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胡适的历史论文

关于胡适的历史论文（精选6篇）

篇1：关于胡适的历史论文

中国近现代史人物分析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作业

题目 历史人物介绍——胡适 院(系)管理学院 班级 物流管理一班

成员姓名 郭润坤 吕万陆 黄璜 黄敬城 梁禹 梁锦新 学号 1302022112 1302022124 1302022114 1302022115 1302022119 1302022118 指导教师 李永根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原理教研室

人物简介

胡适（1891.12.17—1962.2.24），汉族，安徽绩溪人。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

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

因提倡文学改良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与陈独秀同为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曾担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1939年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1917年（26岁）夏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

同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所写的《尝试集》是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

且提出写文章“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主张，为新文学形式作出初步设想。“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从1920年至1933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时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

职务

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1949年寄居美国，致力于《水经注》的考证等工作，后来去往台湾。1954年，任台湾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7年，出任台湾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南港）院长。1962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开会时心脏病猝发，病逝于台北南港。

爱情

妻子：江冬秀，由胡适其母包办，1917年成婚。在当时自由恋爱风气兴起后，胡适并未像其他青年一样毁掉婚约，而是继续维持，对此，胡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

在胡适的一生中，除了发妻江冬秀之外，还有好几个传闻女友。但胡适最终没有和这些人的某一人走在一起，而是和江冬秀走到了最后，难怪蒋介石先生评价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在这些“绯闻女友”当中，和胡适关系最密切的当然要数韦莲司和曹佩声了。

胡适与他的结发妻子江冬秀的婚姻是他的母亲一手包办的。在胡适13岁时，随同父异母哥哥到上海读书。临行前他的母亲为他订了婚。未婚妻是邻县旌德的望族江家的小脚千金江冬秀。胡适本来对这门婚事不感兴趣，可是他对母亲非常孝敬，不敢违背母命，就默认了。1917年秋天，胡适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后，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同年12月，胡适尊奉母命，在老家与比他大一岁的江冬秀举行了新式婚礼。古典文学研究

胡适在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三侠五义》《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十二部小说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六十万言，结集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出版。

《红楼梦》研究是胡适古典文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因而胡适也被认为是新红学的开山鼻祖。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科学与民主两大思潮逐步深入人心。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也是科学精神的传播者。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是其科学精神在古典文化领域的重要实践。《水经注》研究

1942年，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开始关注《水经注》研究，此后的20年间，在《水经注》版本研究上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在十几年内，胡适搜集了四十多种《水经注》的版本，抄写了一百多篇长篇文章和一些考证文字，用了千百个证据，推翻了“几成定谳”的所谓戴震抄袭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冤案。《戴东原的哲学》一书，是胡适研究清代思想史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胡适认为，清代思想史中存在一个反理学的大运动，这个运动有破坏和建设两个方面。前者是揭破理学的谬误，打破它的垄断地位；后者是要建设一种不同于理学的新哲学。戴震是胡适的徽州老乡。而胡适花了那么多功夫研究水经注来为戴震辩冤白谤，一方面是胡适一向有袒护安徽同乡的习惯，由胡适对李鸿章的评价就看得出来；一方面也是为了要发扬戴震的“从一事一物”开始“训练那心知之明”，以“渐渐进于圣智”的做学问的渐进法门。

社会影响

1、新文化运动方面的影响

胡适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与陈独秀同为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顾颉刚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看胡适的《水浒传考证》一文，看出来的。20世纪三十年代，胡适独具慧眼，提拔、任命梁实秋并帮助他完成了日后号称是梁实秋对文坛的“三大功绩”之一的“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2、不畏权贵的人生

胡适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更是人们眼中的“自由主义斗士”。即使是对被软禁的封建帝王，也能报以人文关怀。胡适对已经退位十年有余的溥仪不卑不亢，与皇帝之间分庭抗礼，“他称我为先生，我叫他皇上”。即使卷入舆论的漩涡，他也能风骨犹存，为了自己的民主自由，甚至不惜以身试险去劝说袁世凯、吴佩孚、段祺瑞等多名军阀。在人们狂热的打倒一切的革命旋风中，依然能保持自己的理性思维，并提出“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的一生是不卑不亢，不向权贵低头的一生，正如他的老师，哲学家杜威一样，是一个比较倾向于自由派的教育家，不希望向权威低头的斗士。尤其是在1960年，蒋介石准备再次当选总统之时，胡适挺身谏言，劝说蒋介石放弃权利，不要参加选举；并提议用不记名的投票方式选举出新的总统。当然这些话语，却不为蒋介石所接受。然而胡适就是胡适，永远笑呵呵地向人们阐述他的民主、自由，和他心中的理想社会。

墓志铭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相关名言

1、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

2、身行万里半天下，眼高四海空无人。

3、对人事可疑处不疑，对原则不疑处存疑。

4、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想怎么收获就怎么栽。

5、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6.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7、发明不是发财，是为人类。

8、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

9、读古人的书，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聪明到怎样，一方面也要知道古人傻到怎样。

10、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11、依我看来，中国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简直可以亡国。

12、无目的读书是散步而不是学习。

13、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14、对人事可疑处不疑，对原则不疑处存疑。

15、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

16、对于打倒孔家店一事，我所谓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权威性、神秘性，世界任何的思想学说，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批评的，我都要打倒。

胡适主张对日妥协。

1915年，胡适发表《致留学界公函》，反对抗议《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爱国学生运动，骂爱国学生们是“理智失常”，得了“爱国癫”。

1929年，胡适赞扬同日本签订卖国条约《二十一条》的卖国贼袁世凯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英雄” 1931年，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胡适说：“我情愿亡国”，“决不主张对日作战” 1935年，胡适主张放弃东北三省。他致信政府，建议“承认”伪“满洲国”。

篇2：关于胡适的历史论文

且说胡适在文学上的造诣远多过其在新闻传播方面的贡献, 其在新闻史上的贡献也许只是文学上的副产品, 但纵观胡适的报刊新闻活动, 联系他曾经参与创办的一系列刊物, 如《独立评论》、《努力周报》等, 笔者认为他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正视, 学术界似乎有意地在遗忘, 亦或是一种无奈的回避。

一、新闻自由

“在一个非理性的时代, 真正的思想成就不可能由狂热分子来完成, 思想只属于镇静、冷沉、忍受孤独、保持独立人格和超越精神的自由人。”这“自由人”便是胡适。正如欧阳先生所说“他一生致力于民主政治的建设, 捍卫人权、法治、思想自由等基本原则;”究其一生所追随的“自由”, 而终为“自由”所累。

缘其一生甘做“自由主义”的斗士, 在其各种主张和思想上无不渗透着“自由”的分子, 也许是意识形态的不同, 或者由于研究的缺失, 胡适的言论自由思想一直被误解甚至是忽视。胡适对新闻自由的追求乃是源于他一直信奉的自由主义, 他一贯坚持独立自由的观念, 胡适为争取新闻自由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他对新闻自由的态度是明确的, 他认为:“我们所争的自由不是匿名文字或秘密传单的自由, 乃是公开的, 负责任的言论著述出版的自由。”“容忍的态度比自由更重要, 比自由更根本。”1920年, 胡适同北大的蒋梦麟、李大钊、陶孟和等人联合发表了《争自由的宣言》, 提出让全国人民行动起来, 废除军阀的警察条例和出版法以及报纸条例、管理印刷业条例和预戒条例等反动法令, 揭露了当时的法律破坏了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等人身自由, 要求政府要保障人民的“几种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权, ”在当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反响。在他看来, 自由是免受外力干扰的具体权利。

二、报刊文字——白话文

胡适的另一个了不起之处, 便是他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大师”。新文化运动, 不仅仅是倡导文学改良、抨击封建思想、号召文化启蒙, 以拯救中国, 更重要的是他提倡的白话文。胡适更是身体力行地来实践白话文, 他将自己创作的白话诗发表出来, 集结出版, 取名《尝试集》。为了进一步论证自己的观点, 胡适写了一篇惊世骇俗之作《文学改良刍议》, 在这篇文章中有这样的文字:“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 宜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 不如用20世纪之活字。”文章在《新青年》发表后, 在教育文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与其“他救”, 不如“自救”, 在那个各种思潮踊跃而来的年代, 国家处于外忧内患, 胡适所翻译和创作的作品, 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宣扬爱国主义、抵抗外族压迫, 对唤起民众的忧患意识, 同仇敌忾保护国家和民族利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现代新闻学看来, 大众传播的作用也莫过于此。白话文, 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样式的改变, 更是传播形式的改变, 白话文“它亦是促使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种强有力的催化剂。没有白话文运动, 就谈不上推行现代国民普及教育, 也就不可能将现代的科学知识普及到大众中去;没有白话文运动, 就不可能有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 也就不可能吸引千百万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没有白话文的通行, 任何科学技术的普及运用, 群众性的破除封建迷信就无从谈起, 思想启蒙工作也根本无法展开。”

三、办报宗旨

在胡适的新闻思想中, 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对办报宗旨的明确化。他曾不止一次在所办刊物的创刊号中强调自己所办刊物的宗旨与目的, 在《独立评论》引言中胡适说:“我们叫这刊物作《独立评论》, 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 不迷信任何成见, 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关于独立精神, 胡适的观念是:“不依傍任何党派, 不迷信任何成见, 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胡适终其一生未加入任何党派, 提倡要办“有主张的报纸”, 而且是“值得一驳经得起一驳”的主张。1931年5月22日, 在致《大公报》出满壹万号的贺辞中, 胡适特别提出关于报馆办报宗旨的问题, 胡适说:“在这个时代, 一个报馆还应该依靠那些读人家庭阴私的黑幕小说来推广销路呢?还是应该努力走向正确快捷的新闻和公平正直的评论上谋发展呢?”报人对办报宗旨的认识, 不仅是对办报目的的认识, 也是一切有良知的记者用以实现自己的信念的途径, 而非以权谋私, 这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实用。

四、舆论导向

在今天的大众传播界, 舆论导向对于我们新闻人来说并不陌生, 而在胡适那个言论自由还不成熟的条件下, 谈舆论是奢侈之极!他提出:“在这个时代, 一个舆论机关还是应该站在读者的前面做向导呢?还是应该跟在读者的背后听顺他们呢?”而他本人在对国民党的批评及其在实现他的“为国家作一个诤臣, 为政府作一个诤友”的过程中, 则主要是充分利用了报刊舆论的导向作用, 来努力演好自己诤友的角色。在《独立评论》引言中胡适强调, “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刊物, 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来, 做一种引子, 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和讨论。”“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 只期望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 用公平的态度, 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这些个引子, 其实就是充分利用舆论的引导作用。文人论政似乎是中国士大夫的一种传统, 虽然胡适以后深受杜威的实用主义影响, 但作为第一代自由主义分子的核心人物, 胡适不过也是追求监督政党的议政书生。自其1908年开始主编《竞业旬报》开始, 先后参与《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周刊、《独立评论》、《大公报·星期论文》、《自由中国》等的创办和编辑, 都是公共舆论中引人注目的重要发言人。虽说政治被胡适称之为“不感兴趣的兴趣”, 但其所发表的时评, 无不将其自己推上风口浪尖。

五、结语

作为自由的斗士, 胡适终其一生也未能达到自己的理想世界, 但无论怎样, 我们应以一个客观的心态去面对这个曾经为中国的自由主义、民主思想还有文学改良运动等发挥过巨大作用的文坛巨匠。历史在沉浮, 我们应该重新认定胡适, “不应该只倾斜于胡适的文化学术地位, 而应该理解、阐释胡适思想的现代定义, 再现胡适作为一个自由思想启蒙者的历史价值, 再现他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

摘要：作为自由主义的斗士, 胡适无疑是“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之一, 本文略去其相关政治方面原因, 从新闻自由、报刊文字、办报宗旨、舆论导向四个方面略论胡适的新闻思想。郭

关键词：自由,胡适,新闻

参考文献

[1].胡适:《胡适的声音》,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2].胡适:《胡适全集》,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年版

[3].胡适著,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1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4].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5].孙勇、徐苒:胡适的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 《新闻爱好者》, 2002年02期

篇3：寻找胡适的历史现场

学历史的我固执地认为，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是带有唯物色彩的“读书与实践相结合”的释义，而是带着历史去行走——触摸承载历史的现场。所谓“发思古之幽情，吟伤今之离恨”，不读历史，何以“思古”；不行走，何来“幽情”、何来“吟伤”？历史读本的标杆——司马迁的《史记》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因为有这样的嗜好，读书就爱寻找同好。姜异新的新书《走读胡适》，就是这样的“契合”，她在胡适去世50周年出版的这本书，就是在读与行之后出来的。

曾亲炙胡适的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说，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启蒙大师。“继往”是指胡适在学术旨趣上，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资料整合能力，“开来”则是指胡适引介西方学术方法论，在中国语境中，重新理解问题。而“启蒙大师”，则是指胡适学术方法与理论，获得了五四之后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极大认同。胡适，作为一种文化象征，多年来一直被不断的解读。

对胡适的研究，姜异新当然是后学。她因为研读现代文学史与胡适相遇，一直在读着胡适。尽管读了很多，她仍感觉“书到今生读已迟”。她选择了“走读”——实际上是“读走”的方式，边读边走，边走边读。她说，这种“走读”，“不是人文旅游的雅致说法，不是行万里路的走马观花，是将地理景观作为可解读的文本，将文本作为可透视的文化景观，而由我，一个个人的行走，贯穿起逝去的历史，使之带上些许生命的鲜活”。

胡适曾经说过：“个人与国家的最大罪恶是漂泊。”而胡适生逢清末，一路民国；1949年避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生摇曳着，漂泊着——安徽、北京、上海、美国、台北。可以想见，胡适多么渴望结束这种“罪恶”，让文化和心灵都有驻地。“走读”中的姜异新，常常不自觉地与胡适的感觉契合，并以优美的文笔，让这种感觉流淌出来。

《哥大之追》，写胡适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关系。胡适在这里上学，但何时获得博士学位却成为一场公案。姜异新用一个“追”字入题，既寓意胡适对博士学位的追补，又可以理解为胡适对导师杜威的追随。《暮立南港：自由与容忍之间》，写的是胡适在台北南港最后三年的时光。胡适的寓所，是蒋介石的稿费专款、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的追加资金合二为一盖起来的。胡适一生追求自由，但“政府”的院长职位，以及“总统”蒋介石的青睐——或者说关注，他的自由度有多大？他的生存，必在“自由与容忍之间”徘徊。作者用一个“立”字入题，胡适也“立”起来了。作者说，这个“立”字很费了她一番心思，因为只有这个字“最能表达胡适最后岁月对某些东西的容忍和执著。他从来都不会像鲁迅那样‘横’站着，但也是傲然挺立的”。

篇4：浅述胡适的历史观与人文精神

关键词：胡适 历史观 人文精神

前言：在研究中国现代史的过程中，胡适是研究的关键人物。他在哲学、文学、道德、教育等领域中，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研究胡适文学思想的过程中，学界一般是就事论事，并没有提升到跨学科的研究角度，没有在整体上把握胡适的人文精神和历史观。本文主要在整体上研究一下胡适的文学思想，从而更深层次的研究胡适的人文精神和历史观。

一、胡适的历史观和人文精神

历史观是一个人思想的内核与根本，一位对历史没有深刻认识的人是不可能成为思想家的。因此，胡适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位叱咤风云的思想家，作为一位对中西历史文化进行过大量比较的著名学者，自然也有着他对历史的深刻认识。另外，在他的文学思想中，也体现出其独特的人文精神，下面，我们主要针对胡适文学思想中历史观和人文精神的结合，而形成的跨学科研究进行分析、概括。

（一）历史多元论与一元论的并存

首先，胡适主张多元的“实在”史观。他认为，唯物的历史观是用“客观的物质原因”来说明历史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物质经济基础所解释的历史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动因是一种”狭义的唯物史观”。他反对历史的一元论，而主张历史本质和动因的多元论。其次，胡适对于历史的本质和动因的认识又存在一定的矛盾性。因此，胡适的文学思想中也强调了文化思想在历史中的主导地位和决定地位。这个可以从他坚持从事文化思想革命可以得到印证。由于胡适认为思想文化的革新是中国现代政治变革的基础，并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化思想的研究和自由主义政治的宣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政治的彻底变革，奠定了他的历史地位。最后，胡适对历史的本质和发展动因的一元性和二元性认识不清，从而使得他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上有着矛盾的心理。

（二）历史渐进说和社会改良与革命之辨

胡适对于历史的发展，主张渐进的社会改良理论。他认为，文明和进化都是一点一滴、缓慢的进化的，只有循序渐进的历史演化才是科学的。因此，胡适对革命有着自己的辩证认识。根据其文学思想跨学科的进行研究、分析，可以发现胡适并没有彻底否定革命，反而对革命在社会与政治变革中的作用予以了肯定。关于胡适的历史渐进论及其社会变革论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胡适认为历史演变中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单向的历史因果关系。第二，胡适对革命与改良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他主张社会安良，反对政治上的、暴力的革命。另外，他还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激进主义者，支持文化思想的革命，从而与他渐进的历史演化论形成矛盾。

（三）以人文精神为指归

胡适认为如果哲学变成解决“人的问题”的哲学方法时，哲学光复的日子便到了，他继承了杜威的观点，建立了人本主义的哲学观，也奠定了胡适文学思想中人文精神的哲学基础。胡适的文学思想中主要包括两点：一，突出个性主义，感情表达真挚。二，要联系实际，与社会相关联。从而，胡适在文学革命中为大多数人争取了公共权利，普及了基本教育，促进了胡适文学主张的实现。

二、胡适的历史观和人文精神的思想特征与思考

胡适的历史观和人文精神相结合的文学思想，在今天的发展中仍起到巨大的作用。第一，在研究胡适文学思想的跨学科视角中，涉及到许多与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等现代历史相关的问题，从而可以发现历史与思想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在研究胡适文学思想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其思想的普遍性。第二，通过探讨胡适跨学科研究的成功与失败，可以展现出对当今文学的发展和文学理论的建构的启示作用。胡适的文学思想中有效的将历史性和文学性结合了起来，从而根据因果律的普遍性，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历史和文学结合的理论难题。第三，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胡适已尽了自己的本分，他促进了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他的诗歌、学术著作、文学思想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文化建设的发展。第四，胡适的思想文化中的自由意识，对历史的认识以及所涉及的人文精神都成为现代中国的启蒙思想。

小结：胡适是”五四”思想界的旗手，也是中国现代思想界的领袖人物之一，因此，他的思想相当充分地体现了”两歧性”、乃至”多歧性”的特征。我们通过对其历史观内在思路的逻辑梳理，便可以充分看到这一思想特征，如他在历史本体论上徘徊于一元论和二元论之间，在历史发展动因问题上对必然论与偶然论莫衷一是，既主张社会改良论又肯定革命论，在论述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时，将西方自由主义与集体主义相调和等。我们在研究胡适文学思想中的历史观和人文精神的同时，也学习到胡适思想中的实用主义，反观胡适的历史观，便可以发现他对历史本体、历史动因、社会历史变革形式、人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的认识的”两歧性”认识，在这种”实用理性”及其价值取向的原则上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篇5：关于胡适的历史论文

遗憾的是，多年来我们对胡适只有批判而无研究。无研究的批判不可能是真正有力的批判。政治上的批判自然是必要的，但批判仅限于政治声讨，往往言过其实，流于片面。其流弊所及，有目共睹，明显的后果之一，是使胡适研究成为禁区。所幸近几年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用研究的眼光评论胡适的人和论著渐渐多起来了，其中成绩显著的要推耿云志同志。他新近出版的《胡适研究论稿》一书就是证明。

这本书收有十篇专题研究论文和一部年谱。年谱约十七万言，它为查考胡适生平提供了很大方便。由于作者对胡适的著作和私档材料研究有素，年谱选材精当，详略相宜，能够反映谱主的思想、政治面貌及其变化的脉络，因而有着学术上的价值。专题论文涉及胡适一生活动的各个方面，诸如胡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他在文学革命中的作用，他的实验主义、历史学的方法与成就、中西文化观和教育思想，以及胡适从“五四”到三十年代初期政治态度的演变，等等，都有系统的论述。其中提供了许多新材料和新见解，它们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说出了以往被遮没或歪曲了的事实真相；二是作出了别人未曾作过的较为合理的分析和批判。这样，本书就使读者耳目一新——感到作者的胡适研究是实事求是的。

本书最应当受到重视的还不是它的见解，而是它的方法。任何学术见解，不论多么高明，都是可以讨论的，很少是无懈可击，本书当不例外。而作者所着力运用的研究方法，对于考察和评价历史人物却有着不容置疑的价值。本书能够做到实事求是，也得力于此。

研究历史人物，有一种至今仍然流行的做法是，尽量回避矛盾，抹去曲折，好人只讲好，坏人只讲坏。本来，在任何历史人物身上，都会程度不等地存在着种种矛盾现象和复杂情况；因此，研究历史人物必须将其各种表现一一考察清楚，作出全面分析，决不可用实用主义态度对待史料、史实，任意取舍。对人物的评论，可以仁智各见，无须强求一律。但据以分析、论证的材料必须是真实的和完整的，材料不全，不可轻下结论。鲁迅说得好，“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题未定”草》)。全然不顾事实的“抑扬”当然不好，不过这种类乎“客里空”的做法毕竟少见，且易为人所识破；惟有对史料、史实取其一点，不及其余，最为可怕。因为说的确有其事，不明究竟的读者便会上当，误把象腿当大象。在历史作品中凡为尊者、亲者讳的，大都采取这种方法，因其确能收到预期的效果。然而，这样的效果决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史学工作者所应当追求的。本书作者正是反此道而行之，竭力追求史实的全面性，不是回避而是找出矛盾，加以说明。这是本书运用的首要方法，也是作者研究工作程序的第一步。

例如，过去流行一种看法，说胡适从五四运动爆发起便成为人民的敌人。这种看法当然可以列举一些史实为其根据。作者不否认这些史实，认为从反对五四学生运动，特别是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始，胡适确实表现出一种反动倾向；但作者列举不少关于胡适谴责、揭露北洋军阀政府，有时甚至有点同情革命的史实，指出在一九一九——一九二六年期间，胡适不属于反动营垒，他主张“好人政府”是因为他“感到不能忍受‘军阀的横行’，所以从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库里找出这样一个改良主义的武器，要同北洋军阀这个‘恶势力’奋斗”。以这两方面的史实为据，作者判断说：“胡适这一时期的政治态度还不是很确定的”，“还大体保持着资产阶级学者通常所采取的自由主义的立场”。而自由主义者不属于反动派，当时共产党人也都把胡适看作是自己政治上的同盟者。一九二三年四月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将胡适归入“非革命的民主派”，作者认为“这个判断非常科学”。这样，由于作者敢于按照全面的史实思考和立论，就令人信服地纠正了以往的错误看法，弄清了那个时期胡适政治上的真实面目。

也是由于采用了上述方法，才由作者第一次说清楚了胡适和国民党反动政权相结合的过程和原因。他用各个方面的史实告诉人们，这二者的结合，并非如以往许多论者所云是胡适单方面投靠蒋介石，而是经历了相当大的矛盾和曲折，有着复杂的因缘关系。胡适虽然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就表态支持蒋介石政权，但直到一九三一年以前，他始终受到南京政府的疑忌和压迫。这种压迫一度达到组织围攻、查禁胡适文章的地步。与此同时，胡适也不停地公开批评南京政府，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作了一些很不客气的揭露。不过，作者指出，胡适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促使国民党“改善”自己的统治，同他对北洋军阀的批评是有很大不同的。因而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作为“反战主义者”与“民族自卑论者”的胡适和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发现彼此之间有着基本的一致性，感到相互需要，便在政治上开始结合了。作者对上述过程的说明与分析，非常清楚地揭示了胡适在三十年代如何加入反动统治集团这个基本事实，对于认识和探索胡适这类知识分子在旧中国活动的政治轨迹显然十分有用。

本书采用的另一个基本方法是历史主义地看问题，既辨明道理上的是非，又如实地评价历史功过，不以“是非”定“功过”。例如，本书对胡适的实验主义(包括“科学方法”和“多元的”历史观)进行了全面的剖析，揭露了它的主观唯心主义本质及其形态特征，并且以充分说理的方式批评了近几年国内(包括台湾)学术界出现的一些观点，如说胡适歪曲了杜威的哲学思想，胡适宣传的基本上不是实验主义而是唯物主义；胡适的“科学方法”并无错误，等等。我以为，本书的《论胡适的实验主义》，是解放以来少见的从学术立场上认真批评胡适哲学思想的作品。作者的分析、批评是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进行的，可谓一丝不苟。但同时作者又指出，胡适把实验主义运用于当时中国的学术领域是有某种积极意义的，这突出表现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上。作者认为，这个方法揭示了前此中国人从未说明过的“科学研究中一部分必要的思维过程”，表现了“探讨的精神”和“尊重证据”，“反对武断的态度”，用以对付崇古、泥古的封建学者，不失为一种利器。胡适将其用于史学，对封建学者治史的态度、方法的批评很能击中要害；他主张对中国古史材料“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对古史的辨伪工作也产生了明显的好影响。又如，作者在评价胡适的教育救国论时指出，近代中国的教育救国论，作为一种救国的路线是错误的，但它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所起的客观作用不尽相同。当着革命力量尚未成熟、革命运动尚未起来，教育救国主张的实际意义主要在于发展新式教育文化事业，它对救国是利多弊少的。反之，在革命高潮正在或已经出现时，鼓吹教育救国以抵制、反对革命，那就起着反动的作用了。作者列举大量史实说明，胡适的教育救国论主要是属于后者，因此应当批判。本书所作的这类分析表明，在作者看来，一种思想或主张，即使本质上是错误的、反科学的，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也可以具有积极的、进步的作用。也就是说，一种思想或主张在历史上起什么样的作用，不仅和它本身真理性的有无、大小有关，而且离不开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二者不可偏执一端。因此，用马克思主义辨明一种思想、主张的理论是非是一回事，评价这种思想、主张的历史作用是又一回事，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切不可将它们等同起来，用其中的一个去推定另一个。由于我国史学界长期习惯于用“是非”——包括理论的是非和道义的是非——去推定“功过”，本书作者如此细心地把对胡适思想的“是非”的评论，同对它的“功过”的估价恰当地区别开来，就有着特别重要的方法论的意义。

就历史人物的研究来说，所谓把“是非”与“功过”恰当地区分开来，就是要承认历史人物的个人意愿、认识，同他的实际活动以及这种活动产生的客观作用，常常是不一致、甚至相背反的；要承认历史上“坏人”、“坏心”有时也干出了“好事”；“好人”、“好心”有时也会办出“坏事”；也就是要承认“恶”也能成为“历史发展的杠杆”，承认历史发展具有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历史人物的深刻工作就在于：给这类动机与效果、思想与行为，以及道德、正义与社会进步之间的种种矛盾现象以真实、合理的说明，而不是象恩格斯所批评的旧时代的唯物主义者对待历史那样，“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做到了这一点，才说得上真正是历史主义地看问题；否则，说是历史主义，实际上还是变古为今，以致远离马克思主义，甚至弄到混淆黑白、指鹿为马的地步。

在这本书中，作者运用的第三个基本方法是具体分析。上述历史地看问题也是一种具体分析，不过偏重于对事物外部联系的考察。这里讲的具体分析，主要是指对事物自身结构和内部关系的解剖。

例如，胡适原是全盘西化论者，有着严重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因而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他的文化观自然无一足取。然而，本书却令人信服地指出，胡适在文化问题上的见解，有许多是可取的、正确的，甚至今天仍然有着认识上的价值。本书何以能见人之所未见，关键就在于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请看作者对胡适文化思想的层层剖析：一、作者在说明胡适民族虚无主义倾向产生的过程与原因，揭露和批判它的反动性的同时，指出胡适的这一倾向在二三十年代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和他的反动的改良主义政治主张相联系；另一方面又是对付封建卫道者的，是反对卫道者们对封建文化的“夸大狂”而走向另一极端的结果。表现在后一方面的民族虚无主义当然也是错误的，但这种“反对”本身却具有合理内容和进步意义。二、胡适在批评梁漱溟、张君劢等人大肆宣扬的所谓西方文化是物质的、东方文化是精神的观点时，不仅正确地提出任何文化都含有精神和物质这两种“因子”，“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精神的”或“单是物质的”，而且认定“精神的文明必须建筑在物质的基础之上”，并且肯定“物质享受的重要”，指摘“东方圣贤”鼓吹“知足”、“安贫”的伪善。作者认为，这些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比封建学者们的文化观显然高明和进步得多。三、与此同时，作者又指出，胡适在否定梁、张等人的上述观点时，一方面过分美化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另一方面又常把对方的观点颠倒过来，硬说先进的西方文化才真正是精神的，中国文化反倒是物质的，即“不能运用人的心思智力来改造环境、改良现状的文明”。这种说法表现了胡适在概念上的自相矛盾和治学的不严谨，但它强调文化发展程度愈高，其所凝结的人的创造智慧也愈多，对人的精神上需要的满足也愈充分，却是合理的。四、作者进一步指出，胡适崇拜西方和民族自卑心理十分强烈，被人们骂为“洋奴”可谓“罪有应得”，但他反对梁漱溟等人把中西文化看成是两种绝然不同的东西，强调各民族的文化是“根本大同小异的”，这无疑是正确的。作者还提醒说，胡适在比较中西文化时提出的“文化之进步就基于器具之进步”，“东西文化之区别，就在于所用器具不同”的见解，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也是基本上正确的重要见解。因为这个见解实际上为人类文化同一性提供了根据，而否认文化的同一性正是中国封建卫道者们顽固排斥外国进步文化的立脚点。本书对胡适文化观的评述当然远不止上述这些，但仅从这几点简要的介绍中即可看出，作者的剖析有如剥笋，深入而细密。所谓具体分析，就是要充分了解事物所固有的诸多规定性，将它们综合起来进行考察，揭示事物内部各个部分、方面、层次的本质与特征，以及它们相互间的联系。因此，愈是复杂的事物就愈需要作具体分析，这种方法也愈能发挥出它的科学效用。

本书所做的工作说明，对事物进行具体分析，不仅需要相应的知识和逻辑思维能力，更重要的是要有辩证的头脑。如果脑子里只有是与非、好与坏这样两种概念，只会按照非此即彼的方式思考，那么所谓具体分析也就无从谈起了。这是历史研究者尤其应当注意的。

还应当指出，上面说的这几种方法以及它们所体现的实事求是精神都说明：尽管胡适是个终生反对马克思主义、长期反共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学者，本书作者对他的思想、著作仍然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这无疑是正确的和明智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资产阶级的文化遗产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因为正象作者在本书中所说的，“即使在中国，共产主义思想文化的产生、发展也离不开对本国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批判总结。如果不对本民族文化遗产，其中包括资产阶级的文化遗产做批判性的总结，马克思主义就不能中国化，就不能在实际生活中发生指导作用”。这是一个被实际生活从正面和反面一再证明了的真理，我们不应忘记。

最后，我要说本书也有令人不够满意和不能满足的地方。不够满意指的是对胡适思想的批评在个别问题上仍有失之偏颇之处。如胡适的“历史的观念”，虽然缺乏辩证发展的内容，但含有历史地看问题，对一切持评判态度的合理因素，在当时中国知识界起着启迪心智、破除封建教条主义束缚的作用。可是，作者只将它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念相比，以示其“贫乏和卑不足道”，而对它的历史作用全然抹煞，显然是不全面的，是历史主义没有贯彻到底的表现。使人感到不满足的是本书对胡适的综合研究还做得不够。例如，胡氏生涯中的政治与学术的关系、胡氏思想和学术中的西方观念与中国传统观念的关系等等令人感兴趣的重要问题，虽然在各篇论文中有所涉及，但均无系统的探讨。此外，对胡适政治思想的演变也未作追踪的研究。这些也许可以说是这本书的美中不足罢。

篇6：胡适关于二战的预言

胡氏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远不能与日本抗衡，主张避战谋和，与日本公开交涉，解决两国之间的悬案，以谋求十年的和平。按他的设想，在这和平的十年中，中国全力发展现代军事工业，以阻止日本武力征服中国的企图。

这一主张给胡适带来了“主和派”的称号，从而受到主战派的猛烈谴责与攻击。

1936年7月，胡适应邀参加在美国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六届年会，并当选为副会长，在国际学术界的声望再次得到提升。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胡适力主出兵讨伐叛逆张贼学良，并写出《张学良的叛国》一文，以作国民党中央讨伐声势的呼应。

卢沟桥事变后，胡适认为虽然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仍没有充足的准备，但事已至此，大战不可避免，且势在必战。特别是自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守军以血肉之躯，奋起抵抗，战事持续一个多月仍呈胶着状态。目睹此情，胡适的心境为之改观，觉得中国守军可战，日本小鬼并不是打不垮、压不毁、煮不烂的铜豌豆，思想随之转弯。

庐山谈话会上，胡表示支持蒋介石的抗战政策，并产生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观点。鉴于胡在美国知识文化阶层中的声望，蒋介石遂产生让胡适到美国以非正式外交使节的身份疏通国际关系，争取美国朝野对中国抗战同情与支持的战略构想。但此时的胡适觉得贸然出国，会招致自己贪生怕死的非议，又不知道出去后“能做些什么”，遂极度情绪化地谢绝使命。

在众人劝说无效的情形下，蒋介石让傅斯年单独与胡适交谈，力促其出洋为国家效力。傅斯年受命前来苦劝，但胡适仍不答应。最后，傅斯年于焦急中流著眼泪说：“要说我有先生的名望和地位，我就要去了，为了抗日……”听到这里，胡适深为所动，同样流下了热泪，遂以政府的安排属于“战时征调”，自己应无条件为国家贡献力气为由答应赴美。

同年9月，胡适以学者身份离开即将进行一场血战的南京赴欧美。临行前，对前来送别的主和派代表汪精卫、高宗武、陶希圣等干将们说，自己已不再祈望和平，并劝对方不要太悲观、太性急，国家总有向好的方面转折的机会。

许多年之后，世人通过陆续披露的“胡适秘藏书信”或内部档案材料窥知，抗战前的胡适并没有傻到把国家命运全部押到与日本谋“和”这盘棋上，在主“和”的同时，清醒地认识到中日战争或早或晚地要爆发，也就是台湾前国民党主席连战的祖父连横当年所预言的“中日必有一战”之谓也。

在胡适的思想观念中，除了一个“和”字，还有另一个主动迎接战争的思考和计划。

从不久前台北“中央研究院”披露的一批档案、书信可以看到，1935年6月27日夜，胡适在给王世杰的一封长信中，就表达了自己对时局的认识与战略构想，精辟地预言中国需要一个长时期的抗战过程，方可促成英、美在太平洋与日本开战的可能。

信中说：若中国局势发生逆转，只能寄希望于“一个很远的将来”。日本因滋生了一个狂妄而危险的图谋称霸世界的野心，最终将激怒英美，到那时，“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又说：“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年之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能期望在我们打得稀烂而敌人也打得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参加与援助。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以促进那不易发动的世界二次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