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宗法制度

中国古代宗法制度（通用8篇）

篇1：中国古代宗法制度

中国古代的礼制和宗法

一、礼的概念和内容

礼是古人为社会活动而制定的一系列制度、规定以及贯穿其间的思想概念和他们共同遵循的礼节仪式。

各个时代或地区的礼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跟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演变有密切的关系。

目前能够研究的礼制，最早只能上溯到周代。周人的礼是后代礼制的渊源。传统的观点认为礼分“五礼”，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见《周礼·大宗伯》章）

后代研究《周礼》且比较著名的著作有：

①宋·张大亨《春秋五礼例宗》，将“春秋”经传所记事迹分属五礼。②元·吴澄《春秋纂言》，体例同上。

③明·石光霁《春秋钩玄》，体例同上。

④清·姚彦渠《春秋会要》，体例同上。

⑤清·秦蕙田《五礼通考》，以五礼通论古代礼制，内容最为详赡（shàn）。

五礼分述如下：

①吉礼，就是祭祀的典礼。祭祀是国之大事，所以列为五礼之首。祭祀的对象可以是上帝祖先，也可以是日月星辰、山川林泽、风雨雷电、神鬼怪魔等等。②凶礼，一般理解是指丧葬。除此之外，还应包括对饥馑、战乱等天灾人祸的哀吊。

③军礼，指战事和与战事有关的活动，如校阅、田猎、出师、献捷、献俘、筑城等需要大量人力的活动。

④宾礼，指诸侯对王朝的朝见、各诸侯之间的聘问和会盟等。

⑤嘉礼，内容较为复杂，婚礼、冠礼、飨宴、立储、庆贺、交游等都在此列。早期的礼与法律、官制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许多政治、法律方面的规定都见于礼的内容。到了秦、汉以后，官制、法律等与礼的界限才逐渐分明起来，而礼就专指“仪式”了，与现代的观念趋于一致。

在阶级社会中，礼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礼规定了社会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区分，规定了社会各个等级的尊卑贵贱，因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如《礼记·曲礼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庶人贫苦，整日从事农业劳动，不能依照当时的礼制举行或参加各种典礼，所以礼制的内容就不能把他们包括在内。大夫是统治者，是贵族，如果有罪，有特殊的规定对待，刑法就不能把他们包括在内。所以，古代的礼是公开的不平等的。

礼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即礼是维护当时社会等级和统治阶级利益的有力工具。《礼记·坊记》：“制国不过千乘，都城不过百雉，家富不过百乘。”分封的诸侯国不可以有超过千乘的军力，城墙不可以有超过高一丈、长三百丈的规模，卿大夫之家不可以有超过百乘的财力。类似这样的许多规定，就是维护君主利益的等级堤防。

在《礼记·礼运篇》中，记载了孔子论礼的话：

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曰：

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通

效）于

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

国家可得而正之也。

只有遵循礼才能治理天下，这便体现了礼的重要性。

二、礼学与礼书

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礼制非常繁复，同时又十分重要，各朝都设有专门的管理礼制的官职。周代叫大宗伯。周礼的宗伯一职，后来就演变为礼部。

《周礼》记录的古代礼官有：

大宗伯主管礼制。

小宗伯副职。

肆师管理祭祀庙宇。

冢人管理丧葬冢墓。

大司乐管理乐舞。

巾车管理车舆旗帜。

司常同上。

大卜管理占卜（甲骨和蓍（shì）草）。

大祝管理祷祝祈禳（ráng）、从事盟诅。

司巫有男觋女巫。

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管理文字天象等。

礼官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工作中有大量的迷信成分，但是也包含有某些科学的因素。礼官人员众多，说明礼的繁复，需要有很多人共同从事这项工作，甚至这些工作要经受专门的训练，具有家族世袭性。礼经三百，威仪三千，说的就含有这样的意思。

作为教育的内容有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礼居于首位。礼由朝廷管理，有关礼的知识由指定的官吏掌握，此所谓“学在官府”。

到了东周，奴隶制社会解体，礼制的崩坏成了社会变革的标志。有关礼的知识被某些知识分子专门传授和掌握，与礼官逐渐分离，礼学于是产生。礼学的主要倡导者是孔子所创立的儒家。

孔子想要恢复的是西周的礼制，从他的话中可以看出礼在其学说中的重要地位。

《论语·泰伯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论语·季氏篇》：不学礼无以立。

《论语·尧曰篇》：不知礼无以立也。

《礼记·礼运篇》：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通摈）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

现存《十三经》中，有三部书和礼有关：《周礼》，《仪礼》，《礼记》。人称“三礼”。

《周礼》是西汉前期发现的古书。汉景帝时，河间献王得《周礼》五篇，但原书有六篇，于是千金悬赏，终不可得，便以内容类似的书《考工记》权作第六篇。后献于朝廷，藏于秘府，至刘歆整理书籍，将其收入《七略》后，方加以提

倡。今人多数以为此书是先秦的著作。《周礼》六篇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和《冬官考工记》，详细地叙述了职官与各种典章制度。清人孙诒让所作《周礼正义》86卷内容丰赡，是研究《周礼》最好的本子。

《仪礼》是一部残书。汉初高堂伯在鲁地教礼学，他所传的只有十七篇，主要是关于士这一阶层的礼制内容，所以又叫《士礼》。这部书的内容成形也相当早。清人胡培翚（huī）所作的《仪礼正义》40卷，是研究《仪礼》较好的本子。

《礼记》是儒家礼学的论文集。文章早的属于战国时期，晚的可到西汉前期。《礼记》在汉代有三家之学，即大戴（德）、小戴（圣）和庆氏。《大戴礼记》有85篇，戴圣加以删节，成《小戴礼记》46篇，汉代马融增补3篇，共49篇，成为现在我们看到的《礼记》。清人孙希旦《礼记集解》61卷是研究《礼记》比较好的本子。

三、宗法和姓氏

所谓宗法是中国古代社会血缘关系的一种原则，其主要精神是嫡长继承制。关于宗法制度的系统叙述，最早见于《礼记》的“大传”和“丧服小记”。从《礼记》上看，宗法的实行范围主要在大夫和士的阶层。

宗法最基本的特点是大宗、小宗的区分。

君主世袭制，常理是嫡长子继承国君之位，嫡长子以下的次子及各子，（嫡长子的弟弟）就是别子。别子不能与长子（继位的哥哥）同祖，所以必须分出去自立一家。别子是国公（君）之子，所以又叫公子。

别子自立一家，成为这一家始祖，这叫别子为祖。别子的长子、长孙、长曾孙等也按嫡长子继承的制度传家，世世以作为本家始祖的别子为祖，就称为大宗，大宗就不再会改变，所以说大宗百世不迁。

别子的次子与以下各子称为庶子，同样，别子的长子、孙子等也都有庶子，所有的庶子都称为小宗。小宗的血缘关系超过五世，就脱离了亲戚的关系，这叫做小宗五世则迁。如血缘关系在五世之内的亲属丧葬，要遵守丧服规则，表示哀悼，如果超出五世，就没有丧服的规定。

在由大小宗构成的整个家族中，继别的大宗居族长的地位，享有一定的特权，称为宗子。别子作为公子，一般有卿大夫的爵位，贵族的身份，即有宗子承袭。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宗法制与古代的等级制度有不可分的关系。

先秦的宗法制度，在秦汉以后一直有遗迹存在。汉至唐时，社会崇尚门阀谱系，与此有关。南宋以后，家谱之学又盛行起来，成为封建时代维系家族的重要纽带。

四、礼制举例

1.婚礼

周代结婚的年龄是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

《仪礼·士昏礼》记载了士阶层的婚礼过程：

①纳采：男方请媒人向女方请求联婚，以雁为礼物。

②问名：请问女子之名。

③纳吉：男方知女子之名，便要占卜，如获得吉兆，要反馈女家，并再用雁作为礼物。

④纳徵：双方定下婚约，男家要送礼，礼物为玄薰、束帛、俪皮（两张鹿皮）。

⑤请期：男家再用雁为礼物，问女家合婚日期。

⑥迎亲：新郎乘车亲往，后跟两辆从车，为新娘准备的车也是如此。

⑦送亲：新娘之父迎于门外，新郎再以雁为礼，行礼而出，新娘随行，父母不送出门。

⑧合卺：新郎迎新娘进家门，设宴共食，其礼节大致如孔颖达《礼记》疏：“以一瓢分为二瓢谓之卺（jǐn），婿之与妇各执一片以酳(yìn用酒漱口)，故云合卺曰酳。”

⑨完婚：宴后，新人入房，由新郎摘去新娘的装饰，撤出室内之烛，婚礼完成。

⑩晨谒：第二天早晨，新娘要谒见公婆，献枣栗给公公，献干肉给婆婆，（有象征意义）最后献食给公婆。

2.冠礼

冠礼是一种成年礼。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女子十五岁行笄（jì）礼，表示已经成年，可以被承认为氏族的真正成员。

《仪礼》记录士冠礼的过程是：

①占卜：父亲筮（shì）来分别确定行冠礼的日期和给儿子加冠的来宾，然后将冠礼日子通知加冠来宾。

②行礼：冠礼日早晨，父亲将来宾迎入庙，儿子出房就位，然后行礼；来宾将规定的服饰给青年披上，反复三次，称为始加、再加、三加，并用酒祝祷青年。

③拜母：儿子由西阶下，去拜见母亲，然后再回到西阶以东。

④取字：来宾给青年取一个字，其父送来宾出庙门，青年会见兄弟姑姊，再拜见君主、乡大夫、乡先生等；其父用酒款待来宾，并赠束帛和俪皮。冠礼完成。

有没有字，是一个人是否成年的标志。

3.姓名

先秦的姓与后世的姓不一样。先秦的姓与母系氏族的制度有关，即那时的姓是一个氏族部落的标志，它说明了一个人是由那个氏族生出，所以称为“生”；由于当时只知道母，不知道父，所以加上女字旁作“姓”。当时的姓有姚、姒（sì）、姬、嬴、妫（guī）、妘（yún）、姺（shēn）、娀（sōng）、姞（jí）、孋（lì）、姜等。也可以说，姓是一种族号。后来由于子孙繁衍，一族分为若干分支散居各地，每支都有一个特殊的称号作为标志，这就是氏。氏可以看作是姓的分支。《通鉴·外纪》曰：“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 古代姓的数量不是很多，且有些姓在商、周时就已经灭绝了。

周代的姓氏制度和封建制度、宗法制度有密切的关系。贵族有姓氏，而一般平民没有姓氏。在贵族中，女子称姓，男子称氏，这是因为姓是用来“别婚姻”的，而氏是用来“明贵贱”的，两者作用不同。

周王室与同姓封国（鲁、晋、郑、卫、虞、燕、吴、虢）等国都是姬姓，异姓封国齐是姜姓，秦是赢姓，楚是芈（mǐ）姓，宋是子姓，越是姒姓等。古代礼制规定同姓不婚是不可违反的原则，因此，贵族妇女的姓比名更为重要，未嫁之时在姓之前加孟（伯）、仲、叔、季表示排行，如：孟姜，叔姬等。出嫁以后在姓前或加以国名或氏名，如：齐姜、秦赢、陈妫等，或加上配偶（国君）受封的国名，如：秦姬、息妫等，或加上配偶（卿大夫）的氏名或邑名，如：赵姬、孔姬等，或加上配偶或本人的谥（shì）号，如：武姜、敬赢等。

氏的情况比较复杂，一般诸侯以受封的国名为氏，如：郑捷（郑文公）、齐环（齐灵公）等；卿大夫及其后裔以受封的邑名为氏，如：屈完、知罂、解狐等；或以所居的地名为氏，如：北郭佐、百里术等；或以官名为氏，如：卜偃、司马牛、乐正克等；或以祖先的字或谥号为氏，如：孔丘（宋公孙嘉之后，嘉字孔父）、庄辛（楚庄王之后）、西乞氏（秦将百里术字西乞，其孙以字为氏）、高氏（齐文公之子字子高，其孙以高为氏）等；列国公族多以“孙”系氏，如鲁国的孟孙、叔孙、季孙氏等，有的因出于公室，就称公孙氏，有的出于王室，就称王孙氏。只要分立家支，就要命氏。男子以氏与名字联称，如孔子为孔氏，名丘，故称孔丘。

战国以后，人们普遍以氏为姓，姓氏逐渐合而为一，汉代则通谓之姓，并且从天子到庶人都可以有姓了。后世所说的姓，就是先秦所说的氏。后世的许多复姓，如长孙、宇文、慕容、独孤、拓拔、尉迟、呼延、哥舒等，不是汉族的姓。古人有名有字，字还要包括表示排行的伯、仲、叔、季。长子称伯（庶长子另称为孟），次子称仲、以下称叔、幼子称季，男女都一样。男子的字，下面常系一“父”字，如：仲尼父、仲山甫等；女子的字，下面常系一“母”或“女”字，如：孟妊车母、帛女等，一来表示业已成人，可以作为父母，二来可以表示性别。

篇2：中国古代宗法制度

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法性与政教关系的历史演进

本文全面概括从夏商周三代至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宗法性与政教关系的历史演进.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在任何一个国家中都是具有头等意义的大问题.研究政教关系问题,首先又必须抓住该国家的政治文化特点.那么中国社会的历史特色是什么呢?宗法性是中国社会乃至中国政治异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主要特色.虽然三代与秦汉以后中国政治有一些差别,但宗法性深刻地作用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教关系.因此,本文也紧紧地围绕着宗法性这一历史的特点,按照宗法社会自身发展的阶段,阐述中国政教关系的性质.从宗法社会结构产生、发展、消亡的角度观察中国社会,我们将历史分成宗法宗族社会、宗法家族社会和公民社会几个阶段,在每个大的阶段中,又可以划分出若干个小的阶段.

作 者：张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成人高等教育学院,北京,100872 刊 名：零陵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LINGLING UNIVERSITY 年，卷(期)： 25(5) 分类号：B911 关键词：中国社会   宗法性   政教关系   宗法宗族社会   宗法家族社会   公民社会*  

篇3：中国古代的退休制度

到了唐代, 开始出现“退休”一词, 不过, “致仕”的说法还是一直沿用下去了。

退休制度的核心是退休年龄的界定, 各朝代对此有不同的规定。据《礼记》记载, 周朝是“大夫七十而致事”。其后历代都基本上是沿袭了这一退休年限, 如唐朝规定:“诸职官年及七十, 精力衰耗, 例行致仕。”而古时候平均寿命不长, 70岁退休,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基本上是等于终身制了。到了明清两代, 才逐步改为60岁退休。特别是到了清朝, 低级武官的退休年龄皆根据职务大大提前了:“参将五十四, 游击五十一, 都司、守备四十八, 千总、把总四十五。”官越小退得越早。这与两宋时期文官年满七十退休, 武官则可延长十年到八十岁退休形成了鲜明对比。

虽然对退休年龄有具体规定, 但也有很多例外, 因为皇上就是苍天, 圣旨就是制度。比如元朝的大天文学家郭守敬, 年逾七十后屡次申请退休, 但皇上就是不准, 结果86岁时, 卒于知太史院事任上。真的是“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了!

退休制度的另一个要件就是退休后的待遇, 这关系到退休官员老有所养、老有所尊的大问题。历朝历代对此都比较重视。

首先是政治待遇上, 据《礼记》记载:卿大夫致仕称“国老”。一般官吏致仕称“庶老”, 从称谓上就可以看出对老臣的尊重。到了唐朝, 对致仕官员要举行欢送仪式。与现在发一个“光荣退休”的证书, 虽然形式不同, 但意思是一样的。三品以上官员致仕后, 仍恩准在朝廷行走, 参与国家大事。明朝的致仕官员在礼仪上依然受到尊重, 在参加宴会、祭祀等活动中, 仍享有原有职级的礼遇。

其次是经济待遇上, 退休后会优厚对待。汉代规定, 年俸禄在两千石以上的官员退休, 可领取原俸禄的三分之一作为养老金;魏、晋时期的退休官吏, 则干脆委任一个“顾问”之类的闲职, 供养起来;唐代是五品官以上致仕者给半俸, 功臣元勋经皇帝特批, 退休后可保留全薪。如名相房玄龄、宰相宋致仕时, 皇上特批均赐全禄。六品以下官员退休, 则赐给一定数量的田地养老。

在中国古代, 官员主动请辞, 提前告老还乡也是退休制度所允许的。明弘治四年 (1491年) , 皇上就专门下诏:“自愿告退官员, 不分年岁, 俱令致仕。”也就是说百分之百地批准, 你尽管提前退休好了, 反正想当官的人有的是。

非正常退休, 最好的理由莫过于“告病”。告病退休称作“乞骸骨”、“乞身”等, 意思是求求您行行好, 放过我这把老骨头吧。如唐太宗时的官吏退休年龄是七十岁, 对朝廷有大贡献者还可延缓退休年龄。而开国元勋李靖, 虽是在“功德坊”凌烟阁上挂有画像的二十四功臣之一, 但因自感伤病碍身, 所以在六十四岁时“上表乞骸骨”, 恳请准许退休了。

篇4：宗法制度与国人心理

關键词：宗法 父权 继承制 血缘

一、宗法制度的起源、本质和存在形态

所谓宗法，是指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标榜尊崇共同祖先，维系亲情，而在宗族内部区分尊卑长幼，并规定继承秩序以及不同地位的宗族成员各自不同的权力和义务的法则。它的具体内容在有关西周、春秋社会情况的文献记载中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其起源则可追溯到更远的世代。

宗法制度是由父系氏族社会的家长制演变而来的。在父系氏族社会，世系以父系计算，父家长支配着家族成员，甚至对他们有生杀予夺之权。在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增加，私有财产也产生了。父家长死后，他的权力和财产需要有人继承，于是习惯上就会规定一定的继承程序，而一代代父家长生前的权威在其死后仍然使人敬畏，子孙们幻想得到他们亡灵的庇护，于是又产生了对男性祖先的崇拜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祭祀祖先的仪式。

宗法制度的形成首先经历了由氏族制向宗族制的转变，宗族制只是宗族制在政治和礼俗的最高体现。宗法制度是由父系氏族社会的家长制演变而来的。在父系氏族社会，世系以父系计算，父家长支配着家族成员，甚至对他们有生杀予夺之权。在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增加，私有财产也产生了。父家长死后，他的权力和财产需要有人继承，于是习惯上就会规定一定的继承程序，而一代代父家长生前的权威在其死后仍然使人敬畏，子孙们幻想得到他们亡灵的庇护，于是又产生了对男性祖先的崇拜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祭祀祖先的仪式。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历史实际，经长期研究后认为：中国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清近代的宗法制度的发展，应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原始社会末期到春秋末年，是中国的原始宗法制度。其主要特征是：这种宗法制度是从父系氏族家长制中演变发展起来的，原始的氏族宗族组织到夏、商特别是西周时演变成国家的基层组织或政治组织。具体来说，在原始社会末期，如传说中的炎、黄、尧、舜、禹时期和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期，是原始宗法的萌芽时期，其特征是：原始家族内已存在父权族权，妇女已受到奴役，但公有制还占主导地位，阶级压迫和剥削在宗族内还未占主导关系。夏、商时期，是原始宗法制度逐步与国家统治关系相结合，宗族、家族的统治逐步发展成为国家统治的主要形式的时期。根据《史记》所载，夏代和商代也实行了一定程度的建立在宗族组织基础的宗法分封制，可以说是周代宗法分封的初型。

二、宗法制度对中国人社会心理的影响

台湾本土心理学家杨国枢在《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本土化研究》一书中，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勾勒出了中国人的传统社会取向的基本特征：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他人取向。在我们看来，这些传统的社会心理的形成和中国千百年来存在的宗法制度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首先，在宗法家族制的长期统治下，宗法家族组织及其对成员的管理是中国人形成传统社会心理的基础。

宗法家族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着重家庭本位，这一传统使得宗法家族重家族轻个人，重群体轻个体，同时在社会关系和交往中分外看重宗族戚党和邻里乡谊，对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典型特征的养成不谓不深刻。尤其是随着儒家伦理在宗族文化发展中的渗透，在儒家伦理的"孝"的温床培植下，个体在宗族群体中找到了归属感和群体认同感。随着群体内成员的心理互动的加深，每一个成员会主动以宗族群体为准则，自觉维护宗族的利益，并与宗族内的其他成员在情感上发生共鸣。在认知评价和认知行为上，他们基本表现出相似的情感反应，一致的认知

倾向和行为。所谓"亲疏有别"，尤其在对待群体的外部事务上，由于群体的共同利益，这种自觉和一致的情感与认知行为表现得尤为突出。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人的这种群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有时候也并不是完全自觉自愿的，更不是因为个体在群体即家族中能够实现自身的价值，而是因为个体处在一个上下尊卑、高低贵贱、男女长幼的"差序格局"中，个体基本上丧失了有目的的选择权利平衡的机会，更不存在主动的自我主张的权利。个体的选择在极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群体的冷遇和抛弃；或是迫于群体的压力、权威的压力而被动从众。这种心理和行为过程经过长期的强化与积淀，最终造就了个体具有明显的关系取向和他人取向的社会心理特征，以及对权威的顺从而表现出明显的权威取向的社会心理特征。

其次，宗法家族制以父家长作为家族的核心，强化权威的作用，家庭教育强调相互依赖、忍耐自抑、谦让顺同等，这不仅是中国人形成较强的他人取向的社会心理最直接的原因，更因此影响了中国人的最基础的人格特征的养成。家庭作为个体社会化的起点，它是年幼的家族成员的自我意识、独立意识、社会动机等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最初的人生价值和信念的诞生地。作为社会文化传播的媒介，家庭对人格所具有的强大塑造力是通过父母的教养方式来实现的。但是，由于宗法制父权对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与干涉，儿童的自我意识、情感、意志、兴趣、需要等方面的发展通常很难得到重视与尊重，甚至受到压抑而不能实现。经常性的意愿挫败的后果是：儿童在人格形成过程中逐渐养成了无奈与服从的心理定式。自我意识的长期压抑也造成了儿童对权力的崇拜、向往与认同，奠定了个体对权威的认同以及他人取向心理的深厚基础。

杨国枢在"儒家化传统价值观与个人传统性、个人现代性二者的关系"的研究中就发现，儒家化传统价值观较强的工作者，独立自顾的态度较弱。而美国学者麦克利兰德通过对中国人成就动机特点进行分析后认为：中国社会是一种静态的、权威式的社会，加上儒家伦理观的长期影响，对儿童的教养方式强调顺从训练、依赖训练和合作训练，因此，与受基督教新教伦理影响而注重自立、追求财富和成功的美国人相比，中国儿童的成就动机普遍偏低，而这种影响至今仍然存在。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人的独立能力、创新能力和独立意识、创新精神偏低就是这一影响的结果。这种作用不仅培养了个体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和义务感，而且强化了个体的合作意识和对社会的奉献精神，从而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和谐稳定发展。这些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中都得到了有效的体现和落实。

综上，以宗法色彩浓厚和君主专制度高度发达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三：一是社会结构的宗法型特征导致中国文化形成伦理型范式。其正面价值是使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注重道德修养，成为礼仪之邦；其负面影响是使三纲五常的伦理说教，"存理灭欲"修身养性和排外心理等成为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障碍。二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专制型特征导致中国文化形成政治型范式。其正面价值是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和民族心理上的文化认同；其负面价值是使国人存有严重的服从心态，对权威和权力迷信，缺乏个人自信心。三是宗法与专制相结合，在政治上表现为儒法合流，在文化上反映为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突出地表现为内圣外王的心态，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追求。宗法家族制对中国人的影响是久远而深刻的，其在历史和文化的变迁中沉淀下来的社会心理特质至今仍参与甚至主导着中国人的生活。当前认真地审视、反思传统文化对我们社会心理发展的影响，存优择良，进行适应性的改造，以便更好地应对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带来的各种挑战。

篇5：中国古代财税制度

摘要：纵观当今社会的财税政策可以看出有不少中国古代财税政策的影子，中国财税发展由复杂到简单，由单一到多元，只有把握其宗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才能更好的实施财税政策。

关键词：中国古代;财税;奴隶社会

中国财税制度源远流长，在古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经历了一系列变化，中国历史上税收有许多名称，如贡、助、彻、赋、税、租、捐、课、调、役、银、钱等，其中使用范围较广的是贡、赋、租、税、捐几种。奴隶社会一般称贡、助、彻;封建社会用租、调、赋、税;在当代社会则用税。

1.奴隶社会的财税

税收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国家的产生。夏、商、周三代是中国财政的初建时期,三代奴隶制社会财政,是中国财政的早期形态，那时的财政,还处在不完善的阶段，正是由于其商品货币经济很不发达，国家只能采用简单的对人或对物课征的直接税。夏、商、周的税收的主要特点是贡赋不分，租税合一，以土地税为主，税收制度较现在相比极其简单。《孟子·腾文公》中有记载：“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 因此说，奴隶制社会孕育了中国税法的原始形式：贡、助、彻。

2.春秋以至秦汉的财税

春秋时期军赋的出现给中国封建社会带来重大影响，以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沿用的赋役制度。“赋”字左贝右武，具有征收军需物资的意义。西周时期，国人只服兵役，不需缴纳车马兵等军需费用，至春秋战国时期，随这土地制度的演变，各国在改革税制的同时，以征调军需为内容的.“赋”制度也先后出现了，如郑国的“丘作赋”，楚国的“量入修赋”等。其征收办法由按亩征收，进而分配到户，按人丁征收。更值得一提的是早在秦汉时期便产生的上计制度，上计制度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预算，决算制度。只是范围大小有别，按照当时规定，各地方(诸侯国)和中央各部门长官，必须把来年土地开垦，赋税收支等预计数，写在木质的券上，送于天子，天子将券剖为两部分，自己保留右券，分给臣下左券，年终，臣下再报送“计书”。

3.唐宋时期的财税

中唐以前，租庸调制即田租，身庸和户调，这是唐朝前期人们负担的主要赋税，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唐王朝社会的政治、经济形势决定了未来国家税收政策的必然改变。中唐均田制的崩溃引起了租庸调税收的瓦解，是国家税收变革的根本原因。为了弥补因政府控制户口减少，造成国家财政透支的现象，国家逐渐推行以财产为标准的户税、地税作为政府赋税的主要来源。公元780年，在宰相杨炎的建议下，唐政府正式推行两税法，其指导思想是“量出为入”《旧唐书·杨炎传》记载：“凡百役之费，一钱至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其是根据国家财政支出数，匡算财政收入总额，在分摊给各地，向民户征收。自此之后，按丁而税在法令上被废除了，户税和地税便成了政府征收税赋的主要形式。后来，随着户税逐渐摊入田亩中，国家把杂税、人丁税也逐渐摊入了田亩中。

五代十国继续了中唐以来的两税法，但由于群雄割据，相互征战，导致土地荒芜，人口锐减，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各国不得不用附加预征等手段增加税收，从而导致杂税泛滥，两税法为之蜕变。

宋朝经济相较之唐朝有过而无不及，北宋画家张泽瑞的《清明上河图》形象的表现了当时的繁华程度，宋朝的间接税(商品税)征收几乎于田亩税持平。传统农业税在国家财政中逐渐退居次席，改变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直以传统农业税作为国家主要税入的单一状况，这是中国古代国家赋税结构变化的一个新气象。

4.元代的财税

元代的赋税征收广泛采用名为“扑买”的商包制，即政府将某项税收向社会发包，商人通过竞争中标，并一次性缴足所承诺的税款，中标者再以较高数额向纳税户征收税款，其差额即为承包商的利润，这种赋税征收方法省却了税务征收人员，成为元代普遍推行，作为主要征税手段。

5.明末清初的财税

明初，明政府编造了黄册，对每辖区民户情况层层登记造册，最后汇总于户部的户口总册，它是政府征收赋役的根据。明初是以“良民治良民”的税收征管制度，即在各州县设置的有粮长负责征解税粮的制度，随后的一条鞭法推行使粮长制名存实亡。一条鞭以各州县田赋、各项杂款、均徭、力差、银差、里甲等编合为一，通计一省税赋，通派一省徭役，官收官解，除秋粮外，一律改收银两，计亩折纳，总为一条以征税。

清朝康熙推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规定以康熙五十年全国的丁数为准，此后达到成丁年龄的，不再承担丁役。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亩、地丁银，从而人头税废除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进一步松弛，隐蔽的人口数减少，对中国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篇6：中国古代军事制度

一、先秦兵制

先秦时期普遍实行征兵制。西周春秋时代，军事制度与宗族政治相辅相成。春秋晚期，随着宗族政治的逐渐崩溃，建立在宗族体制上的贵族军队也在不断分裂瓦解。郡县征兵的现象，在春秋时期已渐露端倪。征兵的对象扩大到郡县的编户齐民，使各国军队的数量空前增加。战国时代，为了适应频繁激烈的兼并战争，各国还建立了常备兵制度。常备兵以战争为专职，经过严格考选和训练。魏国的常备兵称为“武卒”，入选者可免除全家的赋税徭役。齐国的常备兵称为“技击”，斩获敌人一个首级给予黄金一锱（八两）的奖赏。秦国的常备兵称为“锐士”，立功者重赏，有过者受罚，赏罚严明。

二、秦汉军制

秦统一全国后，征兵制被推行到全国各地。当时以郡县为单位征兵，兵丁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士兵基本上都是以徭役的形式征发而来的。秦代兵役制规定：男子到了二十三岁就要服兵役，一生中要当两次兵：一次参加警卫部队，叫做“正卒”，守卫都城咸阳，期限为一年；一次参加戍边部队，叫做“戍卒”，守卫边疆，期限也是一年。此外，还要在本县、本郡服兵役一个月，称为“更卒”。但由于秦代战争较为频繁，男子的兵役负担实际上比兵役制规定的负担要重。据《睡虎地秦墓竹简》等考古资料，不少男子在二十岁之前就已经当兵，参军的次数也不止三次，只要在当兵的年龄范围之内，随时都有可能被征调当兵。这种兵役制度体现了秦代“穷武极诈”的传统。

汉承秦制，规定男子二十岁就要在官府登记，按照三年耕一年储的原则当兵，二十三岁至五十六岁为当兵年龄。在适龄期间，每年农闲都要接受军事训练。每人一生要服两次兵役：一次在地方，称“正卒”；一次在边疆或京师，称“戍卒”或“卫士”。汉武帝时，加强宫廷禁卫军的力量。选择英勇善战的“六郡良家子”组成羽林、期门二军。另将羽林军中所养孤儿组成军队，称羽林孤儿。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将禁卫军分为八支，每支七百人，由八个校尉率领，八校尉为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这支军队后来成为西汉的主力军队。

三、魏晋南北朝军制

三国时出现了世兵制，父子相继为兵。世兵不属郡县，由军府统一管理，称作“士家”、“军户”。北朝时期军事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西魏时宇文泰在大统九年（543）创立府兵制度。西魏末年府兵由六个柱国大将军率领，每个柱国下设两个大将军，每个大将军下又设两个开府将军，共二十四军。当时府兵不属郡县，只管打仗，不纳赋税。

四、隋唐军制

隋朝继续实行府兵制。隋文帝规定：府兵一面在州县落籍，耕种田地，“一与同民”；一方面仍保留军籍，轮番宿卫，从而使府兵制与均田制进一步结合起来。唐朝改进府兵制度。府兵制的组织机构大体沿袭隋朝，十二卫仍为最高领导机关。而基层组织则由隋时鹰扬府改为折冲府。全国共有折冲府640多个，其中关中地区就有261个，形成了内重外轻的军事布局。折冲府下又有团、旅、队、火等。府兵由均田农民中的丁壮充任，定期宿卫京师或戍守边防。不服役时则从事农耕，农闲则进行军事训练。府兵的征调要由中央兵部下发兵符，经与地方军政长官对勘相合以后，才能成行。遇有战事，则命将以出，战事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免除了将帅专兵之弊。唐代府兵制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寓兵于农”，兵农合一。从均田农民中点兵，兵源较为保证；资粮甲杖自备，把部分军需品转嫁于民，减少了封建国家的开支。第二，中央十二卫督率各府，军府又相对集中在关中地区，京城地区拥兵二十六万，占全部兵力的3倍，形成朝廷“居重驭轻”之势。第三，战士平时有训练，保证了战斗力。有事“命将以出”，事毕“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将帅难以吏兵跋扈。这些特点表明：府兵制有强化中央集权的性质。

唐朝中期，开始实行募兵制。唐朝的府兵制是以农民受田为前提，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唐高宗至玄宗统治时期，土地兼并加剧，赋役滋重，大批农民破产或逃亡，均田制逐渐废弛。随着均田制的废弛，府兵制也逐渐破坏；逃亡农民自不待言，破产农民亦无法承担自备甲杖的负担，于是，兵源成了大问题。另一方面，府兵制本身流弊日增，此时府兵受到了种种奴役，也加速了府兵制的崩溃。开元十一年（723）卫士涣散，朝廷开始实行募兵制，后改称“彍骑”。开元二十五年（737），以募兵代府兵戍边，称“长征健儿”。天宝八年（749），各折冲府已无兵可调，朝廷只好下令停发鱼符敕书，府兵制正式废止。

五、宋元军制

宋代军制主要是募兵制。当时有四种部队：禁军、厢兵、蕃兵和乡兵。禁军是皇帝亲兵，驻守京师，兼备征讨，是正规军。厢兵是各州募集的地方军，不能作战，只服杂役。蕃兵是招募的西北少数民族士兵，屯戍边疆。乡兵多为当地征发，用以防守地方。蒙古时期实行部落兵制，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全部当兵。元朝军队有四种：由蒙古人组建蒙古军和由最先归附的西北诸族组建探马赤军是元朝的主力部分。此外还有“汉军”和“南军”。

六、明清兵制

明代在军事上制定“卫所”制度。将全国军队编为卫所军和京卫军。卫所军的来源

有四：一从征；二归附；三谪发；四垛集。府县各卫归各省都指挥使司管辖，各都司又归统于五军都督府。京都的卫军则为四十八卫军（后增到七十二卫）、三千营和神机营，合称“京军三大营”。五军都督府负责军队的训练与管理。有战事则由兵部秉皇帝之意征调，派将军统领出征；事成后各归本位。

篇7：中国古代宦官制度

中国封建社会里皇宫中专用宦官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制度。它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特有产物。历史上多次发生宦官专权、干预朝政，对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有重要影响。

沿革 宦官指经过阉割，失去正常性能力后进入皇宫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男性官员，此后亦用以泛指宦者。宦官来源不一，有自宫，因罪被宫，进贡，拐卖、挑选后被强行阉割而成等。史书上对宦官称谓很多，如以曾经阉割称为阉宦、刑臣,以任职宫中称为内侍、中官,以官职称为军容、太监，以服饰称为貂,尊之为公公,贬之为宦孽等。

宦官制度始于周代，《周礼》中对带有各种职衔的宦官的人数、职掌已有明确记载。这时宦官人数不多，是家臣的一部分，主要担负看守宫门、传达命令、侍奉起居等杂役，地位低贱。但由于宦官侍君侧，容易得到君王的宠信,能对君王施加某些影响,甚至参与政治。春秋战国时，齐竖刁、宋伊戾等个别宦官开始挤入统治者的行列，参与政治活动。秦汉时，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宦官制度也在强化，对宦官的任使已越出宫内范围，正式进入政治领域。秦朝宦官赵高任中丞相，势力足以总揽朝政，策动废立。汉朝宦官担任的中书谒者令、中常侍均拥有丞相之实权。但从制度上来说，宦官仍属少府，要受到大臣的监督。东汉以后，内官职属全部由宦官担任，宦官可以和廷臣同样享有俸禄、食邑、食租。从此宦官正式有了自己的权力体系，成为一种特殊的、干预国家政治的势力。“宦官”一词亦正式见于《后汉书》。和帝以后，幼帝频更，母后临朝，导致外戚、宦官轮流执政。在权力斗争中，宦官集团得胜，出现五人同日封侯，十常侍势力遍于各州郡，禁军亦为其把持的局面。

魏晋以后，接受前代的教训，历代对宦官干政均有严格限制，但都由于没有触动宦官制度而终成空文。唐朝自玄宗以后，宦官可裁决一般政事，监军、统兵出征。安史之乱后,宦官担任的枢密使可代替皇帝裁决政务,宦官还出任兵部尚书、观军容使，统领神策军，充当节度使等,宦官典军成为定制。其势力的强大,以致唐朝后期从肃宗到昭宗十三帝，无一不是宦官所立。真所谓“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皇帝与官僚联合反宦官的斗争，“二王八司马事件”、“甘露之变”均以朝官惨败而告终。宋朝童贯掌兵权20年，有“媪相”之称。元朝的侍卫制度虽不利于宦官窃权，但仍有宦官插手废立。

明朝皇权空前膨胀，宦官制度发展到顶点，其机构的庞杂,人员的冗滥,为史上仅见。司礼监掌印太监“权如元辅”；秉笔太监可代皇帝批，实权凌驾于内阁首辅之上。明朝后期，阁臣被任命后要先去拜见司礼大。掌管东厂的司礼监太监“权如总宪”，东厂作为“朝廷心腹”,可以侦察王府以下臣民。明朝灭亡前夕,城防大权全部由宦官掌握,终至开门迎降。但是,明代宦官未构成对皇权的威胁，显赫的宦官如“立皇帝”刘瑾、“九千岁”魏忠贤，其命运仍操纵在皇帝手里。

清代宦官制度比较严格，规定不准领军，奏事一律改姓王等，使宦官不能形成自

己的权力系统。宦官干政的程度已远逊于前朝。

历代宦官机构设置 宦官员额在各朝均无严格的限制,其统属、机构设置、职掌,历代繁简不一。早在西周就有宦官，时称巷伯、司宫、寺人等。战国赵有宦者令，秦有监。秦汉时有宦者令，属少府。东汉以后，由宦官担任的职务有：中常侍、小黄门、黄门令、黄门、画室、玉堂、丙等署长、中黄门冗从仆射，中黄门及掖庭、永巷、御府、祠祀、钩盾等令。皇后官属大长秋以下，太后官属长信、长乐少府，全部用宦官，属少府。南朝梁宦官属大长秋。北齐有长秋寺掌诸宫阁；又有中侍中省，置中侍中、中常侍。隋、唐、宋朝均有内侍省。隋朝内侍省设内侍、内常侍等，领内尚食、掖庭、宫闱、奚官、内仆、内府等局。大业三年(607)，改内侍省为长秋监，参用士人。唐朝内侍省又称内侍监、司宫台、北司，全部用宦者，设监、少监、内侍等，下属掖庭、宫闱、奚官、内仆、内府等局。宋朝于内侍省外增置更为亲近的人入内内侍省,称前后省。南宋时合并为入内内侍省,职名有都都知、都知等。官称有内客省、延福宫等使。元丰改制改为通侍、正侍等大夫。辽内省有内省使、副使等。内侍省有黄门令、内谒者等。金朝内侍省隶属宣徽院，有中常侍等。元朝宦官掌于侍正府，有侍正、同知等。明朝宦官总数最多时达到10万，宦官机构有二十四衙门,即司礼等十二监,惜薪等四司，兵仗等八局；另有内府供用诸库,甲字等十库，御酒、御药等房,盔甲、安民等厂,提督东、西厂,京营。二十四衙门的太监还常被派充任外地守备、织造、镇守、市舶、监督仓场、诸陵神宫监，以及监军、采办、粮税、矿税、关隘等使。清朝初年曾沿用明制，省并为十三衙门，后裁撤，以敬事房（又称宫殿监办事处）办理宫内一切事务，隶属内务府。宦官以总管太监、首领太监为首。

产生的原因和特点 中国封建君主集权制的产生以及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延续，是宦官制度得以在中国封建社会充分发展的根本原因。主要特点是：

① 宦官制度是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必然产物。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皇位实行宗法世袭制。帝王设立宦官的主要和直接的目的，是为了既有人侍奉自己和众多的后妃等皇室成员，又要确保自己家天下血统的纯洁性。皇帝时刻防范臣下不忠，担心皇位被篡，深居宫禁，成为孤家寡人,而宦官近侍皇帝左右,直接听命于他。他们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后代，必然紧紧依附于皇权，不会成为皇权的威胁。故宦官在历史上的乱政虽曾引起不少君臣警惕，但宦官制度却与封建王朝相始终。

② 宦官专权是皇权的异化，皇权的旁落。皇帝独揽大权,如随侍君侧的宦官操纵皇帝,便控制了国家的政柄。历史上，宦官专权往往出现于皇帝昏庸、幼主临朝、母后主政之时。随着封建专制主义走向顶峰，宦官专政的程度和危害也越来越加深。秦汉时宦官主要是掌握政权,唐朝以后进一步控制军权,明朝则从中央到地方、军政刑财狱无所不包。宦官专权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化密切相关。它往往促使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更加尖锐剧烈，导致或加速农民起义的爆发，使旧王朝更快覆亡。

③ 宦官专政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黑暗的政治之一。宦官生理畸形,总要最大限度地攫取权力和财富,以取得心理平衡；宦官社会地位低下，宦官制度等级森严，在充满利害倾轧的环境中，宦官要卑屈以固宠，一旦得势，则以残害臣民作为补偿；宦官缺乏儒学的熏陶，只知仗势求个人眼前之利，不顾国家长治久安；他们是皇帝的奴才，不受监察，他们擅权往往比官僚擅权为祸更烈。

篇8：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

战国时, 职掌文献史籍的御史就已有明显的监察职能。秦代开始形成制度, 之后便成为历代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经过长期的发展, 这一制度逐步健全和完备。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 秦统一中国, 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 并创建了监察制度。中央设立御史大夫, 位列三公, 以贰丞相, 御史府为其官署, 掌握天下文书和监察。在地方上, 皇帝派御史常驻郡县, 称“监御史”, 负责监察郡内各项工作。

汉承秦制, 但较秦制更严密。在西汉, 中央仍设御史大夫作为长官, 御史中丞为副, 兼掌皇帝机要秘书和中央监察之职。在地方上, 西汉初年废监御史, 由丞相随时委派“丞相史”, 分刺诸州。汉武帝时, 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 叫州部, 每个州部设刺史1人, 为专职监察官, 以“六条问事”, 对州部内所属各郡进行监督。丞相府设司直, 掌佐丞相举不法。朝官如谏大夫加官给事中, 皆有监察劾举之权。郡一级有督邮, 代表太守, 督察县乡。

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处于封建割据的分裂状态。各朝的监察机构名目不一, 但体制与汉代相同, 亦有部分变化。魏晋时, 御史台不再隶属少府, 而成为由皇帝直接掌握的全国性的监察机构。南梁、后魏、北齐的御史台 (亦称南台) 和后周的宪台, 仍以御史中丞为主官, 北魏称御史中尉。由于监察长官权势日大, 出现了防范监察官员犯法渎职的规定。群臣犯罪, 若御史中丞失纠, 也要罢官。魏晋以后, 为防止监察机构徇私舞弊, 以发挥其监察效能, 明确规定大士族不得为御史中丞。晋以后, 御史中丞下设殿中御史、检校御史、督运御史等, 分掌内外监察之权。此时, 地方上不再设置固定的监察机构, 由朝廷不定期地派出巡御史监察地方官员。此外, 御史“闻风奏事”的制度也在这个时期形成。

隋代时, 中央的监察机构仍为御史台, 改长官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 下设治书御史2人为副;改检校御史为监察御史, 共12人, 专执掌外出巡察。唐代发展了隋代的监察制度, 使监察机构更趋完备。唐初, 中央设御史台, 由正三品御史大夫为台长, 设正四品御史中丞两人为辅佐。御史台称宪台, 大夫称大司宪。武则天时, 改御史台为左右肃政台。中宗后又改为左右御史台。御史台的职权是“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 以肃正朝列” (《唐六典》卷十三) 。谏官系统在唐朝也趋于完备。谏官的设置, 秦汉时已有, 魏晋南北朝时有较大发展。至唐代, 中央朝廷实行三省制, 其中门下省的主要职责是匡正政治上的得失, 以谏诤为任。门下省置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补阙、拾遗 (其中右补阙、右拾遗隶中书省) 、给事中等职, 举凡主德缺违、国家决策, 皆得谏正。其中给事中掌封驳 (即复审之意) 诏制, 权力更重。

宋代监察机构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发展而加强。中央沿袭唐制, 御史台仍设三院。地方如设通判, 与知州平列, 号称监州, 有权随时向皇帝报奏, 成为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此外, 路一级的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等, 也负有监察州县的责任。为保证监察御史具有较多的从政经验, 宋代明确规定, 未经两任县令者不得任御史之职。按规定, 御史有“闻风弹人”之权, 每月必须向上奏事一次, 称“月课”;上任后百日必须弹人, 否则就要罢黜为外官或受罚俸处分, 名为“辱台钱”。从此开御史滥用职权之例。御史可以直接弹劾宰相, 亦有劝谏之责。御史台还有权分派御史参与重大刑事案件的审理。

元代中央设御史台, 御史大夫秩高从一品, “非国姓 (蒙古贵族) 不以授” (《元史·太平传》) 。还在江南和陕西特设行御史台, 其组织与中央御史台相同, 作为中央御史台的派出机关。这是元代监察制度的重大发展。全国分为22道监察区, 各设肃政廉访使 (即监察御史) 常驻地方, 监察各道所属地方官吏。

明代监察制度随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而得到充分发展和完备。中央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 “主纠察内外百官之司”。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副都御史和佥都御史。下设13道监察御史, 共110人, 负责具体监察工作。监察御史虽为都御史下属, 但直接受命于皇帝, 有独立进行纠举弹劾之权。明代还建立御史出使巡按地方的制度。出巡之官受皇帝之命, 可兼管地方其他事务。担任总督和巡抚的官员, 其权力比一般巡按御史要大, 有“便宜从事”之权。都察院除执行监察权外, 还握有对重大案件的司法审判权。战时, 御史监军, 随同出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