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案件调研

醉驾案件调研（共7篇）

篇1：醉驾案件调研

案由：

(填写当事人、违法情况、修建项目)

一、当事人概况及项目情况

1、当事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

单位地址：

2、被委托人：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受委托时间：

3、项目情况：

1、(项目核准文件，包括批准内容)

2、(取得案件调查相关手续时间、情况，按时间排列)

3、(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内容)

4、(项目开工、完工时间)

5、(项目合同签订情况、合同价)

二、调查经过：

案件调查所涉执法人员执法证号： ( )、( )。

1、年 月 日，经市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局领

导批准，准予立案查处，并责成 具体承办;

2、

3、

4、

5、

6、

7、(填写调查人员与被调查单位调查经过)

5、(填写被调查单位提供手续内容)

三、调查结果的行为。 经调查，该项目存在

1、(项目如存在超规划建设行为，则应说明规划批准情况，以及实际修建情况);

2、(项目如存在手续办理前已修建，则应说明办理前修建进度)

四、证据说明：

1、

2、

3、

4、

5、

6、(填写取得的证据能说明的违法情况)

五、法律依据：

1、违反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应当提交使用土地的有关证明文件、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等材料。需要建设单位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建设项目，还应当提交修建性详细规划。对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和规划条件的，由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城市、县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三条：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划条件进行建设;确定变更的，必须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确需变更的，必须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变更内容不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城乡规划部门上不得批准。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将依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三条：建设单位在领取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七条：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但是，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限额以下的小型工程除外。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一条：建设单位应当将施工图设计文件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它有关部门

2、处罚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5%以上10%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10%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九条：违反本法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不招标的，将必须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它任何方式规避招标的，责令改正，可以处项目合同金额5‰—10‰的罚款。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第六款：未按照国家规定

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的责令改正，处20万—50万元的罚款。《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第四款：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或审查不合格，擅自施工的;责令改正，处以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违反本条列规定，建设单位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限期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1%—2%的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六十四条：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责令改正，对不符合开工条件的责令停止施工，可以处以罚款。

六、自由裁量理由及争议：

(填写案件处理存在的问题、案件处理从轻、从重处罚理由等)

七、处理建议： 。事

实清楚，证据确凿，拟形成以下处理建议：

1、该项目

2、该项目

3、该项目

4、该项目

5、该项目

6、该项目

注：

1、(项目违法情况，字体加粗)

2、(列出处罚依据)

3、(列出自由裁量基准依据)

4、(涉及平米造价的，应说明平米造价来源或方法)

例：该项目施工未按规定招投标擅自开工修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应处项目合同金额5‰—10‰的罚款。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投资金额估算在200万-500万的，处以工程总造价7‰-8‰的罚款;)建议按项目总造价( 万元)的7‰( )进行处罚;

办案人员签名：

调查结束时间：

篇2：醉驾案件调研

作者：陈玉芳文章来源：本站原创更新时间：20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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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维西县人民法院对该院近年以来审结的农村因触及带电线路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进行了调查分析，提出了防范对策。

一、农村触电事故纠纷案件的主要特点

（一）案件数量呈直线变化

维西县人民法院1990年审结农村因触及带电线路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1件，2006年上升至2件，2008年上升至3件，其中两件是由于今年案发时积雪太深，致使配变外壳及低压侧零线亦接地，最终导致，高电压侵入低压电路而产生漏电事件。主要原因是，案发地还没有进行农网改造，线路老化、混乱，交叉线之间的距离不符合电力法的有关规定，据了解，在该县因为触电引发的人身损害还很多，有的与侵害方私下已作了决，有的因为缺乏法律意识，而没有向法院提起诉讼。

（二）涉案被告多

此类案件中，供电局、水利水电管理所、镇政府、村委会作被告，承担责任的较多。所有触电案件中，被告总数为20个，最少的1个，最多的4个。被告身份主要是供电线路设施的产权人、管理人、受益人、管电员等，多数被告要承担责任。

（三）造成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严重

在所有触电案件中，被电击致死的有4人；一级伤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1人;二级伤残至十级伤残3人；其他人身伤害的1人.触电事故的受害人及其近亲属经济损失共约10万元。给一些农村家庭、单位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如张亚灵诉维西县维登乡人民政府、维西县维登乡其普电站触电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花去医疗费、残疾赔偿金、护理费、后续治疗费等各种损失46605。

（四）判决结案方式占绝大多数

由于损失大，赔偿数额高，并且绝大多数当事人都认为自己无责任，互相推卸责任，调处工作难度相当大。6件案件中判决结案的5件，调解1件。

二、造成农村触电事故的原因

（一）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违法建筑施工导致触电

一些单位或农户为了自身利益，未经电力部门和国土管理部门审查批准，擅自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建造或装修房屋，并在施工时引发触电事故。

（二）管理措施不到位，技术规程不标准

一是电力管理部门、产权人、管理责任人对电力设施疏于管理。对一些使用时间长而老化的线路设施，没有及时进行维护、改造，对存在的安全隐患整治措施不到位，特别是在风雪雨前后，没有及时组织力量检查，对存在问题未能及时发现，以致发生触电事故。

二是供电管理部门对农村管电员缺少相关知识的培训和定期考核。一些村委会聘任的农村管电员普遍存在着素质不高，管理水平低下的问题，疏于检查维修所管辖线路。涉及管电员的6件案件中的6个管电员素质普

遍偏低。其中，小学毕业的占70%，初中以上学历的占30%；6个管电员都没有电工证。

三是有的管理部门本身不严格执行有关技术标准。在架设安装线路及设施时违规操作，许多技术系数达不到要求，如线杆间距离过大，电力线对地距离过低，电力线与建筑物水平距离过小，变压器平台高度过低，未设置安全围栏，线杆拉线上端缠在横担角铁上等等。如李学功、李志辉等原告诉迪庆州电网公司维西分公司触电人身致死损害赔偿纠纷案的带电拉线杆周围就有10多条电线从中穿过，纵横交错，好似“蜘蛛网”，非常危险。

（三）农民日常生产、生活安全用电意识非常薄弱，私拉乱接现象严重

一些人为贪图方便，节省钱财，在架设安装电力线路时，多数人不请电力部门的专业人员，而是自行组织实施，从而出现有线电视、专用电线、电话线同杆架设，电力线路安装在生长着的树木上，电表后的进户线采用裸线等达不到技术规程要求的私拉乱接现象，留下大量的安全隐患。

（四）对未成年子女缺少安全教育，未尽监护管理责任

此类案件8件，占32%。一些家长对自己的子女缺少在用电方面的安全防范教育，甚至对经常在电线杆及变压器等危险地带玩耍的孩子也未及时阻止，安全警觉性不高。如如张亚灵诉维西县维登乡人民政府、维西县维登乡其普电站触电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原告张亚灵随母亲到维登乡新农村松坡组外公家拜年，下午4时左右，原告张亚灵与同伴杨康一起行至离外公家30米左右的地方玩耍，两人在玩耍的过程中，原告张亚灵触及栓

在一棵陈旧木桩上的高压线电杆固定拉线，木桩断裂，致使固定拉线碰到电杆上的高压电，被电击伤成九级伤残。

三、防止触电事故发生的对策

触电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带来惨重的损失，也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预防和减少触电事故的发生刻不容缓。

（一）明确产权，加强管理，排除隐患

当前农村实行“两改一同价”政策，对供、用电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各级政府和电力管理部门应抓紧落实政策，加快改革步伐，明确电力线路和电力设施的产权，进一步落实各方的责任，确保电力设备安全有人抓、有人管。同时，要加强管理，加大处罚力度。对私拉乱接的行为要及时制止，督促整改；对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违章建筑，种植作物等影响电力安全的，要强制拆除、铲除，经批准许可的，责令设立警示标志，建立安全防护措施；对使用时间长、老化的设备要进行维护更新。在台风雨前后及其他自然灾害发生后，要及时组织人力巡逻检查，第一时间排除障碍，消除安全隐患，减少触电事故。

（二）严格技术规范，提高农电架设标准

当前，农村地区电网设施简陋落后，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进行电力线网改造十分迫切。在进行线路改造过程中，要严格按照《电力法》、《农村安全用电规程》等要求严格施工、规范操作，不能为了省钱或贪图方便而马虎应付，私拉乱接，制造用电安全隐患。在施工单位要聘请或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监督，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保质保量，确保电力设备安全。

（三）加大宣传，强化教育，提高安全用电意识

要充分发挥电视台、报刊等新闻媒体的作用，在黄金时间、显要位置播放、刊登公益广告，宣传安全用电、依法用电知识；结合“四五”普法教育，专门对农村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进行宣传教育；要重视中小学生的教育，在教科书里安排一些图文并茂的安全用电常识，电力管理部门要组织人员定期到中小学上课，广大家长们要对自已的子女加强安全用电教育等等，通过多种形式、多渠道的宣传、教育，使人民群众深入了解《电力法》和其他相关法规，提高人们的依法用电和安全用电意识。

（四）严格考核，重视培训，提高管电员的文化素质和技术能力 农村的用电管理主要靠管电员，管电员的素质和管理水平高低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此类案件的发生率。供电管理行政部门要建立严格的培训、考核、核发电工证制度。要重视对农村管电员的业务培训，每年要对其电工证进行审核，经过培训，达不到要求的，要收回电工证，终止其电工技术资格。

（五）要提高安全生产的责任感

各级党委、政府应高度重视农村用电安全的管理，把责任落实到人，清除农村用电不安全的死角，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对于造成责任事故的人要依法追究其责任，直至刑事责任。

篇3：中日醉驾肇事案件比较研究

案号:(2009)川刑终字第690 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被告人孙伟铭,男,汉族,1979 年5 月9 日出生于西藏自治区,高中文化,成都奔腾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员工。

经法院审理查明,二审认定的事实为:本案发生于2008年12 月14 日中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伟铭及其父母在成都市成华区万年场“四方阁”酒楼为某亲属祝寿,饭桌上曾大量饮酒;当日下午16 时许,孙伟铭驾驶川A43K66 别克轿车(2008 年5 月28 日购买)将其父母送往成都市火车北站乘车,随后驾车返回至城东成东路向成都市龙泉驿区方向出城;17 时许,行至成龙路“蓝谷地”路口时,孙伟铭驾车从后面冲撞与其同向行驶的川A9T332 比亚迪轿车车尾部。之后,孙伟铭继续驾车向前超速行驶离开现场,并在成龙路“卓锦乘”路段违章超越过道路中心黄色双实线与相对方向行驶的川AVZ872 长安奔奔猛烈相撞,奔奔车失控后冲向左侧的绿化带。紧接着,孙伟铭的别克车又与奔奔后面的川AK1769 奥拓车相撞,接着又与一辆川AVB241 蒙迪欧发生擦挂,与川AMC337 奇瑞QQ车发生碰撞擦挂。这一事故导致川AUZ872长安奔奔牌轿车内四人死亡(其中两人当场死亡,两人送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另一乘客受重伤。

事故发生后,经检测孙伟铭血液中乙醇浓度为135.8mg/100m L,属于醉酒驾车。

事后经四川某机动车司法鉴定所鉴定,犯罪嫌疑人孙伟铭撞车前瞬间的行驶速度为134—138km/h(事故路段限速60km/h)。

事故民警认定,孙伟铭系醉酒无证超速驾驶,应负事故全部责任。

最终孙伟铭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二、日本福冈大桥饮酒驾驶案事实经过与法院审理

案号:最高裁判所判例平成21(あ)1060。判例集2011年(平成23 年)10 月31 日刑集第65 卷7 号1 138 页。

被告人甲(以下均称为甲),案发时22 岁,在福冈市西部动物园管理中心工作。本案发生于2006 年8 月25 日22时50 分左右,被告人甲驾驶着丰田·皇冠行驶在海的中道大桥上,突然从后面撞上普拉多。普拉多车上有33 岁的公司职员A,车上还载着他29 岁的妻子B和3 个孩子。被强烈撞击的普拉多从左前方冲破桥的栏杆,从博多湾坠下。普拉多淹没于水中,这一事故导致车内4 岁的大儿子和3 岁的二儿子、1 岁的女儿被淹死。公司职员A和妻子B也受了轻伤。

事故发生后,甲企图逃逸,但是因为猛烈的冲撞,皇冠车的左前方严重受损,在距离事故现场的300 米就被迫停车。决心逃逸的被告人并没有救助受害者,而是以喝水等方式尝试掩盖其为酒后驾车的事实,减少自己的法律责任。26 日的早上被逮捕。根据事后调查,甲在案发当晚在自己家里和几个饭馆都喝了酒,据目击者证明肇事车辆在事故现场附近的十字路口差点和正准备停车中的车相撞。根据甲的供述,事故当时皇冠车的速度为80km/h左右。

一审案件的福冈地方法院认定甲为业务上过失致死伤罪,与违反道路交通法犯罪并合罪处理,判处刑罚7 年6 个月,检察院对这一判决结果提出控诉,甲方也以量刑不当提出上诉。

二审的福冈高等裁判所认定此案为危险驾驶致死伤罪,判处惩役20 年。甲对于此判决结果提出上诉。

2011 年10 月31 日,最高裁判所决定驳回甲的上诉。

三、中日对醉驾肇事的刑法适用比较

1.中日酒后驾驶分类及标准不同

两个案件均为酒后驾车,根据案发时的检测,孙伟铭的其血液中乙醇浓度为135.8mg/100m L,日本案件中甲的酒精浓度大于50mg/100ml。关于酒后驾驶,中日两国对其分类和标准是不同的。

目前,我国现行关于醉酒驾驶的标准是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委会于2004 年5 月31 日发布的《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阀值与检验标准》。此标准为国家强制性标准,主要是为了检验驾车中的车辆驾驶人员酒精含量,防止酒后驾车肇事发生。本标准规定了车辆驾驶人员饮酒及醉酒驾车时血液、呼气中的酒精含量值和检验方法,适用于驾车中的车辆驾驶人员。具体规定为:认定为饮酒驾车的情形,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20mg/100m L,小于80mg/100m L的驾驶行为;认定为醉酒驾车的情形,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 L的驾驶行为。达到醉酒驾车标准的,就可以构成危险驾驶罪。

日本酒后驾车的标准规定在 《道路交通法施行令》中,“饮酒驾车”分为轻重两级,每公升呼气中含酒精量在0.15 毫克至0.25 毫克的属于轻度饮酒驾车,0.25 毫克以上的属于重度饮酒驾车。达到“饮酒驾车”标准的,可构成《道路交通法》的饮酒驾驶罪。关于醉酒驾驶罪的规定,没有一个确切的判断标准,驾驶人在违反前述饮酒驾驶的前提下,因受酒精的影响而无法正常驾驶给他人造成危险,在司法实践中,由办案警察根据驾驶员的实际情况,如是否能正常驾驶、能否正常站立、能否走直线等做出相应的判断,并不以身体达到一定酒精浓度为唯一判断标准。醉酒并无准确数值规定,是因为考虑到个人的体质存在差异,对于酒精的吸收与容忍程度不同,即使其血液或呼气酒精浓度未达规定标准,但由其整体行为表现已确认达到无法正常驾驶时,仍然可成立本罪。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我国认定酒后驾车标准的起点是0.2%(即血液中的酒精浓度)。根据呼气中的酒精浓度(mg/L)是血液中的酒精浓度(%)的5 倍的关系,即日本认定酒后驾车的标准是0.03%。 通过比较可知,我国对饮酒和醉酒的认定标准要比日本宽得多。孙伟铭案件中其酒精浓度已经到达了中国醉酒驾驶的标准,日本案件中根据日本的法律规定,驾驶人甲也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

2.罪名认定标准不同

我国对于故意醉酒驾车这一行为和危害结果的发生,在行为人对于所造成危害结果主观心态难以认定的情况下,是以结果为认定标准。醉酒驾车发生了实害结果按照其他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结果较轻的定为交通肇事罪,属于过失犯;结果较重的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属于故意犯。

从日本危险驾驶致死伤罪的规定来看,日本以行为为认定标准。行为人对其饮酒驾车行为属于故意,即使对造成危害结果是过失心态,就可以定为此罪。危险驾驶致死伤罪是采取结果加重犯的立法形式,这种形式把故意和过失结合在一罪中,可以准确反映行为人对于饮酒驾车行为故意和造成实害结果过失的不同心理态度。所以,危险驾驶致死伤罪的基本实行行为是故意犯罪,比起过失犯罪可以设定较重的法定刑。

笔者认为,在醉酒肇事情况下,行为人明知醉酒驾车会危害公共安全,还要无视法律的规定醉酒驾车,这种故意只是针对醉酒驾车行为的故意,而不能决定对重大伤亡结果的态度,所以不能以重大危害结果的发生来逆推行为人触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为故意犯罪。笔者比较赞同日本危险驾驶致死伤罪的认定标准,以行为为认定标准,采用结果加重犯的立法形式。典型的结果加重犯是指法律规定的一个犯罪行为,由于发生了严重结果而加重其法定刑的情况。而危险驾驶致死伤罪包括多种行为类型,但是并非每种类型都能单独构成基本的犯罪行为,例如“无视信号类型”。所以,危险驾驶致死伤罪并不是典型的结果加重犯。换言之,危险驾驶行为的结果加重是危险驾驶致伤罪,更甚者是危险驾驶致死罪。

3.立法建议及意义

我国对危险驾驶犯罪的立法方法可以借鉴日本危险驾驶致死伤罪的方式。将醉酒驾驶行为从交通肇事罪中剥离出来单独定罪,所导致的实害直接规定为危险驾驶行为的结果加重犯,针对不同的损害结果规定不同的法定刑。危险驾驶行为侵害的法益具有广泛性,侵犯社会的公共安全,即不特定或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为达到刑罚一般预防的作用,考虑到被害人的感情,一定程度上的重罚是必要的。据此,在危险驾驶罪的罪刑规范中,应当增加“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结果加重犯的罪状。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危险驾驶罪,包括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两个行为类型。以危险驾驶罪为基本的犯罪行为,根据危害后果的不同来设置不同的轻重档次,即对致人轻伤、致人重伤和致人死亡分别设立轻重不同的法定刑,轻重程度可与我国刑法规定的伤害罪(包括致人轻伤、致人重伤、致人死亡)的法定刑大体相当。

篇4：醉驾案件调研

[关键词]罪驾入刑；阻却事由；建议对策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对《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内容进行修改以来，危险驾驶机动车行为纳入了犯罪的范畴。从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危险驾驶案件情况看，2011年5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罗湖区人民检察院共受理危险驾驶罪案件10件10人，提起公诉10件10人，已经判决8件8人，正在审理2件2人，笔者结合该院2011年5月1日以来办理此类案件情况，从醉驾的认定标准、诉讼程序、具体适用法律等方面加以分析，认为存在相关问题亟待解决。

一、“醉酒”的认定标准

关于“醉酒”的标准，驾驶人员只要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毫克，就认为是醉酒驾车。对此，理论界和实务界没有争论，争论在于“醉酒”标准的具体适用上。“醉”与“非醉”，笔者认为，坚持单一的量化标准鉴定“醉”与“非醉”有失公允，与刑法平等性原则不符。诚然，所谓“醉驾”必然要求行为人处于酒醉状态，意识迷糊，控制力不足，足以产生危险性。“醉”与“非醉”并非仅仅依靠检测酒精含量所能鉴定的，即使检测，也不能做出足够精确合理的醉酒判断。当“醉驾”遭遇刑罚时，刑法适用的严谨性和平等原则要求我们应当作出足够精确合理的醉酒判断。体质因人而异，酒精对人的神经系统产生的影响程度也不同，有人喝一杯酒就醉，有人喝一箱酒才醉，“醉”与“非醉”应该综合考量。单一量化论者提出达到只要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毫克的酒精含量就要承担刑事责任的观点，全然不虑及在实务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二、诉讼程序方面的问题

（一）诉讼时效问题困扰办案人员

根据《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对犯危险驾驶罪的只能判处拘役，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关于逮捕的条件。因此，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刑事拘留期限亦不能适用《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延长期限的规定，即刑拘期限只能是三日。如果检察院是星期五收的案件，则必须在当天审查移送到法院，否则就会超期，这对办案任务繁重的基层而言，在三日内完成从侦查、提审到起诉的整个诉讼过程，显然是不现实的，而且这种处理方式违背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首先，两天的工作时间很难保证案件审查的质量，如遇到需要退查的案件，则无法处理。其次，没有给嫌疑人提供请辩护人所需的充足时间和方便，第一天受案，第二天起诉，很多嫌疑人连辩护律师都找不到的情况下案件已经起诉到法院，法院三天之内判决，这样的处理方式违背基本的诉讼常理，无法给嫌疑人的诉讼权益提供充足的保障。

（二）能否顺利诉讼存在疑问

对于涉嫌危险驾驶罪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在刑诉法明文规定的刑拘期限内不能诉讼终结的，只能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如果犯罪嫌疑人违反法定义务规定甚至逃离居住地，公安机关只能通过追逃，再次将其刑拘。由于不能适用逮捕，刑拘后如果三日内仍然不能获判，又只能采取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同样，如果犯罪嫌疑人不认罪或在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过程中翻供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后，刑拘期限届满只能变更强制措施。

（三）取证的合法性面临挑战

在证据的取得上，将醉驾从行政处罚“升格”为刑事处罚后，对执法机关的执法程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证据的取得更加严谨和规范，但从目前的规定来看，尚缺乏全国统一的执法标准。

1.证据来源规范、合法问题。根据以往公安机关查处酒驾违法行为的情况，不排除有驾驶员在被查处之后不承认自己是司机，有的驾驶人员在远处看到交警弃车而逃，甚至有可能对送检样本提出质疑。如何保证证据符合三性要求是一个问题。

2.“呼气”检测和血液检测两个环节的间隔时间问题。对于80毫克这个直接关系“醉”与“非醉”、“罪”与“非罪”的关键界限如何掌控需要明确。特别是当“呼气”检测结果为80余毫克时，那么从“呼气”到血液检测的时间长短，将直接影响“罪”与“非罪”的认定。因为，酒精本身就容易挥发，而每个醉酒者的体质也不相同，在刚刚达到醉酒的标准时，如果不能第一时间对其进行血液检测，很可能会导致当时醉酒的违法者在血液检测时已达不到醉酒的标准。同时，当犯罪嫌疑人的血液作为证据提取后，如何对证据进行固定和保全问题凸显。一是在血液送检的过程中，如何防止因酒精挥发导致检测数据失真的情况。醉酒驾驶如发生在边远乡镇，那么采集的血液样本就可能因路途遥远，在送检途中出现挥发，这就要求对送检的样本进行严格的密封和其他技术手段防止酒精挥发。二是如果犯罪嫌疑人对鉴定结论提出异议申请重新鉴定，如何避免出现保全的血液样本因长时间存放，使得重新检验后酒精含量达不到醉酒的标准，致使犯罪嫌疑人逃脱法律制裁的情况发生。

三、适用法律和执法方面的问题

（一）机动车的认定不明确

在如何界定机动车的标准上，全国尚没有统一的标准。而且具备电动车检测资质的机构在全国范围都十分稀缺，浙江省仅有两家机构具备检测资质。一旦需要对机动车进行鉴定，显然就会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二）“醉酒驾驶”是否需要增设情节的限制性规定的问题

《刑法修正案（八）》中没有对“醉驾”部分作出“情节恶劣”的情节限制，但理论界对此多有讨论。有学者的观点是：在当下汽车社会安全风险严峻时刻的刑法解释论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本身就应当解释为属于“情节恶劣的”的危险驾驶行为之一，对此行为定罪根本就不存在另外的“情节恶劣”这个要素的限制。[1]他进一步强调，“醉酒驾驶机动车”解释论上的含义是指，只要醉驾，不论是否具有其他恶劣情节，只要不具有其他出罪要素（如无故意或者紧急避险等情形）的，均构成本罪。

笔者认为，不对“醉驾”作出情节的限制，一律入刑会导致矫枉过正，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司法资源的压力。如按学者所说的“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本身就应当解释为情节恶劣的情形之一”，醉酒驾驶就是恶劣的情节，足以对社会产生严重的危害，能够触刑受罚。对此，笔者试问，相比较于“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的行为，难道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其情节不恶劣？其不足以产生足够的危险？在正常思维理解下，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的危险系数是相当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追逐竞驶的危险系数要远大于醉酒驾驶。

四、建议对策

（一）应对立法规定进行补充或修改

从立法补充的层面来说，可以考虑根据醉驾的实际情况分别采取措施。可以考虑在行政拘留期间送检，对鉴定时间予以限制，以区别于其他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案件。如可规定抽取的血样应当在一日内送检，检验鉴定机构在两日内出具鉴定文书。同时规定一旦确定醉驾，不影响对其他违法行为行政拘留的执行。

对仅是醉酒驾驶未造成一般交通事故而被查获的，可以适用目前《刑法修正案（八）》中规定的拘役刑罚。对造成一般交通事故如伤人、车辆部分损坏等或造成道路长时间拥堵严重影响正常交通秩序的，可以按照《刑法修正案（八）》关于危险驾驶罪第二款“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二）应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以便司法实践操作

应对取证活动进行统一的程序性规定，避免标准不一情况。应对“机动车”、“驾驶行为”的认定等适用法律方面进行规定。机动车的界定应出台全国统一规定，避免各地执行标准不一，甚至出现在此地构罪在彼处却不构成犯罪的情形。

（三）应对取证的程序作出规范性规定

为解决取证合法问题，可以考虑给执勤交警配发带有录像功能、可以记录执法全过程的执法记录仪，在执法现场的警车上装备电视监控设备。证据的提取主体要在2名以上，要有见证人在场，证据鉴定机构必须要有鉴定资质，且对醉酒嫌疑人抽取血样时也应备份一份，以供二次鉴定等。

（四）应对“醉驾”应作出情节的限制

此次《刑法修正案（八）》没有对“醉酒驾驶”作出限制性的情节规定，将会产生解释逻辑上的断层。对高危险系数的追逐竞驶行为设定限制性的情节规定，而不对低危险系数的醉驾行为设定规定，这不符合逻辑。在笔者看来，“醉驾”入刑体现了国家对生命的尊重，也是民生刑法的进一步彰显，但“醉驾”是作为一种社会顽疾，并不是仅仅依靠“入刑”，提高惩罚的限度，就可以在短时间内根除的，而更应该注意激励良好的驾车习惯。刑罚不是万能的，只是防止犯罪的一种措施，也是最严厉的措施，我们应当谨慎使用。更进一步说，对“醉驾”一律入刑，会加剧司法成本，加大司法资源的压力。因此，一个良好的立法者更应该多关注于如何预防“醉驾”，而不是惩治“醉驾”，并且注意刑罚的限度。因此，增加对“醉驾”作出限制性的情节规定，理性对待“醉驾”才是对法律本质的坚持，才是对民意的回应。

[参考文献]

[1]参见四川大学魏东教授在其法律博客刊发的《“醉驾”入罪问题讨论》一文。

篇5：关于离婚案件的调研报告

和谐社会已成为当前主导我国国家建设和人们生活的主旋律，而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元素，家庭的和谐才能造就社会的和谐。然而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各种思想与传统观念发生改变，家庭的和谐问题也已经上升为社会问题，曾经甜蜜生活、共同创造美好家庭的夫妻，今日也已曲终人散、剧终离场，对构建和谐社会产生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减少家庭纠纷，稳固婚姻家庭关系，是维护社会和谐的关键问题。

一、审理离婚案件中涉及离婚诉权保护存在的问题

1、“夫妻感情是否完全破裂”的标准不明确影响当事人离婚诉权的顺利行使。离婚诉权是合法的婚姻当事人就解除婚姻关系向人民法院起诉、应诉的一种权利，法院在认定双方当事人是否符合法定的离婚要件主要在于《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即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包括第三款规定的五种情形，都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原因所在。所以，夫妻感情是否完全破裂是人民法院判断是否符合法定离婚要件的重要标准。但是立法对夫妻感情是否完全破裂的标准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而且这一因素本来就属于主观方面的因素，如果要用立法来强制规定可能不利于当事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在审判实践当中，法官往往是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夫妻感情是否完全破裂的证据，经过主观思考以及判断，再作出相应的认定，而这种主观认定往往是法官的一种内心判断，并不能完全代表夫妻感情的客观情况，所以在把握不准确的情形下，可能会作出不准离婚的判决。在中国传统思想当中有种“宁折十座庙，不毁一桩婚”的观念，作为有感情的法官，在主观上可能也存在这种认识。

2、《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七项成为一审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法律后盾。这一项规定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判决、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原告在六个月内又起诉的，不予受理。另一层意思即原告在判决不准离婚六个月后，又可以起诉离婚。一审法院往往考虑给予当事人六个月的和好期限，如果能够在此期间互相理解、和好如初，则原告不会再次起诉离婚，纠纷最终能得到和平的解决。但是，部分当事人在一审起诉时，已经具备了离婚的条件，但一审法院为了避免进一步的纠纷，往往会适用这一项规定给当事人六个月的考虑时间，如果没有和好希望仍可再起诉离婚。这一规定虽然可以缓和矛盾，给予当事人充分思考的空间，但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离婚诉权又怎么得到保护。虽然六个月后仍然可以行使，但果从权利保护的效率来讲是否未达到应有的效果。

3、财产或子女抚养权问题未协商一致往往成为判决不准离婚的理由。离婚是一种自由意愿，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以及婚生子女抚养权利问题亦可以通过协商予以解决，但是这些问题都是伴随着离婚而自然产生的，所以在起诉离婚时夫妻双方对这两个问题有争议也将影响法院对是否离婚进行裁判。虽然《婚姻法》对财产分割的原则有相应规定，但是在夫妻双方对财产争议较大以及不能充分举证的情形下，法院无法判定夫妻共同财产的数量以及归属；对于婚生子女的抚养权，在子女本人无意见、夫妻双方又相互争执或者相互推诿的情况下，法院也无法判定抚养的归属问题。在财产和抚养权问题未有效解决时，虽然夫妻双方对离婚无异议，但在进入审判程序后，为了避免解除婚姻关系后可能会有更多的纠纷，法院往往会判决不准离婚，以此来绕开这两大难题。

4、当事人的心理压力以及社会压力使法官左右为难。

离婚即意味着夫妻双方经营的感情宣告结束，对于放不下感情的一方可能会难以接受现实，特别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由于第三者的插足使婚姻面临危机时，另一方可能会采取过激的行为进行阻止甚至危及到生命。在面对当事人巨大的心理压力时，为了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判决不准离婚可能是最佳的选择，因为如果由于一纸判决造成了严重的事故，法官可能要面临更大的社会压力，这与当事人离婚诉权的保护可能存在一定的冲突。

5、《婚姻法》对男方离婚诉权的限制过于绝对化。《婚姻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中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而女方提出离婚或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不在此限。该条明确限制了男方的离婚诉权，也是为了保护妇女的正当权益，但是如果女方在规定的期间内，确实存在严重的过错或者婚姻无法再继续时，是否也应赋予男方起诉离婚的权利，虽然该条文将男方的离婚诉权交到了人民法院手中，但是男方程序上的诉权还是不存在，而只有当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时才可受理。

二、解决问题的意见或者建议

1、确立夫妻感情是否完全破裂的标准，使法官在内心判断时有一定的依据。夫妻感情是否完全破裂本就是一个主观问题，但是为了使法官的内心确认标准达到相对的统一，仍然应当对其标准进行相应的规范。首先，从法律上来讲，夫妻双方存在《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就应当认定为夫妻感情已经完全破裂，双方如果不同意调解，则应当准予离婚。其次，从主观上来讲，夫妻感情是否完全破裂应当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包括婚姻的基础、婚后的夫妻感情、离婚的原因、夫妻双方对离婚所持的态度、夫妻关系的现状以及是否有和好的可能等。如果夫妻建立婚姻关系的感情基础本身就不牢固，又未通过婚姻改善双方的关系，可能会加快双方感情淡化的速度，最终导致离婚。所以法院在判定夫妻感情是否完全破裂时应当综合考虑以上几个因素，不让当事人因判决而产生遗憾。最后，从客观上来讲，夫妻双方已经不具备维持婚姻关系的条件时，应认定感情完全破裂，准予离婚。

2、加大调解力度，避免因强制判决带来的负面影响。《婚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这就表明调解是审理离婚案件的必经程序，调解的目的就是要防止当事人草率离婚，以及妥善解决因离婚而产生的其它纠纷。第一，应当在有和好可能的基础上进行调解，掌握双方离婚的原因以及动机，抓住重点，各个突破，如果当事人有意愿和好，则证明夫妻感情并未完全破裂，就不存在剥夺一方当事人的离婚诉权。既实现了法律权利，又达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第二，在面对当事人心理压力的时候，法院更应当充分发挥调解的功能，一方面不能剥夺当事人的离婚诉权，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出现意外事件，所以调解成为解决这一类离婚纠纷的最佳方式。要及时发现新情况，控制当事人的情绪，耐心、细心、专心地进行调解。

3、应当优先解决婚姻关系的问题，再解决离婚的后续问题。在部分离婚纠纷案件中，往往因为当事人未对财产或者子女抚养权达成一致意见并且争议较大，法院无奈作出不准离婚的判决。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无法举证就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但是在离婚案件中，为了保证实体上的公平公正，不能轻易认定夫妻共同财产，因为一方当事人在起诉前或者起诉后可能存在隐匿、转移财产的行为，如果单纯依据证据来认定可能有失公平。然而，虽然财产或者子女抚养权问题处理好，但离婚是双方都同意，或者是起诉一方强烈要求并且符合法定离婚要件，法院就应当先将婚姻关系问题予以解决，组织当事人就离婚进行调解并签定调解协议，后续问题在解决婚姻关系之后协商解决或者通过其它途径解决，这种方式则不会剥夺当事人的离婚诉权也有助于双方协商处理后续问题。

篇6：对当前行贿案件的专题调研分析

稿源： 繁昌县人民检察院布时间： 2011年07月21日17时00分

来，繁昌县检察院在立案查处受贿犯罪案件的同时，加大对行贿案件的查办力计：2009年以来，共立案查处行贿犯罪案件7件7人，其中：1万元以上10的2件2人，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5件5人。7名犯罪嫌疑人全被提起现6人已被法院作有罪判决。依法严厉打击行贿犯罪，是从源头上遏制贿赂犯要手段之一。同时，当前地方行贿犯罪高发的严峻态势也应引起检察机关的高和分析研究。

一、当前行贿犯罪的主要特点

1、行贿人员绝大部分是非国有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突出。当前工程施工建设企业大多是非国有性质的企业，而这一领域又是职务犯罪案件多施工人员为了争取承揽到工程，不惜代价、花费大量的现金用以打点负责工程审批管理的有关人员，而一些国家公职人员拒腐防变能力差，甚至主动吃拿卡要，加剧了贿赂行为的高发性和有的行贿人员在承建的多项工程过程中与业主单位的负责人都有不正当的经济关系。有时我们同的受贿案件时，从受贿人口中都会听到同样的行贿人的名字。

2、行贿数额加大，行贿方式。从我们查办的情况来看，7起行贿案件中有5件是10万元以上的大案，行贿数额不断攀升式也呈多样化。行贿人有的借邀请外出考察的名义，在途中行贿；有的是在工程建设中，以补人员通讯费的名义行贿；有的是以入企业干股，给予受贿人提成的名义行贿；有的是逢年过节的烟酒中夹带大量现金的形式行贿。

3、工程建设领域成为行贿犯罪的重灾区。在我们查办的中，大都发生在工程建设领域，和医药购销领域。可见，工程建设领域是行贿案件高发的热点来在我县“大发展、大建设”步伐大幅加快的形势下，各项工程建设上马，城镇各处都是开动机械和建设中的工程项目。与此同时，在这些工程项目开工建设的背后，也或多或少的存在一易的灰色现象。因此，为了促进工程建设的顺利开展和良性运转，必须下大力气严查这一领域罪活动。否则，又会重现“工程上马，干部下马”的现象。

二、当前行贿犯罪的发案原因(一系体制不健全是产生犯罪的主要原因。我国市场体系还处在发育不成熟阶段，行政干预经济的存在，市场化配置资源、由市场竞争分配份额等市场经济规律没有完全形成，加之产大于销，应紧张，为取得竞争优势，一些商家选择以商业贿赂获得行政支持、获得项目、获得特许、获销售产品争取交易机会。(二)行贿犯罪与公职人员权力“寻租”密不可分。我国目前尚处转权力与市场的界限不清，同时国有经济占据重要地位，存在大量的经营性资产和行政事业性资市场经济中介入了大量的公权力，并且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行贿人为求得竞争便利条件，通公权力的人员行贿，以权力寻租获得便利和优惠的商业条件，形成官商勾结利益格局。通过商标工程项目、物资采购及至市场准入，公共权力通过暗箱运作，形成市场交易主体对公权力的“寻租”、“涉租”的行为。(三)潜规则盛行，人们认识上存在误区，给行贿犯罪提供了生。在某些行业给回扣是“行规”，形成潜规则，且大众普遍接受甚至认同，不以为怪。如工程联系工程的“信息费”，药品器材采购中以让利为名的“返点”，都会加重人们在认识上的误商业活动中收受回扣、佣金等现象司空见惯，演化成为一种特定的商业现象，以至发展成某些贿犯罪。(四)惩治犯罪不够严厉。一个时期以来，贿赂犯罪呈高发态势，固然与当前我国经济革这一时代大背景有关，而长期以来，我国司法机关在查办、处理贿赂案件时，存在一手软的大力度打击受贿犯罪，而对行贿犯罪的查处则相对偏轻。

今后的一段时期内，行贿犯罪仍将沿着高发于工程建设领域、涉案金额进一步加大、以及窝案的趋势发展。我们在开展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时，不能忽视对行贿犯罪的预防工作。只有把握才能更好的开展这项工作。当前司法实践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一是证据难以收集。贿赂案件大都涉及职权管理及经济管理部涉案人员大多素质较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活动能力，反侦查能力较强，取证较难。二是当罪活动大多表现为“一对一”的形式，且多为假借各种名义作掩护，犯罪活动不易暴露，其证都是言辞证据，具有易变性，在当前的侦查技术手段基础上，收集固定证据困难，一旦犯罪嫌人出现翻供或翻证，案件的侦查工作随即陷入困境。三是执法人员专业知识水平有待加强。目件的重灾区如工程建设、医药购销、产权交易等领域的涉案单位为逃避执法机关监督检查，尽计帐目作得滴水不漏，从帐目上给执法人员查处贿赂案件设置重重障碍。再加上执法人员对会习和更新的不及时，致使不能及时有效地从企业帐上发现贿赂案件线索。

四、防范和遏制行贿策

1、介入重大工程，发挥检察机关监督与服务的作用。针对工程建设领域多发态势，在开展过程中，检察预防部门要坚持监督不干预、服务不添乱的原则，扎扎实实把专项预防工作落到重大工程进行专项预防，主要通过法制宣讲、召开座谈会、介入招投标活动、考察供货商、深地现场考察答疑等方式进行。一是坚持法制宣传，加强教育防范。二是参与招投标、考察供货。三是积极引导工程建设各方，从制度防腐入手，牢牢抓住工程建设中的重点部位和重要环节完善制度建设，堵塞漏洞。四是推行廉政告示，发挥社会多方位的监督作用。五是适时召开预罪座谈会。

2、建立一个良好的金融免疫系统。要求：一是政企分开，政府管理宏观，企业内，切断政府官员审批企业业务搞权钱交易的路子。二是办事过程的透明化和程序化，在法律法围内，行政机关要照章办事，发现无端刁难或设卡的，应该受到法律法规的追究。三是完善公，包括公务人员的招聘、财产申报和财产公开等。

3、应从立法、司法上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惩依法查处行贿犯罪，改变惩治受贿、行贿犯罪一手硬一手软的局面。在制定刑事政策和刑事

篇7：县纪委案件检查工作调研汇报材料

XX县纪委，2010年5月26日

桂阳县纪检监察系统通过执纪办案，严肃党纪政纪，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保护改革开放成果，促进桂阳县经济发展，县纪委案件检查工作调研汇报材料。近年来，我县案件检查工作已形成一把手主管，副书记协管的格局，体现了查办案件工作在党风廉政建设总体工作中的重要地位。2008年x月到2010年x月，桂阳县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受理群众举报x件，其中检举控告类x件，初核违纪线索x件，新立案x件，结案x件。共处分违纪党员干部x人，挽回经济损失x万元。

一、我县案件检查工作的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统一思想是查办案件的基础

一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纪委关于开展案件检查工作的指示精神，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二是充分认识惩治和预防腐败是反腐倡廉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查办案件的同时，做好预防工作，选择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加强案件剖析工作，帮助发案部门总结教训，建章立制，堵塞漏洞。三是坚持查办有影响的案件。通过各种途径发现案件线索，认真排查、采取有力措施，集中力量突破重点案件。四是依法依规文明办案。深入学习、深刻领会和认真贯彻上级纪委精神，进一步细化完善政策，明确各项工作责任，形成制度，严格操作程序，扎实细致地开展工作。

（二）党委支持是查办案件的保证

县委能总揽全局，把握方向，统筹安排，对办案工作做出正确决策。有关大要案的请示报告，能够及时研究，做出决定。在办案过程中能够排除干扰和阻力，作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支持纪检监察机关依纪依法办案，营造查办案件的良好氛围。特别是在大要案的办理上，县委能够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帮助，解除办案干部的后顾之忧，为尽快高质量完成办案工作任务创造有利条件。

（三）部门配合是提高效率的前提

在查办案件中，我们注重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形成办案工作整体合力。我们成立了大案要案查办领导小组，由公、检、法、财政、审计等部门组成，建立了预防职务犯罪联席会议制度、干部监督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以此拓宽了案件线索渠道，信息共享、优势互补，增强了查办案件效率，形成了办案整体合力。比如……

（四）建立制度是规范办案的保障

一是实行一年两次县纪委书记工作会议制度。每次会议都要通报全县查办案件情况，研究和部署案件监督管理和查办案件工作任务。二是坚持每月召开一次室主任会议。把案件监督管理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听取汇报，下达指示。三是实行奖惩制度。对查办案件工作实行量化计分考核，对排在前三位的进行表彰奖励，工作连续两年排在末尾的进行通报。奖金发到个人，促使全县查办案件数量不断上升，查办案件力度不断加大，2008年至今，？名？级干部被开除党籍，？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四是实行“一案双报告”制度。在报送案件管理数据时将案件剖析报告一并报到市纪委，通过一案一总结，一案一回头，不断提高办案质量，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工作汇报《县纪委案件检查工作调研汇报材料》。五是建立案件线索统一管理制度和案件线索排查会制度。即：所有的案件线索由信访室统一管理，并按照信访举报量由分管案件工作的副书记及时召开信访排查会，分配案件线索，汇报办理情况。六是稳妥地使用“两规”。如？？违纪案等都是运用“两规”得以突破。

（五）案件管理是发现和解决新问题的推手

县纪委全面履行案件管理职能，为领导决策和查办案件服务，全面履行统计汇总、综合分析职能，做好案件统计资料的审核、汇总，全面、准确、及时地报送统计资料。加强对案件的分析和研究。对一个时期违纪违法案件的特点、发案原因和发案趋势等进行综合分析，结合一个阶段的工作重点，围绕领导和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加强对办案工作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加强典型案例剖析。通过分析和研究，提供有价值的综合情况，供领导决策参考。

二、当前违纪违法案件的特点及趋势

近年来，我县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严肃查处了一批有影响的案件，反腐败工作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分析这些案件，揭示出当前违纪违法案件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一是涉案人员越来越多。违纪违法案件逐渐由过去的“单个性”向“团伙性”违纪违法发展，窝案、串案、案中案、案外案明显增多，且呈现出多发性、交叉性、团伙性和行业性等特点。二是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县纪委？年查办的？案、？年查办的？案，涉案金额均高达？万元。三是涉案领域越来越广。违纪违法案件由过去集中于实权部门和热点领域向“清水衙门”和“清水岗位”渗透；由过去公共投资、专项资金等热点领域和公有制经济领域向公益事业、民营企业等领域渗透；由过去传统的“三机关一部门”向城市社区、农村村组以及破产关停企业渗透。违纪违法行为侵害的客体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四是作案方式越来越隐蔽。违纪违法人员为逃避打击，抓紧研究“前车之鉴”，“抗药性”明显增强，反调查意识和规避法纪的能力不断提高。有的违纪违法人员熟知政策法律，在政策和法律的边缘找“空子”；有的违纪违法人员身居要害部门，在体制、管理漏洞上做文章；有的违纪违法人员披着合法的外衣打“擦边球”，不“可靠”的事不做，不“安全”的钱不收；有的违纪违法人员处心积虑，预谋在先，实施腐败或以集体决策的名义，或将谋利行为与收受财产分开；有的违纪违法人员不直接收取钱物，而是通过配偶、子女、情人等第三者或者亲属、朋友等参与经商曲线获取财物等等。五是涉及专项资金违纪违法案件逐渐增多。部分单位、个人对专项资金“动歪心思”，以“经费不足暂时借用”或以“发工资、福利”等各种借口对专项资金予以截留、挪用甚至贪污，直接造成了专项建设资金不到位、大量流失的严重后果。

三、我县查办案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违纪违法案件越来越复杂，办案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一）办案水平与办案要求之间存在矛盾。办案工作专业性很强，但长期以来配备纪检监察干部较少考虑专业化的要求，导致一些纪检监察干部达不到专业化要求，特别是乡镇纪检干部，由于人事变动，全县近80%的乡镇纪委书记被调换。现任的乡镇纪委书记虽然年轻，有朝气，但大部分是新手，没有办案经验，很少从事过纪检、法律业务，而且乡镇纪委只有一名专职纪委书记，查办案件明显缺乏力度。纪检监察机关人员编制少，无法保证查办案件力度。我们检查室目前只有二人。这样，对查办案件工作带来了影响。

（二）在依纪依法文明办案的认识上还存在一些偏差。一是不能很好地在依纪依法办案和提高办案效率上找到有机统一点。有时强调依纪依法办案，就减轻了办案力度，忽视了办案的效率；有时强调办案的功效性，就弱化了办案的合法性、有效性。二是没有完全把握好办案人员与违纪违法人员之间的科学平衡点。有时强调两者之间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就弱化了两者之间服务、帮助、挽救、保护与合作的关系；有时强调尊重和保护办案对象的合法权益，工作中就有些束手束脚。

（三）纪检监察机关组织协调能力有限。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基层纪委的组织协调工作难以一帆风顺。不少情况的协调，靠的是领导的权威、相互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司法机关强调比较多的是独立办案，纪委组织协调的权威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对一些垂直管理单位，纪检监察机关组织协调的难度更大。纪委在查办大要案的过程中，其组织协调能力还须进一步加强。

（四）办案条件与新形势下的办案要求之间的矛盾突出。基层纪检监察机关办案条件仍然停留在“一张纸、一支笔、一张嘴”的水平上，缺乏必要的技术设备和现代化办公条件，不能适应当前办案需要。

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