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传奇简介

唐传奇简介（精选6篇）

篇1：唐传奇简介

唐传奇教案

一、传奇

传奇始自晚唐裴鉶《传奇》（该书已佚，今传多从宋代《太平广记》录出，如《昆仑奴》、《聂隐娘》、《裴航》等均出自《传奇》）此后逐渐成为这一新体小说的通名。然历代所谓“传奇”意义颇不一致：因传奇题材多为戏曲所吸收，故唐以后戏曲多称“传奇”：

宋代，指诸宫调； 元代，指杂剧。

明代，指戏曲中较长者，以别于北杂剧（四折一*子）清·乾隆间，黄文旸分戏曲为杂剧、传奇二种。清末以来，特指翻译小说中欧洲的“罗曼斯”（romance）小说（即冒险故事）。

二、唐传奇与六朝小说的异同

六朝小说分为志怪小说和秩事（志人）小说两类。将它们与唐传奇对比，可以发现：

1、志怪、传奇，虽均有求奇、求怪的审美追求，然一重鬼神，一重人事。传奇摆脱了志怪的限制。

2、秩事、传奇，虽均以传写人事为主，然秩事小说多丛残小语，且以“史”的真实性为特征。（如裴启《语林》因记谢安事不实而受到指责）；而传奇，不仅篇幅加长，结构完整，而且“有意为小说”，真正以虚构的笔法来创作，突破了“史”的限制。

宋人容迈《容斋随笔》：“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询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律诗可称一代之奇。”

明人胡应麟《少宝山房笔丛》：“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词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

又说：“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谕以抒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

总的来看，传奇具有如下的一些特点：

1、虚构：从纪实到 “尽幻设语”、虚构想象。

2、文采（文词）：从简朴到华艳。

3、结构：从“粗陈梗概”到“扩其波澜”，笔记体——故事体

4、叙事风格：从风趣有致到宛转、凄婉欲绝。

5、审美追求：作意好奇、有意为小说。

6、内容、题材：从鬼怪之奇转向人世之奇，传正规（宗）文体不传之奇。

三、唐传奇兴盛的原因

城市商业经济发达是传奇产生的社会基础，史官文化传统、通俗文学（变文、俗讲、市人小说等）、古文运动和诗歌等则从外部促进了传奇的兴盛。此外，最直接的原因又有两点：

1、文人游宴中述奇事、赋新诗的娱乐活动直接促进了传奇的创作。逞才斗智，无奇不传。李肇《唐国史补》“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

2、唐代举子“行卷”、“温卷”的风气也使一大批文人士子致力于传奇的创作。宋人赵颜彦卫《云麓漫钞》（游国恩本《中国文学史》第二册，第226页引）。

四、唐传奇发展分期及各期传奇的特点

1、初期：志怪向传奇的过渡期。尚未脱离“怪”的范围，从现存的几篇传奇来看，篇幅已较完整，描写已超细致，情节也较曲折。

（1）张鷟《游仙窟》在传奇发展史上有独特点的价值：

①骈、散、诗歌、俚语、俗谚并用，写法上不拘一格，颇多独创。②篇幅较长（一万余字），对人物外貌、思想情感、心理状态的刻画已较细致。篇幅为全部唐传奇之冠。

③内容上全写人事，虽被人斥为格调低下，但就志怪到传奇的过渡而言，其地位不可忽略。

（2）牛肃《纪闻》，牛肃生活于开元、天宝年间，曾任岳州刺史，《纪闻》一书已佚失，《太平广记》收有该书佚文120则（个别为误收）。

①作者身世及其家人轶事。《牛肃女》（《太平广记》“才妇门”）写其女牛应贞于梦中精熟《左传》，“年十三，凡诵佛经三百余卷，儒书子史又数百卷”“学穷三教，博涉多能。”史传式的写法。开元28年（740）作《魍魉问影赋》，清人编《全唐文》收入，列牛应贞名下。

②人物传记类传奇。《吴保安》吴保安与郭仲翔为好友，郭在一次战争中被俘，吴为救郭，舍妻子，尽家财，贸易十年尚未凑足赎金，后得姚州都督相助才将郭赎出，重返长安。吴后在蜀为官，与妻皆死而无力归葬。郭乃亲至蜀地哭祭，将吴夫妻二人归葬原籍，并守墓三年，最后上书朝廷将自己的官职让给吴保安之子。

《新唐书》编入《忠义传》。冯梦龙《吴保安弃家赎友》（《古今小说》）③写释道及鬼怪故事。《仪光禅师》、《吐法善》。（3）《灵怪集》，张荐（744—804）字孝举，张鷟之孙。早佚，《广平广记》存有一些佚文。卷68《郭翰》：

书生郭翰早孤独处，牛郎之妻织女降临人间与之欢会。戏曰：“牵郎何在，那敢独行？”对曰：“阴阳变化，关渠何事？且河汉隔绝，无可复知之，纵复知之，不足为虑。”

七夕，回天与牛郎相会，返，郭问曰：“相见乐乎？”笑而对曰：“天上那比人间？正以感运当耳。非有他故也，君无相忌！”

2、中期：出现了三种类型的传奇： ①爱情题材的兴盛。《任氏传》、《柳毅传》、《霍小玉传》、《李娃传》、《莺莺传》、《离魂记》、《柳氏传》。

②历史传奇：郭湜《高力士外传》、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卢肇《李林甫外传》、陈鸿《长恨歌传》、《东城父老传》。

③讽刺传奇：《枕中记》、《南柯太守传》。④《广异记》，戴孚，与顾况同年进士，顾为其书序称“原为二十卷，用纸一千幅，盖十余万言。”《太平广记》收278条佚文。以记神仙鬼狐传说为主，集中体现了志怪向传奇演进之迹。其中写狐仙的一类，实为《聊斋》同类故事之滥觞。

3、晚期：与志怪合流

剑侠传奇兴起，剑侠与爱情与哲理的融合、并行，前者如《无双传》、后者如《裴航》，批判锋芒的丧头。

五、唐传奇的审美特征

1、重神似而略体貌的人物描写。李娃：“妖姿资要眇，绝代未有。” 莺莺：“颜色艳异，光辉动人。” 霍小玉：“姿质浓艳”，“若琼林玉树，互相照耀，转盼精彩射人。” 任氏：“容色姝丽，妍姿美质。” 都只作粗线条的勾画，但对于人物内在情感的表现却极细腻。如莺莺与张生爱情的全过程也正是莺莺内在情感的变化过程。

云英：“露浥琼英，春融雪彩，胗期腻玉，鬓若浓云，娇而掩面蔽身，虽红兰之隐幽谷，不足比其芳丽也。”

2、理想化、道德化的审美追求：

多写贞女、节妇、忠臣、义仆、义士。如《任氏传》对任氏的描写，重点久在强调她对郑六的忠诚。

《李娃传》中的李娃，虽为娼女，但最后被封为汧国夫人，强调的也是其节行。“倡荡之姬，节行如是，虽古先烈女，不能踰也。”

《柳毅传》中柳毅的见义勇为，威武不屈。

3、实录写真与奇幻夸诞相结合的创作手法。

张生——元稹 李生——李益 韩翊——韩翃 《沈中纪》、《南柯太守传》、《三梦记》（托名白纪简）：梦 李公佐《谢小娥传》；被《新唐书》收入《烈女传》）；《长恨歌传》历史与传说结合。

篇2：唐传奇简介

本科生课程论文

论文题目：浅谈唐传奇中男性形象不如女性形象的原因

学院：人文学院学系：中文系专业：汉语言文学课程名称：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学生姓名：汤小莲学号：20090526

212011年6月28日

浅谈唐传奇中男性形象不如女性形象的原因

摘要：在唐传奇的爱情故事里，有主动争取爱情的莺莺，美丽多情的霍小玉，为了爱情不惜牺牲生命的非烟这些光彩照人的美丽女性形象。但在另一方面，读者却看到的是对莺莺始乱终弃的张生，对霍小玉的薄情寡义的李益，虽有豪气，但在功名利禄面前却显得异常卑微的淳于棼等软弱的，消极的，黯淡的，远不及女性那样吸引眼球的男性形象。本文通过对唐传奇文本的解读，结合唐代士人的社会生活背景、当时士人的价值观、整个社会的爱情观，以及当时妇女的生存状态，阐释唐传奇中男性形象不如女性形象的原因。

关键词：唐传奇；男性形象；女性形象；唐代社会；原因

唐代是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是空前统一的王朝，政治清明，经济繁荣，门户开放，民族和睦，言论自由，文化政策比较宽松，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诗歌创作达到顶峰，民间小说也毫不逊色。鲁迅先生说：“小说亦如诗，至唐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１］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而这“有意为”在唐人小说即

唐传奇中表现的淋漓尽致。虚构的情节，华丽的语言，抒情色彩的浓厚，情调的缠绵含蓄，情节的浪漫都是其表现。在唐传奇其中，读者可以看到许多典型的人物形象：主动争取爱情的莺莺，美丽多情的霍小玉，有个性有缺点的李娃，为了爱情不惜牺牲生命的非烟，这些美丽的女性光彩照人，令人过目不忘。然而，唐传奇中的男性往往是懦弱的，一事无成的，抑或是热衷于功名利禄无法自拔的，甚至是粗俗的。看到对莺莺始乱终弃的张生；对霍小玉的薄情寡义的李益；虽有豪气，但在功名利禄面前却显得异常卑微的淳于棼等只会让人扼腕叹息，怒其不争。然而，像柳毅、李靖、虬髯客有着侠骨柔肠的男性却寥寥无几。为何会有如此状况，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谈起。

首先，从社会生活环境上看，唐代的士人生活在一个十分宽松的环境里，狎妓冶游成为他们的生活风尚。《子夜四时歌·春歌》曰：“冶游步春露，艳觅同心郎”[2]。冶游是嫖妓的同义词。娼妓成为社会上的一种公开行业，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二《风流薮泽》曰：“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土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3]。在《霍小玉传》中李益年方二十，进士擢第，至长安，居新昌里，博求名妓，后经媒婆鲍十一娘介绍与霍小玉相识，两人迅速坠入爱河，如胶似漆；《李娃传》中荥阳生应举进士，其父给其两年的资费，他却流连平康里，与李娃过了一段恩爱生活后，因为囊箧匮乏而被驱逐出门。

唐朝时的一些大城市中妓家繁盛，艳帜高张，尤其是上文所说的首都长安的“平康”娼家，更是红袖连绵，珠翠耀目，狎客步入其间，恍如走入仙境[4]。孙棨在《北里志》中写道“平康，入北门，东回三曲，即诸妓所居”；卢照邻诗《长安古意》“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士香车”；元稹和白居易这对金兰好友更是同有声妓之好，自他们青年登科开始，即与妓女过从甚密，时常偕访北里。唐代进士狎妓，甚是平常：“诸妓皆居于平康里，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诣。如不吝所费，则下车水陆备矣”[5]。同时，在唐代一些妓女的文化造诣很高，有的甚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满

腹锦绣，出口成章。“文人与妓女的诗来诗往，也似乎使他们的交际有了某种风雅的内容”[6]，两者可能会惺惺相惜，油生相见恨晚之意，并产生强烈的情感。这种士与妓产生真挚的爱情的几率就非常大，可是这种爱情的结局都是悲剧的。正如恩格斯说：“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古代只是在官方社会以外才有”[7]。因为在士人们眼里眠花宿柳终归短暂，如同过眼烟云。新进士长期的幸福还须寄托在豪门权贵上，即与豪门贵族之女联姻。陈寅恪先生指出：“唐代社会呈南北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耻。”所以，“舍弃寒女，[8]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李益为何与霍小玉过了一段

恩爱生活之后，不顾小玉卑微的“八年之约”，转而娶表妹卢氏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在科举制度与门阀制度下，男性受理性的指引，奔波仕途，执着于功名，仕与妓的爱情注定以悲剧收场。然而爱情在女子身上表现得特别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她们执着于纯洁真挚的爱情，在婚恋上常常显得比男性果敢、坚毅，形象上大为后人赞可。相反，那些玩弄女子情感的负心汉理所当然的为后来者所不齿。

其次，从士人的角度来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的理想，也是他们获得良好物质生活的保障，所以考中进士成了他们努力的目标。官至宰相的薛元超说：“吾不才，富贵过人，平生有三恨：终不以进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9]。唐代的科举制度成为寒门士子得以跻身庙堂，位列朝纲，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最主要的途径。为了实现理想，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向当时的社会名流，权贵高官行卷，希望得到他们的赏识而平步青云。唐传奇中《王维》一篇，王维为了得到太平公主的推荐，以第一名进士擢第，不惜将自己装扮成伶人向公主献艺，他自降身份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考中进士。可见唐代士人对功名热衷程度之高。《南柯太守传》中卢生也是个热衷于功名之人，其认为“士之生世，当建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后可以言适乎”。同样《枕中记》中的淳于棼虽是“吴、楚游侠之士”，能够“嗜酒使气，不守细行”甚至还可以“使酒忤帅”，却仍抵挡不住功名利禄的诱惑。当梦见二紫衣使者来接他到“槐安国”去时他“意颇甚异之，不敢致问”，等到面见国王时更是诚惶诚恐，礼仪周全，不敢说一句话。与之“不守细行”的个性完全不符。中国常有“物极必反”一说，过分的追求，结果却相去甚远。对于这些贪恋功名利禄的人来说不可能给人一种积极正派的感受，相反而是一种贪婪猥琐，士气不振的形象。

恰恰相反的是，传奇中的女性都是 “容色姝丽”，“妍姿美质”，“举措皆艳”的美好形象。霍小玉是“姿质秾艳，一生未见”，“若琼林玉树”；李娃是“妖姿要妙，绝代未有”；莺莺是，“颜色艳异，光辉动人”；非烟是，“容止纤丽，若不胜罗绮”。同时，她们也是才能兼备，让人拍手叫绝。小玉能歌善舞，精通诗词；莺莺更是才貌双全，红线善弹阮，通经史；非烟善秦声，好文墨，尤工击瓯„„她们的形象堪称完美，是当时世人眼中的理想情人。

第三，从唐朝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看。如前所述，唐朝国家富强，社会安定，政治清明，文化开放，女性的地位比较高。女性可以参加政治活动：如武则天当政；维护家庭权益；社交娱乐活动；接受文化教育；还可以自由恋爱和主动离婚[10]。唐律赋予唐代妇女一定程度上的婚姻自主权。她们可以不顾“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求佳婿”。《唐律·户婚》规定：“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订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从这条

法律条文中可看出，唐代青年男女有一定的择偶权[11]。不仅如此，当她们对婚姻生活不满时，可以提出离婚要求。《唐律户婚·义绝离之》云：“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也就是说双方不能和睦相处，协议离婚，可以不追究双方的法律责任，其中不少离婚事件是女方主动提出来的[12]。在唐代这种开放的社会里，女性不再是受歧视的对象，男性带着欣赏的眼光去看待周围的美丽女性，他们对女性“失节”的情况根本不在意，女性也可以在离婚之后再嫁一个更好的丈夫，而且丝毫不受到歧视。因此，我们在唐传奇里才会看到这么多美好的女性，比如红拂、红线、无双等。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唐代已有丈夫怕老婆的情形了，最典型的就是唐高宗怕武则天。另外，由于唐代士人娶妻喜欢攀高门，妻子出生豪门贵族，自然养成骄悍善妒的作风，男性不敢娶妾，就形成现代社会的一夫一妻制[13]。在婚姻上的劣势地位，让男性彪悍伟岸形象大打折扣，逊色于女性独立自由的形象。

综上所述，在唐传奇中男性形象不如女性的原因是有其社会和政治原因的，唐朝的森严的门阀制度和等级制度，是许多爱情悲剧产生的根源。同时也不排除某些士人负心薄幸，另觅高枝的嫌疑，还有作家的创作需要，把男性描写得比较灰暗。唐传奇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后来的戏曲、小说都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希望后人在阅读唐代传奇中慢慢领略了其独特的艺术魅力。【1】

注释：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唐之传奇文上）P41，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康正果：《风骚与艳情》P225，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3]徐有富：《唐代妇女生活与诗》P304，中华书局，2005年

[4] 蒋建平：盛世风云——探秘大唐帝国，文汇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5] 康正果：《风骚与艳情》P226，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6] 康正果：《风骚与艳情》P227，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7] 徐有富：《唐代妇女生活与诗》P324，中华书局，2005年

[8] 康正果：《风骚与艳情》P232，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9]傅璇宗：《唐代科举与文学》P163，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版，[10] 徐有富：《唐代妇女生活与诗（第四章 仕女）》P179-P189，中华书局，2005年

[11] 徐有富：《唐代妇女生活与诗》P187，中华书局，2005年

[12] 徐有富：《唐代妇女生活与诗》P189，中华书局，2005年

[13] 徐有富：《唐代妇女生活与诗》P182，中华书局，2005年

参考文献：

篇3：“陇西三李”与唐传奇

中唐时期是唐传奇的繁荣兴盛时期,名家辈出,名作蔚起,就连古文大家韩愈、柳宗元也参与其中。在人才济济的唐传奇作家中,被誉为“陇西三李”的李朝威、李公佐、李复言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的传奇小说为唐传奇这颗文学遗产中的明珠增添了不少光彩。

李朝威,陇西人,大约生活在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至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唐代著名传奇作家,其生平史书鲜有记载,作品也仅存《柳毅传》和《柳参军传》两篇。代表作《柳毅传》是一篇布局严谨、情节曲折、离奇浪漫的神话爱情小说,被鲁迅先生视为与元稹的《莺莺传》齐名的传奇名作。小说写的是洞庭龙女远嫁泾河龙君次子,被翁婆丈夫虐待,赶到荒效野外牧羊,龙女求助无门,掩面哭啼,书生柳毅路遇此事,慨然代龙女传书报讯,龙女得以被救与家人团聚,龙女感激柳毅大恩,心生爱慕,经过一番曲折有情人终成眷属。

《柳毅传》(通过龙女的不幸遭遇,鞭挞了封建婚姻制度对妇女的残害,歌颂了正直、侠义、宽厚、嫉恶如仇等高尚品质,表现了善恶有报的人间理想。作品故事情节离奇生动,充满传奇色彩,人物形象鲜明,龙女的善良、多情、知恩图报,柳毅的正直、仗义、光明磊落,洞庭君的宽容、仁厚以及钱塘君的嫉恶如仇、刚直勇猛等都刻画得栩栩如生,丰满感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柳毅传》情节曲折而符合生活逻辑,细节描写生动而又凄切感人,人物刻画传神而又富有个性,表现手段多样而又不落俗套,不仅在唐代充分显示了它的艺术魅力,而且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元人尚仲贤的《洞庭湖柳毅传书》、明人黄说仲的《龙箫记》、清人李渔的《蜃中楼》以及现代神话电影《柳毅传书》、戏剧《龙女牧羊》等都取材于《柳毅传》。可以说,李朝威的传奇小说《柳毅传》对后世的影响遍及文学的各个领域,在思想艺术上的卓越成就是很少有人企及的。

李公佐(约770—850),字颛蒙,陇西人,进士及第,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位有影响的传奇作家。他从小注意采集民间故事,二十多岁后热衷于传奇小说的创作,所作传奇小说今仅存《南柯太守传》《谢小娥传》《庐江冯媪传》《古岳渎经》四篇,尤以《南柯太守传》最为著名。《南柯太守传》写广陵郡一个叫淳于棼的人,酒醉后梦入大槐安国成为驸马,又做了南柯太守,在位二十载深受百姓爱戴,后因与檀萝国交战失败,加上公主又死,引起国王的疑忌,便被罢官遣送回家。梦醒后按照梦中情景找到原处,才知大槐安国、檀萝国都是蚁穴。《南柯太守传》不仅故事优美、形象鲜明,而且文字简练、描写生动,传播极为广泛,影响极其深远,成为后代小说、戏剧、诗歌选材的泉源,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的《南柯记》就是根据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加以增饰而写成的。

李公佐的另一篇传奇小说《谢小娥传》则塑造了一个有血性、有胆略的女子形象。作品叙述商人之女谢小娥的父亲和丈夫在经商途中被强盗图财害命,小娥因屈死的亲人显灵提示了线索,最终掌握了仇人的罪证而报了仇。这个故事在当时轰动社会,广为流传,《新唐书·烈女传》中的《段居贞妻》、明小说家凌蒙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中《李公佐巧解梦中言,谢小娥智擒船上盗》、清初文学家王夫之的杂剧《龙舟会》等都取材于这一故事,说明这部传奇小说影响之深远。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李公佐时曾说:“传奇诸作者中,有特有关系者二人:其一,名亦盛者曰元稹。其二,多有著作,影响亦甚大而名不甚彰者曰李公佐。”

篇4：唐传奇的文体与社会

掩卷之后，萦绕于心的一个判断是：陈寅恪的传奇研究，又见传人。

“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这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唐之传奇文”的经典论断。唐传奇虽多以单篇行世，“文采与意想”也截然不同，但在“小说史”的视野中，却仍然被置于六朝志怪之书的延长线上去探讨其演进之迹，这背后的现代“文学”（literature）与“小说”（fiction）观念，一望而知。鲁迅的这一论断，很快被后世学者奉为圭臬，从“志怪”到“传奇”的思路，几乎主导了此后半个多世纪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研究的范式。这一范式的确立，不全因鲁迅识见卓绝，而是以虚构为指归的现代小说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学界对唐传奇的研究，亦难脱虚构/非写实文学的概念窠臼；在这一概念框架之内，学者们的研究足以印证诸多当代观念，却难免与产生这一文学形式的唐代社会渐行渐远。

实际上，鲁迅自己对于上述归类，并非全无疑虑。他在一九三五年所写的《六朝小说与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一文中，即对《史略》的论断进行了修正。在此，鲁迅突出了六朝小说与唐代传奇文之间的文体差异，又宕开一笔，称“六朝人也并非不能想象和描写，不过他不用于小说，……例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其实倒和后来的唐代传奇文相近”；一旦跳出小说史的框架，鲁迅便将唐传奇的文体渊源，追溯到了六朝的传记体文章。陈寅恪似乎看准了这一暧昧情形，他在同一年用英文写了《韩愈与唐代小说》（刊一九三六年《哈佛亚洲研究杂志》一卷一期）一文，直接地将唐传奇的兴盛与古文运动联系起来，此后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更是反复申说“贞元元和间之小说”与唐代古文有“同一原起及体制”，即二者具备共同的社会基础以及“文备众体”（史才、诗笔、议论）的文章机制。有心的读者，不难从中体会出他与鲁迅的对话和商榷意味。

陈寅恪的具体立论，如引用赵彦卫的《云麓漫钞》，将唐传奇的“文备众体”归结为唐代科举行卷之风，后世学者有不少讨论、质疑与修正；但他跨越现代literature观念之下小说、散文与诗歌的文类区隔，直面唐代“当时之文体关系”，并将文学形式视为社会-文化制度的结晶，这一文体研究的思路，却是解人不多、知音寥寥。小南一郎的研究，虽然便俗地使用了“传奇小说”这样的术语，却有意突破鲁迅的小说史范式，其思路和方法与陈寅恪有明显的亲缘关系。在书中，作者明确撇清“传奇”与“志怪”的传承关系，他认为，从作品的登场人物及其反映的价值观来看，“志怪小说与传奇小说之间存在着切断性，这种切断性具有不可无视的宽度”（25页）。与历时地追溯唐传奇的文体渊源不同，小南一郎接续的是陈寅恪的传统，采取了直接探究文体与当时社会之关系的方式。但与陈寅恪的“行卷”之说不同，小南一郎将传奇小说形成的基础，归结为唐代士人于公务之暇、旅行之际所举行的“征奇话异”的叙谈。此书的序论《从“叙述”进入“作品”》，即用翔实的材料，勾勒了唐传奇得以产生的这一具体而微的社会情境。余下的四章，则围绕这一主题，选择了四篇唐代传奇作品—《古镜记》《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从不同层面展开分析和论证。各篇的分析胜义纷呈、新意迭出，却又能始终扣住传奇小说与唐代士人“话”的场合来展开论证，堪称博而能一。

“文学史研究的终极目的之一，就是去具体而微地阐明文艺形态和社会之间紧密结合的固有关系，以及支撑这一关系的基础条件”（157页），小南一郎对于他的方法论，有着如此的自觉意识。在另一部专著《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中，他还有一番更为具体的说法：“对于小说史的研究，……除了由‘宏观’出发所做出的历史分析和深入‘微观’发掘的个别分析之外，还有必要确定把特定作品或作品群的个性与时代结合起来加以分析的‘中观’。”《唐代传奇小说论》通过聚焦传奇小说这一特定的文体，并考察这一文体的特质与其得以形成的社会情境之间的具体联系，可谓将作品置于个体与时代的“中观”之中来阅读和分析的典范。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中，宗教信仰被置于研究的中心，因作者认为，宗教乃是上古至中古社会中“将人们的共通价值观加以结晶化的最好的媒介之一”；在此书中，置于研究中心的勾连个体与时代的媒介，则是传奇小说这一特绝于唐代的文学样式。

传奇小说与唐代都市居民价值观之间的系连，是此书各章之间不断呼应的一个主题。在《莺莺传》一篇中，作者借助陈寅恪关于唐代士人婚仕制度的分析，来考察这篇小说众所周知的叙述和议论之间的裂缝；但与陈寅恪的观点不同，小南一郎认为，小说结尾关于“尤物”和“忍情”的议论，不过是门面话，元稹的创作动机在于，用一种比游仙诗更为具体的文体媒介（即传奇小说）来抒发曾经的恋爱经历，而这恰恰展示了元白文学集团对官僚阶层不近人情的婚仕观念的疑惑。这种对于士大夫共有价值观的超越，被作者视为唐代传奇小说文学价值的根源所在；也正源于此，他将《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这类以色爱与婚仕的矛盾为主题的作品，视为传奇小说中的出类拔萃之作（本书称之为“狭义传奇小说”）。在他看来，这些作品或以对男女恋爱生活的具体叙述，或以对都市生活细节的仔细描摹，或是直接呈现都市居民的舆论意见，不同程度地对唐代官僚阶层的价值观提出了怀疑；在士大夫的伦理之外，呈现都市居民的生活意见，构成了此书所讨论的唐代传奇小说颇为稳定的内在形式。

正是以传奇小说所结晶的价值观为基础，小南一郎得以将“传奇”和“传”作为两种文体，明确区分开来。在他看来，韩愈《毛颖传》、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这类文人的“传”体作品，反映的是作者个人的主张和价值判断；而在“话”的场合之下所产生的“传奇”，则体现的是叙述时在场者共有的价值观，“不仅仅是士大夫阶层观念的反映，也和当时都市居民的价值观存在共通之处”（18页）。这一区分，其实折中地解决了鲁迅与陈寅恪之间针锋相对的关于唐传奇的文体归属问题：它既非（鲁迅所谓的）六朝“志怪”之演进，亦有别于（陈寅恪所等同的）“韩柳辈之高文”，而是产生于唐代特定社会情境之上独立的新文体。尽管没有明言，但作者在此书中与鲁迅、陈寅恪两位学术前辈自觉的对话意识，于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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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奇小说在文本形式上的自足性相比，小南一郎显然更为关注这一文体作为“社会构造物”的性质和面向；因此，在选择分析对象时，他更青睐那些正在形成中的或是具有未完成形态的作品。在他看来，“正因为是发展中的、不成熟的作品，反而便于我们发现其作品形成的基础，以及其社会性、文艺性的背景构造”（29页）。《古镜记》是一篇“犹有六朝志怪流风”（鲁迅语）的作品，其前后两部分的叙述方式甚至截然两样，以中唐传奇小说的标准来看，是一篇尚不成熟的作品；小南一郎并没有从志怪的角度去考察其文体演进，而是通过丰富的文化史和文学史资料，在看似随意罗列的“古镜”传说背后，补缀出一个使得这篇作品得以形成的生动“故事”：太原王氏一族，在门阀制度无可挽回地没落之际，苦心孤诣地虚构祖先的传承。这一叙述情境，上承门阀贵族的内部叙述传统，下启唐代官僚社会的叙谈场合，因此《古镜记》被视为传奇小说形成过程中的临界作品，“是门阀贵族内部的口头传承之物向小说作品结晶化过程中的具体一例”（29页）。

将传奇小说这一文体密切地置于它得以起源的社会情境中来考察，小南一郎对《古镜记》的分析，令笔者联想起德国著名圣经学者赫尔德·龚克尔（Hermann Gunkel，1862-1932）在二十世纪初提出的Sitz im Leben这一概念。Sitz im Leben是一个学界公认很难确切翻译的术语，译作“社会语境”太过模糊，而直译为“生活中的位置/情境”又传达不出任何信息。龚克尔最早在《旧约》研究中提出这一概念，在他看来，《旧约》每一种已有的写定文体，在其口传时代，都有在古代以色列社会生活的特定位置上的起源情境（即Sitz im Leben），这一情境往往规定了随后各个文体在主题以及叙述形态上的特征。因此，龚克尔将Sitz im Leben视为分析《旧约》文体（Gattung）不可或缺的要素：每一种文体都有其特定的Sitz im Leben，以及在此基础上才能被正确理解的思想和语言形式。Sitz im Leben这一概念有效地将特定文本与其形成语境中的文化-历史因子结合起来，虽然在专业领域仍存在诸多争议，但其应用很快就超出了神学研究，成为德国注重历史分析和语境阐释的文体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术语。

在小南一郎这里，通过对《古镜记》叙述情境的分析，成功地追溯了唐代传奇小说这一文体的Sitz im Leben，即此书随后作为中心展开论述的唐代士人的叙谈场合。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书中，唐代传奇小说的文体传承，除了共通的价值观、叙述形态之外，还包括这一Sitz im Leben。正是这一Sitz im Leben决定了说话者与听众之间的交流方式，也决定了传写者的创作动机以及写定之后的传奇小说的叙述形态（以现在为基点、虚构与现实交错）与价值观（士大夫与都市居民价值观的杂糅）。

小南一郎是否直接接触过龚克尔的著作，不得而知，其中或许有来自陈寅恪的间接影响（陈寅恪与龚克尔及其同时代的狄尔泰等德国学者的关系，则是值得探究的另一课题）。此外，小南一郎还曾坦言，自己的研究受到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的深刻启发，特别注重知识的“重量”，致力于发掘知识、观念背后具有实感的生活基础；因此，在研究取径上与龚克尔出现偶合，亦并不奇怪。在小南一郎这里，传奇小说并没有被视为独立于唐代士人生活之外的文学世界—在官僚集团“话”的场合经过不断讲述、传写而流传的传奇，被看作凝结了这一集团共通的悲欢与忧惧的产物，其发生与发展皆深刻地嵌入了这一集团的生活历史之中。与传奇小说的文本相比，小南一郎对于文本背后那个活色生香的唐代士人的生活世界，显然更感兴趣。读完他对《李娃传》的分析，我们对于长安天门街东西二凶肆的比赛，以及郑生以柔弱之身登上挽歌的竞技场等诸般场景，必定要比仅仅阅读小说原文，有着更为深刻的印象。这也是本书虽属严谨的学术著作，却读来仍有文学兴味的原因所在。“产生文艺并使之得以发展的，绝非少数天才的细腻的感受，只有人们共通的生活实感才是它的原动力”，这是小南一郎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中得出的结论；很明显，这一信念也贯彻到了《唐代传奇小说论》的研究之中。

将社会生活的语境也视为一种文体得以成立的“形式”要素，这是小南一郎从文化史、民俗学的角度给文学研究带来的丰富馈赠。不过，也正是在这里，他的方法与唐代传奇小说这一研究对象之间，产生了略微的“罅隙”。与对《古镜记》《李娃传》的精彩解读相比，本书对《莺莺传》《霍小玉传》的分析要略逊一筹。上文已述及，小南一郎对《莺莺传》的分析，受到陈寅恪的高度影响，同时又对其观点有所推进，他将作品的矛盾解释为创作者自身的困惑，因此，恋爱叙事本身便蕴含了反抗的姿态。在这一逻辑之下，同样以色爱与婚仕的矛盾为主题的《霍小玉传》中，“豪侠”这一超出了日常生活的异质元素的出现，便被视为这类“狭义传奇小说”的挫折。这一论述虽然逻辑合理，在总体上却缺少说服力；且作者根据是否触及色爱与婚仕的主题来区分“狭义”和“广义”（即典型与非典型）传奇小说，也令人略感勉强。如果回到本书的中心议题—传奇小说的叙述情境，那么，在唐代士人“征奇话异”的场合，作为对现实的对抗，固然可以谈论恋爱奇闻，但豪侠传奇、怪异经历，却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是“传奇”的“奇”之所在。事实上，在鲁迅的《唐宋传奇集》中，比《霍小玉传》略早出现的《柳氏传》中，即已出现了积极撮合柳氏与韩翊的侠士许俊的形象；对豪侠的想象，以及对“情”的推许，皆与“安史之乱”后岌岌可危的社会现实与人心有关。从这一角度来看，小南一郎在《霍小玉传》一章中得出的结论，难免令人觉得理有未周。

与保留了较多民间口头传承特质的《古镜记》《李娃传》不同，《莺莺传》和《霍小玉传》明显属于文人创作，有更高的完成度，在此，“社会”隐退，而“文学”凸显。小南一郎在方法和论述上的罅隙，揭示出文学作品的完成度与透露社会性、文艺性背景构造之间的矛盾，这也是文学史研究—或者更确切地说—文体史研究难以回避的问题：形式的自主性与文体的社会性之间的抵牾。小南一郎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考察文体社会性的绝好路径，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传奇小说在形式上的自主性：当传奇小说起源的社会语境—“话”的场合，被作为一种文体的形式规范建立起来，遵循着这一规范的后续作品，则不再如最初的作品一样，昭示着文学与社会的系联，其文体特征乃是形式的自主性使然—而这又正是“文体”在社会和历史中得以传承的基础。这一方法上的罅隙和矛盾提醒我们，文学世界与生活世界之间的系联，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应该允许一定的游移空间与差异性的存在；而对于文体规范与具有创造性的个体作品之间的关系，也应该以一种更具弹性的方式去理解。

对这本小书提出如此理论性的问题，似乎有些求全责备。不过，既然它所提供的研究路径具有方法上的启示作用，那么，它所触及的问题，便同样重要。毫无疑问，此书是一部文体研究的佳作，它将唐代传奇小说起源的社会语境置于研究的中心地位，成功地勾连起这一文体的形式与内容、文本与社会，将鲁迅、陈寅恪所开启的研究格局，向前推进了许多。至于如何回应上述问题，在唐代社会与传奇小说的形式之间建立更为辩证的关联，则期待学界进一步的佳作。

（《唐代传奇小说论》，[日]小南一郎著，童岭译、[日]伊藤令子校，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五年版）

篇5：古代文学史名词解释：唐传奇

传奇本是传述奇闻异事的意思，唐传奇是指唐代流行的文言短篇小说。它远继神话传说和史传文学，近承魏晋南北朝志怪和志人小说，发展成为一种以史传笔法写奇闻异事的小说体式。唐传奇内容更加丰富，题材更为广泛，艺术上也更成熟。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标志著中国古代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阶段。

唐代经济繁荣，特别是城市经济迅速发展，使市民的文化生活丰富，各种民间艺术得以发展，为传奇小说创作奠定了社会的基础。唐代各种文学形式的繁荣，并相互借鉴，相互融合，互相促进，也为唐传奇在题材内容和写作技巧上提供了营养。唐代科举考试中的“温卷”之风，也推动了传奇的发展。魏晋南北朝以来志怪及志人小说的创作则是唐传奇产生的文学渊源。

篇6：唐运祥简介

颁奖主持人：王小丫

颁奖嘉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王梦奎

颁奖词：他对国字号保险企业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造；他带领企业在海外资本市场成功完成“惊险的一跳”。他给国有金融企业改革提供了崭新的思维一个绝对不保守的保险专家！

现场对话实录

王小丫：王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连续四年他都来到我们的颁奖典礼的现场，想请教一下王先生，现在在我们国家，中国经济各种推动力当中，民营企业是十分活跃的，您觉得用什么样的办法进一步调动国有企业的活力？

王梦奎： 你提的是非常复杂的大问题，我简单讲的话，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面向市场，注重体制创新，注重技术进步，注重调动更多人的积极性。

王小丫：首先要恭喜唐运祥先生，我知道很多保险公司都有打算在明年准备退出车险，您所领导的保险公司在对车险会有什么样的打算？

唐运祥：车险是我们保险公司主要的业务险种，所以其他保险公司也没有说要退出车险，如何进一步提高车险方面的经济效益为客户提供更多的服务是我们各家保险公司共同要做的事情。

王小丫： 今年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很多地方都发生了水灾，给各地的损失好几百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给农民造成的损失。我想知道，保险公司在农业的赔付方面数字是多少？

唐运祥：我觉得，为社会经济生活和老百姓的生活素质提高，提供风险保障，是我们保险人的责任所在，我们公司每年承担着保险总金额十万亿元人人民币，每年为各种自然灾害，包括各种水灾、风灾上百亿人民币，为农业保险自然灾害人民币也在这个之内。

王小丫：具体来讲，今年有多少呢？

唐运祥：比如我举个例子，比如我们一次大的洪水，我们公司赔付达25亿多，直接的受益是农村和农民。

王小丫：现在我们请王先生给唐先生提一个问题？

王梦奎：我想接着主持人的问题，我知道唐运祥先生做过县长，对农业的问题发展非常关心，我们国家是农业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我想知道，你对于发展农业保险在体制方面应该怎么做，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唐运祥：让我来回答这个问题确实有点儿班门弄斧，我觉得现在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三农问题非常重视，社会对三农也非常关注，农业保险应该是三农问题之一，目前我国的农业保险由于种种原因，保险的深度和力度还很低，为了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保障农民的经济利益，现在国家有关部门正在积极地调查研究。我们公司也派出了农业保险的专家参与调研。我想，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能够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政策性与商业型保险的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