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培训方案

公安培训方案（共8篇）

篇1：公安培训方案

2012年度警官

业务培训工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城乡警务改革，全面提升瓦房店市公安局全体民警的综合业务素质和能力水平，在瓦房店市公安局的领导和支持下，经大队领导研究决定，对部分民警开展一次业务培训工作。为确保此次培训工作取得实效，特制定培训方案如下。

一、组织领导

为确保培训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加强此次培训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领导小组：

组长：

副 组 长：

成员：相关科室。

二、培训时间、地点、课程安排、对象以及岗位

时间：6月21日至10月底

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理论授课阶段（6月22日至7月27日）；

第二阶段：实战培训阶段（8月28日至10月25日）； 地点：局机关、巡特警大队、刑警大队

课程安排：培训课程详见附表一；

对象：培训对象及参训科目见附表二；

岗位：社区民警;

三、培训内容及方法

内容：

（一）人口管理:重点人口、监管对象、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实有人口；

（二）基础信息采集：信息的采集及录用；

（三）治安管理、治安防范；

（四）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方法：

（一）理论授课：由公安局相关部门人员和相关业务人员进行理论授课，使民警基本掌握派出所业务的相关知识。

（二）实战应用：安排民警选择两个岗位到市局业务量较大的公安派出所和业务量较大的边防派出所进行实践，跟班学习，逐步提高民警综合业务素质和能力水平。

四、考核方法及奖惩措施

（一）考核方法：考核工作采取“日常管理”考核和“业务培训”考核两项。“日常管理”考核共100分，由担任培训任务的单位共同负责考核；“业务培训”考核共100分，分为“理论考试（30分）”、“实战培训”考核（30分，教员打分）和“实战应用”考核（40分，模拟日常工作考核民警实际操作能力）三个内容，由培训领导小组负责考核。考核分为四级制评定【即：优秀（90分以上）、良好（70-89）、及格（60-69）、不及格（60分一下）】，其中理论考试必须达到90分以上。

（二）奖惩措施：培训结束后汇总考核成绩，对每个岗位成绩第一名进行奖励，颁发奖金，结合被奖励民警的日常工作情况，在年底立功受奖方面予以优先考虑。考核成绩不合格的不予结业，到大队进行理论学习，考试及格后到公安或边防派出所进行实战培训，通过考核后到原派出所工作。同时，考核成绩将进行全大队通报，及时有效地检验培训成果。

五、要求

（一）提高认识，珍惜机会。此次培训，市局为我们提供了教员、场地、食宿等有力支持，保障我们培训工作顺利开展，每名参训民警要高度重视，珍惜此次培训机会，本着“高标准、严要求”的原则，认真学习技能，切实掌握本领，全面提高自身业务能力。

（二）严格要求，服从管理。培训期间，每名民参训民警要严格遵守作息时间安排和培训期间管理规定，切实服从培训单位管理，严禁出现顶撞教员、不服从管理、违反“五条禁令”等现象，发现此类问题，培训成绩不予及格，并视情给予纪律处分。

（三）统筹兼顾，搞好结合。要抓好执法培训和日常各项工作的有机结合，培训期间将自己负责工作的相关簿册等带齐，利用课余时间，结合培训内容，及时记录，确保执法培训和其它各项工作“两不误”。

（四）加强请示，注重安全。要加强请示汇报，对发现的问题和培训中遇到的各类情况，要及时向培训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以便及时解决。要特别注重安全，严格按照制度和要求开展工作，参加执法执勤、军事训练等任务时要注意自我防护，出动车辆时要注意行车安全，确保不发生各类事故。

篇2：公安培训方案

（草案）

为切实提高支队各级通讯员的新闻采访、新闻稿件撰写能力，提高支队消防宣传整体水平，扎实做好支队新一年的宣传工作，支队决定对各部门、各大(中)队通讯员集中进行消防宣传培训工作。

一、培训目的

通过培训，指导各部门、各大(中)队，尤其是战斗在灭火和抢险救援一线通讯员学习新闻采访、新闻稿件撰写、摄影、摄像器材使用及维护保养等知识，提高各级、各部门通讯员在新闻采访和消防新闻稿撰写的能力和水平。在支队党委的领导下，围绕支队中心工作，积极做好在防火、灭火和抢险救援工作中取得的突出成绩、先进事迹和典型人物，切实做好支队的消防宣传工作，营造有利于促进消防事业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

二、培训时间及方式 1、2月XX日8时30分，请XXX老师对通讯员进行培训讲座。2、2月XX日10时，请XXX简要介绍摄影知识及摄影器材使用技巧和维护保养注意事项。3、2月XX日11时，请XXX简要介绍摄像知识及摄像器材使用技巧和维护保养注意事项。4、2月XX日14时30分，请XXX讲解如何写好消防新闻稿。5、2月XX日15时00分，舆论导向课（支队全体官兵）6、2月XX日16时30分，支队领导总结，培训结束。

三、培训地点

支队机关十楼会议室(或特勤大队六楼学习室)

四、参加对象

各部门、各大(中)队通讯员。（机关干部等候通知）(参加培训的通讯员名单见附表)

五、培训内容

1、通讯员的职责，通讯员的素质要求。

2、消防新闻写作的基本知识：消防新闻的基本要素；消防新闻的特点；新闻题材；消防新闻写作基本技法；怎样写好消防新闻。

3、摄影、摄像基础讲座、以及投稿注意事项。

4、摄影、摄像器材使用技巧及维护保养注意事项。

六、要求 1、2月XX日上午8时10分，各单位通讯员按时到特勤大队蓝球场集合点名，并自带本、笔、摄像机、照像机。

2、培训中要认真听讲，做好记录。

篇3：公安院校民警培训课程建设的思考

目前,学院的培训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专业技能提高培训,如交通事故处理培训班,军队保卫干部培训班,经侦业务技能培训班和各类专业证书班,都属于此类培训;另一类是指挥员培训班,包括刑侦指挥员培训班,科所队长培训班等。以2014年为例,学院共举办各类短期班49 期,其中,专业技能提升类培训班23 期,指挥员类培训班26 期。同2010 年相比,指挥员类综合培训的比例明显增强,专业类培训朝着更高层次、朝着尖端科研应用领域发展。这一变化客观上要求学院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明确培训定位,即以中高端指挥员培训与专业技术提升培训为主体,服务公安机关四项建设,同时兼顾司法、军队保卫人才培养。这一培训定位,要求学院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师资培养等方面进行相应配套,加强内涵建设,构建师资梯队,提升培训品质,打造培训品牌。

1 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1 教学内容针对性不明显

从目前学院培训课程体系来看,专业课程的覆盖面基本能够满足培训的需求,各类课程都有相应的教师主讲,但在授课质量与讲授侧重点等方面,仍存在较大提升的空间,教学内容针对性不明显,缺乏精细化考量,培训难以切中要害,偏离培训预期。在精细化、品牌化的今天,细节决定成败,针对性决定培训品质。

形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培训方的原因,也有受训方的原因,具体归纳有如下四点:第一,受训单位培训目标不明确,不能提出有效的培训需求,造成培训无的放矢;第二,前期沟通不足,培训方没有清楚掌握受训方的培训需求,没能完全把握培训重点,致使培训针对性不强;第三,对受训学员的基本情况缺乏了解,难以把握学员的实际需求;受训学员需求分散,没有统一的意见,使授课教师无法把握培训重点;第四,授课教师的积极性不高,对课程准备不充分,平时积累不够,难以达到培训的要求。

1.2 课程内容与实践联系不充分

表现为课堂讲授偏重侦查理论或者法律框架,偏离培训主题;课堂讲授内容陈旧,与公安工作实际脱节;案例缺乏典型性,对现实侦查工作缺乏指导意义。导致培训课堂教学缺乏吸引力,难以满足学员对培训的需求。

究其原因,第一,由于教师自身锻炼实践不足,缺乏切身体会,难以掌握相对多的实践知识,更难以深入掌握办案的技巧与精髓;第二,实践锻炼的周期过长,难以及时补充新鲜的知识与理论,把握最新的实践动态与科技成果应用,导致讲授内容与侦查实际脱节;第三,存在课前分析不足的情况,缺乏对学员学习需求,学员结构特点,以及所在地域发案特点等情况的了解,讲授内容难以契合受训学员的工作需要,致使讲授与工作实际联系不大。

1.3 成教授课教师数量不足

表现为:单门课程授课教师数量不足,特别是平台课和专业基础课,教师授课任务繁重,难以抽时间研究学习,如现场勘查、预审技巧、证据提取等大部分培训班都要学习的课程,授课教师不足;

究其原因:客观方面,第一,由于师资梯队建设不完善,能够为成教学员授课的教师数量少,更由于新生力量补充不及时,或者素质能力达不到成教授课需求,致使授课教师不足;第二,由于教师培养计划与评价机制不完善,致使青年教师很难站上成教讲台,有机会也不敢尝试,因为如果形成教学员的差评,对系部有不良影响,对教师本人的自信心打击较大,也影响学院培训质量与品牌。

主观方面:第一,教师在主观上为成教授课的积极性不高,因为,与本科生相比,两者的课酬相同,工作量计算相同,而为成教授课,由于成教学员有一定的实践经验,还需要理论联系实际,而且,不是一门课从头讲到尾,而是根据培训需要,截取相关部分进行重点讲授,需要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授课压力大,一旦出现准备不足的漏点,极容易引起成教学员的差评。而上同样的本科课程,需要准备时间和所要话费的精力要少得多,更有一些老师,由于上过几轮本科课程,基本不用备课,上课直接就能讲,而且更容易培养与本科学员的感情。第二,受职称影响,一方面,有能力讲授成教课的教授,由于没有评职称的压力,平时只要完成基础工作量即可,没有必要多花精力备课,多上成教课。而有评职称压力的教师,讲师难以达到为成教授课的各方面的要求,一般很难站上成教的讲台;而有评职称需求的副教授虽然全力授课,无奈时间、精力有限,还需要上本科课,搞科研,参加教研活动,难以满足培训对课时量的需求。

2 解决问题的建议

2.1 加强前期沟通,切实掌握培训需求,把握培训重点与难点

前期沟通对于办好民警培训工作至关重要。受训方的培训目标与需求、课程设置、培训时长、人员构成等与培训相关的各种信息与要求,都需要前期沟通来完成。培训方只有在充分掌握培训相关信息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有针对性课程设置,选派教师,做好其他前期准备。同时,方便授课教师根据受训方要求,准备好讲授重点与难点,进行有针对性的课程准备。

形成前期沟通的制式表格,将需要了解的项目根据需要列到表格内,在前期沟通时,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有侧重点的选择,同时避免漏项,使前期沟通真正达到了解办班需求,掌握学员情况,摸清培训底数,提供全面分析的目的。

2.2 分级分类培训,增强培训的针对性与时效性

对受训学员根据公安实践经验、学历层次、从事岗位、对培训的需求等方面,进行分班培训。以技术类学员为例,可以分为新入警学员业务技能普及班,专业技能提高班和专项新技能培训班等不同层次培训班,从而提升培训的针对性,实行精准打击,提高培训实效。

可以将现有的专业证书班进行有效拆分,将有一定基础知识,有一定工作经验的来院培训的在职公安民警,按照所学专业,编成专业知识提高班,以满足该类学员提升专业能力,了解专业发展动态的学习需求;将来院学习的专业骨干、业务能手编成高端人才培训班,授以专业领域最新的各类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形成新的侦查破案的利器;将侦查指挥人员,编成指挥员培训班,讲授现场勘查、物证应用技巧、法医学等各专业技术能够达到的最新高度,以及对办案的最大帮助与作用,辅以领导科学与艺术,人文知识等,陶冶情操,提升能力。

2.3 增加教师锻炼的时长与频度,加强锻炼考核,增强锻炼实效

根据教师的不同年龄结构,不同学科对于实践锻炼的需求,进行不同的锻炼安排,科学测算教师的锻炼时常与锻炼频度。锻炼要向中青年教师倾斜,使中青年教师得到充分锻炼,迅速成长为教学骨干;锻炼要向案件高发,新型案件频发的地区倾斜,提升锻炼的效度;要切实做好实践锻炼的考核考察机制,在制度上保证教师锻炼的实效性。将锻炼学习与职称晋升、年度考核相挂钩,要求所有教师每年提交实践锻炼方面的报告,专门锻炼的教师更要形成学习心得体会,以报告会的形式向同事宣讲,共同分享学习成果,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的业务能力与水平,以此,督促教师自觉提升锻炼学习的效度,保障锻炼效果,提升个人的学习、教学与科研能力。

2.4 增强激励机制,提高教师授课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邓小平曾经说过:“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提升成教课的课酬,在经济上对多付出劳动的教师进行相应的补偿,也是对教学能力强的教师的一种表彰,符合多劳多得原则。学院成教课授课动力不足,课程安排不下去,课程内容难以贴近实际,都与相应的经济利益有关,如果适当提高成教课课酬,形成大家竞争上岗的局面,能够刺激教师提高授课质量,进行精细化教学,加强针对成教培训的教学内容与专用教材建设,进而提升培训质量。从另一方面看,成教处可以对授课教师进行选择,挑选准备充分,学员评价高的教师为成教授课,提升培训质量,打造培训品牌。有了培训质量,有了良好的培训品牌,才是生存之道,才是长久之计。

民警培训教学质量的提升,主要依赖于教师素质的提升、观念的转变与积极性、主动性的调动,只有以提升教师能力素质为核心,以调动积极性为手段,积极掌握受训学员各方面的特点,进行针对性强、实效性突出的公安专业培训,才能提高培训质量,更好地为公安队伍建设服务。

摘要：本文以公安院校民警培训课程为着眼点,通过分析影响当前民警培训课程构建及质量方面的问题,分析其原因,并将原因进行分类汇总,结合工作实际情况,给出解决问题的建议,以期对提高公安院校民警培训工作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为公安队伍建设尽一份绵薄之力。

关键词：民警,培训,课程

参考文献

[1]王一博.论成人教育培养模式的创新[J].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1).

篇4：公安培训方案

【关键词】公安院校 培训 教育问题 对策

1前言

公安院校依靠其特有的师资、设备、场地、科技等资源优势，业已成为实践部门培养和培训警务人才的基地。但仍未从根本上缓解“警务人才需求与教育培训不力”之间的矛盾，主要体现在培训观念滞后，培训思路模糊，学科体系不科学及教育培训软、硬件环境落后等方面。本文笔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结合多个公安院校的具体情况，剖析了公安院校中干警培训存在的问题，并重点提出几点改进干警培训的对策。

2公安院校干警培训存在的常见问题

2.1人才培养模式表述模糊

多所公安院校人才培养目标普遍暴露出的一个共同问题是人才培养目标不太清晰，也不精细，比较笼统。例如，河南警察学院的目标是培养公安战线需要的专业人才；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的目标是培养各级公安、政法机关需要的公安人才；内蒙古警察职业学院的目标是培养全区公安、政法系统的专科学历实用人才等。其中，“公安战线需要”“公安机关需要”“各级公安、政法机关需要”“全区公安、政法系统需要”等字眼是相当笼统、模糊的。

2.2专业设置缺乏特色和论证不足

多所公安院校设置了法学、侦查学、治安学，占到公安院校总数的92.8%。开设了刑事科学技术的院校，占到公安院校总数的78.5%。5所院校开设了信息安全专业，6所院校开设了交通管理专业，6所公安院校开设了公共管理专业，9所院校开设了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分别占到公安院校总数的35.8%， 42.8%， 42.8%和64.3%[1]。这8个专业（法学、侦查学、治安学、刑事科学技术、信息安全、交通管理、公共管理、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几乎已经占据公安院校所设置专业类型的半壁江山，甚至2/3以上。如湖南警察学院，8个专业全位于其中，广东警察学院开设的7个专业中，除经济犯罪侦查之外，其余都属于8个专业之中。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开设了7个专业，除警犬技术与犯罪侦查之外，开设的5个专业仍然属于前面8个专业范畴。可以说，很多公安院校开设的专业大致相同，模仿的成分较多，缺乏一定的特色，诸如禁毒学、警犬技术、司法鉴定技术等特色性较强的专业可说是屈指可数。但是，这些专业又是当前公安机关的热门专业和前沿专业，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值得思考。

2.3基地培训重形式，实习时间过短

很多公安院校实习基地确实不少。但是，根据笔者了解所知，大多数公安院校为了升本，提升办学档次，获得更多的招生名额，展示学校的实力，纷纷在校外建立了多个实习基地。然而，这些实习基地多数都是学校用来“撑门面”的。学校并不会按照每个学生的意愿来安排学生实习，而是采取“大锅饭”“一箩筐”的形式将学生安排至基层派出所、检察院和公安局等单位。这些单位也是只管收取一定实习费用，主要安排学生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如登记情况、起草材料、档案保管、旁听审讯犯人等。但是，对于一些“真枪实弹”的场景，并不会考虑让实习生参与案件的观摩与讨论，甚至与民警赶赴第一现场办案。此外，实习时间一般是根据各学期的课程安排来制定，长短不一，有实习半年的院校，也有实习2～3个月的院校。可见，实习生无法在短时间内实质性地接触到公安工作的核心内容，不仅不利于增强从警意识，而且也不利于促使实习生所学的理论转化为实践能力，致使实习只走过场，不见实效。

3公安院校干警培训的改进对策

3.1注重知识教育

知识是人才成长的基础。当今世界经济正在走向知识经济，发达国家都在争取掌握知识经济的主动权，而中国正面临着知识经济的挑战。徐匡迪院士曾经说过：“农业社会，谁拥有土地，谁就拥有财富；工业社会，谁拥有资金，谁就拥有财富；知识经济时代，谁拥有知识多，谁就能占领经济发展的制高点。”[2]公安院校培养的学生在未来的工作中将面临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和自然现象，因此，他们应该具有较宽的知识面。一方面，应掌握宽厚的基础知识，比如：语文、写作、英语、计算机、法律法规等。另一方面，应掌握相应的专业知识，比如：刑事照相、侦查、治安、心理犯罪、禁毒、现场勘查、痕检、文检、物证提取、法医鉴定等。

3.2提倡举行特色专业论证会

近年来，我国各地因为各种原因而引发的公共突发事件较多，尤其是群体性事件频发，如甘肃陇南事件、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黑龙江富锦长春岭事件等。一旦事件发生，首当其冲者就是警察，在政府责任人未及时赶到第一现场，群体性事件就大规模爆发了。此时，警察队伍当中如果有若干名心理谈判专家，不仅能为责任人赶赴第一现场争取足够时间，而且能及时制止事态的发展，甚至可以彻底平息这场风波。因此，当前各大公安院校应当考虑建立突发性事件的谈判学专业。类似这些专业的设置不仅是由公安院校学术委员会一家能够论证的，还应该邀请公安机关的相关领导、一线的技术能手、“双师型”教师以及公安人才代表等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的论证，实现论证主体的多元化，这样可以保证设置特色专业的可行性。

3.3着力优化课程结构

高校传统的课程结构主要是一种平面结构，一般而言就是“三大块”，包括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不再适用于当前公安院校人才培养的需要，建构知识、能力与素质三要素相结合的人才培养目标体系是非常必要的。因而，在课程结构上，公安院校必须处理好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专才培养与通才培养系、理论知识创传授与实践能力培养这三大关系，在此基础上，优化课程结构，建立立体式、精度高、科学化的模块式课程体系。

3.4注重讲授式与案例式的结合

讲授式是一种传统的授课方式，也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教学方式。在教学实践中，一些理论性较强的课程，如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宪法、法理学等）、民族语宗教政策、警察公共关系、公文写作、证据学基础知识等，或者一些专业性不是很强，但又与公安工作相关的课程，如刑法、民法、行政诉讼法、警务基本技能知识、警务战术、公安信息系统应用等，甚至选修课程，教师经常使用讲授式，习惯照本宣科，“填鸭”倾向比较明显，导致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因此，讲授当中如果穿插一些日常、典型、生动的案例，尤其是对于法律法规以及某些抽象内容的理解，以剖析某一案例作为重点内容，层层递进，通过表面看实质的形式来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的印象，那么教学效果将得到改善。

4结束语

当前，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已成为我国的重要任务，完成这一任务离不开公安机关。因此，有必要认真总结公安院校干警培训过程存在的问题，并对其进行有效、确切实际的培训措施改进，将有利于公安院校的教育建设。

【参考文献】

[1]冯文铮. 新时期公安院校的发展方向——略论公安院校参照军事院校管理[J]. 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2006（01）：234-238.

篇5：公安培训方案

为进一步明确公安派出所的消防监督管辖范围和执法权限，切实提高公安派出所民警消防监督执法水平，加强消防监督管理，预防和减少火灾事故的发生，分局决定由消防大队组织在3月和7月份分别举办两期派出所民警消防业务培训班。为确保这两次培训达到预期的目的，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在分局党委的领导下，结合省公安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公安派出所消防监督工作规定>的通知》文件精神，不断加强基层公安派出所消防监督工作，明确公安派出所的消防监督职责，切实推进派出所消防监督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

二、培训时间及地点

（一）时间：初步定于3月和7月（时间半天，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二）地点：分局六楼会议室或岳麓大队会议室

三、培训人员

派出所分管消防工作的所领导、担任消防监督工作的责任区民警

四、培训内容

（一）责任区民警如何开展消防监督检查

（二）责任区民警如何开展消防监督执法

（三）责任区民警的消防监督职责和职能

五、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分局相关职能部门和各派出所务必高度重视，要通过这次业务培训切实提高消防监督执法水平。要将这次培训内容紧密结合派出所的试点工作，将其作为开展基础基层建设年的一项重要内容，狠抓落实，真正做到促进派出所消防监督管理工作的全面进步。

（二）加强宣传，抓好落实。要通过这次培训切实做好今后的消防安全宣传工作，把消防执法监督工作当作重要的日常工作抓紧抓好。各派出所一定要把消防执法监督工作作为今后工作的重要内容来部署和开展，要根据各派出所辖区的火灾特点，制定本辖区的消防监督工作的各项制度、措施，并狠抓落实。

（三）精心组织，认真实施。要按照分局的统一部署，精心组织，周密部署，认真抓好贯彻落实。派出所分管消防工作的所领导、担任消防监督工作的责任区民警必须参加这次业务培训。要按照有关规定的要求，落实分管所领导、专职或兼职民警的具体消防监督工作职责，特别是要明确责任区民警的消防职责。确保公安派出所消防监督执法工作的顺利开展。

长沙市岳麓区公安分局

篇6：公安培训感悟

根据警衔晋升有关规定，201x年x月x日至201x年x月x日，本人在XX警察培训基地参加了为期10天的培训。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使我更新了理念、休整了身心、结识了朋友，收获颇丰。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学习体会：

一、坚定职业信念，恪守职业道德

杨教授的课深入浅出地谈到职业、理想信念等。联系实际，我们不能把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看作是一种职业，一种谋生的手段，而应看作一种事业来追求，使自己处于积极进取的状态，这样就能在工作与生活中调整自己，消除职业倦怠。

同时，我体会到要恪守职业道德也必须有坚定正确的社会信念，我们的职业理想是与自身的社会信念相互交融的，为了培养未来的警察，我们教师自己就必须具备为次而奋斗不息的坚定信念，教师只有确立坚定信念，他的职业理想才会具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和宏远的奋斗目标。

二、要不断强化业务能力，努力提升自己

很多培训课，都提到了业务素养的问题，如左老师谈及战术行动的组织与指挥，程院长谈及法治思维与公安工作，周院长论及职业风险等。所有这些培训，我认为对于实际工作中而言，就是要不断强化业务能力，努力提升自己。对这个问题，我有以下几点感悟：

（一）在工作中注意总结经验教训，不断的探索大胆创新，有勇于进取的上进心。业务能力要提升，就要学会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大胆创新，用于进取。时代在飞速前进，作为教师就必须在实践教学中不断总结、归纳出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与方法，同时要敢于运用新的教学方法，要不断尝试。

（二）学习教育理论，丰富自己的理论知识，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是一个不断的学习、实践、反思 循环的提升过程。只有不断学习，才会不断更新和提升自己的知识和思想。实践是检验学习效果的好办法，把自己所具备的知识和理念，进行大胆的教学实践，让课堂变得既生动又充实。同时，也要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俗话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在不断学习和实践的基础上，经常静下心来反思自己的教学实践，总结成功之处以便继续探索发扬，看到不足之处能够虚心学习提高，是教师健康成长的必然之路，也是获得较快进步的必须经历。

（三）开阔视野，拓宽知识面。自己要认识到自己的认知水平和认识事物的水平是有局限性，这就需要我们有驾驭环境的能力，能够先知先觉的感受到，你的生存环境的点滴的变化情况，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来分析它，用规律性的规律来推断和判断它。开拓视野要求我们有长远的眼光，发展的眼光来进行思考通过什么方式来增加自身的知识量，开拓自身的视野，同时力争站在更高的高度来思考问题。我们在一个工作岗位，当我们俯视的时候，我们能够清醒的看到自己的工作状态是个什么样。那么，当我们以更高的视角来看待自身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发现了新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会换位思考的思维模式，用第三只眼来看待自身的工作，逐渐的完善自身的工作，使我们逐渐在工作中处于主动的位置。

三、学会保持健康的心理，学会应对一切挑战

郭老师讲述“警察人生与心理健康”，于当下而言给我的感悟是教师要学会保持健康的心理，学会应对一切挑战。教师要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忠诚教育事业，热爱学生，积极乐观地生活，保持良好的心态；教师同时要正确认识自我，形成健全的人格；教师也要努力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理解领导工作，同事间经常沟通，尊重学生，善于接纳自己与别人；教师还要关心、爱护家人，与家人同乐，共同承担家庭责任，建立幸福美满的家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教师要积极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要注意劳逸结合，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不断扩大生活圈子，培养多方面的兴趣爱好，遇事要乐观，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能胸怀坦荡，克制、容忍。

新时期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已成必然趋势。教师也必然面临许多挑战。在教师注重专业发展、不断完善自己的过程中，更要注意自身的榜样作用，牢记身教重于言教，要说到做到，赏罚分明，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同时要不断充实自己，影响学生，做一个学习型教师；要提高师德境界，面对清贫无怨无悔，淡泊功利，塑造、培养、完善自身的人格，为学生创造出良好的教育环境，能学会应对一切挑战。

四、领悟儒家文化智慧，加强人生修养

张教授的“儒家文化智慧与人生修养”，章教授的领导管理艺术等课程让我体会到儒家文化智慧于我们的现实生活很近，也体会到管理是一门艺术，唯有不断领悟，加强人生修养，方能不断进步。

儒家思想文化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如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可用来激励自己发愤图强，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可用来培育自己的爱国情怀，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可用来启示自己正确对待物质利益，儒家的仁爱精神，可用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儒家的气节观念，可用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等等。自从中国人开始追求现代化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自明清时代，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参考儒家传统提供的资源。儒家传统属于全人类。从一开始儒家思想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就被理解为人类文明的核心。结果，至少在中国，儒家思想被视为文明或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儒家思想给现代人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源。

五、及时调整心态，加强沟通与协调

要学会沟通与协调，要善于与领导、职工、相关服务单位进行沟通，要学会尊重别人，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要经常反思工作、学习和生活，把反思当成一种文化，通过反思，及时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有积极的心态，一旦失去它，就跳出去，要学会调整心态, 有良好的心态工作就会有方向，人只要不失去方向就不会失去自己。心态的好坏，在于平常的及时调整和修炼并形成习惯。改变自己就是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唯有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才可以尽快进行角色转换。自以为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欲望不要太高。欲望无止境，欲望越高，一旦不能得到满足，形成的反差就越大，心态就越容易失衡，因此应克制自己的欲望，调整好心态；

（二）不可有攀比思想。若盲目攀比，就会“人比人，气死人。”不去与人进行无谓的攀比，过好自己，做好自己。

篇7：公安人员培训讲稿

现代法治社会的刑法理念

杨文杰

刑事司法理念，主要是针对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方略而言。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载入了宪法。但法治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应当是有具体内容的。从法治这个概念中可以合乎逻辑地引申出刑事法治的概念，所谓的刑事法治就是指刑事司法领域的法治状态。刑事法治是法治的最低标准，因为在一个社会里面，如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障，就很难称其为法治的社会。因此，在建设法治社会当中，我们应当关注和推进刑事法治建设。

下面主要从三方面围绕刑事司法理念这个问题来加以探讨。

第一，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问题

在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这一对范畴当中，合理性是其关键词。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都要追求某种合理性。合理性又分为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二者不同之处在于：形式合理性指的是客观的理、手段的理；而实质合理性指的是主观的理、物质的理。我们在追求合理性时，总是希望二者兼得，既获得形式合理性又获得实质合理性。但实际上很多情况下两者往往存在矛盾和冲突，在法的领域亦无例外。古语有：法有限,情无穷，即很难用有限的法来规范无穷的情。而这种法的有限性和情的无穷性之间的矛盾就是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之间矛盾在法领域上的深刻反映。在刑法领域中，所谓法的有限指的是法律条文有限，法律规定有限，刑法设置的罪名有限。而所谓情无穷指的是在社会生活当中，严重危害社会的现象是无穷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法的有限性和情的无穷性的矛盾，主要是由两个因素所决定：第一个因素，是立法能力的有限性和犯罪无穷性的矛盾。在制定刑法时，立法者要对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各样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将它们设置为罪名。在刑法当中确定下来。但是由于立法者的概括能力有限，而现实生活中的犯罪现象是无穷无尽的。这就决定了立法者在立法的时候不可能把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各样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毫无遗漏的在刑法当中规定下来。第二原因是由于刑法的稳定性和犯罪的变动性之间的矛盾决定的。刑法具有稳定性的要求，不可能朝令夕改，而犯罪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处于永恒的变动当中。这种变动可以分为两个趋势：一个是犯罪化的要求，也就是行为在立法的时候，并没有出现，或者它的危害性没有达到犯罪程度。因此，立法者没有把它规定为犯罪。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这种行为出现了，并且行为的危害性达到了犯罪。因而就提出了犯罪化的要求。也就是说，应该在刑法当中，把它们规定为犯罪。另外一种是非犯罪化的趋势，有些行为在立法的时候，它的危害性达到了犯罪程度，因而被立法者规定为犯罪。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降低了，甚至消失了。不应当作为犯罪来处理，因而要求予以非犯罪化。可以说犯罪化和非犯罪化的双项运动，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的一个永恒的过程。我们的刑法由于具有相对稳定性的要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刑法典从它制定出来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滞后于社会生活发展，滞后于犯罪现象的发展。由以上两个原因所决定，刑法规定的犯罪实际上只是社会生活当中规定的犯罪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认定和惩治犯罪，就意味着：在刑法中没有规定的，但是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某些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不能按照犯罪来处理。因此，我们就获得了法律上的形式合理性，但是牺牲了某种事实和理性。反过来，如果对那些刑法当中没有明文规定的但是具有严重危害社会的这样一种行为，把它按照犯罪来处理。那么我们虽然获得了事实的理性，但是有可能牺牲法律上的形式合理性。因此，在刑法当中就存在着这种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为了解决这种矛盾和冲突，中国古人在2000多年以前曾经提出过一个方案，这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类推。中国古代春秋时期著名思想家荀况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叫做“有法者依法行，无法者以类举。”这就话的含义就是如果法律有规定的，那么就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处理；如果法律没有规定就按照类推的办法来解决，显然类推和按照法律规定来处理某种案件，这两种方式之间的逻辑基础是有所不同的。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之间存在着逻辑的同一性。在类推的情况下，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这种同一性，但是存在着一种相似性。正是通过这种相似性可以对法律的规定来进行类推。因此，类推是扩大法律适用的方法。通过类推，使法律规定不仅适用于和法律具有同一性质的案件事实，而且扩大到和法律事实之间具有类似性的案件事实。这样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法的有限性和情的无穷性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法的有限性和情的无穷性之间的这种矛盾它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只要有法律存在，这种矛盾必然永远存在。但是，这种矛盾确实能够通过一定的办法来加以一定程度的缓解，类推就是其中的一种方法。所以中国刑法在过去2000多年以来，都是采用这种比、赋、援、引的的方法，也就是通过类推适用使得法律能够更大范围的适用于各种法律中没有规定的案件。在中国古代的唐律中曾规定了这样一个司法原则，叫做入罪举轻以明重，出罪举重以明轻。所谓入罪举轻以明重是指一个行为，刑法没有明确规定为犯罪，要想把它作为犯罪来处理，可以采取举轻明重的方法，就是说一个轻的行为在刑法当中都规定为犯罪，你这个行为比它重，即使刑法没有规定，也应当作为犯罪来处理。所谓出罪举重以明轻指的是一个行为刑法没有规定它不是犯罪，要想不作为犯罪来处理，就可以采用举重明轻的方法。意思是说一个重的行为刑法都明文规定不是犯罪，那么这个行为比它轻，当然更不应当作为犯罪来处理。通过这两种方法就使得法律当中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或者没有明文规定不是犯罪的行为能够分别按照罪或非罪来处理。这样一个司法原则，应当说对于法律的适用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在这里面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入罪举轻以明重这个原则。入罪举轻以明重这个原则在唐律疏议当中曾经作过一个解释：唐律当中规定了预谋杀害近亲属的就要处以斩刑。这里所谓的预谋指的是预备，阴谋、策划，只要你阴谋策划杀害近亲属，就要处以斩刑。唐律疏议就说这个法律它规定进行阴谋策划要处以斩刑。但是经过阴谋策划以后，具体实施了杀人行为，把人杀死了，或者没有杀死，但是杀伤了，这种情况如何来处理？唐律当中并没有规定。这时就可以采用入罪举轻以明重的方法。也就是说预谋就要处以斩刑，那么你经过了预谋以后又实施了杀人，当然更应当处以斩刑。所以，中国这种举轻以明重就使得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能够按照犯罪来处理。唐律疏议讲的举轻以明重我认为还是有法律根据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轻的行为和重的行为之间存在一种逻辑上的递进关系。也就是说，轻的行为是重的行为已经经过的一个必要的阶段。你先进行预谋，预谋了以后又去实施杀人，这个杀人是经过了预谋，但是又超越了预谋阶段，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杀人行为实际上已经满足了预谋条件，但是它又超过了预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过预谋以后去实施杀人的这种行为完全符合预谋这个罪的构成要件，甚至要超过预谋。在这种情况下，举轻以明重我认为是合理的。这种现象在我国刑法当中是实际存在的，比如我们刑法规定了抢夺国家档案罪，但并没有规定抢劫国家档案罪。那么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发生抢劫国家档案的行为，能不能按照抢夺国家档案罪来处理？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在抢劫、抢夺这两种犯罪行为当中，都存在着“抢”这样一个内容。抢劫不是一般的抢，是使用暴力来抢，所以抢劫这个罪，实际上已经满足了抢夺罪的构成要件，又超过了抢夺，比抢夺罪要严重，在抢夺、抢劫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逻辑上的递进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采用举轻以明重的方法，即使没有关于抢劫国家档案罪的规定，也完全可以按照抢夺国家档案罪来处理。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当轻的行为和重的行为之间不存在逻辑上的递进关系，而是存在逻辑上的类似关系时，如果再采用举轻以明重的方法，对这种重的行为按照类推来处理可能就是一种重的方法。

比如说，某地有一条交通规则，讲的是禁止牛马通过，现在问题是骆驼通过了，那能不能用禁止牛马通过的规定，来禁止骆驼通过，骆驼通过是否违反了禁止牛马通过的规定？对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交通规则是禁止牛马通过，而骆驼既非牛，又非马，当然不在禁止之列。而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这个交通规则的制定者之所以禁止牛马通过，而不禁止猪、狗、鸡、羊等这样一些小型动物通过，主要是因为牛马的体积、重量都比较大，牛马通过会妨碍交通秩序。现在这个骆驼无论是体积还是重量都要超过牛马，既然牛马通过都会扰乱交通秩序，那么骆驼通过就更会扰乱交通秩序。因此，对于骆驼通过也应当予以禁止。在这两种观点之中，我认为主要是存在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第一种观点所主张的是一种形式合性的观点，也就是说一个行为或者一个事物是否禁止，主要在于法律有没有规定。如果法律规定予以禁止，就予以禁止。如果法律没有规定应当禁止，那么就不予禁止。这种观点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来处理某一事项。至于在这个交通规则当中，它只禁止牛马通过，没有禁止骆驼通过。即使骆驼通过会扰乱交通秩序，既然法律没有规定，就不应当予以禁止，它强调的是形式合理性。当然，坚持这种形式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就有可能牺牲实质合理性。而第二种观点所追求的是一种实质合理性，尽管法律没有明文禁止骆驼通过，但是通过骆驼和牛马的比较，就可以明显的看出来，骆驼通过是会扰乱交通秩序的。因而，通过举轻以明重这样一个原则，牛马禁止通过的交通规则，适用于骆驼通过。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是获得了某种实质合理性。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却牺牲了形式合理性。因为，在交通规则当中，毕竟没有明文禁止骆驼通过。在这个例子当中，通过举轻以明重，运用禁止牛马通过的交通规则来禁止骆驼通过。实际上在牛、马和骆驼之间当然存在着轻重关系。牛、马为轻，骆驼为重。但是牛马和骆驼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递进关系，而是一种类似关系。通过举轻以明重，将禁止牛、马通过的交通规则扩大于禁止骆驼通过实际上就是一种类推。这种类推能够获得实质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法律的不周延性。它是以追求实质合理性为动机的，可以说对于实质合理性的追求始终是人类内在的冲动。我们的社会生活经验对这种追求也是持一种认同的态度。

比如说，某地公园里有一个池塘，池塘里面养了鱼，管理人员在池塘旁边立了一块禁止牌，上面写的是禁止垂钓，现在的问题是，池塘里面有一个人，他没有在钓鱼，他在张网捕鱼。公园管理人员来禁止他的行为，那么张网捕鱼者为自己的行为作以下辩解，他说你牌上写的是禁止垂钓，我并没有在这里钓鱼，我是在这里捕鱼。你不能用禁止垂钓的规定来制止我的张网捕鱼行为。面对他这样的辩解，任何一个具有正常理智的人都会作出相应的判断，认为他是在狡辩，我们都会赞同公园管理人员按照禁止垂钓的规定来制止他的张网捕鱼行为。那么，在我们判断的背后，实际上是举轻以明重，这样一种建立在实质合理基础之上的思维方法在起作用。因为根据禁止垂钓的规定，在这个池塘里面连钓鱼都不允许，钓鱼是一条一条往上钓，而张网捕鱼是一网一网往上捞。钓鱼为轻，捕鱼为重。既然轻的要禁止，重的更要禁止，由此可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按照实质合理性的方法来判断问题。不仅如此，这种建立在实质合理性基础之上的类推方法在有关的法律适用当中，也是经常采用的一种审判方法。比方说在民事审判当中，就经常采用类推的方法，拿破仑的民法典有这样一个规定，说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官不能以法律没有规定为由拒绝受理民事案件。否则，就构成犯罪。也就是说，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官，面对公民所提起的民事诉讼，无论是法律有规定的，还是法律没有规定的，你都应当无条件的受理。如果法律规定的受理，法律没有规定的就不受理，那是绝对不允许的，甚至要构成犯罪的。那么民事法官在受理了案件后，对于那些法律有规定的，当然可以按照法律规定来处理。对于那些法律没有规定的民事案件，他怎么来解决？这里面就涉及到民法当中的一个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的帝王条款，反映了民法的基本精神。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你适用法律规定来处理民事案件就是在根据诚实信用的原则来处理民事案件。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你可以直接从诚实信用原则当中引申出处理具体民事案件案件的有关法律规则。因此诚实信用原则具有一种开放功能。它使得民法典成为一个相对开放的规范性集体，使得法官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官他实际上是在积极的适用法律，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在发展法律，甚至是在创造法律。这一点，从我们国家最近几年来的民事审判发展过程当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我们的社会生活发展很快，而法律往往滞后。

比如说网络，随着计算机的发展，网络在社会生活中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随着网络和人们的社会生活联系越来越紧密，就会出现网络上的各种各样的纠纷。像网络上的名誉权纠纷、网络上的知识产权纠纷等等。而我们的法律总是滞后的，有些问题法律可能还没有来得及规定。但法官不能说法律没有规定我不能受理，这是不允许的。那你受理了网络上的纠纷以后，如何解决这些网络纠纷？这就需要我们的法官进行创造性的思维。使得这些纠纷能够得到合理解决，其中就有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运用。这种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实际上是在创造法律，所以法官有创制法律的功能。比如说我就有一个亲身的体会，前几年有一个国家数字图书馆，出于经营的目的，它把有关的文本著作转化为数字上网，供大家阅览，并且可以下载。这个数字图书馆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把我的十多本著作上了网。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侵权的问题，当然我本人是一个网盲，很少上网，但是我的学生发现了。他问我，是否经过我的同意。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学生当律师，就说我来帮你打官司。代表我到北京市海淀区法院状告国家数字图书馆侵犯著作权。这样一个网络的侵犯著作权的案件，我们过去虽然也有著权法，但是规范的是文书著作权被侵犯以后，如何来解决。网络当中侵犯著作权，在法律当中并没有规定。他的这种做法，主要是作品上网以后呢，用户可以下载，下载可以复印，然后向图书馆交费。这种情况和图书管理买了你的一本著作文本供读者借阅，借阅以后他也可以复印，好像跟这个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这样的话就谈不上侵权，因为你的文本著作人家买了一本，他可以复印。但是在网络上，他是不是可以这种经营，可以下载，这个问题确实在法律上没有规定。但是后来海淀法院的法官在审理我的这个案件的时候，他就发明了一个词 叫做网络著作传播权，认为这个国家数字图书馆侵犯了我的网络著作传播权。因而，构成了侵权。所以，判决国家数字图书馆赔偿我8万元，因为我有200万字的著作被他侵权了。这个判决出来以后确实有一个判例的效果，后来引起了整个数字图书界的重视。因为过去有很多类似的数字图书馆都想在网上建设图书馆。当然，这个想法本身是好的，但是它这个著作权的版权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这个判决产生很大影响，我看到人民法院报还发表了好几篇文章，专门研究这个判例。尤其对这个判例当中所提到的网络著作传播权来进行研究，这种判决中法官确实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他是在创制法律。但是现在法治社会的刑法是绝对的禁止类推，而主张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是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功能是一种限制功能，限制国家的刑罚权。罪刑法定原则使得刑法典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规范。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有一种限制职能，而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法的原则，具有一种扩张性能。这两个基本原则，在两个部门法当中的机能正好是相反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主要是由于民法和刑法这两个部门法的性质不同决定的。民法它所解决的是民事纠纷，民事纠纷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纠纷，而且民事制裁的方法并不涉及公民重大权利的处置。民事制裁一般是排除妨碍、恢复原状或者损害赔偿。但刑法却不同，刑法所规范的是犯罪。犯罪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孤立的个人反抗统治关系的一种斗争，因此犯罪实际上是个人和国家之间的一种纠纷。而国家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任何一个人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你别看犯罪分子在犯罪的时候面对被害人是张牙舞爪，十分猖狂。但是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他又变成一个弱者。因此，国家和个人之间不是平等的关系，尤其重要的是一个人的行为一旦被认定为犯罪，轻则剥夺权利、剥夺财产，重则剥夺自由、甚至剥夺生命。因此，刑法关系到对一个人的生杀予夺。正是刑法和民法存在着在性质上的重大差别，所以在现代法治社会的刑法当中，必须要采用罪刑法定原则，对国家的刑罚权来加以严格的限制，罪刑法定原则意味着在国家的刑罚权与公民个人权利和自由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司法机关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来认定犯罪和惩治犯罪，不得超越法律。而公民个人只有当他的行为触犯了刑律，构成了犯罪的情况下，才应当受到刑法处罚。在它的行为没有构成的犯罪的情况下，就不能对他进行非法拘禁。因此罪刑法定原则使得法治社会的刑法，具有某种契约性，也就是说它是国家和公民个人之间的一种约定。这种契约性使得法治社会的刑法，获得了某种正当性，使它建立在宪政的基础之上。这也正是法治社会刑法和封建社会专制刑法根本区别之所在。专制社会也是有刑法的，刑法甚至还十分的完备，但是在专制社会里，它根本不可能实行罪刑法定的，专制社会里刑法只是国家单方面镇压犯罪的一种工具。它并不形成对国家本身的一种限制。只有在法治社会，由于实行罪刑法定，刑法规范才具有了双重性，是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的统一。这里所谓行为规范指的是刑法对公民个人的行为具有一种引导作用。某些行为刑法规定为犯罪的，那表明国家法律对此是禁止的，公民就不能去做。如果去做了，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刑法具有对公民个人行为的一种约定功能。另外一方面，刑法又是一种裁判规范。所谓裁判规范指的是司法机关在定罪量刑的时候，必须要遵循的法律准则。也就是法官在认定罪犯和对刑罚进行裁量的时候，必须要根据法律的规定来定罪量刑。那么这种裁判规范，就意味着刑法它也是用来规制司法机关定罪量刑活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法治社会里面，刑法并不仅仅是用来约束老百姓的。更为重要的是它是用来约束我们司法机关的。在这种情况下，刑法才获得了某种正当性。因此，对刑法来说，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认识。在我国1979年的刑法当中，并没有规定罪刑法定原则，而是在当时刑法的第79条规定了类推制度，那么，对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如果它的行为达到犯罪程度，就可以比照刑法分则类似的条文来定罪处罚。这种类推和罪刑法定是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一个国家的刑法只要是规定了罪刑法定就排斥类推，而只要是规定了类推，它就不可能是罪刑法定。当时之所以规定类推制定，和专政式的司法理念占主导地位有很大关系。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这种民主法治意识越来越强。在这种情况下，在1997年刑法修定当中，就废除了类推制度，在刑法第三条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规定可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表明我国刑法在法治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中的规定，表明我国的刑法实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但是我们认为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是远远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要使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过程当中，得到切实的贯彻。也就是说要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可以通过一次立法活动来完成，是比较简单的，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但是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它却是一个更为艰难的过程，可能需要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实现。因此，在实现了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化以后，我们更应当关注的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如果罪刑法定不能司法化，罪刑法定原则只能是一条法律口号、一条法律标语，是一纸空文。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当中，有几个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首先，罪刑法定的司法化有一个前提，就是司法独立。也就是说司法机关在认定犯罪和对犯罪进行量刑的时候，应当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而不应当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干涉。如果没有司法独立，法官不能独立办案，那么罪刑法定的司法化根本不可能实现。应当说，我国在这一方面还存在很大的障碍。最近几年的在司法改革当中，虽然一再强调司法独立，强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但是审判权的行使、检察权的行使，还往往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干涉。这种干涉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那么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不可能真正实现的。第二方面，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提出了一个刑法司法理念转变的问题。也就是说要从过去建立在专政基础之上的以实质合理性为准的刑法司法理念转变为建立在罪刑法定原则基础上的，以形式合理性为要求的刑法司法理论。过去的刑法司法理念强调的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认为一个行为只要具有社会危害性，它就应当作为犯罪来处理。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特征，这样的观念在我们司法人员头脑当中是根深蒂固的。这种观念实质上是一种实质合理性的思想观念，而罪刑法定原则恰恰是建立在形式合理性的基础之上。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 不为罪，也就是说区分罪与非罪，唯 一的标准就是在于法律是否有明文规定。如果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这个行为即使具有再大的社会危害性，也不应当作为犯罪来处理。当然在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应当选择形式合理性，而尽量不牺牲实质合理性。我们在司法过程当中，往往说我们既要办案的法律效果，又要获得办案的社会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当然在很多情况下是统一的。但是也不能否认，在少数情况下，或者在个别案件中，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两者是有矛盾的。你要获得法律效果，就可能会牺牲社会效果。你要获得社会效果，可能就会牺牲法律效果。在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存在矛盾的情况下，我们到底是要法律效果牺牲 社会效果，还是要社会效果牺牲法律效果，这是一个重大的选择。那么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显然应该把法律效果放在首位，因为看一个行为是否有罪，就看法律效果。如果法律没有规定，你这个行为无论具有多么大的危害性，都不能作为犯罪来处理。所以，这样一个原则是必须要坚持的。当然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坚持一种形式合理性往往会以牺牲实质合理性作为代价。也就是说，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使我们的法治得到健全、得到完善。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它可能会牺牲实质合理性。我们的社会能不能承受这种代价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因此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社会问题。事实上，目前世界各国基本上都宣称自己的刑法是实行罪刑法定的，但是世界各国实行罪刑法定的程度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通过两个例子来说明一下，罪刑法定会带来某种事实合理性的消失，你越是严格罪刑法定，这种实质合理性可能会丧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来选择，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例子是法国的例子，法国刑法当中规定有脱逃罪。实际上，脱逃罪世界各国刑法都有规定。我们国家刑法也有规定的，但是法国刑法关于脱逃罪的规定呢，是比较特殊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明文列举了脱逃的三种方法，根椐法国刑法典的规定，采用攀墙、掘洞、蒙混的方法，构成脱逃。应该说这三种方法，基本上囊括了脱逃方法。因此，在过去100多年的司法实践当中，并没有出现问题。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法国发生了这样一起脱逃的案件。这个监狱内的囚犯和监狱外的人内外勾结。有一天，趁监狱内的囚犯在操场放风，从空中飞过来一架直升飞机，停在监狱操场上空。然后从飞机上降下了横梯，这个监狱的囚犯早就知道了，就爬上横梯，飞机就飞走了。显然，这个行为是一个脱逃行为，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案件起诉到法院以后，律师作出了无罪辩护。律师它的辩护理由就是说，你这个刑法典规定采用攀墙、掘洞、蒙混的方法，构成脱逃罪。但是我这个被告人即没有攀墙，也没有蒙混。所以他这个行为不符合刑法规定的脱逃罪的构成要件，不应当按照犯罪来处理，要求法官作出无罪判决。法官就采纳了律师的辩护意见，对本案作出无罪判决。

第二个例子是英国的例子，英国制定法有这样一个规定，在皇家飞机场的跑道附近扰乱飞行秩序的，构成犯罪。那么，现在有一个被告人，他不是在跑道附近，而是在跑道当中来扰乱飞机秩序。这个案件起诉到法院以后呢，律师也同样作出了无罪辩护。他说你这个法律规定的是在跑道附近扰乱飞行秩序构成犯罪，但是我这个被告人他并没有在跑道附近，而是在跑道当中。所以他不符合扰乱飞行秩序罪的构成要件，要求法官作出无罪判决，法官也同样采纳了律师的意见，对本案作出无罪判决。这两个案件，法官所作出的无罪判决，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在这两个案件当中，两个被告人的行为，从实质意义上来判断，都是犯罪行为，这是毫无疑问的。第一个案件它显然是一个脱逃行为，第二个案件，法律规定在飞机场跑道附近扰乱飞行秩序就构成犯罪，那你在跑道当中，应当说在跑道当中比在跑道附近更能扰乱飞行秩序，像这种情况，按照我们前面所说的，入罪举轻以明重的原则，对他按照犯罪来处理，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既然在跑道附近扰乱飞行秩序，就构成犯罪。那么在跑道中间就更构成犯罪。两者之间有一个轻重关系，而且在轻刑位和重刑位之间，我们也可以说它有一种逻辑上的递进关系。因为你跑到跑道中间当然是经过跑道，超出了跑道附近。所以是一种更为严重的行为。所以按照举轻以明重对这种行为进行处理应该说还是有法律根据的。当然，对这两个案件法官都做出无罪的判决。那么它无罪判决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判决？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考虑的问题。它的理由应该说是这样，根据严格的罪刑法定原则，一些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就在于法律是否有明文规定，而法律的规定，就体现在法律的字面上、法律的文字上。这两个案件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犯罪，是一种超出法律 字面的判断。尽管在这两个案件当中，这种超出法律字面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两个人的行为确实是一种犯罪行为。但是如果允许法官超出法律的字面来认定一个人的行为构成犯罪，那么就不能排除在其他案件中，这种超出法律字面判断是错误的。就会侵犯公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为了绝对的保障公民个人权利和自由，那在认定犯罪的时候，就绝对不允许超出法律的字面含义。在这个情况下，尽管在这两个案件当中，是放纵了个别的犯罪，但是却维护了整个法治的权威。确保以后不会发生侵犯公民个人权利和自由这样的事情。因此从整体上来分析是得大于失。所以作出这种判断是有它法治的基础，有它的正当性。他们仍然是从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为了达到这样一个司法的根本目标，即使在个别案件中放纵了个别的犯罪人也仍然是值得的，这是一个必要的丧失，所以这样的一种刑法的司法理念，距离我们现在的认识还是有很大距离的，我们现在还难以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在罪行法定原则司法化过程中，我们的司法理念所面临的重大转变。这个转变是个艰难的过程。罪行法定原则司法化的过程中第三个问题是对我们法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包括检察官和律师，因为在罪刑法定的原则下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就看法律是否有明文规定。因此如何来理解法律的规定就成为区分罪与非罪的唯一标准。这就要求我们的司法人员能够正确的理解法律。其中有一个找法的过程，也就是说法律规定是需要我们去寻找的，法律规定并不是机械的放在那等着我们去使用。在很多情况下，能不能找到一个法律对于一个案件的处理是十分重要的，实际上法律规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显性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分析法律的字面就可以判断一个行为法律是否规定为犯罪。另外一种是隐性的规定，即从法律的字面看不出对一个行为是否有规定，而需要对法律的内容作符合逻辑的分析，对相关法律之间的关系来进行分析，才能最终作出结论。我们的司法人员如果不能正确的找到法律，那么就会出现出乎人意的效果，比如说一个行为法律本来是有规定的，但是我们没有找到这个法律规定，误认为这种行为法律是没有规定的，因而作出无效判决，这样就会放纵了罪犯，另外有些行为法律是没有明文规定的，但是我们误以为法律是有明文规定的而把它当作犯罪来处理，这就会冤枉了无辜。因此无论是误无罪为有罪还是误有罪为无罪都是违反罪行法定原则的。因此法官的素质要求在罪行法定原则下是很重要的。这种找法的艰难的过程在很多案件中都会反映出来。当然绝大部分案件在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之间的统一性是很容易被认定的。但有些案件与法律规定之间的统一性是很难认定的。需要我们对有关法律规定进行细致的分析，否则就会在法律适用上发生错误。拿前几年山东的一个案子来讲，有一内地居民乘飞机从香港返回济南随身携带了10公斤黄金，并未经过申报带回到内地。案发以后他这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就引起有关方面的讨论。这种行为显然是走私黄金进口的行为，那这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就要看刑法是否将其规定为犯罪，因此就需要去寻找法律的规定。既然是走私行为我们就需要在刑法关于走私罪的规定中去寻找，按刑法第151条第2款关于走私贵重金属罪的规定，贵重金属包含了黄金、白银等，那这种走私黄金进口的行为是否构成走私贵重金属罪呢？当我们仔细看刑法第151条第2款的规定后就会发现，法律规定走私黄金、白银出口的构成走私黄金、白银出口罪。我们谈的这个案件是走私进口黄金，所以他这个行为不符合走私金属罪。而且，刑法之所以在这里面规定走私黄金出口，而没有规定进口，并不是一个立法上的疏漏。刑法对走私的规定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只规定走私。比如走私枪支弹药，而没有规定是进口出口。那么，显然是既包括走私出口，也包括走私进口。第二种情况呢，明确规定走私进出口，这样包括走私进口，也包括出口。第三种情况呢，明确规定走私出口，但是没有包括走私进口。所以，法律的规定有特定的含义。因此走私黄金进口这个行为，不符合走私贵重金属罪的规定。那么，据此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说走私黄金进口这种行为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因而不能作为犯罪。我们认为，刑法第152条第2款，这种走私黄金，法律没有显性的规定。但是没有显性的规定，不等于没有规定。还要看有没有隐性的规定，还需要进一步的对法律规定再做分析。我们再来看一看，这种行为是否符合刑法第153条关于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规定。根据刑法第153条规定，所谓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指的是走私刑法第151条、152条、347条规定以外的货品，那么有的人就说，它这里讲的是151条规定以外的货物品，而你这个黄金在第151条第2款已经有明文列举。因此，不能包含在普通货物、物品罪 当中。但是这种理解仅仅是根据法律字面作的机械性理解，不能认为是正确的。我们应当把153条所讲的走私151条规定的以外的货物理解为刑法第151条规定为犯罪以外的走私行为。走私黄金出口已经被刑法第151条第2款规定为犯罪。不能再按照走私金属物罪来处理。但是走私黄金进口并没有被刑法第151条第二款规定为犯罪。因此，仍然可以包含在走私普通货物罪当中。从法律的文字上，并不能把这种情况排除在外。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对走私罪的立法原意作一个分析。1979年刑法的116条，只规定了一个走私罪。因此无论你走私什么物品，都定走私罪。但是在1988年关于走私罪的补充规定当中，就根据走私对象不同分别设置了不同的罪名。1997年刑法修定当中，吸收了88年的补充规定。现在刑法中的走私罪分别规定为不同的走私罪。这种不同的走私罪名反映了走私的不同情况。实际上，走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走私违禁品，这些违禁品是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物品，它所侵犯的是国家海关的管制。另一种是走私国家允许进出口的物品，这种走私主要是脱逃关税，侵犯了国家关税管理制度。所以，这两类走私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实际上，海关有双重的功能。一种功能是进行海关管制，对某些物品国家禁止进出口，就不允许它进出口，如果你进出口你就是走私。另外一方面就是要收关税。通过海关管理对允许进出口的物品来收取关税，具有这样双重功能。我们刑法中的走私罪也分为这两种情况。一般情况下，一种物品要么是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物品，要么是国家允许进出口的物品。如果是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物品，那么你走私就构成走私违禁品方面的犯罪。如果是国家允许进出口的物品，你走私，脱逃关税，就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但是黄金恰恰是一个例外。黄金的特点是国家禁止出口，但是允许进口。因此，如果你是出口，就属于出口违禁品罪，刑法专门设置了走私贵重金属罪。但是，黄金国家是允许进口的，但是进口必须要缴纳关税。如果你脱逃关税，就犯了153条规定的走私贵重物品罪。通过以上对法律的分析可以最终作出结论。像这种走私黄金进口的行为，完全可以按照刑法第153条定走私普通货物罪。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找法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我们对法律条文文字的规定、法律条文的逻辑结构，对于立法的精神以及对于相关的法律知识有深刻的了解，否则的话，我们就很容易找错法。由此可见，罪刑法定原则对法官的素质要求非常之高。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我认为应当同时避免或防止出现两种情形，一种是法律虚无主义，法律虚无主义和罪刑法定原则是完全相违背的。罪刑法定原则是法治原则是刑法中的直接体现。要求认定犯罪，惩治犯罪，必须要以法律为根据。而法律虚无主义是违反法律，是法外定罪、法外用刑。所以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应当注意。同时，我们还应当避免法律教条主义，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所谓法律教条主义，就是死扣法律条文，死扣字面。而不去理解法律的实质内涵，法律教条主义实际上也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这里面有一个对法律的规定到底怎么来理解？我认为不能机械的来理解，这里也可以举个例子来加以说明。前几年，天津的一个律师向我们咨询一个案件，这个案件是一个单位受贿的案件，被告单位为银行，银行为某个企业发放了九千多万元的贷款，在发放贷款的过程中，向企业索要了14套住房。将住房放在银行所办的三产——物业管理公司的名下，然后分配给银行职工。银行职工再按照房改价把房屋买下来。那检察机关就指控这个银行就构成了单位受贿罪。这个律师是为银行辩护的，他就提出了无罪辩护。他认为在工商登记上，银行和物业管理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那么现在这个房屋，并没有过户到银行名下，而是过户到了物业管理公司名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说是银行收受了住房。所以他认为，银行不能构成单位受贿罪。听了他这样一个解释，我们当时一起参加咨询的周振祥教授对他说你这个观点我们不能同意。就像我是一个国家工作人员，我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益，收受了人家10万元，那么这个10万元没有以我的名义，而是以你的名字存到银行，案发以后，存折搜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说这个10万元上不是我的名字，是你的名字。因此，你不能说是我收受了这10万元。显然不能这样说。因为，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个物业管理公司和贷款企业两者之间没有任何业务往来，人家为什么凭白无故的把14套住房过户给你？把住房过户给你，完全是银行的指定。物业公司是银行所办的，房屋又分配给银行职工，这显然构成单位受贿罪。但这个律师听了这样一个解释还是感到不满足。老是在追问：像这种情况，银行构成单位受贿罪，有没有法律规定？按照他的理解，法律对这样问题没有一个具体规定，银行就不能构成单位受贿罪。后来，我就跟他说，如果说只有你要的这种法律规定，这个单位才能定单位受贿罪。那么我把周振祥给杀了，你定我杀人罪的法律规定也没有。因为法律没有说杀周振祥构成杀人。法律只规定了杀人的构成犯罪，那为什么杀周振祥构成杀人呢？因为周振祥是人。那么像杀人罪这样一个最简单的案件的运用还要经过这么演绎的过程，至于那些复杂的案件，从一个法律规定到一个案件事实，两者之间要来认定这种统一性，需要复杂的逻辑推理过程。这个逻辑推理过程，对于法律的正确适用来说非常重要。因此，犯罪的认定并不是直接的适用法律。还包含着法官的主观能动性。从实质意义上来说，虽然罪刑法定原则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作出了严格限制，但法官在认定犯罪的过程当中仍具有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广泛空间。并不能认为罪刑法定就是一个直接的法律规定。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过程中对法官的法律素质确实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第二，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问题

前面讲的实质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实际上是一个刑法的问题，这里讲的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是一个证据法的问题。对真实的追求是人类一种永恒的冲动。人们往往把真善美当作三种最美好的价值，在三者当中，真放在第一位，真是善美的前提和基础。在审判的活动当中，我们也同样追求真实。例如2000多年前的神明裁判，虽然今天以科学的眼光来看，这是违反科学的、是荒诞的。但是不可否认，这种方式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追求真实的一种方法，甚至是当时最有效的方法。几千年过去了，科学技术发展使我们在审判的真实追求当中，可以引入更多的、更先进的科学手段，如基因鉴定等，但只是追求手段发生了变化，追求真实的目标、主观意愿、目的从来没有变化过。对真实的追求是一个认识的过程。司法活动、审判活动，亦是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其中涉及到对人类认识能力的分析和判断。对这个问题，在《犯罪理论》这本书当中，曾经有过一个经典的论述提出人的思维是至尚性的与非至尚性的统一。它这里所讲的人的思维指的是人的认识能力，至尚性指的是绝对性，而非至尚性指的是非相对性。按照恩格斯观点，人的认识能力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当这种认识是个别人的认识，认识的主体是个体的时候，由于受到了认识主体的主观局限性,人的思维是具有非至尚性，而当认识的主体，是整体人类的时候，它就能够克服主观的局限性,人的思维就具有至尚性。另一方面，当这种认识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时候，由于客观条件的局限性，人的思维具有非至尚性。而当把人的认识活动放到人的认识过程当中去，人们的认识就是永恒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的思维是具有绝对性的、具有至尚性的。恩格斯的观点，坚持了可知论的立场，反对不可知论。当然，不能说可知论就是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事情我们一定都知。知与不知是辩证统一的。恩格斯的这种观点，我认为十分科学。人类的司法认识活动是人类认识活动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领域，因此，人类司法能力的分析判断，也同样可以适用恩格斯关于人的认识是至尚性与非至尚性统一的观点。在司法活动当中，人们的这种司法认识能力到底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我认为由以下四个原因所决定，人类在司法活动中的能力也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第一，司法认识的主体，无论是警察、律师、检察官、法官都是个体。个体具有主观认识上的局限性。即使是那些目击证人，他亲眼看到犯罪发生，由于主观认识上的局限性也不可能把案件的真实情况完全的反映出来，第二司法认识活动，有着严格的时间限制。刑法当中有追诉时效的限制，刑诉法当中有办案期限的限制，也就是说到了一个法定的期限，我们必须使这个案件得到合理的处理。一个案件如果查上5年、8年，也许我们总能够查清楚，但是法律不允许，法律要求在一定的期限内必须结案。在这种情况下司法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第三是司法资源的有限性。我们动用所有的司法资源查

一、两个案件，也许能查得一清二楚。但是我们面临的是成千上万的案件。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就一个案件查得完全清楚。所以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制约了我们的司法认识能力。第四是由于司法认识的特点所决定的。人类的认识活动从时间上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对现在事物的认识，这个事物放在我面前，我们要去认识它。这种认识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第二种是对将来事物的认识，这种认识实际上就是种预测，这个预测是比较困难的。预测和将来实际发生情况可能是会有出入的。第三种是对过去事物的认识，这种事物发生在过去，我们在认识的时候它已经消失了，这种认识实际上是带有回忆性的。所以，这种认识也比较困难。因为事物发生在过去，你认识的时候，需要把这个事物加以复原，但由于事过境迁，所复原的事物和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事物间是有差距的。司法认识活动就属于上面所讲的第三种，也就是对于过去事物的认识。司法认识活动特点是案件发生在前，审判在后。我们力图要通过审判活动来复原案件的真实情况，但是由于认识上的局限性这种复原不可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我们在司法活动认识当中，到底是要得到客观真实还是得法律真实？这里的法律真实是指 有证据证明的真实，客观真实指的是那个事物本身。客观的情况，尽管我们在司法认识活动当中，想达到客观真实。但是最终我们是不可能达到客观真实的。我们所能够追求、所能够获得的只能是法律真实。只能是有证据证明的真实，这就是一种法律真实的思想理念。法官并没有看见张三杀人，凭什么在判决当中认定张三构成杀人罪？当法官在判决当中认定张三构成杀人罪，其含义是指现有证据证明张三犯有故意杀人罪；当法官作出判决说张三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是指现有的证据不能证明张三故意杀人。至于张三在客观上有没有杀人是另外的问题。法官是人不是神，法官只能够对有证据证明的事实来负责，而不能对所谓的客观真实来负责。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张三杀人，那法官作出无罪判决。也许这个人就是张三杀的，或者后来发现证据证明这个人确实是张三杀的，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客观真实的特点，法官这个判决错了。但是根据法律真实的观点，觉得法官的判决没有错。因此法官只能对法律真实负责，不可能对客观真实负责，这样一个观念，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实际上在现实生活当中，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大量的案件。有些案件发生了，但是并没有被我们所发现，有些案件发现了，但是并没有被破获。有些案件破获了，但是没有证据来证明。只有少部分案件发生了、发现了、破获了、有证据来证明，经法院审理最终认定为有罪。这样的案件，在整个社会生活存在的犯罪案件当中，只占极小一部分，能占到10%至15%就已经很不错了。大家可能会对这样一个数据感到怀疑，但说明一下，大家就可以相信了。按照刑法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销售金额达到5万元以上，就可以构成犯罪。现实中销售伪劣产品的情况，可以说是大量发生。如果按照这个法律标准来衡量，该有多少销售伪劣产品的案件，可能是几百万、几千万件。但是最终经过法院认定，受到法律制裁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案件可能只是其中的几千万分之一。之所以有这么大量的案件在客观上发生了，只有极少一部分的犯罪人受到法律制裁，这主要是由于司法能力的有限性决定的。过去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好像一个人只要犯罪，必然会受到法律制裁，实际上这只是一种理想的状况。是对犯罪人的警诫。事实上我们远远做不到。最后受到法律惩罚的犯罪人只是一小部分。另外在司法过程当中，90%或者说95%左右的案件是能够通过司法途径查清事实，查清证据，最后得到有罪或无罪判决的。但是还有5%—8%左右的案件，是我们所说的疑难案件。这些案件的特点，是既存在一部分有罪证据，不能排除犯罪嫌疑，又存在着一部分无罪证据，不足以认定有罪。对这种疑难案件，司法机关往往面临着错判还是错放的两难选择。我们过去往往是宁愿错判也不愿意错放。随着法治意识和人权保障观念提高，要求司法机关从宁愿错判也不愿意错放转变为宁愿错放也不错判。为什么宁愿错放也不宁愿错判，有位学者对此作出这样一个说明，他说错判是犯两个错误，一个错误是使无罪的人受到了法律的非法追究，第二个错误是使真正有罪的人逃脱了法律追究。而错放只是犯一个错误，使有罪的人逃脱了法律追究。他说就一个人当然不愿意犯错误，但是如果非要犯错误的话，正确的选择应当是宁愿犯一个错误，也不愿意犯两个错误。因此，他的结论是当司法机关面临着错判还是错放的选择时。正确的答案应当是宁愿错放也不应当错判，这个评论很有启发意义。但是我认为其中存在着两个问题值得推敲。第一个问题，宁愿犯一个错误而不愿意犯两个错误，难道这真是一种正确的选择吗？如果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他必须要有一个前提。这就是一个错误和两个错误，错误大小相同。两个错误加起来要大于一个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宁愿犯一个错误而不愿意犯两个错误，实际上是指宁愿犯一个小错误，而不愿意犯一个大错误。如果一个错误和两个错误，大小不等。一个错误是一个大错误，而两个错误是两个小错误，也就是说两个小错误之和要小于一个大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正确选择就应当是你宁愿犯两个错误，也不愿意犯一个错误。它的真实含义，仍然是指宁愿犯一个小错误，也不愿意犯一个大错误。因此，在这种选择当中，如果只考虑错误的多少而忽略了错误大小是仍然不能作出正确选择的。过去我们的司法机关面对到底是错判还是错放时之所以会作出宁愿错判也不愿意错放的选择，是因为社会对于错判还是错放的社会评价不同。错放被看成是一个大错误，是一个阶级立场的问题，是一个打击不力的问题。而错判只是一个小错误，是一个工作方法的问题，是一个认识水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当然宁愿错判也不愿意错放。现在要使这种观念发生转变，要使人们认识到错判是一个大错误，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而错放只是一个小错误。因为这里所谓的错放，并不是说我知道他是犯罪人，我故意放了他，我徇私枉法，并不是这样，只是现在没有证据，是司法能力有限决定的，当然是一个小错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有可能选择宁愿错放也不愿意错判，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也是必要的。就是说错判和错放中的错是根据什么标准来衡量的。为什么说在这种情况下，放是错的。实际上这里所谓的放是错的，指的是放了以后，经发现证据，证明这个罪确实是他所犯。这时我们说这个放是错了，这是针对客观真实来作出的一个判断。根据无罪推定原则，这里的放根据就没有错，而完全是正确的。因为无罪推定的一个基本含义，是不能认定有罪就是无罪，既然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认定有罪，不能达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条件，那么放完全是正确的。因此，说自己的放是一个错放，完全是有罪推定的说法。因为有罪推定的含义就是不能证明无罪就是有罪。因此我认为根本就不存在错判和错放的两难选择，而只存在着错判还是对放的问题。这是一个对和错的选择，而不是说两个错，选一个小的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放是对的，判就是错的，其中就涉及到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是法治社会刑事诉讼法的最基本原则，无罪推定实际上为我们的刑事诉讼提供了逻辑的起点，因为无罪推定的含义是不能证明有罪作出的，因此，控方指控他有罪必须要从假定他无罪开始，只有控方完成了有罪指控，那么他才是有罪。如果控方没有完成有罪指控，不能证明他有罪，他就是无罪。与之相反的是有罪推定，有罪推定的含义是无罪就是有罪，只要你不能证明无罪，就是有罪。所以有罪推定把无罪的推定责任，加给辩方，加给被告人。我们过去对于无罪推定原则缺乏正确认识，有的人就说我们国家既不搞有罪推定也不搞无罪推定，我们坚持实事求是，是有罪就是有罪，是无罪就是无罪，搞什么有罪推定无罪推定，实际上这个话完全是错误的。应该说在一个国家刑事诉讼法中，你不搞有罪推定你必然搞无罪推定，你不搞无罪推定必然搞有罪推定，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必选其一，而不存在第三者。实事求是和无罪推定是两个完全不同层面上的，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实事求是是以查清案件真实情况为前提的。查清了案件的真实情况，有罪就按照有罪来处理，无罪就按照无罪来处理。在这个时候才有实事求是，但是如果一个案件无法查清事实，你怎么来实事求是。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靠有罪推定或无罪推定来解决。有罪推定就意味着你没有查清，没有查清就意味着人不能证明无罪。那你就是有罪。如果按照无罪推定原则，没有查清，那表明你不能证明他有罪。不能证明有罪，就是无罪。所以有罪推定、无罪推定这个原则，它是解决这些疑难案件的。实际上，一些国家的法治水平并不看他如何解决90%，甚至95%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案件，这些案件怎么来解决，世界各国我看没有什么差别。都会按照他的真实情况来实事求是处理。而一个国家法治水平恰恰取决于你是如何来处理这5%-8%的疑难案件，你是采用有罪推定，还是采用无罪推定，在我们国家1996年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当中，第32条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这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个重大进步。当然，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无罪推定原则的规定并不彻底，主要表现在没有规定被告人不能自证其罪的原则，也就是赋予犯罪嫌疑人以沉默权。相反规定了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的义务。这表明是排斥沉默权的。尽管如此，我国96年的刑诉法，关于无罪推定增加了一种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辩解。这是无罪推定原则在处理疑难案件的重要体现，也就是疑罪从无原则，1979年的刑诉法当中，只规定了一种判决，就是有事实能够证明其无罪，才能是无罪判决。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案件它既不能证明有罪，又不能证明无罪。所以过去往往无限制的拖延，久拖不决，97年的刑诉法根据无罪推定原则，明确规定了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作出无罪判决。这样的规定体现了疑罪从无的原则，对于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具有重大意义。当然，在司法实践当中，无罪判决虽然在刑诉法中有规定，但是法院要判起来，是相当难的。可以说有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我们现在清理的超期积压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这种类型，在法律适用上存在着一些疑难问题。如果这些案件很简单，事实确凿，他们都会按照程序很快的走完。一般说，都不会很长。主要是对这样一些疑难案件，我们又不敢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来作出无罪判决，所以就导致这种案件严重的超期。在清理超期羁押案件当中，肖扬院长就提出：有罪判决，无罪放人。这里的无罪，并不是指客观上的无罪，而包括尤其是数量更大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期限到了，你还不能查清他有罪，即使不能证明他无罪，那你也得放人。你不能无限制的关押，不能无限制的再去查，不能从上级法院再退回到下级法院。下级法院再退回给检察院，检察院再退回公安，来回的倒。这都不符合法治原则。所以疑罪从无的这样一个原则，它所反映的就是这样一个法律真实。也就是说在审判当中，由于受到了主观认识局限性司法资源有限性的限制，不可能把每个案件都查得水落石出。总有一部分案件是查不出，所以我们追求的真实标准不可能是客观真实，而只能是法律真实。而这种法律真实就是建立在证据基础之上，就是要强调证据的真实，这种证据的观念对我们的司法活动来说呢，是至关重要的。

前两年，我在香港的报纸上看到这样一个消息，香港警方在一次辑毒行动中抓获一名贩毒分子，从他身上搜出了一百多克毒品，就把毒品保管起来等待向法院起诉。但是这个案子在起诉到法院之前，由于对毒品的保管不当，在警方定期检查中把这个毒品给销毁掉了，毒品销毁以后警方就把这个毒品犯罪份子给释放了。当时我看到这样一个消息感到很不好理解，甚至很震惊，明明警方现场抓获了这个毒品犯罪份子，从他身上搜出了这些毒品，为什么说仅仅因为这个毒品保管不当被销毁了就释放了呢？这不就是放纵了这个毒品犯罪份子了吗？但后来了解了香港的司法制度，那么对警方的这样一种行动就很容易理解了。因为根据香港的司法制度，控方指控一个人犯罪，必须要把有关的人证物证都拿到法庭上去，你警方控方说他贩毒，但是法官并没有看到他贩毒，是你控方说他贩毒，你说他贩毒那他贩的毒品在什么地方？因此你必须把毒品拿到法庭上去，让法官来看，而且要接受律师的质证，光证明有毒品还不行，还要证明这个毒品是他所贩，这个毒品和他的行为之间具有相关性，因此警察必须要出庭作证，必须要说这个毒品是我从他身上搜出来的，来证明他贩毒。只有在这个情况下，法官才能判他贩毒罪。现在毒品被销毁了，你把案子起诉到法院说他贩毒，那他毒品在哪，拿不出毒品来你怎么能指控他贩毒？这种情况下警方只能放人，不是警方想放，而是根据他们的司法制度，这样的案件法院不可能作出一个判决，在这种证据的制度下，法官的判决是建立在扎实的证据基础之上的，那么他出现错案的可能性就相当小。但是在我们国家就远远没有做到这一步，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物证基本上不拿到法庭上去，证人基本上不出庭，所以我们的审判庭是个哑巴庭，这种开庭和书面审理没什么两样，所有的只是念控方取得的证人证言，而对证言的真实性没法在法庭上进行审查。我们的物证也不拿到法庭上，而是公安机关出具一张办案说明，像香港那个案件在我们这儿被缴获的毒品根本不需要拿到法庭上去，而是写一个办案说明说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抓获这个犯罪人，从他身上搜获多少毒品，然后把这张纸送到法院。那你就得相信这张纸是真实的，你没办法对这张纸的真实性进行审查，在这种情况下法官所作出的判决就是建立在对这张纸的信任基础之上的，就相信这个警察他不会说假话，一定是真的，但一旦警察作假，这个案件就会发生错误。有一个很真实的例子：去年在毒品犯罪比较严重的甘肃某地，一个县公安局的缉毒中队在前一年查获了好几个毒品大案。根据省里的规定查获大案根据毒品的数量给予奖励，所以他获得了好几十万块的奖励，尝到甜头。结果到了第二年，快年终了，没破获几个像样的毒品大案，一方面觉得脸上无光，另一方面觉得钱也没有了，就想办法弄个毒品大案。他们这个思路就令人很奇怪：本来打击犯罪有犯罪你才打击，没有犯罪你不更好吗？但是打击犯罪当中他有好处，如果没有犯罪他倒没有好处，这样就使他们想要来制造犯罪，他们在制造犯罪当中能够得到好处这就很可怕了，所以这是我们有关公安工作管理思路上有问题造成的。公安维护治安打击犯罪，是为了保护人民利益，因此一个正确的衡量标准应当是一个地方社会治安好而抓的人少，判的人少，杀人更少，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公安机关最好。但我们现在的评价是相反的，不考虑社会治安好坏只考虑你抓多少人判多少人杀多少人，有的地方破获一个黑社会性组织可能给你十万二十万奖励，就不知道这种组织是怎么起来的，有黑社会组织不就证明你这个地方平时治安没搞好吗？如果这个地方没有黑社会性组织治安又很好那不说明这个地方公安机关工作做的很好吗，但他就得不到奖励。这就导致了这个公安局主管缉毒的副局长和缉毒中队的中队长想办法，最后找来一个线人，让他怎么想办法弄个大案。这个人就弄了一个十多斤的包，这个包里面并不是毒品，而是表面上弄一层薄薄的毒品，实际上毒品量很少，里面都是其他东西。然后又找了一个出租车司机，告诉司机你把毒品运到什么地方去，我给你五千块钱。出租车司机经不起诱惑就答应了，这个车走了没多远，公安就等着把他抓获了，这一抓获就破获了一个贩毒十多斤的大案。他们就自侦自鉴，说毒品有多少斤，然后再把这个案子移送到法院。这个司机一审就以犯运输毒品罪被判处死刑，公安局就得到了省里的二十多万奖励。省高院在审理这个案件中发现了漏洞，最后追查出原来这是这两个公安人员制造的假案。像这样的假案之所以能做成，就是由于我们制度上的漏洞，证据上的漏洞造成的，因为说一个人贩毒不需要把毒品拿到法庭上去，不需要把毒品数量进行鉴定，只要他写一个东西说什么地方抓获多少人搜获多少东西，法院就判罪。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出现漏洞，很容易出现错案，由此可见证据意识和证据观念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的证据意识虽然有所提高，但还有很大差距，法律上只规定了认定犯罪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是在具体的案件当中，什么叫事实清楚，什么叫证据确实充分，没有具体标准，而且在证据的取得、证据的采信、证据的证明力上都缺乏应有的法律规则。特别是在证据的采信上，法官和司法人员的随意性是相当大的，使得案件不能建立在扎实的证据的基础之上。我国现在正在考虑制定证据法，并且正在启动对刑事证据法的全面修改，可能在修改中把证据内容放进去。证据的标准和证据的规则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我们的案件事实如何查清就缺乏应有的法律规范。比如说曾经有这么一个案件，安徽某地发生了一起强奸杀人碎尸弃尸案，公安机关找到这个了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也曾经做过交代，但是案件没有其他的旁证，这样指认弃尸现场就变的非常重要，公安机关对指认弃尸现场这样证据的固定非常重视，做了全程录像，但是却弄巧成拙，从录像带中可以看到前面有警察带路，中间有两个警察架着犯罪嫌疑人，后面跟着一大群人，有的扛着摄像机，有的挂着照相机浩浩荡荡出发了，到了某个地方，前面带路的警察就问犯罪嫌疑人是不是在这，犯罪嫌疑人就说是。这个案件起诉到法院后，一审法院作出了无罪判决，因为只有口供没有其他证据，指认弃尸现场这个证据取得的方式上违反规则，使得这个证据的证明力丧失，从录像上看并不是犯罪嫌疑人指认弃尸现场而是警察在指认，这样的证据是无效的，所以法院作出了无罪判决。检察院就这个案件提请省检察院来抗诉，安徽省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在 讨论是否支持抗诉时就把录像带调上来播放，播放后一致认为这个案件不宜抗诉。案件中公安的做法说明他们有一定的证据意识，过去这种情况只用写一个办案笔录即可，但是现在反而从录像中看出违反证据规则，使得证据的证明力丧失，所以我们的司法机关必须建立起证据意识才能使案件建立在扎实的证据基础上。

第三，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问题

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涉及到程序与实体的关系问题，我们过去总是把这种关系理解为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认为实体是目的而程序则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因此在司法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需要研究的是程序有没有独立于实体的公正的价值，程序和实体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美国著名的学者罗尔思在《正义论》中专门研究了程序正义，他认为存在着三种程序正义：第一种是纯粹的程序正义，指的是程序决定实体正义。也就是说只要程序是正义的则实体也必然是正义的，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抓阄、赌博、摇号都是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在这些纯粹的程序正义中只要程序是正义的，实体处理结果必然是正义的，因此在抓阄、赌博、摇号中包含着一种朴素的公正观念，大家都愿意用这种方式解决分配中的一些问题。当然像抓阄这样的做法也是有局限性的，他只能是在平等的主体之间，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才能采用。第二种是完善的程序正义。在完善的程序正义下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有两个不同的标准，但是通过设计程序能够百分之百的实现实体正义，罗尔思举了一个切蛋糕的例子，一个蛋糕两人分怎么能够使蛋糕分的公平合理，那么就设计了这样一个程序，切蛋糕的人后取蛋糕，这样就能使蛋糕分得公平合理，因为是切蛋糕的人后取蛋糕，如果你把蛋糕切的一块大一块小，大的就被人家先拿走了，你只能剩下一块小的，为了使自己的蛋糕和人家是一样大的，他就会努力的把蛋糕切的两边一样大，所以这就是一种完善的程序正义。第三种是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在不完善的程序正义中，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有两个不同的标准，而且无论如何设计程序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实现实体正义，像审判就是这样一种不完善的程序正义，例如在刑事审判当中，程序正义有程序正义的标准，像在刑事审判当中，程序正义的标准就是遵守有关程序性的规定，而实体正义标准就是定罪准确量刑恰当，但是在审判当中你即使完全遵守程序，也不能完全避免办错案；反之，程序违反了，案件实体的处理结果可能是正确的，所以审判就是一种不完善的程序正义。那么在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当中就存在着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面对这种冲突，到底是把哪个放在第一位，这其实是一个重大的选择。我认为，应建立程序跟公正优先的理念，应当把程序公正放到优先的位置上，这主要是由于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两种公正的不同的特点所决定的。一般来说，程序公正的标准是客观的，可以衡量的，而实体公正的标准是模糊的，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主观感受性。即使是在刑法当中量刑有一个幅度，在法定幅度之内也很难说多判一年少判一年谁对谁错。在定罪的问题上，在有罪和无罪之间，对于那些边缘性案件来说，也不能说判无罪对判有罪一定错，所以实体正义的标准有一定的模糊性，更为重要的是他有一定的主观感受性。也就是说这个实体处理结果在客观上是否公正是一会事，你这个当事人感觉到是否公正又是另一会事。而程序公正有一种吸收不满的功能，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像纯粹的程序正义抓阄，没有抓到东西当然不满，但这种不满可以被程序正义所吸收，因为抓阄的程序是公正的，没抓到只能怪自己手气不好。在完善的程序正义情况下切蛋糕，你想把蛋糕切的一样大，但你最终不可能切的两边完全一样大，可能还是有大有小，这中情况下大的还是被人拿走，可是你却不会不满，因为程序是公正的。反过来说程序不公正就能够制造不满，也就是说本来实体处理结果是公正的，但是因为程序上不公正，它就感觉到是不公正的。前两年最高院发出一个口号“要使我们的审判工作做到使人民群众都满意”对这个提法，贺卫方教授提出过批评，法院的审判工作不可能做到使全体人民都满意，而只能做到使百分之五十的人民满意。因为民事案件中有原告和被告，无论判哪方胜诉都会有一方不满意。刑事案件中有控辨双方，结果仍会使一方不满，因此只能做到使百分之五十的人民满意而不可能使百分之百的人民满意。实际上这句话只是从实体角度上说法院怎么判都有人不满意，但从程序公正角度说，法院不但有可能而且应该使百分之百的当事人都满意，也就是说只要做到了程序公正不仅胜诉一方满意，败诉的一方也会满意。因为这样的结果是在保护诉权公平合理的程序当中得出的必然的结论。反之，如果程序不合理的话，可能连百分之五十的人民满意都做不到，甚至会使百分之百的人民都不满意。程序公正是我们司法活动的根本，离开了程序公正我们就不能建立司法权威。我们讲的追求司法公正当然是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统一，但是在司法公正中我认为更应该强调的是程序公正，应把程序公正放在第一位。美国的辛普森案件经过很长时间的审理最后作出无罪判决，但是百分之七八十的美国人都认为辛普森就是这个杀人犯。而当你问美国人辛普森是不是受到公正审理的话，他们都会回答辛普森确实受到了公正的审理。也就是说，审判的程序是公正的，即使实体处理结果出乎人们的意料，人们并不满意，也必须接受这个判决。辛普森案审完后，主审法官说了这样一段很有名的话：全国人民都看到了辛普森手上的鲜血，但是法律没有看到，我们只能服从法律。为什么能够服从法律、为什么能够服从陪审团的判决。因为陪审团就是控辨双方经过严密程序选出来的，所以最终陪审团作出的判决必须服从。在程序的设计当中，我国是二审终审，但还有审判监督和再审程序。现在我们有大量的再审案件和申诉的案件，所以是二审终审不终，终审解决不了纠纷，有很多人想通过再审来解决纠纷。这表明了司法的权威受到很大冲击。目前很多的上访案件是涉法案件，经过司法机关处理仍然不服的案件，司法机关在处理这些纠纷上确实处于一种无能为力的状况。这些纠纷是社会转型期的问题，随着法制的健全这些社会纠纷逐渐由过去的通过行政手段来解决变成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但我们现在解决纠纷的途径并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现在司法体制改革中，最高法院提出要对审级制度进行改革，即对部分案件实行三审终审，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再审。最高法院想在几个大区设立分院，由其来承担死刑的复核以及跨省的民事案件，这些都是程序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对涉及到公民生死的死刑问题我们在程序上一定要保证公正。这样才能使死刑判决得到社会认同。死刑复核权的下放不利于保障死刑的正确适用。而且和有关国际公约规定相矛盾，最高院收回死刑复核权我们认为是十分必要的。前几天我收到一个来自贵州的一审判处死刑的囚犯的来信，他说看到了我的一篇演讲文章“从枪下留人到法下留人”，讲的是死刑的存废和程序公正等问题，他说对于这点他们这些被判处死刑的人是最有感触的。在这封信里有一句话对我印象最深，他说“对于我们来说一审就是终审”，也就是说死刑在程序上还不健全，一审判死刑了二审改判的可能几乎没有，我们二审基本上死刑案件不开庭，这样一种情况对于保障被告人尤其是被判处死刑人的诉讼权利极为不利。而且他这个案件是在贵州，贵州的死刑复核权是下放到贵州省的，从信中来看他说是受胁迫情况下受雇于他人运输毒品320克，可能达到了当地的死刑判决标准，但从最高院的案例来看，死刑复核权仍在最高院的上海和江苏有两个案件，一个是运输毒品1000多克一个是运输毒品750多克，这两个案件当地高院都判处了死刑，但在最高院审核当中都改为死缓，并且专门强调运输毒品不只要看数量还要看情节。从这两个案件看，如果贵州案件送到最高院也会改判死缓，但是由于这个案件是由省里实施死刑复核权就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封信给我很大的震动。他说“当你读到我这封信的时候，可能我已经被判处死刑了，我心里很不甘，但是我希望将来我们的法制健全”，这个事引发了我的思考，确实应该把程序正义放在第一位，程序公正了即使他被判处死刑了，他也会伏法的。如果你程序不公正，他还会心有不满心有不甘。我们中国历来缺乏程序的观念，而是把实体放在第一位，实际上程序主要是用来限制我们司法机关的，它是用来保障公民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尤其是保障被告人权利的。实际上罪行法定原则也好，法律争执也好，程序正义也好，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保证被告人的权利，那么被告人的权利为什么要保障？我认为这是法制的基本要求，法制的程度并不取决于法律对善良公民的权利的保护，而恰恰取决于对被告人犯罪人权利的保护程度，因为在一个社会里如果那些被告人犯罪人的权利都得到了保障，那些没有犯罪的公民的权利得到保障就是不言而喻的了，如果在一个社会里面，只有那些合法公民的权利才得到保护，而犯罪人、被告人的权利得不到任何的保护的话，这样的社会就不能说是一个法制社会，因为好人坏人的定义权是由政府决定的。然而我们的公民都可能成为一个潜在的被告人。有些学者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一个社会里为什么要有刑法和刑诉法，听到这个问题，我们最本能的回答是因为有犯罪，是因为要对犯罪加以惩治，但这个学者又说了如果说刑法和刑诉法的存在是为了惩治犯罪，那么可以说没有这些法律更能有效的惩治犯罪，因为有这些法律后，惩治罪犯时还要看看法律是否有规定。如果没有这些法律的话说他是犯罪它就是犯罪，我们就可以迅速地对他作出处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刑法和刑诉法的存在恰(下转第95页）(上接第17页）恰不是为了更有效的惩治犯罪，而是要对国家惩治犯罪的活动来加以规范和限制。因此刑法和刑诉法的作用就是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这就是所谓的人权保障职能。所以我们始终面对着一对矛盾，这就是人权保障和惩治犯罪的矛盾。在大部分情况下人权保障和惩治犯罪是可以统一的。但不可否认在少部分情况下，这两个价值取向之间会存在一定冲突。也就是说强调打击犯罪就有可能以牺牲人权保障为代价，强调人权保障就会以牺牲惩治犯罪为代价。这里面存在一个选择的问题，我们过去一直强调惩治犯罪，在人权保障方面关注的不够。法制社会民主的发展要求我们把人权保障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所以司法理念的转变实际上就是要建立起人权保障的观念。要从强调惩治犯罪到强调人权保障的方向转变，这是刑事司法理念转变的一个基础。这次修改宪法听说要把国家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当中。只有真正的树立起人权保障的观念，才能建立起刑事法制的基本理念，依法治国才能真正落实到实处。

第二讲

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

杨文杰

第一、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权利与应尽职责

公安机关是国家的行政机关，是各级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是各级政府中专门负责治安、保卫工作的部门。公安机关又是国家的侦查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负责对案件的侦查，是主要的侦查机关。

负责大多数刑事案件的立案侦查工作，进行刑事诉讼活动。

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也是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要主体或主要诉讼主体，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不仅同样享有重要的和广泛的诉讼权利，承担较多的诉讼义务，而且在由公安机关负责立案侦查的诉讼阶段，公安机关始终处于指挥者和主持者的地位。

此外还包括按行业设立的军队、铁路、民航等系统的保卫和公安部门。公安机关的上下级之间是领导关系。

在我国，国家安全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行使与公安机关相同的职权。军队保卫部门对军队内部发生的刑事案件进行侦查，监狱对罪犯在监狱内犯罪的案件进行侦查。

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它有权对其管辖的案件立案侦查，进行勘验、搜查、扣押、实施鉴定，查询和冻结犯罪嫌疑人的存款及汇款，通缉和询问证人、被害人、讯问犯罪嫌疑人等活动；有权采用拘留、监视居住、取保候审和拘传等强制措施；有权根据检察院的批准、决定或法院的决定执行逮捕；有权决定立案侦查和撤销案件；有权提请人民检察院进行逮捕，有权决定和实施通辑；有权对侦查终结的案件提出起诉或不起诉的意见；有权对人民检察院作出的不批准逮捕或不起诉的决定提出复议、复核的要求；负责对部分刑事判决的执行，担负着对于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宣告缓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的执行和监督、考察任务。

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义务：必须忠于事实真相，忠于法律，忠于人民的利益。

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权利与应尽职责的一致性：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上述权利，也是其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第二、刑事诉讼中公安应该遵守的期间

刑事诉讼的期间是指公安司法机关以及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分别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所必须遵守的时间期限。该时间期限分为法定期间和指定期间两大类。法定期间又分为公安司法机关应该遵守的和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应该遵守的两大类。本文再此只对公安、司法机关应该遵守的期间略作提示以供参考：

一：强制措施期间：

1：传唤、拘传的持续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

2：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

3：监视居住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

4：拘留：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特殊情况下，经县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时间可以延长1--4日，对于流窜作案、结伙作案、多次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经过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至30日。

二：侦查羁押期间：

对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2个月；案情复杂，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可以延长1个月；对于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重大的犯罪集团案件，流传作案的重大复杂案件以及犯罪涉及面广的复杂案件在三个月侦查期限不能办结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延长2个月；对可能判处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的，在以上5个月仍不能办结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再延长2个月。

第三、刑事诉讼中司法公正的实现途径

公正是法律的生命，是法治社会司法机关的立身之本。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为己任，特殊的法律定位使检察机关必须更加重视司法的公正性问题。这种公正性体现在个案中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办案质量”。办案质量高低是对司法是否公正最主要、最直接、最现实的反映。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作为承担国家法律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如何在刑事诉讼中，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全力维护司法公正，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树立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观念，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首要条件众所周知，司法公正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实体裁决上的司法公正；二是程序上的司法公正。所谓“实体裁决上的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机关就案件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关系所做出的裁决或处理是公正的；所谓“程序上的司法公正”，是指诉讼过程对相关人员来说是公正的。实体裁决上的司法公正是执法活动追求的根本目标，程序上的司法公正则是实现这一根本目标的重要保障，两者均不可偏废。正如西方法谚所说，“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司法公正应是“实体公正、程序公正”的有机结合。然而长期以来，在相当一部分司法人员，中“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普遍存在。反映在办案当中就是单纯地追求办案数量和办案效率，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公然违反程序法，采取刑讯逼供、违法搜查、违法取证等手段，来追求惩罚犯罪的目的。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一些司法人员对程序公正的重要性缺乏清醒的认识。片面地认为，只要没有抓错人、办错案，程序上有点违法无关大局。殊不知，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证，程序违法是实体错误产生的重要因素。司法实践中，一些“冤、假、错”案的发生，大多与办案程序违法有关；更不知，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只有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全部实现，才能收到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一个案件的程序不合法、不公正，即使实体处理结果完全正确，也不会产生积极的效应。因为法律原则的背叛与程序公正的丧失，必然使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决是否公正产生怀疑。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制的进步，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特别是程序公正的呼声日益高涨，司法机关对此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更要强化程序意识，纠正以往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过程中，“重实体监督、轻程序监督”的错误倾向，从强化程序监督入手，加大法律监督的力度，确保司法的公平与公正。

二、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要确保司法公正，除了严格遵守诉讼程序以外，还要全面保障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完善诉讼程序，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的要求，从而将人权保障问题，上升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高度来认识。

有人比喻，如果说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公正是一座大厦的话，那么支撑这座大厦的就是控诉、辩护和审判三根支柱。三根支柱缺少或消弱任何一根，司法公正的大厦都将倾覆或者遭受严重破坏。然而，支撑这座大厦的三根支柱之一的“辩护”，虽然在立法上给予了力量均衡的确认（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获得法律帮助权、申请回避权、辩护权、上诉权、申诉权等等），使之能与“控诉、审判、”两支国家力量相抗衡，以防御国家司法权利的滥用。但凡被指控涉嫌犯罪而进入刑事诉讼的犯罪嫌疑人，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由于所处的的诉讼地位的缘故，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常常受到执法机关的和执法人员的不同程度的侵害。比如，犯罪嫌疑人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其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常常因为案件侦破工作的需要而被阻隔或者限制；其家属的知情权也往往由于侦查人员的疏忽而丧失。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这种情形，犯罪嫌疑人被司法机关拘留、逮捕后，执法人员忙于收集证据，没有在24小时内，将拘留、逮捕的原因及羁押处所通知给犯罪嫌疑人家属，弄得犯罪嫌疑人家属四处打探，八方找人。尤为严重的是，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有罪的供述，侦查人员不惜采取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等手段，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甚至造成“冤、假、错”案的发生。实践证明，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特别是保障其依法拥有的诉讼权力能够有效行使，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

保障刑事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不受侵犯，要求我们一要树立人权保障意识，纠正“重打击、轻保护”的错误观念；二要强化依法办案的意识。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严格遵守程序法的规定，该告知的一定要告知；该答复的一定要答复；该公开的一定要公开；该作为的一定要作为。禁止一切随意简化程序、违反程序，无视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发生；三要强化证据意识，遵循“以证定案”的原则，清除“口供是证据之最”的错误认识和“有罪推定”的传统思想的影响；四要恪守平等原则。对于被告人与被害人、举报人和被举报人、申诉人与被申诉人、国有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等拥有的合法权益都要给予平等的保护，严禁厚此薄彼的现象发生。

三、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在刑事诉讼中，查清案件事实是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条件。从这一意义上讲，准确认定案件事实也是确保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因为，如果事实认定有误，那么实现司法公正就成为一句空话。例如，司机A某酒后驾车将行人丁某撞倒，为逃避责任而驾车逃逸。A某刚刚逃离肇事现场，司机B某恰好驾车路过此地，见丁某头部出血晕倒在路上，随将丁某送至医院。但是当丁某被抢救脱险后，一口咬定肇事者就是B某。后经交通管理部门认真地调查，但终因调查取得的证据无一能证实非系B某所为，有关执法机关则裁定肇事责任由B某承担。由此，B某开始了马拉松式的申诉，并诅咒执法不公。我们相信承办此案的有关执法部门以及工作人员本意都是想做到公正执法，但因事实认定有误，才落下不公正的名声。由此可见，实现司法公正，首要的问题是要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司法实践中，查清犯罪事实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任务，许多情况下，由于缺少直接证据，特别是没有目击者而使犯罪事实处于一种朦胧状态。口供与证言相矛盾，证言与证言相矛盾的情况经常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司法人员一定要深入调查、补充完善证据，认真分析证据间的矛盾，去伪存真，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切不可先入为主，主观臆断，凭借分析推定事实。在事实一时难以查清的情况下，应当本着无罪推定的原则处理，不可草率定案。作为承担法律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来说，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工作中，更要严格把好事实关和证据关，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不得批捕、起诉。严禁以捕代侦，强诉、硬诉的现象发生，确保司法公正。

四、加强检察监督，是消除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径司法公正作为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历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司法腐败为广大群众深恶痛绝。要防止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正，就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其中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是确保公正执法的有效途径之一。众所周知，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承担着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职责。具体到刑事诉讼中，担负着对侦查机关、审判机关和监管部门执法活动的监督职责。检察机关的性质和职责决定了“监督”是检察机关的第一要务。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监督渠道的不畅通、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加之检察机关内部存在着“重配合、轻监督和重办案、轻监督”的倾向，导致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能未能充分、有效地行使。如立案监督缺乏相应的保障机制；侦查监督缺少有效的方法和途径；审判监督手段单一。检察人员注重办案与结案，淡化了法律监督工作。批捕、起诉部门的工作人员，受理公安机关移送的批捕、起诉案件后，绝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审查上，而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则关注不多。即使犯罪嫌疑人提出公安人员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的申辩，检察人员也大多缘于此类问题的难以查证而不会投入更多的精力。长此以往，造成检察机关以办案为主要工作，把监督作为辅项工作的局面发生。削弱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要维护司法公正，就要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首先，要强化检察人员的监督意识。引导检察人员正确认识和处理监督与办案的关系，牢固树立“以法律监督为主，以监督促办案”的观念；其次，加大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刑罚执行活动监督的力度。拓宽监督渠道，完善监督措施，重点对刑讯逼供、违法取证、超期羁押等问题进行及时有效地监督；再次，建立、健全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确保检察机关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活动，能够严格地依法进行，有效地防止自行侦查权的滥用，全力维护司法公正。

篇8：公安培训方案

关键词：网络舆情分析师,职业素养,问题,培训

网络舆情分析师, 是现代社会一种崭新的职业。职业化的网络舆情分析师从传统的新闻队伍中脱颖而出, 监测网络舆情, 撰写舆情报告, 预测舆情走势, 进行舆论引导, 有效化解危机。但网络舆情分析师的素质参差不齐, 缺少必要的规范和管理。现在, 公安机关已将网络舆情监测和分析作为一项重要的日常工作任务。笔者试图分析公安网络舆情分析师在职业素养方面存在的问题, 进而提出解决其问题的措施, 希其能促进该行业的健康发展。

一、提升公安网络舆情分析师职业素养的重要性

(一) 是维护公安机关良好形象的需要

公安机关的形象是社会公众作为主体对公安机关的感知和感受。这种感知和感受外化为社会公众对公安机关的认知和评价。但社会公众对公安机关的认知程度有高低之分, 评价也有好坏之别。换言之, 社会公众往往并不能直接感知和感受公安机关这些客体, 而是需要借助一定的媒介来认知和评价。由此, 则出现了公安机关的虚拟形象与公众认知形象。公安机关虚拟形象是透过媒介所呈现出来媒体眼中的公安机关形象。公众认知形象是指社会公众通过媒介所塑造的公安机关形象而获得对公安机关的认知与评价。这些年, 我国互联网舆论日益发达, 已经基本改变了传统的社会舆论格局。互联网信息的传播, 极大地影响着公安机关的形象。这就要求公安网络舆情分析师有较高的职业素养。一旦网络上出现歪曲公安机关的虚假信息, 网民在真假莫辨的情况下, 往往会有大量情绪化的议论。这时, 公安网络舆情分析师需及时发现舆情热点和拐点, 做好舆情应对。必要时利用较高的表达技巧直接参与网上讨论, 表明自己立场, 摆事实讲道理, 有效进行舆情引导, 维护公安机关良好形象。

(二) 是促进两个舆论场良性互动的需要

在当下中国, 客观存在两个舆论场, 即党报、国家通讯社、国家电视台组成的官方舆论场, 都市报特别是互联网构成的民间舆论场。两个舆论场以往由于在兴趣话题、信息内容、聊天方式上呈现出诸多差异, 因此, 一度被认为是难以交集的话语空间。但是, 如果两个舆论场难以交集, 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就会减弱, 甚至失去舆论影响力。这也导致互联网成为新闻宣传的舆论导向的难点。甚至主流媒体的正面宣传在网络社区中经常受到质疑。这就要求网络舆情分析师注重提升自身的职业素养, 努力打通两个舆论场, 促进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具体言之, 要求网络舆情分析师认真研究分析网络舆情传播规律, 及时跟踪把握网络中社情民意, 妥善应对舆论压力, 改善公共治理。同时, 让党和政府的声音进入各种网络论坛、博客以及微信, 促进两个舆论场良性互动。倘若网络舆情分析师的职业素养不高, 不仅难以打通两个舆论场, 反而会适得其反, 增加两个舆论场之间的隔阂。

(三) 是化解事件危机, 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间, 经济虽然快速增长, 但发展并不平衡, 进而导致各种社会矛盾交织, 对同一问题往往观点各异。倘若出现特定事由导致公安机关与民众的信息沟通出现误解或负面效应, 则往往容易在网络上形成公众话题, 进而导致公安机关的形象严重受损, 甚至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 危及社会稳定。例如, 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不文明现象或极个别民警不作为等行为, 均有可能成为网络关注的热点或焦点。网民在真假难辨的信息面前, 往往会跟风议论, 情绪化倾向明显。倘若此时, 网络舆情分析师未能紧贴社会热点, 关注公众话题, 则会让网络情绪引发一场较大的公共关系危机。因此, 对网络舆情进行监测、分析以及提出应对建议, 是公安网络舆情分析师相当重要的任务。这就要求公安网络舆情分析师不断提高业务水平、政治觉悟和舆情研判应对的理论水平, 即全面提升自身的职业素养。

三、公安网络舆情分析师职业素养存在的问题

(一) 价值观容易偏离

公安网络舆情分析师应当拥有稳定的价值观。但是受到“技能至上”等思想的影响, 部分网络舆情分析师的价值观存在有偏离的问题, 认为自己只要熟练掌握网络舆情监测分析的方法和其技术流程即可, 无须进行思想政治方面的学习和修为。殊不知, 思想政治方面的学习不仅和其从事的工作息息相关, 而且在舆情监测分析有序进行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应该说, 正义、良知、爱心以及坚持真实性原则等是网络舆情分析师这个职业的职业伦理精神。如果不注重这些方面的学习和修为, 是有很大危害性的。例如, “技能至上”就是一种功利性的思想, 往往会将网络舆情分析师引入歧途。有些网络舆情分析师, 在不法利益的趋势下, 可能会沦为网络水军、网络推手;甚至为了不法利益自己成为网络谣言的制造者或者进行有偿不闻的网络删帖等。而有些网络舆情分析师, 也可能沦为地方不法官员的帮凶, 阻挠民众通过网络反映民意, 使网络反腐面临较大阻力。

(二) 知识面较狭窄, 能力结构不均衡

进行网络舆情检测、分析以及危机应对建议需要涉及许多学科的知识, 既有社会学科方面的知识, 也包括自然学科方面的知识, 要求网络舆情分析师有较广泛的知识储备。但是由于网络舆情分析师是一门新兴的职业, 国内大学尚未开设专门的专业, 目前许多网络舆情分析师主要来自计算机、法学、公安学、新闻传播学、心理学等教育背景。这就使得网络舆情分析师往往会受自身学科知识的限制, 具有自然学科教育背景的网络舆情分析师往往缺乏社会学科方面的知识, 反之亦然。另外, 网络舆情分析师的能力结构也不均衡。众所周知, 网络舆情分析师需要具备诸多方面的能力, 才能在舆情监测、分析、研判和应对方面游刃有余。但是目前的情况是, 网络舆情分析师的能力结构有些失衡, 并不全面。有些擅长信息捕捉提取, 却不具备综合分析的能力;有些口头表达能力强, 书面表达能力却较弱;有些逻辑思维能力强, 人际交往能力却有待提高。狭窄的知识面和失衡的能力结构自然不利于网络舆情分析师的提高和发展, 也不利于将网络舆情业务经验摸索总结为实务理论, 最终制约整个行业的发展。

(三) 忽视团队合作的培养

团队合作指的是一群有能力, 有信念的人在特定的团队中,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相互支持合作奋斗的过程。随着社会分工的越来越细化, 知识和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 仅凭个人的力量和智慧自然难以完成工作中的各项任务, 因此越来越需要团队的合作。网络舆情分析师的日常工作既要进行网络舆情的监测、提取、分析和研判, 也要参与策划、撰写舆情报告, 甚至还要参加网络舆情危机化解等工作。这些工作多而杂, 工作量相当大。如果紧靠个人去完成, 势必会觉得精力有限, 分身乏术。因此, 网络舆情分析等工作尤其需要团队进行合作。但是, 在对网络舆情分析师进行培训教育时, 往往会忽视团队合作的培养。由此导致在实际的团队合作中出现团队冲突或不协调的情况时, 团队内部缺乏顺畅的沟通机制, 也没有严格有效的冲突管理流程, 进而导致工作效率低下, 缺乏竞争力。

四、公安网络舆情分析师职业素养培训的初步构想

(一) 加强政治理论的学习

网络舆情分析师职业素养培训中, 应加强政治理论的学习。网络舆情分析师需要有稳定的价值观和高尚的职业道德情操。道德和品质的修为往往离不开平时政治理论的学习和积累。政治上的坚定来自于理论上的清醒, 只有加强学习, 才能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判别是非的具体标准。网络舆情工作的特性本身就要求网络舆情分析师需要提高政治觉悟, 从更高层次来理解网络舆情工作。因此, 网络舆情分析师应重点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 在基本理论的掌握、理解和运用上, 做到深入而不肤浅;系统而不零碎;联系实际而不空谈表面。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增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进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党政决策的工作机制。树立全局观念, 站在政府高层决策者的高度思考和分析社会舆情热点问题。

(二) 教育培训的主要内容

网络舆情分析师专业培训课程, 旨在为满足社会诸多层面的需求, 能够准确把握社情民意、提升舆情危机应对能力的专业人才;旨在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网络舆情的引导能力、应对能力及掌控监督能力, 提升在实际工作中的专业性和针对性。特别是要注重对舆情分析的牵连性、影响性、可发展性的把握, 把握社会舆论的前瞻性。其培训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信息安全、网络舆情的理论和定义以及相关政策法规;网络舆情信息源、网络舆情选题以及舆情信息采集与分析、情报信息及数据库技术应用;网络舆情网技术、信息检索、分析与预测技能, 收集并监测有效的网络舆情;网络舆情领域的数据机密性、有效性、完整性、不可否认性、可用性的信息资源保护原则及相关政策;舆情抽样搜索工具的运用以及舆情样本内涵标准与外延标准的掌握;灵活运用舆情数据的监测和分析研判的概念和方法、原则, 评估分析, 编制评估分析报告;掌握网络舆情数据研判及应对的技术手段和方法;掌握企业和政府网络舆情的工作体系等方面。同时, 网络舆情分析师还应加强自身的学习, 使其知识面更加广泛, 能力结构趋于均衡。

(三) 注重实际操作和团队合作

目前, 网络舆情行业发展速度相当快。随着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并涉及众多学科, 导致舆情信息的捕捉提取以及数据的挖掘难度增大。同时, 分析研判的能力也不能满足需要。因此, 网络舆情分析师应该更侧重于实际操作的培训。但是, 目前较多的培训机构实际上只是一些课程的拼凑, 理论脱离实际。笔者以为, 教育培训除了讲解理论知识外, 应把理论方法和案例解析结合起来, 内容以案例分析为主, 包括近期较热门的网络舆情事件, 并引导大家进行讨论, 增强互动性。同时, 应积极研发和改进“在线模拟演练平台”, 让学员在仿真的演练平台进行实际操作, 使其学以致用, 巩固学习成果。另外, 要注重团队合作的培训, 应有意识地模拟演练团队工作的场景, 让学员各司其职, 分工协作。并在团队合作的演练中学会建立信任, 彼此担当责任以及团队内部建立流畅的信息传递渠道和沟通机制, 并有严格有效的冲突管理流程。

参考文献

[1]刘鹏飞.网络舆情分析师手册[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11

[2]常桦等.情商决定命运[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社,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