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精神的演变

大学精神的演变（精选6篇）

篇1：大学精神的演变

大学精神的演变

---丁东(男，1951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有《冬夜长考》、《和友人对话》、《尊严无价》、《午夜翻书》、《思想操练》、《精神的流浪》、《教育放言录》、《文化十日谈》等书，以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为主，近年致力于民间思想的整理研究和口述史学。)

中国产生现代大学已经100多年了。清末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出现了第一批新式学堂，新政中废除科举，建立现代学制，中国兴办了更多的大学。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大学精神发生过怎样的变化？也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一、这一个世纪，可以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是民国，到1949年为止，后一部分是共和国，从50年代到现在。

前一部分，又可分为两小段，北洋时期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草创期，大学精神的形成期，大学数量不多，规模不大，但起点很高。当时的基本格局是公立、私立、教会三足鼎立。把中国大学带到高起点上第一个教育家，就是蔡元培。

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间不到三年，但一直影响到今天。他主张的兼容并包，网罗百家，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到现在还是我们的愿景。他对大学的定位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今天也不过时。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不但网罗了陈独秀、胡适这样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也网罗了辜鸿铭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的高人。梁漱溟没有大学学历，只有中学学历，但他发表了一篇论文《究元决疑论》显示了学术水平，蔡校长就请北大教印度哲学。

蔡先生为什么能够站得高，成为开中国大学风气之先的人物？他有四个条件，第一，他是清末进士，是深通传统文化的学者。第二，他是革命元勋，光复会创始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第三，他是先当教育总长，后当北大校长。第四，他留学德国法国。留学德国很重要。当时世界高等教育最先进的不是美国，而是德国。19世纪，德国不但产生洪堡这样伟大的教育家，同时也出现威廉三世这样的君主，他提出了这样的理念：“大学是科学工作者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帝政时代的德给大学充分的财政经费，保证教授有很好的生活待遇，但绝不干预大学的自我管理和学术自由。直到希特勒上台以前，德国的大学水平是最高的，诺贝尔获奖者是最多的。希特勒上台以后，迫害犹太人，犹太知识精英大批流亡，流亡到七十多个国家，美国的民间社会很发达，收留其中的四分之一，美国给他们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天地，使他们有机会成为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电子计算机之父，把美国的大学推上了世界领先水平，从而保持国家的领先地位。所以，李工真说，德国模式是国兴科教，美国模式是科教兴国。

北洋时期是武夫当国，领导人像走马灯一样，你上我下，政局很不稳定，民生无保障。但主政者对教育、对思想文化基本上不控制，不干预。蔡元培怎么办学，不需要请示谁。

1926年北京发生的三一八惨案，本来是国共两党发动的政治抗议活动，但政府卫队打死了请愿的学生，段祺瑞还是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从此终生食素，表示忏悔。1928年以后，进入国民党统治时代。蒋介石比北洋军阀强势，他主张以党治国，国民党政府主张党化教育。但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对大学的控制是有限的。要求大学开设党义课，讲三民主义，大学并不认真对待。当时大学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大学的校长、教授在政府面前，没有失去尊严，放弃独立。蒋介石派罗家伦当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留学归来，比较强势，要在学校实行军训，遭到抵制，只好走人。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是教育家，他对大学有一个著名的概括，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他尊重教授。清华大学他主政时间最长，成就最高。

西南联大时期，冯友兰曾代表西南联大校方致教育部陈立夫部长一封信，很能说明当时大学和政府的关系：

敬悉部中对于大学应设课程及考核学生成绩方法均有详细规定、其各课程亦须呈部核示。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唯其如此，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如牛津、剑桥即在同一大学之中，其各学院之内容亦大不相同，彼岂不能令其整齐划一，知其不可亦不必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无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殿最。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律以孙中山先生权、能分立之说，则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今教育部之设施，将使权能不分，责任不明，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师严而后道尊，亦可谓道尊而后师严。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之一科员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学生尤启轻视教授之念，于部中提倡导师制之意适为相反。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教部今日之员司多为昨日之教授，在学校则一筹不准其自展，在部中则忽然周智于万物，人非至圣，何能如此。此同人所未喻者五也。然全国公私立大学之程度不齐，教部训令或系专为比较落后之大学而发，欲为之树一标准，以便策其上进，别有苦心，亦可共谅，若果如此，可否由校呈请将本校作为第某号等训令之例外。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冯友兰的信写得比较委婉，但独立精神还是跃然纸上。

从1928年到1949年，虽然中国经常处于战争状态，大学的教学环境经常受到冲击，甚至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教授的待遇也没有保障，像闻一多这样的名教授，为了养家糊口，还要刻图章挣钱。但这一时期大学的精神是独立的，向上的。一批大学的学术水平是很高的，出现了一代真正的学术宗师，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人文科学，奠基人差不多都产生于民国时代。民国时代不但有高水平的国立大学，还有高水平的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南开校长张伯苓，燕京校长司徒雷登，都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民国时代的大学精神至今令人向往。

二、后一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六十多年，又可以分为三小段。

第一段是毛泽东执政的二十七年。前一半学苏联，后一半毛泽东自行实验。

建国初期，就开始院系调整。按照苏联模式，把所有的大学打乱重组。苏联模式的特点是专业教育，目的是迅速培养国家需要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而不是人的全面发展。原来那些综合大学被拆散，变成文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财经学院等各种专门学院，专门学校。清华大学的中文系、历史系、外语系，本来都是拔尖的，被并到其他院校，清华成了单一的工科大学。蒋南翔的指导思想是又红又专，也有人归纳为听话出活。最近，杨继绳在资中筠自选集发布会上说，我和资大姐是校友，但你上的是清华大学，我上的是五道口工学院。因为资中筠在院系调整时毕业了，而杨继绳1960年代才入学。读了五年清华，没听说过陈寅恪，清华传统都被割断了。

院系调整使民国时代留下的一些一流大学大伤元气。至今不能恢复。国立、私立、教会三足鼎立的格局，也变成公立学校的一统天下。

思想改造运动，从最有名望的高级知识分子，到一般的教师学生，都要从头学习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放弃原来的世界观、方法论。毛泽东不但要做秦始皇，而且要做孔夫子，集政治领袖和思想文化领袖于一身，实现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专政。中国的现代社会人文科学，不论文、史、哲、经、政，都用毛泽东的观点统帅一切。有些学科，如社会学，干脆取消。经过批判胡适、批判胡风，特别是反右运动，一批有独立见解的教师、学生被打入另册，成为贱民，更多的人不敢再有独立的思想。治学的天地越来越窄。御用文人成为学者的成功之道。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自成一家。他的学历是中等师范，到北大当图书馆管理员受过气。他对以往大学传统有一种反抗情绪。他读书很多，但瞧不起书本知识。在战争年代，许多科班出身的军人，被他打败了。他说，读书越多越愚蠢。

中苏分裂以后，中国大学不再学苏联，成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实验田。文革中，实验进一步升级，毛泽东号召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大学在文革初期停课闹革命。71年恢复招生。招收工农兵学员，当时的口号是上管改，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大学的领导层还有工宣队、军宣队。学工、学农、学军在课程中占很大比重。阶级斗争是大学的主课，参加政治运动压倒一切。

开始，招生时还想搞一点文化考试。张铁生事件把有限的文化考试也冲掉了。大学招生全靠推荐。最初还选拔了一些工农兵当中的先进模范人物，很快成为拉关系走后门的重灾区。

当然，毛泽东时代没有市场机制，没有金钱对学术研究的腐蚀。所以人们的思想比较单纯，不敢在学术研究上弄虚作假，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出了一些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合成牛胰岛素，发现青蒿素，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当时，所有的大中专学毕业生都由国家包分配，毕业都是国家干部。学生也没有那么多后顾之忧，学习态度比较认真。老教授思想改造是真诚的，青年师生对于革命理想的信仰也是真诚的。

有一些校长保持传统的风骨和操守，举两个例子：

其一是马寅初，他是北大校长，民国时期的经济学家，五十年代提出新人口论，受到主流的批判，周恩来劝他检讨过关。他说：“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止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其二是人大校长吴玉章，教师谢韬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他把谢韬保到自己家院子里住了一年。后来不得已，谢韬才被关进监狱。当时周恩来对吴玉章很尊重。吴玉章和党委书记胡锡奎合不来，周恩来原来相中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接替习仲勋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周就把郭影秋调到人大任党委书记接替胡锡奎。

毛泽东去世以后，他的教育思想实验难以为继。这就进入第二个阶段，从70年代末，中国高等教育开始拨乱反正，到80年代，中国大学精神出现了一次中兴。中兴始于恢复高考。当时粉碎四人帮不到一年。１９７７年７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闭幕，邓小平官复原职，８月初就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８月６日放了一炮，他说：“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键。目前这种招生办法，使大学生的质量得不到保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中小学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还是招生制度。现行招生制度有四大严重弊病：一，埋没人才。二，工农子弟很难上大学。贫下中农说：‘解放前上学靠钱，十七年上学靠分，十一年上学靠权。’三，败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越演越烈。据我所知，今年招生还没有开始，但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四，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现在，甚至连小学生都知道，上大学，不需文凭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现行招生制度必须大改，必须真正保证择优录取，打破现在的框框，不拘一格选人才。当前正是关键时刻。听说太原招生会，目前尚有可为，迫在眉睫。我呼吁，今年招生开始就要当机立断，下更大的决心，否则又是一二十万人的质量问题。新生质量无保证，77年教学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句空话。今年至少要采取一些过渡措施，应当建立全国统一的报考招生制度，应当体现以下精神：一，招生名额不要下到基层单位，至多分配到省市一级掌握。二，要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和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从语文和数学可以看出学生的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维能力。三，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只要我们采取果断措施，大学新生质量就会大为改观，收到显著效果。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教育部长刘西尧说：“原来想今年文化程度要求达到高中毕业，名额分配到县。自由报考问题，我赞成南翔同志的意见，但马上要做，还要具体化。”邓小平说：“领导批准应改为全国统一的招生，委员会定，该委员会由教师组成。”科学院李昌说：“招生问题，只要下大决心，今年是来得及的。”沈克琦说：“完全同意查全性同志的意见，如今年不解决，81年学生的质量无法保证。”邓小平说：“改嘛！既然今年还有时间改，就坚决改嘛！把太原招生会议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这涉及到几百万人的问题，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拿上来，又要不致引起波动。你们研究一下，这个方法应当找出来，要求质量。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允许报三个志愿，到校后再分专业。今年开始就改，不要等了。招生十六字方针可以改一改嘛！”温元凯说：“十六字可否改为‘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邓小平说：“你的十六字比较好，但你的第二句话有点问题，比如他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脾气怪些，领导不同意怎么办？我取你的四分之三，第二句不要。今年要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生要基本符合提高的要求。”

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有５７０万人报考，只录取了２７万，２９人取１。中央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杨峻、储望华、崔静媛、潘一飞、左因看到考生中有大批才俊，但招生名额太少，联名上书邓小平。邓小平在12月11日批示：“看了这封信反映的情况，很高兴，建议予以支持。华主席，先念，登奎，乌兰夫同志阅后交文化部党组处理。”使中央音乐学院成倍扩大招生。

１９７８年又有６１０万人报考，原计划招生２９.３万人，实际招收４０.２万人。扩招的动力不是来自教育部，而是来自社会和地方。特别是当时担任天津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林乎加，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林乎加是1978年5月从上海市委书记调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的。上任后，很多人向他反映，高考中分数及格的考生很多，但天津市的招生名额太少，这些人进不了大学。林乎加就专门召开了一次教育口会议，把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领导也请来，讨论有没有可能扩大招生，把考试合格的学生都录取下来。与会者说，主要是校舍和宿舍容纳不下。林乎加问，有没有教师？他们说，有教师。林乎加说，可以招走读生嘛！这样就没有宿舍问题了。这个想法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大家态度都很积极，提了很多建议，最后决定把一些中学拿出来做校舍，办公经费和教师的工资，以及必要的试验设备，由市财政负担。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属于教育部直接管理，需要向教育部请示。教育部当时的领导不太赞成这个做法，怕不能保证教学质量。林乎加认为，这些学生是经过考试超过及格线的，与文革中推荐工农兵学员的情况完全不同。当时邓小平和彭冲访问朝鲜归来，曾在天津住了两天，对天津各项工作很支持。林乎加就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说明大学闲置教员很多，不能人尽其才。市里有能力办一些分校，让更多的青年上大学，但教育部不太赞成。邓小平很快批示：这是好事情，国家财政又不拿钱，可以让他们试试嘛！得到批示后，天津就放手干起来了。依托已有的大学，天津自筹资金办了10所分校，扩招了8000名学生。

1978年10月，林乎加又调到北京任市委第一书记。当时，1978级新生已经入学。和天津相比，北京达到及格线而未能录取的考生更多，社会反映更强烈。于是，林乎加先在市委会议上介绍了天津办分校的做法，所有的人都赞成。接着，以北京市委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所有大学校长参加的会议。林乎加说，有那么多考试合格的青年不能进学校读书，这对他们不公平。可能他们一生再也不会有机会上大学了。希望在座的校长能够支持市委办分校的决定。这个决定当即得到了所有大学校长的支持。会后都表示，要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尽早把分校办起来。北京市委与各高校协商的结果是，由各校派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到分校主管教学，利用本校的教学设备来解决学生的实验和实习问题。办学经费和校舍由北京市解决。市政府决定，每个城区至少腾出两所中学给大学办分校，有条件的局、办和大企业也要尽量提供校舍。教学经费需要好几千万，北京市压缩了行政费用，还挤占了基本建设经费。当时基本建设方面的负责人曾表示为难，最后还是服从了市委的决定。

从1978年的11月开始酝酿，到1979年2月开学，短短的三个月，北京就建起了３６所分校。１９７８年高考五门试卷的满分是５００分，凡是达到300分的北京考生都可以录取。１６８００多名青年，在１９７９年春天走进了大学课堂。

北京市１９７８年扩大招生的幅度大大超过百分之百。但历史已经证明，这次扩招的效果完全是正面的。分校毕业生与本校毕业生相比并不逊色，大多数都成为各行各业的专业骨干，还涌现一批杰出的人才。关键是主张扩招的地方政府不但没有逐利动机，还要压缩行政开支。学生当时上学不收费，80%学生还能享受助学金。可惜，教育部对此并不欣赏。他们倾向于限制考生年龄，让高校以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为主，有社会经验的大龄考生则分流到广播电视大学等成人教育机构。这样做虽然减轻了高考的竞争压力，但不利于营建学生之间互相学习的氛围，使校园生态走向单调。

否定了文革，中国大学面临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回到十七年，回到文革以前，一种是和世界接轨，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回到民国。教育部想回十七年，但也有一些有追求的教育家，想和国际接轨，最突出的是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为代表的一些教育家的探索。那个时候校长的自主权比较大，比如刘道玉在武汉大学实行学分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导师制、学术假制、自由转学制、取消政治辅导员，没有请示任何领导部门，只有插班生制经过国家计委批准。现在不行，南方科技大学想尝试走新路，第一届直接从高中二年级招生，差点在招生环节就被卡死。现在教育行政部门是自己不作为，但绝不让别人作为。

八十年代的有理想有追求的教育家出任大学校长的还有一些，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还有一批具有民国时代遗风的老教授，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佳话。比如南京大学陈白尘，李龙云考上他的研究生，单位不同意，不让他带工资，陈白尘说，你的工资我来发。用自己的工资给李龙云发生活费。兰州大学赵俪生招研究生。秦晖成绩很好，体检不合格，视力不行。赵俪生说，不让招秦晖，我就不招生了。秦晖眼睛不好，陈寅恪眼睛也不好，谁敢说他将来不是陈寅恪？

当时的学生，追求真理，崇尚创新，关注现实，勇于批判，学校的社团特别活跃。学生关心国家的命运，人类的前途，一批学生还没有毕业，就发表了一流的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整个八十年代，中国的学术努力向世界前沿接轨。老的学科出现了新的观点，被取消的学科迅速恢复，涌现了新的学派。应当说，这是一个中国大学精神中兴的时代。大学站在了社会进步的前沿。

第三个阶段是90年代到现在，中国大学精神再度进入误区。有人说是大学失魂，有人说是中国大学之殇，总而言之，是出了问题。

表现之一，是以官治学，行政扩张，权力本位。在大学面前，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越来越强势。从人事任免权、经费分配权、招生权、学位授予权，学术经费的分配权，学术荣誉和奖励支配权，学术职称的评审权，无不由行政部门牢牢掌握。校长的任命越来越不透明，不征求民意，教授没有发言权，完全是上级幕后勾兑。有人曾经认为，现在中国办不出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是教育经费不足。我认为这个看法有问题。经费也是双刃剑。二十年前，社科院一些人曾经担心被解散。一般人也是哭穷。高层说，让大家放心，会以项目的形式给钱。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官方这条思路的作用。现在过去将近二十年了，这条思路的作用清楚了。政治权力对学术既保持了强力控制，同时形成了市场条件下的新特点。毛泽东时代是以杀威棒驯服知识分子，现在在不放弃杀威棒的前提下，以胡罗卜为主。不是由权力直接扼杀学术，而是权力通过金钱的中介来驯化学术。是通过掌控学术经费、学术职务、学术头衔、学术荣誉、学术传播渠道等方式，来掌控和笼络学术界。最终目的还是让学术服从于、依附于政治权力。中国形成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三大强势集团联手分赃的局面。政府支配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大批知识人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逐步放弃独立性，已经形成学界主流宠物化，独立学者边缘化的格局。现在财政经费多了，钱就变成了项目，变成了支配教师围着行政力量团团转的“抓手”。现在“抓手”越来越多，什么211工程，985工程，什么国家级科研项目，一级学科、文科基地，什么长江学者，名堂越来越多，来头越来越大。这些“抓手”攥在官方手里，教师学生就必须跟着他的指挥棒转，弄得大学的普通教师越来越郁闷，失去了教学和科研的乐趣。在这种体制下，教育行政部门手里掌握的钱越多，学风越坏。大楼越盖越豪华，但大师的背影离大学越来越远。图书馆越建越现代，但藏书里文化精品的比例越来越小，文化垃圾越来越多。

这些项目经费，本来都是纳税人的钱。如果这些钱到了NGO手里，可能是雪中送炭，做很多好事善事。但是，这些钱现在掌握在官僚机构手里，他们不受纳税人的监督，这块蛋糕想怎么切就怎么切，想切给谁就切给谁。在这种体制下，蛋糕越大，后果越坏。行政力量控制学术的办法之一叫量化管理。不论是民国时代，还是八十年代，学术评价基本上是同行评价。水平高低，同行心里有杆称。评价过程不烦琐，结果大体公正。一些高水平的学者和成果，可以破格提拔，脱颖而出。现在是数字化管理，把著作和论文按出版单位分为不同级别打分。高水平有创见的成果未必得高分，大量生产平庸的东西照样拿高分。更荒谬的是，谁能拿到政府的社科基金项目，谁得高分。郑也夫说，农民种地还要看收成。

表现之二是盲目扩张，学历贬值。新千年扩招的动力是拉动内需。引入收费机制，学费先是每年收几百元，迅速上升到几千元。现在有的二级学院收费超万元。办学只想从家长腰包里掏钱。穷人孩子考上大学，不是脱贫，而是返贫。特别是研究生扩招，现在每年硕士生招四十几万，博士生招六万多。但是中国的人才并没有增加，学生的创新能力甚至下降。这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局，把中国的学生和家长都装进去了，让他们的大量时间和和金钱白白地搭进去了。社会公认的看法是，现在的博士，整体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硕士：现在的硕士，整体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本科生：现在的本科生，整体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专科生。本科生普遍对学术不感兴趣，硕士生对本学科的学术动向不了解，博士生跟学术前沿不沾边。博士的学术水准和发达国家差距越来越大。大多数研究生，不论博士还是硕士，只对文凭感兴趣，只对文凭背后的利益感兴趣，根本没有学术创新的冲动。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研究生和一些本科生，毕业时已经达到学术领先地位，已经是创新人才。现在的制度安排，拉长了学生受教育的年限。过去，本科毕业，22岁左右，就可以进入专业工作岗位。现在，大批年轻人混到硕士，25岁才能工作；混到博士，将近30岁了，也未必能进入专业岗位。这就把青年人自立谋生的时间推迟了，不少青年人成了啃老族。考不上研究生很郁闷，考上研究生也很郁闷。郁闷又不能不读研究生，因为要是不混到硕士学位，很多用人机构不要你。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用人的学历门槛越抬越高。迈不过这个门槛，就得不到体面的职业。研究生制度完全被透支了，搞滥了。这场学历膨胀游戏的结果是：富了教育界，坑了老百姓。

大学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学历扩张的冲动，一句话，就是利益驱动。教育部把学位授予权当作教育产业链的中心环节，学科评议组、大学、教授和考生之间形成一个设租寻租的利益链条。博士硕士的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学术水平以同样的速度急遽下滑。在这个过程当中，官员和老板两个阶层在职攻读高学位，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一些党政要员，公务繁忙，但做官求学两不误。中国的大学不独立，不论人权财权都受政府掌控，本来就要在省长、市长、部长、局长的权力下讨生活。高官稍微动用权力，就可以让大学得到实惠。有些高官虽然不是大学的顶头上司，也是他们的巴结对象。他们相信，只要接近权力，现在用不上，将来可能用得上。以至有教授私下宣称，我招研究生，达不到局级不考虑。九十年代，博士学位在中国很吃香，高官读博士便成为时髦。或许有人会问，既然喜欢博士帽，为什么不离职读书？其实，对他们更重要的是官帽。如果不当官，大学也不会巴结他们了。高官读博士，自然不同于年轻学子读博士，对年青学子的考试要求、课程要求，对高官都成为可有可无可松可紧的条件。有的外省高官，攻读北京某大学的博士，甚至可以不来学校上课，而是提供机票让教授到外省面授。一部分高官的毕业论文，也是秘书代笔，或枪手代笔。

第三方面的表现，就是学风败坏，弄虚作假。教授没有学术冲动，只有利益趋动。学生没有学术兴趣，只有文凭兴趣。学术论文垃圾化。绝大部分学报、学刊，成为学术垃圾场。绝大多数论文，不再是表达新思想、新观点、新发现的载体，而是学位、职称的敲门砖。办刊方以出卖版面谋求经济利益。投稿方出钱买版面，是为了换取学位、职称，再获得经济利益。就是那些符合学术论著外在规范的研究成果，也出现了普遍平庸化的趋势。不是为了社会的进步和学术的创新直面真问题，而是绕开真问题无病呻吟，做故弄玄虚的概念游戏。

一些校长、院长、名牌教授，陷入抄袭剽窃的丑闻。韩国黄禹锡事件表明，韩国对自己的学术明星没有包庇，学术环境保持着底线。而我们一些部门公然包庇一些明显抄袭剽窃有一官半职的人。反而压制揭露者，批评者，处分揭露真相的报纸编辑记者。把真与假，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都给颠倒了，解构了。这种学术环境，对青年一代的腐蚀极其严重。现在的大学生，研究生，越来越对学术失去了内心的向往，对科学的殿堂、真理的殿堂不存敬畏。求学、做论文，都是一种当下的利益交易。互联网为抄袭和复制提供了方便。研究生教育一个茶壶不是配四个茶碗，而是配几十个茶碗，就是认真的导师也感到力不从心。况且大量的导师本来就不具备应有的学术指导水平和学术责任感。在学术标准普遍弃守的趋势下，个别教授坚持博士、硕士毕论文应有的学术原创性，在评审时对过于低劣的论文说不，反而视为堂吉诃德式的可笑斗士。以后再没有人请他指导或评审。

学术腐败的源头不在学界，只是吏治腐败和司法腐败的派生物。搞腐败都是一些官产学通吃的人物。大学本来可以充当社会的净化器。民国时期，官场腐败，教师医生还是清流，现在已经汇入滚滚浊流。我本来寄希望教育领域比照经济领域的改革，放权松绑，政府把办学的权力还给大学，把教学的权利还给教师，还给学生，让高等教育进入良性循环。现在中国经济领域，民营经济已经超过了半边天，活力最强不是国营企业，而是民营企业。但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公立大学处于绝对强势，民办大学处于绝对弱势。行政部门强行规定，民办大学只能做高等职业教育，不能办研究型大学。大家知道，在美国大学，排在前十名的大学，都是私立大学。私立大学办研究型大学比公立大学水平还高。中国即使不能学美国，让私立大学领先于公立大学，能不能给民办大学和公办大学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中国的高等教育，经过这一轮扩招，已经快到一个槛了。过去中国高等教育是高度供不应求，现在已经趋近供求平衡，等到高等教育供过于求的时候，民办大学可能就没有发展机会了。吉利可以办成一个很好的民营汽车公司，但在中国很难办出一流大学。当然，这也意味着，中国大学泡沫破灭的时间不远了，因为中国持续三十年的一胎化政策，生源迅速减少，近几年考生人数连年递减。大学供需关系一旦过了拐点，就要发生危机。

以上是我对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大学精神演变的粗略描述。我对现实的判断可能比较悲观。但是我要说，不管现实存在怎样的问题，命运的选择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大学生如果取法乎上，追求真理，追慕先贤，前途仍然是光明的。

篇2：大学精神的演变

发布时间:2011-11-10 11:46 作者:丁东

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谈谈大学精神的演变。

中国产生现代大学已经100多年了。清末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出现了第一批新式学堂，新政中废除科举，建立现代学制，中国兴办了更多的大学。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大学精神发生过怎样的变化？也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一

这一个世纪，可以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是民国，到1949年为止，后一部分是共和国，从50年代到现在。

前一部分，又可分为两小段，北洋时期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草创期，大学精神的形成期，大学数量不多，规模不大，但起点很高。当时的基本格局是公立、私立、教会三足鼎立。把中国大学带到高起点上第一个教育家，就是蔡元培。

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间不到三年，但一直影响到今天。他主张的兼容并包，网罗百家，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到现在还是我们的愿 景。他对大学的定位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 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今天也不过时。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不但网罗了陈独秀、胡适这样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也网罗了辜鸿铭这样的文化 保守主义的高人。梁漱溟没有大学学历，只有中学学历，但他发表了一篇论文《究元决疑论》显示了学术水平，蔡校长就请北大教印度哲学。

蔡先生为什么能够站得高，成为开中国大学风气之先的人物？他有四个条件，第一，他是清末进士，是深通传统文化的学者。第二，他是革命元勋，光复会创始 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第三，他是先当教育总长，后当北大校长。第四，他留学德国法国。留学德国很重要。当时世界高等教育最先进的不是美国，而是德 国。19世纪，德国不但产生洪堡这样伟大的教育家，同时也出现威廉三世这样的君主，他提出了这样的理念：“大学是科学工作者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科学无禁 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帝政时代的德给大学充分的财政经费，保证教授有很好的生活待遇，但绝不干预大学的自我管理和学术自由。直到希特勒上台以前，德国的大学水平是最高的，诺贝尔获奖者是最多的。希特勒上台以后，迫害犹太人，犹太知识精英大批流亡，流亡到七十多个国家，美国的民间社会很发达，收留其 中的四分之一，美国给他们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天地，使他们有机会成为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电子计算机之父，把美国的大学推上了世界领先水平，从而保持国家 的领先地位。所以，李工真说，德国模式是国兴科教，美国模式是科教兴国。

北洋时期是武夫当国，领导人像走马灯一样，你上我下，政局很不稳定，民生无保障。但主政者对教育、对思想文化基本上不控制，不干预。蔡元培怎么办学，不需要请示谁。

1926年北京发生的三一八惨案，本来是国共两党发动的政治抗议活动，但政府卫队打死了请愿的学生，段祺瑞还是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从此终生食素，表示忏悔。

1928年以后，进入国民党统治时代。蒋介石比北洋军阀强势，他主张以党治国，国民党政府主张党化教育。但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对大学的控制是有限 的。要求大学开设党义课，讲三民主义，大学并不认真对待。当时大学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大学的校长、教授在政府面前，没有失去尊严，放弃独立。蒋介石派罗家 伦当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留学归来，比较强势，要在学校实行军训，遭到抵制，只好走人。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是教育家，他对大 学有一个著名的概括，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他尊重教授。清华大学他主政时间最长，成就最高。

西南联大时期，冯友兰曾代表西南联大校方致教育部陈立夫部长一封信，很能说明当时大学和政府的关系：

敬悉部中对于大学应设课程及考核学生成绩方法均有详细规定、其各课程亦 须呈部核示。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 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唯其如 此，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如牛津、剑桥即在同一大学之中，其各学院之内容亦大不相同，彼岂不能令其整齐划一，知其不可亦不必也。今教部 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无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殿 最。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律以孙中山先生权、能分立之说，则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今教育部之设施，将使权能不分，责任不明，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 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师严而后道尊，亦可谓道尊而后师严。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之一科员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学生尤启轻视教 授之念，于部中提倡导师制之意适为相反。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教部今日之员司多为昨日之教授，在学校则一筹不准其自展，在部中则忽然周智于万物，人非至 圣，何能如此。此同人所未喻者五也。然全国公私立大学之程度不齐，教部训令或系专为比较落后之大学而发，欲为之树一标准，以便策其上进，别有苦心，亦可共 谅，若果如此，可否由校呈请将本校作为第某号等训令之例外。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 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冯友兰的信写得比较委婉，但独立精神还是跃然纸上。

从1928年到1949年，虽然中国经常处于战争状态，大学的教学环境经常受到冲击，甚至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教授的待遇也没有保障，像闻一多这样 的名教授，为了养家糊口，还要刻图章挣钱。但这一时期大学的精神是独立的，向上的。一批大学的学术水平是很高的，出现了一代真正的学术宗师，不论是自然科 学，还是社会人文科学，奠基人差不多都产生于民国时代。民国时代不但有高水平的国立大学，还有高水平的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南开校长张伯苓，燕京校长司徒 雷登，都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民国时代的大学精神至今令人向往。

二

后一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六十多年，又可以分为三小段。

第一段是毛泽东执政的二十七年。前一半学苏联，后一半毛泽东自行实验。

建国初期，就开始院系调整。按照苏联模式，把所有的大学打乱重组。苏联模式的特点是专业教育，目的是迅速培养国家需要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而不是人的 全面发展。原来那些综合大学被拆散，变成文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财经学院等各种专门学院，专门学校。清华大学的中文系、历史系、外语系，本来 都是拔尖的，被并到其他院校，清华成了单一的工科大学。蒋南翔的指导思想是又红又专，也有人归纳为听话出活。最近，杨继绳在资中筠自选集发布会上说，我和 资大姐是校友，但你上的是清华大学，我上的是五道口工学院。因为资中筠在院系调整时毕业了，而杨继绳1960年代才入学。读了五年清华，没听说过陈寅恪，清华传统都被割断了。

院系调整使民国时代留下的一些一流大学大伤元气。至今不能恢复。国立、私立、教会三足鼎立的格局，也变成公立学校的一统天下。

思想改造运动，从最有名望的高级知识分子，到一般的教师学生，都要从头学习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放弃原来的世界观、方法论。毛泽东不但要做秦始皇，而且要做孔夫子，集政治领袖和思想文化领袖于一身，实现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专政。中国的现代社会人文科学，不论文、史、哲、经、政，都用毛泽东的观点统帅 一切。有些学科，如社会学，干脆取消。经过批判胡适、批判胡风，特别是反右运动，一批有独立见解的教师、学生被打入另册，成为贱民，更多的人不敢再有独立 的思想。治学的天地越来越窄。御用文人成为学者的成功之道。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自成一家。他的学历是中等师范，到北大当图书馆管理员受过气。他对以往大学传统有一种反抗情绪。他读书很多，但瞧不起书本知识。在战争年代，许多科班出身的军人，被他打败了。他说，读书越多越愚蠢。

中苏分裂以后，中国大学不再学苏联，成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实验田。文革中，实验进一步升级，毛泽东号召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 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大学在文革初期停课闹革命。71、71年恢复招生。招收工农兵学员，当时的口号是上管改，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 大学。大学的领导层还有工宣队、军宣队。学工、学农、学军在课程中占很大比重。阶级斗争是大学的主课，参加政治运动压倒一切。

开始，招生时还想搞一点文化考试。张铁生事件把有限的文化考试也冲掉了。大学招生全靠推荐。最初还选拔了一些工农兵当中的先进模范人物，很快成为拉关系走后门的重灾区。

当然，毛泽东时代没有市场机制，没有金钱对学术研究的腐蚀。所以人们的思想比较单纯，不敢在学术研究上弄虚作假，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出了一些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合成牛胰岛素，发现青蒿素，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当时，所有的大中专学毕业生都由国家包分配，毕业都是国家干部。学生也没有那么多后顾之忧，学习态度比较认真。老教授思想改造是真诚的，青年师生对于革命理想的信仰也是真诚的。

有一些校长保持传统的风骨和操守，举两个例子：

其一是马寅初，他是北大校长，民国时期的经济学家，五十年代提出新人口论，受到主流的批判，周恩来劝他检讨过关。他说：“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 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止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 降。”

其二是人大校长吴玉章，教师谢韬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他把谢韬保到自己家院子里住了一年。后来不得已，谢韬才被关进监狱。当时周恩来对吴玉章很 尊重。吴玉章和党委书记胡锡奎合不来，周恩来原来相中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接替习仲勋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周就把郭影秋调到人大任党委书记接替胡锡奎。

毛泽东去世以后，他的教育思想实验难以为继。这就进入第二个阶段，从70年代末，中国高等教育开始拨乱反正，到80年代，中国大学精神出现了一次中兴。

中兴始于恢复高考。当时粉碎四人帮不到一年。１９７７年７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闭幕，邓小平官复原职，８月初就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武汉大学 副教授查全性８月６日放了一炮，他说：“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键。目前这种招生办法，使大学生的质量得不到保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中小学质量 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还是招生制度。现行招生制度有四大严重弊病：一，埋没人才。二，工农子弟很难上大学。贫下中农说：‘解放前上学靠钱，十七 年上学靠分，十一年上学靠权。’三，败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越演越烈。据我所知，今年招生还没有开始，但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四，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现在，甚至连小学生都知道，上大学，不需文凭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现行招生制度必须大改，必须真正保证择优录取，打 破现在的框框，不拘一格选人才。当前正是关键时刻。听说太原招生会，目前尚有可为，迫在眉睫。我呼吁，今年招生开始就要当机立断，下更大的决心，否则又是 一二十万人的质量问题。新生质量无保证，77年教学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句空话。今年至少要采取一些过渡措施，应当建立全国统一的报考招生制度，应当 体现以下精神：一，招生名额不要下到基层单位，至多分配到省市一级掌握。二，要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 语文和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从语文和数学可以看出学生的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维能力。三，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 专业。只要我们采取果断措施，大学新生质量就会大为改观，收到显著效果。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教育部长刘西尧说：“原 来想今年文化程度要求达到高中毕业，名额分配到县。自由报考问题，我赞成南翔同志的意见，但马上要做，还要具体化。”邓小平说：“领导批准应改为全国统一 的招生，委员会定，该委员会由教师组成。”科学院李昌说：“招生问题，只要下大决心，今年是来得及的。”沈克琦说：“完全同意查全性同志的意见，如今年不 解决，81年学生的质量无法保证。”邓小平说：“改嘛！既然今年还有时间改，就坚决改嘛！把太原招生会议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这涉及到几百 万人的问题，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拿上来，又要不致引起波动。你们研究一下，这个方法应当找出来，要求质量。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允许报三 个志愿，到校后再分专业。今年开始就改，不要等了。招生十六字方针可以改一改嘛！”温元凯说：“十六字可否改为‘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 取’？”邓小平说：“你的十六字比较好，但你的第二句话有点问题，比如他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脾气怪些，领导不同意怎么办？我取你的四分之三，第二句不要。今年要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生要基本符合提高的要求。”

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有５７０万人报考，只录取了２７万，２９人取１。中央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杨峻、储望华、崔静媛、潘一飞、左因看到考生中有大批 才俊，但招生名额太少，联名上书邓小平。邓小平在12月11日批示：“看了这封信反映的情况，很高兴，建议予以支持。华主席，先念，登奎，乌兰夫同志阅后 交文化部党组处理。”使中央音乐学院成倍扩大招生。

１９７８年又有６１０万人报考，原计划招生２９.３万人，实际招收４０.２万人。扩招的动力不是来自教育部，而是来自社会和地方。特别是当时担任天津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林乎加，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林乎加是1978年5月从上海市委书记调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的。上任后，很多人向他反映，高考中分数及格的考生很多，但天津市的招生名额太少，这些人 进不了大学。林乎加就专门召开了一次教育口会议，把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领导也请来，讨论有没有可能扩大招生，把考试合格的学生都录取下来。与会者说，主 要是校舍和宿舍容纳不下。林乎加问，有没有教师？他们说，有教师。林乎加说，可以招走读生嘛！这样就没有宿舍问题了。这个想法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大家态 度都很积极，提了很多建议，最后决定把一些中学拿出来做校舍，办公经费和教师的工资，以及必要的试验设备，由市财政负担。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属于教育部直 接管理，需要向教育部请示。教育部当时的领导不太赞成这个做法，怕不能保证教学质量。林乎加认为，这些学生是经过考试超过及格线的，与文革中推荐工农兵学 员的情况完全不同。当时邓小平和彭冲访问朝鲜归来，曾在天津住了两天，对天津各项工作很支持。林乎加就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说明大学闲置教员很多，不能人 尽其才。市里有能力办一些分校，让更多的青年上大学，但教育部不太赞成。邓小平很快批示：这是好事情，国家财政又不拿钱，可以让他们试试嘛！得到批示后，天津就放手干起来了。依托已有的大学，天津自筹资金办了10所分校，扩招了8000名学生。

1978年10月，林乎加又调到北京任市委第一书记。当时，1978级新生已经入学。和天津相比，北京达到及格线而未能录取的考生更多，社会反映更强 烈。于是，林乎加先在市委会议上介绍了天津办分校的做法，所有的人都赞成。接着，以北京市委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所有大学校长参加的会议。林乎加说，有那么多考试合格的青年不能进学校读书，这对他们不公平。可能他们一生再也不会有机会上大学了。希望在座的校长能够支持市委办分校的决定。这个决定当即得 到了所有大学校长的支持。会后都表示，要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尽早把分校办起来。北京市委与各高校协商的结果是，由各校派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到分校主管教 学，利用本校的教学设备来解决学生的实验和实习问题。办学经费和校舍由北京市解决。市政府决定，每个城区至少腾出两所中学给大学办分校，有条件的局、办和 大企业也要尽量提供校舍。教学经费需要好几千万，北京市压缩了行政费用，还挤占了基本建设经费。当时基本建设方面的负责人曾表示为难，最后还是服从了市委 的决定。

从1978年的11月开始酝酿，到1979年2月开学，短短的三个月，北京就建起了３６所分校。１９７８年高考五门试卷的满分是５００分，凡是达到300分的北京考生都可以录取。１６８００多名青年，在１９７９年春天走进了大学课堂。

北京市１９７８年扩大招生的幅度大大超过百分之百。但历史已经证明，这次扩招的效果完全是正面的。分校毕业生与本校毕业生相比并不逊色，大多数都成为 各行各业的专业骨干，还涌现一批杰出的人才。关键是主张扩招的地方政府不但没有逐利动机，还要压缩行政开支。学生当时上学不收费，80%学生还能享受助学 金。可惜，教育部对此并不欣赏。他们倾向于限制考生年龄，让高校以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为主，有社会经验的大龄考生则分流到广播电视大学等成人教育机构。这 样做虽然减轻了高考的竞争压力，但不利于营建学生之间互相学习的氛围，使校园生态走向单调。

否定了文革，中国大学面临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回到十七年，回到文革以前，一种是和世界接轨，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回到民国。教育部想回十七年，但 也有一些有追求的教育家，想和国际接轨，最突出的是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为代表的一些教育家的探索。那个时候校长的自主权比较大，比如 刘道玉在武汉大学实行学分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导师制、学术假制、自由转学制、取消政治辅导员，没有请示任何领导部门，只有插班生制经过国家计委批 准。现在不行，南方科技大学想尝试走新路，第一届直接从高中二年级招生，差点在招生环节就被卡死。现在教育行政部门是自己不作为，但绝不让别人作为。

八十年代的有理想有追求的教育家出任大学校长的还有一些，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还有一批具有民国时代遗风的老教授，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佳话。比如南 京大学陈白尘，李龙云考上他的研究生，单位不同意，不让他带工资，陈白尘说，你的工资我来发。用自己的工资给李龙云发生活费。兰州大学赵俪生招研究生。秦 晖成绩很好，体检不合格，视力不行。赵俪生说，不让招秦晖，我就不招生了。秦晖眼睛不好，陈寅恪眼睛也不好，谁敢说他将来不是陈寅恪？

当时的学生，追求真理，崇尚创新，关注现实，勇于批判，学校的社团特别活跃。学生关心国家的命运，人类的前途，一批学生还没有毕业，就发表了一流的学 术成果和艺术作品。整个八十年代，中国的学术努力向世界前沿接轨。老的学科出现了新的观点，被取消的学科迅速恢复，涌现了新的学派。应当说，这是一个中国 大学精神中兴的时代。大学站在了社会进步的前沿。

第三个阶段是90年代到现在，中国大学精神再度进入误区。有人说是大学失魂，有人说是中国大学之殇，总而言之，是出了问题。

表现之一，是以官治学，行政扩张，权力本位。在大学面前，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越来越强势。从人事任免权、经费分配权、招生权、学位授予权，学术经费的分 配权，学术荣誉和奖励支配权，学术职称的评审权，无不由行政部门牢牢掌握。校长的任命越来越不透明，不征求民意，教授没有发言权，完全是上级幕后勾兑。有 人曾经认为，现在中国办不出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是教育经费不足。我认为这个看法有问题。经费也是双刃剑。二十年前，社科院一些人曾经担心被解散。一般人也 是哭穷。高层说，让大家放心，会以项目的形式给钱。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官方这条思路的作用。现在过去将近二十年了，这条思路的作用清楚了。政治权力对学术的 既保持了强力控制，同时形成了市场条件下的新特点。毛泽东时代是以杀威棒驯服知识分子，现在在不放弃杀威棒的前提下，以胡罗卜为主。不是由权力直接扼杀学 术，而是权力通过金钱的中介来驯化学术。是通过掌控学术经费、学术职务、学术头衔、学术荣誉、学术传播渠道等方式，来掌控和笼络学术界。最终目的还是让学 术服从于、依附于政治权力。中国形成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三大强势集团联手分赃的局面。政府支配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大批知识人在经济利益的诱导 下，逐步放弃独立性，已经形成学界主流宠物化，独立学者边缘化的格局。现在财政经费多了，钱就变成了项目，变成了支配教师围着行政力量团团转的“抓手”。现在“抓手”越来越多，什么211工程，985工程，什么国家级科研项目，一级学科、文科基地，什么长江学者，名堂越来越多，来头越来越大。这些“抓手” 攥在官方手里，教师学生就必须跟着他的指挥棒转，弄得大学的普通教师越来越郁闷，失去了教学和科研的乐趣。在这种体制下，教育行政部门手里掌握的钱越多，学风越坏。大楼越盖越豪华，但大师的背影离大学越来越远。图书馆越建越现代，但藏书里文化精品的比例越来越小，文化垃圾越来越多。

这些项目经费，本来都是纳税人的钱。如果这些钱到了NGO手里，可能是雪中送炭，做很多好事善事。但是，这些钱现在掌握在官僚机构手里，他们不受纳税人的监督，这块蛋糕想怎么切就怎么切，想切给谁就切给谁。在这种体制下，蛋糕越大，后果越坏。

行政力量控制学术的办法之一叫量化管理。不论是民国时代，还是八十年代，学术评价基本上是同行评价。水平高低，同行心里有杆称。评价过程不烦琐，结果 大体公正。一些高水平的学者和成果，可以破格提拔，脱颖而出。现在是数字化管理，把著作和论文按出版单位分为不同级别打分。高水平有创见的成果未必得高 分，大量生产平庸的东西照样拿高分。更荒谬的是，谁能拿到政府的社科基金项目，谁得高分。郑也夫说，农民种地还要看收成。

表现之二是盲目扩张，学历贬值。新千年扩招的动力是拉动内需。引入收费机制，学费先是每年收几百元，迅速上升到几千元。现在有的二级学院收费超万元。办学只想从家长腰包里掏钱。穷人孩子考上大学，不是脱贫，而是返贫。特别是研究生扩招，现在每年硕士生招四十几万，博士生招六万多。但是中国的人才并没有 增加，学生的创新能力甚至下降。这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局，把中国的学生和家长都装进去了，让他们的大量时间和和金钱白白地搭进去了。社会公认的看法是，现在 的博士，整体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硕士：现在的硕士，整体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本科生：现在的本科生，整体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专科生。本科生普遍对学术不感兴 趣，硕士生对本学科的学术动向不了解，博士生跟学术前沿不沾边。博士的学术水准和发达国家差距越来越大。大多数研究生，不论博士还是硕士，只对文凭感兴 趣，只对文凭背后的利益感兴趣，根本没有学术创新的冲动。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研究生和一些本科生，毕业时已经达到学术领先地位，已经是创新人才。现在 的制度安排，拉长了学生受教育的年限。过去，本科毕业，22岁左右，就可以进入专业工作岗位。现在，大批年轻人混到硕士，25岁才能工作；混到博士，将近30岁了，也未必能进入专业岗位。这就把青年人自立谋生的时间推迟了，不少青年人成了啃老族。考不上研究生很郁闷，考上研究生也很郁闷。郁闷又不能不读研 究生，因为要是不混到硕士学位，很多用人机构不要你。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用人的学历门槛越抬越高。迈不过这个门槛，就得不到体面的职业。研究生制度完全 被透支了，搞滥了。这场学历膨胀游戏的结果是：富了教育界，坑了老百姓。

大学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学历扩张的冲动，一句话，就是利益驱动。教育部把学位授予权当作教育产业链的中心环节，学科评议组、大学、教授和考生之间形成 一个设租寻租的利益链条。博士硕士的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学术水平以同样的速度急遽下滑。在这个过程当中，官员和老板两个阶层在职攻读高学位，起了特别恶 劣的作用。一些党政要员，公务繁忙，但做官求学两不误。中国的大学不独立，不论人权财权都受政府掌控，本来就要在省长、市长、部长、局长的权力下讨生活。高官稍微动用权力，就可以让大学得到实惠。有些高官虽然不是大学的顶头上司，也是他们的巴结对象。他们相信，只要接近权力，现在用不上，将来可能用得上。以至有教授私下宣称，我招研究生，达不到局级不考虑。九十年代，博士学位在中国很吃香，高官读博士便成为时髦。或许有人会问，既然喜欢博士帽，为什么不离 职读书？其实，对他们更重要的是官帽。如果不当官，大学也不会巴结他们了。高官读博士，自然不同于年轻学子读博士，对年青学子的考试要求、课程要求，对高 官都成为可有可无可松可紧的条件。有的外省高官，攻读北京某大学的博士，甚至可以不来学校上课，而是提供机票让教授到外省面授。一部分高官的毕业论文，也 是秘书代笔，或枪手代笔。

第三方面的表现，就是学风败坏，弄虚作假。教授没有学术冲动，只有利益趋动。学生没有学术兴趣，只有文凭兴趣。学术论文垃圾化。绝大部分学报、学刊，成为学术垃圾场。绝大多数论文，不再是表达新思想、新观点、新发现的载体，而是学位、职称的敲门砖。办刊方以出卖版面谋求经济利益。投稿方出钱买版面，是 为了换取学位、职称，再获得经济利益。就是那些符合学术论著外在规范的研究成果，也出现了普遍平庸化的趋势。不是为了社会的进步和学术的创新直面真问题，而是绕开真问题无病呻吟，做故弄玄虚的概念游戏。

一些校长、院长、名牌教授，陷入抄袭剽窃的丑闻。韩国黄禹锡事件表明，韩国对自己的学术明星没有包庇，学术环境保持着底线。而我们一些部门公然包庇一 些明显抄袭剽窃有一官半职的人。反而压制揭露者，批评者，处分揭露真相的报纸编辑记者。把真与假，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都给颠倒了，解构了。这种学术环 境，对青年一代的腐蚀极其严重。现在的大学生，研究生，越来越对学术失去了内心的向往，对科学的殿堂、真理的殿堂不存敬畏。求学、做论文，都是一种当下的 利益交易。互联网为抄袭和复制提供了方便。研究生教育一个茶壶不是配四个茶碗，而是配几十个茶碗，就是认真的导师也感到力不从心。况且大量的导师本来就不 具备应有的学术指导水平和学术责任感。在学术标准普遍弃守的趋势下，个别教授坚持博士、硕士毕论文应有的学术原创性，在评审时对过于低劣的论文说不，反而 视为堂吉诃德式的可笑斗士。以后再没有人请他指导或评审。

学术腐败的源头不在学界，只是吏治腐败和司法腐败的派生物。搞腐败都是一些官产学通吃的人物。大学本来可以充当社会的净化器。民国时期，官场腐败，教 师医生还是清流，现在已经汇入滚滚浊流。我本来寄希望教育领域比照经济领域的改革，放权松绑，政府把办学的权力还给大学，把教学的权利还给教师，还给学 生，让高等教育进入良性循环。现在中国经济领域，民营经济已经超过了半边天，活力最强不是国营企业，而是民营企业。但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公立大学处于绝对 强势，民办大学处于绝对弱势。行政部门强行规定，民办大学只能做高等职业教育，不能办研究型大学。大家知道，在美国大学，排在前十名的大学，都是私立大 学。私立大学办研究型大学比公立大学水平还高。中国即使不能学美国，让私立大学领先于公立大学，能不能给民办大学和公办大学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中国的高 等教育，经过这一轮扩招，已经快到一个槛了。过去中国高等教育是高度供不应求，现在已经趋近供求平衡，等到高等教育供过于求的时候，民办大学可能就没有发 展机会了。吉利可以办成一个很好的民营汽车公司，但在中国很难办出一流大学。当然，这也意味着，中国大学泡沫破灭的时间不远了，因为中国持续三十年的一胎 化政策，生源迅速减少，近几年考生人数连年递减。大学供需关系一旦过了拐点，就要发生危机。

篇3：大学精神的演变

一、大学精神与文化

什么是大学精神?不同大学的不同学者从各自的切身感受出发会有特定看法。如,曾在不同时期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和校长的马寅初先生认为,北大精神就是牺牲精神。这当然是一家之言,很切合他的遭遇。有些学者将大学的使命、任务以及管理与办出特色等办学要遵循的思想原则都通统包罗进来,如教授治校、民主管理、勤俭办学等,这就弱化了真正的大学精神。也有把使命、职责、任务和功能等本身作为大学精神的,如把育人为本、科学研究等也算作大学精神。这种实体功能与形而上精神的混淆降低了大学精神的特殊意义和重要性。笔者认为,大学精神应当体现大学实现其区别于其他机构的独特使命、任务、职责和功能等所必需的核心价值观、指导思想、观念、气质和灵魂。精神是虚的,形而上的,却对大学的建设发挥着神奇的指引效能。本文探讨的就是我们要打造与培育的,对当下中国大学建设起关键作用的这种大学精神。

要定义大学精神,必须明确大学的使命与职能,以及大学作为一个社会机构的属性。显然,大学属于文化机构,其根本职能是教育,是育人。而教育是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所施加的活动,是延续和发展人类生命最重要的活动。教育有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分,有中小学教育与大学教育之分。从维系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角度看,基础教育(中小学教育)其主要职能是使新一代人能投入社会生活,保障社会正常运行,维持人类生存;高等教育则不仅要维持人类生存,还负有发展的重任。所谓“人类发展”实质上就是“文化发展”。因为在我看来,“文化”就是“人化”,反映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基本特征。《易经》说:“文明以至,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以,“文化”就是“人文化成”,而教育又是“教化”,是人类传承与发展文化的活动。大学教育不仅要培育青年人投身未来社会生活,维持社会运行与繁荣,更寄托着使未来比今天更美好、更文明的瞩望。这样,育人、延续和发展文化就成为大学的核心使命与职能。我们要从这里来探索大学精神。

“文化”的定义不下几百种,但我认为最贴切的就是“人化”。那么,人类区别于兽类的本质特征有哪些呢?参考夸美纽斯的教育思想[1],我体会,从发展的角度来说,人高于一般动物的本质特征有三条:一是有坚定的信念,即核心价值观,虔诚的信仰,懂得人活着的意义和价值;二是人有知识,包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知,懂得事物存在、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规律,能按照客观规律行事,并有不断扩充知识的愿望;三是人有道德,知道人际关系、人与环境关系的准则和处事规范,以维持社会安定繁荣。这三条也可说是文化的基本元素,或称文化要素。

在三者中,信仰是首要的。正如西班牙思想家奥尔加特·加塞特所说,“信仰体系就是时代的文化”,“信念是每个人生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2]。人的基本价值信仰应是:其一,人生而有权利享用大自然所赐予的资源,但同时又有义务来珍惜、爱护自然资源;其二,人生而有权利享用他人(社会)所提供的服务,但同时又有义务服务于他人(社会)。这两者之间是相互的———互爱、互助和互惠,体现了恩惠与报答的对应关系;这种相互的关系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平等的,因为每个人都有独立人格,要受到尊重,既不能剥夺别人,也不能强加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们决定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这些价值观念象征和体现着“正义”。原则上,正义支配平等、公正、正直、仁爱等观念,并且是实现真善美的基础[3]。这里所谓“原则上”,是就抽象和笼统意义而言的。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它们在程度、范围等方面会有差别。如,残疾人就享受不到某些自然资源(如盲人无法感受美景);对危害人类的坏人不能施以仁爱等。人违反了正义原则,如滥用、挥霍、浪费自然资源,就是恶行、就是“罪过”,就要受到惩罚。正义的信仰确立了做人的“底线”,越过这条底线,人就成为“非人”、兽类,就会受“天诛地灭”,所以对“底线”要怀有敬畏之心。人的这种坚定、虔敬的信仰,在人对自然和社会规律没有全局和历史的认识之前,往往源于宗教,虔信上帝或天命,认为上帝有意安排了因果报应———“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当人对自然和社会的整体规律有了清晰认识后,就会在理性基础上建立正义的人生信仰。然而,事实证明,这种信仰往往并非完全建立在严格的科学论证之上的,而是通过人类历史积淀的大量实证领会和感悟得到的。大学的文化素质教育或通识教育,就是要通过古今中外前贤先哲对哲学、历史、文学、艺术、自然和社会等深刻思考和睿智体验,使学生建立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信念,从而确立与其文化水准相适应的做人做事的基本态度与准则。这种信仰深入灵魂,是坚定、虔诚、有敬畏的,是人一切实际行为的前提和出发点。

在正义的基础上,人为了生存,并与周遭环境和谐互动地相处,必须拥有应对生存环境的知识,即对自然和社会的正确认识。这包括对事物的存在、运动、变化、发展和事物之间区别的辨认,建立概念、范畴和对因果关系规律的认知,从而知道周围“有什么”、“是什么”和“为什么”。没有知识,人类就跟兽类一样,在地球上处于自发自在的状态;有了知识,人类就能够自觉自制自为,掌握自己命运,成为高等动物。人的绝大部分知识是依靠千万年来祖祖辈辈的积累,并通过教育传授下来的。人生而具备好奇天性,永远不满足于已有知识,即使它们已足够应付日常的生存;人永远怀着好奇要探索未知,要进一步问还“有什么”、还“是什么”和还“为什么”,甚至还问我们“能什么”来探索人类认识的极限。这种探索的核心价值或灵魂在于“求真”,即要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绝不能弄虚作假,自欺欺人。仅有对周遭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人还不能掌握自己命运、不断提高生命的质量,还需依靠这些知识、利用自然资源制造器物与工具,用以进行有规模的物质资料生产,从而极大地提升生活质量,不断增加社会财富,改善人类福利。这样,就出现了工程技术和生产工艺这一类应用学科的知识。不仅如此,还产生了分配资源和组织人员从事生产的学问,以及分配财富和消费的学问;进而还产生了把整个社会组织、管理起来的经济、政治、法律等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所以,知识总是被不断修正、更新和扩增的。这需要艰苦顽强的探索过程,这就是追求真理的科学研究。不过真正能做到对人类知识宝库做出新贡献的是少数先知,是发明家、科学家、思想家。高等教育,特别是大学就负有培养这些使人类文明不断扩增、进化的人的责任。永远探索、不断求真的科学精神就成为大学的核心精神。

随着人类知识总量的扩增,知识分化越来越细密,社会组织结构和人际关系也越来越复杂化;人的活动范围和所享受的福利得以极大地扩展,但约束却被繁琐地增加。人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是“自由”的,即:他具有虔敬的正义价值观的信仰,熟悉相关的自然和社会知识,能够自觉地尊重和遵守与其身份相符的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在正义原则下,各种道德规范既有民族的、国家的、社会的、职业的、身份的,也有世界的,甚至宇宙的。因此,“自由”其实是不自由。人类文明越进步,知识越丰富,自觉约束就越多,“自由”也就越少。以虔敬的信仰为基础,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自觉以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看起来很不“自由”,实际上是实现了真正的自由。只有人类才知道用道德来节制自己的行为,这就是德行。这种德行保障了人类社会的安定,保障了人类的福利和进步。

所以,文化发展以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为先决条件,通过探索未知、追求真理来扩展知识,通过自觉确立和遵守相关的道德来增加福利。高等教育以追求人类发展为主旨,就要在提升文化上做文章,把教育落实在“文化育人”上,切实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素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精神就要在塑造学生价值信仰、追求真理和获取知识、尊重和恪守道德规范等方面提取与凝练完成这些使命所要遵循的核心价值、观念或灵魂。

二、西方大学的变迁和大学精神之演化

“文化育人”既作为教育的核心任务,那么在它背后支撑的精神或灵魂又是什么呢?显然,如果把虔诚的价值信仰作为文化要素的第一位,则以“正义”为核心的人文精神应该是大学的首要精神;其次是为获取正确知识所必需的以“求真”为主的科学精神。然而,当我们仔细考察世界各大学在表述大学精神的时候,却很少有直截了当把“人文精神”表述为本校首要精神的。这就说明,当我们为一个国家的大学或一所具体大学确定其精神时,把它仅仅看成是大学为完成其基本使命所体现的核心价值和指导思想还不够,还一定要联系实际,结合时代、民族或国家的形势、学校的定位特色、优势和弱点,凝练出有针对性的、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发人深省的语汇来表述。因此,大学精神是随时代不同、国别有异的,是因校制宜、有个性、各放异彩的。这样,大学精神才能真正地在办学和大学建设中发挥指导作用。

1088年世界上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在意大利成立,它是一个学生与教师的学术共同体。在那里,大家自由讨论学问,甚至教师和学生的界限都是不明晰的,谁有学问,就讲出来供大家研究讨论。刚开始大学是以学习研究语法、修辞、逻辑等人文学科为主,以后又有了法律、医学等。后来,法国和英国也陆续建立了大学(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等),宗教势力逐步渗透到大学,甚至主宰了大学生活。学者们不仅有深厚的人文根底,而且多是虔诚的教徒。对于他们来说,信仰已不成问题,大学一方面强调古典人文主义的独立人格塑造,另一方面又以扩增知识、追求真理为基本精神。

进入工业社会之后,知识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大学开始把获取知识作为根本使命。牛津大学出身、后来担任了都柏林大学校长的纽曼(1801-1890)说过,“教育是一个崇高的字眼;教育就是为获得知识做准备”,“知识本身即为目的”(1)。纽曼本人曾是一位天主教红衣主教,他把信仰寄托于宗教,并不过于强调道德,而是把“自由教育”作为大学的基本使命。这里的“自由教育”是指用“心智、理智和反思的操作活动”;实际上,他指的是学习人类全部知识体系,它是不可割裂的,是整体的,并且是只可以“享受”、却“不会带来任何结果”的。他反对专业化,认为“它显然易于使心智变得狭窄”,并说“实用知识是不足称道的”。纽曼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社会理智的格调,培养大众的心智,净化民族的情趣”。按布鲁贝克的说法[4],纽曼的“自由教育”的核心是理性教育,他所要培养的是少数人,是“绅士”、“通才”。他排斥科学研究作为大学的任务,认为“探索与教学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功能”。“自由教育”观念是传统西方大学的一种重要精神。差不多与此同时,以洪堡(1767-1836年)为代表的德国大学模式则与此不同。洪堡在19世纪初筹建柏林大学时提出了一系列大学基本观念,其中最重要的有:大学兼有探求科学和修养个性与道德的双重任务,“其根本目标则在于促进学生乃至民族的精神和道德修养”,……[5]2;他认为唯有通过科学探求活动才能达到“修养”的目的。和纽曼一样,这里所谓“科学”探求也不包括专业性和实用性的技艺,而是“纯科学”。然而,他强调的研究与教学统一的原则却与纽曼大相径庭。洪堡强调科学在大学的核心地位,教师和学生都必须从事科学研究,而“科学是尚未穷尽、且永远无法穷尽的事物”,因而“始终处于探索之中”。从单纯传授知识到创造知识,并且在探索和创造中来完善人格,这是洪堡比纽曼的高明之处。此后,追求科学、探索真理成为所有大学的核心价值。从这个价值观出发,自由和寂寞就成为大学的组织原则。洪堡说:为了纯科学活动,“自由是必需的,寂寞是有益的”;在大学的组织中,“寂寞和自由……为支配性原则”。正是从科学研究出发要体现“寂寞”和“自由”原则,大学就必须独立于国家政府管理系统与社会经济生活,以保证科学探索按照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与需要行事。于是,修养、科学、自由、寂寞成为德国古典大学的四大核心观念[5]17,它们对后世各国大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基本上成为各国大学所共同遵守的大学理念。这些理念形成了传统大学的基本精神,特别是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并使大学享有“象牙塔”的美名。

美国大学充分吸收了欧洲古典大学的基本理念,但又做出了重要发展。这里大体上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实用主义哲学观,二是社会经济发展对大学的迫切诉求,特别是许多州立大学和“赠地大学”的出现,政府要求大学做出回报,对州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于是,应用科学在大学急剧发展,打破了欧洲大学的“纯科学”观念,传统大学“学”与“术”分离的现象结束了。大学与社会联系密切起来,大学“象牙塔”的形象也淡退了。1930年,弗莱克斯纳(1866-1959)出版了《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一书,提出了“现代大学”观念。他看到了大学随着社会进步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纽曼时代大学为满足个人需要培养“通才”的条件已经消失,而只有专家了。“现代大学”的基本思想认同“大学是民族灵魂的反映”、“应不断满足社会的需求”的理念,但弗莱克斯纳却“主张大学与现实世界保持接触,同时继续不承担责任”。尽管他一再强调大学研究的“作为科学之科学,是不关心功用和效果的”,但又说“他们必须继续思考,在这方面他们的责任是最重要的”[6]。他的“现代大学”观念被1952-1966年间曾先后任加州伯克利大学校长和加州总校长的克拉克·克尔讥为“写书时很快就过时了”[7]。这时,大学因成天忙于各种庸俗化和机械化的事务,成了“大众服务站”,出现了大学具有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这三项功能的说法。克尔把这样的大学叫做“多元化巨型大学”。这种大学已不是弗莱克斯纳所说的统一有机体“现代大学”了,而是有若干社群———本科生与研究生,人文学科、社会与自然科学,基础、专业学院与职业、技术学院,还有管理者,要与外部的议员、政府官员、实业家、农场主等不同性质的人员和校友打交道,他们之间有利益冲突,通行着不同原则,互相矛盾,却又共存于一体,行政管理机构的作用凸显出来,校长成为既是引路人、领导者,又是调解者。20世纪早期哈佛大学学习德国洪堡的大学理念建立起来的3A原则(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和学术中立),到后来实际上已经无法坚持了,大学越来越世俗化、物质化。1971-1991年间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博克所写的《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一书[8],生动叙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大学所发生的变化:大学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大学既依赖于社会,同时也对社会政治、经济和科技进步做出巨大贡献,大学从社会的边缘逐渐走进社会中心。到了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时代,大学作为技术进步的孵化器、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或动力源、决策咨询的思想库的声音十分高涨,不绝于耳。然而大学赖以贡献社会的基石,还在于知识的不断扩增和科学创新。因此大学的基本精神没有变,但社会责任彰显出来了。为此,美国大学又开始强调“通识教育”,其核心是在深层次上,通过深度阅读、深层思考和小班讨论等方法,使美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在更高、更深文化水平上接收美国价值观教育,从而体现出新的人文精神的回归。

由此可见,随着社会发展,大学观念也在不断变迁,大学精神必须反映这些观念的核心价值,既有坚持保守,也要相应演化。近千年欧美大学发展的历史,特别是近二百多年以来的历史,为大学精神的演化展示了一条明确的线索:从开始强调提升个性修养和知识水准的人文主义精神,到注重为追求科学真理而强调的独立和自由精神,再到接触现实,服务社会,高唱“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体现了更新、更深的人文精神。大学精神演变的这条线索,具体到各所大学,则会因它们的定位和实际情况不同而有呈现出微妙差别,这里难以赘述。但是它们总体上为我们当下思考中国大学精神的培育与塑造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理论依据。

三、中国大学的变迁和精神之演化

虽然我国高等教育可以追溯到西周天子的辟雍、诸侯的泮宫和民间的稷下学宫[9],但现代大学制度却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舶来品。因而它的办学理念和基本精神与上述西方大学的观念和精神应该是一致的。然而,中国设立大学的背景与宗旨和西方大学有巨大差别,这就使得中国大学的办学观念和大学精神与作为“老师”的西方大学相比,存在着不少差异,值得我们思考、研究与总结。

中国大学出现于19世纪末,是维新思潮和洋务运动的产物,是在国家遭受西方列强(包括日本)的侵略压迫、在民族沦丧的紧急关头作为一种救亡图存的措施而开办的。19世纪后期,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满清朝廷普遍接受了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与先进技术来坚甲利兵、振兴实业,达到强军救国的目的。1862年北京设立了同文馆,开始有了新式高等教育,但直到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惨败以后,才引起朝野震动,各地纷纷设立大学堂。其中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是第一所由中央政府举办的新式综合大学。那时候,这些高等学堂的办学指导思想基本上都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教育仍以中国传统儒家的“三纲五常”为核心观念,而把西方的科学技术作为工具来学习。因此,尽管以西方为师,但在办学理念上与欧洲大学的“以塑造独立人格、追求知识为目的”却大相径庭。1902年的《京师大学堂章程》明确其设置目的是“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并且要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满清朝廷服务、强国富民的主旨跃然纸上。不过从此中国大学的命运就与国家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值得一提的是1904年京师大学堂首任“总监督”(1)的张亨嘉在就职典礼上对学生的训词———“诸生听训,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这14个字的最简短演说很值得玩味。其实真正的训词只有8个字———“为国求学,努力自爱”。它说明了学生的核心任务是“求学”,这包含获取知识、研究学问、探求真理和学会做人。其中需要特别珍视的有两点:一是学生求学目的是“为国”,体现了爱国精神。不过这在当时实际是要学生做好臣民,与西方强调独立人格、以知识为唯一目标迥异。二是大学学习与中小学截然不同,大学生已经成人,不再是简单地“被教育”了,而要自觉、主动地去接受和享用大学所提供的教育。这前一点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独有的特色和精神。但同时也反映出中国高等教育从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工具性。这是与西方大学极大的不同之处,既反映了中国大学的优点,也肇源了后来中国大学的某些问题。

辛亥革命后国家继续受凌辱的地位迫使中国知识精英认真反思“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1917年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几乎全盘引进了欧洲大学,特别是德国大学的观念。他首先指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明确“教育者非为以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的前瞻思想。他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大学教育的言论,并照此执行实践。他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他“循思想自由原则,采兼容并包主义”,聘请各种不同学术流派、具有真才实学的学者来北大任教。他按照“纯科学”观点把“学”与“术”分开,“以学为基本,术为支干,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但他并不重“学”轻“术”,他认为“两者有性质之别,而不必有年限与程度之差”,只是分工不同。他要学生认识“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要自动研究学问,才能够发达个性,个性发达才有创造的能力”(2)。他的这些思想既体现了“自由教育”观点,也是德国大学四大观念中国化的另一种说法。他采取了一系列开风气之先的做法,如创建教授会、评议会,改革管理体制;实行选课制,接收旁听生、偷听生;设立研究所;提倡美育,以美育代宗教;首开招收女生先例,实行男女同校;组织学会与社团,鼓励学生参与“第二课堂”;等等。在这种新风气影响下,新文化运动“科学”、“民主”的大纛高高竖起,“打倒孔家店”口号盛行,这标志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敢于与旧观念决裂,西方纯科学的精神也开始在中国得以传播。当然,这种独立、寂寞的科学精神也不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绝对没有的,诸葛亮的“澹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思想,一定程度上也是这种精神的反映,因此,科学精神也可以被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接收和发扬,它本身就体现了中西文化的融合。后来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集中地概括了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可以说,在此之后“科学”两字才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留下深刻印迹。

蔡元培办北大,基本上采用了欧洲模式。1911年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堂成立,1928年正式成为国立大学,特别是1931年梅贻琦任校长以后,则大体上按照美国模式办学,“学”与“术”并举,兴办了不少国家急需的学科,如农业、无线电、航空等,并从事研究。尽管梅贻琦主张“通识为本,专识为末”[10],但他在“工业教育与工业人才”一文中强调只有这种通才是国家急需的工业组织人才[11]。这些观念也与美国大学人才培养的理念相符合。因而可以说,科学精神仍是大学的主导精神。

与此同时,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公大于私,以国家为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宽阔胸怀和担当精神从未泯灭。这一方面是传统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一直遭受外国列强的欺侮凌辱,激发出知识分子强烈的爱国心。这种以国家为重的精神在欧洲大学是缺乏的,欧洲古典人文主义和“自由教育”强调人格的培养,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由个人推及服务社会,正像爱因斯坦在“论教育”中所说:“学校的目标必须是培养能独立行动和思考的个人,而这些个人又把为社会服务视为最高的生活目的。”[12]把国家放在独特重要地位,大学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只有在中国最为突出。这是中国大学的优点,有时也是许多问题的根源。优点,是大学成为救国、兴国和强国的重要舞台,受到普遍重视,一直熏陶着中国知识分子以民族国家为重的担当精神,并使大学在中国社会进步中发挥了独特作用;问题,是大学成为依附、从属于政治、经济的工具,失去其独立品格。但不管怎样,爱国精神和担当精神已经成为中国大学与生俱来的优秀传统和重要精神支柱之一。

正因为这样,民国以后,除了初年由于军阀统治相对薄弱,思想钳制比较松懈,大学独立、自由的科学精神发挥得相对松畅。国民党统一以后,一度实行“党化教育”,大学独立的地位受到削弱。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由于把教育列为上层建筑,要为经济基础服务,大学的独立地位逐渐丧失。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国大学重新回到了欧洲大学的办学模式,尽管对当时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更加重了大学的工具性色彩。1957年反右派以后,绷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淆不清;特别是1958年明确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大学的独立自由的科学精神趋于泯灭。“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学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宣扬文科可以不办,大学精神被扫地出门。

这些情况固然是政治体制的结果,但中国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也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中国多数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讲究“经世济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用主义,甘心充当受依附的“工具”,“纯科学”的科学精神一直并未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扎根,探求真理所必要的独立、自由、寂寞、怀疑和批判等精神远远没有真正在中国立足。尽管如此,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科学精神终究还是在中国大学埋下了种子。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的出现,社会对大学在科技和思想创新中发挥作用的要求越来越急迫。这一方面更加强化了大学对政治和经济的依附,而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也给大学纯科学思想以严重的腐蚀;但另一方面却反而彰显出大学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之可贵。因为“有用”的发明必源于“无用”的创新,任何产品、工艺、材料的技术创新必源于思想、观念、知识的科学创新和文化创新,而科学,探求真理,必须依靠独立(寂寞)和自由。大学作为研究高深学问、传承和创新文化的机构,自然就必须发扬独立与自由之精神,并为此大声疾呼。因此,大学中的两种不同倾向正在拼命博弈,大学必须乘势吹响精神建设的号角,以抵制有害的倾向。

四、当代中国大学所期待之精神

历史是凝固了,过去的一切已经铸定;无论是非对错,已经发生了,自有其必然,有规律可寻,我们可以对其评说,重要的是为未来进步寻觅出康庄之路。

通过以育人为基本职责、对文化负载着传承过去、引领当今、发展未来的使命的大学,应当期待打造什么样的大学精神?总结历史、展望前程,我们首先要面对现实,立足当下。现实是:中国正在迅速崛起,成为大国强国,而面临的阻力和矛盾也日益凸显,如内部有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十分艰巨的转型任务,外部有国际上恐惧、迷惘、不服和对抗的诡谲压力。这些形势对大学一方面是在创新思想、发展科学、促进技术上提出了比过去高得多的要求;另一方面大学依附于政治、从属于政府的状态没有基本改变,从而也难以发挥对社会文化的引领作用。这种情况下,大学要发扬的首要精神,与各时期的各国大学一样,是科学精神,即自由之思想(及其表达)和独立之精神。为此,大学要力求挣脱依附的地位,同时要自强不息,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产生众多创新的科技成果,在出人才、出思想、出科学、出技术上,成为推动改革的思想库、动力源,促进经济的发动机、孵化器。

独立和自由的科学精神,既是对大学的要求,也是大学对外部环境的要求,对于当前中国情况而言,后者是主要的,而且是大学需要力争的。但在当今社会普遍急功近利、虚夸浮躁、容不得“纯科学”研究的大势下,中国大学更要把西方大学一般作为常规的研究学问、追求真理的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精神放在首位。大学拒绝一切弄虚作假、剽窃抄袭、买空卖空等学术不端和腐败行为,崇尚坚忍不拔的探求精神。

从探求真理所必需的实事求是、独立和自由精神衍生出来的还有包容性和深沉性,以及牺牲精神。既然是探究,就要允许各种不同意见、言论发表出来,进行争辩,从争辩中分清是非曲直。因此,大学必然是“网罗众家”的,既容忍质疑和批判,也允许争论和辩驳。正如蔡元培所说,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虽彼此相反,而听其自由发展”。其实,英文大学(University)一词从词源来看,就包含“多元同一”的意思。因此,包容精神成为大学的重要“亚精神”。深沉精神也是高深学问的必然要求。大学的一言一行必须经得起理性思维的严格审考,有理有据。大学绝不能容忍市井的浅薄与浮躁。因此,他可能是孤独的,寂寞的(这符合独立精神)。在当前社会浅薄虚夸风气甚嚣尘上,不少人喊出“大学精神衰微”的情况下,深沉精神特别珍贵。大学的牺牲精神也是为追求真理所必须的,真理是靠少数人深钻精研得来的,所以一开始总是在少数人手里,而不被多数人所理解。因此,坚持真理是要冒风险的,也会受到歧视和迫害,轻则牺牲个人福利、声誉、地位,重则关乎性命。北大前校长马寅初提倡牺牲精神是“北大之精神”[13],他以自己坚持人口论为榜样,实践了这种精神,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捍卫真理的崇高形象。不仅如此,探索本身就是一个冒险活动,成功的概率远低于失败的概率。为此,牺牲就成为探究科学所必需的精神准备。牺牲精神总是伴随着而与独立和自由精神共生,并以此完善道德。

以育人为核心使命的大学,在当代,仅仅注重西方传统大学所追求的人格修养还不够,还必须强调“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是各式各样的,人与人之间是绝不全同的;人各有优势和弱点,只要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优势和潜能发挥出来,做到“人尽其才”,就一定可以建成“创新社会”。因此,尊重与培育独立人格,就要充分发挥人的天赋优势和潜力,使之贡献于社会。大学要树立人才是多样化的、人人都能成才、成不同之才的观念;要充分尊重、珍惜并学会识别人才,因材施教,为他们的成长创造条件、留有空间、搭建舞台。马克思说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4],如此,个人发展就会与社会和人类文化发展互动协调起来。这为大学的人文主义精神内涵增添了新的内容。

作为传承和发展文化的大学,要特别重视文化首要元素———虔敬信仰的培育。前文说过,欧美大学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以虔诚信仰为前提,把追求知识和科学真理作为核心任务。他们认为信仰应该在基础教育和大学通识教育中完成,或学生中许多人本来就是虔诚的宗教徒,因而在大学理念中,信仰概念有时并不显现。对于当下中国,由于上世纪中叶以来多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人类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的彻底否定和摒弃,“文化大革命”后对“文化大革命”中“破旧立新”泛滥起来的迷信的幻灭,以及经济转型时期对社会上许多不公和乱象的迷惘,使年轻人信仰缺失,无所适从。由此造成一些年轻人个性张扬,但诚信缺乏,责任心不强,团队合作精神稀少。这是当代中国社会一个严重问题,会阻碍社会稳定和前进。大学必须通过文化素质教育或通识教育,通过对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等的学习和对先哲前贤经典著作的深度研读,引导学生深层思考,再辅以小班讨论,使他们深刻体认人类历史发展的大势,笃信正义价值观,坚信正义事业的不可战胜,从而领悟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建立在正义观念上的虔敬信仰是当前中国大学人文精神的重心。

要继续发扬与民族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中国大学所独有的爱国精神和担当精神。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国际化的时代,大学的爱国主义精神应有相应的新的阐释和演进。我们应当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因为它目光短浅,有悖于世界潮流。大势是:国际交往日益频繁普及,信息交流日益简捷畅通,文化日益多元化、多样化和多变化,地球日益变小。大学是国际交流的重要舞台,大学生必须学会从全球视野看问题,肩负把中华文化推向世界、为世界文明宝库增添珍藏、促进全球文化繁荣的使命。因此,爱国精神应该拓宽上升到全球精神,从建设和谐社会向实现和谐世界迈进。

因此,在继承中外大学精神基础上,当代中国的大学精神应该是:追求知识和真理的科学精神,其中主要是实事求是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精神,也涵盖包容精神、深沉精神和牺牲精神;追求独立人格和人的发展的人文精神,其中最重要的是包括在正义观念上的虔敬信仰和尊重人、珍惜人才的精神。大学精神应该体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完美融合。若用先哲的话来概括,宋代思想家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或许可以反映这种精神,不过这里我们可能需要违背张载本意,把“为天地立心”借来解释为自然社会万事万物的运行寻找规律。

以上概括是笼统的,一般化的;各大学应该根据自己的定位、历史和特色,针对当前的突出问题,寻找符合自己的、个性化的大学精神。这种精神可以用简洁、醒目、便于记忆的文字和语言表述在各自的校训、校歌、校铭或其他学校正式文件中。这种表述不必面面俱到,但要有沁人心脾的震撼作用。

五、结束语

笔者从文化角度探讨和审视了大学精神。文化本质上就是人化。教育通过育人承载着传承、引领和发展文化的使命,其中高等教育更多地负担着发展文化的职责。文化的要素有:虔敬的价值信仰;对自然、社会的知识,及对知识应用的知识;建立在价值信仰和知识基础上的德行。在早期大学发展中,在古典人文主义影响下,信仰隐性地发挥着基础作用,大学教育强调独立人格的塑造和“通才”培育。进入工业社会,扩增知识、发现真理作为发展文化的主责,其作用被凸显出来,因而科学精神成为大学的基本精神,这种精神的核心是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但是,信仰和德行作为前提和基础,在不同国家和大学,或隐或显地表达在大学精神中。美国大学使大学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大学对社会科技、经济发展发挥了日益巨大的推动作用,出现了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大学三大任务的提法,大学的社会责任成为新时期大学的重要精神内涵。然而以独立和自由为核心的科学精神仍是大学基本精神,不过,它是与信仰、人格、修养、德行和服务社会的人文精神完美融合的。

中国大学是借鉴西方而产生的,他们吸收和融合了西方的大学精神;同时,也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中的优秀内容。因此,以实事求是、独立和自由为基本内容的科学精神与以正义信仰、人格修养为核心内容的人文精神的完美融合也应该是中国大学的基本精神。然而,在特殊环境中诞生的、具有深厚民族文化底蕴的中国大学还应该具有自己独特的精神,这里涵盖包容精神、牺牲精神和尊重人才、因材施教精神,以及爱国精神、担当精神和全球精神等。每个大学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表述自己特有的大学精神。

摘要：从文化视角探讨和审视大学精神,大学精神应体现大学实现其基本使命和功能所需的核心价值观、指导思想和灵魂;从文化三要素———信仰、知识和德行考察大学功能的发展,指出了大学精神的坚守与演化。在大学及其精神的演变过程中,大学的基本精神实现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完美融合;在与中国大学发展的结合中,其具体内涵是:实事求是、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正义信仰和人格修养,分别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主要内容,同时还要尊重人才,发扬包容精神、牺牲精神以及爱国与担当精神。

篇4：先秦审美精神演变

摘 要：《诗经》《楚辞》作为中国诗歌最早的两部诗歌总集，不仅开启了中国诗歌的源头，从它们的发展变化中也可追溯中国诗歌早期审美精神的演变。两部总集都善以“象”传意，但两部总集的“象”又有着明显区别，从这种区别中我们不难跟踪到先秦审美精神的演变轨迹，以及对后代文学发展趋势的影响。

关键词：诗经 楚辞 意象 审美

“古诗之妙，专求意象”[1]，从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楚辞》开始，诗歌的美就与“象”有着密切的关联。文学中“人”的因素的发展变化正是研究文学创作演变的重要依据，所以，从对《诗经》和《楚辞》中“象”的研究可以看到先秦个体意识发展的轨迹。《大雅》《小雅》是《诗经》中创作主体表现最显明的一组诗歌，《九章》是屈原人生各个阶段的反映，因此这两组诗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创作手法上都能代表《诗经》与《楚辞》的特点，对它们的研读尤其能发掘出这两部作品中个体意识的具体表现。一、从物象到意象中国审美精神虽然要追溯到《易》，但真正体现到诗歌创作和欣赏的要数《诗经》和《楚辞》，只是这两部诗歌总集对“象”的体现不同。《大雅》《小雅》中有很多重复出现的“象”，却表达出不同含义。《九章》中不同的“象”寓意指向则常常归于一致。“四牡”作为“象”在大、小雅中出现在十二篇作品中，分别是《小雅·四牡》《小雅·采薇》《小雅·杕杜》《小雅·六月》《小雅·车攻》《小雅·吉日》《小雅·节南山》《小雅·北山》《大雅·桑柔》《大雅·崧高》《大雅·烝民》《大雅·韩奕》。《小雅·六月》中“四牡骙骙”[2]“四牡修广”“四牡既佶”与《小雅·四牡》中“四牡騑騑”形成了鲜明对比。前者中的“四牡”雄壮威武，后者中的“四牡”疲惫不堪。而在这十多首诗中“四牡”的含义并不固定，甚至在一些诗中根本没有具体的意义，只是起到引出诗歌主题的作用，它必须上下文结合在一起才能表现诗歌的情感倾向。类似的情况还有“北山”“松”。《小雅·北山》中“北山”与诗歌怨刺王事繁重几乎没有直接的关联，这里“北山”仅仅起到引出下文的作用。《小雅·南山有台》中，“北山”不过起到与“南山”形成对举的效果，它所起到的赞美君子美德的作用是与下文“有莱”“有杨”等具体的物象结合而产生的，因此单独来看“北山”这个物象并没有特殊的含义。“松”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主要有两种寓意：孤傲高洁、长寿，如李白《古风（其十二）》“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昭昭严子陵，垂钓沧波间。身将客星隐，心与浮云闲。长揖万乘君，还归富春山。清风洒六合，邈然不可攀。使我长叹息，冥栖岩石间。”[3]整首诗以松柏为喻，上下文配合明澈地表达了诗人对孤傲自守境界的追求，此诗中“象”与“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但上述这两种意思在大、小雅中都没有出现。《小雅·頍弁》“茑与女萝，施于松柏”这里的“松柏”与“女萝”相对，用一种依附关系来表达主人对客人的欢迎和渴望。《小雅·斯干》“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以松柏之茂喻兄弟相处之亲密。这样的“象”在《诗经》中的大量出现可以看到其含义的模糊性和随意性，从某种角度来说很难把他们称为“意象”，只是起到了为“意象”的出现打下基础的作用。在这种模糊性和随意性的“象”向具有较为固定的含义的过渡过程中也有一些“象”具有一定的独特含义。“白驹”一词在中国文学中主要有两个含义，一是喻贤才，二是喻时光易逝，前一含义就出现在《诗经》中。《小雅·白驹》“皎皎白驹，食我场苗。”郑玄笺：“刺其不能留贤也。”由此，后代的诗歌中就有“感时歌《蟋蟀》，思贤咏《白驹》”（曹摅《思友人诗》）[4]的诗句。在《庄子》之后诗歌中“白驹”一词喻时光易逝这个含义运用的数量和在人们心中的影响力显然更加明显，如杜甫《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星霜玄鸟变，身世白驹催。”[5]就表达了人生短暂的感慨。由此可见《诗经》中的“象”即便有相对固定的含义，但也没有达到后代“意象”的表达作用。《楚辞》“香草美人”的意象已成为无需赘言的文学特征，这个特征在《九章》中自然也不例外地体现出来。《惜诵》“梼木兰以矫蕙兮，糳申椒以为粮。播江离与滋菊兮，原春日以为糗芳”[6]，《悲回风》“故荼荠不同亩兮，兰茝幽而独芳”中的香草就是这种创作手法的典型代表，与《离骚》的香草意象一起构成中国文学的一道独特风景。《橘颂》独以橘的“深固难徙，更一志兮”来表达诗人坚贞不移的品格。虽然含义与“香草美人”不同，但手法却是完全一致的。以此来论，《楚辞》中的“象”才是“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取譬者用心或别，着眼因殊，指（denotatum）同而旨（significatum）则异；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孑立应多，守常处变”[7]的“象”，才能真正称为“意象”。意象由于有着明确的象征性，这就使在文学作品中的“象”常常有着较为固定的寓意，例如诗歌中出现“月”时绝大数情况下我们可以把诗歌的主题理解为思念亲人，而《小雅·十月之交》“彼月而微，此日而微”显然没有思念这层含义。所以《诗经》的时代“意象”没有形成，运用于诗中的只是“物象”。但《楚辞》中的“象”其象征性的特点就非常明显了，因此我们也就公认从屈原开始“意象”已经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产生。从“物象”到“意象”其实就是符号化的过程。所谓“符号化”，一方面，是指思维赋予外界对象以形式与概念，使对象比在纯粹的自然中更容易被认识。另一方面，是指人的活动不是被动地接受外来的刺激，而是主动地摄取，二者的结合就是符号化过程。在符号化过程中，诗歌中“象”的运用从自发逐渐过渡到了自觉，也就是说从中可以体现出诗人主动将外在的物象内化的过程。中国文学中诗人主体意识发展的轨迹正好可以从《诗经》到《楚辞》看到。二、从阶层到个体说到“自觉”，余英时说：“惟自觉云者，区别人己之谓也，人己之对立愈显，则自觉之意识愈强。”[8]关于中国古典文学自觉的起始时代，虽铃木虎雄首倡“曹丕的时代”说后得到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同，但学界仍然存在众多不同看法，例如“始于汉代、始于先秦、始于《诗经》”说。二雅中很多诗用到了第一人称代词，表达了创作目的或出现了创作者，如“婚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複我邦家”（《小雅·我行其野》）、“王欲玉女，是用大谏”（《大雅·民劳》）、“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小雅·巷伯》）、“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大雅·熏民》）、“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小雅·四月》）。郑玄《诗谱序》云：“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而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这成为了一些研究者认为《诗经》的时代是文学自觉的时代的证据，似乎这体现了“人的主题”。虽然得出的结论不同，但学界对于“自觉”与“人”的关系都是持肯定态度的，其区别在于“人”在其中的具体地位和作用不同。认为文学自觉早于魏晋的观点都将文学自觉与文学作品是否体现“人的主题”联系起来，认为只要体现“人的主题”的文学作品就能认定为“文的自觉”。这里至少有两个较明显的困难需要解决：众所周知，先秦时期“文学”一词与今天“文学”的概念完全不同，概念尚且没有形成何来“自觉”之说？此其一；其二，如何理解“人的主题”，是不是只要带有人的感情的作品就算自觉？关于这一点《诗序》说得很清楚：“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感是文学创作的原动力，它渗透在所有的文学作品里而不是一部分作品里，所以这也不能作为文学自觉的依据。“人的主题”不仅仅是有“人”的活动、“人”的情感就能得以体现，它应该有“人”对自己独立性的肯定，就如余英时先生所说“人己对立”，而这点从二雅的“象”中很难看到。二雅中的“象”既然还处于模糊性和随意性中，这本身说明这些诗的创作者并没有非常鲜明的主体意识，不能认识到事物的独特性，并把这种独特性用诗歌的方式表达出来。以《小雅·我行其野》为例，这是一首弃妇诗，以“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开头，接着表达了渴望回娘家开始自己新的生活的强烈愿望。这里的“樗”只是用到了它的茂盛，并没有把它的特点与诗歌的主题结合起来，而茂盛这个特征用其他的树也可以替代，不是樗的特性。对物的特性不能深入认识其实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对人自身特性的认识的不足，也就是说个体性和阶层性没有明显划分，对阶层的认可超过对自我主体的认可。而到战国末期对人自身独立性的认识逐渐强化，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屈原的作品就能作为典型的代表。屈原在他的诗作中就常常出现“第一人称”。《涉江》一诗“余”字出现9次，“吾”字出现8次。当然并不是只有第一人称代词的出现才能突显诗人的自我意识，“第一人称视角”也是屈原诗歌自我意识的一种体现，如《哀郢》全诗从作者视角出发描写了郢都沦陷的情景，并抒发了作为爱国诗人心中的激愤之情。正是因为如此，在读屈原诗歌的时候我们总能清晰地看到诗人的形象，明确地感受到诗人的悲喜，这正是因为其诗作突出了诗人的自我形象，这本身就是自我意识强化的一种表现。这种自我意识虽然并没有达到超越阶层的高度，但相对于早期的文学作品，能够直接让诗人自己站出来，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情感仍然是自我主体意识得到认可的初期显现。对自我独特性的认可是不是就是对自我主体性的认可呢？这也要视情况而定。《九章》中的诗人通过“香草美人”“橘”等意象表达自身与时人的不合，但我们能很明显地看到诗人是把自己放在统治阶层来表达这种思想，其不合只是与昏愦不明的统治者的不合，其独特性没有超越阶层，只是阶层的代言。所以《楚辞》的时代也不可能是文学自觉的时代。但从《诗经》到《楚辞》，由集体咏唱到个人的内心独白已经可以向我们展示诗歌中主题精神发展的脉络，以及它们对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提供的可能性。注释：[1]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2]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本文中《诗经》作品均引自本书，不再加注。[3][5]见《全唐诗》，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76页，第2562页。[4]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50页。[6]董楚平：《楚辞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本文中《楚辞》作品均引自本书，不再加注。[7]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9页。[8]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1页。（任在喻 贵州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 563002）

篇5：论大学职能的演变

大学职能是指大学所具有的功能或应起的作用。在历史中，大学的职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也处在不停地发展和变化之中。在当代社会，教书育人、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以及引领文化，都是大学的基本职能。但是这些职能并不是在大学产生之初就存在的，而是在之后的发展中逐渐形成的。而“教书育人”、“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引领文化”这些职能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自的重要性，也在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生着相应的变化。这是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要求，也是大学自身发展的结果。

一、大学职能的历史演进

大学职能是一定历史时期国家和社会需求的集中反映，也是大学对外部社会变化的必然选择，是社会进步与大学“内在逻辑”发展相统一的产物。它们是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社会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变化与大学不断满足这种需求变化而逐步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是在不同历史时期被社会赋予的。

1.“教书育人”职能的形成

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起源于欧洲中世纪，中世纪的大学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产物。虽然中世纪大学的出现时一些学者以研讨社会问题为初始目的的，但很快就被统治君主或教皇所控制而最终成为他们的附庸。大学的职能也仅限于为政治，宗教等意识形态领域工具性人才的储备。如管理城市的官吏、法官以及教师、医生等。大学开设课程主要有神学、哲学、文学和法律等，并由大学规定或教皇固定下来，不能更易。授课时以论诵为主，教师讲学生记。诵记教学还特别强调背诵和考试，考试不能超过经文所规定的内容，这种硬性背记式教学极大的损害了学术的发展。因此，此种大学模式是在严格的封闭状态下运行的，与社会生活实践严重脱离。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大学就形成以教学为主和办学思想保守的基本特性。纽曼更认为大学不是为了科学研究而设，教学育人是大学唯一的职能，科研完全可以让其它一些机构来承担而不是在大学上实现。因此，从中世纪晚期到文艺复兴，再到法国大革命很长一段时期，无论大学的组织形式、办学风格与教学内容及方式如何变更，其职能始终是单一的，就是教学育人，除此不在具备任何其他职能。

2.“科研”职能的提出

14世纪和15世纪，教条之风日盛，大学教学日渐禁锢思想，鼓动社会保守主义，对社会发展视而不见。这样整个中世纪大学几乎没有科学研究，而与社会发展的联系也不多。直到18世纪，大学的主要职能仍是单一的培养统治阶级工具性人才，虽然也出现有少量的学者、教授从事过某些研究工作，甚至还出现了但丁、哥白尼、伽利略等著名的科学家、学者。但作为大学的科学研究还相当不普遍、不经常、也从未作为大学的计划内容，只属于纯粹的个人活动之外的，大学被视为高居社会之上的“象牙之塔”。19世纪以前的德国大学中，经院主义占统治地位，神学被视为“科学的皇后”，因此大学对年轻一代缺乏吸引力。1806年德国在普法战争中被打败，以洪堡等人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者主张“必须振兴文化以弥补物质方面的损失”，而振兴文化的途径就是把科学作为培养人才的方式引入大学。19世纪初，德国威廉.洪堡出任教育部长并创办了柏林大学。他创

立和全面实践一种新的大学观。洪堡倡导的“学术自由”和“研究与教学相统一”原则。他指出：“大学教师的主要任务并不是‘教’,大学生的任务也不是‘学’，大学学生需要独立地自己去从事‘研究’，至于大学教授的工作，则在于诱导学生‘研究’的兴趣，再进一步去指导帮助学生去做‘研究’工作。”他也认为大学应当具备科研与教学并重的双重职能。正是柏林大学对传统大学模式的突破，以及其获得的巨大成就和鲜明的个性特色，使其成为德国其它大学竞相模仿的榜样，推动了德国大学的现代化。而后德国迅速兴起的实科教育和工科大学填补了柏林大学与生产实践之间的空白，使纯理论的科学研究发展到应用性研究。也就是这个时候形成了大学的第二个职能——科学研究。

3.“服务”职能的出现

首先发生造实用主义盛行的美国1862年，美国总统林肯签署了《莫雷尔土地赠予法》，赋予美国高等教育一项新的职能——服务。由此成立的赠地学院一改美国传统学院的办学思想，更多地关心农业，实用知识和推广技术。而践行这一方案并且使之发扬光大的是范.海斯，担任威斯康星大学校长的查尔斯.范.海斯在1904年的就职演说中系统的阐述了关于大学服务于社会的目标和理念。他提出：“教学，科研和服务都是大学的主要职能。更重要的是，作为一所州立大学，他必须考虑到州的实际需要。”由此形成了著名的“威斯康星思想”。按照这一思想，学校吧大学教育与社区普及性教育结合起来，为此专门设立了大学推广部并在各地建立地区推广教育中心。他认为大学并不应该有任何边界，应当具有开放性，要走出象牙塔面对社会。大学应考虑到社会的需要，在于社会的经济互动中使区域经济收益发展收益，为社会提供服务，发挥其社会价值，他认为教学、科研和服务都是大学应具备的职能，即以大学的知识资源为依托，以知识应用为途径，以直接服务为方向，以其它两项职能为基础。1914美国国会又通过了《史密斯——来沃法》，拨款支持高等教育在人民传播有关农业和家庭实用信息，并鼓励对这些信息的应用。此后，美国高等学校的服务又逐渐延伸到其他方面，从制造业到服务业，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行各业。

4.“文化传承创新”——新的职能

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首次将“文化传承创新”作为高校的四大功能之一提出来，是大学功能的新丰富和新发展，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

a、文化传承创新是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的要求。文化传承创新成为大学四大功能之一，是大学生存发展的内在需要与社会发展进步需求相碰撞的产物，是客观和主观、历史和逻辑的必然统一。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背景下，大学作为保存、研究、传播知识和文化的基地，传承优秀文化、创新思想文化、推动文化传播交流，既是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对大学职责的新要求，又是对大学功能认识的拓展。

b、文化传承创新是大学的重要职责和必然使命。大学文化是高校在长期的办学中培育形成并遵循的目标追求、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和行为准则，是广大师生员工的精神支撑，是破解思想观念、思维习惯、行为方式上的定式，调动广大师生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重要保障。大学作为文化高地，通过批判

地吸纳大众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彰显主流文化等，对社会文化起着积极的引领和辐射作用，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力量。

c、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以先进文化不断推动兰州大学的发展。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创新型国家和“有特色、高水平”大学的时代背景下，首要任务就是保持和弘扬兰大百年文化积淀成果，始终把“做西部文章”作为战略选择，努力把研究解决西部问题上升为攻关国家难题、“争创一流大学”的切入点。始终保持善良淳朴的道德品质和坚忍不拔的生存意志，直面清贫、自强不息、追求卓越。

面对市场经济给大学文化带来的巨大冲击和挑战，我们要牢固树立开拓创新、不断奋进的价值取向，始终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广大师生员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遵循文化建设的普遍规律，不断提升富有个性特征的学校精神，实现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深入回答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营造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学术氛围。积极吸纳中外优秀文明成果，充分利用对外交流，促进文化传播，主动让世界了解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和传统文化，不断提升国际文化影响力。

二、大学职能的侧重点的转变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视大学为强国之本。大学不仅为公民提供教育，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学者、专家和领导者；还可以保存和传播文化遗产，进行必要的科学研究以发现对国家发展有重要意义的新知识，以及利用我们机构特有的专门技术解决大量的尖端问题为社会服务。

然而，由于公众支持高等教育的传统动机正在迅速改变，虽然大学的传统职责很重要，但是，不同学校的工作重点已经作出了调整。例如，今后几年在优先发展通识教育的同时，成人教育也将成为一些大学的中心工作。我们再也不能说，公众对高等教育的支持仅仅是为了它们所提供的服务。一些大型的政府赠地大学的建立证明了公共投资支持美国农业的重要性。但是，很久以前，我们就已经从农业社会转为工业社会，如今，又正从工业社会转向知识型社会。大学应与时俱进、调整策略，不断增强竞争力，因为那种认为大学可游离于变化的世界之外、其他社会机构应努力适应我们角色的想法和做法，在今天已经过时了。

如今，对于许多人来说，普遍支持高等教育尤其是综合研究型大学有一个新的相当有说服力的理由：知识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是一个国家繁荣、安全及人民幸福安康的关键。在知识时代，如果受过教育的人及其思想已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资源，那么，大学作为智力资本的源泉，必定受到人们的重视与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对大学功能的期望从重点从事人力资本开发的社会机构转变为以发现、加工、传播和应用知识本身为工作重心的社会机构。在一个知识型的社会中，大学的这一具有战略性的功能阐释了为什么大多数国家要迅速建立或者加强其高等教育系统。

篇6：大学职能演变启示

一、大学职能的历史演变

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起源于欧洲中世纪,中世纪的大学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产物。新兴工商业城市的兴起以及新兴工商业者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日益起着重要作用,对中世纪大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虽然,中世纪大学的出现是一些学者以研讨社会问题为初始目的的,但很快就被统治君主或教皇所控制而最终成为他们的附庸。大学的职能也仅限于为政治、宗教等意识形态领域工具性人才的储备。如管理城市的官吏、法官以及教师、医生等。整个大学按照统治阶级的要求运行,不断地用等级的教育复制着等级社会体制。因此,此种大学模式是在严格的封闭状态下运行的,与社会生活实践严重脱离。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大学就形成了以教学为主和办学思想保守的基本特性。

它表现为,其一,随着中世纪大学的建立和发展,原本以”自由研讨”为出发点产生的大学,很快就转向以教学为主,习诵古典成风。大学开设课程主要有神学、哲学、文学和法律等,并由大学法规或教皇固定下来,不能更易。授课时以论诵为主,教师讲学生记。诵记教学还特别强调背诵和考试,考试不能超过经文所规定的内容,这种硬性背记式教学极大地损害了学术的发展。其二,到14世纪和15世纪,教条之风日盛,大学教学日渐禁锢思想,鼓动社会保守主义,对社会发展视而不见。而且随着各国对大学控制的加强,大学又日渐为教会或王室所控制,这样早期大学曾经提倡的发展科学、发展知识的积极作用也逐渐消失了。直到18世纪,大学的主要职能仍是单一的培养统治阶级工具性人才,虽然也出现有少量的学者、教授从事过某些研究工作,甚至还出现了但丁、哥白尼、伽利略等著名的科学家、学者。但作为大学的科学研究还相当不普遍、不经常,也从未作为大学的计划内容,只是属纯粹的个人活动。至于直接为社会服务,这在当时对大学而言,更是远远游离于活动之外的,大学被视为高居社会之上的”象牙之塔”。19世纪初,基于重塑德国雄风的迫切需要,德国委任新人文主义者威廉.洪堡出任教育部长并创办了举世闻名的柏林大学。柏林大学的创办不在于增设了一所大学,它的意义在于创立和全面实践了一种新的大学观。洪堡倡导的“学术自由”和“研究与教学相统一”原则,柏林大学实施的自由选课、自由研究等方法都集中反映了时代的先进教育观,实践了一个崭新的大学理念。洪堡认为:古希腊精神的核心是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性精神,而这些唯有在大学,在大学的科学和学术研究中才能被唤醒,才能形成。自由的学术研究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唯一途径。因此,他把研究自由作为新大学的最高思想和中心任务,并据此来改造大学的教与学。他指出:“大学教授的主要任务并不是-教,大学生的任务也不是学,大学学生需要独立地自己去从事-研究,至于大学教授的工作,则在于诱导学生-研究.的兴趣,再进一步去指导帮助学生去做-研究.工作。”洪堡还认为,大学的真正成绩在于使学生可能,或者说迫使学生至少在他一生中有一段时间完全献身于不管任何目的的科学,从而也就是献身于他个人道德和思想上的完善。正是柏林大学对传统大学模式的突破,以及其获得的巨大成就和鲜明的个性特色,使其成为德国其它大学竞相模仿的榜样,推动了德国大学的现代化。而后德国迅速兴起的实科教育和工科大学又填补了柏林大学与生产实践之间的空白,搭起了从研究性大学的纯理论研究与社会需求的桥梁,从而也给研究性大学找到了研究的出发点和提供了良好的应用渠道,并为大学提供了越来越充足的科研经费。这种文理大学和工科大学以及各学科技术学院的综合体,相互依赖,共同发展,促进了1871年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和经济腾飞。正像创建新大学时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新大学担负起了民族振兴的/精神源泉0的历史使命。同时,也形成了大学的第二个职能——发展科学。1862年,美国总统林肯签署了5莫雷尔土地赠予法6,赋予美国高等教育一项新的职能——服务。该法案规定:向各州每位议员赠拨了3万英亩土地,并将之售出,用所得经费建立永久性基金,以资助、供给和维持至少一所专门的学院,这所学院主要讲授农业和机械制造工艺方面的知识,培养为当地工农业生产服务的各种技术人才。赠地学院一改美国传统学院的办学思想,更多地关心农业、实用知识和推广技术,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农业的发展,正像康乃尔大学创办者康乃尔指出的那样,“这所学院将向社会的工业和生产阶级提供最好的设施,以使他们获得实用知识和精神文化。”需要特别一提的是,为适应美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不断提高的需求,1904年威斯康星大学在范海斯校长的领导下提出了“威斯康星计划”,这项计划赋予威斯康星大学两项重大使命——帮助州政府在全州各个领域开展技术推广和函授教育,以帮助本州公民。1909年,斯迪芬撰文,把这项计划描绘成“把整个州交给大学”。“大学对本州人民的作用就如同人的头脑对人的手脚和眼的作用”,即“大学要给人民以信息、光明和指示”。威斯康星大学把整个州作为大学校园,“威斯康星计划”使之成为“任何人可以学习任何东西的地方”。随着威斯康星大学不断完善其为本州服务的职能,它在诸如畜牧科学、生命科学和细菌科学等学科方面迅速处于全美领先地位。直到今天,威斯康星大学仍常常排在美国最优秀的十所大学之内。1914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一系列法案,拨款支持高等学校在人民中传播有关农业和家庭实用信息,并鼓励对这些信息的应用。此后,美国高等学校的服务又逐渐延伸到其它方面,从制造业到服务业,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行各业。显然,服务职能的增加给美国高等教育带来的革命是多方面的,如教学方法的变革等,但最为主要的是使美国的大学和社会之间建立了有机的联系,使得为社会服务和国家发展服务成为高等教育的主要职能,大学也因之开始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

二、几点启示 大学的职能演变是随着社会发展需求的变化而逐步演进的。每一次社会发展的进步都要求大学不断承担起新的职能,而大学对自身职能的很好履行又将对社会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社会对大学履行承担职能的认可,又会对大学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社会和大学互相制约又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成为大学发展的主要约束条件。大学对此要予以充分重视,通过充分利用自身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高智力优势,认真做好自身所应承担的职能义务,以期获得社会公众的充分认可和支持,使自身得到更加健康的发展。21大学发挥好自身的三大职能,要正确认识自身的义务和能力。不同层次的大学,要实事求是地根据自身所拥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根据所处地区社会发展需求的具体情况,找好定位、选准方向,运用高智力优势,真正为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借鉴西方特别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我们知道,大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教学型大学、教学科研型大学和综合型(多功能)大学三个发展阶段,其基本特征为:教学型大学。其主要职能就是通过教学活动的实施,为社会培养所需专门人才。学校一般以古典式(即单一的传播知识)的教学为主,对学生的培养也只注重心智的培养和性格的养成。此种学校的基本特征是封闭和保守,其发展经常是游离于社会发展大潮之外,因此,也经常受到社会公众的多方面的批评。这一类大学改革是势在必行的。

教学科研型大学。除了主要通过教学来培养人才之外,为社会承担起越来越多的发展科学的职能,这无疑加快了教师队伍整体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大学内部结构的优化。而由于承担起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工作,此时的大学很可能就成为国家发展科学,尤其是基础科学研究和发展的中心。政府和社会大众依靠大学来促进国家科学的发展,政府和社会也将基础科研经费大多投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