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商贸统筹发展研究综述（共6篇）
篇1：城乡商贸统筹发展研究综述
城乡商贸统筹发展研究综述
城乡统筹发展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举措。自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思想以来，学术界对城乡统筹发展进行了各方面研究。姜作培、季建林（2004）等在《中国城乡统筹发展研究》认为统筹城乡发展应该包括四层含义：一是城乡互通；二是城乡协作；三是城乡协调；四是城乡融合。并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七大目标，即努力实现城乡空间一体化、城乡人口一体化、城乡经济一体化、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化、城乡市场一体化、城乡社会一体化、城乡制度一体化[2]。
商贸流通作为连接小产与消费的桥梁、纽带和国民经济的主要先导产业，城乡商贸统筹发展在城乡统筹发展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但对于城乡商贸这方面的研究相对减少，学术界普遍关注与城市的商贸流通或者单方面的农村商贸。自2007年6月7日，国务院批准设立重庆市和成都市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及同年8月6日，重庆成为首个全国城乡商贸统筹发展试点区以来，部分学者逐渐把目光转向城乡商贸统筹发展、城乡商贸一体化、城乡商贸流通体系等研究上。
一、城乡商贸统筹的内涵与目标研究
城乡商贸统筹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内容与组成部分。梁云（2009）认为城乡商贸统筹是指城乡商贸发展的统一筹划、协调运行。其目标取向不是消除城乡市场差异，实现城乡市场一致化、一样化，而是加强城乡商贸的整合和对接,充分发挥城乡双方优势，实现城乡商贸的相互融合与双向互动。城乡商贸统筹实质上是城乡商贸结构的新安排，关键是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建立城乡互通的流通机制与制度，实现城市流通体系与农村流通体系的有机衔接和联动运行，核心是城乡商贸资源的统筹配置，重点是城乡市场的统筹发展，以城乡市场的一体化推动城乡间商品和服务、资源与要素的顺畅流动，使城乡资源通过市场的联结实现共享，实现城乡市场的开放和融合，充分发挥商贸流通的先导性作用，以贸促工、以贸促农、以城带乡、以
乡促城，实现城乡互动发展[2]。
对于城乡商贸统筹在城乡统筹中作用，张智（2009）认为无论是城乡通开或是城乡协作还是城乡协调以及城乡融合，商贸统筹都是其应有之义，它能为城乡经济一体化、城乡市场一体化、城乡社会一体化等创造条件[3]。
应樱（2011）则认为我国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城乡市场充分融合，促进商贸经济实力总体提升的关键，应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加强城乡商贸发展的一体化、共同化[4]。
二、我国城乡商贸流通现状研究
（一）我国城乡商贸流通面临的有利环境
通过改革开发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城乡经济都得到了加大发展，城乡商贸流通业也面临这许多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和良好的环境。应樱（2011）认为目前国家高度重视国内贸易工作，而且很多地方有自己城乡商贸发展的优势，商贸流通产业基础较好，另外，商贸流通行业协会的作用发挥较好。这些都给城乡商贸流通提供了有利环境[4]。张如意（2011）则从城乡双向商贸流通体系形成的外部条件入手，认为我国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的完善，城乡教育差距的正在缩小，为城乡双向商贸流通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5]。
（二）我国城乡商贸统筹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城乡商贸统筹还处于缓慢发展之中，在推进城乡商贸统筹中还存在不少问题。黎筠（2009）就重庆的城乡商贸统筹发展分析出在推进城乡商贸统筹发展中存在，认识不到位，乡镇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乡配套服务及市场管理差异大，城乡商业网点布局不合理，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以及城乡商贸流通市场体系规划滞后和政策及保障机制不健全等主要问题[6]。张如意（2011）认为我国流通体系中存在农产品流通中农户主体地位缺失，农产品流通成本较高，农产品流通的基础设施差、交易方式落后和城乡消费品市场分割等问题
[7]。应樱（2011）指出我国城乡商贸流通统筹仍然面临着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研究不够，措施不力，流通规模不大，人均消费水平低，开拓农村市场难度大，城乡物流发展不平衡，市场调控难度增大，商业文
化发展滞后等问题，这些问题和矛盾，应当引起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重视[4]。
任保平（2010）通过对我国城乡市场结构、城乡市场交易额、城乡商贸业态结构、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等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我国在这几个指标水平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由此造成了城乡商贸流通发展的二元格局。而这种二元格局也正是城乡商贸统筹需要面临的问题[8]。通过实证，任保平分析得到虽然农村的商品市场数目要多于城市商品市场的数目, 但是城市商品市场数目的增长速度要大大超过农村，且农村市场商品数目的年增长速度为负值；城市商品市场交易总额明显高于农村商品市场交易额，而且农村商品市场交易额的增长率明显低于城市交易额的增长率。这充分反映了城市市场的规模、质量都远优于农村市场；在城乡商贸业态结构方面，城市商贸业的业态主流为现代商贸业态，农村地区除经济发达地区外，大多仍未传统业态结构；
卫玲（2011）指出城市农村的商贸流通依然是单向流通，城乡商贸流通二元矛盾突出，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9]。
三、我国城乡商贸统筹发展的对策研究
（一）统筹城乡商贸流通的基本原则
任保平（2011）指出统筹城乡商贸流通应坚持八大基本原则，即坚持城乡交易效率的提升是统筹城乡商贸流通的逻辑，资源禀赋条件是统筹城乡商贸流通的先决条件，专业化市场的发育是统筹城乡商贸流通的基础，多业联动是统筹城乡商贸流通的基本路径，农村流通主体的再造是统筹城乡商贸流通的关键，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统筹城乡商贸流通的出发点，转型与创新是城乡商贸统筹的动力，城乡双向流通是城乡商贸统筹的目标[10]。
（二）统筹城乡商贸流通的模式
梁云（2009）认为城乡商贸统筹发展必须选择有利于城乡商贸融合、互动与互补的发展模式，单纯从城市商贸或单纯从农村商贸发展出发考虑问题都不符合城乡商贸统筹的本质要求。她从统筹发展理论与城乡商贸流通产业发展实际，提出了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模式的5种模式，即城乡市场网络化发展模式，小城镇商业发展模式，供应链网
络连接模式，产业联动模式和龙头企业（市场）带动模式[1]。
任保平（2011）则从市场分割背景下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的角度入手，总结了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运行的模式，他认为由于城乡市场的二元分割，城市商贸流通体系与农村商贸流通体系分离发展，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分离的农村和城市均衡市场，城乡统一的大市场难以形成[11]。因此，要实现城乡商贸流通的统筹，就必须建立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的运行模式，这个模式内容包括城乡之间商流的一体化，城乡之间物流的一体化，城乡之间价值流的一体化，城乡之间信息流的一体化。
（三）统筹城乡商贸流通的对策
黎筠（2009）认为在提高城乡统筹发展重要性的认识和加强管理的基础上，要科学规划，完善统筹建设城乡商贸市场，继续完善基础设施，培育龙头企业（市场），创新商贸业态，引导多元经济主体参与，并制定和完善政策措施，建立、健全保障体制等策略[6]。
张如意（2011）认为在城乡双向商贸流通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市场与政府都要发挥各自的力量，但由于不同领域的特点不同，市场与政府力量的发挥方式并不一样[5]。根据城乡双向商贸流通体系中产品流通的特点，他提出在农产品流通体系优化方面要培育流通主体，改善农产品流通条件；在城乡消费品市场融合方面必须依靠城市消费品市场对农村消费品市场的全面整合，把城市中现有的先进销售方式和服务方式引入农村；在农用物资流通方式创新方面，可以成立农资专业协会，设立连锁农用物资超市以及鼓励企业采取专营专授的方式，直接将产品销售到农村地区，通过减少流通环节防止假冒农用物资的出现。
应樱（2011）提出从加强城乡商贸统筹的基础发展，加大各地重点和特色，精心打造以县域为中心的商业圈，实施振兴“传统品牌”工程，积极推进商贸品牌建设，加强地方商务中心建设，加强商贸人力资源建设，重视商贸文化建设等方面来积极实施城乡商贸发展策略，努力达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4]。
参考文献
[1] 梁云.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模式及实践[J].商业研究.2009: 205-208.[2] 姜作培, 季建林.中国城乡统筹发展研究[M].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04.[3] 张智.论城乡商贸统筹中商贸流通[J].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09, 18(1): 58-60.[4] 应樱.当前城乡商贸流通统筹发展的问题及策略[J].中国商贸.2011, 498(09): 180-181.[5] 张如意.城乡双向商贸流通体系建设对策思考[J].经济纵横.2011: 36-39.[6] 黎筠.城乡商贸统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J].河北农业科学.2009, 13(2): 117-119.[7] 张如意, 张鸿.城乡统筹视角下农村商贸流通主体的培育[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1: 27-32.[8] 任保平.统筹城乡商贸流通：态势、机制与模式选择[J].社会科学辑刊.2010: 140-143.[9] 卫玲, 赵晴, 郭俊华.基于城乡统筹视域的商贸流通服务体系建设[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41(3): 10-13.[10] 任保平.论统筹城乡商贸流通的基本原则[J].求索.2011: 8-11.[11] 任保平.市场分割背景下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运行模式及其实现路径[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18-24.
篇2：城乡商贸统筹发展研究综述
随着“让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建立覆盖全国城乡的医疗保障体系”目标的确立，“全民医保”已达成了共识，全民医保是实现医药卫生事业社会公益性的钥匙，是医疗体制改革的突破1：3(顾昕，2008)；在未来的改革中，必须打破城乡、所有制等界限，建立一个覆盖全民的、一体化的医疗卫生体制(葛延风，贡森，2007)；要建立重健康和重持续的绿色医保制度(褚福灵，2008)。但是由于目前存在的医疗体制改革困境和二元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全民医保的实现还有待于进一步地对医疗卫生体制进行改革与完善，全民医保尚未成功(顾昕，2008)。但对于如何实现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改革方案。通向全民医疗保险的可行之路是一条渐进之路，将会扩大现有三大公立医疗保险(即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覆盖面。此外，政府通过完善医疗救助制度资助城乡贫困家庭参加公立医疗保险，从而构成一个制度全覆盖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这一路径已达成了广泛共识并已在逐步推进。强化政府责任，构建与目标体制相适应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全面推进医药分开，建立并逐步完善筹资与组织管理体制(葛延风，贡森，2007；翟祖唐，2007；唐钧，2007；胡大洋，2008；万筱明，陈燕刚，2008；刘晓晖，2008；李明强，2008)等宏观策略方向也逐步得到了认可，但在具体实现途径上还存在的分歧与争论。如强化政府筹资责任方面，有的专家强调“补需方”，即新增政府财政医疗卫生投入的主要流向是医疗保障体系，政府应该在其中扮演鼓励者和资助者的角色，通过补贴吸引和鼓励广大农民参加医保，同时资助弱势群体(尤其是城乡低保对象)参加医疗保险(顾昕，2008)。但也有的专家从国情出发，认为补供方，由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直接提供基本免费的服务是更为现实可行的选择(葛延风，贡森，2007)。这些理论争论和政策建议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了与启迪。
二、关于医疗保障的城乡统筹和一体化的理论研究方面
随着“全民医保”目标的提出，国内学者对于社会保障城乡统筹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如火如荼，从多个角度探讨医疗保障的城乡衔接和统筹发展问题。
1．从二元经济社会角度出发，探讨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并轨与衔接问题。在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下，中国医疗保障制度表现为二元医疗保障体系，二元保障制度使其自身在运行过程中存在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衡的问题，医疗社会保险服务呈低效率状态，难以体现国民医疗保障权益的公平性(鲍震字，王智广，2007)。打破二元结构势在必行，从而提出了城乡保障制度衔接的目标模式——“从二元到三维”(王国军，2005)。
2．四大板块问的相互整合衔接的研究。在全民医保这个大目标一致的前提下，专家们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同的统筹整合路径：“一个制度、多种标准”为医保改革的突破15(刘继同，2006)；在“托低就高”的途径下实现城乡医疗保障整合管理(周寿祺2007)；采取“三支柱”促进城乡医保一体化的实现(孙祁祥，2007)；依托“新农合”编织全民医保网；医疗保障制度要分层次(唐钧2008)；实现全民医保需要配套改革(吴成，2008)；三大公立医疗保险实现信息共享，可以实现医疗保障的城乡一体化(顾昕2008)。同时农民工的医疗保障问题亦日益受到重视。农民工是一特殊群体，他们多数流动于城市和农村之问，他们面临着两种选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鉴于两者的保障程度有限，近期不宜作出硬性规定，两者的结合可以提高农民工医疗保障的程度(胡务，2006)。
3．城乡医保统筹发展过程中的道德风险问题的研究。医疗行业信息不对称和技术垄断，使得该领域供方的道德风险发生频率高且规避难度大，导致了医疗费用的急剧攀升，进而损害了医疗保险制度的效率基础(王保真，2007)，并且是对诚信建设和信任系统的破坏(王建，2008)。应严控道德风险，重建信任机制。具体途径：加快医保覆盖面，缩短其自费患者与参保患者之间的“双轨制”与“价格差”；约束与限制不合理的医药行为，做到既能使患者看好病，又能促使与激励供方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还能有效控制供方的不合理开支，形成医保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之间风险共担的合作博弈机制(王保真，2007)。对医疗服务供给方、医疗服务消费者、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进行各种制度调整，在强化制度建设的基础上，重建人们对制度的信任以及对专家的信任(王建，2008)。
三、各地城乡医疗保障统筹发展的实践研究方面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和探索各地的模式，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对制度创新大有裨益。各地关于城乡
医疗保障统筹发展的制度创新和付诸实践的模式探索日趋增多，例如全民医保标向性探索的“石狮实验”：石狮市五个试点村以整村的形式与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签订合约，试行新型全民医疗保险(尹海涛，2005)；上海浦东城乡医疗保障体系一体化的发展策略——城乡阶梯式医疗保障体系的构建(田文华，梁鸿，陈琰，曲大维，许非，2005)；河南舞钢市全民医保的“破冰之举”：舞钢市通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城市居民合作医疗3种形式，初步形成了全覆盖、无缝隙的全发医疗保障制度体系(仇雨临，2006；杨力勇等，2006)；厦门市欲在全国率先实现“全民医保”(郡芳卿，2006)；湖南省石门县在在进行医疗救助与新农合制度有效衔接时所采取的措施被称为降低或取消新农合起付线模式，也称为“零门槛”方案。湖南省石门县为了搞好医疗救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起付线和封顶线的有效衔接，除对五保对象的医疗救助不分病种和农村低保对象常见病和慢性病的医疗救助实行“零起付线”外，还对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助实行了“零起付线”(李钢，盛学庆，2006)。昆山市农村城乡一体化医保(金健宏，2006)，全民医保试点：安徽金寨县的成功与其一系列财政改革措施，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以及财政支出顺序优化等密切相关(中国卫生产业，2007)，珠海模式的试水：通过建立“大病统筹救助、中病医疗保险、小病免费”三道医疗保障防线，旨在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人人享有医疗保障”的目标(袁泽春，2008)。镇江的成功经验是把社区卫生服务与医疗保险相结合，实施一系列医保社区创新配套政策，打造“l5分钟社区基本医疗服务圈”，增强了居民的基本医疗服务可及性，其成功经验值得借鉴(陈新中，2008)。浙江省和江苏省在处理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相衔接的过程中，在解决两个制度覆盖人群的交叉问题上，地方政府的两种主要解决方式；一是自主选择，规定城镇居民(包括参合农民)可自助选择新农合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但不能重复参加，浙江省采用了该种方式；二是按居住地划定覆盖人群，规定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主要覆盖县城以上城区内的城镇人口，新农合覆盖县城以下的非农人口，江苏省采用了该种方式。此外，在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和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已无户籍划分的地区，部分地方政府也作出了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统一纳入城乡合作医疗的探索(付晓光，汪早立，张西凡，程念，2008)。重庆市在进行医疗救助与新农合制度有效衔接时所采取的措施被称为综合补偿模式，也称“三明治”模式，“重庆模式”的核心是一个“三明治”式的政策组合版块，在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中体现得更为突出。这块“三明治”的夹心层是制度的中坚即“新农合”，底部和顶部的两层是制度的辅佐即“医疗救助”(赵小艳，2008)。这些实践探索为本研究提供了实证支持和对照样本，增强了本研究的可行性和价值。
四、比较和借鉴国外全民医疗保障制度的经验教训方面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在比较和借鉴国外全民医疗保障制度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完善中国城乡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思考和建议。宏观层面的经验借鉴主要有：乌日图(2003)分析研究了西方国家医疗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措施；4Jr雨4~(2oo3)评述了针对医疗保障制度中存在的医疗保险支出过度膨胀、医疗资源浪费严重和医疗服务质量低下等问题，世界各国采取了增加税收和医疗保险费收入，增加病人自付医疗费用的比重，加强对医疗保险服务机构的监管，社会保险机构自己办等措施。这些对正在实施中的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孙浩(2006)、郭小沙(2007)、王雁菊(2007)分别介绍了澳大利亚、墨西哥、德国、英国的全民医保制度，认为应建立适合中国基本国情、承认地区发展不平衡并逐步实现全民覆盖的医疗保障体制；丁润萍(2007)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医疗保障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廖明(2008)评述了印度的全民医疗体系；李莲花(2008)通过比较分析韩国和地区的全民医保过程，总结他们的经验和教训，探讨对我们全民医保的启示。李明强(2008)主要研究了泰国、新加坡和墨西哥等国家在医疗保障制度创新上的经验。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讨论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制度设计，以及实现医疗保障全民覆盖的实施路径。杨红燕(2008)选择了英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巴西和墨西哥等典型国家，采用国际比较的方法对实现全民医保的经济、社会、人口等条件进行了总结。认为强大的经济基础是实现全民医保的前提，人口结构的变化是建立全民医保的非决定性影响因素，政府关注与社会形势是建立全民医保的关键因素。并得出结论：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实现全民医疗保险的条件；但中国可以利用职域保险、地域保险与商业保险相结合，公共卫生、预防保健与医疗救助相结合等多样化的制度安排，在“全民医疗保障”的层次上实现“全民医保”。通过对这些的整理，可以得出的经验是，医疗保障要关注穷人和弱势群体，城乡一体化及普遍覆盖，特别是印度的三级医疗保健网、泰国的全民健
康保险计划对于更具有启示意义。
国外关于中国医疗保障体系城乡统筹的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研究以及对农村合作医制度建设的国际经验研究上。
(一)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研究
首先是对新农合制度建设的必要性与改革目标研究方面，一个国家的卫生政策虽然不可能完全消除居民问的健康不公平现象，但国家有义务与责任减少这种不公平现象的扩大趋势(Hossain，S．I，1997；Bogg，L，2002)。改革目标含糊不清和充满歧义是中国卫生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WilliamHsiao，2000)。第二：在农民参合意愿影响因素研究方面，AliAsgary，KenWillis，AliAkbar，TaghvaeiandMojtabaRafeian(2004)等采用重复投标博弈法(iterativebiddinggametech．nique)问卷格式，使用伊朗全国2139个农户数据，进行了农民医疗保险参加意愿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B．古斯塔夫森(2005)从构建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视角，展开了居民医疗支出不公平性以及健康风险冲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Cook等(1999)在对中国和亚洲国家的社会保障问题进行分析时，提出了依赖性——脆弱性——贫困的概念和分析框架。第三，对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中存在不公平现象的研究：RaviKanbu(2005)分析了中国不同区域，特别是城乡之间卫生保健的不平等现象；BjornGustafsson，LiShi(2004)考察了中国农村卫生服务方面的支出和贫困之间的关系；OfraAn-son，Shi~ngSun(2004)以河北省为例，具体考察了中国农村存在的健康不平等现象；
GuyCarrin，AvivaRon和YangHui(1999)等根据14个试点县的情况，分析了中国合作医疗制度改革对改善农村健康保障困境的影响以及有待解决的问题；YuanliLiu，WilliamHsiao和KarenEggleston(1999)着重分析了中国卫生体制变化带来的城乡在健康保障领域严重的不平等；ChristopherJ．Smith(1998)分析了当代中国的化和卫生服务体制，揭示了城乡健康越来越大的不平等缺口。„
(二)对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的国际经验研究
巴西1994年建立“家庭健康计划”，这是一种关注家庭和社区的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制度。“家庭健康计划”所需资金来自联邦和各州的专项资金支持。截止到2002年底，该项计划已覆盖巴西50％以上的农村人口。“家庭健康计划”实施后，巴西农民在医疗服务方面的可及性明显提高，几乎达到90％以上(WagstaffA．，vanDoorslaerE，vanderBurgH．，etc．2003)。I．S．Falk和WilburJ．Cohen(1946)结合美国国情对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对农民群体的保障最好建立一个覆盖所有工人的统一的保险计划，并且以强大的救助计划为补充，来提供社会保险未解决的特殊需要。FionaFerguson(2002)对国外农村医疗保障的背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保障程度、发展水平等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二战后，发达国家在“福利国家”和普遍保障思想的影响下，才将社会医疗、养老等保障制度由城市逐步扩展到了农村，实现了“全民皆保险”；20世纪80年代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亚洲和南美洲)也开始重视农村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项目的建设，但一直还处于试验和起步阶段。Gumber研究了泰国农村合作医疗发展状况和问题。他认为泰国的合作医疗制度为基层农民提供了较好的基本医疗和预防保健，但存在着资金不足、覆盖人群少、抗御大病风险能力差的问题。尽管有、诊所等机构提供的免费公共健康保障计划，可这种计划的服务水平低，寻租腐败现象严重，低收入农村家庭接受公共医疗补贴占总医疗费用支出的比重很小(略高于10％)，对于农民来说，农村卫生资源贫乏，医疗费用支出特别是住院费用大大超过自身及其家庭的负担能力。AnilGumber，Dave和Priti，PatrickKrause等人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对印度农民享有的卫生保健水平、农村健康保险体系构成和缺陷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印度富有特色的农村非正式健康保险计划作了深人研究。发达国家近十几年来非常注重对医疗保险服务机构的管理和监督，建立了一套有效的医疗费用控制机制和风险管理制度，Borch，Wilcox和Rubin，Luif等人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实证研究。国外文献丰富了中国城乡医疗保障研究的内容和思路，特别是关于中国城乡医疗保障不平等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综上，城乡基本医疗保障问题已经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研究数量不少，涉及面较广泛。但是，从以上分析可看出目前的文献研究还有以下不足：第一，缺乏对统筹城乡医疗保障的内涵、战略目标和具体发展步骤的理解，没有达成明确的界定；第二，未充分认识城乡医疗保障体系统筹发展的和制度变迁逻
篇3：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模式及实践
一、城乡商贸统筹发展的内涵与目标取向
城乡商贸统筹是指城乡商贸发展的统一筹划、协调运行。作为先导性产业的商贸流通业,必须率先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以商贸流通产业的城乡统筹拉动相关产业的城乡统筹,拉动经济社会的城乡统筹。城乡商贸统筹的目标取向不是消除城乡市场差异,实现城乡市场一致化、一样化,而是加强城乡商贸的整合和对接,充分发挥城乡双方优势,实现城乡商贸的相互融合与双向互动。城乡商贸统筹实质上是城乡商贸结构的新安排,关键是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建立城乡互通的流通机制与制度,实现城市流通体系与农村流通体系的有机衔接和联动运行,核心是城乡商贸资源的统筹配置,重点是城乡市场的统筹发展,以城乡市场的一体化推动城乡间商品和服务、资源与要素的顺畅流动,使城乡资源通过市场的联结实现共享,实现城乡市场的开放和融合,充分发挥商贸流通的先导性作用,以贸促工、以贸促农、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实现城乡互动发展。
二、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模式探析
作为城乡统筹发展中的产业发展问题,从产业发展本身而言,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既是一种政策性选择和安排,又是体制的设计与运行。产业发展环境、制度与政策、产业发展主体、产业发展载体、产业发展客体之间相互影响,决定其发展模式的选择;从城乡空间关系上看,城乡商贸统筹发展不是城市商贸和农村商贸的各自发展,也不是简单的通过城市给予农村资金、人才等办法支持农村市场加快发展,而是加大城乡资源的双向交流和优化配置。城乡商贸统筹发展必须选择有利于城乡商贸融合、互动与互补的发展模式,单纯从城市商贸或单纯从农村商贸发展出发考虑问题都不符合城乡商贸统筹的本质要求。参照城乡统筹发展理论与城乡商贸流通产业发展实际,本文对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模式提出以下参考意见。
(一)城乡市场网络化发展模式
城乡市场网络化是指城乡市场之间构成一个有序化的关联系统及其运行过程,并通过这个过程获得一种特有的网络组织功能效应,以形成一定地域的城乡市场之间网络设施完备、产业内在联系密切、要素流转通畅、组织功能完善,并构成一个维系城、镇、乡市场网络系统共生共长的空间过程。本模式强调城乡市场统筹规划,加强城乡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区域内城乡市场网络化布局,完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衔接,加强城乡间商贸产业联系程度,通过连锁化、网络化、信息化发展城市市场和农村市场的多种关联。如将城市与农村对接的市场服务向农村延伸,建立符合农村需要的农村消费品市场、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城市商贸流通企业通过发展产供销一体化经营,与农民联合兴办商品基地,发展“订单农业”,扩充稳定优质的货源。农村产地批发市场与城市连锁超市、仓储式商场和便利店建立联系,直接配送商品进城;大型批发市场发展农村分市场,等等,通过城乡市场的网络化连接,解决工业品下乡、农民买难与卖难的双重问题。
(二)小城镇商业发展模式
小城镇是城乡联系的重要节点。本模式强调农村地区小城镇商业的发展,以数量众多、分布合理的小城镇商业为节点,形成遍布全市的完整、分散的城镇商业体系,将城市与农村两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有机衔接起来,实现城乡资源的双向流动,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以中小城镇为节点的资源要素双向流动的网络体系。小城镇商业的发展,还有利于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使小城镇成为城乡统筹中农村人口转移的主要吸纳地。
(三)供应链网络连接模式
供应链网络系统将分布于城乡间的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直到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络,供应链网络连接模式强调通过现代流通中的供应链、服务链和价值链,构筑城乡间商流、物流及市场的双向流通系统,形成纵横交织、共生共荣、紧密联系的网络化城乡商贸流通体系。城市与农村经济活动分布于供应链网络系统的不同环节中,依靠供应链连接纽带,将城乡间产供销、产加销业务活动连为一体。
(四)产业联动模式
产业链是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关联,并依据特定的逻辑关系和时空布局关系客观形成的链条式关联关系形态。产业联动模式主要是基于城乡产业间客观存在差异,加强商贸流通业与关联产业的互动,以产业间和产业内不同行业间的有效合作和联动,充分发挥城乡产业比较优势,促进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如通过延伸城乡的贸工农产业联动发展、商旅文一体化发展、专业市场、工(农)业园区与物流联动发展等,实现城乡产业互利共赢。
(五)龙头企业(市场)带动模式
本模式以经营主业突出、管理技术先进、核心竞争力强、辐射面广、产业带动力强的实力雄厚的龙头企业(市场)为主导,带动供应链中相关企业(个体)商贸活动的开展,克服流通活动中“小而散、多而乱”、流通组织化程度过低、流通效率低下、产业带动力不足的状况。如“万村千乡”工程中以大型连锁企业为龙头,深入村社开办连锁超市、便利店,带动农村商业发展;大型商贸龙头企业、龙头市场以“公司+基地+农户”、“市场+基地+农户”等方式,带动种养加产业化,带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
三、城乡商贸统筹发展对策———重庆之探索
(一)构筑城乡一体化市场体系,推动城乡商贸共同发展
1. 完善体制,激活机制
消除妨碍城乡商贸统筹发展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建立资源在城乡之间合理配置的市场体系。加强城乡商贸统筹政策协调,在城乡之间建立起均衡增长的良性互动机制,推动城乡市场主体之间联合、重组和经营网络的跨地区、跨城乡延伸,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商品流通组织体系与网络体系,推动城乡一体化市场体系发展。
2. 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要素市场体系
打通城乡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的市场渠道,促进农村的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和城市的人才、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双向流动和有效组合,提高资源要素的市场化程度,为商品市场的发展创造必要的体制条件。
3. 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商品市场体系
统筹城乡交通、通信等区域性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加快城乡交通网络建设;高起点建设信息化平台,加强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建成城乡普遍覆盖的信息网络,加快推进农村商务信息服务站试点,延伸公共信息服务到基层;促进市政基础设施向农村地区延伸,实现城乡同建共享。统筹城乡商贸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将城市商业中心与周围乡镇商业作为一个整体,统一规划,在商场、市场及物流园区建设上,统筹布局,推进城乡商品市场一体化进程。
(二)大力发展城乡商贸流通产业,加强城市和农村商贸层级传递与支撑功能
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商业协调发展的思想,重庆加快主城特大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四级商业中心建设。注重培育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商贸流通产业集聚,做优主城特大城市商贸流通产业。围绕中央商务区、大型商圈、大型批发市场群和会展业,重点发展现代都市商业,提升都市区商贸流通产业能级与辐射能力;做大做强万州、涪陵、黔江、永川、江津、合川六个区域性中心城市商业,建成区域性商贸流通次级核心和传递枢纽;做活中小城市商贸流通产业,加快区县中心商圈建设与商业发展,带动中小城市发展;大力发展小城镇商贸流通产业,尤其要加强中心镇乡镇商业发展,突出功能特色,以贸促工、以贸带农,增强对非农人口的吸纳能力,有效拓展城乡商贸流通产业发展空间。
(三)加强农村市场体系建设,促进城乡资源合理配置
加强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充分发挥“三商带三农”作用,以商品带农村、以商人代农民、以商业带农业,推进城乡商贸统筹发展。逐步形成以乡村零售网点为基础,以大中型批发市场和连锁配送中心为骨干,以各类农村流通合作经济组织和大中型农村流通企业为主体,农产品、消费品和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均衡发展,城乡市场相互融合、内外贸易紧密联系,法制健全、布局合理、服务规范、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农村市场体系,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的农村商品流通体制。
1. 积极培育农村市场主体,增强流通企业活力
鼓励和支持农民进入农村流通领域,积极支持农村经纪人队伍和各类流通中介组织的发展。拟建设1 000个农产品流通合作经济组织,重点支持20个管理规范、服务功能完善、经济效益较好的流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培育10大农产品流通企业,发展一大批运销大户,建立一支农村经纪人队伍。鼓励具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流通企业通过参股、控股、承包、兼并、收购、托管和特许经营等方式,实现规模扩张。
2. 建立和改造农村消费品流通体系
加强农村消费品网络建设。加快形成为农村居民日常生活服务的零售网络终端,搭建“农家店”收购农副产品、推动农副产品创自有品牌、进超市的综合服务平台。引导各类大中型流通企业利用品牌、配送、管理、货源、信息、技术等优势,通过投资或加盟连锁的方式建立或改造农村消费品零售网络,利用供销合作社在农村点多面广的优势,充分发挥其连锁配送网络在农村市场中的作用。
3. 构建顺畅的农产品流通体系
加强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科学规划城乡之间、产销地之间农产品批发市场布局,重点支持永川、潼南、荣昌等具有农产品产地优势、传统集散地优势的区县,高起点建设一批特色突出、辐射面广、能与国内外市场接轨的区域性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贸易中心,提高农业市场化程度。重点建设10家符合国际标准、面向国内外市场、现代化的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完善和拓展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服务功能,积极推行农产品拍卖制、远程交易、网上交易、集中配售、连锁经营等新型交易及经营方式。鼓励农产品批发市场向上下游延伸经营链条,通过建立农产品基地、发展订单农业、建设农产品采购和物流中心等方式,建立起农产品进入城市市场的快捷流通渠道。
4. 积极发展农产品零售市场
启动“农商对接”行动计划,探索和推广“超市+基地”、“超市+农村流通合作经济组织”、“超市+批发市场”、“超市+社会化物流中心”等方式。鼓励条件较好的连锁超市发展直接从产地采购农产品的进货模式,与农产品生产基地建立长期的产销联盟。努力提高连锁超市、便利店、大型综合超市等新型零售业态中农产品的经营规模。大力发展农产品物流。加快现有农产品物流企业改造升级,推动其向专业化、规模化方向发展。建设农产品冷链系统,初步建立起统一高效的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努力改善农产品物流环境。
5. 完善农业生产资料流通体系
积极发展农资连锁经营,建立以集中采购、统一配送为核心的新型营销体系;放开农资市场准入条件,鼓励各类投资主体进入农业生产资料流通领域。建立和完善农业生产资料服务体系。鼓励农资流通企业将农资销售与服务紧密结合起来,开展配送、加工、采购服务和技术服务及农机具租赁等多样化服务,促进农业生产。
(四)加快乡镇商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因地制宜发展各类综合性和专业性商品批发市场,为农村腹地的农副产品进入市场体系创造条件,形成发展现代农业的市场支撑体系,大力发展乡镇生活服务业,创造小城镇宜居环境,充分发挥小城镇尤其是中心镇高度集聚人口、承接产业转移、服务农村、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使小城镇成为连接城乡空间的纽带和城乡资源要素传递流动的平台,在统筹城乡中,发挥重要节点功能,成为缓解大城市压力的“蓄水池”。
(五)以产业联动延伸商贸流通产业链,增加转移就业容量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大力兴办市场、发展生产、生活服务业,延长商贸流通产业链。扶持商贸流通龙头企业向农业领域渗透,通过入股、订单生产、自建等多种方式,结合农业产业化百万工程,建立产销联盟或产销一体化的商贸流通企业生产加工基地。重点培育石柱辣椒、江津花椒、涪陵榨菜等种植养殖、加工基地。形成“市场联基地、基地带产业、产业兴市场”的贸工农一体化良性经济循环模式。依托产业园区、物流园区,大力培育专业市场、产业园区和物流业联动发展的产业集群。如以璧山西部鞋材交易中心为龙头,建设西部最大的鞋材和鞋产品专业市场,建设璧山、铜梁鞋业基地,打造中国西部鞋都。充分发挥荣昌畜牧科技优势,以荣昌西部饲料兽药市场为龙头,依托板桥工业园区打造畜牧优势产业链,带动畜牧产业联动发展。商旅文结合,发展各具特色的农家游、乡村游、风情游;积极鼓励都市圈商贸流通企业面向市内外“走出去”、“走下去”,开拓新市场。
(六)以“五双工程”为主要突破口,打造城乡商贸统筹发展的战略平台
1. 大力推进农村市场“双建工程”
围绕新农村建设,加快乡镇连锁经营超市和村社便民放心商店建设,搭建工副食品和农资下乡进村,农产品和废旧物资出村进城的双向流通平台,力争在3-5年基本形成以县城为重点、乡镇为骨干、村社为基础的商品零售网络。
2. 大力推进社区“双进工程”
积极支持和引导连锁经营企业运用连锁经营方式在社区设立各类便民、利民的商业网点,提供定向、快捷、周到的服务,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改造和建设不同类型商业社区商业设施,不断完善社区商业服务功能,为城乡居民创造良好安居条件。
3. 大力推进“双十工程”
在重点培育建设纳入全国“双百市场工程”的观音桥农产品批发市场、永川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及商社集团新世纪百货公司、粮油集团公司的基础上,选择培育一批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产品流通企业,在资金和政策上予以支持,尽快形成一批带动力强的大型农产品流通主体,构建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稳定市场供应,丰富“菜篮子”,助农增收。
4. 大力推进“双带工程”
依靠流通企业、餐饮企业和农产品市场,到农村建生产基地,办加工厂,带动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带动农产品流通,提高农产品附加价值。如重庆市商贸流通龙头企业重庆商社集团投资10亿元与北碚区政府在北碚静观、水土一带,合作开发1.1万亩的“重庆市生态农业科技产业示范区”。示范区包括三个项目,一是“美丽乡村嘉年华”农业休闲观光旅游园;二是在水土建一个占地2 000亩的西南农产品物流港,主要把当地农副产品通过超市、商场销售网络卖到全国;三是山地农业科学城,以山地农业技术试验和新型农产品开发为核心,使之成为重庆市及外地农科院所提供新品开发实验的基地。
5. 大力推进“双转工程”
充分发挥商贸流通产业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优势,启动“农村商贸人才培训阳光工程”,通过多形式、多行业、多层次的职业技能培训,将一大批农民培训转化为商人,将一大批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从商就业。城乡商贸统筹发展,任重而道远,非一日之功可蹴,必须大力改善发展环境,营造富有活力的体制机制环境。加大对商贸流通领域创业投资的支持力度,建立健全服务体系,完善融资担保、创业辅导、市场开拓、信息服务、中介服务等服务平台,鼓励城乡居民创业,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与创业条件,为农村转移劳动力提供“草根创业”平台。要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消费水平,积极鼓励农民外出经商务工,增加非农收入,形成推动城乡市场共同发展的持续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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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金生.对欠发达地区城乡市场统筹建设若干问题的探讨[J].前沿,2005(12):191-194.
篇4：城乡商贸统筹发展研究综述
关键词：医疗保障；统筹发展；衔接机制；筹资机制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0-0052-02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但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医疗保障制度，呈现出嵌入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制度特征。因此，从党的十八大“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要求出发，建立健全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让全体社会成员同享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成果，并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的意义十分重大。随着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发展，理论界和政策研究者对其给予密切的关注，尤其在医疗保障制度的统筹发展研究方面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本文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对当前学术界的研究动态做一个盘点、梳理以及总结，以期促进对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统筹发展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一、理论研究
1.研究现状
城乡医疗保障统筹体系的建设，既是一项长期的战略规划又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内容极为丰富，牵涉面也比较广。目前学界对于建立统筹城乡的医疗保障制度的必要性和面临的障碍方面，已经基本形成共识；而对于如何具体运作等问题，不少地区也已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学者们的观点还有不小的分歧，理论研究还处于初探阶段。此外，对于政府责任、衔接时机、资金筹集、运营机制、管理体制等这些关键问题，目前大多只是解释清楚了概念，而并没有对内在机理进行阐述。没有对内在机理的深挖，则相关的建议就难说具有科学性，更难以将其作为政策选择的依据。需要指出的是，学者们还就模式和路径进行了探讨，如“医疗保险券”模式、渐进式三层次医疗保险体系及其三步走战略等，这些都为具体的实践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但涉及操作层面的研究则明显不足[1]。
2.衔接机制
在“制度—行为—绩效”的分析框架下研究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统筹衔接机制，可以发现：城乡医疗保障制度嵌入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制度特征、城乡居民基于经济联结和社会资本的行为选择，需要城乡医疗保障制度在筹资、管理、支付、服务和环境方面的统筹衔接和路径设计，以构建国民健康责任分担、健康管理参与和健康受益平等的绩效治理体系[2]。
3.筹资机制
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统筹发展，需要建立合理稳定的筹资机制和科学有效的偿付机制，以达到筹资公平、受益均等和健康平等的目标。然而，目前我国城乡医疗保障制度面临着筹资方式较单一、筹资结构不合理、筹资来源非持续、筹资水平缺乏动态增长等筹资风险，不符合筹资机制合作信任、公平分担、稳定持续的内在要求，迫切需要建立“多方筹资、合理分摊、财政补贴、动态增长”的筹资机制[3]。
二、实践探索
1.采取不同调研方法
在医疗保障统筹发展的实践探索过程中，各地因地制宜，采取了不同的调研方法：一是通过访谈方式了解当地城乡统筹的医疗保障政策和运行状况；二是通过对各个地区的城乡参保居民进行问卷调查，进而考察参保居民对现有医疗保险的满意度以及参与整合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制度的意愿[4]。
2.着重实地调查分析
首先，成都的经验是：建立和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制度，积极的财政投入，医保管理系统化，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医疗待遇差距[5]。
其次，从西安实地调研来看，医疗保障逐步覆盖城乡，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制度运行渐趋平稳。然而，由于人群特征的不同，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和农民的健康状况和医疗需求具有了差异性，进而对医疗保障制度的利益诉求各异，造成三项制度竞争日益凸显。这就需要从偿付机制着手，设计符合人群利益诉求的偿付平台，构建“公平、正义、共享”的受益平衡机制，统筹整合城乡医疗保障制度[6]。
最后，江苏省太仓市早在2007年就打破城乡户籍限制，将城镇和农村居民统一纳入居民医疗保险，在统筹城乡医疗保障体系的道路上迈出重要一步。需要指出的是，太仓市之所以能够建立统筹城乡的医疗保障体系，是与其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分不开的。因此，太仓模式对于那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具有更大的借鉴意义。此外，尽管太仓市的医疗保障体系解决了城乡一体化的问题，但单独为失地农民建立医疗保险的做法仍是值得商榷。与其单独为某个群体开辟新制度，不如将其整合纳入现有制度[7]。
3.发现与结论
通过实地调研城乡居民对医疗保险的满意度、对医疗保障制度整合的态度及制度整合后的运行情况后，分析发现：第一，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统筹发展呈现出以下规律：制度的统筹发展与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尤其与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当地政府的理念创新与积极的财政投入是制度统筹发展的需求动力与保障；参保居民的支持是制度统筹的群众基础；统一医疗保障经办管理以及理顺行政管理体制，确保了制度统筹发展的顺利推进。第二，城乡医疗保障制度整合产生了以下影响：消除了参保居民在这方面的身份差异，实现了城乡居民公平享有医疗保障的权利；医疗保障的相关管理体制得以理顺；医疗保险基金运行更加稳健；促进了劳动力合理流动。第三，城乡医疗保障制度整合应注意以下问题：制度的整合不能使任何群体的利益受损；群众的缴费意愿也是需要考虑的一项因素[8]。
三、经验借鉴
尽管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多年，各项制度的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总体上还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任务依然艰巨。因此，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思考我国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统筹发展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1.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
针对医疗保障制度中存在的医疗保险费用支出过度膨胀、医疗资源浪费日益严重和医疗服务质量不断降低等问题，发达国家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增加税收和医疗保险费收入，如法国1991年起开征的“社会共同救济税”，一方面靠扩大税收征收范围，另一方面提高税率。第二，提高病人自付医疗费用的比重，如英国自1979年起要求对配戴眼镜和牙科治疗实施自付费用。第三，加强对医疗保险服务机构的监管。为了控制药品的过度使用，荷兰规定治疗慢性病所使用的处方药品不得超过一个月的药物量；葡萄牙则制定了只允许在住院时才能使用的2400种药物的清单；德国更是从2000年开始，根据法定医疗保险的要求建立了医药处方管理机构，制定了允许在医疗保险机构报销的药物目录，并规定凡是没有列在目录上的药物必须由患者本人支付费用；此外，为了降低医疗费用，美国兴起了由医疗保险机构与医疗服务提供者签订合同，日本实施了严格的第三方审查制度。第四，社会保险机构自己办医院。因形势所迫，南美一些国家的社会保险机构采取自己设立医疗单位，为被保险人服务。如墨西哥就是把医疗服务和经费集中统一管理最彻底的国家，因此被国际称为“南美模式”[8]。
2.卫生体系的建设
加拿大与古巴的医疗卫生体系建设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对我国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尤其具有借鉴意义。首先，加拿大选择了适度发展的模式。加拿大的医疗保障制度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具有体系完善、项目齐全等特点，它不但特别注重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而且对相关机构进行科学严谨的管理[9]。其次，古巴选择了激进改革的模式。古巴的医疗卫生体系既是一个包含四个互促互制的子系统的繁杂系统，同时也是整个计划经济社会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如此，古巴还是从思想上和政治上一次性突破了既得利益者的层层阻力对医疗卫生体制进行改革，并利用国家对资源的集中调动能力来保障旧体系打破之后新体系的迅速组建。可以说，古巴激进的医疗体制改革避免了渐进式改革不彻底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并使之无需在不停地修补中克服路径依赖的影响[10]。
3.医疗保险的筹资机制
从世界各国医疗保险的筹资主体来看，医疗保险筹资机制主要可分为：以英国为代表的以国家税收为筹资来源的“福利型模式”、以德国、韩国和我国台湾等为代表的“社会保险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商业保险模式”、以新加坡为代表的私人缴费为主的“储蓄模式”。然而，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同属于“社会保险模式”的德国、韩国和我国台湾在筹资机制上表现出：追求参保主体的筹资公平、发挥社会分担与互助作用、重视政府筹资补助等一些共同的特征和发展趋势。这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合理持续的筹资机制提供了经验借鉴：一是在筹资机制的目标选择上，强调维护社会公平和健康权利；二是在筹资机制的契约治理上，重视筹资主体的分权制衡和多元参与，明确筹资主体的权益关系，构建筹资主体多元的治理体制；三是在筹资机制的绩效上，追求较低的医疗负担与较高的健康改善结果[11]。
四、政策建议
统筹城乡医疗保障的核心在于公平筹资和均等受益；统筹发展方向是分阶段、有步骤地化异趋同，最终实现构建城乡居民健康保障体系的目标；统筹发展的政策路径可从制度框架、筹资机制、统筹层次、经办资源、管理体制、转移接续等方面展开。有鉴于此，我国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统筹发展应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对策措施：第一，在一个制度框架下建立多档次的缴费标准和待遇标准；第二，整合经办资源，构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一体化的信息管理系统；第三，改变部门分割管理，实现行政管理体制的统一化；第四，建立不同医保制度之间的转移接续机制，方便参保人员流动和选择；第五，提高统筹层次，发挥制度效应；第六，确定稳定的筹资机制和财政补贴机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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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关于统筹城乡发展模式的研究
【内容提要】探索加快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的路径和模式，是当前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各地也从实际出发，按照中央关于统筹城乡发展的精神，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创新。笔者认为“强镇优村”的发展模式是加快城镇化的发展步伐、促进农村城镇、集镇、村庄规模化，优化人口和产业布局，提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及服务效率，提高人居环境和居民生活质量的好路径，并对此进行了粗浅的探讨。
【关键词】统筹城乡发展模式强镇优村
受历史习惯和自然条件的限制，农村普遍存在着城镇、村庄规模小、布局分散、建房占地面积多、浪费大、基础设施配套难、环境差、生态环境保护矛盾日趋突出等现象，一方面使得农村公共服务覆盖面和辐射效果受到影响，同时也因为村庄规模小不利于国家惠农支农建设资金的投入，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严重制约农村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制约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面貌的改善。因此必须选择基础较好，条件较优，符合总体发展规划，集聚能力较强，带动作用比较明显的镇、村，整合资源投入，促进优先发展。实施“强镇优村”发展思路，总的指导思想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做大做强中心镇，优化村庄布局，正确处理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在加速城镇化的同时不断促进新农村建设深入开展。
一、意义和作用
实施“强镇优村”发展思路，目的在于加快城镇化的发展步伐、促进农村城镇、集镇、村庄规模化，优化人口布局，优化产业布局，提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及服务效率。提高人居环境的质量，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更好地达成小康目标。
实施“强镇优村”发展思路至少有五个方面作用：
一是减少基础设施浪费。实施“强镇优村”战略，加强村镇建设，优化村庄布局，就是要把精力、人力、物力向中心镇、向大村倾斜，通过加大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农村能源、农村人居环境、农村通畅工程、农田基本建设力度，用足用好各项支农、惠农政策，既能“把钱用在刀刃上”，克服以往基础设施投入“撒胡椒面”的现象，又能最大程度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效改变城市腿长，农村腿短局面。
二是利于劳动力就地转移。虽然城市化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大趋势，但是对广大农民来说，城市距离太远，门槛太高，一步迈进城市有困难。中心镇就业门槛、经济成本、1
心理距离比较容易接近，在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城市文明向农村辐射的过程中，可以起到传递辐射、替代功能、暂时过渡的中间作用，对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的推进作用更加直接、更加明显，从而顺利实现农村劳动力人口梯度转移。
三是有利于加速提升中心镇现代化程度。目前相当一部分建制镇的设置只是行政建制意义上的升级，产业基础薄弱，国家对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投入很少，造成小城镇规模偏小、功能较弱的局面。此外，建制镇的相关配套改革滞后，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都影响了生产要素向小城镇集聚。实施“强镇优村”发展战略，对中心镇实行集中整合各种资源投入，突破目前的体制、机制、制度瓶颈，有利于加速中心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产业和人口向中心镇集中，加速中心镇城镇化进程，提升其现代化程度
四是有利于新农村建设深入发展与突破。通过整合支农资金，加大投入力度，采取多种集资办法，加强大村、重点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把支农资金更多地捆绑投入到城中村、大村建设中。按照适度聚集、节约用地、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大力加强城中村、附城村、大村的文明生态建设，以村强镇，以镇优村。不断壮大小城镇，发展中心村，着力建设人居环境良好、镇村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配套、交通便捷畅达、生产生活便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五是有利于合理用地和保护生态环境。农村村庄规模小，布局分散，建房、筑路、围院、建设公共场所占地面积多，不利于管理、治理，带来的是土地的大量浪费和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村民居住环境、生活环境恶化。实施“强镇优村”，有计划、按步骤地逐步把三家五户零星分散的小村庄引导、迁建到大村，对节约耕地、保护环境和生态的作用将是十分明显的。
二、以“强镇优村”战略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
在统筹城乡发展的道路上，各地面临的发展环境、区位条件、经济基础、时代背景都有很大不同，不可能照搬模式，但思想理念是相通的。一些先进地区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关键是要因地制宜、消化吸收、发展创新，加速统筹城乡发展进程。
（一）明确“强镇优村”发展战略的总体思路：坚持以人为本、协调发展、政府主导、市场配置、分步实施的原则，努力做到“突出一个重心，把握二个重点，引导三个集中，力求四个突破，推进五个一体化”。
1、突出一个重心：坚持突出工业化这个工作重心，做强工业，壮大经济总量，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促进农业产业化。
2、把握二个重点：以产业发展为重点引领统筹城乡发展，以制度创新为重点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
3、引导三个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
4、力求四个突破：一是重点区域突破。二是关键环节突破。牢牢抓住农民向城镇转移的培训、就业、安居、社保四大关键环节推进改革，提高城镇化率。三是主要矛盾突破。突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和公共服务不均衡等主要矛盾，构建城乡和谐关系。四是体制机制突破。在行政管理体制、户籍制度、土地流转、公共服务、财政金融等制度改革方面突破，努力构建适应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
5、推进五个一体化：一是城乡规划一体化。按照总体规划，加强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及专项规划，促进城乡规划衔接，加速农村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二是产业发展一体化。推进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创新土地流转制度，促进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三是基础设施一体化。加快农村“五通”工程建设，为统筹城乡发展建平台、增后劲；四是公共服务一体化。促进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事业均衡发展，让农民也能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五是社会管理一体化。创新二元户籍管理制度，消除因户口差别而产生的各种障碍，推进城镇化进程。
（二）以六大抓手加速统筹城乡发展
1、抓认识，凝聚统筹城乡发展共识。在学习借鉴中把握大势，统一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进以统筹城乡发展为方向、分区域规划、分产业布局、分类型指导的“强镇优村”发展战略，更加自觉地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优化区域发展格局、统筹协调城乡发展、创新发展战略、转变发展方式。
2、抓规划，绘就统筹城乡发展蓝图。加强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提高规划的能力；优化规划的目标、措施；强化规划的执行力度；加强规划实施的监督检查；规范规划实施的评估；适时调整、修编、拓展规划，增强规划的适应性。进一步打破城乡规划分割格局，围绕统筹土地产业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就业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编制、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总体规划和产业布局、土地利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等专项规划，制定统筹城乡发展规划的实施意见，以点带面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3、抓建设，夯实统筹城乡发展基础。按照规划明确优先发展的重点镇、村，市、县一级要规划中心镇发展的网络格局，镇要规划中心村发展的定位和方向。抓好重点镇村的发展规划，明确城镇化发展的基本体系，产业布局，人口分布，加强人口流动的政策引导，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导向，统筹、整合资源投入，动员、引导社会资源投入，加强协调，提高效率，抓出成效。产业的布局有利于与城镇化互动发展，扩大城镇建设规模、扩大城镇人口、扩大就业。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产业的发展，人口、资源流向有利于产业的规模发展。着力推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推进土地流转和集约利用，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制度创新，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当前要把加强工业园区和中心镇、工业重镇发展作为重点，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吸纳农村人口加快向城镇集中。完善加快城镇发展的财税、投融资等配套政策，安排土
地利用计划要支持县城和其他中心镇、重点镇发展。加快县镇道路建设，实现境内所有干线公路达到标准等级、道路结构网络化的目标，并逐步发展城乡公交事业。加强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统筹社会事业发展，促进城镇和农村同发展、共繁荣，让农民最大限度地共享发展成果。
4、抓产业，增强统筹城乡发展后劲。努力做好“兴产业”这篇文章。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抓住产业转移有利时机，促进特色产业、优势项目向县城和重点镇集聚。按照新型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的要求，抓好城乡产业布局规划，促进城乡产业融合与分工，缩小城乡产业发展差距，推进城乡产业发展。以工业化带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为以工哺农、统筹城乡发展提供强大的财力保障。大力扶持现代农业，壮大特色产业，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集约化发展，多方位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大力发展城乡商贸、物流、餐饮、娱乐等服务业，完善市场体系，繁荣商贸流通，逐步形成一、二、三产业相互融合、联动发展的新格局。
5、抓改革，完善统筹城乡发展机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多渠道多形式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统筹研究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后城乡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围绕实现农民进城有通道、资本下乡有平台，构建城乡一体化机制，研究制定统筹城乡发展的相关配套政策，并组建成立县级农村产权流转服务中心，搭建县级土地流转服务平台。引导、开展土地流转试点，鼓励和支持农民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采取出租、入股、转让、转租、质押、置换等方式，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现代农业走规模化经营之路。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为主要内容的全覆盖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积极探索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就业市场，实现城乡劳动力就业的统筹规划和调控管理，千方百计促进城乡群众就业，为统筹城乡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三、“强镇优村”战略要重点突破几个环节
（一）完善相关的法规制度，消除对“三农”的制度性歧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财力的迅速增强，完全可以在农民工制度方面进行大胆探索,尽快还农民工完全国民待遇。一是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同城、同岗出现 “ 两种身份、两种待遇”的不正常现象,使农民工也能享受与市民平等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二是要进一步完善就业制度，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使城乡就业准入平等,实行同工“同权、同酬、同时、同价”。三是要认真解决农民工的安居问题。这是农民转变为市民的关键，没有安居就没有乐业。天量的农民工长期“侯鸟式”转移，长期以农民的身份在城里工作生活，不利于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也给人口管理、社会治安等领域带来严峻的挑战。
(二)建立科学合理的城乡发展和投入机制,实现城乡均衡发展。近年来，农村经济总量占比逐年下降，发展速度缓慢。要加快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一是要推进城乡规划一体化，着力推进城乡规划全覆盖。按照城乡产业布局、劳动就业、市场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一体化的要求编制城乡建设规划。二是要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协调发展。尤其要注重发展特色农业，扶持农业龙头企业，促进农业企业化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三是要高度重视中心镇建设。不仅要为中心镇建设提供政策支持，并且要加大财政投入，将中心镇建设成为区域特色经济中心、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平台和基本公共服务平台，充分发挥中心镇对周边农村地区的集聚和辐射作用。
(三)建立科学合理的城乡利益分配机制，建立和完善对农村的政策支持体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利用各种经济杠杆调节国民收入分配,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的投入机制，逐步完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激励机制：一是要完善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形成对三农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二是每年新增公共服务财政投入着力向农村倾斜。三是要强化财政支农资金的导向功能,形成以政府投资为引导、社会投资为主体、利用外资等形式为补充的市场化农业投资机制。四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确保财政税收、金融信贷资金投向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和社会保障的比重逐年提高。五是完善粮食生产和主要畜牧产品生产扶持制度,并给予物资供应、价格、财政税收、金融信贷等方面优惠政策支持,调动农民种粮和养殖的积极性。
篇6：城乡商贸统筹发展研究综述
金融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金融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必然会带来在城乡之间配置差异性问题。我国城乡金融统筹协调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城乡金融发展水平不协调
金融相关比率(FIR)是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最广泛的指标，一般用金融资产总额与GDP的比值来表示。从图1可以看出，1992年以前農村FIR处于缓升趋势，之后稍有回落徘徊，就一直处在比较稳定的状态，基本上都在100%以下。相比之下，城市FIR则处于一路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119.6%上升到的578.4%，由于股市低迷而有所下降。整体上，我国金融资产扩张迅速，但这种快速扩张主要发生在城市区域，農村金融化水平较低，二者相差4倍左右。按照戈德史密斯的标准，農村金融发展刚跨越初级阶段，而城市金融则已经步入中高级发展阶段，城市的金融发展水平远远领先于農村。
(二)城乡基础性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
由于農村金融发展中证券、保险等现代金融特点的交易比例很小，農村基础性金融资源主要以存贷款为主，这里就从存贷款的配置来反映城乡基础性金融资源的统筹情况。从表1可以看出，城乡各项存贷款规模整体上都呈现上升趋势，但城市存贷款规模增长速度大于農村存贷款规模增长速度，城乡之间存贷款差距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城乡之间的存款差距逐渐缩小到1988年的4.02倍，然后，从1989年开始扩大，到就达到8倍以上，最近几年一直稳定在8倍左右。城乡之间的贷款差距从最初的10.19倍下降到1993年的3.77倍，之后开始逐年拉大，到20二者之差已经达到11倍以上。从表1还可以看出，農村存款的增加幅度远远大于農村贷款的增加幅度，如年農村存款增加9620.4亿元，而贷款仅增加2541亿元，这说明大量的農村金融资源外流到城市，据黄季煜等人的估计，在1979-间，通过金融系统由農业流向工业和農村流向城市的资金总额分别高达14785亿元和10337亿元。从農户的角度说，他们以“净存款人”的身份为经济的其他部门贡献了自己的储蓄资源，但却难以从正规金融部门获得意愿的贷款。从金融机构角度说，尽管他们从農户那里吸收了越来越多的储蓄，但却难以有效实现储蓄资源向信贷资源的转换。農村金融机构的资源配置功能受到极大的限制。
城乡基础性金融资源配置失衡还可以从信贷比率(金融机构贷款与GDP的比例，反映信贷对经济增长的支持情况)这个指标来反映，如表2所示。1978年農村贷款与農村GDP之比为0.13：1，即1个单位的農村GDP产出获得的信贷支持为0.13个单位，而同年城市贷款与城市GDP之比为0.70：1，即1个单位的城市GDP产出获得的信贷支持为0.70个单位，两者相差达5.21倍之多。尽管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有所缓和，但从1995年起差距显著拉大(6倍左右)。農村GDP在不断增加，但单位GDP产出获取的信贷支持却徘徊不前，一直没有突破0.3个单位。相比之下，城市单位GDP产出获取的信贷支持达到1.5左右。虽然農业部门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单位GDP所需信贷可能比城市二、三产业要低一些，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单位農村GDP获得信贷的支持明显偏低，農村的金融需求远远没有得到满足。
(三)城乡实体性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
实体性金融资源包括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工具体系两大类。如表3所示，从金融机构体系来看，城市金融机构体系相对完善，已形成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城市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租赁公司、消费公司、汽车金融公司等多种类、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从金融功能的要求而言，基本具备了发展金融所需要的各种机构载体。与城市相比，虽然農村金融组织表面上具备了農村信用社、農业银行、農业发展等合作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机构，但在结构上还存在很大的缺陷，各类金融机构未能在支持農村经济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国有银行在完成为工业化积聚资金的历史任务后，不断撤离農村，业务重点逐步向大中城市转移，唯一保留的農行也显示出较大的“城市化”倾向，县级行实行了严格的贷款权限控制，更多的贷款投向工业领域。農业发展银行业务单一，作为主力军的農村信用社居于垄断地位，受体制与政策因素制约，農村信用社经营不善，削弱了其服务能力，经营中商业化倾向也比较严重。证券机构基本上与農村无关，農村保险市场极不发达，信托投资公司、租赁公司、消费公司等基本没有。近年来，随着邮政储蓄的转型，新型農村金融机构的设立，農村金融机构的数量虽有一定的改观，但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服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根据银监会官方网站公布的《中国農村金融服务分布图集》显示，2008年末，县及县以下平均每万名農村人口拥有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仅为1.5个，而城市已经达到2个以上。机构网点≤1的乡镇有11885个，占全国乡镇总数的
39%。全国尚有2751个镇(乡)未设任何银行业机构营业网点，其中绝大部分分布在落后的中西部偏远農村(2303个，占83.7%)。这些農村由于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得不到任何金融服务而成为“盲区”，出现所谓的“金融空洞化”现象。
从金融工具体系来看，城市金融工具门类齐全，不仅包括存款、贷款、票据、信用证、信用卡、股票、债券等原生性金融工具，还包括期货、期权、互换等衍生性金融工具。農村金融工具则相应单一，衍生性金融工具基本没有，而原生性的金融工具基本上以存、贷、汇“老三样”为主。因此，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实体性金融资源在城乡之间配置是非常不均衡的。
三、我国城乡金融非协调发展的根源
从上可以看出，我国金融系统在金融资源的分配上表现出了明显的城市化倾向，在信贷配置中倾斜于城市非農业部门，農村金融发展滞后，農村金融机构只是动员農村储蓄以提供城市工业化资金的一个渠道，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这种状况依然没有完全改变。统计显示，城市占据了85%的金融资源，而广大農村只占15%左右，即使这15%左右的金融资源，真正投向農村的更是微乎其微。金融资源配置的“非農偏好”非常明显。城乡金融发展失调以及金融资源的低效率配置所产生的经济增长抑制效应和城乡收入差距效应是非常明显的，这已经被我们的实证研究所证明。政府行为(有形之手)与市场机制(无形之手)是影响资源配置的两种主要机制，有必要深刻分析它们在城乡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而找到制约城乡金融协调发展背后的根源。
(一)政府行为的主导作用导致非协调性
中国的金融改革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其变迁路径完全体现了政府的意志。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家实行的是金融抑制政策，这一政策是内生于计划经济时代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赶超战略，为了配合这一战略，金融抑制的结果就是大量的金融剩余被外生的金融机构政策性地从農业抽向工业，从農村转移到城市。这一时期城乡金融资源配置是完全扭曲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政府为了化解国有金融长期积累的金融风险，强化国有金融机构的自我约束，发起了以企业化、商业化、股份化、市场化为特征的国有金融改革，使国有金融逐渐显露出按规模经济和利润最大化行事的“嫌贫爱富”的本性，大规模撤出農村。与此同时，国家已经注意到農村金融改革的滞后对農村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开始直接或间接地将金融资源引向農村。对農村金融政策从抑制逐渐转为支持，然而，原有制度变迁所产生的路径依赖以及政府过分谨慎所采取的国有金融资本主导農村金融市场的方式，使得这种金融支持政策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如计划设立312家村镇银行，实际设立57家，大大低于政策的预期，掌控全国近2/3金融资源的大中型商业银行并没有响应政策的号召，参与的热情非常低，3年多总共才设立18家。即使很多金融机构热情参与设立新型農村金融机构，但其动机并非出于贷款监督效率的提高与盈利考虑，而是能够带来特许权价值。農村金融改革依然处于欲破待解的困局之中。“工业反哺農业，城市支持農村”的城乡金融协调政策落实需要更多的智慧与勇气。
(二)市场机制的内在作用加剧非协调性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金融资源流向、流量和组合等均受利益驱动。金融资源的供给主体作为“理性经济人”，金融资源向比较利益高的地区流动，这是市场经济过程中一个基本的普遍的现象。由于農业较之非農产业具有投资的长期性、经营的零散性以及高风险、低收益性等典型“弱质性”的产业特征，農村金融生态环境不理想，金融资源向城市集聚，经济效益显然要高于農村。因此，市场机制作用下，農村十分稀缺的金融资源大量外流是势所难免的。同时，市场机制下，更容易诱致金融机构的排斥行为。金融排斥(financial exclusion)是为了实现自己价值最大化的经营目标规避风险采取的一种理性市场行为。金融机构通过在農村地区少设立网点(地理排斥)，采取严格的风险评估手段(风险排斥)，苛刻的信贷条件(条件排斥)，较高浮动的信贷利率(价格排斥)，以及差异化的营销手段(营销排斥)将“三農”排斥在金融服务之外。金融排斥的五个维度相互强化，不断累积，加上其他因素的合力影响，导致我国不少農村，特别是落后地区的農村陷入经济与金融的恶性循环之中。可见，市场机制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加剧了農村金融资源的外流，政府的“输血”赶不上自身体系的“失血”，城乡金融发展水平差距越来越大。
四、促进我国城乡金融协调发展的对策选择
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向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统筹。所以，必须将金融发展置于城乡统筹的视野下。金融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初级阶段的農村金融与中高级阶段的城市金融协调发展。在协调发展过程中，要将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有效地结合，既要体现市场机制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又要充分发挥政府调控的积极引导作用。
(一)强化政府城乡金融统筹职能
在现有城乡经济金融差距的基础上，城乡金融发展要实现从失调到协调的转变，政府的作用依然不可或缺。但其作用的发挥不应是行政性干预，而是提供更多符合市场规律的制度安排，充分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首先，完善農村保障支持体系。在保障支持体系缺乏的状态下，農村金融机构难以抵御和分散由農业风险所引致的借贷风险。因此，引导金融支持農村，必须要求完善農业保险、担保基金、信用评级等農村保障支持体系。其次，综合协调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产业政策，通过利率优惠、财政贴息、风险补偿、税收减免等措施，建立農村资金回流机制。再次，加强農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支付体系、信息管理服务、技术支持服务等，降低金融机构开展農村金融业务的成本。最后，在放宽市场准入门槛的同时，加强金融监管。应尽快落实国务院5月7日发布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相关政策，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在農村地区积极组建和参股新型農村金融机构等，促进農村金融需求和金融服务的有效对接。尽快出台相关法规，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
(二)构建包容性的農村普惠金融体系
農村金融排斥是農村金融服务领域的市场失灵，具有很强的外部性。政府合理的干预是必要的。首先，政府应建立包容性的農村普惠金融体系，保障社会每个经济主体金融权利的平等。完整的金融体系应为包容性的，普遍惠及一切需要金融服务的社会群体，尤其应惠及于被传统金融体系所忽视的農村贫困群体。“嫌贫爱富”是金融的天性，无可非议，但政府要思考如何调动各类金融机构对農民融资的内在积极性和责任心，而且这种调动还必须是可持续的，讲效率的。当前，可以探索设立普惠金融服务基金，一方面强制要求所有正规金融机构都缴纳营业收入的一定比例(1%至2%)作为普惠服务基金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则通过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引导更多的机构到贫困地区开展业务，为低收入農民提供支付得起的正规金融服务。其次，出台激励相容的法规政策，对金融机构在農村地区撤并与新设机构、新增存款投放比例做出相关规定，遏制農村资金的持续外流。
(三)建立有效的城乡金融联动机制
城乡金融机构之间也可以通过建立有效的联动机制实现城乡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首先，城市金融机构和農村金融机构之间可以通过金融控股、参股、同业拆借等形式实现金融资源向農村流动。其次，城市金融机构通过提供人才培训、宣传和信息服务等方式发挥对農村金融机构的辐射带动作用。最后，城市大型金融机构可以借鉴国际成功的运作经验，采取“连锁店”形式，按照统一的品牌，采用标准化、规范化的流程，独立、专业的经营方式，设立新型農村金融机构还是有利可图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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