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钱学森之问议大学教育

从钱学森之问议大学教育（精选6篇）

篇1：从钱学森之问议大学教育

从钱学森之问议大学教育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高等教育应该怎么走？大学学在哪里？这成为当今社会的热点。

朱清时的南方科技大学在中国试图开创一个能输出人才的“特例”高校，而这所谓的“特例”实际却是为了还原大学本身应当具有的面目，大学教育的现状让我们担忧，对此我们有着不同的看法。

一、钱学森之问——当今高等教育现状。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中国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大学又经历了扩招和多数院校的设立，专业的扩展和延伸，可在这种发展良好的表面下，却未能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举例来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20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5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

大学通常被人们比作象牙塔，其外延涵义主要是指“比喻脱离现实生活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小天地”。而身为高等教育基地的大学本也应该是如此，从象牙塔中出来的本也应该是杰出的人才，国家的栋梁，好不夸大的说一句，这类人应该是未来国家的支撑。然而当今的教育现状却犹如象牙有了难以清楚的牙垢一般，变得不在如往昔洁白单纯。

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这些本应该是难以启齿，万人不屑的行为逐渐变得公开化。当今的大学生们也不再以学业为主，反而在意人情世故，做事以利益为重，失去了大学本身应当具有的学术氛围，转而向金钱，利益，权利的渴望，露出贪婪的双目。不得不说，这种不良氛围下所教育出来的学生，会失去了成为精英所应该具有的素质，也失去成为大师所应该具备的知识，甚至失去了一个大学生本身应当具有的品质。

二、大学精神——理想的象牙塔 什么是大学精神？就是大学里的人崇尚什么、追求什么，是大学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 ,它是科学精神的时代标志和具体凝聚,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形式。面临知识经济的机遇和挑战，建设 “大学精神”不仅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需要。

“大学精神”的本质特征概括为创造精神、批判精神和社会关怀精神。

如果你到麻省理工学院去看，你去的时候发现大家崇尚的就是学术卓越，都憋了劲去竞争做到最好。这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现代大学学术机构一定要有这种气氛。这个东西看不见，但是你可以感觉出来，大家崇尚什么，尊重什么，追求什么。所谓的创新教学，素质教学，也无从施展，老师们不愿意做这种事情，只是想着如何拼凑论文，能拿到更高的职称，学生也习惯了被动接受的模式，不愿耗费太多经历在创新上面。这样对学术的不尊重造成了学术气氛、文化、精神也就全完了。这样大学精神的缺失造成了学生在学术研究精神的欠缺，心浮气傲，肤浅蛮横，也难怪培养不出人才。

大学精神的基础应该是对学术的单纯追求，学术作用在学校有最高发言权，其他人都是为他们服务的。管理人员要全是精英，但是他不要去干预学术，他不要追求行政权力，把他的事做好，给教授们整理文件，帮教授做事。营造出良好的学术气氛，把学术作为最高的点，学生才会自主的投入到专业的研究中，例如加州理工大学中的探究精神，如果有人要做一个报告，很快就会有其他人想以更新的东西超过他，这才应该是良好的大学精神体现。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指出：大学应该是一个学术共同体。作为学术共同体，大学必须以学术为目的，以科学精神为核心凝聚力，并且应有某种对绝对精神的追求。同时，大学还必须有所作为，除了能够培养优秀人才，还应该面向未来，服务社会。

在发展的过程中，众多高等院校应更多的为学术让道，把学术放在第一位，努力培养具有创造精神、批判精神和社会关怀精神的大学生。因为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也就是我们所祈求的大学教育。

篇2：从钱学森之问议大学教育

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王文方 MZ10193

【摘要】：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老的提问令我们汗颜，可是只有汗颜还远远不够。进入新世纪，中国的教育事业充满了机遇，但是有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中国的教育现状是怎么样的？存在着什么问题？跟西方的教育比较我们的差距在哪里？有什么改进的地方？本文主要从中国教育现状，中西教育比较，以及中国教育所作的和应作的改变几个方面来阐述中国的教育问题，并对中国的教育进行思考。

【关键词】人才 教育现状 教育改变

1.中国教育的现状

1.1.中国的教育人虽多，但是真正的才却聊聊无几。

知识的教育是人才的根本，是科技发展的基础。然而光有知识是不够的，要成为有能力的才人，还必须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我们的人才结构出现严重失衡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现代教育体制思想问题。因为我们的社会价值取向决定的教育价值取向，而我们的教育取向，就决定了我们的人才结构。如今我们关注的是把教育和将来的工作、生活、居住、收入以及名声等紧密联系在一起，都认为读了大学，而且是要上名牌大学才是好事，只在乎形式和结果，并不在乎现在的大学教育的实际效果是否理想——这就是嫡传于2000多年前的“升官发财”的思想。这种思想的结果不仅导致了中国人才结构的不平横，同时也误导学子们的道德价值取向，更是吏政腐败的根源！

请问当今的学者或官员，有几位有事业心或责任心？有的恐怕多是“名利心”吧！“天下熙熙，皆为名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然也！

于是乎各类高校应市场需要雨后春笋般地纷纷成立，一时间中国大地遍地皆是大学生，然而这些大学生却依旧难以寻找工作，甚至不如高中生。

这就是商业化中国的必然结果，对于道德的学习或认可基本是否定的，必然是唯利是图，寡情薄义。

1.2．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低，但是教育的成本却很高。

改革开放的30年，我国注重经济建设而忽视对教育的投入，特别是“211工程”以来，鼓励地方和民间办校，而那些政府学校和教育机构的人却通过“计划外”招生创造收入，试问有几个校长没有名车？再看有几个教育官员没有高级住宅？更有举办所谓的“贵族学校”，这就使得中国基础教育出现“良莠不齐”的混乱局面。

而中国要维持教育这个庞大的机构，需要的成本十分昂贵。表面上看教育没有被产业化，实际却被商业化了。这就是中国教育改革艰难结症所在。这和中国其它国有部门机构改革一样艰难和尾大不掉，因为涉及的范围和利益十分广泛而且里面猫腻甚多，这是中国政府无法正视的严重问题。因此“忽悠”的“改革”话题，早就烂在茅厕里面了。

教育资源分配严重失衡，教育经费的使用和分派存在不公平或不公正。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差距可直接反映在农村教师的生存状况之上，教师是蜡烛，难道真要“蜡炬成灰泪始干”？教师是春蚕，难道真要“春蚕到死丝方尽”？教师是孺子牛，难道就只能吃草，却必须挤出来奶来？在这样“为人师表”的光辉之下，出现教师为了虚名而出卖自己或是为了利益而出卖灵魂的现象，难道只是教师个人的责任？为官当权不重视“教育”，这是为官者的耻辱，是当权者的罪恶，是历史的罪人。——口口声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视“物质文明”的发展，而“忽悠”“精神文明”的建设，实际变成“追名逐利”或是出“政绩”的“官场作秀”罢了。

1.3.“义务教育”的尴尬。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立法精神，孩子们应当享受义务教育。可是这义务二字似乎只是落在孩子们家长身上的责任：为了孩子读好一点的学校，则必须缴纳借读费、捐资助校费或计划外招生等等费用。所谓就近入学，学校也可以推诿说学生已经收满了，想法帮忙是可以的，那得多交钱。对于普通百姓人家，这学校的差距是很大的，而学生们到底有多大的可选择性呢？

几乎每个学生都会面临择校的问题，上重点学校还是普通学校，上民办学校还是公办学校，一要看学生的成绩，更要看一个家庭的经济实力。相对而言，民办学校的收费较高，需要一个家庭有较好的经济条件，这个条件决定了对孩子教育的投入，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决定了孩子能享受什么样的教育资源。

高等学校虽不属于义务教育，但在现代科举制度之下，高校的招生意向仍在客观上影响或制约着义务教育的教学取向。从中考到高考，几乎都是盯着高校的培养人才目标而行动的。这也就是为何近年来考研究生或公务员的学生增多的原因了！1．4.应试教育为主，素质教育为虚。

中学课程改革，表面上是“教育改革”，实际这只是教学内容的变化，实际依旧是陈腐的老路。我们并不希望能通过“课程改革试点”来“救赎”那些可怜的孩子，毕竟孩子们承载的是我们或国家社会的期待和希望。可是这一“考”的结果，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依然“考定终身”。孩子心中压力不堪重负，家长心中忧戚苦不堪言。

对于学校来说，应试才是重点，至于素质教育，那是可有可无的，至于考试要求，也不过是走过场罢了。这种“功利性”的教育方式，将会产生出怎样的结果，恐怕这才是“社会道德沦丧”、“社会价值失落”的根源吧！那么腐败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试问有几个官员没有腐败？试问有几个百姓人家没有“贪心”？

这种教育下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大学生很多，但我们缺人才；我们有一些人才，但却没有理想和责任心；我们有一部分得力干将，可是却不知道追求什么。那么，我们又要发展什么呢？

素质教育，只是忽悠世人的幌子，内骨子里依旧和20年前一样。中央一群老者，无论如何也是煞费苦心，只是一味地求得内内外外一片和暖的“和谐”气息，这能是改革吗？实际却是借改革的名，左右逢源地平衡权力矛盾和利益罢了。如此求得的短暂平和，却由此种下“道德沦丧”的祸根，那么“腐败”就是一种自然了！

1.5.我们在教什么？从“胎教”、“幼教”到“早教”，似乎孩子们已经就被有条件或无条件地捆绑在“教育”的马车上，从此以后，孩子们分秒必争地努力学习，从小学升中学，从中考到高考，不仅仅是孩子，连同大人父辈和教师们一起陷入一种最清楚而又难以逃避的困惑——努力读书，出人头地，升官发财，似乎就是隐藏在这种现象后面的源动力——而其它的一切都似乎是冠冕堂皇的说辞。

当年文革否定我们的传统文化之后，在后来的30年来，我们注重的是西方传进来的科技知识，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介绍或解读则是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对于思想文化的教育，如同中国人对于“性”的教育一样，缺乏或无知。

先前媒体娱乐界的引导，直接从西方文化娱乐的层面对学生和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和震撼，对于热衷于“名利”的中国人来说，那个时期，很有些人都想成为“影视歌星”。而一度出现的各式“超男超女”更是方兴未艾，更多的已经颠覆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取向。

于是一个猛然的警醒，才发现先前那些苦苦叫喊的余秋雨、贾平凹等是多么难得和可笑，而后又发现张爱玲居然那么有滋有味，发现易中天、于丹和钱文忠这样一批所谓的文化红人又是多么的可爱可亲。作为媒体转向这方面的报道，是值得高兴一下的，但这只不过是媒体的一种商业行为，“中国四大名著”可以被一群文化贩子翻来覆去反反复复地“拍戏”，能翻出传统的孔夫子、老子、庄子等，也不足为怪！

为怪的倒是我们的教育内容中，这样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介绍或分析是多么的可怜！这也就是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迷失的根本原因吧！因为当我们的孩子都能学会反思的时候，孩子们还会“听话”地去走那条早就铺好的所谓“仕途经济”之路么？

2.中国教育与西方教育的比较

2.1.中西方教育思想不一样。

我们从美国的教育发展历史过程可以看到，无论是美国公立教育还是私立学院，从小学到大学，首先学习的都是各种思想文化，无论是基督教哲学，还是非基督教哲学，除了宗教学院以外，均是可以自由学习的，神学和进化论并存，科学与宗教同在。这在倡导人性方面的确是十分自由和开放的。

而这点在于中国教育，除了马克思主义强制性灌输以外，其它的思想几乎是含糊不清或是持否定态度的。

2.2.教育方式不一样。

袁振国先生在其《反思科学教育》一文中有过这样一段论述，我觉得很有道理：“中国衡量教育成功的标准是将有问题的学生教育得没问题，‘全都懂了’，所以中国的学生年龄越大年级越高，问题越少；而西方教育的标准是将没问题的学生教育得有问题，如果学生提出的问题连老师都回答不了了，那算是非常得成功，所以西方的学生年级越高，越富有创意，越会突发奇想。

西方教育方式是不给学生画条条框框、不给死板规定、不给千篇一律标准答案。对于大人们本身就质疑的思想或现象，只提供课题思考的方法或路径，而不是强行灌输某种观点。教学是在一种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寓教于参与中接受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知识。同时在师生之间的关系上，是平等的，相互尊重的类似朋友的关系。而且教学的课堂并非固定在学校，而是在现实生活中。

这在中国则是强行灌输，采用“填鸭子喂死鱼”的方式，几乎是在学校一步到位的，师生之间有一种相对严肃的长幼关系，而非朋友关系。教育活动的目的完全为应付考试，强调“师道尊严”，采取“满堂灌”和“强迫”的教学方式，学生消极被动地接受，压抑了个性的自由发展。

2.3.教育理念不一样。

西方发达国家的办学思路倾向于宽进严出，即入门相对宽松，但出门的要求很严格，特别是对硕士、博士的要求非常严格。在终身教育看来，宽进严出无论是对社会的回归教育还是对适龄青年的高等教育都是可取的合适路径，因为它既善意地向有志者敞开大门，又保证了人才培养的质量，更重要的是注重教育学生学会学习，这是一种更高远的追求，它可以影响其一生。而我国的高等教育则是严进宽出和尚未完全到位的学分制。我国的高等教育历来严进宽出，即入门要求很高，但进门后不管学生是否最有效地利用在校期间的优越条件用功努力，到该毕业时绝大多数都能获得一纸合格证书顺利毕业。不仅如此，在部分家长和学生眼里，学习的终极目的就是考上一个好高中或者大学，升学率几乎成了学校的唯一追求目标。正如我们经常说的：“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应试教育体系的枷锁禁锢了他们的创造心灵，剥夺了他们应有的自由和快乐，仅仅为了学习而学习，忽视了孩子们自己动手能力的培养，以及互帮互助，人际交往等教育的重要内涵，歪曲了教育最本质的目标—学以致用，无形中给他们套上了思想上的枷锁，望着天空，猛力的扑打这翅膀，但却像一只折翼的青鸟，怎么也飞不起来„„

2.4.教育目的不同

“学而优则仕“，这一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至今仍未消失，从前文阐述的中国教育历史和现状知道中国的教育从一开始就是为国家政治利益服务的。毋庸置疑，我们现代的科举教育制度，也正是为了方便教育者的教学管理而制定的一种制度，而不是真正体现邓小平临终倡导的教育要三个面向：“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而是面向“吏政”制度。

而美国的教育目的同样也是为了国家政治利益服务的，但美国人并不反对不同思想观点相互之间的辩驳或讨论，同时美国人没有“吏政”史，只有“公务员”。

相反，中国“吏政”引进“公务员”，很大程度上仍旧是暗箱行为或形式，毕竟在中国这样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下，“公招”成功后的风险系数是很大的。

3.中国教育的转变

3.1.进行教育观念的改变。

树立传承中华文明之教育思想，吸纳西方教学经验，逐步确立新时代中国教育思想理念。读书和做人是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文化知识的教育是一方面，而思想道德却是重点。教育的的目的不是“升官发财”，而是服务社会，造福苍生。

3.2.对于教育机构进行深刻的改革，清正廉洁的教学机构方能教化出清正廉洁的学子

制定出科学合理并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教学体系，使传统的科举教育逐步过度到全民素质教育的正确轨道上来，而不是为了升学考试。提倡“有教无类”，因人而异，重智育，更重德育，同时加强体、美、劳的教育；对于教师，师风、师德应当成为首选，而教学灵活多变应成为现代教学的特色，并能走出课堂，进入社会生活，寓教于乐，寓教于生活。

3.3.彰显教育公平，有教无类，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的教育投资。

首先，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改造薄弱学校，尽快使师资、教学仪器设备、图书、体育场地基本达标。实施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实现城乡中小学校舍安全达标。要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义务教育标准化建设。其次，着力解决“择校热”问题。加快缩小校际差距，加快薄弱学校改造。实行优质普通高中和优质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义务教育阶段不得设置重点学校和重点班。要加强区域内教师资源的统筹管理和合理配置，实行县（区）域内教师、校长交流制度，有条件的城区和农村可以逐步探索教师定期交流制度。创新教师补充和退出机制。三要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和留守儿童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要制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要重点建设好劳务输出大省和特殊困难地区农村寄宿制学校，改善办学条件，优先满足留守儿童就学需要。同时，健全学校、家庭和社会相结合的教育和监护网络，帮助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4.4 加大创新能力的培养

思维是推动群体行为的一种强大的能动力，培养大学生创新性思维就成了培育创新型人才的第一把钥匙。

一要不畏常规，敢于超越。创新是真正意义上的超越，是一种敢为人先的胆识。现在的大学生是从应试教育中走过来的，其在小学，中学接受教育大多是老师机械的灌输，学生被动的接受，很少有自己独立思考的空间，即使是掌握的很好的知识，也只是运用于考试之中，这就使他们的悟性、灵感在经过“千锤百炼”之后基本上被埋没了，思维被严重地束缚。正因如此，大学生敢于超越的精神就显得更为可贵。

二要善于运用各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比如，注意培养聚合思维和发散思维，重视直觉和灵感的作用，把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结合起来，善于运用归纳、演绎、推理等多种逻辑思维方式，等等。真正把各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运用好，实质上也就形成了创新性思维。具有了创新性思维，才能获得创新能力，推动创新实践。

三要多进行思维训练。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教育体制的制约，当代大学生普遍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而缺少非逻辑性思维的能力。因此，各高校应注重适时进行非逻辑性思维训练。在课堂教学环节，任课教师对学生进行思维训练就是一种比较可行的方式。通过提问学生一些答案不唯一或解题思路不唯一的问题，给学生更多的独立学习时间，让他们在独立思考中发展思维能力。

四要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问题是思维的开端、学习的起点，任何思维过程总是指向某一具体问题的。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讨论问题、分析问题直到解决问题，是学生积极主动开展思维探索的过程。一些富有新意的问题的提出、分析与解决即是学生的创新过程。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如创设问题情境，鼓励学生大胆提问，引导学生讨论和分析问题，师生共同概括归纳问题解决程序、要点或结论，并通过进行问题解决后的延伸练习加以巩固和运用，从而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4.结束语

上面论述虽然批评了中国教育的很多不足之处，赞扬了西方教育的优点，可能给人“西方的月亮比较圆”的感觉，实则并非如此，中国的教育并不是毫无可取之处，而西方的教育也并非面面俱到。

显然，中国现行的教育也并非一无是处。我们的教育重视文化基础课，学生学到的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知识比大多数美国学生多得多，这无疑在某些方面上提高了学生的社会竞争力。而且中国的学校的管理相对严格，要求学生在上课的时候精神集中，洗耳恭听，对书本上的东西记得牢固，这让许多中国学生在出国后都深受西方国家学校的好评，他们在课堂上专心致志，在课后也努力用功。这种教育方式在继承优良传统、掌握知识、规范行为等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西方的教育制度中一个普遍存在的缺点就是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不严格。这样会造成学生的勤奋度降低，缺少上进心。经调查，西方学生的勤奋程度远远少于中国学生。概括地说，西方教育的优点是重视学生学会独立思考，独立生活的能力，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以及思考问题的习惯和方法，从而为进入一个重视创造性思想的社会做好准备。它的弊端是，学生基本功不扎实，性格放任，纪律涣散。

曾经有人做过一个面向家长们的调查问卷，一位母亲在回答“请问您对目前的教育制度有什么建议？”这个问题时写道：除非从根本上改变现在的这种考试制度，老师和学生将永远是考试的奴隶。此话确实符合中国的教育现状，我们也认为要改变中国这种教育方式单一，不重视能力训练的现状的最好方式就是改变教育体制。从细节上一点一滴的改变得令它更具科学性，更加适合学生的身心成长。当然，我们的优点还是要坚持下去。

钱老针对现行教育制度曾说过：“现在的学生对知识没有兴趣，老师教到什么程度，学生学到什么程度，这样的教育是不行的，教材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教师。”只有当教师不断提高教学水平，改进教学方法，改变评价眼光，不用“一个模子”培养人才时，学生才会学得有兴趣，才会把学习当成享受，而不是负担。也只有在这样宽松、愉快的教学情境中，才可以培养出具有想象力、创造力的杰出人才。参考文献：

【1】袁振国.反思科学教育[J].中小学管理,1999.12．

篇3：从钱学森之问议大学教育

●“钱学森之问”以及人们对“钱学森之问”的追问，背后反映的是教育之于中国发展所具有的重大作用和重要地位。这样的“问”是符合我国发展需要的，对这样的“问”的解答是需要一个渐进过程来充分实现的。这个问题不应仅仅由大学来回答，也需要政府、社会以及家庭共同来回答。

社会屡屡向大学抛出“钱学森之问”，首先反映了社会对高层次创新人才的迫切需求;其次，也反映了人们对目前教育的状况还存在不满意的地方。这种不满，不只是人们对目前教育存在问题的批评，其背后还折射出一些人长期以来对教育评价的认识偏颇。钱老问题触及的实质不仅有人才培养的质量问题，还有支撑人才培养的文化层面问题。

《大学》：郭书记，您好!虽然目前“钱学森之问”的词频热度略有减弱，但它带给大学教育的追问却未曾停止。您如何理解钱老的问题及社会各界的追问呢?

郭大成书记(以下简称郭书记)：我认为要重视“钱学森之问”以及人们对“钱学森之问”的追问，这背后反映的是教育之于中国发展所具有的重大作用和重要地位。第一，这样的“问”是符合我国发展需要的。钱老站在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高度，提出教育要培养更高层次的拔尖创新人才，更好地为国家发展服务，这既是我们目前教育发展的一个“瓶颈”，也是我们下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第二，对这样的“问”的解答是需要一个渐进过程来充分实现的。从教育的发展规律来看，教育本身就是在打基础，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就是说教育对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钱老提出了这个想法以后，我们要努力加以解决，但不是说我们马上就能解决，因为这是不符合人才培养规律的。第三，这个问题不应仅仅由大学来回答，也需要政府、社会以及家庭共同来回答。

《大学》：应该说，一方面，社会屡屡向大学抛出“钱学森之问”;另一方面，大学培养的高端人才也在为国家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郭书记：我想，钱老之问，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来理解。从狭义来讲，主要是指取得重大基础理论创新成果的杰出人才，如诺贝尔奖得主等。从广义来讲，既包括前者，也包括在应用领域涌现出的杰出人才。在这方面，我们培养出的杰出人才已在国家发展中做出重要贡献。从“两弹一星”到“神九”上天;从“太空行走”到“蛟龙”下水，在这些高精尖端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人才，绝大多数是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去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王小谟院士，就是北京理工大学的校友。他20世纪50年代末入学，60年代初毕业，是我国所有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中唯一没有任何国外留学背景的学者，号称“中国预警机之父”，他现在的技术和水平应该是世界最高的水平。因此说，从狭义来讲，我们还需要努力。从广义来讲，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

社会屡屡向大学抛出“钱学森之问”，首先反映了社会对高层次创新人才的迫切需求;其次，也反映了人们对目前教育的状况还存在不满意的地方。这种不满一方面是人们对目前教育存在问题的批评，我们应该对此表示欢迎;另一方面，不满的背后折射出一些人长期以来对教育评价的认识偏颇。比如，人们往往高度肯定社会经济的发展，却忽视或否定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我认为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是不科学、不合理的。因为，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是人推动的，绝大部分人都是我们自己的教育系统培养出来的。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一边赞扬经济发展高歌猛进，一边贬低教育一无是处。教育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好比是人的两条腿，不但相互支撑，而且相互匹配，不可能一边奇高、一边过低。

我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成就巨大。同期，我们的教育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我认为，我们的教育发展是与经济发展基本相适应的。所以，既然认可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就应该认可三十多年来教育改革发展的成就。有证据表明，目前我们的教育在世界上也是受到高度认可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曾经组织了500位专家考核我国的基础教育，其中三项指标都是世界第一，特别是我们的数学教育，让美国人刮目相看。我们的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势头总体上也很好。所以，我的基本观点是，我国的教育制度、教育工作的质量，以及培养人的水平和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基本同步的。

《大学》：那您觉得钱老问题触及的实质是什么呢?

郭书记：我认为，钱老问题触及的实质不仅有人才培养的质量问题，还有支撑人才培养的文化层面问题。我们传统文化的家长制观念深入人心。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等伦理观念，代代相传，已经深入骨髓、融入血液之中，内化为我们国人的精神共识。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家庭中家长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孩子从小就被训练成听话的机器，不管他愿意不愿意，都要在严格的控制下成长，而不是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自由地去发展。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深刻的，也是深远的，影响和波及到学校教育。我们的学校体制复制了家庭中的“家长制”模式，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中心，教学方法上以灌输式、填鸭式为主，学习方法上强调死记硬背，这种教育模式在基础知识的习得，尤其是知识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上有一定的优势。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简称PISA)调查就是有力的证明，但在知识的创新性上显得乏力。我想，这是钱老向教育发问的一个重要诱因。因为，我们的教育是一种压迫式的教育。在学校，教师处于绝对的中心地位，而教学又按照教学大纲严格执行，学生没有任何学习的自主性和主动性。在家庭教育方面，也受到学校教育的影响。实际上，我们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老师和家长已经形成了价值捆绑并衍生为价值捆绑文化，家庭成为学校的延伸，家长成为学校教育的看护者，每天监督学生有没有按照老师的要求完成各项学习任务。这样，我们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可怕的捆绑网络体系，学生被牢牢地、死死地控制着和监视着。可以说，我们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体系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继续这样发展下去，弊端还会愈演愈烈。

《大学》：这种学校与家庭的价值捆绑文化，是学校教育培养不出拔尖创新人才的主要影响力吗?

郭书记：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有道理的，但还不完全。因为，人才培养不仅是学校和家庭的责任，更是政府、社会、学校、家庭、个人努力以及机遇等诸多因素的共同结果。学校不可能直接培养出科学大家、学术巨匠。也就是说，要想从学校直接走出来就是科学家，就是大师，那是不可能的。比如“两弹一星”研究、预警机研究等，如果不是国家需要，就根本不会有这样的锻炼机会，也不会诞生一批这些行业领域的专家和大师。所以说，大师的培养既需要丰富的教育积淀，更需要实践的积累和机遇的垂青。也就是说，学生走出校门之后，结合实际工作岗位的需要，不懈地刻苦努力，并把握住国家发展带来的机遇等因素，才有可能久经砥砺而成为大师。

人才培养是个系统工程，政府、社会、学校、家长和学生本人都有各自的责任。学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专门机构，在人才培养上一定要遵循教育规律，按照国家教育方针和政策办学。我们的家长和社会也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要主动地与学校一起遵循教育规律，按照国家教育方针和政策培养孩子。比如，我们目前推行的素质教育，学校很希望严格按照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积极推进工作。但是，家长的阻力很大，对学生发展导向的影响力也很大。学校给学生减负，家长就去社会找家教，报辅导班，给学生加负。社会出于利益驱动，同时缺乏有效监管，便通过各种方式迎合家长的这种需求。奥数屡禁不止，就是这个原因。家长支撑了强大的教育辅导市场，同时也消解了学校教育的正能量。试想，学生在各种监控源汇集的压力中被动地学习，能成才吗?就人才成长过程而言，学校只是基础，还需要家庭、社会等方方面面的支持，也包括学生自己的努力这个因素，所以我们应该追问学校，但不能只追问学校。我们必须连带问一问社会，也要问一问家庭，能否配合学校一起来搞好育人工作。

政府更要积极地推进教育教学改革，特别是各种升学考试制度的改革，这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指挥棒，当然也要推进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近年来，教育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最近，袁贵仁部长又提出了16个字的教育梦：“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终身学习、人人成才”。这是他的教育梦，是一种教育的理想状态，也是我们教育的发展方向。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也愿意简单地概括我的教育梦，就是“让学生们快乐地学习，健康地成长”。我坚信，只要学生能快乐学习、健康成长，就一定会冒出钱老所盼望培养的拔尖创新人才。

●大学课堂还未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应试教育的模式。老师讲什么，学生就听什么，学习教条化、书本化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已经形成了类似“集体记忆”那样彼此适应的惯性。要摆脱这样的惯性，必须改变人才培养模式。北京理工大学已经开始尝试构建纵向、横向、交叉、立体式人才培养模式。大学与企业建立长效的合作机制，发挥企业育人的作用。政府可对提供实习或建立实习基地的企业进行税收减免等方面的优惠来支持校企合作。教师要引导学生学会自我教育、自我激励、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自主、自愿、自觉地参加到育人的全过程中来。课堂教学是这样，课外活动也是这样。这一系列过程需要大学自己先做起来。

《大学》：家庭在基础教育阶段对学生的影响比较大，但到高等教育阶段，学校的作用力似乎更强?

郭书记：的确，在大学阶段，家庭的影响有所减弱，但是，家长对大学生的影响力量仍不可低估。我们曾经做过问卷调查，问学生遇到问题的时候，先找谁?特别是大学一、二年级学生。他们选择的顺序，第一是朋友或同学，第二是家长，第三才是学校教师，就是说家长还是处在比较靠前位置的。有的同学说，家长几乎每天都要跟她(他)通电话。说明家长同他们的孩子联系还是非常密切，影响还是很大的。

另外，到了大学教育阶段，绝大多数学生都是满18岁的成人了。这个年龄阶段，学生的学习习惯和思维方式已经基本成型。学生缺乏反思精神和质疑能力，缺乏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的能力这一现象比较突出，这种状况要想改变是很有难度的。

加之，大学本身在管理制度、课程设置、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等方面还未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应试教育的模式。因此，课堂上老师讲什么，学生就听什么，学习教条化、书本化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已经形成了类似“集体记忆”那样彼此适应的惯性。这种惯性很可怕，是我们人才培养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影响教育质量提升的一个症结。

《大学》：那您认为，今天的中国大学要如何摆脱这样的惯性，形成人才培养的活力?

郭书记：必须改变人才培养模式。例如，北京理工大学已经开始尝试构建纵向、横向、交叉、立体式人才培养模式。在纵向上，设立基础教育学院以做好大学与中学的联接，推动教师帮助大学生完成从中学人变成大学人的过程。我们和北京理工大学附中共建了一个科学实验班，请院士、教授们去给中学生讲科学课，使教师的人才培养活动延伸到中学。我们不是拔苗，而是通过教师定期与这些中学交流以了解孩子的特点，并将大学的特色与他们沟通、互动，让中学生了解大学的情况，将来可以选择我们学校，即使不选择我们学校也可以借此加强对大学的认识，有助于他们更好地选择和适应大学新生活。此外，我们还广泛地加强和其他中学的联系，目前已形成100多个优质生源校，目的还是想与中学联起手来育人。在横向上，一方面，加强教师和家长的合作，共同联手培养人才。我们的基础教育学院在网络上建立了“家教彩虹”平台，把大学生们的成绩、表现放到网上，让家长可以随时看到自己孩子学习及在学校的情况，推动家长主动和教师沟通，把家长关心孩子的热情带到大学阶段。但这个阶段的学校与家庭的关系不是价值捆绑，而是价值共生。因为，今天的大学教育需要进行个性化的人才培养，越是个性化的培养越需要创建人才成长的个性化环境。在中国，家庭依然是一个大学教育不可忽视的教育环境。另一方面，加强与用人单位的联系。我们经常请用人单位的老总或他们的专家到学校来宣讲。这个过程是学校在人才培养上与社会互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大学生在校园里就能够与他的就业方向及行业单位接触。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和家长联系，另一方面要和社会包括用人单位联系，形成学校与家庭、与社会的互动人才培养模式。

《大学》：企业能做到与学校的办学思想协调统一吗?

郭书记：这需要大学与企业建立长效的合作机制。以实习基地为例，计划经济时代反而不用管这些。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按照经济最大化原则，需要进行成本核算，因此，学生们到企业里实习是有限的。这就要通过教师跟企业经常一起搞合作，建立研发基地，给学生们创造实习的机会;也要求学校主动联系企业，并在与企业的合作过程中，让企业了解学校，支持学校。同时，也让企业明白学校确实是能够帮助企业发展的。另外，在校企合作的过程中，教师带领自己的本科生、研究生得到了参与实践的机会，也提高了自己和学生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实习的表现，也让企业看到，学校培养的学生到了实习岗位确实能够发挥作用，是有能力胜任工作岗位的。这一点才是真正打动企业接受学生实习的关键因素。另外，也建议政府在政策上给企业一些优惠措施。比如在税收方面，如果建立实习基地，政府就能在税收上有所减免。

《大学》：大学生作为受教育的主体，这股力量该怎么去吸纳和引导呢?

郭书记：我一直坚信“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主要因素”。大学教育也不例外，我们的教师要引导学生学会自我教育、自我激励、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目的就是让他们发挥主观能动性，自主、自愿、自觉地参与到育人的全过程中来。课堂教学是这样，课外活动也是这样。要引导学生自己组织各种活动，让他们在这些活动中真正发挥自身的能量和创造性，这样才能够把他们的潜能激发出来。我一直主张学生干部不要搞“终身制”，应让学生都有机会去做干部，锻炼他们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无论他们走出校门是搞管理，还是从事学术或者做企业职员，有一点学生干部的经历，对他们的成才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在这方面，我们学校比较有特色的是举办了一个“德育答辩”活动。主要是针对毕业季学生们各种非理性的行为，一些学院和学生辅导员组织毕业生德育答辩活动。学生毕业不仅要完成学业答辩，个人品德也要答辩合格才能毕业。目前这项活动基本都是学生自己在组织，已经举办十年了。从最初的大四德育答辩，已经演变成新生入学之后四年成长规划。大一下学期开题，到三年级要检查一次，然后四年级要答辩。每年都会专门请已毕业的学长来与学弟学妹们交流如何规划四年的大学生活，以此来促进学生学有方向、赶有目标，进而主动地参与到育人的实践中来，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

《大学》：在多种力量联合互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最难的是什么?

郭书记：我认为最困难的还是学校自身对人才培养的理解和认识。从理念的形成，到制度的设计，最后采取措施等，这一系列过程需要大学自己先做起来。只有大学有所行动，家长才愿意和学校保持联系并参与大学的人才培养活动，企业也才愿意接受我们的合作邀请。所以，难点和切入点还是在大学自身。首先，学校领导者要有这样的理念和意识;其次，制度设计要跟上，然后需要教师真正地全身心投入，最后把学生动员起来。这样就形成了家长、社会、用人单位与大学联合协同培养人才的局面。比如，大学到中学开设科学班引导孩子们从小树立爱科学、奉献祖国这样的一种理念，当学生进了大学以后就有了相应的思想基础。大师们的讲解绝不是为了解题技巧、争分数的高低，而是真正地培养学生的科学兴趣、科学精神。这样的人才培养理念就会影响和带动中学教育，学生和家长们也都欢迎。再如，与企业合作，很多大学教师通过自己研究的产品救活一个企业。这样的事例很多，企业能不支持我们的人才培养合作要求吗?所以，难点和关键还是在我们自身。

●教育作为一个社会子系统，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一是受传统文化和教育观念的影响，二是受到办学条件特别是资金不足的影响等，这些因素制约了对教学的投入。今天，中国大学的学生在智力发展及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等方面，确实不输于国外大学的学生，但能不能把他们培养成拔尖创新人才却不仅仅是教师的问题。我们的大学教育还是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方法，这对人才培养很不利。一方面需要改变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另一方面是要提高师资队伍水平，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和科研创新及成果转化能力。

《大学》：就大学自身而言，学校对教学的投入不足是不是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突出问题?

郭书记：实际上，教育作为一个社会子系统，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一是受传统文化和教育观念的影响，二是受到办学条件特别是资金不足的影响等，这些因素制约了对教学的投入。

目前，国家对学校日常经费的投入仅占30%左右，加上学费收入总共不超过60%，远远不够学校支出，其他差额部分需要学校通过开展对外服务加以解决。另外，现在国家的拨款方式是按照生均经费补贴的办法，即招一个学生就配一份钱，而不是按照不同类型的学校特点和所承担的任务要求，以及教师的能力和水平来调配拨款数额。生均经费的拨款方式会促使一些学校盲目地扩招，以获得更多的拨款和资源。对于我们这类研究型大学，面临的问题则更严重。我们既要承担并完成好大量的科研任务，又要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因此，绝不能扩大招生规模。但是，一旦生源减少，那么教育经费就可能捉襟见肘了。尽管国家还设立了一些教育专项经费，但这些专项经费是必须专款专用的，即“买醋的钱不可以买酱油”，有些经费还限时花完，不然就要收回。这样不利于学校统筹用好经费，经常是要么突击花钱，要么重复采购。还有，科研经费不允许列支从事科研教师的人工成本，所以，研究型大学很大一部分经费比例要用于从事科学研究教师的薪金和岗位补贴。这样一来，学校在整体上用于教学的投入就会相应减少。

由于学校的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也使得教师队伍的数量和质量受到影响。要想提高教育质量，保障课堂教学水平，就要保证师资的数量和质量，要将生师比降下来，控制到10:1以下，从而实现小班化教学。目前，很多高校的生师比都很高。即使是我们工信部系统的高校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据我所知，前些年，有一所高校最高时达到25:1。近些年，师资力量得到改善，大都学校生师比维持在13:1、14:1的水平，但是距离10:1以下的比例还有很大的差距。这样的师资力量只能采取大班授课的方式，教师和学生之间没有足够的交流，教学质量会大打折扣。

《大学》：有外国校长认为，当前中国大学的生源是优秀的，尤其是高水平大学的生源已经与国外高水平大学的学生不相上下，培养不出创新人才的关键是中国教师的问题。您认同吗?

郭书记：国外大学认可我国的生源优秀，这点我也有同感。前不久，我接待了德克萨斯州立大学的一位副校长。在交流中，我问他对中国学生的印象，他认为中国学生非常好，有不少学生并不缺乏质疑精神和创新精神。

应该说，今天中国大学的学生在智力发展及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等方面，确实不输于国外大学的学生，但能不能把他们培养成拔尖创新人才，却不仅仅是教师的问题。就大学教育而言，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因素，首先还是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方法。我们的大学教育还未突破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还是以灌输式的知识学习为主，离基于问题的讨论式教育教学还有差距，很难激发学生自主学习、自由探索的精神。必须打破现有的压迫式、填鸭式的教育模式，改变传统课堂上教师占主导地位的局面，提升学生的主体地位，把学生被压抑的天性激发出来，把学生的潜力和想象力迸发出来。

当然，我们的教师队伍也存在一定问题。一是教师绝大部分是我们传统教育教学模式下培养出来的人才，因此，他们自身就习惯于传统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俗话说：“老话顺嘴、老路顺腿”。如果不加以改变的话，教师和学生都很难适应创新人才的培养。二是实践证明，要想让学生学会创新和创业的本事，首先要有具备创新创业能力的教师。然而，目前我们教师本身的创新意识不强，尤其是创新能力不足，所以在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中有一些教师自己就力不从心。三是教师既要搞科研，又要搞教学，而且科研任务还比较重，可以用在教育教学上的精力就比较有限。也就是说，我们的教师，特别是骨干教师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投入不足。

近年来，北京理工大学非常重视教师建设，为提高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和教育教学水平，采取了很多有效的措施。比如，我们通过开展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促进教师教学水平的提升;通过建立教学促进与教师发展中心，帮助教师提高教育教学水平;通过制定政策和措施促使教授和高水平的教师上讲台为本科生上课。这些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另外，我们还支持一些教师创立一些学科性公司，提高创新创业能力和水平。比如，我校信息电子学院雷达技术研究所创办雷科公司。他们在创业的过程中实现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产品转化，进而服务社会的融合模式。创业的过程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也是非常锻炼人的过程，需要经历很多的环节和程序，也需要各方面的素质和能力。在参与项目的开发和研究过程中，教师和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都得到了提升。

●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能够促进学生素质和能力发展的大学教育。引申来讲，就是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行动的能力。大学教育的第一要务就是要调动学生内心的学习兴趣和热情，这样才能够促使学生主动、自主地学习，快乐地学习。课外活动这一大课堂的育人功能非常重要，可将一部分比较成熟的课外活动纳入教学体系，减少课内学时，增加课外活动，全面打通课堂教学与课外教学。这是大学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措施，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学教育改革。

学校要明确自身工作的重心是培养人才，包括拔尖创新人才。不要就科研论科研、就社会服务论社会服务，要明确教师从事科研和社会服务都要有利于人才培养这一核心任务。政府部门在宏观层面上要把握好教育的政策方向，充分发挥宏观监督和引导的作用;在中观和微观层面上，给学校更多的发展自主权。

《大学》：您认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教育?

郭书记：需要能够促进学生素质和能力发展的大学教育。爱因斯坦认为，教育就是把学校所学的知识都忘了之后所剩下的东西。实际上，教育传授给学生的东西，就是内化在每一个学子内心深处的素质和能力，这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东西，这就是教育最基础性的作用。引申来讲，就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行动的能力。大学教育非常需要实施素质教育。

有必要建立一套大学的素质教育体系，以培养具有高远的理想、精深的学术、强健的体魄、恬美的心境的全方位的人才为目标。高远的理想、精深的学术、强健的体魄、恬美的心境，这四者间辩证统一，体现了做人与做事、身与心等方面的完整发展、和谐发展，对高校如何推进素质教育给予了新的注解。首先，高远的理想是引导一个人锲而不舍、不断追求、不断攀登的引擎，是人生的动力。一个人最后能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在事业上能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同他的理想和志向是相关的。其次，掌握精深的学术是每个大学生服务国家和社会的真本事、大本领。对于一个想要成就一番事业的学子而言，必须要通过掌握精深学术来实现。然后，强健的体魄是完成学业的有力保障和基础。最后，恬美的心境是幸福生活的保证。

大学教育的第一要务就是要调动学生内心的学习兴趣和热情，这样才能够促使学生主动、自主地学习，快乐地学习。只有从学习中获得快乐，才会发挥出创造性的思维，这样才能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学校教育应该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提供有利的条件让每一个学生发自内心地主动学习，并把自己的潜力激发出来。能实现这样教育结果的大学教育，才是最理想的教育状态。

《大学》：您认为，实施大学生素质教育应如何处理好课堂与课外的关系?

郭书记：我认为，两者都重要。针对当前情况，我建议将一部分比较成熟的课外活动纳入教学体系，全面打通课堂教学与课外教学。这是大学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措施，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学教育改革。

课外活动这个大课堂的育人功能非常重要。要减少课内学时，增加课外活动。从教育实践层面来看，很多校友在和我们的交流中都提到，自己在进入社会之后，真正能够给他留下印象的，就是在学校期间参加的各种社团，各种形式的比赛，因为这些是他的兴趣使然，最能激发他内心的学习热情。从教育理论研究来看，印度理工学院一个杰出校友写了一本名为《印度理工学院的精英们》的书。书中提到，很多和他一样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在多年后回忆起自己的大学时光，认为对他们成功发展的重要因素，就是在大学阶段参加的各种活动。因为这些活动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印象深刻。前不久，我和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我校校友王小谟院士聊过，他也很赞同爱因斯坦的观点，认为在大学里面，真正留下的东西，并不是课堂里讲的这些东西。王小谟回忆他在念书的时候并不是门门5分的好学生，学习成绩中上等，但他是个活跃分子，参加了很多社会活动，是摩托车队、剧社、演出队的骨干。在他走上科研的道路之后，看似大学里参加的活动与他的实际工作风马牛不相及，但正是在这些活动中锻炼出来的组织能力、沟通能力、领导能力，为他以后的科研工作、管理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可以说，课外活动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式，也是很好的教学方式，对于参与其中的教师和学生都有很大的帮助。

目前高校课外活动的形式是多样的，但都处于“副业”状态，仅是个别学生和老师的爱好而已。以我们学校的车模比赛为例，北京理工大学的车辆工程专业是全国最好的，车模队在全国高校中也是最好的。我们有一个光电创新中心，每年参加国家组织的大型创新竞赛，都会取得不错的成绩。所以，我主张把这种课外活动纳入教学体系之中，目的就是从学校政策层面上进行一种引导，使这种课外活动常态化，教师和学生在参加课外活动的时候，不用担心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却不能算作课时和研究成果。

所以，大学教育应该把课外活动纳入到教学体系中来。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学校在课程体系设计上，特别希望增加实践活动的课时量，把社团活动以及其他课外活动纳入到教学体系中来，这将是今后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

《大学》：大学及政府如何从各自角度强化大学的人才培养重任?

郭书记：学校要处理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之间的关系，要明确自身工作的重心是培养人才，包括拔尖创新人才。不要就科研论科研、就社会服务论社会服务，要明确教师从事科研和社会服务都要有利于人才培养这一核心任务。不要把精力都用在教师自身发展上，放在教师升教授、教授当博导、博导当院士等环节上，而应该把重心放在培养学生成才上。这一点需要特别强调。政府部门在宏观层面上要把握好教育的政策方向，充分发挥宏观监督和引导的作用。在中观和微观层面上，给学校更多的发展自主权。例如，改革经费拨款方式、减少项目经费、增加经常性教育经费等，让学校根据自身的特点和需要去配置资源。这样就给学校松绑了，学校可以真正自主地设计和谋划自身发展，教师也可以从繁琐的课题申请中解脱出来，专心地做好教学工作。

篇4：从钱学森之问议大学教育

华为被视为中国企业创新发展的范例，任正非则每每语出惊人。15年前他曾写下《华为的冬天》，断言失败这一天是一定会到来。这一次自曝华为迷航，体现了任正非作为企业家深重的危机意识，对于一旦创新停滞就可能被颠覆的警觉，但也不能不说，这是作为领先者的华为必然会面对的“危险”——从后发的跟随和学习者，到茫茫海上的探路者，一招棋错可能满盘皆输，容不得半点闪失。

如果考虑到中国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未改变，科技基础薄弱，以及在科技创新能力上的差距，可以说，任正非的迷航警示，正是中国企业尤其是领跑者在寻求创新驱动时可能遭遇的现实困境。

这很可能决定了类似于华为这样的中国公司，最终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虽然华为“炸开金字塔尖，开放地吸取宇宙能量”，以加强和全世界科学家对话与合作的方式，感知可能的发展方向，积累巨大的势能和爆发力。但在考验耐力的创新比拼中，身为企业的华为无法自建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雄厚的教育和科研能力，造就了不断涌现的优秀人才，这些人的创新实践成为中国公司实现技术和产品突破的原动力——在持续互动与竞争中，他们中间一定会产生帮助中国庞大的企业舰队走出迷航的“领航员”团队。

在任正非的推演中，未来是智能社会，驾驭者必须是有文化的人。要争夺这个机会，就要大规模的培育人。否则，一旦机器大范围取代人工，可能出现产业重新回到西方，中国产业空心化的一幕。所以他说，发展科技的唯一出路在教育，也只有教育。我们以为，这不仅指教育的普及程度，也看它是否充分激发人们的创造潜能——破坏性创造的能力。

不能不说，这是作为企业家的任正非对中国教育含蓄而迫切的恳求。所有理论、科技、技术的突破与积累背后，总是站着那样一群人，他们是旧体系和思维的破坏者，是所有创新活动的发起者和最终摘下桂冠的人，一个国家教育的果实决定了科技创新的宽度和深度，也决定着产业与产品的未来。这很容易让我们想到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虽然从基础科学到技术突破，再到新的产业和产品的脱颖而出，这个漫长旅程中有太多不确定性，但没有一群杰出人才，靠什么穿越迷航？瞄准未来的教育需要先进的教学理念和学术精神，培养具备独立思考和创新思维的人才，所以问题是，如何培植沃土，提供适宜的阳光、温度和水，让人才生根发芽，没有阻滞地成长，如何避免有关部门不必要的“干预太多，卡得太死”，让他们在自由的学术和科研空间里探索和发现未来，进而构筑一个国家深厚而牢固的科技护城河？

这个社会有太多的浮躁情绪。所以汉德工业促进资本集团执行主席蔡洪平先生曾如此自问：我们有没有人在阿尔卑斯山脉里面下着大雪，静静地做一个小的零部件，一辈子做了两百年，有没有这个心态？他的答案是很少有。然而没有那些“一生寂寞”的人，基础科学的发展无从想象，很多创新技术的突破也顿失根基。科技创新离不开“向失败者致敬”——成功基于千万次的失败，失败者告诉人们哪条路是走不通的，资源因此会更多聚集于可能成功的方法和路线，很多时候，是失败为成功指明了方向。一个不宽容和尊重失败的社会，不可能拥有更多杰出人才——甚至当他们第一次遭遇失败，就永远地沉默了。

我们注意到，不久前举行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科技体制及其相关体制深刻变革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比如完善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资源配置方式，“允许科学家自由畅想、大胆假设、认真求证”成为主流话语，等等。这是1978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全国性科技会议。或许可以说，破解钱学森之问，让中国有机会掌握新一轮全球科技競争的战略主动，也帮助中国的华为们走出迷航，发现新的地平线，这次大会给出了清晰的路线图。如此，我们期待又一个科学的春天的到来。

（摘自《经济观察报》）

篇5：从钱学森之问议大学教育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发展竞争，越来越转向科技和人才的竞争。如何在科技和人才上占领制高点，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关键因素。“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面对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钱学森多次提出这样一个刻骨铭心的疑问。钱老的疑问，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疑问，是社会各界对中国教育的疑问，也是一个伟大民族必须直面的疑问。它已引起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普通学生的深思。其实，“钱学森之问”，在上个世纪也有一位英国人提出过。这个人就是李约瑟。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曾问：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只能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李约瑟之谜”。它提出了一个悖论：“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端于中国？而哥伦布、麦哲伦正是依靠指南针发现了世界，用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用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了欧洲文明！”

钱学森之问实质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发掘与发挥创造性人才的社会功能与价值，也就是如何从知识型、技能型人才教育模式向创造型、发明型人才培养方法的转型。钱学森的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答案是很简单的。学校里，关心科技发展的人已成少数--没氛围；提得出又打创新性研究成果的人已成少数--没数量；关心的往往是创业问题并非科学研究--没火候；现在社会，人人祈求安贫乐道，不搞也不敢搞科技创新--没手段......总之，一般的，传统的，不打破常规的思维是绝不可能造就出像达芬奇，牛顿，冯卡门，特斯拉，诺贝尔，爱因斯坦这种伟人的！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举例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20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5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钱学森指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可见，中国崛起太慢的根本原因主要在教育。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国家崛起就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教育学中有一种说法，天才和教育也不成之才处于教育之外，教育培养可造就的社会主体人才，杰出人才冒不出来，还有人才评估、管理与激励等诸多原因。中国教育界广泛存在的问题，比如说，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已有数不清的批评性和建设性的文章，然而，问题始终不见真正得到解决。归根结底就在于教育系统的改革始终如“老牛爬坡”，导致学校行政化趋势加剧，教师功利化趋势加剧。这样的学校和教师有可能培养出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大师吗？

我们的大学普遍重课本知识讲解，忽略实际技能传授、特别是忽略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实际上许多大学教师根本不知道怎么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大学基本都是学生把课上听的、课本上写的知识背会了，考试考过去了，就行了。大学也存在着不了解教育的外行人当大学校长的情况。很多大学都喜欢在形象工程建设上投入大手笔，建高档校园餐厅、高档运动场馆，有的连宿舍都盖五星级的。而教育质量、人才的培养上面至于应该怎么提高，没有几个人知道，至于培养学术领域的大师级人才，他们就更不知道了。大学普遍存在没有自己的定位，教学同质化。大学应该实行学术上百家争鸣，可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如果大学都基本一个样子，教学方法一样、培养方式一样、课程科目一样、教科书一样，那也不可能有造就出创新型人才。我们的中学的教育基本都是应试教育模式，死记硬背的填鸭式教育法。学生总是背、背、背，拿着课本背上面的东西，然后就是考、考、考，把把背会的东西背着写出来就行了。应试教育体制，以考试分数论英雄，学校也只能以升学率作为唯一评价的标准。所以学校也只能重视学生的考试成绩，忽略学生的综合素质，如创新能力、品德修养。我们的升学制度好比百万大军过独木桥，“百万学生一考一刀切，一卷说了算”，所有的学校都只为同一个目的，都陷入了“考、考、考”的恶性竞争态势，学生们几乎天天晨起晚归，昼习夜读，终日做题海，埋头故纸堆，负担繁重不堪。学生们的综合能力素质的、个性特长、情趣爱好在现行应试模式下根本是无法培养起来的。

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文明、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目标，绝对离不开先进的、现代化的教育，绝对离不开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需要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眼下，袁贵仁部长刚刚走马上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正在制订，教育部也实施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就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在高等教育界，“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一度以“珠峰计划”的代号流传，此项计划是高校扩招以后的提高质量之举，可看作对“钱学森之问”的一种回答。决策者注意到，“很多前辈科学家提过顶尖人才培养不出来的问题。” 据介绍，教育部鼓励16所入选高校各显神通，没有定式。

篇6：从钱学森之问议大学教育

□您如何看待“钱学森之问”?

■其实美国著名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罗伯特·柯亨1985年来天津访问, 在座谈会上就尖锐地提出过类似的问题:“在美国科学界有两个最优秀的群体, 一是犹太人, 二是中国人。为什么中国科学家在美国可以做出非常杰出的贡献, 甚至获得诺贝尔奖, 但是在你们自己的国土上没有任何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奖?”在座的中国教授无言以对。今天, 钱老再次提出类似的问题, 看来应当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了!钱老的发问是鞭子, “钱学森之问”所激起的一连串发问也是鞭子。只有轮番鞭策, 中国教育改革或许才会有大的起色, 中国高校才有望培养出真正杰出的人才。我主张在全国范围就“钱学森之问”掀起大讨论, 同时在实践层面加强学生的科学素质教育。我国之所以没有产生诺贝尔奖得主, 显然不是我们智商的问题, 也不是科学知识教育不够的问题, 而是科学素质教育缺位的问题。我曾经给天津中学、佟楼中学等学校的师生多次开讲座, 也是强调的科学素质教育问题。我呼吁, 所有大学教授特别是理工科教授, 应当放下架子, 深入到中小学开讲座, 这样我们的科学素质教育才有希望。

□您怎样看待当前我国大学和中小学阶段的科学素质教育的现状?

■总的说来, 现状堪忧。我不是一个盲目乐观主义者。回答并且最终解决“钱学森之问”是非常复杂的事情, 恐怕需要长期努力方能奏效。因为它涉及教育体制、教育思想、教学理念、学科思想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必须一一加以剖析、批评、清理、整改。否则, 仍然不能奏效。

解决“钱学森之问”的切入点是什么?我以为, 首先是改变以往的知识灌输模式, 真正实施科学素质教育。目前的科学素质教育, 我认为还是喊得多、做得少。我上个世纪70年代也当过9年中学教师, 对于基础教育工作有着特殊的感情。在南开大学给本科生上课之余, 也参加过以中小学教师为主要成员的创造学会, 接触过许多中小学的领导和教师。很多学校实际上把开展科学素质教育当成上级布置的任务, 不得不做, 有的学校则认为可有可无。即使是素质教育工作很主动的学校, 也大多是增加一些专家讲座, 因为课时安排死板, “课外活动”时间非常少, 有时就挤占体育活动时间搞讲座, 效果可想而知。

在大学, 很多人对科学素质教育的认识也存在很多误区。第一, 很多学校理解“文化素质”有偏差, 科学素质教育主要被理解为增加人文方面的选修课程。第二, 科学素质教育的内容仍然是知识灌输, 而不是侧重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培养、方法启迪等方面。第三, 最大的误区是, 有一部分人认为党和国家实施了多年“科教兴国”战略, 学生的科学素质早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仅仅增加些人文知识就可以了。这是对科学素质的错误理解。在高中阶段文理分班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大学教师是否都真正懂得, 科学素质教育不仅仅包含科学知识教育, 更为重要的是关于科学传统、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道德和科学价值观的教育?我有怀疑。这就难免产生科学素质教育不到位的问题。梁启超先生说过:“我们中国人把科学看得太呆、太窄了……他们只知道科学所产生结果的价值, 而不知科学自身的人文价值。”这些认识误区得不到纠正, 科学素质教育就不会搞好, 至多是走走形式, 甚至敷衍了事。而“钱学森之问”就将永远被问下去!我们也将失去历史提供给我们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机遇。

我们应当变逻辑性和实证性的知识教育, 为思想性和创造性的创新教育;转变只注重科学的工具价值的思想, 即仅仅培养“有用”的人, 而忽视科学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 秉持一种狭隘、落后的教育观。这个问题在所有教师、教授当中, 是否真正解决了呢?我看不见得。在不少学校, 尤其是在我们的师范教育中, 仅仅以教师的科研成果来评价一个教师的水平, 甚至评定职称完全不看他们的教学, 使得所谓“教学研究型大学”实际上已经变成“研究型大学”!这是我们非常担忧的。看来, 不仅要解决教育体制落后的问题, 还要解决学校领导和教师的教育思想落后的问题。

□能否介绍一下国外科学素质教育的先进经验?

■2006年我应邀去美国常青藤学校之一的伦瑟勒理工学院进行学术演讲, 会见了两任系主任, 并就创新教育、李约瑟问题以及中国STS研究进行了演讲和学术交流。我亲身感受到他们对于素质教育的重视。美国《2061计划》中强调:科学不只是大量知识的凝聚, 也不只是一种积累知识、验证知识的方法, 而是一种融入了人类价值观的社会活动。科学精神作为一个统一整体, 包括怀疑精神、实证精神、探索精神和创新精神等。而科学史正是展现科学精神的一大舞台, 有助于学生认识科学方法的演变过程, 有助于我们汲取科学家从事科学探索的宝贵经验和教训, 也有助于学习科学家的方法、风格和艺术, 为培育科学精神提供活的素材。而以知识教育为主的传统的科学普及和科学专业教育正是缺乏这种精神。1970年哈佛大学教授霍尔顿率先将科学史引入科学教育领域。1989年美国促进科学协会建议, 在教育中增加科学史内容。几乎同时, 美国物理协会成立了物理史部, 美国科学史学会成立了教育委员会, 它们为科学史融入科学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西欧的国家中, 英国通过“国家科学课程”、丹麦通过“国家学校课程”、荷兰通过“PLON (普隆) 课程材料”, 来促进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在科学素质教育中的应用。可见, 科学史教育在我们的科学教育和素质教育中的地位何等重要。

□开设科学史课程对科学素质教育有何意义?

■科学史学科奠基人萨顿认为, 只有让学生理解科学的起源和发展的历史, 科学才能显示出它的人文特性。他指出, 科学史不仅仅是思想概念的考察鉴定, 或仅是事实的记录, 而且还是一种有道德教育意义的学问。它的研究对象尽管是科学及其发展, 但它传达给人们的信息是人道主义, 是新人文主义。著名教育家科南特认为, 科学教育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养成一种思维的和行动的理性习惯与理解力。

经过多年来科学史教学的实践和理论探索, 我们逐渐明确并不断完善了一个新的理念:努力发掘科学中人文的与社会的内涵, 并将其具体化、形象化地传授给教育对象, 是成功开展科学素质教育的关键。科学素质教育工作者应当深入发掘科学活动中人文精神的、历史的和现实的表现形式, 注重科学素质教育中的人文素质内容与科学素质内容的有机结合, 科学素质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才不会成为“两层皮”关系而流于形式。这是“科学素质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科学教育是我国教育的重要内容, 但在实际开展科学教育的过程中, 往往偏重科学知识的传授, 而关于科学传统、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方面的内容容易忽视, 也很少涉及科学史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