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家长学校制度

2024-04-21

社区家长学校制度(精选8篇)

篇1:社区家长学校制度

学员守则

1、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改革开放。

2、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不赌博,不吵架,文明礼貌,处处做孩子的表率。

3、尊师重教,认真学习家庭教育理论和方法,遵循教育规律,与学校、社会密切配合,共同教育好下一代。

4、尊重孩子人格,不体罚,不讽刺挖苦,不溺爱,与孩子建立民主、平等、亲密的关系。

5、积极参加家长学习的各项活动,家长之间互相尊重,团结友爱,共同提高。

6、关心学校,积极为家长学校建设献计献策,努力做合格家长和优秀学员。

教师职责

1、根据授课任务认真制订授课计划。

2、认真选择有针对性的教材。

3、认真钻研,认真备好课。

4、每次授课都要把纲要和要点印发给学员。

5、每学期根据办学情况写出经验总结,定期交流。

6、根据学员的出勤、学习态度、学习成绩给予合理的评定,评选出“优秀学员”.

校长职责

1、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正确的办学方向,积极宣传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法规。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认真制定和实施工作计划,比较系统地传授家庭教育知识,帮助家长改进教育方法,推动家庭和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

2、办好家长学校,聘任家长学校教导主任、教师,组建家长学校委员会班子,制定奖惩条例和各项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

3、组织家庭教育经验交流,开展家庭教育咨询活动,探讨家庭教育的理论,指导家庭教育的实践,开展家庭教育的`工作,总结家庭教育经验。

4、做好学员思想工作,经常召开学员代表来座谈,及时了解和掌握办学情况,定期召开例会,研究解决办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学员学习制度

1、认真听课,上课时专心听讲,不交头接耳,不随便说笑。

2、认真做听课笔记,尽可能结合实际写一些心得体会。

3、按时完成所布置的作业,作业态度要端正,字迹工整,不潦草。

4、平时能联系实际,将学到的知识有机地运用到实践中去。

篇2:社区家长学校制度

一、家长学校校务委员会会议。由家长委员会成员组成。会议由家长学校校长主持,每年召开两次。主要内容是:讨论贯彻上级关工委重要文件精神,布置学年和学期家长学校工作。

二、家长学校工作会议。学校中层以上干部参加,主要讨论研究家长学校日常工作和教育教学工作,总结上月工作的得失会议,由家长学校副校长主持。

三、家长学校教学会议。由家长学校教务主任主持,必要时请家长学校校长参加,主要研究,讨论教学中的有关事宜。如制定教研活动计划,落实教研课题,交流教学经验等。一般要求每学期召开两次,会后须向校长作简要汇报。

四、家长会议。它是学校与家庭联系的重要形式,是对学生进行多渠道,全方位教育的重要手段,由年级主任主持,以班级为单位,主要听取家长对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研究班级学生管理、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等有关事宜。 一般每学期召开一次。

五、总结表彰会议。它是对学校进行工作总结和对学员进行表彰的不可少的工作会议, 一般一年召开一次。

六、家长座谈会议。学校定期召开家长座谈会,参加人员是在家长学校中有突出贡献的人,主要是听取他们对学校办学和远景规划的意见。

七、其它会议。根据需要召开。

教学管理制度

1、加强理论学习教学工作。注意发现教育改革及社会发展动态,及时将信息传输给每位家长。

2、教职工要按时到班,保证上课时间,授课质量,为学员建立考核档案。

3、认真备课,认真上好每次课。

4、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把握教学方法。

5、坚持家访制度,及时吸收家长意见,不断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

6、经常总结教学的成败得失,不断上新的层次。

7、每课时要有规范系统的教案:授科内容一定要慎重选择,()符合授课对象的要求。

8、带头学习家教知识,提高家长素质和家教水平。

9、了解家长对教学方面的要求,及时与家长沟通孩子的成长情况。

学员考勤制度

1、学员要严格遵守学习纪律,按时到课,做到不迟到、不早退,上课时间不得擅自离开课堂,外出必须请假。

2、学员上课时必须认真听讲,做好笔记,严格遵守课堂纪律,讲究学习方法,注重学习实效

3、学员因故不能参加学习,应事先向社区教务主任请假。

4、家长参加社区家长学校学习、活动作为评选“五好文明家庭”的参考条件。

5、学校要严格执行学习考勤制度,学习考勤工作由社区教育中心主任负责。

教师授课制度

1、教师授课前,必须做好上课前的准备工作,如:教材、教案、图表、教具等。

2、教师要按课表上课,如需要调课,须征得教务处同意,并履行调课手续。

3、教师要严格遵守课堂教学时间,任课教师提前到教室门外等候,准时上课,按时下课,不拖堂,不准擅自离开课堂,上课时间不准会客、不准在课堂内使用通讯工具。

4、教师要以平稳心态进入课堂,不得将个人的不良情绪带入课堂影响学生。教师不上无准备的课,不上无教案的课。不做与教学无关的事情。课后要及时进行反思,写好课后记。课堂教学秩序要由任课教师全面负责。

5、认真实施授课计划,注意教学过程中的信息反馈,及时搞好调节,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谋求最佳效果。

6、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坚持启发式教学,课堂要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切实搞好精讲精练,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

7、教师授课时要用普通话进行教学,语言完整、表达简洁,声情并茂,要注意语言的科学性、思想性和生动性;不得使用地方俗语,不讲有害学生身心健康的言论。课堂教态自然,教学用语准确,板书设计科学规范,字迹工整,杜绝课堂出现知识性错误。 8、除因病身体不支外,一律不准坐着讲课。教师要衣着整洁,举止大方,不准酒后进入课堂。在课堂上严禁吸烟、坐着讲课和做与授课无关的事情。

9、课堂上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要把德育与知识传授融合到一起,要体现 “以人为本、育人为先”的教育原则。

10、尊重学生的合法权益,不准将学生逐出课堂或变相剥夺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尊重学生人格,不准使用粗俗、不文明的语言讽刺、挖苦学生,不准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要格外关注身心残疾学生的成长,不准歧视、侮辱学生,要平等对待每一位学生。

11、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不单纯以学习成绩评价学生,要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要以鼓励性评语为主,充分挖掘学生的内在潜力。

评比表彰制度

一、定期对学员开展评比表彰活动,总结经验,推广先进,调动家长参与学习的积极性。

二、认真参加社区辅助性、公益性活动。

三、学到的家教知识有机地应用于教育孩子中,有良好的收效。

四、优秀学员占学员总数的20%.

五、坚持出全勤。

六、评选优秀学员标准:

1、重视家庭教育,积极宣传科学育人家庭教育新理念。

2、树立正确的家教观,掌握科学的教子方法,对子女教育做到身体力行、言传身教。

3、积极参加社区家长学校举办的讲座、活动,到课率高。

4、关心社区家长学校工作,经常提出合理化建议和意见。

档案资料管理制度

1、学校有专人负责管理各类档案。

2、凡家长学校所开展的所有活动,都必须有资料积累,并及时把资料归并成册,分类装订。

3、家长学校活动中的教案、表册、通知、资料等都分门别类装订成册,交送资料统一保管。

4、家长学校学员名册、考勤册、成绩册等按学期分类装订,送资料定保管。

5、资料工作负责人员应尽心尽职,做到资料装订分门别类,存放整齐有序,不漏收、漏装资料。

6、有领导负责资料室的管理,不间断地进行检查,及时提出完善意见。

监督、检查、反馈制度

1、学校指导委员会经常在工作会议上与家长代表研究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现状和问题,听取各种反馈意见,及时改进指导工作。

2、主任、副主任经常检查、督促各家长委员做好指导家庭教育的工作,密切与校外有关方面的关系,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持。检查好家长、优秀家长学员的名单,报委员会审批,并向有关人员反馈。

篇3:社区家长学校制度

(一) 社区矫正的概念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 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犯罪于社区内, 由专门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的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 在判决、决定、裁定确定的期限内, 矫正其犯罪心里和行为的恶习, 并促进其顺利的回归社会的非监禁的刑罚执行活动。

(二) 我国社区矫正的性质

英国社区矫正的性质是独立刑种的性质。美国社区矫正具有执行刑罚的性质。而日本则是具有保安处分的性质。而我国社区矫正的性质在理论上存有争议的, 具体包括:保安处分说、非监禁刑罚执行说、多重说等[1]。社区矫正的定性主要应建立在刑罚与保安处分关系的明晰的基础上, 在欧陆法系国家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经历的漫长的时间, 从菲力提出的一元论到李斯特的二元论, 各国对其定性的选择也多根据各国国情加以选择, 笔者在这里不主张一元论的看法, 其与刑罚存有本质的区别, 其仅仅是对于犯罪人的矫正, 或预防教育缺少惩治的目的。

(三) 我国社区矫正的基本结构

1.主体:由三部分构成:公安机关、司法机关、社团、社工四部分组成。2.工作机制:政府主导推动, 社区自主运作。即公安和司法机关及公务员, 作为政府力量组织、领导和推动社区矫正工作, 社团、社工等自主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运作。3.工作对象:5种人, 即管制、缓刑、监外执行、剥夺政治权利和被裁定假释的犯人。4.工作程序和内容:法院将有关法律文书同时送达街、镇司法所, 受刑人根据刑事裁判要求到司法所登记报到后, 由公安、司法、社团、社工和社区服刑人员共同签订协议, 宣告社区矫正开始。社区矫正期满前, 提前一个月或半个月进行鉴定, 期满时, 同样按期宣告社区矫正期满。期间主要工作是由社团、社会组织和社工及志愿者与社区服刑人员个别谈话、提供咨询进行教育、组织集中学习和从事非营利性公益劳动等。

二、国外社区矫正的理论概况及发展

(一) 国外社区矫正制度的历史延展

发达国家 (地区) 社区矫正的已经有较长的发展历史了。早在18世纪, 英国监狱改革家约翰.霍华德就提出过反对监狱非人道化刑罚的改革理论, 其后的形事近代学派的代表龙勃罗梭, 用人道主义和实证主义双重方法, 论证了教育、劳动与社区矫治犯罪心理与行为的重要作用, 同时也引发了李斯特等人对于该制度的发展, 提出的假释、缓刑、不定期性、保安处分等现代刑法制度。二战后社会防卫学派又提出了对犯罪人的社会化及人道主义理念。1995年联大举办会议通过《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1996年第二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这些文件都在强调社区矫正的重要性。[2]20世纪下半夜以来已形成了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当今的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等佣有较为完善的社区矫正制度。

(二) 国外社区矫正制度优势的立法评析

国外社区矫正要比国内社区矫正发展的早很多, 该理论的发展也经历了由轮廓式的提出到发展再到日臻完善的过程, 与中国的社区矫正相比也更为突出刑罚现代化、人道化以及对罪犯人权主义的精神。自十八世纪至今, 通过其发展进程可将其概括为如下特点。首先应该是社区矫正的递进性性与宽泛性;[4]其宽泛性主要指社区矫正的种类繁多, 根据不同的主体及定罪量刑的不同程度可以适用不同的社区矫正的种类。

1.社区矫正立法上的宽泛化

以英国为例, 英国社区矫正的种类包括:缓刑令、假释、社区服务令、宵禁令、毒品的治疗与检验令、出席中心令监督令行为规划令。[3]其具体为如下:1.缓刑令:适用于16周岁以上的犯罪人, 刑期为6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缓刑令是一种主刑, 其目的在于保障犯罪人的改造, 可以要求其在规定的期间内居住在私人住所, 也可以要求其在指定的监督机构, 特别是对于一些对社会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及一些吸毒犯。2.假释:其主要是指犯罪人执行了一定阶段的刑期, 附条件的将其从社区矫正机构提前释放到社区, 使犯罪人在监督之下完成剩余的刑期。3.社区服务令:其要求犯罪人在社区内无偿劳动的社区矫正刑。其主要根据罪行的严重程度确定其具体的劳动时间, 一般在40小时以上240小时以下。4.宵禁令:其主要要求服刑人员限制其在家里, 防止他们在夜间外出, 从而限制减少某些犯罪的目的。如盗窃及寻衅滋事等。5.毒品的治疗与检验令:是英国政府率先在1998年开始试点并于2000年的立法案中得到了确立的位置。该种社区矫正不具有强制措施, 只有在犯罪人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对他们进行检测并强制到戒毒中心进行戒毒。6.出席中心令:其主要适用于10周岁以上不满20周岁的青少年实施的对成年人的犯罪。在执行的过程中往往通过教师、警察、监狱管理者等志愿者组成并在每周的周六、周日在学校、少年宫举办, 教会这些青少年罪犯怎样学会人际交流, 怎样面对生活、社会等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内容。7.监督令:将青少年交给地方当局或缓刑官员监督。一般对青少年犯采取一些当面会面及准确记录、有效监管的措施, 最长不会超过九十天。8行为规划令:主要也是适用不满18周岁的青少年, 其要求犯罪人按照规划令的行为刑事, 接受监督。澳大利亚其社区矫正多达十五种, 其包括:定期监禁、工作释放、家庭监禁、缓刑、罚金、补偿金、没收财产、社区服务令、报告中心、保证金、咨询辅导、法庭警告、限制自由、保释、假释。[4]

2.社区矫正在立法上的规范化

加拿大为例, 在加拿大《刑法典》对刑事犯罪、刑罚和相关的刑事程序有较为详尽的规定, 其中就包括社区矫正的规定。在1992年又进一步颁布《矫正和有条件释放法》成为现今成年犯的主要社区矫正法规。[5]在英国2000年也颁布了《刑事法院量刑权限法案》对社区矫正有了较为完善的规定。而中国的社区矫正也被规定在我国刑法当中。

3.社区矫正标准设立的科学性

科技与法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法律能够规范, 保障科技的发展, 而科技同时又要促进法律的发展。在科技不断发展的今天越来越需要法律对于科技界定明确的界限, 科技能够造福人类, 同样也能毁灭人类。同样在法律的执行过程中也需要科技的手段来协助法律的实行。在社区矫正的实行过程中同样需要一些科学的标准。例如:对于社区矫正的改造评估标准需要一个科学的标准, 对未成年犯罪的心理辅导也需要一套科学的辅导方式使其回归家庭, 回归校园与社会。同样关于毒品的治疗与检验更不能脱离科学检测而武断治疗。

4.社区矫正应体现了人文刑罚的精神

笔者认为这与人道主义精神进入刑法领域是分不开的, 同时也是民权刑法与刑法谦抑性的体现。诚如, 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所言:“随着人类心灵在社会状态中的柔化和感觉能力的增长, 如果要保持客观与感受之间的稳定关系, 就应该降低刑罚的强度”。[6]从某种程度上讲社区矫正也是人类向非监禁刑罚迈出的重要一步, 同时也是人类走向文明刑罚时代的重要标志。

5.社区矫正有较强的程序性

以澳大利亚为例, 进人社区矫正程序来自三个渠道。一是被地方法院直接判非监禁刑的;二是法院判决执行完监禁刑后再执行非监禁的;三是假释委员会决定假释的。经地方法院判决非监禁刑进人社区矫正的一般程序是:警方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设置专门法庭的地方也可直接向法庭起诉。地方法院作出决定后, 移交给相对应的社区矫正工作部门。社区矫正工作部门接受后, 首先对其进行危险性评估, 然后根据评估的结果, 制定矫正计划, 专人负责执行矫正, 完不成计划的送回法庭。

(三) 对国外社区矫正制度劣势的警惕

国外矫正制度有其优点, 但他们的不足之处也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以防止我国的社区矫正重蹈覆辙。其不足之处概括如下:1.泛人道化倾向削弱了刑法的威慑性。社区矫正在司法实践中的实行, 要求执行者具备专业的知识背景和一定的实践能力与经验。怎样不失刑法的威慑力又能完好体现刑法的谦抑性, 其量的把握不仅仅给执法者带来挑战, 更给立法者带来挑战。2.过于技术化的倾向是否过于机械, 难以达到矫正的目的。在上文中笔者也提到这一点其科学化的手段应该作为一种辅助的手段, 在实践中要是将其绝对作为客观标准或风险评估标准, 可能会导致机械化, 不利于行为人的有效回归。

三、国外社区矫正制度对完善我国社区矫正的启示

(一) 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法律体系

随着刑法修正案 (八) 的出台社区矫正已在我国的立法上有了明确的地位, 下一步要进一步完善后续的保障制度, 特别是对于刑事诉讼法有关社区矫正程序论的规制, 同时关于执行主体的标准也应采用立法形式详明。笔者认为现今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种类过于单一, 在立法条件成熟是有待于扩充。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的历史还很短, 相关立法不能直接域外移植, 在立法上可以统筹兼顾但不是全顾, 还应建立符合国情的社区矫正制度。

(二) 加强社区建设

社区在中国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 为了能和社区矫正很好的接轨, 还要不断完善社区矫正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有关配套设施建设。例如, 定期的谈话记录室、社区服务场所、评价罪犯委员会的建立、社区心理辅导站、社区报告中心等。

(三) 完善执行主体的范围与地位

对于社区矫正的主体范围、相关人员的服务事项、主体资格的认证标准, 志愿者的服务期限与任职标准等都应该进行相关的规定。

(四) 建立社区矫正执行人员的监督体制

怎样能过使我们的社区矫正制度不流于形式, 需要我们建立一套完善的监督机制。现今, 我国在法律建设的过程中最大的障碍就是监督机制, 不能说我国没有监督机制, 而是我国的监督机制正遭受着严重的挑战。如环境监管制度, 某医药总厂排污严重超标, 我们的监管者在哪里, 福建紫金铜污染事件发生后, 再问监管者在哪里。食品监管也有问题, 三鹿奶粉事件虽然已过去, 但这难道不能说明些问题吗只有出现了大事故, 他会引起监管。国外的诸多法律制度在国外实施的很好, 怎么一被引进国内就出现了巨大水土不服, 究其原因, 我们的问题出在那里——监督体制。这是作为每一个法律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好的植物需要好的土壤;同样好的法律制度更需要好的监管体制, 只有这样我们所移植来的域外制度才能更好的在我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真正的被本土化。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社区矫正制度也同样如此。

参考文献

[1]高铭暄, 陈冉.结合刑法修正案 (八) 谈我国社区矫正本土化发展[J].中国司法, 2008, (5) .

[2]刘晓梅, 英国社区矫正制度及其对我国刑罚制度的改革的启示[J].犯罪研究, 2006, (3) .

[3]刘强.各国 (各地区) 社区矫正法规选编及评价[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137-139.

[4]李冰.澳大利亚市区矫正制度[J].犯罪研究, 2006, (6) .

[5]社区矫正考察组, 加拿大社区矫正及评价[J].法治论丛, 2004, (3) .

篇4:社区矫正制度研究

关键词:社区矫正;宜昌市;提出建议

社区矫正制度并非我国的首创,它是一个“舶来品”,它是西方国家首先推行的一种刑事执法模式,目的是以非监禁的方式实行对罪犯人格的改造,其体现了对罪犯的人道化和社会化的矫正精神,社区矫正比监狱矫正有着更大的优越性,因此已成为了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行刑方式,也是世界各国刑罚体制改革发展的方向。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起步较晚,离形成完善的制度还有很大距离,再加上我国国情复杂、群众对社区矫正制度不了解等因素,社区矫正工作虽然发展迅速,但还面临着很多问题。

一、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现状

自2003年“两院两部”颁布《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来,湖北省作为全国第二批社区矫正试点地区开始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宜昌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开始于2005年1月31日,于伍家岗、西陵区等地率先试点,宜昌市是全省首批7个社区矫正试点之一,自试点以来,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优异成绩,截至2013年8月底,全市社区矫正重新犯罪率远低于全省、全国平均水平,社区矫正工作考核已连续两年位居全省第一。

(一)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健全

宜昌市严格按照2012年颁布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市司法局负责指导全市的司法行政工作,成立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管理局专项指导全市的社区矫正工作,各区司法局负责本辖区的司法行政事务,自2013年4月10日宜都市社区矫正工作管理局成立以来,各县区的社区矫正工作管理局逐步成立,进一步加强了本辖区的社区矫正工作的管理,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直接由当地司法所负责。另一方面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也得到了有效的监督。宜昌市司法局于2012年底制定了《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操作规范》,比较全方位有重点地指导了全市的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目前司法局正在大力推行“E”通信息平台的发展,通过发放定位手机获取服刑人员GPS位置的形式大大加强了对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的管理,通过“E”通平台,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能够实时了解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的具体位置,检查矫正人员是否有越境脱管的现象,并且可以对社区矫正人员通过短信电话高效率地下派工作和任务。

(二)宜昌市社区矫正对象的规模比较大。

截至2014年2月,宜昌市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累计一共8346人,解除服刑人员一共5670人,现有的服刑人员一共2676人。在现有社区矫正服刑人员中,主要以男性为主并集中在18-45岁,其中汉族、农村户口、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比例偏高。在性别层面上,男性有2404人,女性有272人,男性在社区矫正对象比例上达到89.8%;在年龄层面上(如图1所示),未成年人数为71人,十八到四十五周岁的有1811人,四十六到六十周岁的有693人,六十周岁以上的有101人,十八到四十五周岁的人占的比例为67.7%,未成年人占的比例为3%,未成年人的比例相对较少;在户籍层面上,城镇户口的矫正对象有747人,农村户口的矫正对象有1929人,农村户口的矫正对象占总矫正对象的72%,几乎是城镇户口比例的两倍。

二、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

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自试点以来,虽然各方面的工作取得比较良好的成绩,但由于国内关于社区矫正的立法还不是很完善,宜昌市在社区矫正工作各方面上都需要自己来摸索和探究,再加上宜昌是一个二线城市,经济发展不充分,地区的发展差别较大,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在具体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依然不少。针对社区矫正工作实践中最突出的问题,总结出了以下几点关于宜昌市在社区矫正工作发展中的不足。

(一)社区矫正工作缺乏相关经费支持。

宜昌市在社区矫正工作的经费保障制度建设上还是走在全省各地的前列的,截至2013年底,全市13个县(市、区)已有12个县(市、区)将社区矫正工作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共计74万余元。但是在经费的问题上还是存在两点不足:第一,经费的数量太少,部分地区的社区矫正基础设施建设经费投入仍然不足,许多基层社区矫正机构经费明显缺乏,经费的缺少也导致社区工作者的工资偏低,影响了社区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第二,经费的分配不合理,区域的经费额差别较大,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区经费较充裕,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费则相对缺乏,社区矫正经费的分配和实际需要存在着较大的矛盾。

(二)社区工作人员短缺且素质参差不齐。

新制度的建设和完善,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投入,而制度的工作队伍建设尤为重要,社区矫正制度作为一种非监禁的新兴行刑制度,因其工作的性质而对社区工作人员的要求比较高,一般要求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有着广泛的教育学、心理、法学等专业背景。宜昌市社区工作人员队伍的建设发展较快,但是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社区工作人员短缺严重,据了解,目前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共有200多人,这与全市一共2600多名的现有社区矫正人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这200多名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还包括众多社区矫正工作的管理人员,这说明实际上工作在一线的工作人员面临着较大的人手压力。另一方面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科学文化素质跟不上,现在工作在一线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都只经过简单的培训,没有进行过专业知识的学习。

(三)社区矫正的宣传工作不足。

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行刑方式,相对于传统的监狱矫正,它是直接把对犯人的矫正搬进了居民的社区,所以如果不做好社区矫正制度的宣传工作,将可能引起群众对社区矫正的误会。所以社区矫正的宣传普法工作相当重要。宜昌市从社区矫正试点以来已经有八个年头,但社区矫正对广大的群众来说依然是一个陌生词,几乎接近80%的人不知道或者不了解社区矫正,而同样也高达83%的人表示社区服刑人员会影响社区的安全,这些数据都很明显表明社区矫正的宣传工作做得不充分或者宣传效果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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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完善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的建议

(一)加强对社区矫正经费投入和创新经费保障制度

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不断推进,经费投入与需求的矛盾问题就越来越突出,所以加强对社区矫正的经费的投入和创新发展社区矫正经费保障制度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现有的社区矫正经费的主要来源是地方政府的预算,而问题就恰恰出现在这里,因为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就注定了各地社区矫正经费水平的不一样,而且我国社区矫正还明显地存在着不发达地区的社区矫正对象占的比例较多的现象,所以针对这点,我国就有学者提出了实行“省级财政经费为主,县级财政经费为辅”的社区矫正经费保障制度,也就是说在社区矫正经费的组成中,主要的经费由省级财政部门提供,次要的经费由当地县级的财政部门提供。

(二)加强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建设,增强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的专业素质

社区矫正工作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这就对社区矫正工作者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目前来看,社区矫正队伍的建设主要存在数量少、质量不高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是社区矫正工作尚未形成良好完善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建设制度。对此,笔者以宜昌为例提出以下建议:第一,统一社会工作者的招聘标准,提高工作者的待遇和工资水平,提高工作者的地位。第二,加强对现有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培训,积极鼓励和引导工作者参加心理咨询师等证件的培训和考试,加强与当地高校的联系,促进工作者的再学习能力的提高,同时社区矫正机构应增加对参加培训人员的补贴;第三是鼓励社会人士的参与,增加社区矫正志愿者的数量。

(三)大力加强社区矫正的宣传工作

一个新的制度的实行必须要有群众基础,如果一个新的制度没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就好像一棵新生的树没有扎根的土壤一样。在中国,社区矫正制度似乎还不为群众所了解,甚至还有所误解,这固然与社区矫正制度在中国实行时间较短有关,但更多的是社区矫正的宣传工作做得不足。针对这点,社区矫正的宣传工作需要做到全方位、多层次和有针对性。多以活动的形式展开社区矫正的宣传,除了一般的常规宣传外,还可以定期组织一些群众普法活动,请律师或大学教师为社区群众做普法的专题讲座,还可以以传单、法制小册子的形式挨家挨户地派发宣传。

中国的社区矫正制度由于实行时间较短,且本身的国情复杂,故在实践中问题层出不穷,除上述的经费、队伍建设、宣传等现时比较突出的问题外,社区矫正还存在着立法不够健全、矫正对象评估机制不完善、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重视不够等众多问题。笔者认为,现时中国的社区矫正制度建设,应该在借鉴西方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大力并坚持推进现在的社区矫正工作,深入发掘未发现的问题,努力探讨和完善各项制度,笔者也相信,在国家和政府的努力建设下,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会拥有自己的成熟的完善的社区矫正制度。

参考文献:

[1] 康均心,郑青.和谐社会的刑事法治建设.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06

[2] 种若静. 美国社区矫正制度. 北京:司法部司法研究所. 2007.11

[3] 高雪雷,邹瑛. 和谐社会下社区矫正之探究. 黑龙江政法管理学院学报. 2012

[4] 肖遥. 关于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建设的几点思考. 西部普法网.2013.03

[5] 崔会如. 我国社区矫正立法述评.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报. 2013.03

[6] 王慧慧. 对社区矫正理论基础的比较研究. 2013.

作者简介:林晓军(1992-),男,广东阳江人,三峡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2012级学生。

李琼俐(1994-),女,湖北宜昌人,三峡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2012级学生。

篇5:社区家长学校工作制度

2、学员名册中主要写清学员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电话。 3、如个别学员的工作单位、联系电话有变动,应立即给予更正。 4、在家长学校开学时,按名册点名,严格学校纪律。

教学管理制度

1、加强理论学习教学工作。注意发现教育改革及社会发展动态,及时将信息传输给每位家长。

2、教职工要按时到班,保证上课时间,授课质量,为学员建立考核档案。

3、认真备课,认真上好每次课。

4、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把握教学方法。

5、坚持家访制度,及时吸收家长意见,不断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

6、经常总结教学的成败得失,不断上新的`层次。

7、每课时要有规范系统的教案:授科内容一定要慎重选择,符合授课对象的要求。

8、带头学习家教知识,提高家长素质和家教水平。

9、了解家长对教学方面的要求,及时与家长沟通孩子的成长情况。

学员考勤制度

1、学员要严格遵守学习纪律,按时到课,做到不迟到、不早退,上课时间不得擅自离开课堂,外出必须请假。

2、学员上课时必须认真听讲,做好笔记,严格遵守课堂纪律,讲究学习方法,注重学习实效

3、学员因故不能参加学习,应事先向社区教务主任请假。 4、家长参加社区家长学校学习、活动作为评选“五好文明家庭”的参考条件。

5、学校要严格执行学习考勤制度,学习考勤工作由社区教育中心主任负责。

评比表彰制度

一、定期对学员开展评比表彰活动,总结经验,推广先进,调动家长参与学习的积极性。

二、认真参加社区辅助性、公益性活动。

三、学到的家教知识有机地应用于教育孩子中,有良好的收效。四、优秀学员占学员总数的20%。 五、坚持出全勤。 六、评选优秀学员标准:

1、重视家庭教育,积极宣传科学育人家庭教育新理念。 2、树立正确的家教观,掌握科学的教子方法,对子女教育做到身体力行、言传身教。

篇6:社区家长学校管理制度

一、社区家长学校的工作要与社区文明建设工作相结合,要与社区内的学校相配合,可依托社区学校资源开展工作。社区家长学校要认真宣传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法规,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

二、社区家长学校面向广大家长宣传家庭教育科学知识,帮助和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思想和观念,掌握家庭教育的科学知识和方法;向家长介绍未成年人生理、心理发展特点和营养保健常识,指导家长进行科学的家庭教育;帮助家长加强自身修养,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提高家庭教育水平,促进家庭文明建设和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三、家长学校实行制度化与规范化管理,做到五有:有牌子、有领导班子、有工作计划和教学计划、有教材(教案)、有会议记录和上课记录。根据教学计划和教材,挑选素质优良人员担任家长学校教师,努力提高教学质量,鼓励家长以自愿为原则参加家长学校的学习并予以登记。

四、社区家长学校应根据家长不同时期的`需求,制定可行的学习计划,选择座谈会、交流会、专家咨询等灵活多样的学习形式,力求贴近实际、贴近家长,增强实效。开展社区家长学校培训可与妇女学校、婚育学校、党员学习、社区活动等有机地结合起来,组织家长学习法律、政策、时事、家庭美德、心理健康、营养保健、现代文明知识等,不断提高家长的综合素质。

五、家长学校的教学内容含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深入开展“小公民道德建设”、“争做合格家长、培养合格人才”双合格家庭教育宣传实践活动。家长学校教育要注意层次性,内容要形成系列。通过学习使家长明确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形成良好的认知结构,提高家长的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

篇7:学校与社区、家长联系制度

实验中学

一、加强与社区单位联系,聘请派出所民警为校法制副校长,街道和居委会干部为校家长委员会领导小组成员,参与家长学校管理。

二、依托社区,做好学生教育管理工作,控制案发率。

三、定期召开家长会、组织家庭教育专题讲座、开展好家长评比活动、家教经验论文大赛,提高家长的家教艺术。

四、主动听取家长对学校工作及班级工作、科任教师的意见和建议。

五、组织班主任及科任老师不定期进行集体家访,以达到沟通信息,促进学生全面和谐发展。

六、发现学生无故缺席或表现异常,主动与家长联系,应及时查明原因。

篇8:社区家长学校制度

(一)城市化与失地农民

在我国城乡二元发展极不平衡的背景下,城市化过程中一个规模巨大的特殊群体开始出现,并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即失地农民问题。“城市化在社会空间上表现为城市对传统农村社区的接替;在社会主体层面上直接表现为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嬗变和转型。”[1]这个过程必然使很多农民失去土地,迫使他们开始从事非农生产。失地农民问题已经由地区局部社会问题扩展为全国性的社会问题。

(二)失地农民社区的形成

聚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根据一套规范和制度结合而成的社会实体,是一个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2]。由失地农民这一社会实体在某个地域形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就是失地农民社区。失地农民社区是因政策性安置失地农民而形成的,随着失地农民数量的急剧增加,这种以失地农民为主体的社区也会逐渐增多。失地农民社区形成的突发性和其主体的特殊性,使得这种转型社区的治理存在特殊性。当前社会各界对这种社区的系统研究重视不够,但现实社会管理中面临的问题又很紧迫。

(三)失地农民研究综述

对失地农民问题的研究,“一部分主要是分析失地农民失地的原因和途径,描述失地农民的生存现状,探讨失地农民的补偿安置措施,估计失地农民的规模等;另外一部分主要研究城市发展与失地农民的利益冲突、农村土地制度、土地征用制度、失地农民社会保险等”[3]。在微观层面关注“失地农民在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后的社会认同心理的现状、认同系统的变化,以及这样的认同心理背后的社会建构等”[1]相关问题。但是针对失地农民聚居后的社会管理即失地农民社区治理没有受到学界研究的足够重视。失地农民在“移居”后,他们如何参与到社区治理中,这方面的研究目前比较缺乏。

(四)研究问题的界定

社区自治制度是社区建设的核心部分,失地农民社区在转型过程中能否让失地农民从“村民自治”体制向“居民自治”体制过渡是社区治理成功的关键。由一种乡村自治制度向社区自治制度转换,本质上是失地农民这个群体面临的一次剧烈的制度变迁过程,本文试图从中观层面探讨失地农民在城乡两种自治制度的变迁过程中的制度适应过程。

二、研究设计

(一)制度变迁相关理论

制度变迁主要是指制度从均衡到不均衡、再到均衡的不断演变的过程。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服从程序和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它旨在约束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4]。林毅夫把制度变迁分成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并指出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而实行的制度变化过程[5]。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人们的行为必然受到影响,行为模式将发生改变。不同主体对新的制度必然会有一个学习过程,这个过程进展的情况主要取决于新制度给人们带来的制度收益或者制度福利。人们对新制度有一种获利的期待,正是这种期待推动了制度创新的过程,也是这种制度性获利动机激励人们去适应一种新的制度和由制度塑造的环境。

(二)失地农民被动城市化

失地农民在被动城市化的进程中,生活生产方式被迫改变,生存的制度环境也由农村体制转向了城市体制,这本质上是一个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体正在被强大的社会机制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中、从相识的农村熟人社区中剥离出来,去面对陌生的城市生活”[1]。现实中失地农民以村社为单位,被整体性安置在一个社区中,完成了由村委会到居委会的体制“城市化”。这种由失地农民安置而形成的社区,在由农村体制向城市体制转变的过程中,特别是由“村民自治”体制向“居民自治”体制转化中,作为转化中的主体即失地农民必然在制度适应的过程中表现出其特征,这些特征将普遍出现在这个群体性制度适应过程中。分析研究这个群体出现制度适应特征的逻辑起点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分化和完全由政府主导的农民被动城市化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现实。

(三)失地农民社区自治制度变迁

本文所指称的失地农民社区制度变迁特指失地农民由村民自治体制被迫向城市居民自治转化的过程。基层民主自治的核心是村民或者居民展开一系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过程[6]。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是我国在传统城乡二元分化的格局下,在基层实施的全国性的民主政治实践,但长期以来这种民主自治都是“政府主导型的治理模式”[7]。随着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由行政型社区向合作型社区和自治型社区的发展转化过程,是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调整在城市社区发展中的一种反映,它代表着我国城市社区发展的方向⑩。失地农民在由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的体制转变过程中,既是由一种传统的农村自治体制向另一种现代化的城市自治体制的转化,也是由一种较低水平的基层自治向另一种较高水平的基层自治的转化。

(四)社区自治制度变迁研究角度

根据农民在村民自治制度和居民在城市自治制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结合在失地农民社区中众多过去的“农民”以新有的“居民”身份参与自治制度的特殊情况,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讨论在这种制度变迁中失地农民适应居民自治制度的情况:(1)对居民自治制度基本精神和内容的了解情况,即制度认知;(2)对居民自治制度的客观价值和实际实施的认可肯定情况,即制度认同;(3)在居民自治制度中的制度性活动情况,即制度参与;(4)对居民自治制度的依赖和接纳情况,即制度归属。

(五)研究方法的说明

本文选择典型个案研究的方法,在尽量保证研究个案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基础上,通过采取实地考察、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深入典型社区内部调查,获得生动直接的信息。在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社区时着重考虑三个因素:(1)失地农民社区形成的时间。要研究失地农民社区自治制度的变迁现象需要确定好社区制度变迁剧烈的时期;(2)失地农民社区的人口规模。失地农民社区规模的大小对社区制度的运行影响较大;(3)失地农民社区自治的外部生态,主要是指失地农民的安置政策和政府对社区治理的干预程度。

三、研究结论和原因探讨

基于调查数据的分析和在深度访谈中发现的情况,我们归纳出被研究社区失地农民在两种自治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特点:即模糊的制度认知、摇摆的制度认同、矛盾的制度参与、无奈的制度归属。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法律基础规则”,“制度环境可以说是对于可供人们选择的制度安排的范围设置了一个基本的界限,从而使人们通过选择制度安排来追求自身利益的增进受到特定的限制”⑪,显然社区自治制度的实施环境必然显著影响失地农民的制度适应过程。本文主要从失地农民自身和社区自治制度存在的政治生态两个方面来理解失地农民在社区制度变迁过程中适应的特点。

(一)模糊的制度认知

失地农民对社区自治制度的认知整体上是模糊的,这主要表现在对社区中不同主体的职能和权力关系认识不清。失地农民对于社区自治制度的认知情况是分析他们在整个制度变迁过程中适应的开始,只有充分认识失地农民对社区自治制度的认知情况,才能深刻地了解他们制度适应的过程和其中具有的特征。

首先,失地农民已有的历史经验会影响他们对新制度的认知。失地农民在乡村形成的村民自治制度的历史记忆,在帮助他们再认识社区自治制度的时候,会存在明显的“类比效应”。他们对新制度的认识必然也存在“路径依赖”,他们会把自己以往某些对村民自治制度的认识转移到新的制度之中。实际中失地农民对社区自治制度的基本理念和精神的认知程度是比较好的,但在涉及社区自治制度中的具体安排时,特别是不同自治主体和机构之间关系的厘定却比较模糊。

其次,失地农民社区当前的自治实施环境和实际的自治情况也会对失地农民的制度认知产生显著的影响。失地农民社区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与一般社区的外在制度环境是存在一定差异的,这主要是指政府的干预程度较强。为了避免进一步激化失地农民这个群体的矛盾,政府会在诸多政策上考虑对失地农民的制度性补偿,积极采取一些“安抚”性惠民政策。社区在本身自治情况实现就不理想的环境下,还要承担诸多准行政化的行为,使得社区自治的生态更加恶化,这些直接严重影响了失地农民对新的自治制度的认知。

(二)摇摆的制度认同

“制度认同”是指公民对一制度框架体系在价值上的承认与肯定,认为它是基本公正的,自己愿意遵守与维护这一制度体系。制度认同内在包含着两个含义,即价值上的肯定和转化为现实行为的趋势与取向⑫。在两种自治制度的交替过程中,失地农民对新自治制度的认同是摇摆的,一方面表现在对社区自治制度价值的充分肯定和急切的渴求,另一方面是对现实实施情况的极低评价和对制度整体性缺乏信任。形成这种摇摆制度认同状态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失地农民基层民主自治意识增强。失地农民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对社区自治制度的价值认同度是比较高的,经过长期的村民自治,这些失地农民具有一定的自治素质。虽然他们的自治水平并不是很高,但是在面对影响他们生活方式剧烈改变的社会机制转型中,他们的利益表达欲望是及其强烈的,在社区自治活动中他们更希望自身拥有实质性的自治权利。失地农民在变革中面对又一次关系到他们生存利益的重新分配时,他们的权利意识进一步提高,这也让他们对社区自治制度更加期待。

其次,自治制度在形式上基本得到保证。虽然自治制度在我国城乡都落实的不是太理想,但不管怎样基层民众在法律的“保护”下,各地都让他们在形式上享有自治权利,这充分体现在他们的“投票权”上。虽然他们没有真正享有投票标示的选举权利,但他们的投票权利还是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失地农民不管是在村里还是社区,他们的这种权利始终享有,这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对一次又一次在他们看来是虚假选举的过程中,保留了对自治制度的一线希望和微弱的期待。

再次,暂时性对社区准行政行为的欢迎。社区一些准行政行为在失地农民生产生活发生大的变革时期受到了失地农民的理解甚至是欢迎。在剧烈的变化中政府的强制性干预特别是针对失地农民后期发展的补偿性干预,让社区承担了大量的准行政化事务,但这些事务都会增加失地农民的福利。比如社区承担起招商引资的工作安置失地农民就业,就为失地农民带来了较大的利益。他们面对这种本不属于社区的事务,由于获得了直接的利益,反而使这种非“正常”的社区事务增加了社区自治组织的合法性,这时失地农民就宽容了社区的这些非“正常”行为。

(三)矛盾的制度参与

社区居民参与率及参与程度的高低是衡量社区自治的重要标志⑬,制度参与是制度运行中最重要的环节,失地农民社区中最重要的制度参与主体是失地农民。失地农民作为制度参与的主体表现出明显的矛盾性,主要体现在失地农民主观心态和参与行为上。失地农民作为自治制度的参与主体,他们一方面有强烈的参与意愿,但同时又抵制甚至反感现实中的制度参与行为;一方面在形式上普遍的获得了参与权利,但同时又鄙视甚至抵毁自身的参与行为。

产生失地农民在社区自治制度中这种矛盾的制度参与现状的主要缘由在于制度本身的合理价值在操作层面上被扭曲,失地农民的参与普遍是形式上的,这激起了他们对这些“虚假”行为的不满和反感,但又迫于现实的压力,才形成了这种矛盾的制度参与事实。社区自治中居民的参与是社区居民真正实现自治的途径,没有制度参与行为,居民的自治权利就不可能保障。社区自治具有自我协调和整合的功能,但这种整合功能的发挥是基于在个体利益诉求充分表达前提下的。失地农民社区与其他大部分社区一样,居民的参与行为完全成了一种实现上级街道政府意志的虚假程序,居民的参与行为完全不能体现他们的真正意志。

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没有发挥应有的绩效主要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实施机制。理论上讲,政府的职能是为居民参与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培养居民的社区参与意识,对社区参与进行引导,而不是干预⑭。但是由于缺乏保障居民参与权利的有效制度,政府的行为在现实中严重扭曲。在失地农民社区自治制度的运行过程中,居民的参与意愿不能得到实质性的保证,他们的参与行为不能表达他们的心声,但他们仍然在鄙视甚至抵毁这种制度的同时又在冷漠的毫无权利目的的参与。

(四)无奈的制度归属

由于制度充分吸纳了社会中普遍被认同的意识,人们对制度的遵守并不一定是被迫的,有时也可能是自愿的,被制度规束者往往对一项制度充满了信仰。制度在具有客观强制性的同时,对人们而言也是具有主观归属性的。正如哈耶克所说,“人不仅是一种追求目的的动物,而且还是一种遵循规则的动物”⑮,自愿地遵循一种制度,对其充分的接纳和依赖,这就是制度归属。失地农民对社区自治制度的归属感充分地建立在其蕴含的普遍接受的自治价值之上。

失地农民从村民自治转向居民自治,正在被一种新的自治制度所接纳,同时他们也在寻找新的制度归属感。失地农民现有的这种制度归属是无奈的,这种无奈性一方面是强制性制度变迁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现实社区自治制度的落实没有让失地农民产生正常的制度归属感。社区自治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失地农民没有充分地享有自治权利和感受到这种权利带来的利益,她只是满足了失地农民并不需要的虚假的制度参与需求。失地农民在社区治理中呈现出一种无奈的制度归属,这种无奈一方面是他们暂时不能形成对这种制度的理解和很好的认同所致,同时这种制度的实施情况也让他们不能产生自然的归属感。

在乡村村民自治制度中,即使失地农民当时也没有真正享有充分自治的权利,但是他们对这种并不充分的自治制度的归属感是极强的。这种制度归属感既是时间积累的效应,同时也是乡土情节的结果。正是因为这种制度是在他们世代生活的乡土上实行,而不是因为这种制度本身具有的吸引力,最终使失地农民对这种制度产生了归属感。而在失地农民社区中,当前生活的社区不再是沉淀代代乡土情节的故土,失地农民面临的是一种全然陌生的生活方式,呈现在他们生活中的自治制度也是比较生疏的。况且这种制度本身的实行也是“貌合神离”的,在这种情况下要让失地农民对社区自治制度产生归属感实在是勉为其难。

失地农民产生这种对于制度的无奈之感,既是心理适应的正常历程,主要是指归属感本身就不是在较短时间内能培育的,又是他们在制度中受到的制度待遇的结果。失地农民的制度性权利基本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他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和足够的力量来改变这种现实。无奈的制度归属让失地农民的社区归属感不能顺利的形成和增强,更让他们对这种新制度的期待降低。这将不利于社区自治长远的发展,同时他们自己的自治意识的觉醒也会受到抑制。这种无奈的社区自治制度归属感,是现实自治环境恶劣的产物,失地农民在两种自治制度的变迁中几乎不可逾越这个困境。

摘要:失地农民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出现的社会群体,本文从社区自治的中观层面研究失地农民在被动城市化和社会机制强制性变迁的压力下适应社区自治制度的行为和表现出的特征。失地农民在适应社区自治制度变迁中表现出制度认知模糊、制度认同摇摆、制度参与矛盾和制度归属无奈四个特征,形成这些特征的主要原因是当前社区自治制度生存的畸形政治生态,次要原因是失地农民自身能动性的发挥程度。

关键词:失地农民,社区自治,制度变迁,制度适应

参考文献

①④⑦郁晓军、张海波:“失地农民的社会认同与社会建构”[J],《中国农村观察》2006年第1期。

②陆学艺:《社会学》[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6年。

③杨涛、施国庆:“我国失地农民问题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7期。

⑤[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⑥林毅夫:《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⑧俞可平等著:《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变迁》[M],北京:社会文献科学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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