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生命力读后感（精选8篇）
篇1：转折生命力读后感
罗威的第三本著作，转折生命力，继前面二本的趋势判断基本技术之后，更在转折这一点上提出了金角银边的策略。
1，趋势和转折，是判断和操作.二条均线，一条月线，一条季线，基本可以满足操盘周期的多空判断；转折，是具体操作的区域，哪一段波动最安全？哪一段波动最合理？金角是最安全的买点，银边是最合理的波动。
2，金角：多头格局下的回档低点；空头格局下的反弹高点。
银边：回档低点至前高的波幅。反弹高点至前低的波幅。
3，理论基础：道氏理论，多头趋势就是一波比一波高点高，回档低点一波比一波低点高，所以违背这个原则的市场行为，就是原来趋势的即将转折。
4，短线的方向，要顺着长线的趋势，在大趋势未变的前提下，以小趋势操作。
5，围棋十诀的启示：
不得贪胜：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作杠杆。
入界宜缓：试单，慢慢加码。
攻彼顾我：看好退路，才可进场。
弃子争先：舍弃盘局，汰弱留强。
舍小就大：找涨升空间大的作标的。
逢危必弃：严格执行停损。
慎勿轻进：不可见猎心喜，轻率加码。
动须相应：不押一个宝，做二三种不同类的组合。
彼强自保：空强，多单小心，不逆大势。
势孤取和：大盘转空，作多不利，保本为先。
6，所谓多头，就是有许许多多的头部组成的。
7，我所认为有买进价值的股票，就是它站上了季线上方，且季线由下转上的时候的股票。
8，多头格局下的二种操作策略：
波段单：逢低布局，越跌越买。
短线单：回档找买点，过高找卖点。
9，多头终止的几个迹象：
出现三个以上的高点，要小心。
跌破主要趋势线，或者月线和季线时要小心。
跌破最后一波的上升的低点。
成交量不再上升，量缩易成头。
量价背离，指标背离。
10，未过前高之前，主要支撑仍然是前低。过了前高，支撑是前高。未过之前不能称之为金角，停损位放在上波低点。过了停损位就是金角的低点。
11，短线反复时，多看大周期趋势。无趋势，就是要放大你的格局。
12，短周期的趋势成立就是长周期的转折；
长周期的转折就是短周期的趋势成立。
13，周期不同，趋势的定义不同。大周期不明时，去找小周期。操作周期最好确定，不要长短兼管，会出麻烦。
14，多头格局多头，九生一死；空头格局作多，九死一生。
15，有没有固定的操作周期？
有没有进出的固定法则？
有没有按固定的法则进出？
篇2：转折生命力读后感
当生命的转折来临时，欣然接受它。烛之武在年轻时，得不到君王的重用，多次上书也未被采纳，但他从未自怨自艾，而是选择与书相伴，聆听前人的教诲。秦、晋围郑，国家正处危难之际，郑伯听从佚之狐的谏言，来求烛之武劝退秦师。烛之武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于是他欣然接受了这个救国于存亡之际的.使命。在秦王面前，他以退为进，分析当今形势，说明利弊，最后巧施离间，使秦王放弃攻郑，挽救了自己的祖国。
当生命的转折来临时，淡然接受它。刘禹锡多次被贬，失去在朝堂上直抒胸臆，为民发声的机会，但他没有让自己陷在苦闷、失意的情绪中，而是以乐观豁达的心态去看待这件事。一篇《陋室铭》，一句“何陋之有？”给予后人无限的教诲。
一首歌唱道：“若许此生本无关跌宕，何以尽人间风霜。”遭受挫折时，坚信“有志者事竟成”，坚信“苦心人天不负”，坚信“百二秦关终属楚”；遇见机会时，要学会抓住机遇，善于抓住机遇，善于把握机遇。
范进寒窗苦读数十年，接连几次落榜的打击让他认为自己这辈子也中不了榜，但他仍然抱着希望去参加了乡试。得到中榜的消息后，他因十分欣喜而昏倒在地，被救醒之后又发疯了。面对生命的转折，他无法像烛之武那样欣然对待，于是闹了一出笑话。
项羽打仗向来所向披靡，被人称为“西楚霸王”，但这也造成了他自负的性格。楚汉之争的最后一战中，他站在乌江岸边，船夫劝他过江带领江东数十万民众卷土重来。可他认为大势已去，无法挽回，更无颜面对江东父老，最后他选择了在江边自刎。面对生命的转折，面对从高处跌落的现实，他无法像刘禹锡那样淡然处之，给后世留下多少遗憾。
篇3：命运的转折, 生命的丰润
在我看来, 成长的关键因素只有两个:引领和思考。没有引领, 仅凭自己的才智和见识, 那个过程是缓慢而充满危险的;没有思考, 再多的汗水和付出也不能使自己成长为巨人。而引领和思考从哪里来?就来自名家的指引和书籍的启发。恰好, 我幸运地站在了两者的交叉口。
2006年8月, 我在大学毕业后来到二甲中学工作, 带着一个新人的懵懂和青涩, 掺杂些许憧憬和期待, 迈进了教育事业的大门。在热心同仁和“嗷嗷待哺”的学生面前, 我频繁地在“亦学亦教”的双面角色间切换。在每天的忙忙碌碌中, 和学生一道锐意追求, 一起茫然失措, 一同“卧薪尝胆”。当然, 一路上也不断收获、成长。这一切似乎已成为我的教育生活的全部。渐渐地, 我对教育开始产生某种价值观和审美标准的萌芽, 尝试认清自己的职业使命和人生目标, 了解自己究竟是谁, 要做什么, 做的意义又在哪里。但面对日常工作的芜杂和井底观天的浅见, 自发的思考常常搁浅于皮表而难以为继, 刚被燃起的火花即有堙灭之虞。正在这或催生或消沉或停滞的困顿中, 我“意外”地遇见了凌宗伟校长, 他的持续影响终于剥离了我那被平俗、粗浅和鄙陋层层裹挟的命运, 而幸运地来到了转折的路口……
●“好习惯”陶冶优良文化
自发的成长总是带有更多的盲目性和不确定因素, 常常在大千世界中被种种“象”所迷惑, 也容易在多元价值的冲突中迷失自我而陷入停滞甚至于倒退。凌校长的引领首先即从“思想”做起, 而要使思想转变乃至提升, 首先就是增进“交流”。怎么“交流”?其实, 他对一个“优秀教师”的标准很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即“会说、会写、会上课”。
一个人若“会上课”, 则职业底线足以保证, 解决了生存问题;若“会写”, 则能在方寸之间汇纳百川、集万千气象——上可传播思想、自成一体, 中可阔论评谈、启智生慧, 下可躬身促修、扣心问己;若还能“会说”, 则恐怕想不“优秀”也难了。所以, 对这三个特质的向往和追求正是丰厚我职业成长的营养和保持不竭动力的启动器。实际上, 也正是对这“三会”的共识, 使我与凌校长之间的交流进入快车道, 我也逐渐进步。
“行为文化建设”是二甲中学走出南通、迈向全国的一张名片, 也是促使我成长的动力。“行为文化建设”是凌校长在不断反思二甲中学的实际问题和对未来发展忧患中提炼出来的思想蹊径, 它强调通过管理者的行为引领来改变普通教师, 再通过教师的引领最终“成全”教育的终端——学生的生命成长, 并期许在这个过程中最终创生出只属于二甲中学的文化生态 (文化生态指生生、师生、师师、师与领导之间, 互相影响, 共同关注学生的生命和心理发展, 所有教育工作都以学生成长与发展为本) 。我虽不谙其道, 但置身其中, 耳濡目染久了, 也渐渐开始学会看书、学会听讲座、学会钻研课堂、学会写作、学会关注生命, 也学会了做些真正有意义的思考。这一切的缘起和拾获的“好习惯”都是在凌校长无数次的耳提面命、无数次生命课堂的渲染和无数次激情文字的熏陶下形成的。
●与书为友, 润泽生命
在凌校长的带领下, 我们读得最多的是《明日教育论坛》主编、教育学者张文质老师推荐的书和大夏书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分社策划出版的系列教育图书) 。《父母改变孩子改变》应该是我记忆中较早的推荐书目, 初次接触即被深深吸引。熟读了三遍后, 我将书中所有不熟悉的专家、学者、诗人逐一罗列, 查找资料后作了较系统的注释——既成全了自己, 也方便了此后的阅读者。此事受到了张文质老师的鼓励。随后, 我再接再厉, 一连写了十篇读后感并在本地小报发表。今日看来, 这不过是笔力稚嫩、附和牵强之作, 但那小小的成就感和“竭力”的思考本身就是生命中最美好、最值得珍视、最震慑灵魂的本真。如今想来, 真为自己叫好。随着阅读的深入, 刘铁芳的《给教育一点形上的关怀》、陶继新的《做一个幸福的老师》、吴非的《致青年教师》一一在时间的流逝中成为自己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 但可以增强生命的厚度与强度”, 所谓的“启迪智慧, 润泽生命”, 无外乎于此吧!
●生命化课堂积淀生命的重量
课堂是学校教育的主阵地, 也是一名教师的安身立命之所。虽然我们的班级人数较多, 座位拥挤, 我们的课堂依旧书山题海, 我们的黑板似乎永远被“题例”、“考点”、“识背”扭曲得越发狰狞和骇人, 但能不能最大程度地给生命以关爱和尊重, 能不能在有限的“可能”里减轻学生的痛苦, 甚至恢复他们久失的朝气和活力, 是“生命化”课堂所要正视的。
凌校长是爱课之人, 一落闲, 就给学生们授课。而我听了无数次后依然难以对生命化课堂做准确表述, 只能在不断感悟中摸索并效仿之。
灵动。课堂不能一潭死水, 更不能落得“一言堂”,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既是一门“艺术”, 又是一种成长的“必须”。我先前的课在处理抽象的概念、原理时因过于守旧而略显呆板。比如, 对于“天气系统”等远离学生实际的理论知识, 虽然在备课中精心梳理了知识结构和内在逻辑, 但在实际授课中, 学生常常诉苦说“听不懂”, 教学效果大打折扣。于是通过听课和反思, 我开始尝试用“沙尘暴”、“梅雨”等学生熟知的现象为突破口, 结合PPT的图片展示、视频启发等环节引导学生观察天气变化的过程——学生眼前一亮, 认为很有意思, 经过七嘴八舌的讨论, 课堂的“灵气”又重新找到了。更为重要的是, 面对如何使课堂上的讨论更具有方向性和实效性, 我进行了大胆的革新:由教师提出设想和目标, 让学生小组合作画图、制表。开始时大多数学生不会做, 需要我做出范例并不断提醒观察, 磨练了一个月后, 终于有人在不断讨论、合作和改善中逐步摸清了地理常规图表的设计方式和作用, 甚至在课堂中还能创新, 着实令我惊喜。这种积极的转变, 使我的课堂摆脱了对常规思维的依赖, 真正回归到灵动、活泼和自然等生命化课堂必备的特征之中。庆幸的是, 正是这方面的优势, 使我所带班级在2008年高考中大获成功, 我也在随后的通州区地理优质课评比和教学技能比武中分别荣获一、二等奖。
引导。课堂上教师对于学生的引导, 我一直感觉难以驾驭到位, 客观地讲, 我自身也是在应试的“泥潭”中趟过来的。教给我技能和知识的恩师既是“应试”的拥趸, 又是传承者, 我岂能“出淤泥而不染”?但不断地听课、评课和研课启发了我:只有厚积薄发, 对文本有足够的驾驭, 对学生有足够的尊重, 对发展有足够的预期, 我的“引导”才是恰如其分的;而从短线看, 更多的所谓“引导”正是“应试”的傀儡, 千绕万绕, 终点还是落在“应试”的窠臼内, 离“使人成为人”的生命化教育初衷相差何止千里。
认识到这点, 我对引导的研究便不急于立竿见影, 而是把精力主要放在研习名师名课、坚持实践反思和教育阅读等方面。我发现凡能融自然、贴切、针对性和启发性于一身的引导, 对学生往往更具号召力和感染力。真正优秀的教师能够跳出课堂, 将引导放大成一种“育人”的有效手段加以运用。所以我看到, 生命化课堂的引导, 其对象并不仅是知识本身, 而是需要透过它, 让学生感悟到精神的洗礼、对人生产生某种美好的领悟——即便将来所学的东西逐渐被淡忘, 但那种来自生命的成长却永远真实、可靠。这就是我的课堂一直追求的目标, 我在践行中坚持着……
生命成长。以文本为依托, 用理念做支撑, 关注学生个体成长也是我在听凌校长的课中逐渐发现并践行的。一方面, 我非常注重对学科内容的解读, 力图使之符合“应试”要求——毕竟呼吸着一样的空气, 不是适应, 就是淘汰;另一方面, 我更关注知识背后的“理性精神”、“人文关怀”等潜在的承载体, 尽量让学生感觉“我学的东西不仅对考试有帮助, 还是出于自身的需要”。我常留心纠正学生的书写, 关注学生的发音和语言组织;就学科来说, 除却课本, 我还教导学生思考身边的地理现象, 如人口普查、环境污染、海面上升等带来的一切自然和社会影响;我甚至有计划地带学生看一些科普、科幻的影视作品, 让他们探寻身边世界的结构和规律——点滴的熏陶, 学生们终于趋于了解:我所做的一切, 是在为他们的一生奠基。
●后记
短短的两年多, 我由懵懂迈向成熟, 体会到这一路走来的每一丛荆棘、每一次困惑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我看来, 成长的关键因素只有两个:引领和思考。没有“引领”, 仅凭自己的才智和见识, 那个过程是缓慢而充满危险的;没有思考, 再多的汗水和付出也不能使自己成长为巨人。而引领和思考从哪里来?就来自名家的指引和书籍的启发。恰好, 我幸运地站在了两者的交叉口。所以, 还有什么苛求呢?只待奋马扬鞭, 集思锐取, 怎愁不快意人生、笑傲江湖!
编者感言:
“生命化课堂教学的实质是凸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尊重学生的生命价值, 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赋予课堂教学以生命的意义, 就是‘让课堂充满生命的活力’。转变思想是实施生命化课堂教学的保证, 关怀生命是实施生命化课堂教学的核心, 个性评价是实施生命化课堂教学的动力。”
篇4：掌握生命转折点
Jennifer的转型故事，要从她小时立志从商说起。她的爸妈不是怪兽家长，不干涉女儿选校选科，入牛津选读经济专业亦是她个人的志愿。“自小我就觉得从商的爸爸好能干，加上我对数字又不抗拒，所以选读经济和管理，希望将来加入商界。毕业后，我选择进入投资银行，挑战自己，因为只有脑筋灵活反应快的精英，才会被选中，晋身精英团队一份子，自己亦会加速成长。”
求职新人高分低能
2003年，香港经历“非典”蹂躏，经济跌至谷底，投资银行的招聘名额也由10个减到4个，刚毕业的Jennifer投考了七八间公司，经历过百次面试，终于获美林录取，当上行业分析师。“入职后遇上经济复苏，人手却不足，每星期起码工作115个小时，当年智能手机未普及，几乎全天候都要留守公司。”2006年，她转任高盛投资部，压力有增无减。“每天要监察中国香港、日本、欧洲和美国股市，每天由早上八点工作到凌晨，接听电话、看市和入市，简直是全能高手，不过与不同背景的客户接触，发掘和满足他们的需要，令我的沟通技巧大有进步，对我做教育咨询极有帮助。”
每天勤勤恳恳地工作，Jennifer却从中发掘到了事业转型的灵感。“在公司担任招聘面试官时，我发现来投考的新人中，大部分是名牌大学、抢手学科的毕业生，拥有完美履历，但交流过程中却欠缺沟通技巧、逻辑思维和解难能力，对世界亦缺乏认知，俗语形容便是 ‘高分低能’，因此我便萌生了开设教育中心的念头，训练年轻一代的思维和认知，做到履历与实力兼备。”
Jennifer坦言自己小时候只是中庸之材，能考入牛津，全靠老师的慧眼启发。“在香港读圣保罗男女中、小学时，成绩中规中矩，初二到英国Benenden School寄宿，因为英文差而要留级，到大学选校时，我的成绩依然在中等水平，但老师却答应推荐我面试牛津，他鼓励我：”你的成绩不是最顶尖的，但面试时你将会是一个有趣的候选人。“以我的条件，最终也能考入牛津，并以全级考第8及一级荣誉毕业。其实比我更有天分的学生大有人在。所以办教育应该有教无类，耐心发掘每个学生的潜质。”
奔走英国名校观摩
金钱世界与教育天地，两者风马牛不相及，Jennifer说全凭一个勇字，因渴望突破自我。“在银行工作7年，每天只想着为客户赚钱，安定有余，却没有创造性，所以希望趁年轻，还有精力时实现理想。”论背景，Jennifer与搭档毕业自英、美顶级学府，继而投身顶尖投资银行，吸引程度一定超越在巴士卖广告的补习天王。“凭着背景优势，应该可以在香港教育界有点贡献吧！”
开间小小的咖啡馆，筹备也得花一年半载，办教育更加不简单，Jennifer花了两年时间为自己、为课程做准备。“离开高盛后，紧接着修读港大教育硕士，用两年时间完成，学习教育理论，巩固学术基础。”理论只是纸上谈兵，Jennifer知道观摩实习更重要，她与母校的紧密联系实时派上用场。“毕业后，我仍然是寄宿学校和牛津校友事务的活跃分子，校长和老师都乐意推荐我走访英国10间著名学府，考察思维教学法，后来亦探访过香港的圣保罗学校，深入了解本地中学生的思维和成长，对我日后制定课程方向极有帮助。”
给新手：我适合转行至教育界吗？
Jennifer忠告，如有意加入教育界，必须先锁定服务对象。“香港不少学习中心都是渔翁撒网式，由3岁教到21岁，似乎能善用资源，用尽设施，但学制经常转变，要专注和强化联系网络，才能紧贴最新发展，服务范围太大等于减弱服务的专业性；另外，师资培训亦重要，就算找到履历优秀的导师，亦须经过培训，才能保证大家理念相同；最后，办教育极需时间、精力，不是一个轻易致富的行业，没有热诚，不会撑得下去。”
Jennifer不选择涉足盈利更丰富的补习社，专注于高小至中学生的思考训练和入学辅导，因为她认为青少年最需要的是脑筋锻炼。“小学生大多活泼好奇爱发问，但升上初中之后，却沉默得多，少发问自然就会少思考，所以不少学生学科成绩优异，却缺乏批判性思考，对世界无知，也欠创意和良好的沟通能力，升学面试时不断碰壁。有见及此，我将教育中心的对象设定为10至18岁，集中训练思考、沟通、批判阅读和写作技巧，以趣味鼓励学习，例如引入美国流行的Mock Trial（模拟法庭）课程，学生扮演律师和证人，锻炼辩论技巧和说服能力，每年还会举行大型比赛，邀请大律师和法官来担任评判。”今年ARCH获得全英排名第三的学府之一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独家授权，首次开办一年制国际基础班。
成功的魔法
完成自我增值，亦需配合升学策略，才能顺利达成目标，Jennifer建议考入学试前三四年就要开始准备。“选择升学国家和科目，学生的意向最重要，没有定律或通则，性格文静的不一定要选英国，青少年的性格表现会随着成长转变，驻中国香港、英、美的升学顾问团可以为学生提供咨询，协助制定升读英、美、中国香港大学、中文大学和科技大学的热门学系的策略。”
练成一身武功，锁定奋斗目标，配合精准的战斗策略，必然无往不胜，所以Jennifer今年构思了网上补习平台，找来牛津、剑桥的尖子生，通过网络与香港学生一对一实时传授英国公开试致胜之道。问她这5年努力有多少回报，她自豪地说：“我们由7个学生起步，到今天已训练超过5，000人，以2012至2013年度入学申请为例，每3位申请牛津和剑桥的学生，就有2位获录取，另外90%的香港学生获得30间美国学校录取。”
战绩彪炳，不期然好奇Jennifer的魔法何在？她说魔法来自人际网络和教育理念：“驻英、美的工作团队不断与各大院校保持联系，这个广阔网络让我们取得第一手入学信息，帮学生制订策略紧贴要求；积极与院校交流教育理念，表达我们以学生为先，愿意在师资上投放大量资源的信念，亦获得不少认同和支持，试过帮履历未达标的学生给他心仪的学校写信，解释原因是家庭条件所限，他终于获得录取，能成就别人的生命，这种满足感比百万年薪更可贵。”
篇5：在每一次转折中找寻生命的方向
韦伯斯特将“转折”定义为从一个阶段转变到另一个阶段，有人说我们处在一个转折的，迅速变化的时代，在我们快节奏的社会中，短时间内事物不会呈现出放缓的迹象。研究人员告诉我们高中毕业生在他们一生中平均会有九种不同的职业。在这些有挑战的时期，表现得最好的是那些经受得住转折并能充分利用它的人。
我们的一生都在体验着转折。有些是我们选择的，而有些则是不请自来。当我们高中毕业，大学毕业，结婚，结束或开始一段关系，成为父母或者转行时，我们就处于转折之中。当我们搬去一个不同的社区或者当我们退休时，转折正在发生。在我们一生中，这些都是代表着我们成熟的众所周知的标记。然而，有些其他的转折并不明显，尽管如此它们仍旧真实存在。比如说还有健康问题，金融变得更好或更差，我们的孩子们离开家或者由于死亡、离婚出现了损失等其他原因。一些转折更加微妙，当我们从一种瘾中恢复过来，我们的身份发生了改变，变得更宽容或更少地苛求完美和富有野心。
一些人因为生活的改变而辗转反侧，这些改变能影响他们长达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其他人可能更迅速的恢复，利用危机迅速成长，找寻他们生活中新的可能性。这些人已经培养出了高强度的韧性。我们不能阻止生活让我们头破血流，往往在不经意的时候，幸运会随机、出人意料的出现。
然而，面对这些降临在我们头上的事，我们确实拥有决定如何应对的权利。生活中的每次头破血流都充满了成长的机会。转变包括了允许新可能性经历的观点和态度的转变。每次转变都为回归真实的自我提供了一次机会。
尽管转变在最初通常会被看成是难题，但是培养好奇求知态度的选项总是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坚持，把它看做生活这所大学所教给我们的财富，并充分利用起这些知识和馈赠。这不是要否认变化中的负面阴影，这些负面存在可能包括了悲伤，恐惧，忧虑，悲痛，失望和愤怒。但这也与持有开放思想，像金光一样无边地包容黑暗有关。对我们当中韧性乐观的那些人来说，这点会来的更容易。其他人需要更加努力的工作，更广阔地延伸去应对最为成长机会的转变。不管是哪种人，都会有一些重大的问题：我要从中学到什么？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什么是我真实的需要？我需要自我发展什么来更有效地应对挑战？谁会成为我的支持者？
在混乱和疑惑中保持清明，经常随着生活改变可能会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只有当我们深入观察自己的生活，我们才能发现我们需要什么来让我们之前所知的生命旅程在另一方面焕发新生。
尽管转变时期可能会很有压力，但它的过程也会深深激励着你，它终身有益、令人兴奋甚至充满了乐趣！你不必为寻找和创建一个正确的学习机会而担心。它们自己会出现。我保证。它们总是这样。它们会的。只要我们接受转变所带来的挑战，我们先前所认为的问题就会变成机会，为我们创建一种更富裕，令人满意的生活。
当然，我们的转变不光影响我们自身，也会影响他人，特别是那些与我们交情久的人。了解转变之前的我们的朋友，家人还有爱人，当他们意识到我们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时，需要做出一些调整。像是“你不再是你了”之类的言论反映出他们无法接受被转变影响后的我们，即使是向更好方向转变。他们可能想要逼迫我们回到他们所知道的以前的样子。当我们抵抗他们的逼迫，我们可能就会同意他们的断言，我们的改变并没使我们变得更好。事实上，我们是谁并没有改变，但是我们展现在众人面前的方式与过去可能不同。当我们的所爱恐惧，觉得失去了那个他们认识和深爱那么久的人时，我们要努力有耐心并理解他们。这对让他们放心大有帮助，会让他们了解我们还在这里，某些方面可能比过去任何时候还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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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幸福难道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我是谁？自我认同的核心要素！
在流动的生活中寻找幸福
篇6：旗帜(历史转折)观后感
观赏了《历史转折》，我从中学到了很多。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次会议对中国的前途命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一次是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另一次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恢复高考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更改变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和社会风尚。他们圆了自己的大学梦，青春、热血、责任和希望，在他们心中激荡。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成为当时学子们的共同心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思想的解放、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昌明、教育的勃兴、文艺的繁荣、科学的春天。党和国家又充满希望、充满活力地踏上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全会结束后的第一个阳历新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同日，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停止对大、小金门等岛屿的炮击。1981年国庆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阐明了中国政府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从此，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掀开了新的一页。
在个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安徽芜湖“傻子瓜子”的经营者年广久成了有争议的人物。年广久的瓜子名气大，销路好，自家人手不够用，他就找人帮工。很快，雇工人数达到了12人，有人对此表示担心。这件事惊动了邓小平。他表示：“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邓小平的话保护了年广久，也推动了中国个体经济的发展。1981年全国从事个体经营的达到261万户，从业人员320万人。个体经济的迅速发展，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也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进步。
篇7：伟大的转折观后感
在新中国70周年华诞来临之际，由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出品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伟大的转折》在中央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时段开播，意义非同寻常，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和强烈反响。我感触良多。
《伟大的转折》再现了从1934年底到1935年春，中共中央和3万红一方面军将士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长征转战贵州，通过召开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党中央系列重要会议，排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通过夺取强渡乌江、四渡赤水、遵义大捷等重大战斗战役的胜利，红军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从而实现伟大转折，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段历史波澜壮阔、惊心动魄，蕴含的经验和精神十分深刻、十分丰富，是中共党史中最厚重的篇章之一。央视在国庆前夕奉献出一席精神大餐，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提供了一部学习中共党史的生动教材。
回顾历史，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有过辉煌，也有过苦难。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陷于内忧外患的境地，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前赴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但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仁人志士开始在中国大力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鼓舞了中国人民寻求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精神。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并且成为了中国人民谋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主心骨，担当起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它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具有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强渡乌江。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江界河渡口的军事行动，为红军赢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为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举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四渡赤水。在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处于国民党几十万重兵围追堵截的艰险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决定性运动战战役。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朱德等指挥下，中央红军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积极寻找战机，有效地调动和歼灭敌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等反动派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计划，红军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成为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范例。
娄山关战役。娄山关是黔北第一隘口，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1935年初中央红军曾在这里与敌军展开两次激烈的争夺战，并都取得了胜利，第一次，为新的“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一个较好的环境基础，为保卫遵义革命中心区的安全和党中央在遵义召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二次，揭开了遵义大捷的序幕，赢得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巨大胜利，展示了遵义会议的曙光。从此，中国共产党为了自己的使命，带领中国人民进行28年浴血奋战，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篇8：生命的转折点：回忆文革后的高考
文革开始，从小学到大学都“停课闹革命”，而且一停就是十年，中国的教育完全停顿中断。传统上中国人曾经相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不仅尊重知识，以知书识礼为荣，而且很早就建立起以文取士的考试制度。比较起讲究血统、门阀世袭的制度来，那无疑是更合理、也更开放的制度。文革的情形则恰恰相反，红卫兵一开始就喊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口号，按家庭出身把人分为“红五类”、“黑五类”，赤裸裸的血统论甚嚣尘上。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读书越多越蠢，居然堂而皇之成为正统观念。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读书和教育似乎成了坏事，应当被革除。当然，文革中也不是没有复课的举动，1973年就曾恢复考试，但那次并不是全面恢复高考，因为知识青年们不能自己报考，而须由“革委会”推荐指定。结果不仅没有选拔出品学皆优的人才，反而出了一个典型人物“白卷英雄”张铁生，使读书无用、知识有罪更成为当时政治舆论的主流，把中国的教育进一步推入蒙昧的深渊。可是对已经识字开窍、下放到农村或在工厂工作的知青们来说，求知实在是生命的需要，而且外在的物质条件越是简陋困乏，精神的需求反而越强烈、越迫切。
从1969年到1972年，我在四川德昌茨达公社下乡三年，后来回到成都，在市汽车运输公司做工人五年。在那些年月里，虽然生活和学习的条件都很差，但完全出于求知的需要和纯粹的兴趣，我一直坚持自学。那时候没有什么书，没有老师指点，凭自己摸索学外文，在别人看来也许很苦，在我自己却有无穷的乐趣。茨达山村里没有电，我晚上就着一盏煤油灯的微光，往往一直读书到深夜。记得离开农村回成都时，取下靠墙钉着用来放书的一块木板，我发现木板上面的墙壁是灰白色，下面的墙壁三年来却被油烟熏成黝黑，积了厚厚一层油灰。取开木板，墙壁上下黑白分明。韩愈《进学解》有名句说：“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看到墙壁上那一层油灰，我似乎对这句话颇有些体会。
回到成都，由于偶然的机缘，我有幸结识了藏有许多英文书的欧阳子隽先生。在文革抄家、焚书的劫难中，这位老先生见还有年轻人喜欢读书，能够读书，不禁引做同道知己，结为忘年之交，于是慨然将藏书对我开放。那时求知的欲望由于受到外在环境的压抑，反而拒绝外在，完全沉浸在内在自我的精神追求之中。读书如痴似狂，与几个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谈读书，谈学问，谈时政，虽然清贫如洗，在我却是一种纯粹而且高尚的享受。那是极艰难的岁月，也是极有理想的岁月，是极贫困的日子，也是精神上极丰富的日子。那时候读书没有、也不可能有丝毫实际利益的打算，但也正因为如此，在朋友之间形成的是一种纯粹追求知识的风气，即以知识本身为目的而发奋读书的风气。
当年帮助我的人，除欧阳子隽先生之外，还有曾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担任过图书馆馆长的邓光禄先生。他热心帮我找书，曾带我去四川大学图书馆，又去认识四川医学院的刘正刚先生。但当时还在文革之中，大学里的气氛反而比学院之外更紧张严峻。图书馆完全封闭，一本书也借不出来，知识分子则不断受批判，人人自危，很难有心思谈学问。不过我认识了川大外文系的解毓葵教授，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有时到他家里去请教，和他交谈，得益不少。记得解先生十分欣赏英国诗人雪莱，曾说用屈赋骚体来翻译雪莱的《西风颂》，必定最能传其神韵。我还去拜访过曾任川大副校长、但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谢文炳先生，他是川大外文系的名教授，对英诗很有研究。那时候谢先生独自一人住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室内好像没有什么书，空空如也。我怀着一腔热情，到他住处登门造访，想和他讨论我读得正入迷的一部《金库英诗选》，然而我见到的却是一位苍白瘦弱、心灰意懒的老人。我说我正在读英诗，很希望得到他指教，但是谢先生却含着一种悲悯的眼光看着我，对我说：“你看我弄了一辈子英诗，现在落得这个样子，你年轻人还读这些干什么呢？”我那时颇有点失望，但我可以想见在文革这样的环境中先生的遭遇，也就没有再说什么。确实，在当时那种严峻的政治气氛和压抑的社会环境里，如此唐突到大学里去找教授们谈学问，尤其是谈被视为毒草的西方文学、英美诗歌，实在太幼稚，太理想化了。当时也只有像我那样在学院之外的人，没有人指导，也没有人监管，才可能凭着个人兴趣和自我完善的欲望读一点书，在求知的道路上踽踽独行。
不过人生的变化实在难以预料。大概在1974年，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下属的生物研究所研制了一种治冠心病的新药，准备参加广州交易会，需要把药的说明书译成英文。生物所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译者，后来通过朋友推荐，由我翻译了这种药的说明书，生物所的研究员们很满意。他们费了很大力气，终于在1976年把我从汽车运输公司车队调去生物所做专业翻译。比较起文学和诗的语言来，科技英语实在很简单，所以生物所的翻译工作很轻松。我在生物所工作了一年，除翻译一些科技资料之外，还译了两本书，一本是由中文译成英文的《大熊猫》，198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另一本是由英文译成中文的《蛇类》，也由科学出版社在1981年出版。这两本译作是我最早的出版物，但我的兴趣始终在文学，所以我继续自学，抽时间译诗，并且译出了法国史家泰纳著《英国文学史》论莎士比亚的一章。
就在这时候，文革结束，中国的大学恢复了高考，对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说来，这真是扭转乾坤的大变化，是令人怦然心动的大好机会，但也是突如其来的严峻挑战。文革十年，从初一到高三积累了数量极大所谓“老三届”的历届毕业生，高考的竞争相当激烈。对大多数人说来，学业中断了十年，要在短时间内做准备，参加考试，又谈何容易。我的许多中学同学，这时大都已回到城里工作，纷纷报考。可是中学阶段学到的那点基本知识，已经丢弃得太久，现在要重新拾回来，要弥补失去的岁月和已经遗忘的知识，真是难之又难。这时大家才深深感到，丢失了的十年是多么可贵而且可惜。在时间的压力下，有人焦头烂额，也有人使出怪招。我认识的同学中，就有几位仁兄竟然接连到医院去治痔疮，以此得到较长的病假，多一点时间复习。我的同学中很多人通过复习和高考，后来都得到机会，在不同的大专院校学得一技之长，走向不同的工作岗位。当然，考试是一种竞争，其中有成功者，也必然有失败者。记得有人告诉我，成都有一位考生，高考没有成功，他便自我解嘲说，那一次高考实乃“以国家之长，攻我之短”，一时传为佳话。其实，无论自己报考的志愿是否得到满足，无论考入哪所大学，起码大家都有了一次变动的机会，也都重新恢复了对知识的信念。中断十年的教育得以恢复，那才是最重要的意义。
那时候我作为中学毕业生，可以去参加大学本科生考试，也可以选择以“同等学历”参加研究生考试。我自忖已经失去了十年光阴，而我对自己的英语程度有些自信，所以决定直接报考研究生。虽然前此一两年，我到川大拜访谢文炳先生没有什么结果，但其实谢先生心里已经记住了我。恢复高考时，他托人叫我去见他，鼓励我报考川大英语专业的研究生。他说他了解川大外文系的情形，以我的英语水平，考研究生绝无问题。当时报考可以填写两个志愿，谢先生建议我两个志愿都填川大。于是我报考了川大，并按照指定的参考书准备考试。可是那年谢先生自己并没有招研究生，而川大招生的专业是研究英语教学和语法。我虽然报考了川大，却一直不甘心，因为我的兴趣不在语法和语言教学，我希望研究的是文学。当时只有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有英美文学研究专业，但北大是中国最高学府，指导教授是朱光潜、李赋宁、杨周翰、赵萝蕤这样名闻遐迩的大学者。当时就连我中学的好友们都认为，我以中学毕业的学历，直接考研究生已经跳过了一大级，还要报考北大研究生，似乎有点异想天开。然而我的妻子（那时还是我的女朋友）很支持我考北大，觉得至少第一志愿应该填北大。她说：“你今年考不上北大，明年还可以再考川大。如果不去试，你怎么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北大？去试过了，才免得将来后悔。”这话确实有道理，但中学毕业和北大研究生差距实在太大，我还是犹豫不决。
那时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的院长是作家马识途先生。他是西南联大毕业生，在联大是中共地下党员，后来是四川省委书记之一，兼任中科院四川分院院长。我工作的生物所是科分院下属机构，所以到生物所之后，有机会认识了马识途先生。马先生是作家，当然对文学有兴趣。他知道我喜欢文学，也读过我翻译泰纳论莎士比亚的文章，对我的英语能力和文学修养颇为赞赏。那时有人告诉我说，希望考研究生的人可以把平时的习作寄到想报考的学校去，请教授评定是否合格。马识途先生就对我说，他当年在西南联大认识的一些朋友，其中有的在北大任教。他要我用英语写一篇文章，他愿意替我寄到北大去。我那时候想，如果我写一篇评英国文学作品的论文，以我中学毕业的背景，很可能别人不相信，甚至会怀疑我是从什么书里抄来的。而我从来喜欢中国古典文学，也看过一些外国学者翻译的唐诗，于是决定用英文写一篇文章，专门讨论外国人翻译李白、杜甫诗的得失。这样的题目比较特别，大概不容易被人怀疑为抄袭之作。文章写好之后，我交给马识途先生，他再寄到北大去。
可是此后很久都没有音讯，我以为不会有什么结果了。但就在报名日期即将截止的最后几天，我突然收到北大历史系许师谦教授从北京发来的电报，要我改考北大。我正犹豫间，又收到许教授的信，信上说他收到马识途先生寄去的我那篇文章，就转给北大西语系，后来由系主任李赋宁教授亲自看过了。许先生说在西南联大时，他曾上过李赋宁先生教的法文课，算是李先生的学生，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他在北大工作，和李赋宁先生成为同事。然而数十年来，他们在北大校园里见面，也只是点点头打个招呼，互道寒暄而已，李先生从来没有上他住的宿舍去过。许先生说，李赋宁教授看了我那篇文章之后，亲自上他家里来，说一定要让这个四川的学生报考北大。读完许先生的信之后，我兴奋不已，立即到报名处要求改考北大。我记得报名处的工作人员把我训斥了一通，说报名日期马上就要截止，研究生考试也很快就要开始了，你一直按照川大指定的参考书在准备，这时候突然要改考北大，不是发神经病是什么？但我坚持要改，说考不上是我自己的事，不要别人负责，他们最终还是让我改了报考北大。
那年研究生考试分两次，我在成都参加初试，得了九十六分，觉得很满意。不久就得到通知，去北京参加复试。记得那是1977年秋天，我从成都乘火车一路北上，到北大后才知道，全国各地有四十来位考生汇集到北大西语系，来参加英语专业包括书面和口语的复试，而且他们的初试成绩大多在九十分以上。后来听老先生们说，他们初试出题时以为，多年以来，我们的大学教育从来没有真正重视过西方文学，再加上十年文革，教育中断，他们担心题目如果太深，就没有人能考得上。可是没有想到，全国不仅有很多人报考北大英美文学专业研究生，而且初试成绩远远超过老先生们的预想。那年英语专业研究生只取十多人，为了把考分拉开，他们不得不大大增加了复试题的难度。复试题不仅涉及范围广泛的英美文学专业知识，而且考生依据自己知识的深浅，可以作不同层次的回答。例如有一道题问：在莎士比亚戏剧里，有哪个人物在两出剧里都出现过？为什么？答案是著名的喜剧人物福斯塔夫（Sir John Falstaff），他分别出现在《亨利四世》（Henry IV）和《温莎的风流娘们》（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两出剧里而究其原因，则据说是莎士比亚剧团在演出《亨利四世》的时候相当成功，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看了以后非常高兴，说想要在别的剧目里，再看见福斯塔夫。于是莎士比亚在写《温莎的风流娘们》时，让滑稽可笑的福斯塔夫再度登场。类似这样的问题很多，这类题目不仅考一般的英文程度，还考有关英国文学史的常识，灵活而有趣，可以使考生发挥自己的能力。
在北大复试除了笔试之外，还有口试，由杨周翰教授主考。杨先生后来是我的指导教授，带领我研究莎士比亚和文艺复兴时代的英国文学。杨先生曾告诉我说，复试时他“击节赞赏”我笔试的考卷，但知道我是自学英语，就很担心我的口语有问题，但口试时我的听说能力他也很满意。在口试中，记得杨先生曾问我什么是Apocalypse，我回答说那是关于未来的启示，尤其指《圣经》中有关世界末日的启示录。他看出我对英文《圣经》有些了解，而这对于研究文艺复兴和十七世纪的英国文学十分重要，便满意地点头称是。考试完毕后，李赋宁先生私下告诉我，说我考了研究生第一名。我那时候激动的心情，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李先生温和的笑容，历历在目。我能够报考北大，和李先生的鼓励直接相关。我到北京参加复试，才第一次见到李先生，对他表示由衷的感激。现在周翰师和赋宁师都已魂归道山，可是他们对我的关爱和教诲，却使我永远感怀在心。李赋宁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里，有忆及1978年招收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的一段，其中特别提到马识途先生把我推荐给北大历史系的许师谦教授，许先生又把我那篇英文论文交给李先生。李赋宁先生写道：“许同志把张隆溪的作品拿给我看，问是否能达到北大英语系硕士研究生的标准。我看后，立即鼓励他报考。他那年三十二岁，考试成绩在第一次录取的十二名硕士生中名列第一”（见《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北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