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中国基本方略③：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解码中国基本方略③：坚持全面深化改革（通用5篇）

篇1：解码中国基本方略③：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解码中国基本方略③：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无穷动力。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而今达到了新的高度。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使得改革成为当今中国最鲜明的时代特征。过去5年间，全面深化改革带动了中国全方位、全领域的活力；未来，全面深化改革更将汇聚磅礴之力，创造美好明天。

全面深改 蹄疾步稳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从历史的实践经验中，我们不难发现改革之于当代中国崛起的重要作用。而当我们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将继续成为我们的基本方略。

2012年12月，总书记在十八大后赴地方考察的第一站就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深圳前海。而后在莲花山公园，他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并种下一棵高山榕树。

从“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时代在进步，中国的改革之路也随之愈加宽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习近平亲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此后，一次次的中央深改组会议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总体设计、系统布局、统筹谋划和整体推进，在汲取30多年改革开放经验的基础上，从改革理论到改革实践进行了全面创新，使得全面深化改革的理念深入人心。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一是在“全面”，二是在“深化”。过去5年间，中国的改革按下了“快进键”，顶层设计愈加强化，“四梁八柱”均已确立。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和军队建设等多个领域，全面深化改革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十九大报告指出，过去5年里，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着力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压茬拓展改革广度和深度，推出1500多项改革举措，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

回眼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农村土地制度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深化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改革、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无论哪一项都不是易事，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正在将其逐一转化成了现实。

可以说，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果已让人民受益，百姓的生活质量更高了，获得感增强了，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教育、医疗、社保、就业、环保等领域都有了明显改善。全面深化改革成果也让党自身的发展受益，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使得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战斗性更加强化。全面深化改革成果还让世界受益，“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惠及全球，促进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问题导向 攻坚克难

5年来，全面深化改革在推进中取得了无数成绩。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敏认为，中国近5年全面深化改革展现了5方面的新特点：第一是着力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改革，强调改革的领导中枢作用；第二是坚持问题导向倒逼改革，着眼于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做到牵一发而动全身、落一子而活全盘，做到蹄疾步稳，踏石留印，狠抓落实；第三是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引领改革，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第四是注重以制度创新推动改革，强调制度设计、制度安排、制度完善、制度保障、制度衔接的统一性；第五是着力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基层经验，始终发挥好人民是改革主体的作用，只要符合实际需要，符合发展规律，就给予支持，鼓励试、大胆改。

而能实现这些成绩，并非易事。改革之路是一条攻坚克难之路。习近平曾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他反复强调，改革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爬坡过坎、拔钉子、涉险滩、破藩篱、动奶酪、啃硬骨头，这些都是对于改革步入深水区的形容。

面对愈加难啃的改革“硬骨头”，接下的全面深化改革将如何继续？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认为，在接下来的全面深化改革中，必须确保十九大报告所确立的思想、理念与部署得到贯彻落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深化改革的出发点与归宿。要将符合新时代发展取向的实践经验上升到法制层面，促进制度的科学化并成为整个社会的基本行为遵循。要抓住关键领域与关键环节发力，争取事半功倍。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新的历史方位下，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全面深化改革仍是必由之路。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判断，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打破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掣肘，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将之贯穿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要以问题为导向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他说。

保持定力 完善制度

十九大报告中还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的提出，丰富和深化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方向。

理解这一总目标，首先要理解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密不可分。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习近平曾强调，改革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保持政治坚定性，明确政治定位”，“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习近平还曾指出：“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制度是管长远的，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制度建设始终被摆在突出位置。此前5年，在推进党的建设上用多项制度“扎紧笼子”，使作风建设久久为功；简政放权划定政府与市场边界，让社会活力竞相迸发；建立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让绿色发展底气十足；法制建设保障改革与法治双轮驱动，让制度完善融入改革全过程。制度筑牢了改革的基石、激发了改革的活力、巩固了改革的成果。

可以说，只有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才能实现现代化；只有适应国家现代化进程，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才能妥善应对和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问题。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有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支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前进的脚步，必将会翻过一山又一山，收获更美的风景。

篇2：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走群众路线

一、人民群众是深化改革的主体

改革事业离不开人民群众, 同时也是我国进行改革开放成就的直接受益人。在改革进程中人民群众能够切身感受到各项事业的发展。对人民群众心声要认真倾听, 虚心接受人民群众的意见。这是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表现。在面对改革问题的时候避免出现个人英雄主义, 不断向人民群众学习, 人民群众对社会现实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 这是总结改革经验教训, 深化改革进程的重要指导意见。应该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这是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的具体体现。

在确立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同时应该完善民意表达机制, 这样能够使民意充分的反应在政策的制定中。保证制定的方针政策体现民意的需求。我国现在处于改革转型发展的关键时刻, 不同阶层的人民群众有着自我表达的意愿, 关注民生诉求使其能够充分的进行表达这是促进和谐社会发展, 实现政治科学民主发展的重要保证。科学反馈机制能够将民意进行系统的分类, 同时也是改革决策发展的重要参考资料。通过对民生诉求进行收集能够及时了解民众思想动态, 保证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得到巩固, 这是促进改革发展的重要措施。

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实践的主体作用

人民群众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主体, 激发人民群众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的积极性, 充分发掘人民群众的潜在实力, 通过人民群众创新能力的提升将进一步推动我国改革事业的深化转型发展, 人民群众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要不断的强化市场资源配置, 这是人民群众实践主题地位的重要体现。要保证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的主体地位, 通过协商民主集中体现人民群众政治地位。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热情在社会主义文化体制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发展改革事业创新活动, 建立社会创新体制, 能够保证人民群众日常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能够实现自我, 促进改革事业的不断发展。

人民群众实践主体作用的发挥能够使社会各个领域为改革事业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同时能够奠定制度保障。我国经过全面深化改革已经建立了科学合理的政治框架。在党的政治领导下实现政府高效行政管理, 提升人大的立法监督, 完善政协参政议政。完善的政治体系构建能够进一步保证我国政治生活的含, 同时也是人民群众发挥实践主体作用的基本情况。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是全面深化改革保证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基础。人民群众作为改革主体能够使市场经济繁荣、民主政治开明、先进文化创新、和谐社会发展、生态文明不断强化。同时也是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自觉性和创造性的最佳体现。完善社会管理创新模式保证人民群众实践主体地位。市场与政府和谐发展能够为人民群众实践主体作用的发挥提供空间。进一步推进改革的全面深化是我国政府职能管理模式创新的关键。增强公共财政管理支出, 能够提升政府行政管理的有效性。同时能够积极有效的调动社会的创造力。激发人民群众潜力能力使政府行政管理能力提升。针对这种情况, 构建非政府公共组织, 完善社区自治, 大力培育专业人才。不断加强社会秩序建设以规范社会调整可能带来的失范问题, 形成生动活泼、和谐文明、规范有序的社会生活状态。

三、深化改革的成果要普惠民生

人民群众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主体。改革的发展是为了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出现的违背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都是不能够允许出现的。改革宗旨遭受破坏将会影响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社会利益格局进行调整是全面深化改革发展的重点内容, 也是带动社会发展, 提升改革成果的关键。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应该建立公平和谐普惠民生新模式。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要保证人民群众价值主体, 明确人民群众的基本诉求, 推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工作不断发展。在改革过程中充分的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 建立以人民群众利益为标准的改革事业新规定。民生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内容, 普惠型社会的构建能够进一步促进我国民生事业的发展, 积极有效的回应人民群众的需求, 化解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人民群众价值主体性不明情况, 根据人民群众整体利益完善体制建设, 实现系统性改革发展, 充分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使人民群众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人。

社会公平体系的建立能够促进全面社会改革发展的效果, 巩固人民群众的价值主体地位。良好的社会环境能够使人民群众充分的感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转变社会财富发展, 实现利益格局的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的发展能够在实现共同发富裕的基础上使人全面发展, 这是深化改革树立公平正义理念, 推动法治中国建设进程, 完善法律制度切实保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点。全面深化改革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点, 要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在这次改革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使其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得到体现。

摘要：群众路线是全面进行深化改革发展的基本工作路线。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说明要坚持群众路线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在新形势下要不断创新群众路线的实践活动, 为全面深化改革奠定基础。

篇3：全面深化改革重塑中国城市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结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部署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提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五大改革任务。 对于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而言，两个“三中全会”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不同的则是改革的环境、主体和任务。 1978年，中国城市化率仅为17.92%，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乡土中国”，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点是“尽快把农业搞上去”。

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3.73%，“乡土中国”变为“城市中国”，城市成为落实深化改革的“主体”和“主战场”。为此，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城市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主体”，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对象”，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就是城市全面深化改革，城市全面深化改革的质量和成败决定着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质量和成败。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正步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

以往在经济高速发展中累积和被掩盖的问题、矛盾和后遗症，在经济“新常态”下迅速抬头，并在某种程度上集中表现为“城市问题”和“城市病”。 为应对这些问题、矛盾和挑战，党中央和国务院密集推出一系列新政策和新实践。这些“始于中国城市，用于中国城市”的新的理念、政策和实践，在自身不断完善的同时，也全面深刻地重塑着中国城市的形态、功能和性格。

抓住主要矛盾，破解“城市病”

新中国的城市发展进程，大体上走过了两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的30年，政治型城市发展模式是主导模式。这是一种以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需要为中心、一切服从于国家政治需要的城市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经济型城市发展模式成为主导模式。这是一种以GDP为中心、一切服从于发展生产力的城市发展模式。

这两种模式各有各的历史合理性，同时也有各自的局限性。 政治型城市发展模式成就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是后来一切事业的基础和母体。但问题在于“政治”压抑了“经济”。 经济型城市发展模式最大的“得”是中国GDP总量跃升为世界第二，极大地提升了综合国力和城市竞争力。但最大的“失”是愈演愈烈的环境资源问题和社会人文问题，前者严重威胁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条件”，后者严重威胁到城市健康发展的“主体条件”。

政治型城市发展模式最大的后遗症是“政治与经济”“政府与市场”在边界上的不清晰和功能上的错位，经济型城市发展模式最突出的问题则是导致了“客观方面的环境资源紧张”和“主观方面的人文价值贫乏”，这些问题和矛盾在当下相互缠绕在一起，是造成“城市病”大面积、集中性爆发的深层原因，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予以解决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 这些长期累积、错综复杂的问题和矛盾，不可能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解决。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新实践中，深刻把握住影响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并以建构国家治理和发展新理念的方式寻求中国城市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 首先，以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为核心，解决政治型城市发展模式的后遗症。

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推进城镇化要注意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并确立了“既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在创造制度环境、编制发展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职能”的大政方针。

其次，以生态文明建设和文化强国建设为抓手，全面应对经济型城市发展模式造成的各种顽疾和并发症。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201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首次提出“绿色化”概念，并将其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并列。 在文化建设上，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相继主持召开文艺工作、社会科学工作等多个座谈会，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文化领域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形成共识、统一思想和协调发展。 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同年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在中国城市工作中贯彻五大发展理念，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五大发展理念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的系统集成与理论自觉，为城市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健康发展提供了总体战略思路和科学评价标准。

“指挥棒”变了

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党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大背景下，中国城市迅速走上了经济型城市发展道路。 “以GDP论英雄”成为考察干部政绩及评价城市竞争力的主要标准，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走向极端，由此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负面影响。

一方面，以GDP增长考核干部的业务水平与绩效，必然逼迫各级干部把经济目标作为主要追求，而很少考虑环境是否友好、资源是否节约、能耗是否降低、产业是否先进、历史文化能否传承、社会能否承受、普通市民能否共享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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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还导致从改革开放中逐渐淡出的政治型城市发展模式卷土重来，相关城市管理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不仅不愿意放弃各种权力，还会把城市发展的主要资源如土地、财政、项目审批等抓得更紧。

这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为什么还会出现政府“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乱管”，以及中国城镇化速度和质量不对等、规模和内涵不协调、面子和里子不匹配等问题的根本原因。

建立科学的符合中国城市发展规律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以此为“指挥棒”引领城市管理者改变思维方式和政绩观，进而推动粗放型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型，实际上已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由之路。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新实践中，透过城市管理的复杂表象，洞悉其错综复杂的内在机制，旗帜鲜明地提出“不以GDP论英雄”。

把复杂的城市发展简化为单纯的经济发展，是一切问题的核心和关键，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彻底解决，其他问题也是推不动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

2013年底，中组部印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规定各类考核考察不能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政绩评价的主要指标，同时明确要求加大资源消耗、环境保护等指标的权重。 在解除牢牢套在头上的“紧箍咒”的同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还把对干部的政绩考核与绿色发展等紧密结合起来。

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引领形成新的发展观、政绩观。2015年，习近平在为《福州古厝》作序时指出，发展经济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文物，保护好名城，同样也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二者同等重要。 把政绩考核从单一的经济指标拓展到环境、民生、文化等方面，对于纠正一个时期以来以“唯GDP化”“房地产化”“政绩工程化”为代表的城市粗放发展方式起到了拨乱反正的重要作用。

党建影响城建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大发展目标之后，又特别提出了第六个建设目标——党的建设。 按照一般的理解，城镇化主要包括环境、人口、经济、社会和文化，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基本上实现了对城市发展主要领域的全覆盖。不过，蓝图设计好之后，关键是要有人去做。

历史上的任何伟大事业，从一开始都会面临三个问题：一是时间问题，它的本质是“来不来得及做”或“有没有时间去完成某件事”。

二是空间问题，它的本质是“有没有条件和资源做”或“具备不具备做某件事的历史条件或社会土壤”。三是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本质是“有没有合适的人去做”或“这样一群人能否完成历史赋予他们的艰巨任务”。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彻底解决中国城市发展中各种久治不愈的顽疾，关键是要有一大批能够承担使命、无往不胜的人。

围绕人这个核心中的核心，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严治党、从严整肃干部队伍，迅速在整体上提升了中国城市建设者的战斗力。 在此基础上，很多长期以来相互推诿扯皮的“老大难”问题出现转机或被彻底解决。 京津冀的一体化进程2014年以来发生了“质”的变化，如天津自贸区的京津冀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检验检疫通关业务一体化改革等。在城市环境方面，河北省的张家口市、固安县等已开始采用首都环卫标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2015年重点工作》已涉及北京、天津及河北省的唐山、廊坊、保定、沧州等城市。

2015年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促进“多规合一”后，不仅各部门纷纷响应，同时相关的试点工作也已迅速展开。 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并不会一帆风顺。中国的城镇化不仅涉及环境资源、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要素，也由于其体量巨大、关系复杂等原因，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摇摆、反复甚至局部倒退。这都是正常的，不必大惊小怪。对于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城市问题，只要我们秉承“知行合一”的弘毅精神，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坚持高度的文化自信和道路自觉，就一定会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城市家园。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光明日报》城乡调查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学斐讯智慧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文化部文化产业专家委员会委员）

篇4：解码中国基本方略③：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一、依法治市是成都市全面深化改革成功的重要保障

成都市委十二届三次全会已经将全面改革的方向确定为市场化、法治化、现代化、国际化和创新驱动“四化一驱动”。其中法治化是重要保障, 关系到其它各项改革的成效, 如市场化是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 但是前提是要用法治确保各经济主体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 如果有企业可以越过法律, 靠行政权力来取得资源或占领市场, 企业发展的重点就会扭曲, 不再去提高技术和效率, 另外市场经济以合同为基础, 要求大家诚实守信, 如果失去法律的约束, 大家在交易中就会担心、猜忌, 效率无法提高, 导致市场化的改革目标无法实现。

国际化的改革方向也需要法治的保障, 向西开放使成都由开放的后方变为了前沿, 我们面临的国家很多都是讲法治、讲规则的国家, 成都正在建新川创新科技园, 以新加坡为例, 新加坡文化中最核心的是契约文化、合同文化、法制文化, 我们要实现充分国际化, 就要适应国际规则, 首先就要有法治意识、规则意识, 否则, 即使实现了国际化, 也可能在国际合作和贸易中吃亏。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同样需要法治的保障, 推进法治化, 才能完善创新驱动的市场导向机制, 才能保护知识产权, 促进大家创新的积极性;建立促进创新资源共享的法律法规和激励机制, 才能整合成都丰富的人才、技术、信息等创新资源, 优化成都市的创新生态环境。

因此, 成都市应该利用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的契机, 在更细的层面上研究如何推进法治与其它工作的协同性, 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的顺利推进, 这也是四中全会给成都带来的新的发展机遇。

二、成都市依法治市的成功经验总结

2014年3月, 《成都市依法治市实施纲要》出台, 明确了依法治市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实施进程和组织保障, 充分体现了成都市对依法治市工作的高度重视, 不仅如此, 成都市已经推进的很多工作的思路和四中全会精神具有一致性, 这些工作不仅取得了实效, 也直观地反映了依法治市的重要作用, 表现在不同领域, 从中也能以小见大, 体现出四中全会精神对各项工作的促进作用。

(一) 制定地方性法规时充分尊重民意

成都市在制定地方性法规中坚持“开门立法”, 注重制度建设, 落实了立法听证、专家论证和公布立法草案征求意见等制度;完善立法程序, 每件地方性法规草案和政府规章草案都通过网络向公众公开征求意见建议, 如2014年4月, 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在制定《成都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过程中, 就举行了立法听证会, 广泛听取了社会各界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创新听证方式, 利用网络对一些立法听证会进行直播, 提高透明度, 如《成都市烟花爆竹燃放安全管理规定》立法听证会就进行了全程网络直播, 互动平台访问量达2.6万人次。

(二) 全面推进政府信息公开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 成都市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主动有为, 2011年初就设立了成都市人民政府行政效能建设办公室, 规范了行政信息公开的内容和程序, 提高了政府透明度, 扩大了广大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加强了对行政管理事务的监督, 从而规范了行政管理程序和行政执法行为, 成都市规定市民在拨打市长热线反映相关问题后, 将在5个工作日内得到回应, 目前办理的回复率已经达到了95%, 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也使行政管理部门能够获取民意, 按照民意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如成都市的行政许可项目由原来的1166项减少到105项, 极大地优化了成都市的投资环境。

(三) 法制文化建设取得了重要成就

近年来, 成都市重视法治文化建设, 已经取得了重要成就, 成都市成为全国副省级城市中唯一连续5次获得全国普法先进称号的城市, 有6个区 (市) 县被评为全国首批法治县创建先进单位, 4个区 (市) 县被评为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先进县, 成都市的基层法治文化建设也成为了重大亮点, 其成就表现为法治文化基础设施丰富, 如武侯区的长寿苑法治广场, 通过展板、板报等展示了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双流县羊坪社区设立了法治长廊、普法课堂, 青白江将清泉学校建设为法治教育基地等, 在建设法制文化过程中, 这些基础设施发挥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更具有长久性和亲民性。不仅如此, 一些基层法治文化建设已经在改善社区环境, 化解邻里矛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在温江区寿安镇的乌龙岛村, 村民通过乡规民约形成自我约束, 互相监督的体制, 大家对破坏环境的行为会自觉抵制, 使乌龙岛村的生态环境保持良好, 该村还设立了一个矛盾调解室, 有效地化解了邻里矛盾, 这种乡规民约的作用甚至好过了政府调节, 因为大家形成了自觉的法治意识后, 很多问题就会防范于未然, 这些成果也能使大家感受到法治建设带来的切身好处。

此外, 成都市在运用法治保障知识产权, 保障重大决策程序合法等领域也有很多创新性做法, 整个法治建设呈现出整体推进, 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

三、成都市当前推进依法治市的策略思考

法治成都建设任重而道远, 需要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精神从各方面统筹推进, 首要的问题是促进全社会加强法治社会建设的积极性, 以法治保障各项建设的顺利开展, 以成果进一步促进大家法治意识的提高, 形成良性循环。

(一) 党员干部要率先垂范, 着力提高法治化管理和服务的水平

党员干部在依法治市中肩负着表率和引导责任, 应该主动提高法治意识, 带动全市依法治市工作的顺利展开, 一是要坚持和完善法律集体学习制度, 及时补充和提高宪法以及履行工作所必需的法律知识, 在履行工作中讲法治、讲程序。二是要转变观念, 树立法治精神, 特别是要转变“人治”思想, 坚持依法办事,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牢记权力是人民赋予的, 在行驶职权中必须遵守法定规则和程序。三是要加强规则意识, 善于运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 运用法治思维思考和处理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解决的方式方法必须于法有据, 符合规则。四是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精神, 逐步将法治建设成效纳入政绩考核指标, 以制度保障党员干部带头遵法守法用法。

(二) 进一步完善成都市的地方性法规

成都市当前的发展处于关键时期, 面临着向西开放、天府新区上升为国家战略等重大机遇, 也出现了资源要素趋紧等挑战, 成都市及时制定了科学的发展方略来抓住机遇, 实现乘势而上, 但是需要在各领域出台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以保障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 这也顺应了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形势, 将成都市具有地方立法权的优势进一步发挥, 以四化一驱动的全面深化改革方向为例, 应该完善促进形成自由竞争、公平竞争的地方性法规, 保障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实现, 完善金融、贸易、物流等领域的法规, 保障国际化改革方向的实现, 完善知识产权的申报和保护条例、创新资源共享的条例、人才引进和培养的条例, 明确创新成果的归属, 保障创新驱动战略的顺利实施。

(三) 推广依法治市的成功经验

成都市的依法治市工作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 特别是在改善民生方面已经取得明显成效, 对这些成就和经验进行推广, 不仅能够让大家直观地感受到依法治市带来的好处, 而且能够相互借鉴, 加速各地的法治化进程, 在经验交流中还能够相互启发、深入探讨, 使依法治市工作更好地开展, 优化全域成都的法治环境, 如对温江区乌龙岛经验的宣传, 必将使公众体会到法治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从而以更大的积极性参与依法治市工作。

(四) 促进法治工作与其它工作的协同推进

党和国家历来重视总布局的理念, 重视各项工作的协同性, 依法治国与其它工作的协同性更为重要, 成都市依法治市的生命力就体现在能够为其它工作形成良好的保障, 因此, 成都市在推进依法治市过程中, 也应该促进依法治市与全面深化改革、生态文明建设、产业升级等发展战略的协同性, 这些工作为依法治市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将丰富依法治市的内容, 也需要法治的保障, 如生态文明建设和创新驱动都属于周期性较长的工作, 需要领导干部具备长远眼光、具有“功成不必在任内”的心胸, 这些意识更需要靠制度来养成, 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 就能够使领导干部主动坚持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协同推进, 在产业升级中坚持以创新驱动为抓手, 事实上成都市的部分地方已经形成了长期责任制的理念, 这些地方在相关工作领域也走在了全市的前列, 如蒲江县在干部任用中将考察其在生态文明建设、环境保护中的实绩, 此举保障了蒲江县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推进, 成为我市第一批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 充分体现了法制理念对其它工作的保障作用。

摘要：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了依法治国的若干问题, 对依法治国提出了明确要求, 对地方政府来说, 既应该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的要求, 也需要从中发现新的机遇, 关键是要使依法治国与其它工作形成协同推进的机制, 从而进一步增强贯彻精神的主动性, 成都市目前开展的重点工作都需要法制的保障, 在推进依法治市的过程中就有条件、有必要使各项工作形成相互促进的局面, 使依法治市为全面深化改革保驾护航。

关键词：法制,协同,推进,策略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篇5：解码中国基本方略③：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一、《决定》的政策思路是供给侧管理

从现代经济学和现代国家治理角度看，《决定》所体现出来的核心思想是“优化环境、放松管制、对内搞活、加强监管、转型升级”等典型的供给侧管理思维。对于改革和经济转型，最重要的不是看政府做了什么，而是政府不做什么。这二十个字的政策思维具体是指：

第一，《决定》清晰界定了政府与市场的界限，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优化困扰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体制机制环境。长期以来，一个深刻影响我国经济企业发展的体制性问题，就是政府和市场界限不明确，政府的突出问题表现为“越位”和“缺位”并存：越位是指政府直接干预经济、干预企业过多，看得见的手伸得太长，管得太宽，比如政府直接办企业，中央政府及各部委办的叫中央企业，地方政府办的叫地方国企；缺位是指政府的角色定位不清楚，有好处的地方各部门都争抢着管，与民争利，相反该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地方，反而看不到政府的身影了，比如产品质量监管、工作场所安全、企业排污监管等等。《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时厘清了政府的职责和作用，有助于形成良性循环的政企关系和企业营商环境。

第二，《决定》体现了“放松管制”的思想，使用了大量“放松管制”的词汇。由于过去政府干预微观经济过多，因此必须解决政府“越位”问题，大幅减少政府对经济和市场的行政干预。《决定》使用了大量“对政府做减法”的词汇，其中“减少”使用了9次，包括“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减少（党政群）机构数量和领导职数”等；并多处使用了“废除”、“清除”、“破除”等词汇，如“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着力清除市场壁垒”、“削减资质认定项目”、“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废止劳动教养制度”等。

第三，《决定》着重体现了对内搞活思维。传统上政府一说开放就是对外开放，结果造成了对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和民营企业的弱国民待遇。《决定》展示了中央推进对内开放、增强活力的思维和决心。一是对民营经济放开搞活，减少或废除对民间资本的各种审批许可，比如“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等。二是对国有经济放开搞活，推进国有企业实施混合所有制，国资监管以管资本为主，对国有出资企业则放开搞活，以市场化方式推进国有股权减持、产权交易、管理层激励和约束、允许高层管理人员和普通职工持股。这势必增强现有国有企业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

第四，《决定》体现了弥补缺位、加强监管的现代政府治理思想。很多人只注意到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忽略了与之连在一起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现代经济和现代政府治理中，政府都不是全能政府，也不是“守夜人”政府。《决定》总结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涵义是，要“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特别要解决“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决定》中对国资监管、市场监管、金融监管、海关监管、环境监管、公共安全监管等领域都有很到位的论述。

第五，《决定》的目标是发挥一切生产要素的积极性和活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推进社会发展向现代社会转型。《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决定》逐步取消国有企业、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的行政级别，将使它们回归本来面目，同时推进政社分开、社会组织发展，这将使我国朝着一个具有现代经济架构、现代政府治理架构的国家迈进。

二、我国各类企业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

从市场主体看，截至2013年底，我国实有各类型企业共1500万家，其中私营企业约1230万家，国有企业14.7万家，外资企业44.6万家；个体工商户4400万家，农村专业合作社95万家。从市场主体角度看，《决定》给我国各类企业带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主要体现在优化环境、放松管制、对内搞活三个方面。

（一）优化企业营商环境

近年来我国企业营商环境有所恶化，包括市场环境和体制环境。中央提出，要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形成新的改革红利，以弥补市场环境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决定》在优化企业营商的体制环境方面着墨颇多，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清楚表达了继续市场化改革的政策走向。要继续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领域的全面改革，特别着重提出要保护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给广大企业家吃“定心丸”。过去一些时期，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经常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扭曲市场信号。《决定》赋予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强调政府要在提供公共服务、加强市场监管、弥补市场失灵等方面发挥作用。这在大方向上给予了广大企业家信心。

第二，转变政府职能。市场能不能起决定性作用，关键要看政府职能能否转变，特别是政府能否从直接配置资源的角色中脱离出来。《决定》指出，要“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等项目外，企业投资项目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批；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同时还要弱化地方政府的GDP政绩考核偏向，减少其投资冲动。

第三，金融、人口、科技、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体制改革。新一届政府成立后，金融改革一直在推进，《决定》更加明确了推进金融自由化、国际化和加强监管的方向。人口方面，要“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科技方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打破行政主导和部门分割，开放科研基础设施。土地方面，鼓励农地流转并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

第四，完善市场监管体系。推进工商注册便利化；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制度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都可以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破除行政垄断、市场垄断，反对不正当竞争；完善企业破产和市场化退出机制。

（二）放松国有股权和民间资本的管制

“放松管制”是典型的供给侧管理政策。《决定》中的“放松管制”思维主要体现在放松对国有企业的股权管制和对民间资本的行业准入管制上。

第一，放松政府对国有股权的管制。过去我国追求“一大二公”，搞“纯而又纯”的国营经济，后来搞国有独资企业，即使很多上市公司也是国有绝对控股。《决定》打破了这一模式，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进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减持一定比例国有股份，吸引社会资本参股；同时，还允许国企高官和普通职工持有股权多元化后的企业股份。政府放松了对国有股权的管制，允许国有股份的降低和新参股者，意味着要增强国有资本的流动性和市场收益，减少对国有企业的微观干预和体制束缚。对于国有企业来说，这是一项重大利好。

第二，放松政府对民间资本的管制。鉴于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已经占到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近70%，同时民间资本投资实业的愿望和信心都连续下滑，拓展民间资本的投资空间势在必行。《决定》在各个领域都体现了对民间资本准入的放松管制，比如“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 “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等等。贯彻落实上述文件，有助于恢复和刺激民间投资的信心和动力。

（三）对内搞活，提高企业活力

放松管制的目的是减少对市场主体的体制束缚，提高企业自由度和活力。近年来，企业营商环境恶化以及企业活力下降是不争的事实。2012年6月发表的中国企业联合会调研报告指出，我国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传统优势正在减退，后续发展动力尚未形成，我国政策目标应着眼长远，把我国的宏观调控思路从需求管理转到供给管理上来，放开搞活企业，给企业松绑。2013年9月出版的《2013中国企业500强报告》也同样证明，国企和民企的经济效益和活力均显著下降。早在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武汉座谈会上一连使用了三个“活力”——“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为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不竭动力，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增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发展活力，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微观基础的活力”。《决定》在论述两个“毫不动摇”时指出，要“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要“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显然，国有经济既要有控制力和影响力，更要有活力；民营经济更要在增强活力的同时提高发展质量。更加注重活力而非规模，是《决定》发出的明确信号。无论国企还是民企，都需要更加重视转型升级、清理包袱、深化改革和管理提升，最终实现从注重规模扩张向注重质量效益、从国内经营向国际化经营、从产业链过度延伸向专注高端的转变。

（四）中央国有企业的机遇

特别要指出中央国有企业面临历史性机遇。我国14.7万家非金融类国有企业中，地方国企约10.3万家，中央企业约4.4万家，包括国资委所监管的三级国有企业3.3万家，其他79个中央部门所属国企1.1万家。尽管数量少，但中央国有企业资产和营收规模特别庞大，涉及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决定》对国资监管和国企改革进行了顶层设计，直接涉及国资委及其他部门所属的中央国有企业的改革、转型和发展问题。总体看，混合所有制化后的“新国有企业”将迎来放开搞活、转型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第一，部分中央企业的“淡马锡化”。《决定》提出，要“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是个新概念。根据国研中心的“383方案”，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是一种以新加坡淡马锡公司为基本模式的国有独资的国有资产（股权）管理公司。不少地方政府已经成立了采用类似淡马锡模式的企业，中央层面以中央汇金公司的金融资本运营模式最为典型，国务院国资委2010年也设立了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实际上就是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思路。毫无疑问，部分中央国有企业将被改造、改组为“淡马锡”模式，这实际上是一次重大转型机遇。目前看，最有可能被改组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中央企业应该是初步具备“多元化控股公司”雏形的企业，比如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华润集团、招商局集团、中粮集团、中化集团、中航工业集团、中国机械工业集团、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中国诚通控股集团、中国建材集团等。

第二，多数中央企业将“混合所有制化”。“混合所有制”是《决定》关于基本经济制度领域的核心概念，国资监管和国企改革的各方面都将围绕它开展和进行。大部分中央国有企业将通过股权多元化改革、国有股减持和引进社会资本，逐步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政府部门对于新形成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将以“管资本、管股权”为主，不再干预企业经营行为，以“用脚投票”和董事会治理的方式表达对企业经营行为的看法；同时，还会完善企业公司治理，形成具有自生能力、市场竞争能力的公司治理结构。新的更有效率的公司治理结构将有效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和市场活力。

三、《决定》对我国企业提出的要求和挑战

供给侧管理思维一方面要放松政府对企业的管制，另一方面更要弥补政府“缺位”，加强各方面的监管，多数监管都与企业有直接关系。供给侧管理思维的主要目的是从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中长期问题着眼，释放企业活力，推进经济从旧的增长模式转向更高级的增长模式。这事实上对我国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对内搞活，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决定》全文共使用了10次“活力”，包括企业活力、社会活力、创新活力、文化创造活力等方面，针对的是思想观念的僵化和利益关系的固化。所以《决定》提出，要“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从企业角度来看，要对内开放、搞活企业是大势所趋，是企业期盼已久的历史性机遇，但也要看到，对内搞活既是机遇，也是重大挑战。第一，不少人对于《决定》提出的诸多论述和创新难以理解，特别是相当多的基层政府人员吃不透《决定》的政策思路，更处理不好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和加强监管的关系。这一方面是由于知识水平有限，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僵化的思想观念。第二，利益格局调整难度极大，特别涉及部分政府部门和公务人员、涉及部分企业的固有利益格局。《决定》大方向是建立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和有活力的市场经济，那么就必然要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限制政府“看得见的手”的权力，最大限度减少行政审批，破除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同时加强公共服务供给。这需要决策者用极大勇气和有效机制来推动。

（二）加强对企业的全方位监管

过去，政府在GDP政绩导向下成为经济发展型政府，各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一定程度上成为“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是把政府监管缺位形成的巨大社会成本转嫁给了社会，最终形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产能过剩、官吏腐败、债务高企等问题。旧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决定》着眼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要解决“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弥补市场失灵，加强全方位监管。1、市场监管。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监管体系，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褒扬诚信，惩戒失信。2、金融监管。要加强金融业对内开放条件下的金融监管，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3、税收监管。把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4、科研资源监管，建立创新调查和创新报告制度，构建公开透明的国家科研资源管理和项目评价机制。5、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建立最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建立食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保障药品安全。6、安全生产监管，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7、土地和资源监管。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提高工业用地价格；完善生态补偿机制。8、环境保护监管。强化节能节地节水、环境、技术、安全等市场准入标准，用制度保护环境，独立进行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9、政企关系监管。加强和改进对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纪检巡视制度要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用制度反腐败。10、国资监管。要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国有企业经营投资责任追究，探索推进国有企业财务预算等重大信息公开；加强人大国有资产监督职能。

（三）推进企业创新和转型升级

推进经济转型，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最终目标是要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靠企业转型升级完成经济转型升级，体现在企业层面就是要形成一批依靠创新驱动、具有世界水平的跨国企业。这既是希望，也是任务。第一，二元企业政策的“一元化”，形成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开展竞争、靠创新和效率赢得市场的企业竞争格局。国有经济的混合所有制化，是要把国有企业赶出政府怀抱、使其脱离政府呵护，让其真正地企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成为具备自生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市场主体。这意味着长期以来形成和固化的二元企业所有制结构将就此终结。第二，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大型企业创新骨干作用，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推进应用型技术研发机构市场化、企业化改革，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第三，以对外开放促改革，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放宽外商在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电子商务、会计审计等领域的投资准入，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扩大企业对外投资，确立企业对外投资主体地位，允许企业发挥自身优势对外投资。

四、结论

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对于我国企业来说具有历史意义。总体看，机遇显著大于挑战，挑战也不可小觑。第一，它瞄准当前我国企业和经济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果断实施以供给侧为主的体制改革，优化企业营商环境，放松政府管制，对内对外开放，各类企业都迎来激发活力和动力的历史性机遇。这是正确的药方，有助于构建一个着眼于未来若干年的良性循环的体制环境。第二，对贯彻落实三中全会决定可能出现的思想阻力和利益阻力不可掉以轻心。制度惯性和路径依赖没有那么容易打破。《决定》描绘的美好蓝图和愿景能否实现，关键在于落实。第三，推进改革是大势所趋，企业和企业家迎来一个大有作为的时代。我国企业应该在《决定》开创出来的广阔市场空间中提早谋篇布局，发挥企业家的创造性破坏和探索精神，在深化改革、促进转型、增强国际竞争能力上下功夫，勇于担当，增强信心，奋发图强，为我国经济转型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