”。据《石刻史料新编》 (第三辑) 影印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294《刘懿墓志》 (即“刘贵墓志”) 载:“ (贵) 薨于邺都, 追赠使持节侍中太保、太尉公、录尚书事、都督冀定并殷瀛五州诸军事、冀州刺史, 馀官如故”, 其中“都督冀定并殷瀛五州诸军事, 冀州刺史”正与前文所述加督方式相合, 且所载内容同于本传, 由是可知此处当于“冀定并殷瀛五州军事”前脱“都督”二字, 故应从墓志所云作“都督冀定并殷瀛五州军事”。

11. (库狄迥洛) 转太子太师, 遇疾卒。赠使持节、都督定瀛恒朔云五州军事、大将军、太尉公, 定州刺史, 赠物一千段。 (P255, 右第4行, 卷19)

按:“都督定瀛恒朔云五州军事”, 诸本皆作此。而《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载《库狄洛墓志》 (即“库狄迥洛墓志”) 则云:“ (库狄迥洛) 春秋五十有七, 以大宁二年三月薨……诏赠使持节、都督定瀛济恒朔云六州诸军事”, 据今人施和金所著《北齐地理志》卷3:“济州, 治碻磝城。后魏置济州, 北齐因之”知北齐有置济州, 此处当于“恒”字前脫一“济”字, 故应从墓志所云作“都督瀛济恒朔云六州军事”。

摘要：《北齐书》从唐代起就逐渐残缺, 至北宋初年时仅剩十七卷为李百药原文, 其馀皆为后人以《北史》及唐人史钞中的相关纪传补全, 故给后世研究校勘此书者造成了较大困扰, 其中难免或有所失。本文就现行《北齐书》中最好的版本, 即中华书局于1972年出版的由唐长孺先生主持点校的《北齐书》校点本校勘记中漏校之处十馀例加以校改讨论, 希望能对该书的进一步完善有所帮助。

关键词：《北齐书》,校勘记,补正

参考文献

[1]下文凡所涉及《北史》之引文及校勘记皆引自此版本。

[2]《北齐书》卷九载:“后主皇后穆氏, 名邪利”, “邪利”即“舍利”也, 此可参见丁福保《佛学大辞典》中[随舍利]一条.上海书店, 1991.12, 第1版:2694.

[3]见《河北磁县北齐高润墓》一文.载《考古》, 1979, (3) :242.

[4]参见高敏.魏晉南北朝史发微.中华书局, 2005.1, 第1版:220-227.

篇4：补正材料告知书

[关键词]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审查起诉；检察机关

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履行告知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主要是在讯问犯罪嫌疑人前，向其宣读《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以下简称告知书）或由其本人阅读，并签字，以证明检察机关已告知、犯罪嫌疑人已知悉告知书文本中所载的诉讼权利义务内容。既然告知书是检察机关向犯罪嫌疑人出示，并宣读或由其本人阅读后签字确认的，那么告知书就是一份由国家司法机关出具的正式法律文书，对于检察机关依法正确履行检察权、保障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如果告知书文本中存在问题，则需要我们认真分析，及时加以修改。

一、告知书文本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所使用的告知书，通常有题目、开头、十项诉讼权利和四项诉讼义务构成。其中，具体存在的问题如下：

（一）告知书开头存在的问题

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头写明了“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承担的诉讼义务”的法律根据是“《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存在的问题是，在告知书中有的权利和义务并非来自《刑事诉讼法》。例如，诉讼权利第6、10项和诉讼义务第3项中的部分内容并非全是来自《刑事诉讼法》（以下分析中会提到），而是来自其他法律或是司法解释。这个问题可以忽略吗？笔者认为，这并非一个可以忽略的问题，而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更应当认真对待，并加以修改。如果不加以修改，则会误导犯罪嫌疑人，也会给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错误。

（二）诉讼权利告知中存在的问题

在诉讼权利第6项中，“但除原鉴定违反法定程序外，你应当承担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费用。”，这项规定明显不是在赋予诉讼权利，而是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规定情况下要承担费用的义务。如果这项规定的存在仅是作为前述诉讼权利的补充说明或者特定情况下行使该项诉讼权利的条件，则可以括号表示，以示区分。

诉讼权利第10项规定了犯罪嫌疑人有权要求国家赔偿，而这项诉讼权利并非来自刑事诉讼法，而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十七、十八条之规定。之所以要在告知书中明确区分各项诉讼权利的法律根据，一是这样做是符合我国立法实际的，我们国家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各个部门法已初具规模，不再需要———事实上早已否决的———司法实践中曾存过的类推做法；二是可以更好地理解告知书文本中所规定的来自不同法律的诉讼权利，事实上，不同法律的立法时间、目的、体系是不同的，对于分别处在不同法律的有关条款的理解上，必然是不同的。因为，无论是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还是学理解释，都离不开某个规定所在的具体法律位置，是需要结合上下条款，甚至整部法律来理解，而非孤立地去理解某个条款、某个规定。因此，告知书文本应重视犯罪嫌疑人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到底来自哪部法律哪个条款。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不仅如此，《刑事诉讼法》的第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法实行法律监督，因此，检察机关不仅有职责保障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而且还应监督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保障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告知书文本正确无误地载明诉讼权利及其来源，会有利于犯罪嫌疑人更好地理解、行使其应当享有的诉讼权利，会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自觉配合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工作，也有利于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彰显检察机关工作的严肃性和權威性。

（三）诉讼义务告知中存在的问题

诉讼义务第1项内容，可以认为是总括性的规定。该项首先规定了犯罪嫌疑人“你应当遵守刑事诉讼法及有关规定”，存在问题主要在于，在告知犯罪嫌疑人所应当承担的诉讼义务时，采用的是模糊办法，而未明确说明义务具体来自哪里。事实上，告知书在列举具体诉讼义务时均未写出具体法律根据。根据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告知义务的内容应当来自确切的法律，而非语焉不详的“有关规定”。

在诉讼义务告知第3项中，规定了“你———应当逐页签名、盖章或者捺指印”，其中，犯罪嫌疑人签名或盖章是来自《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或者捺指印”在刑事诉讼法里面并没有规定，而是来自2012年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在此之前的1999年《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其讯问笔录上逐页签名或盖章，与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相一致，而公安部在1998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应当在讯问笔录上逐页签名（盖章）、捺指印，在2012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零一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应当在其讯问笔录上逐页签名、捺指印，更是将“（盖章）”去掉。关键问题一在于，“捺指印”，是选择项还是必须履行的规定动作？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应追溯到1957年4月11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被告人是否在笔录上捺指印问题的批复》（法研字第6866号），该批复指出，“笔录并非都要让被告人签名或者盖章（或者用捺指印代替签名＼盖章）”，从中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有关此问题的态度，应当理解为捺指印是代替措施，而非必须履行的规定动作，这一理解也与目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并不矛盾。关键问题二在于，在告知书中，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义务除了来自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是否可以来自司法解释或其他机关、部门的规定？笔者认为，不可以，因为根据《立法法》第八条、第九条规定，涉及到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的立法，必须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其他机关无权规定。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文本，为了表达的准确完整、让犯罪嫌疑人更易理解，通常需要对列举的诉讼权利义务进行必要的解释说明，但应保障解释说明既不扩大也不缩小法律条款本身规定的内涵，应当全面解释而非截取法律规定的部分内容。

二、告知书文本的修改建议

根据前文分析，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所使用的告知书文本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修改。

首先，告知书开头应将本告知书所载明的诉讼权利义务是来自哪部法律明确注明，而不应有所遗漏。考虑到告知书文本中赋予犯罪嫌疑人的“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是来自国家赔偿法而非刑事诉讼法，那么就应当将国家赔偿法在告知书文本开头注明。因此，建议改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费》的有关规定，你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承担的诉讼义务如下：”。同时，考虑到在开头写明的是这两部法律的有关规定，则需要在具体列举权利义务之时，逐项注明是根据第几条之规定。

其次，建议将诉讼权利告知第6项中“但除原鉴定违反法定程序外，你应当承担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费用”可以更改为“除原鉴定违反法定程序外，你应当承担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费用”；同时，应逐项注明犯罪嫌疑人所享有的诉讼权利的法律根据。例如，“控告、申诉及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应注明这此项诉讼权利是来自《刑事诉讼法》第十四、五十五条，《国家赔偿法》第十七、十八条之规定。

最后，将诉讼义务告知第3项中“或捺指引”删除；在诉讼义务第1项中，删除“及有关规定”，并将告知书中所列举的诉讼义务应逐项注明来源，至少应具体写明法律名称及其第几条规定，例如，“不得干扰作证的义务”，应注明此项义务是来自《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六十九、七十五条之规定；“接受讯问并在笔录上签名、按要求书写亲笔供词的义务”，应注明此项义务是来自《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一百二十条之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