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宗教信仰自由及其活动的法律界限

论宗教信仰自由及其活动的法律界限（共8篇）

篇1：论宗教信仰自由及其活动的法律界限

论宗教信仰自由及其活动的法律界限

一 宗教信仰具有法律上的正当、合理性.因为: 首先,信仰具有法律上的不可剥夺性质.人非机器,人只能有限地活一次:人生无常.活着的人生意义是什么?“归宿何处?家在何方?人活得怎样?”归结到一点:有限的`肉体生命生活在世界上,除了首先满足于吃、喝、住、穿与人交往等等功能性需要,然后就要去探究上述问题,这就是人生的两大基本范围:物质社会和精神领域.精神追求是人不可或缺的支柱.“人生自古谁无死”?超越死亡的只有人的精神、人永不停息地寻求生命意义的努力,“地球上最美的花朵是思维着的精神”.否则,“人之异于禽兽几希”?当人们精神追寻指向较为稳定的主张,极度相信、尊敬,并由此感到自己的身心(肉体与灵魂)都有了可靠的归宿时,人便有了一种信仰.这种信仰是属于人的精神、思想、灵魂、良知和内心感情范畴的.法律只是调整人类社会主体行为的规范,它无法规范人类的思想及其领域.思想不是也不可能是法律涉足的对象.因此,信仰的自由是无法剥夺的.

作 者：完珉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法学院刊 名：前进英文刊名：ADUANCE年，卷(期)：“”(8)分类号：关键词：

篇2：论宗教信仰自由及其活动的法律界限

1、划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宗教作为意识形态，是人们的思想信仰问题，一般都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但是，那些披着宗教外衣进行违法活动的，甚至利用宗教来谋财害命、残害群众的，利用宗教来玩弄妇女的，就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敌我矛盾，对这些违法活动，必须依法制裁。

对于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我们党对他们也是从来不客气的，建国后，特别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经常有一些帝国主义分子，披着宗教的外衣，到我国窃取军事情报和经济情报，对这些人，只要我们发现，都毫不客气地把他驱逐出境。对于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分裂主义分子，我们党和国家也是采取镇压的办法的。

2、划清宗教与行政、司法、教育等的界限

我们国家的一些少数民族，历史上长期存在政教合一的制度。所以我们在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时，必须要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这项原则的含义就是：一方面，国家不用行政办法干涉宗教，国家允许信教群众有正当的宗教活动，允许有固定的宗教场所，允许有阿訇、喇嘛、和尚、尼姑等宗教职业人员。这几年，我们国家还帮助信教群众修建了一批清真寺、佛寺，还帮助建立了几所神学院，培养神职人员。

另一方面，国家规定宗教不能干预国家行政、不能干预司法、教育，也不能干预婚姻。

我们国家绝不允许任何人强迫少年儿童入教和出家，绝不允许恢复宗教特权和宗教剥削制度，绝不允许利用宗教来反对党的领导，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3、划清宗教与迷信的界限 所谓迷信，就是对人或事物的盲目信仰和崇拜。从广义来说，迷信应该包括宗教信仰，因为任何宗教信仰都是迷信的表现。

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宗教和迷信是有区别的。它们的区别在于：每一种宗教，都有某一个既定的崇拜偶像，都有系统的教义、教规，都有固定的活动场所（如寺、庙），都有一定的宗教仪式。而迷信则没有共同一致的崇拜偶像，没有系统的教义、教规，也没有固定的宗教仪式和共同的活动场所。

迷信一般是指看相、算命、占卜，看风水、驱鬼治病等等。

由于宗教和迷信有区别，所以，对待宗教和迷信的政策也是不同的，国家对宗教实行保护政策，但是对迷信政府是不保护的。

对于一般个人的迷信活动，只要不妨碍社会、不违背国家宪法和法律，政府并不干涉。

但是，对那些利用封建迷信来诈骗钱财、残害群众和其他违法活动的，必须要依法取缔，触犯法律的，要依法制裁。

4、划清宗教和民族的界限

我们说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头脑中的一种信仰，而民族则是一种人们共同体。所以，宗教和民族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

一种宗教可以被很多民族共同信仰，如伊斯兰教，在我国就有10个民族信仰，在国外，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就更多了。但是，我们绝对不能说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都是一个民族。

同样，同一个民族中，有的信仰这种宗教，有的信仰另一种宗教。如壮族，有的信仰佛教，有的信仰道教，有的信仰天主教，但是我们也不能把他们说成是几个民族。因此，我们要注意把民族和宗教分开，要把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分开。

5、划清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和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的界限

我们党和国家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是对一般的公民来说的。一个共产党员不同于一般公民，他们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成员，他们的世界观应该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应该是无神论，他们信仰的应该是共产主义。所以，党章明确规定，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参加宗教活动，长期坚持不改的，要劝其退党。共青团员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所以，共青团员也不能信仰宗教。

但是，这项规定的实行，在那些基本上是全民信教的民族中，需要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如西藏，如果按上述规定简单从事，那么党组织即很难得到发展。所以，党组织对那些还不能完全摆脱宗教影响的少数民族党员，不应当简单地抛弃，而应在充分发挥他们的政治作用的同时，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逐步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逐步摆脱宗教思想的束缚。

演讲稿

尊敬的老师们，同学们下午好：

我是来自10级经济学（2）班的学习委，我叫张盼盼，很荣幸有这次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流担任学习委员这一职务的经验。

转眼间大学生活已经过了一年多，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担任着学习委员这一职务。回望这一年多，自己走过的路，留下的或深或浅的足迹，不仅充满了欢愉，也充满了淡淡的苦涩。一年多的工作，让我学到了很多很多，下面将自己的工作经验和大家一起分享。

学习委员是班上的一个重要职位，在我当初当上它的时候，我就在想一定不要辜负老师及同学们我的信任和支持，一定要把工作做好。要认真负责，态度踏实，要有一定的组织，领导，执行能力，并且做事情要公平，公正，公开，积极落实学校学院的具体工作。作为一名合格的学习委员，要收集学生对老师的意见和老师的教学动态。在很多情况下，老师无法和那么多学生直接打交道，很多老师也无暇顾及那么多的学生，特别是大家刚进入大学，很多人一时还不适应老师的教学模式。学习委员是老师与学生之间沟通的一个桥梁，学习委员要及时地向老师提出同学们的建议和疑问，熟悉老师对学生的基本要求。再次，学习委员在学习上要做好模范带头作用，要有优异的成绩，当同学们向我提出问题时，基本上给同学一个正确的回复。

总之，在一学年的工作之中，我懂得如何落实各项工作，如何和班委有效地分工合作，如何和同学沟通交流并且提高大家的学习积极性。当然，我的工作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比日：有的时候得不到同学们的响应，同学们不积极主动支持我的工作；在收集同学们对自己工作意见方面做得不够，有些事情做错了，没有周围同学的提醒，自己也没有发觉等等。最严重的一次是，我没有把英语四六级报名的时间，地点通知到位，导致我们班有4名同学错过报名的时间。这次事使我懂得了做事要脚踏实地，不能马虎。

篇3：论网络言论自由的界限

一、网络言论自由界限的含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而其中所述的言论自由指的是公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发表言论的权利。有时也被称为意涵更广泛的表达自由。言论自由是一种基本人权, 被各国的宪法和法律予以保护。但任何权利都不能没有约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 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也是我国法律对于言论自由最为基本的限制。

随着网络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诸如微博、朋友圈、QQ空间以及BBS论坛等自媒体不断涌出, 拓宽了公民通过网络发表言论的渠道。在网络环境中, 一方面, 需要保护公民网路言论自由的权利, 另一方面也要防止一些公民利用网络侮辱、诽谤他人, 甚至扩散虚假、恐怖信息。例如在著名的“王X人肉搜索案”中, 妻子姜X因怀疑丈夫王X有婚外遇, 于是网络上注册了个人博客, 并进行写作。在自杀前两个月, 她在自己的博客中以日记形式记载了自杀前两个月的心路历程, 将丈夫与一名案外女性东方某的合影照片贴在博客中, 并认为二人有不正当两性关系, 自己的婚姻很失败。而且还在博客中显示出了丈夫的具体姓名、工作单位、地址等信息。事后大量的网民参与到对男主人公王X的“人肉搜索”中, 一些网民在网络上对王X进行指名道姓的谩骂;更有部分网民到王X和其父母住处进行骚扰, 在王家门口墙壁上刷写、张贴“无良王家”、“逼死贤妻”、“血债血偿”等标语。我们在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同时, 也不能将网络言论自由的界限设定过于苛刻, 这样会过分抑制网络言论自由的生气。例如在雅安地震这次事件中, 各大新浪微博大V, 李连杰、姚晨、王力宏等人在个人微博呼吁大家关注雅安地震救援行动, 并声援大家通过“壹基金”向灾区捐款。同时通过微博公开“壹基金”的救援过程, 以便公众了解救援进展以及监督捐款的使用。通过此次募捐, “壹基金”共收到近3亿元的救灾物资。正是基于各大新浪大V的声援, 才使得此次救灾募捐如此顺利成功, 同时让“壹基金”接受公众的监督, 提高了“壹基金”的信任度。试想, 若过分限制网络言论自由, 必将会导致公民在网上有言不发的局面。而网络的蓬勃发展主要还是依靠公民的参与, 公权力过多的介入会导致对公民言论自由的侵害。

二、网络言论自由界限的现有标准

世界各国对于网路言论自由的界限各有标准, 目前对于该问题的界定还在探讨之中。通过比多各国的操作方法和经验, 有助于我国未来对网络言论自由的保护与限制。

(一) 英美法系国家

在美国, 对于言论自由的界限, 学者们所持的观点是采用“明显而即刻的危险”的标准。它主要的鉴别标准是根据在一定的环境下, 个人或者集体的言论活动给现实社会秩序所造成危险的性质来决定该言论是否受到美国法律的保护。

“明显而即刻的危险”这一标准, 源于美国有名的“征兵第一案”。根据当时美国的《反间谍法》, 任何人不得故意阻碍合众国的征兵计划, 而一位叫查尔斯·申克散发15000传单抵制美国加入一战, 之后此人因这一行动被当地法院认定违反《反间谍法》而判决有罪。本案被上诉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理由系申克被剥夺了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最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以“明显而即刻的危险”这一标准认定申克的行为无罪。同时他还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何为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对言论自由作最严格的保护, 也不会容忍一个人在戏院中妄呼起火, 引起恐慌。”

在里诺诉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案中, 涉及CDA条款是否违宪的问题。CDA条款将通过网络对未成年人宣布“传播淫秽言论或‘不正当言论’的行为认定是犯罪行为。”而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 淫秽威胁的言论不受法律保护, 而所谓“不正当言论”却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在本案中, 政府是以保护未成年的利益作为理由进行论辩。最后最高院判决CDA条款违宪, 认为网络言论是不受政府干涉的。

在英国, 关于言论自由的界限为不能发表煽动暴力的言论。该标准系因一次暴力事件所确定。曾有一名伦敦警方枪杀了一名牙买加裔黑人男子。事后有网友在社交网站上建立一个页面引起数万粉丝关注, 该网友发起了抗议警察暴行的和平游行, 而事后却演变成了沿街打砸抢的事件。

(二) 大陆法系国家

在德国的司法实践中, 是通过适用普通立法并通过“法益衡量”来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而所谓的“法益衡量”, 是指立法机关通过采取对人民权益最小的侵害来实现更为有价值的立法目的。德国司法部长齐普里斯曾经指出:“在德国, 每个人的基本权利都受到法律的保护, 但是, 这里面有一个衡量权利的问题, 如果国家认为一个权利比另一个高, 比如说保护青年比保护言论自由更重要, 那么凭这一点就可以对某些言论进行一定的管制。”由此可见, 在保护和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法益衡量”中, “公共利益”被置于较高地位。

(三) 我国的现有标准

目前我国已经颁布诸多有关规制公民言论自由的文件, 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而针对互联网领域, 有《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2013年9月6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将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 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作为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构成诽谤罪。

由此可见, 我国非常关注对网络言论自由的规制。但除了转发五百次以及浏览五千次应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以外, 我国目前对网络言论自由的界限并未有十分明确的规定。

三、构建网络言论自由界限的路径探讨

在表面上, 公民通过网络发表自己的意见仅仅只是通过舆论在思想和文化上影响大众。但往更深层次走, 一些公民通过舆论可以影响到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有可能将微小事件升级为重大的政治事件。所以, 对于我国目前对网络言论自由尚无明确的界定情况下, 当前对网络言论自由界定的路径研究尤为重要。

(一) 立法解决

1. 确立法律概念

通过立法确立网络言论自由界限, 首先应当将“网络言论自由”这一特殊主体确立为法律概念。网络言论自由不同于普通言论自由, 由于在网络上发表的言论传播速度与范围都远超于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交流, 在网络上发表言论具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力, 因此对网络言论自由的监管要比其他言论自由的监管更加严格。在法律条文中应明确指出网络言论自由触犯某法律法规时应当从重或者加重处理, 是引导公民在合理行使网络言论自由的权利的好方法。

2. 借鉴国外经验, 制定量化标准

我们国家可以借鉴英美法系国家“明显而即刻的危险”的标准, 并且通过立法或者司法解释的方式将何为“明显”、何为“即可”以及何为“危险”进行详细的解释说明, 并在时间上、空间上设置一个容易量化的标准, 以便让公众对网络言论自由的边界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例如在此次两高作出的司法解释中设置的转发五百次以及浏览五千次这一量化标准, 在认定网络言论自由的边界上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二) 个案解决

通过量化标准的方式来确定网络言论自由的界限, 虽然从一定程度上使得该界限清晰而明确, 但是网络发展的速度飞快迅猛, 越细化的标准越赶不上变迁的速度, 这是法律法规无法逾越的滞后性。虽然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 跟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国家不同, 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七条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 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也就是说部分判例在我国仍然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 可以供各地法院参照适用。通过发布指导案例的形式, 可以使死板僵化的标准尽快适应时代的变化, 并且可以将一些现实生活中不断涌现的新生现象考虑到标准的具体应用当中, 从而克服标准滞后性的缺点。

在具体个案的裁判当中, 我们亦可以借鉴德国“法益衡量”法来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界限。即在个案的裁判观点中, 详细阐述比较公民在网上言论自由的权益与另外一个被言论自由所侵害权益哪一个占据更高的地位, 从而让公民清楚我们国家的价值取向以及网络言论自由的边界。

以网络推手杨XX炒作的“XX妹妹”、“AA换BB”事件为例。笔者认为, 虽然上述两件事件中的诸多情节系被杜撰出来的, 但并没有造成恶劣的影响, 而且还能带来较好的社会评价, 这样的网络言论虽然不应提倡, 但亦不应当受到法律的惩治。相反, 对于杨XX虚构的“XX船震”, 炒作郭XX、干XX等所谓网络名人, 通过网络有偿提供删除信息服务和发布虚假信息服务谋取非法利益。该行为不但没有弘扬优良的社会道德品质, 并且通过虚构事实谋取非法利益, 此种网络言论即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

参考文献

[1]韩雪.法制视野下网络时代的言论自由[J].科学社会主义, 2011 (2) .

篇4：论宗教信仰自由及其活动的法律界限

关键词：有限责任；商业组织；资产分割

中图分类号：D91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0)05－0119－05

19世纪中期英国工业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提供制度保障，顺应经济活动的发展要求并成为现代公司法的基石。有限责任法律制度的确立不仅提供了新的企业形式，也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从股份公司到简化的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到更为简化的一人有限公司，到合伙制度对有限责任的接纳，有限责任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展，传统的无限责任制度适用空间越来越窄。有限责任的扩张体现了现代商业社会商业活动参与者、商业主体降低经营风险的需求。本文旨在于商业主体多元化、经营制度多样化的商业活动实践中，探明有限责任制度的实现途径以及在何种情况下有限责任的适用可能受到限制甚至被突破，即有限责任法律适用的界限问题。

一、有限责任制度的实现途径

有限责任制度适用于不同的企业形态，其实现并非遵循了从公司到合伙的唯一历史演进途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达到资产隔离功能进而实现有限责任的商业信托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与公司经历了共生的发展时期。1929年哈佛法律评论的一篇文章中评论到：“现代商业同信托关系结成了亲密的联盟。除了合同这种普遍适用的工具以及公司这种标准的组织形式之外，信托关系适用于任何由于其微妙性和新奇性以至于合同和公司由于其简单的设计而无法应用的场合”。此外，有限责任合伙的有限责任也迥异于公司或商业信托的实现方式。

(一)有限责任制度的历史发展进程

随着经济活动的活跃以及商人规避风险的天然属性，有限责任逐渐走上历史舞台，并呈现出强势扩张态势。

英国的有限责任制度在19世纪工业大革命后期才逐渐发展起来，1855年通过有限责任法案之后，有限责任制度所能带来的好处迅速得到认可，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大量兴起。而美国的有限责任制度最初通过特许制度在银行、保险等行业实行，其后通过各州立法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大陆法系最早的有限责任制度的雏形为“特有产”制度，即古罗马的家父常爱给予家子或奴隶一小笔财产，由家子或奴隶对其进行经营管理，但该财产法律上的所有权人仍是家父；家子或奴隶因特有产与他人缔结契约所生之债务，家父仅以该特有产总额为限承担责任。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有限责任制度则从通过制定法的形式得到确立，如最早的1807年法国《商法典》中对股份公司做出了规定，其后股份公司制度在欧洲大陆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德国的有限责任公司制度则让股份公司之外的中小企业的投资者也能享受到有限责任的好处，该制度迅速在世界范围内流行。

此外起源于13世纪英国较为流行的"USE”(用益)设计的信托制度，也能产生几乎等同于有限责任制度一样的规避风险效果。信托制度的特点在于移转并分割所有权之设计。这种所有权的分割体现为责任和利益相分离的设计：享有名义上所有权的受托人担负了随着该所有权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而受益人则享有信托利益。信托关系的实际运作则体现为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信托财产独立性指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财产而存在，为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债权人追及范围之外。

随着有限合伙、有限责任合伙等企业形态的出现，有限责任呈现出向合伙制企业扩张的态势。如有限合伙中其中一部分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而另一部分合伙人则作为有限责任人承担有限责任。有限合伙满足了资本拥有者和具体从事商业经营者(但缺乏资本)之间的需求矛盾。有限责任合伙也即我国合伙企业法中规定的特殊的普通合伙，是在普通合伙基础上进行的一种制度创新，主要限于特定专业的普通合伙中适用，其目的在于对普通合伙中无过错的合伙人予以有限责任保护。我国合伙企业法第55条规定：“以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为客户提供有偿服务的专业服务机构，可以设立为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

(二)有限责任制度法律适用的主要途径——构建商业组织及资产分割

有限责任制度主要依附于现代公司企业，几乎可与公司形态抗衡的商业信托也具备独立法律实体的形态。正是依靠独立企业组织形式方能以最少成本实现资产分割，最终实现特定主体的责任限制。

1.构建商业组织的好处

在基于有限责任制度来研究公司和商业信托时，难免会提出商业信托是否具备法人地位这一问题。在将起源于英美法系的商业信托与公司制度作为共同目标企业进行研究时，本文倾向于采用法律实体(1egal entities)的概念。法律实体，如同自然人一样，具有法律上的人格，这是从其法律特征而言的。其一，法律实体具有通过指定的管理人签订合同的能力(即独立的对外交易的能力)；其二，确定的资产组合用于满足公司债权人的诉讼请求。公司财产同公司所有人和管理人财产的区分，信托财产同委托人和受托人财产的区分是法律实体的关键性特征，建立这种区分则是组织法在企业的组织中所发挥的最主要的作用。其一，所有法律实体组织法的特征之一便是独立财产的分割，对此，公司的债权人享有优先的权利；其二，这种资产分割对于创建大型公司提供了重要的效率优势；其三，缺乏组织法通常难以达成这种形式的资产分割；其四，这一特征实际上是一种财产性特征，即组织法对商业活动提供重大贡献。公司等企业组织的存在就是为了节省透过市场交易——也就是个别契约——所可能产生的成本；换言之，企业组织与市场契约的不同，在于企业得以用“组织权威”来取代市场“价格机能”。因此，通过建立商业组织——公司或商业信托构建独立或相对独立的法律实体，从而促成资产分割，正是商业组织或组织化的重要功能。

2.资产分割对有限责任制度的意义

无论是罗马法的特有产制度、现代公司制度以及信托制度，有限责任的实现都体现了资产分割的功效。所谓资产分割，是指将原本资产需求者持有的金融资产，与资产持有者隔离，资产分割的目的在于分离该资产和资金需求者(资产持有者)的破产风险。

资产分割包括了两个组成部分，首先是独立资产组合的指定，该资产属于公司并同公司的所有人和管理人的个人资产相区分。其次是赋予债权人对法律实体所有资产的优先权。这种优先权的赋予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赋予债权人对同公司运营相关

的资产优先于公司所有人的个人债权人的请求权利。这被称之为“积极”的资产分割，即独立的公司资产作为公司所有合同的担保财产。二是赋予所有人的个人债权人对所有人独立的个人财产优先于公司债权人的请求权利。这被称之为“消极”的资产分割，使得所有人的资产免于公司债权人的请求。

在公司制度中，资产分割使得公司的债权人对公司资产享有优先的权利，对于创建大型公司提供了重要的效率优势。由于单纯的合同方式与潜在的各个债权人就公司资产的独立性达成共识，成本无法控制，也缺乏可行的具体操作手段，这种形式的资产分割通常要通过组织法达成。

在信托制度下，资产分割通过信托财产的独立来实现，即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财产。通常认为有限责任作为信托的重要法律特征，根源于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信托制度的有限责任特质体现为信托内部关系以及外部关系之中，前者指的是受托人因信托关系而对受益人所负的债务(支付信托利益)，仅以信托财产为限度负有限清偿责任；后者体现为委托人、受托人及受益人实质上对因信托事务处理所发生的债务(合同之债和侵权之债)都只以信托财产为限负有限清偿责任。

有限责任正是通过组织化和资产分割才得以实现。组织化意味着形成独立的法律实体，出资者选任经营管理层，向其让渡了对法律实体资产的直接支配权。通过出资者出资形成组织化的企业、进行独立经营从而获得独立主体地位，从而完成了资产分割。

(三)有限责任合伙的特殊问题

如果说在公司和商业信托中，有限责任通过组织化和资产分割得到实现，那么在有限责任向合伙制的渗透和扩张过程中，更多的是企业形态竞争和制度借鉴的结果。有限责任合伙，在特定条件下，合伙的普通合伙人都仅对合伙的侵权债务或全部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如前所述，我国合伙企业法已经初步建立了有限责任合伙制度，即我国合伙企业法第55条至59条规定的“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适用于以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为客户提供有偿服务的专业服务机构。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非故意或重大过失合伙人仅以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为限承担责任情况下，仍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合伙企业债务的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或者无限连带责任，体现了专业领域严格责任的适用。另外，这种有限责任毕竟改变了原有合伙制度中合伙人与债权人的权益地位，即在特定情况下，除合伙企业财产外，债权人债权的实现依赖于特定而非全部合伙人的个人财产。对这种利益失衡的矫正则依赖于职业保险等替代赔偿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二、现代商业社会有限责任的修正

有限责任制度主要依赖于独立法律实体的资产分割功能来实现。有限责任依附的企业形态——公司、商业信托等商业组织日渐成为商业主体主要形态，有限责任更通过资产证券化运作实现特殊目的工具(SPV)的破产隔离功能。因为法律制度之间的竞争，有限责任亦逐渐向组织化程度不那么明显的合伙企业渗透。

(一)有限责任的负面作用

有限责任制度将投资人风险局限在一定范围内，同时能够起到促进融资的作用。但有限责任一直以来饱受争议。对有限责任制度的担忧大多集中于有限责任制度导致债权人利益被削弱、引发利益不均衡、公司或企业的侵权、受害人利益被忽略、企业风险外化等负面影响。

有限责任使得利益平衡的天平过多向商业主体的内部成员倾斜，这对外部债权人而言有失公平。这种利益失衡在有限责任的实现过程中通过资产分割构建商业组织独立主体地位得以纠正，使得债权人的交易相对方为具有独立财产支配能力的商业组织，而非商业组织的投资者。有限责任制度的本质是将投资或经营的风险通过构建商业组织的方式进行限定，即将风险限制于商业组织投资人或所有人对商业组织的投资范围内。在商业组织具备独立主体地位情况下，债权人尚能接受此种风险的外化或转移，然而在商业组织仅具独立主体地位外形，实质受其投资者支配、丧失其独立性情况下仍对投资者施以有限责任保护，难免对债权人造成极大不公平，在此种情况下，需要对有限责任的适用进行限制。

(二)有限责任的修正

因其对债权人利益的削弱所造成的利益不均衡，有限责任制度也会诱发道德风险，即股东有可能滥用有限责任，规避法律义务或逃避债务。享受有限责任的前提条件是公司独立，当公司不独立，受到控制股东或内部人控制时，再坚持有限责任，无异于会形成对第三人的不公平。因而从有限责任诞生的那一天起，相伴相随的即是采取措施对有限责任带来的利益失衡进行修正。因而，自从有限责任制度发展以来，伴随利用有限责任避法逃债进行欺诈的行为增多，亦演变出诸多规范性制度对有限责任滥用进行纠正，如揭破公司面纱制度(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衡平居次原则、重新定性、实质合并原则等。由于有限责任制度适用的企业组织形态各异，因而对有限责任适用的限制或修正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

首先，就公司制度而言，在公司内部事务混同、未遵循公司形式要求、资本不足、规避合同或法律责任或利用公司进行欺诈、公司仅为所有人的工具等情形下，通常会主张揭破公司面纱，要求追究公司背后的股东责任，但在缺乏证据表明存在欺诈，法院通常不会支持揭破公司面纱的要求，毕竟，有限责任原则是公司法的基本制度，揭破公司面纱仅在极为罕见的情形下适用。而在公司处于破产、重整、和解情形时，将因不公正行为取得的债权居次于其它一般债权之后受偿，以保证公司财产在债权人之间进行公平分配。美国破产法对衡平居次原则进行了规定，法院适用这一原则要满足三个条件：不公正行为，损害或不公正获利以及符合破产法原则。这一原则被用于防止内部人利用其对债务人的控制以其他债权人利益为代价进行不当获利。

其次，就信托制度而言，信托财产独立性的原则使得所设立的信托能独立运作，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商业组织法资产分割的效果。但这种独立性也不是绝对的。在委托人为欺诈其债权人而设立信托情况下，信托无效，自然无从享有信托独立性的种种好处；受托人在管理信托财产时，如果违反分别管理的义务，致使信托财产与其自有财产混合或数个信托财产混合无法辨认，信托财产亦丧失独立性。在此情况下，则整个混合财产视为信托财产。信托财产独立性的丧失对商业信托则是致命的，如在采用信托模式设立特殊目的机构(SPV)实现资产分割进行资产证券化操作情形下，控制人或内部人可能利用其优势地位将其股权投资掩盖为借贷关系，从而既能获得剩余财产分配的优先权利，又能享受股权利益。尽管当事人认为已经采用了所谓的“真实买卖”的方式，将资产变为由SPV所有，但当发起人被申请破产时或进行重整时，破产法院会将交易“重新定性”(recharacterization)为担保交易，将已经转让给SPV的财产合并到破产财团。这种对内部人请求权的重新定性即打破了原有的破产隔离功能。

再次，就非公司企业有限责任合伙形式而言，应分有限合伙和特殊的普通合伙两种情形讨论。在有限合伙情形下，有限合伙人的有限责任亦可能受到限制。如有限合伙人利用合伙企业的名义进行不当行为或交易，此时不宜再适用有限责任，我国合伙企业法第76条也明确规定，第三人有理由相信有限合伙人为普通合伙人，并与其交易的，该有限合伙人对该笔交易承担与普通合伙人同样的责任。在特殊普通合伙情形下，有限责任适用目的在于对无过错的合伙人进行责任限定，由故意或重大过错的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而其他合伙人则就其在合伙中财产份额承担责任，无须牵连其个人财产。因而此种有限责任仅在特定例外情形下适用，适用的罕见性和特例性本身就是一种限制。

最后，美国破产法通过案例总结出来的实质合并规则也起到限制有限责任适用的作用。该规则为基于案例总结出来的一项衡平法规则，是指在破产程序中将同一公司集团中数个独立法律实体的资产合并，用以统一清偿债务。有可能遭到实质合并的实体包括自然人、合伙、公司及其分支机构。该规则合并各独立主体资产的最终目的在于公平偿债，抹去了原本独立法律实体的界限，彻底、终极性的否认了各独立主体的独立人格，被称为“揭破公司面纱”制度在破产法领域的类似制度。

三、有限责任的适用标准及界限

有限责任的支持者认为有限责任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离开有限责任，资本证券市场不可能得到发展。有限责任降低了融资成本，并且促进了公司股权的自由转让，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个人责任的情况下，显然股权转让将受到限制。从正面观有限责任适用界限，应严格确立有限责任适用标准，未能满足此适用标准导致有限责任被滥用的情况下，应采取相应的制度性措施予以纠正。应谨慎对待有限责任在专业服务领域的适用，强调专家责任的严格性。

首先，应确立有限责任制度适用的前提条件是通过设立商业组织形式形成有效资产分割。有限责任制度的促进投资以及风险限制等优势使其在各种商业组织形态中具有适用空间，并通过商业组织的消极以及积极资产分割功能得以实现。商业组织更为关键的功能在于后者，即积极的资产分割使得商业组织的财产能够同商业组织实体的所有人或管理人的财产区分开来。这种积极的资产分割对于商业组织的设立和独立人格的获取是不可或缺的，并进而通过独立商业组织与商业组织所有人之间的财产形成有效的分割，从而限制了商业组织的债权人对商业组织的所有人或其他受益人(如公司的股东、信托的受益人、证券投资基金信托下的基金持有人或受益凭证持有人等)的个人资产进行追偿的能力。

当商业组织与其所有人之间未能形成有效资产分割时，所有人即丧失有限责任制度的保障。未能建立或维持有效资产分割均将导致有限责任适用的否认。在欺诈设立公司、商业信托等商业组织情形下，该商业组织设立无效；在商业组织与其所有人财产混同情形下，导致商业组织与其所有人人格混同，则有可能适用上述法人人格否认、实质合并等规则否认有限责任制度的适用。

其次，专业服务领域须严格界定有限责任的适用。在专业服务领域，由于专业人士或专家如律师、会计师在该专业领域享有的专业优势和经验优势，理应在其专业服务中对其客户承担更为严格的责任。要求该种专业服务机构采取合伙制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使得专业人士提供专业服务时更为谨慎，因为在合伙企业财产不足以赔偿不当执业行为所造成损害时，合伙的全部成员要承担无限的个人责任。在英美法系这种责任被称之为替代责任(Vi－carious Liability)，即其他合伙人为实施了不当行为的合伙人承担连带和共同责任。然而在利益集团和游说集团成功的说服了立法者允许其采取有限责任公司(美国式的有限责任公司，区别于大陆法系国家的有限责任公司，后者相当于美国的封闭公司)和有限责任合伙的形式，这两种有限责任企业形态提供了有限责任的保护而免于公司的双重征税，因而迅速风行起来。但该种有限责任并不影响合伙人或成员对其个人行为所应承担的个人无限责任，仅对其他合伙人不当执业行为以其合伙财产份额为限承担责任。这种有限责任实际上是合伙人对自己个人不当行为所产生的无限责任的隔离，另一方面，执业责任保险制度的完善以及相应执业责任保险的投入在相当程度上能减少这种责任隔离可能为客户带来的风险。

虽然有限责任合伙中有限责任的适用仍有承担个人责任的合伙人无限责任做最后的保障，并强调建立完善执业责任保险制度，但其缺陷在于：这种有限责任或责任隔离在专业服务领域的施行将使得各合伙人或成员将仅专注于个人业务，而不愿意积极参与公司的管理事务或对其他成员的业务提供意见，因为这些行为都将有可能使其不能得到有限责任的保护。在2002年安然事件后，其背后的会计师和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受到广泛的批评，认为其未能尽到专业的监督职责而导致安然虚报利润等种种违规行为竟然一直未能为人所知。而专业机构的失职则被归咎于其所享有的有限责任，从而引发了对这些专业人士是否能够享有有限责任的质疑。有学者认为：本质上，有限责任合伙使得专业人士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此外，这种制度不成比例地在大型律师事务所适用，而这些机构最容易阻止和分散不当执业行为的成本。减少这种责任的隔离将更有利于激励律师注意其他同事的不当行为，从而建立制衡的内部监督机制。

篇5：法律信仰的法治意义及其实现条件

1.1 法律信仰是现代法治精神的内心

法律信仰其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也是人们有意识培育和选择的结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增强全民法治观念, 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之一, 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法治国家, 把“法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大要素, 提出了实现全民守法的目标。就是要唤起社会公众的法治意识, 建立起公民的法律信仰, “当全社会都把法治当成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 法治中国就会形成”。法律信仰是现代法治精神的核心。我国从1986年以来进行了30年的全民性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大大增强了公民的法治意识。但多年来的普法教育偏重于法律法规和法律条文的宣传及考核, 加上我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因素、司法不公正等现象对建立法律信仰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因此, 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1.2 守法将成为全民的内心信仰

法律信仰的形成, 将使人们对法律的产生归属感和依赖感。当守法成为全民的内心信仰时, 人民会自觉维护法律权威, 积极参与到各种法律活动之中, 扩大和增进人民群众对法治的了解, 并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进一步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

完善和健全公共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司法救助系统, 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 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 畅通群众权益保障法律渠道, 建立健全人民群众依法维权、化解纠纷、保护利益等机制, 让老百姓打得起官司, 使群众合法权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到切实维护和保障。营造良好的法治生态环境, 是法治建设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力量源泉。会极大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培养知法懂法守法的现代公民, 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全社会遵法守法必然渐成风尚。

1.3 法律信仰是树立法律权威的社会心理基础

法律的权威来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的信仰。公民的守法精神的实质就是法律信仰。美国法学家伯尔曼也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社会实践表明, 人们对法律是否有认同感, 是他们守法的最稳定内因, 同时也是他们用法和护法行为的行为指针。一个公民在决定是否将某一纠纷诉诸法律时, 往往会充分考虑法律解决纠纷的能力和法律程序的公正性。而在现代社会中, 很多法律的正常运作是需要公民的诉讼行为来配合, 而公民的诉讼行为受到他内心对法律的信任感的制约。对法律的信任感才会促使他们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防卫他人的侵害。对法治信赖、信任和尊重在无形中形成对法治忠诚的信仰, 促成法治精神的形成, 所以法律信仰是树立法律权威的社会心理基础。

2 实现条件

培育公民法律信仰是一个长期的法律文化积累的过程, 也是一项伟大的社会工程。是社会环境综合作用的产物。

2.1 重塑国民的主体意识

信仰是信仰者的个人意识行为, 是信仰者的主体地位及主体的自我感觉和自我意识。重塑国民的主体意识, 使国民珍视自己人格, 充分地享有自己的社会地位、利益。摆脱各种等级、特权的束缚, 积极地去创造发展自己、实现自己的机会。长期以来, 对个人的强调视为利已主义、个人主义而受到否定, 从而否定了公民个体的主体意识。这对于建立公民的法律信仰是极其有害的精神障碍。国民的主体意识是法律信仰得以形成的主观机制, 公民只有充分相信自己才能够相信法律, 才会在行为上积极地追求法律所规设的利益, 也才能够运用法律去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2.2 培育法治信仰, 离不开法治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的积淀

信仰不会自发产生。形成法律信仰, 就需要制度、行为、观念等各种因素的潜移默化, 共同作用, 需要法治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的长时期不断积淀, 需要依靠公权力主体与私权利主体来协同推进。要通过不断完善法律制度来推动法律信仰的形成。法律是形成法律信仰的基本前提, 对法律精神实质的内心认同, 才能真正形成法律信仰。但并不是所有的法律都有助于法律信仰的形成。例如上世纪90年代初制订的收容遣送法律制度, 因为缺乏对人权的必要尊重与保护, 就没有得到人们的内心信服与认同, 所以也难逃被废止的结局。这样的法律不仅不会利于法律信仰的形成, 而且将有损法律的权威。因此, 要加强立法的民主化、科学化建设, 提高立法质量, 推动法律信仰的形成。

深化和创新法治宣传, 培养知法懂法守法的现代公民, 需要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 青年担纲法治中国的未来, 他们法治信仰的培育尤其重要。要让法治进校园、进教材, 进社区, 从知法懂法到信法用法, 提高普法教育的有效性, 牢固树立法治信仰。

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是法治信仰最好的保障。不违法行使权力, 不以权压法, 更不以言代法, 徇私枉法, 违法者必受到惩处, 才能引导群众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带动全社会形成崇尚法治之风, 树立坚定的法治信仰。

2.3 民主政治是法律信仰形成的制度保障

社会政治体制和权力分配方式决定着社会成员在社会的法律地位, 也影响他们的法律信仰的形成。在专制政体的条件下, 专制君主集国家的一切权力于一身, 根本不可能有法律信仰的生存空间。而民主政治的政体形式下, 国家的权力机构由人民选举产生, 并受到人民的监督, 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权力机构执行法律, 实际上是执行人民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 法律所实现的一整套价值体系正是人们所追求的, 因此法律才会受到人们的尊重和认同。同时在民主政治下, 排除了人治制度的生存空间, 使人们对法律的依赖性增强, 这也有助于法律信仰的形成。要实现法治, 让法律成为信仰, 关键在于公民的民主政治参与。只有让公民充分参与立法, 法律才能切实反映不同社会阶层的需要, 才能使政府带头守法并成为公民的表率, 才能促进法律信仰的形成。

2.4 道德体系的支撑是法律信仰形成的文化因素

道德是培育法治精神的源泉。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在当代, 道德仍然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控制手段, 以它特有的导向和约束方式来发挥社会调整功能。人们的法律认识和法律价值判断, 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道德准则为基础的, 没有道德的内在约束, 许多法律的外在约束往往难以发挥作用。法律依赖道德而被认同和遵守, 一个人的道德觉悟提高了, 必然会自觉遵法守法;全社会的道德水准提升了, 法治建设才有坚实的基础。依法治国必须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因此, 培养人们的与法律趋同的道德观念, 形成良好的道德氛围, 有助于人们的法律信仰的培植。将法治精神和道德建设结合起来, 既重视法律的规范作用, 又重视道德的教化作用, 在道德体系中体现法治要求, 在道德教育中突出法治内涵, 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 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

2.5 良好的法律实施现状是培养法律信仰的法律条件

法律的实施现状, 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利益能否实现, 正当的法律权利是否获得有效保护, 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人们对法律评价的形成。改革司法体制, 提高执法公正性, 提高法律实施效率, 才能从根本上使法律取信于民, 并通过良好的法律实施现状, 形成对法律的良好的评价。

从现实来看, 公民对法律的态度是以司法机构的法律活动为评价对象的, 司法机构的社会形象直接表现出法律的形象。如果司法机构不能维护社会的正义、公平和安宁, 那么人们就容易失去对法律的信心, 导致对法律的失望。法律的实现正是通过这无数的执法者和守法者的共同行为表现出来, 没有法律信仰支持的法律实施过程, 是难以维持长久的。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是是加固法治信仰的基石。如果通过司法正常程序不能得到伸张正义, 人民群众对执法部门司法机关就难以形成信任, 其公信力就会受到损害。只有严格执法、公正司法, 杜绝法外开恩, 坚决破除各种潜规则, 让违法者付出代价, 对每一起司法个案都公正审理, 才能使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深入人心, 成为全民信仰。

摘要：法律信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文章论述了法律信仰的法治意义, 并对其实现条件在主体意识、制度保障、文化因素、法律条件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探讨。

关键词：法律,信仰,法治,实现条件

参考文献

[1]尹凤英, 赵春霞.论社会主体的法律信仰与法治建设[J].兰州交通大学学报, 2010, 29 (2) :55-58.

篇6：论宗教信仰自由及其活动的法律界限

关键词：法律信仰；内涵；对象；现实意义

美国曾经有一个著名的法学家，伯尔曼曾经说过一句话，法律必须被人们所信仰，不然就如同虚设，这其中不仅仅包括人的理性和意志情况，其中还包括人的感情，以及人们的直觉和献身的精神，还有对于法律的信仰。伯尔曼所说的这句话本身就揭示了法律在社会中存在的现实意义和实质性的条件。但是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民族之间有着不同的法律制度，由于不同历史文化和环境的影响，其中存在的特点还有着非常严重的不同点，但是总体上看其规律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所以不管是宗教还是法律，其自身的信仰是人们对于法律信仰的支撑点，这也是引导大众向规范内容发展的重要力量。

一、法律信仰的内涵界定

法律信仰的英文名称是believed in law，也可以翻译为legal belief，这是源于我国研究学者对西方法律及宗教研究文学当中内容的一种理解，也成为一直传承到当下的经典研究理论。很多研究需要都对法律信仰的相关内容进行研究和讨论，其中对于法律信仰最为普遍的认知就是其主观和客观理念认知的共同性。通过当下研究学者的总结成为比较具有规模和深度的研究理论之一，也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广泛的认可，并成为一种人类社会文明发展所追求的信仰内容[1]。

二、法律信仰的对象

想要了解法律的内涵，还需要在法律的信仰成立与否之间，了解信仰的对象。最简单的说法来看，法律中的信仰究竟是什么内容，还需要在法学界的两种观点中进行详细的分析：其中一种就是法律信仰就是对于法律价值的体现，也就是公平和公正的法律价值信仰；而另一种观点和内容就是法律信仰的对象中体现出的具体法律条文。但是在法律信仰之中为了解决其中的相关问题，因此仅仅能够把法律信仰定义为国家性和规定性的内容[2]。

三、法律信仰的基础理论和现实意义

作为法治精神的内在核心和驱动力上看，法律信仰是社会工作对于法律秩序以及内涵价值的良好体现，同时也是人们对于法律的信赖和尊重的最高行为准则。法律信仰的作用和机理非常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但是其中更为重要的就是，这一点是建立和谐社会中非常必要的条件和内容，这也是保证国家向和谐社会不断转化的重要内容，同时也能够使整个社会为这一点而受益。

四、中国社会培养和发展法律信仰的思考

（一）区分法律信仰和宗教信仰的关系

针对我国法律信仰的内涵进行分析和探讨，从事的法律监管工作对象研究入手，重视法律工作行使的现实意义进行思考，能够发现众多的道德理念认知意义。从我国社会对法律信仰的培养和开展情况入手，针对相关信仰的进步进行思考。实现对我国整体社会管理工作优化与完善的关系认知，进一步满足我国社会体系的进步需求。区分法律信仰和宗教信仰的相关内容，并明确两者关系的相同性和差异性。宗教的信仰是人们对于仪式内涵的认知，可以表现为一种超脱的精神。而法律的信仰则不同，法律的信仰是一种社会体系的构成元素，法律信仰是对社会体系平衡发展的一种追求[3]。

（二）加强法治建设的步伐树立社会权威性

强化法律建设的步伐，从实际的法律工作指导内容下进行社会权威的构建，能够保证国家政策的良好执行，同时也能够针对法律监管对象进行严格的约束，从实际的工作角度进行考量，满足社会体系完善的现实意义。法律的信仰重视对人权的维护，在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追求自由和平等的社会秩序，希望能够获得人们对法律的尊重，并逐渐形成一种信仰，通过信仰和理念的支持实现社会文明的进步。在构建法治社会的过程当中，需要重视社会权威的体系构建，保证人们的合法权益在信仰的支持下越走越远，顺遂的发展。

（三）完善社会法律体系

完善当下我国的社会体系，在实际的工作过程当中进行法律体系工作的优化与处理，能够满足未来我国社会长久发展的需求，也能够实现对相关工作的整合。重视完善社会的法律体系，从实际的工作角度出发，以法律信仰作为和谐社会发展的关键，重视维护人们的权益，坚决抵制不法行为，以法律的手段惩治违法行为，为我国建设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奠定良好的基础条件。构建科学的法律制度，实现对法律体系的优化与完善，保证人们的合法权益，是促进法律信仰推广和传播的重点工作内容。

五、结论

根据以上内容能够看出，在现代的社会中，人们所处于的是一个物欲横流瞬息万变的世界，因此很多人认为，只有有着专业的信仰，才能够驱散人们内心中的迷茫和浮躁。所以在社会中给人们一定的法律信仰，能够保证人们在工作和生活前进的道路上指引方向，带着人们走向光明，同时根据法律信仰中的基本概念和相关问题的分析和思考，能够看出，在一个国家中，法律的发展方向和命运是最基础的，也是至关重要的内容。

参考文献：

[1]范进学.“法律信仰”：一个被过度误解的神话——重读伯尔曼《法律与宗教》[J].政法论坛，2012，02：161-172.

[2]郭春镇.从“神话”到“鸡汤”——论转型期中国法律信任的建构[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4，03：3-10.

[3]盛舒弘.法律信仰形成土壤的中西方比较[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01：147-152.

作者简介：

篇7：论我国法律信仰的树立

(一) 信仰含义

所谓信仰是指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极度相信和尊敬, 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和指南。

(二) 法律信仰含义

众多学者解释不尽相同, 但大致有几类:1、法律信仰不同于宗教, 是一种世俗化的信仰并且客观存在着。2、法律信仰是对规则的信仰。3、法律信仰就是公平正义。比较和分析各学者的观点, 笔者总结认为:法律信仰就是坚信法律所具有的价值和功能能促成人类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正义、自由、平等、秩序等的实现。

(三) 法律信仰的意义

正如伯尔曼所说“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我们也坚信法律是人类走向真、善、美的桥梁;坚信法律能够 (至少部分地) 决定社会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坚信法律对人来说就如生命般重要, 因此我们要自觉地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并以之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同时法律信仰也是法治社会的精神意蕴和心理基础, 是法治社会中的最高层次的理念问题。而法治社会能否真正形成, 必须以公众是否树立起了对法律的信仰作为最终判断标准。可见法律信仰应树立的意义之深。

二、西方的法律信仰思想现状

(一) 西方国家把“法律信仰”作为法治的内在构成要素之一。

美国学者伯尔曼在西方社会法律权威衰落的背景之下提出:“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一著名论断。这一论断分析了法律与信仰之间内在的, 深层次的联系。没有信仰的法律就会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然而没有法律的信仰, 就会蜕变为狂信。真正为一种信仰所支配的人们不仅会在内心深处心悦诚服地接受其信仰所支持的社会规范, 而且会不顾一切地去实现和捍卫这种社会规范。这就是影响民众内心法治共鸣的最佳途径。

(二) 对法律的信仰是西方法治主义的重要传统和内容。

在西方, 人们把法律看得非常神圣, “他们的法律价值观念也是如此的哲学化与系统化。这是一种文化的繁衍, 是一种历史的造化”。法律信仰, 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开始萌芽, 并且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 其渊源可以追溯到西方法律传统的自然法思想和基督教神学。正如博登海默所言:“在古希腊的早期阶段, 法律和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合一的。宗教仪式渗透在立法和司法的形式之中, 祭祀在司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国王作为最高法官, 其职责和权力也被看作是宙斯亲自赐予的。”

(三) “苏格拉底之死”无疑是古代西方世界对于法律神圣信仰的最著名案例

公元前399年,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由于受到了不信官方宗教、败坏青年两项罪名的指控而被雅典的民众大会判处其死刑。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等人由于不满法庭的判决就想帮助策划他越狱。但是苏格拉底坚决不接受这项计划。因为他坚信, 对他的判决是一项已经生效的判决。即使这项裁判本身是一种误判, 但任何逃避法律制裁的行为是更加错误的选择。他借助雅典法律说:“如果我们 (指雅典法律) 想要处死你, 并坚信这样做是公正的, 难道你以为你有特权反对你的国家和法律吗?你以为你可以尽力摧毁你的国家及其法律来作为报复吗?”苏格拉底以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他对法律的理解, 捍卫了他对法律的无限敬畏和神圣信仰。

三、中国的法律信仰思想现状

从表层看, 当前我国的法制建设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就, 主要表现为法律的调整与规范功能已经在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初步产生功效。但这些成就的取得并不能掩饰我国法制建设中存在的这样一个深层次矛盾:民众还没有从“人治”的心理走出来, 对于法治的心理准备还不充足。长期以来民众对于法的作用的怀疑, 在当代中国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法的统治功能已经深深的根植于中国民众的心中, 而作为法的保护功能, 则经常不被人们所接受。这种情况的后果造成人们对法律的天然排斥和畏惧心里的产生。当遇到法律问题时, 他们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通过法律解决问题, 而是通过以疏通关系网的方式来回避法律, 法律只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而已。现实社会生活出现的法律信仰危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 公众对法律感到陌生。

据学者统计, 近两年来,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平均每13天制定一部法律, 而国务院几乎平均6天左右出台一件行政法规, 地方立法也是呈快速推进之态势。快速型的立法, 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无法可依的时代成为历史, 但市惊人速度的立法背后也留下了法律不被信仰的隐患。面对铺天盖地的立法, 公众感到无所适从。纵使具有专门法律知识的法律人士尚且难以全面知晓和理解, 更不用说普通民众了。立法数量的惊人的增长, 拉大了主体与客体间的距离, 其结果最终衍化为公众对法律的陌生所带来的漠不关心与信仰的无从产生。

(二)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实使之形成“有法无法一个样”的法律虚无主义观念

据有关部门调查, 我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是相当普遍, 许多地方得到认真执行的法律仅有20%, 有的地方甚至只有10%。有法不守, 莫如无法。违法不究, 恶比毁法。这种一手立法一手毁法的行为, 不仅贬损了法律的尊严, 更摧毁了法律的权威。公众怨法、破坏法、践踏法的叛逆心理一旦形成, 法治观念也就荡然无存, 对法律的虔诚信仰就会成为一种天真的幻想。

(三) 政策与法律失调的严重状况

关于政策与法律的关系的探讨, 曾经是长期争论而认识很不一致的问题, 争论的焦点是政策与法律究竟孰高孰低。长期以来, 重政策而轻法律是我国有关机关办事的主要倾向, 特别是当法律制定颁布之后, 不断利用新的政策来随意替代法律, 以至这些法律法规朝令夕改, 失去了权威性。这种倾向造成了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轻视, 甚至认为法律可有可无, 制定的法律似乎也可以不遵守。政策与法律的失调, 使得法律的权威更为减弱, 因此, 社会公众更加认同政策的决定性, 轻视法的至上性。如此循环, 法律将无法再唤起社会公众对它的激情和信仰。

四、我国法律信仰的如何树立。

法律信仰作为法治精神的内核, 其形成需要一个过程, 同时又是人们有意识地选择和培育的结果。然而, 大量的社会现实反映出现行的法律没有能够真正成为社会公众所信仰的对象, 从而决定了培养社会公众崇尚法律的情感的任务之艰巨。可是要想走向法治化, 要建成法治社会, 就不得不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情感, 激发起他们对法律高度认同的热情。为此, 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 树立社会优先国家的理念。

这种社会优先理念应包含以下观念:国家是为社会服务的, 而不是社会为国家服务的;社会是目的, 国家是为公众服务的工具。这正说明了社会优先这一理念。在现实中, 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各项法律法规是所有社会公众意志的体现, 是面向整个社会的, 其目的也是为了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和社会秩序的有序化, 而不是国家单方面的命令和国家所依靠强制力保障的“大棒”。假使法律的出台是国家单方面的命令, 这就会使社会公众丧失对它的信任而成了一味地消极服从, 这就弱化了他们内心的法律情感, 法律也就没有了永恒的有效性。法律只有受到信任, 才是最有效的, 依法治国也无须处处都是警察。社会的主体是广大的社会公众, 那么树立起社会优位的理念也正是国家为社会、为广大的社会公众服务的理念, 这样的一种理念是培养法律信仰的重要条件。

(二) 树立权利意识, 内化法律精神。

法律信仰的产生在于法律精神的内化, 而内化的重要途径就是学习。社会公众通过对法律制度的文化内容和法律精神的文化内容的学习, 从而消除对法律的陌生感, 逐步认识到法律是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为重要的是, 于此同时也增强了公众的权利意识。权利是法的内核, 没有对权利的要求, 也产生不了对法的要求和对法律的渴望。权利意识与法律信仰是一种互动的关系, 权利意识的树立导致法律信仰的生长;同时, 法律信仰的增强也必将推动公众权利意识的扩张, 进一步推动法律意识的增强。因此, 公众对法律文化和法律精神的学习, 是其树立起法律信仰的先决条件。

(三) 树立公正执法与公平守法的观念

在中国, 地方保护主义的产生正是由于没有公正执法, 破坏了法律的普遍性。因此, 必须公正执法, 这样才能恢复法律的权威性和至上性, 才能坚定人们对法律普遍性这一绝对真理的信仰。伴随公正执法的是公平守法, 特别是加强公职人员和执法人员的守法观念, 这关系到法律尊严的维护, 因为公职人员或执法人员对法律所采取的是肯定或否定的态度直接影响到一般公众对法律的认识。如果公职人员或执法者首先知法、执法又违法, 那么社会公众就由信仰法律转成对法律乃至“依法治国”之国策的怀疑, 信仰的基石就会在已很稀少的法治精神的土壤中崩溃。法律信仰的树立呼唤着公正执法与公平守法。增强公职人员特别是执政党及其成员的守法观念, 是法律尊严得以维护的重要保障, 更是培养公民法律信仰的有效保证。

五、结语

何兵先生说:“一切在变, 一切在流淌, 但有一种东西是不能放弃的, 那是对法律的信仰。”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 法学界人士提出“法律信仰”一新名词并逐渐为社会公众所知悉, 但由于传统的法律信仰缺失, 造成现代法律信仰难以形成的局面。鉴于我国法治所面临的法律信仰的危机, 因此, 分析与树立法律信仰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当务之急。本文对首先对法律信仰含义作出阐述;其次比较了西方与中国法律信仰的思想现状;最后针对其原因提出应如何树立我国的法律信仰。

关键词：法律信仰,信仰缺失,信仰树立

参考文献

[1]、伯尔曼, 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

[2]、姚建宗:信仰—法治的精神意蕴, 吉林大学学报, 1997 (2)

[3]、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

[4]、庞德:《法律与道德》, 商务印书馆

篇8：论宗教信仰自由及其活动的法律界限

来北京出差已经好几天，作为一个妈妈，都希望能有尽可能多的时间陪在孩子身边。但作为浙江瞬时达网络有限公司（原中国农业网，以下简称瞬时达）的总经理，为了工作，吕一枝有时候觉得陪女儿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

其实对于吕一枝来说，至少近一年以来，她分给女儿的时间和精力已经比一年前多了不少。为了女儿而做出不少改变，“实习妈妈”吕一枝，正在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好母亲。

“目前，我最大的任务就是陪孩子玩。”吕一枝始终觉得，刚满2岁的孩子要谈教育为时尚早。即使将来女儿长大，她对女儿也没有过多的期待，在她的字典里没有“望女成凤”这四个字。

然而在经过不断反思、学习、观察、摸索之后，她实际上已经有了一套为女儿的将来准备好的教育方法：本着中国“女儿富养”的传统观念，给女儿一个绝对开放、自由的生长环境。而她惟一的要求就是，这种绝对自由的生长环境必须要扎根于有信仰的土壤。

女儿在一家人的呵护下，一天天成长，吕一枝在这个美好小生命的感染下，重新定义了工作和生活的意义和关系，不只会用做母亲的心态来处事和包容关心员工，更加找到了事业与家庭的一种平衡。

让她就那么长着吧

女儿刚刚满月时，吕一枝就已经回到了工作岗位。当时的瞬时达刚刚完成包括股权结构、组织架构和人事方面的改革，重返工作的吕一枝虽然尽可能抽空多抱抱女儿，但母女能够呆在一起的机会仍然很少。

“一岁以前我管得比较少，因为小孩大多数都要抱着（我没时间抱），跟孩子的交流和沟通并不是特别多。我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像他们经常说的一样，带宝宝去游泳，做按摩之类，以前的小孩没做这些不也都长得很好嘛。”

在宝宝一岁之前，吕一枝的生活重心还倾斜在工作上。为了能更好地照顾孩子，自己又能一回到家就看到女儿，吕一枝做出了一个令现在大多数已婚人士感到恐惧的选择：与女儿的爷爷奶奶同住。

吕一枝家里有非常好的大家庭氛围，一到周末“七大姑八大姨”，好几家人就会带着孩子们聚在一起。

女儿是在众人的期盼中姗姗来迟的宝贝疙瘩，长得既漂亮又可爱，因此尽得全家人的宠爱。“女儿像小公主一样被娇惯，已经有了点公主脾气。”

即便如此，吕一枝却不担心孩子被宠坏。在她看来，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对孩子溺爱，是中国的传统，不应该剥夺上一辈爱孙子孙女的权利，也不要试图改变老人。

两代人在教育观念上的差异和对抗，会破坏家里的另一种平衡。吕一枝觉得，和睦的家庭氛围比任何教育方法都来得重要，只要在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庭中长大，耳濡目染受到的熏陶，不会让孩子变成没有规矩、性格顽劣的人：“我们有自己的一套原则，让她知道在父母面前你应该怎么样，等她自己慢慢长大以后，她自然而然就会明白的。”

“我姐姐就跟我讲，不用操心，小孩不就是那么长大了嘛，让她自己长着就行了。”吕一枝也确实做到没有限制，完全“散养”，什么都不担心。

女儿要富养 信仰是底线

看上去吕一枝是一个溺爱孩子的母亲，溺爱到没有原则。但事实上，吕一枝有着自己的一套教育理论。

她的教育理论，一部分来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而她对女儿各种要求的极力满足，也并不是盲目的。“穷养儿子富养女”，吕一枝坚信这句几千年传承下来的老话，总会有它的道理。而且在吕一枝看来，所谓的富养，并不是让孩子吃穿皆名牌，而是让她对经济没有概念。

“就按着古人的方式去做着，然后加一些现在的思想进去，我想应该是没什么错吧？我还一直在学习。”吕一枝笑道。

吕一枝学习的途径除了传统文化的部分，还有来自父亲和朋友的西式教育理念的影响。

吕一枝的父母同为教师，曾长时间在国外学习，从吕一枝读书开始，他们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教育观念。父母的同事都在狠抓孩子学习的时候，身为浙江大学教授的爸爸却告诉吕一枝，60分万岁：“他们对我的教育就是不抓学习，其他方面就自由发展，爱什么就学什么。”

吕一枝对此充满感恩，她觉得能够在这样宽松开放的环境下长大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如今不管朋友们的各种活动、各种娱乐项目、各种体育运动，她都能快乐地参与其中，这是一笔难得的人生财富。

吕一枝的父亲桃李遍天下，不少学生都定居美国。一位学生带自己的孩子回国探望老师，玩的时候七八岁的哥哥和两三岁的弟弟在地上打打闹闹，扭来滚去，像脱缰的野马。但到吃饭时，两个疯闹的孩子立刻变得安安静静，很轻，几乎没有声音，非常懂规矩。

这也给了吕一枝很大的启发：“应该定的规矩是要定的，但是大多数时候应该是自由式的发展。”但对尚且年幼的女儿该用什么规矩来约束，吕一枝惟一清晰的要求就是：“我觉得女儿必须要有信仰。”

吕一枝一家三代都是天主教徒，在她看来，许多在经济、商业等事业上成功的人士，大多数都有宗教信仰，这样的人对社会或者整个人类都会有更大的贡献：“因为他会有更多的道德底线，什么东西是能做的，什么东西是一定不能做的。”

吕一枝在女儿还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带她去教堂做礼拜：“我希望她知道天主教是教人怎么做人的，至少她能够从小有她自己的道德底线。”

在必须有信仰这个底线之上，吕一枝留给女儿的是绝对自由的成长空间。信仰是肥沃的土壤，在这块土壤里，女儿可以恣意长成参天大树或者一片色彩缤纷的花海。

相对于父亲的西式教育，吕一枝显得更加开放。她的侄女从小特别要强，经常说：“她长大要跟姑姑一样能干。”除了爱学习，还主动跟父母要求要用周末的时间读兴趣班，钢琴、舞蹈、画画一样都不落下。

父亲觉得孙女太累，极力阻止。但吕一枝反倒觉得，侄女在这件事情上已经表现出了自主意识和兴趣，何不鼓励她支持她呢？“如果我的女儿将来会有这样的要求，我一定乐见其成。”

学会用母性的心态关爱员工

尽管对幼小的女儿来说，吕一枝关于教育的种种理论都还在设想阶段，但她正通过努力学习来成为女儿最好的妈妈和最好的老师。

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陪女儿，从女儿一岁开始，吕一枝就有意识地调整了公司的作息时间，把原来的8点上班改成了9点。也因为出于对母亲这个角色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吕一枝还改变了公司的一些规章制度，对于公司里同样有了孩子的员工，都给予了十分贴心的政策，比如中午可以回家照顾孩子。

一些尚未成家的男员工对此表示不解，觉得这样一来公司会像一盘散沙。吕一枝的一句话让这些男同事哑口无言：“我希望有家庭的人能够对家庭时间付出得多一点，一个人对家庭有责任，他才会对工作更有责任。”

女儿的降临，让吕一枝在家庭之外感触最深的是工作时心态的变化：“公司里都是年轻的小孩，平均年龄不到24岁，当你的心态是一个母亲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都没长大，有很多东西，你很愿意去跟他们讲道理，很孜孜不倦的那种。”

一次，吕一枝刚好碰到市场营销部门的一个业务人员正在向客户解释一个产品，吕一枝觉得他解释得不够到位。“我当时立马就坐下来，给他从头到尾全面解释一遍。”

吕一枝这种“婆婆妈妈”的讲道理方法在女儿身上也同样适用。女儿任性时，吕一枝觉得她虽然可能听不明白这些道理，但还是一遍一遍地跟她讲，十分有耐心。

这种处事平和的态度转变令吕一枝自己都感觉惊讶。之前工作中些微的问题，都会令她情绪波动，甚至曾因工作的问题失眠长达两年。

为了有多点时间陪女儿，从前都在公司过周末的吕一枝，如今时间安排也更加合理。工作的事情周五之前必须处理完，周末的时间除了出差，永远都属于女儿。

吕一枝已经可以把工作和生活完全分开。在工作之外，公司里的同事也因为都有了孩子的缘故和她更加亲近。有时会在周末带上各自的宝宝，一同出游，集体活动。

看上去改了作息时间的公司和有了女儿的吕一枝确实如男同事所说，松散了许多，但吕一枝笑言：“我觉得工作是一种常态，倒不是什么时候就应该松散，什么时候就应该怎么样，但不同的年龄阶段应该用不同的方式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