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渣合同

运渣合同（精选4篇）

篇1：运渣合同

运渣承包合同

甲方：呼武104省线大青山1号隧道施工队 乙方：车队

经双方协商，甲方同意将大青山隧道洞内石渣运输承包给乙方，并就有关承包内容达成以下协议，供双方遵守。

一、承包内容：隧道内全部石渣，运输地点：指定渣场。

二、单价：

运渣：元/方；依照施工图、实际已完桩号结算。

三、安全问题

1、乙方必须约束所有驾驶人员遵守驾驶规则，服从现场管理人员的调度，杜绝酒后驾驶，违反安全规程发生的事故由当事人自己承担。

2、洞内因其它原因发生碰撞设备、人员事故，甲方承担70%，乙方承担30%。

3、洞口（甲方施工区域）因其它原因发生碰撞设备、人员事故的，甲方承担50%，乙方承担50%。

4、洞外属于非甲方原因造成的各类事故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与甲方无关。

5、洞内外属于非乙方原因造成的各类与车辆有关的事故由甲方承担其责任。

四、车辆配备

乙方必保不少于6辆、20吨位以上、车况良好的车辆，确保施工需要。否则甲方有权采取强制方式，帮助补充。或调换队伍。

五、进度要求

乙方无条件服从甲方现场值班人员的指挥调度，无条件服从开挖这一关键工序的整体需要。具体要求每一循环出碴时间平均为270分钟（包括准备、装车、卸车、空驶）。如果因出碴超过上述所规定时间，按时间计算误工费。（包括下道工序及整个项目拖延工期）来处罚。当日结案。因其他原故不能完成任务时，另当别论。（但要指证是那一环节误了时间）。如按上述规定完成任务，甲方给予奖励元。进度奖每月评一次。

六、其他

1、乙方负责人必须坚守工地，不得擅自离开。有事确需离场时，必须履行书面请假手续，经现场经理批准后方可离去。乙方承诺：如有违约，甲方可按1000元/天给予罚款处理。

2、中间结算：每季一次，最高结算额为90%。10%金额纳入最终结算。最终结算，完工后双方核准的量，甲方技术人员、现场管理人员、下一道工序的班组人员（支护工班）。验收合格后方能结算。

六、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两份，乙方一份。自乙方进场之日起生效。

甲方：呼武104省线大青山1号隧道施工队 乙方：身分证号 代表：代表：

2009年4月1日

篇2：运渣合同

承租方（以下简称甲方）： 出租方（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平等、公平和诚信的原则，甲乙双方就渣土运输车辆租赁事项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协议：

一、渣土运输车辆型号及租赁数量： 封闭式渣土运输车 辆。

二、租赁方式：

甲乙双方商定以月租方式租赁。

三、租赁单价： 每台 元/月

四、结算方式：

租用期为两个月，超出的时间不满一个月，按月租单价除以30天为单价计算。

五、工作时间：

每天工作时间为12个小时，如超出时间，双方再具体商议。

六、付款方式：

甲方每月支付乙方90%的车辆租赁费，租赁期满后十天内结清尾款。

七、租赁时间：

经甲方通知进出场时间为准。

八、其他事项：

1、渣土运输车辆在租赁期间的燃油费由甲方负责；

2、渣土运输车辆的维修费、司机工资、生活费及声音操作损失由乙方负责；

3、甲乙双方约定每台运输车辆每月有两天的维修保养时间；

4、乙方必须听从甲方现场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的工作安排，如不听从甲方指挥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负责，并给予每次500元的罚款；

5、乙方的运输车辆的型号及数量必须按甲方的要求进场，如违反甲方将对乙方每台车辆500元罚款，并承担甲方在此期间的工期损失；

6、租赁期内，甲方对所租车辆有使用权，甲方有权力将所租车辆从一个施工工地调往另一个施工工地；

7、乙方车辆应尽量在施工期进行维护保养，以保证甲方施工工期要求。

八、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结清尾款之日终止。

九、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解决。

承租方（盖章）：出租方（盖章）： 经办人： 经办人：

日期： 年月日篇二：渣车运输合同

协信·天骄名城三期商业土石方运输合同 甲方：重庆红岩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乙方：

一、外场运输车辆单价及车辆斗容量

1.外场运输汽车斗容量为18立方，每车单价为135远。

二、运输过程及倾倒地点责任认定

1.外场运输单价包含的费用为（渣场费、环卫、路政、城管、综合执法、交警）等所产生的一切费用都包含在运费中。甲方不承担渣车出工地冲洗槽后所产生一切经济费用及法律责任。

三、供油方式及付款方式 1.内转运输车辆用油由甲方提供，油料价格按照市场公开价提供给乙方。付款时将当月所用油量总价扣除，后结算。付款方式按业主付款方式一致，为80%。

2.汽车及油料，由乙方自行安排人员照看及管理，产生的被盗及安全责任，乙方自行负责。3.渣场推土机及装载机的费用由乙方自行负责。

4.乙方在甲方施工过程中不得以任何理由停工，如运渣造成停工，超过3天，则按照每天的经济损失由乙方负责赔偿。

5.乙方在不能完成外运渣的情况下，超过3天，甲方有权将运输另找其他汽车运输运渣，乙方的外运运输费用则按每车费用的50%结算。扣除的50%则作为甲方停工损失。此合同经甲乙双方认可生效

甲方：

年

月 日 年 日 乙方： 月篇三：渣土运输车辆租赁协议书 渣土运输车辆租赁协议书

承租方（以下简称甲方）： 出租方（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平等、公平和诚信的原则，甲乙双方就渣土运输车辆租赁事项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协议：

一、工程名称与地点

广德县金峰万象广场二期土方工程。

二、渣土运输车辆的要求：

每台车平车厢必需达到18方，第三者责任险必须买足50万元，证照齐全。经甲乙双方商定每台车按90元起步，每公里加10元。

三、付款方式：

壹千车结款七百车乙方以打收条的形式为收款方式，乙方不承担税后。

四、租赁时间：

1、渣土运输车辆的燃油费由甲方负责。

2、渣土运输车辆的维修费、司机工资、生活费由乙方负责。

3、乙方要确保安全施工，要按安全规范进行施工，杜绝一切交通事故的发生。如发生一切交通事故均由乙方承担一切责任。

4、乙方必须听从甲方现场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的工作安排，如不听从甲方指挥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负责，并给予每次双倍的罚款。

5、乙方的运输车辆的规格必须按甲方的要求进场，如违反甲方有权将不合格的车辆退还乙方，并承担甲方在此期间的工期损失及其他直接经济损失。

6、租赁期内，甲方对所租车辆有使用权，甲方有权将所租车辆以一个施工工地调往另一个施工工地（必须在本标段内）。

7、乙方必须保证所签订车辆到场后进行运输作业，否则给甲方造成的各项损失按预支的 元返还补偿甲方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五、合同履行

甲方在保证按合同支付乙方车辆运输费的情况下，乙方必须履行合同。

六、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结清尾款之日合同终止。

七、如因人力不可抗拒的原因合同将自动解除，甲方将结清乙方之前的所有费用。

八、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解决。

承租方（盖章或签字）： 经办人：

身份证号码：

篇3：运渣合同

合同涉及的相关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等内容, 为合同的履行行为之一, 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但不能决定合同的性质。对于合同的定性问题, 需从合同的目的、职责、主体、行为、内容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

案情简介:

2004年9月, 辉县市政府与河南省万通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万通公司) 签订《关于投建经营辉县上八里至山西省省界公路项目的协议书》 (以下简称《协议书》) 并约定:由万通公司出资设立的新陵公司承担本项目的投融资、建设及经营管理, 经营期满后交于辉县市交通行政部门。辉县市政府应协助万通公司办理项目投资、建设、经营等相关手续。2007年2月, 河南省新乡市人民政府向河南省人民政府上报请示, 同意新陵公司设立项目收费站并认可新陵公司已完投资12600万元, 具备通车条件;同年6月, 河南省发改委为新陵公司颁发《收费许可证》并确定新陵公司的收费项目、标准、范围。之后, 新陵公司出资建设完成了相关收费站办公楼及附属设施。因辉县市政府未履行“路段两端的接线等相关问题的协调工作”, 致使新陵公司所修路桥为断头路, 无法通行。

2014年12月, 新陵公司以合同纠纷为由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辉县市政府回购公路并支付投融资金额及相关利息。辉县市政府认为, 协议书系采取BOT模式的政府特许经营协议, 新陵公司的回购和补偿请求均以该合同为基础。根据新《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该合同是行政合同而非民事合同, 且因被告为辉县市政府, 基层法院不适宜审理, 故属于河南新乡中院辖区内重大、复杂的行政诉讼案件, 应当由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一审观点: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协议书》对案涉道路建设的融资、收益及双方责任、违约责任等事项的约定系作为平等民事主体的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约定, 新陵公司因履行该合同产生纠纷提起民事诉讼, 该院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辉县市政府以该合同为行政合同、该案属于行政诉讼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没有法律依据, 故裁定驳回辉县市政府的异议。

二审观点:

最高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的裁定, 并对裁判理由作了更加充分的说明。最高人民法院指出, 本案是典型的BOT模式的政府特许经营协议。案涉合同的直接目的是建设新陵公路, 而开发项目的主要目的为开发和经营新陵公路, 设立新陵公路收费站, 具有营利性质, 并非提供向社会公众无偿开放的公共服务。虽然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为辉县市政府, 但合同相对人新陵公司在订立合同及决定合同内容等方面仍享有充分的意思自治, 并不受单方行政行为强制, 合同内容包括了具体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 均体现了双方当事人的平等、等价协商一致的合意。本案合同并未仅就行政审批或行政许可事项本身进行约定, 合同涉及的相关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等其他内容, 为合同履行行为之一, 属于合同的组成部分, 不能决定案涉合同的性质。从本案合同的目的、职责、主体、行为、内容等方面看, 合同具有明显的民商事法律关系性质, 应当定性为民商事合同, 不属于新《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 (十一) 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15]9号, 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 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辉县市政府主张本案合同为行政合同及不能作为民事案件受理, 没有法律依据。

律师评析:

一直以来, 特许经营合同的定性问题在实务届与理论界均存在重大争议。尤其是在当前全国各地已纷纷步入PPP大浪潮的背景下 (据财政部建立的全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 综合信息平台统计, 截至2016年6月30日, 财政部两批示范项目总投资额达8025.4亿元;地方PPP项目总投资额达10.6万亿元) , 特许经营合同或者说PPP项目合同的定性问题更受到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合同的定性问题直接决定了项目发生争议时投资人救济途径的选择:行政诉讼?还是民事诉讼/仲裁?对于投资人而言, 争议解决方式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在最高人民法院以判例形式明确BOT合同的定性之前, 现行的已生效法律、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对特许经营合同的定性也不完全相同, 具体为:

2014年11月1日, 全国人民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关于修改<中国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 (2015年5月1日生效) , 该决定将原《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修改为第十二条且内容为:“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 (十一) 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反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 即将特许经营协议定性为行政协议。

2014年11月29日, 财政部发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 (试行) 》 (财金[2014]113号文) , 其中第二十八条第 (三) 款“争议解决”内容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按照项目合同约定, 项目实施机构、社会资本或项目公司可就发生争议且无法协商达成一致的事项, 依法申请仲裁或提起民事诉讼”, 即将PPP项目合同 (含特许经营合同) 定性为民事合同。

2015年4月2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 其中第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 在法定职责范围内, 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 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下列行政协议提起行政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一) 政府特许经营协议; (二) 土地、房屋等征收征用补偿协议; (三) 其他行政协议”, 即将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定性为行政协议, 但增加了部分前置条件, 如“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 但就其在实际操作层面上的理解与适用问题, 又成了新的困惑和难点。

2015年4月25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六部委联合发布《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 (2015年6月1日生效, 以下简称《办法》) , 其中第五十一条规定:“特许经营者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有陈述、申辩的权利, 并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即六部委仅明确:针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的是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并回避了特许经营协议的定性问题。而该办法的《征求意见稿》第四十八条内容为:“特许经营者与实施机关就特许经营协议发生争议并难以协商达成一致的, 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诉讼或仲裁。特许经营者认为有关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决政府特许经营协议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有陈述、申辩的权利, 并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即六部委将特许经营协议定性为民事合同, 但在正式稿中删除了。这一重要改变很可能是基于《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已再次将特许经营协议定性为行政合同, 为避免与上位法的冲突, 六部委仅保留就具体行政行为可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内容。如该办法早于《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发布, 可能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另一种结果。

直至2015年10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在司法层面就BOT模式下特许经营协议的定性问题表明观点并作出裁判, 结论为:典型BOT模式下的政府特许经营协议, 如具有明显的民商事法律关系特征, 应定性为民事合同。虽PPP项目中的特许经营与《办法》所指的特许经营、《行政诉讼法》所指的特许经营, 并不完全相同, 且在立法层面上对这三者至今尚无明确的界定, 但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中的裁判思路对社会资本方参与PPP项目仍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案例索引:

篇4：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法之合同解析

摘 要：自刑法典将合同诈骗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后，合同诈骗罪的相关问题一直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探讨的热点，尤其是有关合同诈骗罪之合同与合同法之合同的界分在实践中也是困扰不已。

关键词：合同诈骗罪；合同法；合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据此规定，我们无从得知此罪状中的合同究竟是与《合同法》中的合同进行全面衔接，还是具有其独特内涵。而学界对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以何种标准进行界定，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当具有怎样的性质，具体包括哪些形式的合同，也存在较大争议。

一、合同诈骗罪之“合同”

合同诈骗罪是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的罪名，利用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不仅侵犯了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更重要的是利用合同诈骗的行为使人们对合同这种手段失去了信赖，扰乱了动态的财产流转市场秩序，妨害了国家对合同的管理秩序。因此，在认定行为人是否利用的是合同诈骗罪之合同手段这个问题时，必须考虑合同诈骗罪复杂的客体性质，即合同诈骗罪中之合同，必须存在于合同诈骗罪复杂客体的领域内，其合同必须是能够体现动态的财产流转市场秩序之合同。凡与这种社会关系无关的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不在合同诈骗罪的合同之列，而应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因为严格地讲，此类合同不具有动态的市场经济特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交易合同，而更类似于一般民事合同。

《合同法》的起草几乎与现行《刑法》的修订同期进行，刑事立法者不会不关注我国合同制度的调整。虽然《合同法》修改在后，但它是一个基本法，况且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范围已经不仅仅限于经济合同，更多的存在于市场活动主体间的以民事合同为手段的诈骗犯罪开始涌现。并且，将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局限于经济合同将合同诈骗罪很难发挥刑法打击此种犯罪的威力，不符合刑法的保护目的。虽然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在立法渊源上以两个司法解释为基础，但立法渊源不应影响刑法的目解释，也就是当行为人利用除了经济合同之外的其他合同进行诈骗，只要是能够体现市场秩序的合同类型，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就可以认定构成合同诈骗罪。

二、合同法之“合同”

关于合同法之合同的概念，民法学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理解合同是指确立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包含经济合同、行政合同、劳动合同等；狭义的合同是指确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合同，包括物权合同、身份合同等。从《合同法》第10条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合同的形式包括：①书面形式，即指以文字等有形的表现形式订立合同的形式。依《合同法》第11条规定，书面形式也包括合同书、信件、数据电文等三种形式。②口头形式，即当事人之间运用语言对话的方式订立的合同。③其他形式，即指当事人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以外的其他方法订立的合同，如推定形式。上述三种合同形式都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但应当强调的是采用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进行合同诈骗的行为需要有证据证明合同本身的存在，否则会因证据不足而无法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因此，从内容上看，《合同法》之合同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并不完全相同，《合同法》之合同范围要广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 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只占《合同法》之合同的一部分，只有那些能体现合同诈骗罪客体特征的合同才能成为合同诈骗罪所指的合同。对于不属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诈骗内容的行为，虽然行为人利用的是《合同法》之内容的合同，看似采用了合同的手段，却不能以合同诈骗罪定罪量刑。如果符合普通诈骗罪的犯罪构成， 只能以普通诈骗罪论处，即应当将口头合同排除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之外。

三、司法解释确认可成立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种类

考虑到经济合同与其他民事合同的区别不明显，同时技术合同、涉外合同等没有包括在《经济合同法》规定的“经济合同”中，以及制定统一合同法立法的趋势，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均采用了合同诈骗罪这一罪名，表明刑法第 224 条合同诈骗罪之合同不限于《经济合同法》之合同，还应包括《技术合同法》及《涉外经济合同法》之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的规定，涉外合同有 17 种。这些涉外经济合同除利用涉外信贷合同进行诈骗构成贷款诈骗罪、利用涉外保险合同进行诈骗构成保险诈骗罪之外，其他 15 种涉外经济合同均可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种类。在涉外经济领域已经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与国际接轨的大趋势的要求，《涉外经济合同法》已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客观基础。所以合同法中已取消了“涉外经济合同”的提法。但是涉外合同毕竟是客观存在的合同，并且也确实有着与国内合同不同的特殊性，即主体、客体、内容等法律关系的涉外性，以及由此决定的纠纷解决、法律适用等方面的独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民事合同中除了上述《合同法》、《担保法》和司法解釋确认的合同之外，实践中还有联营合同、旅游合同、合伙合同、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合同、商标转让和许可使用合同、演出合同、出版合同等，这些合同也完全符合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内涵要件，因此都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就本文所阐述的问题而言，我们在理解合同诈骗罪中有关“合同”的相关问题时，不可能不基于民事法律特别是合同法中对合同相关法律规定及基本理论来理解，否则，对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理解或阐述就失去了其理论基点。总之，我们认为对于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理解应建立在民事法律尤其是合同法相关理论基础之上的，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对之进行理解，进而有助于在司法实践中准确处理相关问题。

参考文献：

[1]蔡刚毅.析合同诈骗之合同[J].刑法问题与争鸣，2001.

[2]赵秉志.合同诈骗罪专题整理[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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