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散文之庐山游记

胡适散文之庐山游记（精选6篇）

篇1：胡适散文之庐山游记

胡适散文之庐山游记

昨夜大雨，终夜听见松涛声与雨声，初不能分别，听久了才分得出有雨时的松涛与雨止时的松涛，声势皆很够震动人心，使我终夜睡眠甚少。

早起雨已止了，我们就出发。从海会寺到白鹿洞的路上，树木很多，雨后清翠可爱。满山满谷部是杜鹃花，有两种颜色，红的和轻紫的，后者更鲜艳可喜。去年过日本时，樱花已过，正值杜鹃花盛开，颜色种类很多，但多在公园及私人家宅中见之，不如今日满山满谷的气象更可爱。因作绝句记之：

长松鼓吹寻常事，最喜山花满眼开。

嫩紫鲜红都可爱，此行应为杜鹃来。

到白鹿洞。书院旧址前清时用作江西高等农业学校，添有校舍，建筑简陋潦草，真不成个样子。农校已迁去，现设习林事务所。附近大松树都钉有木片，写明保存古松第几号。此地建筑虽极不堪，然洞外风景尚好。有小溪，浅水急流，铮淙可听;溪名贯道溪，上有石桥，即使道桥，楷朱子起的名字。桥上望见洞后诸松中一松有紫藤花，直上到树杪，藤花正盛开，艳丽可喜。

白鹿洞本无洞，正德中，南康守王溱开后山作洞，知府何凿石鹿置洞中。这两人真是大笨伯!

白鹿洞在历史上占一个特殊地位，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白鹿洞书院是最早一个书院。南唐升元中(937-942)建为庐山国学，置田聚徒，以李善道为洞主。宋初因置为书院，与睢阳石鼓岳麓三书院落并称为“四大书院”，为书院的四个祖宗。第二，因为朱子重建白鹿洞书院，明定学远规，遂成后世几百年“讲学式”的书院的规模。宋末以至清初的书院皆属于这一种。到乾隆以后，朴学之风气已成，方才有一种新式的书院起来;阮元所创的诂经精舍、学海堂，可算是这种新式书院的代表。南宋的书院祀北宋周邵和诸先生;元明的书院祀和朱;晚明的书院多祀阳明;王学衰后，书院多祀和朱。乾嘉以后的.书院乃不祀理学家而改祀许慎郑玄等。所祀的不同便是这两大派书院的根本不同。祀许慎郑玄等。所祀的不同便是这两大派书院的根本不同。

朱子立白鹿洞书院在淳熙己亥(1178)，他极看重此事，曾札上丞相说：

愿得比祠官例，为白鹿洞主，假之稍廪，使得终与诸生讲习其中，犹愈于崇奉异教香火，无事而食也。(《庐山志》八，页二，引《洞志》。)

他明明指斥宋代为道教宫观设祀官的制度，想从白鹿洞开一个儒门创例来抵制道教。他后来奏对孝宗，申说请赐书院额，并赐书的事，说：

今老佛之宫布满天下，大都逾百，小邑亦不下数十，而公私增益势犹未已。至于学校，则一郡一邑仅置一区，附廓之县叉不复有。盛衰多寡相悬如此!(同上，页三。)这都可见他当日的用心。他定的《白鹿洞规》，简要明白，遂成为后世七百年的教育宗旨。

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一)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二)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三)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趋势。

从白鹿洞到万杉寺。古为庆去庵，为“律”居，宋景德中有大超和尚手种杉树万株，天圣中赐名万杉。后禅学盛行，遂成“禅寺”。南宋张孝祥有诗云：

老干参天一万株，庐山佳处浮着图。

只因买断山中景，破费神龙百斛珠。

(《志》五，页六十四，引《1史》·)

今所见杉树，粗又如瘦碗，皆近两年年种的。有几株大樟树，其一为“五爪樟”，大概有三四百年的生命了;《指南》(编者按指《庐山指南》)说“皆宋时物”，似无据。

从万杉寺西地约二三里，到秀峰寺。吴氏旧《志》无秀峰寺，只有开光寺。毛德琦《庐山新起》(康熙五十九年成书。我在海会寺买得一部，有同治十年，宣统二年，民国四年补版。我的日记内注的卷页数，皆指此书。)说：

康熙丁亥(1707)寺僧超渊往淮迎驾，御书秀峰寺赐额，改今名。明光寺起于南唐中主李璟。李主年少好文学，读书于庐山;后来先主代杨氏而建国，李璟为世子，遂嗣位。他想念庐山书堂，遂于其地立寺，因有开国之祥，故名开先寺，以绍宗和尚主之。宋初赐名开先华藏;后有善暹，为禅门大师，有众数百人。至行瑛，有治事才，黄山谷称“其材器能立事，任人役物如转石于千仞之溪，无不如意。”行瑛发愿重新此寺。

开先之屋无虑四百楹，成于瑛世者十之六，穷壮极丽，迄九年乃即功。(黄庭坚《开先禅院修造记》，《志》五，页十六至十八。)

此是开先极盛时。康熙间改名时，皇帝赐额，赐御书《心经》，其时“世之人无不知有秀峰”(郎廷极《秀峰寺记》，《志》五，页六至七。)其时也可称是盛世。到了今日，当时所谓“穷壮极丽”的规模只剩败屋十几间，其余只是颓垣废址了。读书台上有康熙帝临米芾书碑，尚完好;其下有石刻黄山谷书《七佛偈》，及阳明正德庚辰(1520)三月《纪功题名碑》，皆略有损坏。

寺中虽颓废令人感叹，然寺外风景则绝佳。为山南诸处的最好风景。寺址在鹤鸣峰下，其西为龟背峰，又西为黄石岩，又西为又剑峰，又西南为香炉峰，都1奇可喜。鹤鸣与龟背之间有马尾泉瀑布，双剑之左有瀑布水;两个瀑泉遥遥相对，乎行齐下，下流入壑，汇合为一水，迸出山峡中，遂成最著蛐青玉峡奇景。水流出峡，入于龙潭。昆山与祖望先到青玉峡，徘徊不肯去，叫人来催我们去看。我同梦旦到了赤边，也徘徊不肯离去。峡上石刻甚多，有米帝书“第一山”大字，今钩摹作寺门题榜。

徐凝诗“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即是咏瀑布的。李白《瀑布泉》诗也是指此瀑。旧《志》载瀑布水的诗甚多，但总没有能使人满意的。

由秀峰往西约十二里，到归宗寺。我们在此午餐，时已下午三点多钟，饿的不得了。归宗寺为庐山大寺，也很衰落了。我向寺中惜得《归宗寺志》四卷，是民国甲寅先勤本坤重修的，用活字排印，错误不少，然可供我的参考。

我们吃了饭，往游温泉。温泉在柴桑桥附近，离归宗寺约五六里，在一田沟里。雨后沟水浑浊，微见有两处起水泡，即是温泉。我们下手去试探，一处颇热，一处稍减。向农家买得三个鸡蛋，放在两处，约七八分钟，因天下雨了，取出鸡蛋，内里已温而未熟。日陇间有新碑，我去看，乃是星子县的告示，署民国十二年，中说，接康南海先生函述在此买田十亩，立界碑为记的事。康先生去年死了。他若不死，也许能在此建立一所浴室，他买的地横跨温泉的两岸。今地为康氏私产，而业归海会寺管理，那班和尚未必有此见识作此事了。

此地离栗里不远，但雨已来了，我们要赶回归宗，不能去寻访陶渊明的故里了。道上见一石碑，有“柴桑桥”大字。旧《志》已说，“渊明故居，今不知处”。(四，页七。)桑乔疏说，去柴桑桥一里许有渊明的醉石。(四，页六。)旧《志》又说，醉石谷中有五柳馆，归去来馆。归去来馆是朱子建的，即在醉石之侧。朱子为手书颜真卿《醉石诗》，并作长跋，皆刻石上，其年月为淳熙辛丑(1181)七月。(四，页八。)此二馆令皆不存，醉石也不知去向了。庄百俞先生《庐山游记》说他曾访醉石，乡人皆不知。记之以告后来的游者。

今早轿上读旧《志》所载周必大《庐山后录》，其中说他访栗里，求醉石，上人直云，“此去有陶公祠，无栗里也。”(十四，页十八乙。)南宋时已如此，我们在七百年后更不易寻此地了，不如阙疑为上。《后录》有云：

尝记前人题诗云：

五字高吟酒一瓢，庐山千古想风标。

至今门外青青柳，不为东风肯折腰。

惜乎不记其姓名。

我读此诗，忽起一感想：陶渊明不肯折腰，为什么却爱那最会折腰的柳树?今日从温泉回来，戏用此意作一首诗：

陶渊明同他的五柳

当年有个陶渊明，不惜性命只贪酒。

骨硬不能深折腰，弃官回来空两手。

瓮中无米琴无弦，老妻娇儿赤脚走。

先生吟诗自嘲讽，笑指篱边五株柳：

“看他风里尽低昂!这样腰肢我无有。”

晚上在归宗寺过夜。

篇2：胡适散文之庐山游记

八十年代，我们一行慕名苏鲁交界处的庐山，协同学友前去一游。

晨起，顶雾近山脚。举目望上，庐山貌美，翠色生荡，绿波生烟。顺着小路前行，荫荫茂密，一径蜿蜒。但见小径旁，左有杨柳相拥，右有榆槐夹道。左簇右拥，茂密叠荡。继续上行，幽幽趋坡，亦行亦趋。几多松林映遮面。或高或低，错落有致。一览清秀，苍翠生得浓浓绿烟。或波涛，或起伏，交相辉映，生生醉焉。

请上眼，那如针的松叶铺展落地皆是，偶有松塔可供捡拾留念。突地一声尖叫“啊呀”。闻得一女生惊叫，抬望眼，交错的松枝上，擦身居有松鼠成溜烟窜去。且不知，是我们一行惊扰了这松鼠，还是松鼠侵扰了我们一行。

但见得松鼠居枝翘首，举目相望，似乎有讶惊。望着我们这些陌生的不速来客，又似乎在相探。进得山，也许这巧小的松鼠便是这大山的杰灵。见那巧灵的松鼠，毛色俊秀，隐隐生光，顺滑生色。行动悠远，尾巴高高地卷翘着，一双黝黑的眼睛晶亮生光芒，尤显灵性非常。

到了半山腰上，乍细看，松树上竟有爬动的虫蛹，方言人称“松虎”。这时候也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松虎能吃的”，这下提醒了我们几个。于是摘采些许，生火烤食。原来，真是挺香的，确确的野味。大山里的，就是不一样的。那番滋味，那番味嚼，至今口留余香，回味依然。据说这东西不能食用得太多，否则，食用者嗓子会起毛生烟的。

有道是“剩十里半九成”。近得山顶，方觉路陡坡峭，崎岖无比。感觉中愈上愈难，越来越艰。高险处，有一种不敢俯视于山下。回顾身旁，尤在云里雾里，不曾料，山下风静，山上风急，呼呼的山风从自己的身边掠过，吹拂过来的云雾，渐渐慢散开去，如云泊，如烟荡，给人一种荡胸生层云的愉悦!

雾，慢散在脸上，抚在身上。亦潮亦润。纵人人确是很累，终是掩饰不住清心，掩饰不住那种赏心悦目，那种沁人心脾的愉悦。几多轻松，几多欢悦，几多惬意!一朵浮云走来，伸手可及，一慢雾散去，触手可及。似梦如幻，直教人恨相见晚!

举目远眺，远望山下，不可不谓“一览众山小”。这庐山南北，兀的是山连山，山套山，山中有山，山外抱山。南北横亘数百里，不失为海岸线之后的陆路国防线。看那山山起伏，交相辉映，山山迥异，各不雷同。感觉着叠状的群山，感悟这跌宕的山峰。这绿色的翠，纵是让来者赏心悦目，终是添醉，添痴，添恋念。卷舒中，心生醉焉，眷恋中一览目阅。

篇3：古代山水游记散文阅读之写景手法

古代山水游记散文，在写景方面是很有讲究的，作者常常抓住景物特点，按一定顺序详略得当地描绘奇特瑰丽的画面，有时还为后面的議论埋下伏笔。所以阅读古代山水游记散文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了解作家独特的艺术风格，揣测作者的写作意图。文如其人，不同的作家往往表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例如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是作者1054年由舒州通判辞职回家探亲，归途中顺道游览褒禅山，于同年七月以追记的形式写下的。作者寄寓于文中的“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的思想感情，不过是借游山而抒发早就具有的思想罢了，这同他后来百折不挠地变法图强的精神是完全吻合的。文章所表现的大气磅礴、锐意进取和深思慎取的品格，正体现了一个政治家、改革家的胸襟和气魄。

二、抓住时代特征，读出作品的共性规律。虽然都是山水游记散文，但因朝代不同，文章就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唐代的游记偏重于从对大自然的描摹中表现某种心绪或情趣，而宋代的游记则偏重于从对大自然的描摹中表现某种精神和理趣。由于宋代文人好发议论，文章多以理见长，作为一种时代风尚影响到文学，宋代的游记常常是在详细记述游程、描绘景物之后，发一通议论以阐发一个深邃的道理。苏轼的《石钟山记》就是这样，文章大部分记述游程、调查的情况，最后归结出“事不目见耳闻”，就不能凭空臆断其有无的道理。

三、要善于从作者描绘的景物中找到共同点。古代文人在写山水游记散文时，往往会抓住关键点，然后围绕关键点选择材料表达出自己对景物的喜好之感，如袁宏道《虎丘记》就围绕“高岩邃壑，独以近城”“游人往来，纷错如织，而中秋为尤胜”来写景。明代徐霞客《游黄山后记》在写景时始终抓住一个“奇”字，奇路、奇峰、奇景、奇松，人行云霧，天也奇，地也奇，一幅千岩万壑、松涛云海的壮丽图画展现在读者面前。而“非再至，焉知其奇若此”，通过作者的议论，可看出他好学不倦，勇于实践，勇于探索的精神。

四、学习作者在描绘景物时运用的修辞手法。为了将景物描绘得清楚明白，作者会运用一些修辞手法。透过修辞手法的运用，可以窥探作者的写作意图，进而较好地理解文意。例如《石钟山记》中的“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这是用比喻绘形；“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这是用比喻拟声，在“莫夜”之时，见此情状，闻其声响，令人毛骨悚然，气氛阴森可怖，正因如此才有后文的“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此世所以不传也”的呼应，才有“笑李渤之陋”结语，体现了作者敢于探索真知的求实思想。

篇4：胡适最销魂之恋

曹诚英与同龄的汪静之既是亲戚，也是青梅竹马的玩伴。汪静之说，他之所以成为诗人，其诗情、诗兴都应当归功于“小姑母”曹诚英。姐姐曹细娟对曹诚英的新潮做派却很不以为然，因为独子胡思永之死，她一直不原谅妹妹。胡思永有文学天赋而比较疏懒，因先天遗传的结核病导致肾上腺衰竭，1923年4月13日死亡。胡适虽将侄儿的病因对寡嫂做过详细解释，遭遇丧子巨痛的曹细娟却不由分说，将怨气指向曹诚英，她给江冬秀写信抱怨：儿子在杭州“飘荡数月，乐而忘返，这都是我那妹子（曹诚英）招惹他引诱他的。据说永儿在杭曾大醉一昼夜，大约病根就在那时埋伏。她又不向我和你们说明永儿的病根，以致起先医治，找不着病路——由这种种想来，永儿的死可不是活活的受她陷害吗？”胡思永病故，曹诚英又受姐姐如此责难，身心俱疲，“嫉世如仇”。

情绪最低落之际，恰逢胡适到上海公务。1923年4月底，他去杭州玩了几天，曹诚英夫妇和汪静之等陪他游西湖，这一次，胡适对表妹有了别样感觉，他的《西湖》诗表面写西湖的绚烂动人：“轻雾笼着，月光照着，我的心也跟着湖光微荡了。”于是，“只觉得伊更可爱，因而不舍得匆匆就离别了。”这个“伊”，怕不只是说的西湖吧？

胡适6月初再到杭州，游过风景既佳又清洁僻静的烟霞洞后，决定不再住旅馆，从6月23日搬进去养病。他带着侄儿胡思聪在这里住了3个多月，曹诚英恰好放假，他们下棋、赏桂、爬山、游湖，他给她讲莫泊桑……这就是胡适一生最销魂的烟霞之恋。汪静之去烟霞洞拜访，发现他俩“满脸欢喜的笑容，是初恋爱时的兴奋状态。适之师像年轻了十岁，像一个青年一样兴冲冲、轻飘飘，走路都带跳的样子。”

好友徐志摩对这对“洞府神仙”的甜蜜，更是心知肚明。9月28日，他与胡适的众多朋友到海宁观钱塘江大潮，那张著名的“到此一游”合影里，有胡适、徐志摩、曹诚英、陶行知、汪精卫等。

从来是欢娱嫌日短，胡适10月3日的日记说：“我这三个月中在月光之下过了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自此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继续这三个月的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移过屋角去，不禁黯然神伤。”10月4日出了烟霞洞，胡适对杭州依旧恋恋不舍，10月21日还在此地盘桓：“我们四个人去游西溪花坞……坐船到开化凉亭附近上岸，步行进花坞。娟（曹诚英）走不动了，我们到一个庵小坐吃茶……”10月27日日记：“娟借曹洁甫先生家内厨灶，做徽州菜，请（朱）经农、志摩和我去吃饭……两餐味道都极好，大家都很痛快。”两天后，胡适又跟“娟”去平湖秋月，步行至孤山。

徐志摩10月下旬的日记也津津有味地记录了他与胡适、曹诚英的西湖之游：湖心亭看晚霞，楼外楼吃蟹。夕阳下、月光里的芦荻，或染金，或泛银，“曹女士唱了一个‘秋香’歌，婉曼得很。”徐志摩不仅是知交，也是情种，最宜倾诉，所以他之前已经知道底细：10月11日，胡适就已经拉徐志摩去谈心、看他的“烟霞杂诗”。徐志摩何等妙解风情，早已看出蛛丝马迹，追问他是否还有“匿而不宜宣者，”胡适红了脸承认有，但是有所顾忌，不敢公开。隔天他又跟徐志摩聊天，“无所不至，谈书谈诗谈友情谈爱谈恋谈人生谈此谈彼；不觉夜之渐短。适之是转老回童的了，可喜！”

接下去的故事，就是大家常讲的：胡适回北京后要求离婚，江冬秀以孩子和自己的性命相挟；而胡适即便深陷情网，也不是决绝、刚烈之人，他也很顾忌自己的形象。

篇5：禅宗与胡适诗歌美学之关系

关键词：胡适 禅宗 诗歌美学

一、禅宗简介

胡适认为自从唐代以来，韩愈古文运动，便是中国文人对于白话文的第一次觉醒。而这正应该归功于禅宗的语录。下面对于胡适进行严格考证的禅宗宗派的史料进行一次梳理：惠能是该革命宗派的开山鼻祖，《坛经》是由其弟子们整理记录惠能的训诫语录。该著作体裁乃是胡适认为的白话语录始祖，（胡适的白话诗歌是白话文的产物）。我们举个《坛经》里面的例子：“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自心烦恼无边誓愿断”。之后便是他的弟子行思和怀让。这两位弟子的徒弟又分别是希迁（石头大师）——湖南宗派和道一（马祖大师）——江西宗派。由道一弟子怀海创立《禅门规式》，禅宗成为一个完全极立的宗派。我们主要讨论的是诗歌美学和禅宗美学的关系，以上作为导入，方便不熟悉道教的和禅宗的读者做一番简单了解。下面系统介绍禅宗、道教代表人物（这里篇幅有限，所以筛选——为个中代表）各个的作品和胡适诗歌的作品，特别是在美学思想方面的碰撞，它们在美学的理论方面，还有二者对胡适的诗歌美学特征的影响，都是值得深入挖掘的。中唐以下有分别出现沩仰宗——沩山灵祐与仰山慧寂；临济宗——临济义玄；曹洞宗—洞山良价与曹山本寂；云门宗-云门文偃；法眼宗—清凉文益。北宋时的明觉禅师（重显）；圆悟禅师（克勤）；大慧禅师（宗杳）

二、胡适诗歌吸收禅宗的美学特征

胡适在《中国佛学史》里面提到南阳董彦老喜欢搜集民间的歌唱，他的《看见她》是对于中国民歌集提供新的指示方法，胡适专门将神会和尚的两支俗曲献给“南道老道”，词虽不够美，但是预料唱起来的《五更调》定哀婉动人。敦煌本是这样的：“南宗定邪五更转—— 一更初。妄想真如不异居。迷则真如是妄想，悟则妄想是真如。念不起，更无余。见本性，等空虚。有作有求非解脱，无作无求是功夫。”胡适对于杜甫和白居易也是大加赞赏，无所为而为之之文学，非真无所为也。其所为，文也，美感也。其有所为而为之者，美感之外兼及济用，其专主济用而不足以兴起读者文美之感情者，如官样文章。老杜之《石壕吏》等诸作，美感是矣，而又能济用。“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石栏斜点笔，桐叶坐题诗；翡翠鸣衣荇，蜻蜓立钓丝。自今幽兴熟，来往亦无期”则美感而已耳。作诗文者，能兼两美，上也。胡适认为，诗词在于作者之意趣乃在题，而不在体重之材料。即如此词中之“汝”，乃意象中悬设之“汝”，不必即实有所指。胡适在考证《红楼梦》时，提到这部小说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白话文小说，可见，白话诗歌从两汉、乐府以来对与白话的普及乃至对于后来的优秀白话小说的产生，做出了贡献。不仅仅是普及，更要提高白话诗歌的发展，特别是对于白居易大加赞赏。胡适的观点认为诗是由歌谣变化而来的，最初是在百姓口中朗朗上口，互相传诵下来的，与苏轼相同的观点是认为诗也是能够与音乐相互分离开来，两汉时期内，民间忽然发生了不少的无主名的诗歌。这一类平民文学之中，真有许多绝妙的文学作品。汉代虽然有了这种有价值的平民文学，然而当时的文人学士似乎还不曾完全了解乐府歌辞在文学上的地位。这一条线只能代表贵族文学和庙堂文学，而不能代表那真有生命的民间文学。建安初，曹操父子出来，方才大胆的模仿提倡那自由朴茂的乐府诗体……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甚优美适用。两汉平民文学。遂从民间文学一跃而开作正统文学的一部分了。而胡适认为平民文学里难以遮挡乐府的真美，而且还具体的把古代的白话诗、词、曲、散文等形式分了几大时期，这也体现出了胡适对于白话诗词的热爱与赞赏。我们深信，民间歌唱的最优美的作品往往有灵巧的技术，很美丽的音节，很流利漂亮的语言，可以供今日新诗人的学习师法。不论是从感情还是从思想来看，民歌的语言的技巧可以将民风民俗，劳动阶层的生活缩影以及对于美好生活的憧憬等等表现的淋漓尽致，不在意老百姓多么的与所谓的文人风格大相径庭，而是独特的民风和幽默，使得一些文人骚客也低头汗颜。彻底的白话诗完美的大众语言，举例如写“秦罗敷拒绝调戏她的一个大官时候的，那一针见血的白话诗，相信没有人不在拍手称快，大呼过瘾。而苏轼因其提倡以诗为词，所以不拘格律，形式自由，这例子大家都耳熟能详，笔者就不多谈。苏轼的词并没有刻意的去为哪些人谱成曲子而作，完全抛弃与音乐结合的概念，也丝毫不功利，单纯的为了追求一种清新自然的诗体，音律不在他这一派的考虑范围。苏轼或婉约或豪迈。开启了一代新的诗歌创作风格，被陆游、辛弃疾、刘克庄、刘过等所承继下来。他们作诗的优点是情感丰沛，明白流畅，说话有力，条理清晰，绝不矫揉造作。南宋陆游早年热心追名逐利，他的诗风格偏于慷慨悲壮，晚年则渐渐归于恬适，多以自然风光，美丽景色为主，遂得“自然诗人”的头衔，与杨、范并称。胡适对于辛弃疾的词，认为以上的优点都具备之外，小令做的是格外的漂亮景色、感情、直抒胸臆，有力。

参考文献：

[1]胡适.胡适文集[M].第1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6.

[2]李兴华，吴奔星.胡适诗话[M].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49.

[3]胡适.胡适文集[M].第6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770.

[4]胡适.胡适文集[M].第10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79.

[5]胡适.胡适文集[M].第8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36.

篇6：国之诤臣:胡适的自我定位

隔岸遥望：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早在留美期间，胡适对祖国现状和国家改革的认识就初具雏形，他从不讳言中国衰败的现实和种种弊端。在他看来，祖国犹如重病缠身的病人，积重难返，因此单纯的武力或者是激进的革命反而会使病人病情加重，只有采取渐进的疗养方式才能真正起到治本的作用。中国的发展需要“造新因”，没有捷径可循，需要有“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的信心和耐心。他认为祖国如果有不足以灭亡的因素就绝不会灭亡，所以当务之急是从根本着眼，为祖国创造新的元素。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胡适才认为慷慨悲歌的爱国呼号，建议条陈只是纸上谈兵，进行民族反省，找到病因，造就新因，才是当务之急。“外患亡国亦不足虑”一语即是基于这种分析所得的结论，如果不了解胡适的分析思路和设定的前提就断章取义，很容易对胡适产生误解。

对于祖国，他固然怒其不争，但却从来没有放弃对她的改造努力，而是选择卧薪尝胆之计。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远渡重洋的留学生为此义愤填膺，决定回国为对日一战以血洗耻辱而献身。在群情激昂的氛围中，胡适表现得却异常冷静，他告诉他的同学，作为远渡重洋的留学生我们的责任就是读书学习，不能因为外界的纷扰而耽误这项神圣的使命，要严肃、冷静、不惊、不慌地继续我们的学业，充实自己才能为祖国力争上游。胡适的言论让其他同学嗤之以鼻，攻击他在国难面前“装聋作哑”，铁石心肠。胡适的冷静源于他对祖国积弊丛生的彻骨体验和复兴发展的信心，源于他对“造新因”的追求和期盼，他认为只有人人各司其事，做好本职工作才是救国的良方。但胡适的忍绝对不是没有限度的，正如近二十年后的另一场中日战争，胡适起初主张认清自身的弱势，对日和谈，但当清楚地明白日本的欲望是无止尽的，和比战难，他毅然主张对日一战，并承担驻美大使的职责，为祖国抗战寻求外援。

重踏故土：从整理国故到再造文明

1917年夏，重新踏上阔别七年的国土，胡适感受着久违的故土亲切气息，但心头笼罩的更多的是一层挥之不去的凝重，以及油然而生的革故鼎新的鸿鹄之志。这个志向不是金戈铁马驰骋疆场，不是庙堂之上指点江山，以胡适的话说，这是思想文化的改革，“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他提倡新文化运动，主张文学改良，着手尝试白话诗创作，探寻研究问题和输入学理相结合的文明再造之路。

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很深入的了解，正是因为了解的深入，他才能更清楚地看到传统文化的痼疾，对传统文化做出客观的评价，并对再造文明抱有极高的期望。他主张用“客观冷静的态度”和“科学分析的方法”对中国文化进行整理，“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他告诉论争对手只有如此进行国故整理，弄清楚国故所以然，才有资格高谈“保存国粹”。也正是本着这种态度，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可谓毫不留情，针针见血。他想向人们说明盲目的民族文化优越感只会使中国停滞不前，中国传统文化不足以使中国傲视群芳，相反，它充斥着太多千年沉淀下来的渣滓，正视中国文化中落后的成分，保持“评判的态度”，吸收借鉴西方文明，才能使中国文化走向现代。

静坐书斋中，对着青灯黄卷，在重新评判传统文化价值，正视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引入西方文化的过程中，胡适已然在诠释着“国之诤臣”的角色。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一群迷恋于传统文化的知识人是他需要去面对的敌手，在“诤臣”角色的扮演中，他处理着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思索着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之路。

政治关怀：不感兴趣的兴趣

当与阔别七年的故土再相见时，胡适眼中的中国满目苍夷，他敏锐地感受到文化界的死寂，万马齐喑。他认为文化建设是现代中国建设的基础，希望在文化界大展拳脚，以文化界的星星之火点亮通向现代中国的道路，为此立下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誓言。然而很多事情往往事与愿违，社会的期待，“士不可以不弘毅”的传统观念的影响，胡适素有的精英报国意识和率直的秉性，让他不可能安坐于书斋，沉醉于万卷诗书中任凭窗外雨打风吹。他时不时地被推向风口浪尖，于政治改革、政治走向的论争中激扬文字。问题与主义之争可以看作是他谈政治的导言，此后更一发不可收拾，好政府主义的宣扬，《独立评论》的创办，出任驻美大使，胡适的政治关怀构成了他学术之外的另一条生命主线。

学术是胡适一生的追求，而对于政治他始终保持一种“不感兴趣的兴趣”，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他的社会责任感在他对现存政治的批判、对新的政治走向的构想中展现得淋淋尽致。在政论舞台上，胡适以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形象出現，他对民主宪政的鼓吹不遗余力，对民主宪政的信仰也不因响应者的寥寥无几而退缩。胡适认为民主政治是一种常识政治，一种幼稚的政治，民主政治最适合的对象是缺乏人才的国家、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宪政也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理想，它只是一种可以学习的政治生活习惯，就如同下棋、打网球、赛跑等一样简单易行。生活习惯如果不亲身尝试永远不会融会贯通，就如同站在岸边仅仅做个观望者是永远不会学会游泳的。胡适不厌其烦地阐述着他对民主宪政的认识和中国实行民主宪政的可行性，虽然他对民主宪政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偏差，多强调其功用而非价值，但在自由声音微弱的时代背景下，胡适试图通过这种通俗易懂的表述方式赢得较多的应和者。

置身于政治漩涡中，他需要权衡的不仅仅是理想和现实的关系，更要处理国家与政府的关系，自己与政府的关系。作为一个渐进的改良主义者，胡适明白自己的政治主张并不是空喊口号就能实现，它需要民众的觉悟，需要政府的配合。在危如累卵的局势下，他需要将政府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理念的载体，以既维护又批判的态度视之。欲以国之诤臣的身份铺展书生议政之路，胡适需要谨慎地处理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把握一个度，这个度就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

在政论阐述和争辩中，胡适向来直言不讳，政治论争中也少不了胡适的身影，对于“谈政治”他跃跃欲试，而对于“干政治”却慎之又慎，谨守着“友”与“臣”的界限。他认为保持在野身份并不是爱惜羽毛，而是为了更好地为国家效力，可以在紧要的关头为国家说几句公道话。国家需要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地蒙受其利。所以他愿意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胡适心中国家、政府，臣、友的区分清晰可见，臣、友的区分除了地位的高低外，在胡适看来更为重要的还是“友”的独立精神。“保持言论的冲动”且“不倚靠任何党派”，这是胡适为自己选择的一条表达政治关怀的道路，也是践行“国之诤臣”的最好途径。

“国”和“民”的关系可以有多种，爱国的方式也可以多样，无论是从事文化艺术还是经济政治事业都可以表达对国家的热爱。赞美祖国灿烂悠久的文明，壮丽迤逦的河山是一种爱国方式；批判传统文化中不适应时代发展的因素，政治体制的痼疾，提倡民族反省也是一种爱国方式。

因为远渡重洋，亲身感受到了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和中国人的，并深刻认识了中西差距及其原因，因为急切盼望现代中国的诞生，所以不惜大张旗鼓地鞭挞国民性和文化政治上的痼疾，这就是胡适的爱国方式。在“国”和“民”的关系坐标中，胡适选择“诤臣”这个立足点，表达他对中国文化、政治走向的判断和关怀。无论是作为学者的胡适，还是不时涉足政坛的胡适，他始终保持着那份难得的冷静、理智和率真的秉性。胡适曾对自己的选择做过一段诠释：“我们提倡自责的人并非不爱国，也并非反民族主义者，我们只不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者而已，我们正因为爱国太深，故决心为她做诤臣，做诤友，而不敢也不忍为她讳疾忌医，做她的佞臣損友。”这种认识源自于他对民族主义的理解，他认为“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立一个民族国家。”胡适“诤臣”的自我定位正是建设民族国家理想下的人生选择，终其一生，他所树立的民族反省形象也完满地诠释了“诤臣”的角色定位。多少年后，胡适的声音仍在祖国大地回荡，“认清我们的地位，要学到‘能弱要承认我们今日不中用，要打倒一切虚骄夸大的狂妄心理，要养成虚怀愿学的雅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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