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和谐社会的看法

对中国和谐社会的看法（通用8篇）

篇1：对中国和谐社会的看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社会实践的重大理论成果，标志着我们党执政理念的重要升华，也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重大认识创新。

其中，和谐社会总要求—是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于社会主义的最为基础的理论创新价值，就是实现了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者的成功衔接。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上最大的创新之处，就在于不仅从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实现了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在衔接。之所以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主要基于两大历史法宝：一是我们党从来都主张并且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二是我们党从来都是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论者。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一种科学理论，又是一种科学实践；既是一种崇高理想，又是一个历史过程；既是一个远大目标，又是一个具体任务。我们就是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状态中积极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客观地存在着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条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共产党的领导，是坚强的政治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是坚实的物质基础；马克思主义根本指导地位的确立，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坚实的思想基础。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既继承传统、又与时俱进，既坚持远大理想、又一切从实际出发。

在此，首先，我们必须肯定党中央的伟大构想，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是由执政党的性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实现共产主义是党的最终目标，在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里，和谐是最基本的要求。党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是符合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目标的。

其次，建设和谐社会是符合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作为文明古国之一，中国人传统认识里，“和”就是历代人所追求的目标，“和”是中国文化的灵魂。

最后，建设和谐社会是当今中国发展的客观需要。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经济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而发展的前提是稳定，是和谐，是健康。健康、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发展经济的基础。

但是，在现实工作中，和谐社会的建设存在很多不利因素。

一是无原则的和谐。所谓无原则的和谐是指以构建和谐为幌子，违背基本的法治精神，混淆是非，践踏公平正义。这主要体现在处理社会矛盾上。一些干部在指定政策或者执行政策的过程中，特别害怕出乱子。所以，我们的基层干部首先要把群众当亲人，更重要的是要坚持法治原则，禁止和稀泥，积极引导群众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严厉打击生风造事的违法行为，维护正义，打击邪恶，给群众树立法治的精神和榜样，从根本上构建和谐。

二是盲目的和谐。所谓盲目的和谐是指以构建和谐为借口，违背基本的行政管理架构，掩盖真相，截留民意。这主要体现在对待上访事件上。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有严格的上下级关系，上级任命下级同时监督下级。在这种体制下，上访是很正常的一种社会现象，当群众在下级的政府里没有满足自己的愿望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想到看能不能在起上级那里得到满足，这是件特合理的事。上级受理上访事件后，应该核实事实真相，按法定程序答复上访群众，这事就得到妥善解决了。同时也对下级进行了合理及时的监督。可在实际工作中，一种可能是上级怕麻烦，懒得去核实上访事件；另外一中可能是下级怕给上级麻烦，害怕上级核实事件真相，害怕上级的监督。所以控制上访事件成了当今政府的一主要工作，一听说哪个辖区有上访，当地的官员就要放弃一切把上访群众坑、蒙、拐、骗的带回家，而今这已经成为上级考核下级的一重要指标，还理直气壮的告戒下级为执行党中央构件和谐社会的目标要禁止出现上访事件，达到零上访的目标。这一政策让基层的干部相当为难，很多干部都说不做事就好，只少没人上访，一做事就越做越麻烦，可干部不做事谁来为经济发展提供环境呢？老百姓怎么责骂国家干部呢？人民有正常的言论自由，他想找个说理的地方很正常，上级监督下级更是职责所在，所以我们不应该害怕上访，是真理应该是越说越明，是谎言就越说越假，不能以杜绝上访来粉饰太平、追求盲目的和谐。

篇2：对中国和谐社会的看法

和谐社会，具体说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种美好社会，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中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中国共产党2004年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指的是一种和睦、融洽并且各阶层齐心协力的社会状态。

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随后，在中国，“和谐社会”便常作为这一概念的缩略语。2005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将“和谐社会”作为执政的战略任务，“和谐”的理念要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价值取向。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以上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以人为本，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注重社会公平，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使它们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确保社会政治稳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无差别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目标又是过程，需要经过长期奋斗、不懈努力才能逐步实现。

然而，究其定义，和谐社会只是一个伟大的社会理想。只允许我们无限地接近，而无法完全达到，也许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谐社会的定义会被不断革新，从而让它更适合我们的社会主义现状。着眼现在，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依旧遇到许多的问题：

一是无原则的和谐。所谓无原则的和谐是指以构建社会和谐做为幌子，违背基本的法治精神，混淆是非，践踏公平正义，甚者更用其牟利敛财。这种行为不但违背了社会和谐的原则，更严重阻碍了和谐社会的发展。

二是盲目的和谐。所谓盲目的和谐是指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不能正确的认识和谐的本质，忽视社会现状，导致和谐社会发展几无成效。这样的和谐只会取得哗众取宠的效果，即使“和谐社会”四个字为人所熟知，但其内涵，知道的人却寥寥。

针对当今发展有点脱离轨道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无论是对于政府、社会还是个人，都需要好好反思，不但要杜绝无原则的和谐，也要避免盲目的和谐。

对于政府，要认真贯彻思想，所谓贯彻，不是只停留在看看文件、造造势就行了的，必须把工作落到实处。要加快法治的建设，如今我国法律还有诸多不完善，跟不上时代脚步的地方，于是产生了许多法治盲点，人民连最基本的权力都无法保证，何谈和谐？而不公平的增多恰恰也是影响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原因。

对于社会，各界人士、组织要积极引导社会文化趋向，把和谐的本质思想深入人心。而不是哗众取宠，把和谐肤浅地解释，任其泛娱乐化。

对于我们个人，也许无法从太高的角度改变什么，但我们可以规范自己，好好体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并为其而努力。而不是盲目从众，扩散那些有害和谐的思想和文化。

篇3：对中国和谐社会的看法

一、目前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现象透析

中国民营企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 以家庭作坊式、粗放式、家族式经营模式起家, 在中国发展只有三十年的历程, 正因为它发展的时间比较短, 经验少, 同时又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所以, 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起来的大企业相比, 无论是在管理上、规模上, 还是企业文化上, 都有相当的距离。在资本主义国家, 无论是传承下来的“百年老店”, 还是初具规模的新生企业, 它们都是在一种十分系统的、成熟的整体企业管理文化氛围中经营运作的, 而我们缺乏的就是这种成熟的企业管理文化氛围。这是历史给我们民营企业造成的先天不足, 要想弥补这种不足, 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不懈努力。

近一时期来, 有部分民营企业老板已经意识到了企业改革的重要性, 开始外聘职业经理, 进行了企业内部的改革。在改革浪潮中, 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改革, 在经历改革阵痛之后生存下来, 但由于传统的管理思想的影响, 这些企业内部仍然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管理上, 说是重视人才, 可是人才“公寓”见不到人才;说是科学化管理, 可是在管理上见不到科学, 只是停留在各种各样的形式上, 科学的、实质性的内容太少, 大部分是虚设。而另有一些民营企业, 他们不思改革, 仍在旧磨坊打转转, 如一潭死水, 毫无生机, 缺乏活力。这些企业面临着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尽快解决, 否则, 这些民营企业将会面临无法生存局面。以上我们可以看出, 民营企业在管理上确实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主要表现为:以人为本的管理意识淡泊, 没有创新的经营理念, 传统管理意识严重, 缺乏科学的管理制度和先进的企业文化。

目前, 中国的大部分民营企业的真实现状令人喜忧参半。喜的是一部分企业老板已认识到了科学管理的重要性, 高薪聘请职业经理, 想对企业内部进行改革。但是, 职业经理的处境却令人担忧。环境影响人, 如果没有适宜的环境, 职业经理的作用就不可能正常发挥。而这时他正处在血缘相连、环环相扣的家族网中, 被排挤, 甚至受敌视, 才能得不到发挥, 使企业只能靠家人、朋友出谋划策去发展, 那就造成这样的情况:第一, 企业高层或中层领导岗位多数是由老板亲属把持着, 而这部分人又大都是老板绝对信任的门外汉, 缺乏科学管理思想, 这注定使企业发展难以走上正轨;第二, 这些人大多数文化水平偏低, 不懂管理和技术, 他们虽然对企业贡献不大, 但因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地位而相互争权夺利, 为了牟取利益, 置企业利益于不顾, 造成外聘人员受排挤, 才能得不到充分发挥, 这极大地阻碍了企业的发展;第三, 家族人员带着天然的特殊性, 滋生天然的优越感, 工作中我行我素, 规章制度对于他们来说形同虚设。在工作发生失误时, 又往往因裙带关系而逃避责任。我们知道, 企业制度是用来约束管理者和员工行为的, 没有制度的约束就没有秩序, 没有秩序就没有责任, 没有责任就没有力量, 没有力量的企业是没有生命力的;第四, 家族成员在企业中占据了各个要职, 在其他员工的眼中, 这些人干与不干、干好干坏都是一样有特权, 而自己干的再好也没有晋职的希望, 这严重地挫伤了外聘管理者和员工的上进心和自信心, 抑制了他们的工作才能, 使他们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 只好另谋出路, 以便更好地发展自己。这样, 就造成了优秀人才的大量流失, 这极大地抑制了企业的发展。第五, 有的民营企业表面上已经走上科学管理的轨道, 但内部仍有股暗流, 在阻止着改革浪潮的推进, 出现两种文化不相融的局面, 一种是小农意识和小市民意识的传统文化, 另一种是改革大潮中的职业经理现代管理思想带来的新文化, 两种文化的冲突、排斥和矛盾, 使企业文化在纠缠中糊涂。企业的文化是企业的灵魂, 如果灵魂出现问题, 那企业就成了毫无生机的行尸走肉。

老板君主化思想使企业发展僵化。中国有些民营企业老板虽然生活在现代科学管理的时代, 但在企业运行中却表现为喜欢建立管理者的权威, 封建君主意识浓厚, 不允许任何人侵犯自己的权威。 (1) 在管理方面, 企业老板有非常浓厚的主观色彩, 所有决策都可以随老板个人的灵感、意愿、好恶而变。即使制定了这样那样的制度, 自己也不愿意去认真执行, 这给企业的中层的管理制造了不少的困难, 使他们无法把握规章制度的执行尺度, 其结果是企业内部“权威第一, 规章制度第二”, 使企业管理陷入僵化。目前, 中国濒临破产的一些民营企业, 很多是高科技企业, 产品也是前沿高科技产品, 老板又是一个懂技术的专业老板, 为什么没几年就破产了呢?其主要原因是老板只站在企业的外部形象、产品、工艺、技术的角度考虑问题, 而忽视了企业的运作程序、企业文化、管理规则、员工素质等方面, 导致管理上出现了问题, 最后使一个好端端的高科技企业走向了衰退, 乃至破产。因此, 民企老板要有战略的眼光, 应从企业的全局上考虑问题, 不能一意孤行行事, 否则可能发生全盘皆输。 (2) 在用人方面, 喜欢任人唯亲, 对外来人员不信任。有的民营企业老板对企业内部的管理也能发现不少的问题, 也会出台一些管理措施, 甚至制定出比较先进的制度, 但为什么改变不了家族管理的老模式呢?为什么年初老板总是有一套新的管理方法、新的规定出台, 可是走着走着又回到老路上去了呢?这主要是企业管理人员依旧是原班人马, 他们陈旧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意识及传统文化早已根深蒂固, 再先进的东西在这部分人心中也只不过“如此而已”, 这就叫年年穿新鞋, 天天走老路。我们知道, 企业的成长发展, 不可能只凭老板一个家族单方面的努力, 而是依靠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及员工的共同努力, 甚至可以说是外聘人员的光和热给家族企业带来了效益和希望。不重视人才的管理, 就是没有效益的管理。市场经济中, 人才流动性很大, 针对人才的竞争也很激烈, 要想使企业的发展更上一层楼, 留住人才, 重视人才, 合理地使用人才已成为必然。因此, 民企老板要降低身份, 摆正位置,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只有爱惜人才, 重用人才, 才能推动企业发展。

以上这些使民营企业难以迅猛发展, 一直争扎在家族的关系网中, 这是民营企业传统的家族式管理造成的后果。所以, 民企改革要从企业的源头进行治理, 彻底走出传统文化的束缚, 从人抓起, 以人改制, 促进企业蒸蒸日上。

二、对促进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 要彻底摆脱家族式管理模式, 适应经济社会新形势下企业制度管理的要求, 形成合理的权利运作体系, 就必须进行管理体制的创新, 走企业职业经理的管理发展之路, 顺应经济发展的大潮。

1. 当企业得到一定发展, 具备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后, 就应

进行全面改组, 建立规范的企业制度, 坚持创新, 保持锐气, 突出主业, 培养企业核心竞争力, 实行科学管理, 提高自身素质, 建立企业信誉, 追求持续发展, 从而提升企业的活力。企业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 企业最重要的资源是人力资源。而由于陷入观念的误区, 中国民营企业最缺乏的恰恰就是人力资源。企业文化以企业中的“人”为依托, 有什么样的“人”, 就会有什么样的企业文化, 改变企业文化最重要的步骤就是改变“人”。家族式民营企业的先天不足非常明显, 是一种传统的血统管理, 需要全面更新。民企的血液就是企业文化, 换了人就换了血, 换了血就是换了文化。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 这个问题如果出现问题, 改制就难以进行。我认为要改制, 必须要换血。要加大力度, 一举成功。科学的管理机制是管理创新的重要方面, 建立职业经理制是民营企业实现优化法人内部管理结构的需要和必然。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分权制, 董事会和经理需要有明确的职责界限, 因为建立亲属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管理体制不利于企业制衡, 容易形成两个极端:一是创业者权力垄断, 民主决策机制缺乏;二是不能形成合理的权利构成体制, 容易发生管理梗阻。同时, 两种文化的冲突对企业的发展也会产生悲剧效果。改革派与传统派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的人, 在我们的民营企业改革和发展中, 他们之间有着先天性对立冲突, 这会极大地障碍企业的发展。

2. 建立职业经理制是管理专业化的需要。职业经理是一

个既有专业管理理论底蕴, 又有很好的现代思维的职业, 家族制创业阶段的管理人员很少能达到这一境界, 而管理又是企业发展的基本要素, 不进行科学管理和创新, 企业的发展就难以保障。所以, 中国民营企业经理的革新是现代企业的时代需求。

3. 现代化企业制度的核心就是建立起具有唯一性和权威

性规则, 使企业一切按规则办事, 使中国民营企业从“人管企业”向“制度管企业“的过渡。民营企业创业之初, 以亲属纽带进行运作, 有明显的成本优势, 对职业经理要求并不迫切, 甚至在感情上有排斥情绪。但在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 如果不运用科学的管理机制来管理, 不仅会阻碍民营企业的发展, 还会影响民营企业的稳定和亲属关系的和谐。从亲属管理链 (家族式管理) 向职业经理制转变是一个重要而又敏感的问题, 因为每个家庭成员对自己前期创立起来的企业都有一份割舍不断的感情, 同时还有经济利益掺在其中, 如果处理不好, 极容易引发家庭矛盾, 甚至企业动荡, 不利于民营企业向更高层次发展。

4. 家族式民营企业经理职业化的前提是民营企业体制的

股份化, 只有按股份化建立民营企业的管理体制, 才能实现民营企业的职业经理体制。民营企业的股份化可以合理分割家庭成员对企业资产的合理占有, 使他们对企业的贡献得到补偿。民营企业股份化以后创业家庭成员成为企业的股东或董事, 民营企业的产权没有发展变化, 不会影响家族成员间的关系。通过聘请职业经理管理企业, 可以排除人际关系的干扰, 使企业顺利进入制度管理阶段, 从而实现管理创新。当然, 现阶段民营企业还不能摆脱环境、传统、人文等中国文化的影响, 有些民营企业适不适应职业经理管理模式, 职业经理能不能在民营企业中发挥才干, 还需要从实际出发。但从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角度看, 职业经理制是民营企业管理创新的必由之路。

三、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着的新时期的挑战和应对措施

中国民营企业已走过了一段路程, 随着经济大潮的冲击, 已唤醒了一部分民营企业老板的改革意识, 有的已经打破了家族管理的模式, 并且运用了先进的管理思想和理念, 走上了经济大舞台, 在国内已具备一定的应战能力。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中, 中国的民营企业又面临着新的考验和巨大的挑战。

1. 中国民营企业要有适应国内外经济大环境和政策环境

的变化的能力, 了解掌握国际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则, 灵活运用东西方两种思想的融会和两个市场运作规则的嫁接结果, 尽快摆脱传统管理模式, 使中国民营企业按照国际规则和国际运行轨道运行。这将成为民营企业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中立足于本土市场的最大竞争优势。同时要树立全球化视野和国际化发展思路, 深化体制革新与机制创新, 坚持以人为本, 吸引更多的国际化人才, 利用资本市场的功能, 扩充民企的资本实力, 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充分利用科技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并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将人力成本优势转化为技术优势, 推进管理制度的科学化。

2. 民营企业的资本积累发展到一定时期时, 企业就要有

新的发展思路和经营理念。21世纪的企业竞争就是人的智慧的竞争, 软件的竞争, 具体的说也就是企业文化的竞争, 使企业成为高品位、高层次、具有一定深度的文化内涵的企业, 这是新时期优秀企业家新的经营理念和战略思想。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问题是解决人的价值观问题, 通过这种管理理念, 把企业素质提高到一个新的境地, 有能力同国际同行进行竞争。海尔集团在中国企业文化领域中当了领头燕, 它把美国和日本的企业文化个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创造出海尔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 它既具有美国色彩的个性创造力又具有日本特点的团队意识, 这种独特的企业文化, 推动了海尔企业的飞速发展。但企业在改革时期一定会形成两种不同的文化, 一是传统观念形成的不适合当前发展的小农意识文化, 一个是改革派的新文化理念, 它们是两种不相融的文化, 这对改革起着一定的障碍。所以, 要做好两种文化的沟通、协调与融合, 异化传统观念向现代观念转变, 使企业真正的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现代科学文化体系, 使全体员工真正具有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 使文化真正成为企业的灵魂。民营企业这一时期要审时度势, 更新观念, 全面发展自己, 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3. 中国部分民企已融进了世界贸易的海洋中, 真正的走

向了市场经济, 这使中国民企的竞争力得到了加强, 谁不顺应潮流谁就会被这潮流所冲垮。这股潮流的形成, 一定会带动中国的民营企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也会使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因此, 中国的民营企业要抓住这个机遇大炼内功, 民营企业要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和去掉管理上的不足, 掌握科学管理和驾驭经济全局的本领, 在管理中能够考虑国内和国外两种因素, 善于利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善于把国际市场可能给企业带来的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 趋利避害, 争取主动, 使中国民营企业跨入世界经济的竞争行列。

一个民营企业, 要想不断发展, 并且立于不败之地, 并非容易之事。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 想再前进一步比初创时期前进十步都难。而企业竞争的结果是不进则退, 退则亡。一些民营企业的失败, 昭示的就是这竞争的道理。经历过艰苦创业期而顺利步入成长期的企业, 极容易产生的满足和松懈将随危机一起走来。其中虽有良好的要素配置、市场份额、企业信誉, 然而如果规模不大, 品牌不响, 实力不强, 要驾驭市场经济的惊涛骇浪, 尚须有一个质的飞跃。在“十二五”期间, 民企老板们应重整戎装, 以全新的经营理念和超人的智慧, 迎战全球市场一体化的挑战, 走向企业家行列, 成为21世纪社会主义中国的企业巨人。

摘要：目前, 在民营企业管理中, 民企老板已经意识到科学管理的重要性, 一些民营企业已经享受到了科学管理的好处, 逐渐走上了科学发展的轨道。但我们还不能盲目乐观, 有些老板因受传统思想的影响, 思路呆板, 思想僵化, 于无形中涌动一股暗流, 阻碍着本企业改革浪潮的向前推进。老板的思想是企业的心脏, 决定企业的兴衰存亡。企业要生存发展下去, 就必须用科学的手段进行创新和管理。客观面对现实, 抛弃不科学的管理思想, 走科学管理发展之路, 势在必行。

篇4：对中国和谐社会的看法

高速发展的中国必然要迎来社会的不断变革。虽然中国自1978年就发出了“走出去”的对外开放的信号，但对我来说，能清晰地看到改革在中国所引发的变化则始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我首次造访中国。因此，当这一次我有机会长期待在中国时，我更能感受到中国人在处世态度、生活方式和习惯上发生的巨大的变化。我所见证的这15到20年间的变化是真实的，它必将引领中国建立一个和谐而富于活力的社会——我所说的和谐是指人与自然的和平共处。

1995年我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是：天空虽然蔚蓝，却没有鸟儿飞过；地上虽然生机勃勃，却没有小兽的足迹；人们虽然忙碌着工作却没有情绪放松片刻。我困惑地站在街头，不明白为什么看不到鸟儿飞翔，看不到猫狗游荡，更看不到警察的笑脸。所有这一切都好像是電脑编好的程序，了无生趣。虽然我当时躲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自满自足，内心深处却隐隐为这个社会感到不安。如今，当我又一次来到中国，我感受到了巨大的改变。

这些年来在中国迅速蓬勃发展的一个产业是宠物业。或许有人从这个产业发展中看到了愈加孤独无依的老人群体，或许有人看到了中国人对宠物不断攀升的青睐，但无论是什么原因，宠物数量在中国激增。此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养鸟，我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我只能在中国的少数公园里看到零星几个鸟笼。如今，在北京的许多人行道上，总能看到对这些宠物的特别照顾。还有许多人开始给流浪宠物施予特殊的关照。近几年来，中国人对动物和鸟类的爱的蔓延，也说明了中国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正在扩大，拥有宠物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这一阶层的标志之一。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部分住宅区与工作地点紧密相连。当时普遍的情况是，紧凑的社区生活使得大家互相依赖，双方也对彼此有很深的了解，邻里关系非常亲密却几乎没有个人隐私。当时刚刚出现商品房这一产物，人们对于花钱买房颇有抵触情绪。

今天，买房已成为中国人的一个主要问题，付出巨大成本来拥有一个住所让大部分中国人头疼。人们相互之间唯一的交往需要居委会组织和安排一些活动来维系。许多住宅被出租，邻里关系日渐冷漠。以我的亲身经历为例，好几个月来我从来没有跟邻居打过照面，直到某天，他们因为一件事不得已来敲我的门。

天安门一直以来都很吸引我。可能它是所有外国人都想要参观的地方，这里也是见证变化的好地方。即使在这里看不到太大的变化，至少人们能够享受—下广场上迎面吹来的一阵新鲜和自由的风。上世纪90年代，我来天安门参观。当时，我对天安门的第一印象是它是权力和多数人的象征。身着制服的警察面无表情，在人群中处处保持警惕。外国人在这里就好像是外星人，他们的出现好像让这里平添一种不安。我跟一个警察的合影非常有趣，自始至终他都面无表情、不发一言。这些都是大活人吗?我很纳闷。多年以后，我故地重游，警察们开始跟我谈笑风生。当你不小心步入禁区时，他们还会开玩笑地提醒你。这些变化来自于哪里?是市场驱动力润滑了他们的下巴关节，还是他’们如今享有了更多的自由?另外一个清新的画面就是中国人能够在广场上(除了某些特定禁区)放松地边走边聊，毫无拘束。

中国正在改变，而且正以超乎想象的高速度经历一场变革。然而变化的不仅仅是较高的国内生产总值，而是整个生活方式。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使一度封闭的中国人打开了眼界，他们看到了各种新生活的可能。如今中国人开始向世界发布他们的个性生活宣言。中国的传统影响力在减弱，西方的生活方式在国内推进。虽然中国人依然渴望传播传统文化，虽然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让世界着迷，但中国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想要创造新的生活。他们的孩子开始学说英文，吃西餐，穿西方品牌的服装，甚至在造型上也要走在亚洲流行的最前沿。不过，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能够让人们过上多元化的生活并不是坏事。

作者吉塔·科克哈尔博士是中国社科院的客座研究员，印度新德里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的助理教授。

篇5：对中国和谐社会的看法

领导干部既是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政策的执行者，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对中国社会形势的看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了准确把握和科学预测中国社会形势的发展，了解领导干部对中国社会形势发展的基本看法，2007年10月，“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对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部分地(厅)级领导干部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调查结果如下。

1.高达95.5％的被调查者对今后一段时期改革发展稳定的前景“充满信心”和“比较有信心”，这一调查结果居历年之首。调查问卷中分五个层次调查领导干部对今后一段时期改革发展稳定前景的信心，回答“充满信心”的占29.9％，回答“比较有信心”的占65.6％，二者合计为95.5％。此外，回答“说不清”的占2.6％，回答“信心不足”的占1.9％，没有人表现出“没有信心”。上述情况表明，九成以上的领导干部对未来一段时期改革发展稳定的前景是持乐观态度的。上述调查结果略高于往年的调查结果，居历年之首。从不同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信心指数略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充满信心”和“比较有信心”的，东部为96.4％，中部为94.6％，西部为94.3％。这一现象与2005年的情况相反，当时越往西部地区，信心指数越高。

2.今后一段时期保持社会稳定的主要条件，最重要的是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和“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今后一段时期要保持社会稳定主要靠什么，问卷中为此列出了15个选项，请被调查者从中选出三个最重要的因素，并依重要性排序。调查结果显示，在第一选择中，居第一位的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选中率达63.0％，与连续几年来的调查结果高度一致。居第二位的是“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13.6％)，居第三位的是“调节收入分配”(6.5％)和“保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6.5％)。在如何保持社会稳定问题上，从第一位的选择以及选中率合计的统计情况看，不同地区领导干部的态度比较一致。东中西部地区都把“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和“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依次排在前两位。

3.被调查的领导干部认为，“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是当前我国要特别注意解决好的问题。中国要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必须正视和解决好改革发展稳定中出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问卷中列出了18个问题，由被调查者从中选择四个，并依重要性排序。在第一位的选择中，居前六位的依次是“居民收入差距问题”(31.4％)、“贫困问题”(16.3％)、“腐败问题”(12.4％)、“地区发展差距问题”(9.2％)、“社会风气问题“(8.5％)和“失业问题”(7.2％)。其中，“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比2005年(20.3％)上升了11.1个百分点，并且在第一位选择、第二位选择和四项选择合计中都高居第一。

4.2008年最受领导干部关注的改革重点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机构人事改革”。党的十七大召开后，领导干部对2008年哪些方面的改革最关注呢？问卷中列出了10个选项，请被调查者从中选择自己最关注的三项，并依重要性排序。在“第一关注”一栏中，2008年领导干部最关注的三项改革依次是“政治体制改革”(23.5％)、“收入分配制度改革”(22.2％)和“机构人事改革”(20.9％)，它们的选中率均在20％以上。

5.在关于“今后一段时期改革顺利推进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的调查中，“保持社会稳定”和“宏观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成为首选中国的发展处在关键时期，利益分化，矛盾突显。问卷中列出了12个选项，要求被调查者从中选择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三项，并按重要性顺序。调查数据表明，“保持社会稳定”(51.3％)仍然是顺利推进改革的重中之重，是第一位的决定性因素。十年来的调查，对此的选择始终是相同的。在第一选择中居第二位的是“宏观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13.6％)，居第三位的是“保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11.7％)，居第四位的是“缓解一些突出矛盾”(7.8％)。

6、被调查的领导干部认为，“进一步转换行政机构职能”是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成效的决定性因素。当向被调查者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有成效，取决于问卷中提供的哪些因素时，在第一选择中和两项合计中，领导干部选择的内容和排序都完全一致。“进一步转换政府职能”都是高居榜首，选中率分别达到38.3％和51.9％；居第二位的是“扩大党内民主”，选中率为22.7％和38.3％；居第三位的是“处理好党政关系”，选中率为16.9％和27.9％。

7.“体制不完善”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影响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的国内因素。当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主要因素是什么？问卷列出了16个选项，要求被调查者选择四项主要因素并依次排序。调查结果显示，在第一位的选择中，“各方面体制还不很完善”(57.8％)被认为是当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最主要的因素，列第二位的因素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13.0％)，列第三位的是“三农问题依然严重”(9.7％)，列第四位的是“法制不健全”(6.5％)。

篇6：对中国共产党的权利和义务的看法

中国共产党人凭借明确的责任觉悟和高度的负责精神，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赢得了全中国人民的信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责任觉悟和负责精神推动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坚持与时俱进，保持先进性，坚定地率领全国人民不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就那天，中国共产党所背负的责任也就具有了更深层的意义。在全球治理过程中,一个责任政党的政治合法性不仅仅来自国内公民社会的利益诉求,也来自全球治理的共同主张,而后者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压力必然对民族国家执政党的政治行动产生影响,在由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和谐世界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既需要国外政党的合作,更需要全球公民社会的支持,具体而言,这种合作与支持是通过超越民族国家的政党与社会的功能整合、通过地区认同、全球认同与全球治理共同完成的,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必须具有全球视野与国际影响力以及在执政背后的深刻的国际责任.党的责任和义务应该是对立统一的。通过党课的学习，再结合我的理解，我认为党的义务和党员的义务是分不开的。党员是否能深刻理解并坚决贯彻落实义务是党组织是否能履行义务的关键因素。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三条，是专门对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的规定，共八项内容，也被称为党员的八项义务。党员合格不合格，主要是看能否认真履行八项义务。党员只有认真学习党章关于党员八项义务的规定，提高履行义务的自觉性，才能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党员义务，也可以说是党员责任，是党员对党的承诺和不可推诿的天职。每一名党员当面对党旗进行入党宣誓时，已经明白表示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这也就是向党作出了承诺或约定。共产党员当然不能负约，不应该违背自己的承诺。因此，党员履行义务，可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否则，就不能认为是合格的党员。

党章规定党员义务共有八项。各项义务之间是相互关联、具有严密逻辑性的。首先是学习的义务，接着是执行路线的义务，坚持党的宗旨的义务，遵守党纪国法、执行党的决议的义务，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义务，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义务，联系群众、维护群众正当利益的义务，以及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的义务。

为什么把学习的义务列为首要的义务呢？因为这是一个党员能否正确地为人民事业而奋斗的基本环节。刘少奇曾经说，我们在党内，是强调党员的自觉性，党的一切工作，主要的都是依靠党员的自觉性与积极性去进行。党也采用一切办法去提高党员的觉悟，但是每一个党员必须自己努力，自己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弄通自己的思想。因此，这就被规定为党员义务的第一项。

党员义务的第二项和第三项属于政治方面的要求，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带头参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

党员义务的第四项和第五项，属于组织方面的要求，强调遵守纪律和国家法律，执行党的决议，服从组织分配，对党忠诚老实，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党员义务的第六、七、八项，属于道德、作风、品格，特别是同群众联系方面的要求。每一个党员都有做群众工作、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维护群众正当利益的不可推诿的责任。党员要在道德作风方面作表率，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提倡共产主义道德，同一切不健康的腐朽作风及腐败现象作斗争。

如果说第一项义务是前提和基本环节，那么第二、三项则是核心和重点要求，第四、五项是保证和必要条件，第六、七、八项则是前几项义务的自然延伸和具体表现。综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衡量党员合格不合格的基本标尺。

篇7：对中国和谐社会的看法

英国《金融时报》 乔纳森•马戈利斯 报道

字号 背景

评论 打印 电邮 收藏 腾讯微博新浪微博

历史上，成功显赫的犹太家族中，子女涉足左翼政治的不在少数。从马克思到现在的英国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等人，这条路已经司空见惯。然而，很少有人能像悉尼•里滕伯格(Sidney Rittenberg)那样，在这条传统之路上走得这么远。他是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一个犹太裔名门望族的后人。

20世纪30年代，里滕伯格拒绝了一份律师职业，投身成了一名工会与民权活动人士。后来他更进一步，成了一名共产党，学会了中文，去了中国，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游击队，与蒋介石(Chiang Kai-shek)国民政府作战，在中共获胜以后，晋升为毛泽东身边的高级党员，掌管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把毛泽东思想翻译成英语，在“文革”中成了造反派的风云人物——却又被指控为美国间谍，总共单独囚禁了16年。然后他回到美国，靠指导美国企业如何进入中国市场发了财。

最初，我是在中国听说这位历史革命人物的。他的中文名叫李敦白（与Rittenberg谐音）。直到今天，中国的学校仍这样告诉学生：他是一名正直的美国人，帮助中国建设共产主义。

依然健在的李敦白现年91岁，住在亚利桑那州——这对一个被毛泽东表彰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人而言，相当不同寻常。他仍然经营着自己的公司，还在一所大学教学。他还上Facebook。只用了五分钟，采访他的请求就得到了回答——回答发自他的iPad。他说：“欢迎你。” 对于一名资深的中国共产党革命者而言，李敦白老顽童般的幽默感出人意料。我问他需要我从英国带点东西过去吗？李敦白回答道：“我一直渴望拥有一座古老的苏格兰城堡。可以把城堡拆解成模块，运到这里，然后重新组装起来。当然，我还会要一块格子呢来搭配。”

即使没有城堡，李敦白依然站在门口热情地欢迎我。他看起来只有大概70岁。他在中国监狱里挨过饿，不过从没受过肉体折磨——只有精神折磨。在20世纪60年代“文革”的矛头对准李敦白夫妇后，他的妻子王玉琳遭受的磨难更加严重。她遭到毒打，被迫坐在女厕所门口，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这是一名帝国主义走狗不知悔改的妻子”，然后在艰苦的劳改队度过了3年。王玉琳已与他相伴近60年。

李敦白说道：“玉琳，英国人入侵啦！记不记得我们看过的电影《铁娘子》(The Iron Lady)？那么你知道该期待什么。”李敦白说话带着明显的美国南部口音。他说“China”这个单词时，字母“i”发音拉得很长，就像我们是在南方腹地的某条门廊上闲聊一样。

李敦白热情好客。然而他在拍摄于中国的照片里看起来很可怕——尤其是在一张“文革”期间他对着崇拜他的红卫兵高谈阔论的照片里。请勿忘记，“文革”是人类历史上一大罪恶，在集体爆发的数年精神狂热中，仿佛发生了一百万次纳粹“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s)。李敦白就是其中的一名关键人物——直到他犯了惹恼“文革”主要精神领袖毛夫人（即江青）的严重错误。然后李敦白成为受害者之一。

甚至在我们坐下来开始第一段采访之前，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如何就李敦白人生中较为难以开口发问的阶段提问。中国的“文革”以及之前的“大饥荒”(Great Famine)大概导致7000万人丧生，尽管李敦白没有直接参与进去，但他是同谋。我还得找机会提到“哼哈勋爵”(Lord Haw-Haw)这个名字，因为李敦白曾不时匿名用英语在中国的国家宣传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播音。天知道对于被他抛在身后的西方人而言，听到这个声音是什么滋味。你可能会想：邪恶。

李敦白人生的扭拧矛盾之处越明显，就越难以用三言两语描述他，必须得用一本厚厚的书去记叙才行。2001年美国出版了一本李敦白自传，开了一个好头，但仍让人想要了解更多。一部关于李敦白的纪录片《革命者》(Revolutionary)目前正在各种电影节和艺术院线上映，看起来让人兴趣盎然，但这片子长度只有90分钟。

李敦白上大学读的是哲学，但珍珠港事件发生后，19岁的李敦白退学申请入伍。但与当步兵相比，李敦白更有语言天赋，因此1945年他被派到中国，为美国大兵担任翻译。二战结束后，李敦白光荣退役，但他留了下来，徒步走了45天，找到了毛泽东位于延安的游击队。在这里，他积极参加了革命。他还成了中共领导人的密友，常常与毛泽东讨论美国，毛泽东对此非常着迷。

但1949到1955年这6年，李敦白还被监禁了起来，因为斯大林写信警告毛泽东，这名美籍犹太人是美国派来的间谍，被监禁的第一年，李敦白终年不见阳光，仿佛丧失了感官。最终他沉冤得雪，晋升为高级中共宣传官员、公关人员、最高翻译以及与外国记者和高官的联络人，成了一种对媒体友好、又不是部委要员的革命者角色。他生活条件优越，工资比毛泽东还高。

有人可能称李敦白是党棍。“文革”中残酷的批斗大会逼得很多人发狂或者自杀。李敦白对“文革”满腔热情，当他发现，作为一名外国人，他不是批斗的对象时，他发起了一场自我批评。即使是在那个时代的漩涡中，此举显然也是独一无二的例子，可以称得上“自虐成狂”了。但这帮助他在45岁时成为一支红卫兵分队——“广播局捍卫毛泽东思想造反派”——的领袖。他成了全中国的偶像。江青心中嫉妒，曾尖刻地对他说：“你当红卫兵有点太老了吧？”后来江青把他投入监狱，关了10年之久。毛泽东逝世后，江青被关押起来，李敦白同时获释。60岁的他回到美国，出人意料地受到了卡特(Carter)政府的热情接待，因此在情报界激起了这样的看法：李敦白一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间谍。他开始在夜校教书，王玉琳则教烹饪。他们创立了李敦白联合公司(Rittenberg Associates)，帮助高露洁棕榄(Colgate-Palmolive)、华纳音乐(Warner Music)、英特尔(Intel)、微软(Microsoft)以及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等公司寻找进军中国市场的途径。

李敦白身上还剩下几分共产主义者的色彩？他坚定地说：“一分不剩。我因为学习哲学而受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吸引。考虑到我们在南方经受的苦难，这种反应很合理。但中国实际发生的事情让我彻底迷茫。第二次走出监狱时，我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错误的，从此我感到自己自由了。现在，我的政治观点是„„我认为有一天会有一套更好的制度。我们要等待资本主义得到恰当的改良。我们需要基本生活资料的极大丰富，需要更大的体谅。重点是，如何让资本主义制度有效运转。”

李敦白习惯于纠正别人对共产主义中国的看法，这让人感觉，他胸中仍然燃烧着革命之火，但更可能是，他只是比别人更了解这一话题。他感觉自己被误解时，会为毛泽东辩护。人们常常指责毛泽东的一条是，他炫耀自己“比秦始皇埋掉的知识分子还多。”秦始皇因焚书坑儒而臭名昭著。李敦白解释道：“毛泽东确实说过比秦始皇‘埋’的人多，但他并不是指肉体上的埋葬。” 在美国，人们仍不时冒出这样的看法：李敦白肯定是深藏不露的CIA间谍。他说：“其实在我那个时候中国根本没有西方间谍。但以前的情报人员至今都认为，我是一名潜伏很深的间谍。即使今天，退休的CIA工作人员还会对我刨根问底。如果我否认，他们就说：‘哇，干得好。’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一名地道美国人的代表，继承着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等革命者的传统。所以我总是按美国人的习惯打扮。我想要成为中国的美国朋友，而不是中国人。”

那么美国人认为他是一名叛徒吗？他露出黯然不安的表情，但看上去美国人并不认为他是叛徒。1980年，他出现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称他的美国护照丢在了1947年去延安的路上，现在想要回家，使馆立刻给他发了新护照，欢迎他以及他们夫妇二人的四个孩子来美国。“即使他们认为我是叛徒，也没有当我的面这样说。我是这里一家非常保守的乡间俱乐部的成员，在贵宾席上拥有座位。”

李敦白在中国遭到长期的残酷对待，这逼得他几近精神崩溃。这是否让他多少有点排斥中国文化和政治？他的回答不仅带有一丝公关风格，还带有几分他作为娴熟的宣传者的影子，尽管态度很亲切。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从来就不是。但我认为，残酷并非中国人所特有的。我在美国南方长大，见证了伯明翰以及其他地方的警察暴行。情况更加恶劣，因为这是种族施虐。我认为，中国人的所作所为与在强大的封建主义传统中成长有关。我想这就像原子分裂一样。最初结合得越紧密，释放出来的能量就越强大。但重要的是，整个人类都要认识到，当人们不受束缚，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时，会有怎样的行为。”

李敦白说，当他被关押起来时，他并不痛恨诬陷他的人。“这就像你有一个挚爱的爱人，你们在一起很长时间了，突然她带着律师出现，控告你强奸。你怎么能这么对我？这怎么可能发生？”李敦白说，监禁期间，他成为更加虔诚的革命者，阅读了整部中文版《资本论》(Das Kapital)，成为毛泽东思想更加狂热的信徒。

“他们曾说：‘如果你是一名真正的革命者，就应该经受住考验。’这就是我所需要的全部。”他曾有机会被送回美国，却决定留下来，如饥似渴地学习。他并不知道，如果当时回国，麦卡锡委员会(McCarthy committee)会将他生吞活剥。他成了毛泽东的信徒。“当我要发疯时，我会做恶梦，梦到毛泽东想要把我碎尸万段，但我却有意识地更加深入学习他的著作，认为他是个天才。”

李敦白曾与毛泽东打金罗美纸牌，并给毛泽东介绍了美国喜剧演员搭档劳莱和哈代(Laurel and Hardy)，而毛泽东对这两名演员喜爱有加。那么，住在亚利桑那州深宅大院中的李敦白，如今如何评价毛泽东？

“我认为，中国得面对这个事实：毛泽东是个怪物，是人类历史上最坏的人之一。他是个天才，但他的天赋完全失控，因此毛泽东既是一位伟大的历史领袖，也是一大历史罪人。他在不知道结果会如何的情况下，给了自己权利去实行社会试验，颠覆了数亿人的人生。这制造了饥荒，导致数千万人死亡，引发了一场革命，死者不计其数。”

李敦白认为，毛泽东后来开始为自己更加灾难性的行为感到内疚了。“1967年，我看到他坐在天安门城楼上，满脸极度痛苦的神色。我认为，他因为事态步入歧途而痛苦。”但就个人而言，李敦白表示：“尽管他说过我的好话，但我没有感觉到任何热度。他喜欢就他的政策为何正确展开热烈、民主的讨论。如果你不同意，那就是反革命。他是一位博学的天才战略家，但狭隘的小农嫉恨与偏见显然无时不在。”

由于李敦白本人对中国历史的参与，他的悔恨一直伴随他到晚年。“冤枉无辜好人我也有份。胁迫他人和寻找替罪羔羊已经制度化了，我看不到真相，因为那时我觉得中国制度的方方面面都是好的，我感到自己是促进人类进步、自由和幸福的运动中的一份子。我不能设身处地地考虑别人的感受。这是一种腐化，正是这种腐化毁掉了一切。”

“我本应该支持那些为争取发言权和保留不同意见的权利而斗争的人。我本应该退出。而我却让这些事情以我的名义继续下去。我骑虎难下。这里面有着太多的虚荣和诱惑。我曾认为，我是历史的一部分。我无法放手。这就是意识形态和权力的诱惑。你学会以建构美丽新世界的名义，硬起心肠。一旦硬起心肠，你就什么都干得出来。我就是这么做的。” 然后谈到今日中国。李敦白内心中那个老革命自我，是否看不惯中国当前的消费主义，甚至看不惯社会管制略微松动的发展迹象？或者他的新资本主义自我欣赏如今的中国吗？ 李敦白曾公开反对中国对待西藏、台湾和法轮功的立场，尽管态度温和。“瞧，中国政府帮助脱贫的人数之多，前所未有。他们解决了吃饭、住宿和穿衣问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比美国还低。真正的挑战是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实施调整，适应新社会的变化，我认为他们正在这么做。他们没有压制地方抗议者。他们仍然不允许异见知识分子成为知识分子的中坚力量。但这不是领导人的原因，而是制度维护的原因，这与任何地方的制度维护一样。”

李敦白留给世人的印象是，他是世上最虔诚、最顽强的体验者。即使是在中国待了35年之后——其中有近一半的时间被单独关押，他仍然让这一切听起来像是一场令人惊叹的青少年叛逆之旅。他并不欲否认他的根源。在很多方面，他是一名非凡的犹太人。李敦白自豪地指出，多数跑到北京帮助共产党的西方左翼人士都是犹太裔知识分子，很多来自英国。

篇8：对中国和谐社会的看法

长期以来, 中国经济的增长全靠投资。目前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包括投资、出口和消费投资。投资现在占GDP的42%左右, 其增长率在过去几年平均每年为20%;出口, 通常经济学上的计算只是净出口, 去年净出口占中国GDP的9%, 而出口的增长平均每年为30%, 有些年达到了40%;消费方面, 居民消费占中国GDP的35%, 消费的平均增长率大概是在10%～15%之间。从这组数据来看, 中国GDP的增长第一是靠投资、第二靠出口, 消费在这三架马车中是小兄弟, 是敬陪末座。现在出口已经负增长了, 它由推动经济的强大引擎变成了拖累经济增长的因素;投资正在下降, 因为有太多过剩的产能, 但需求严重不足, 产品没有市场自然不会有投资;现在能够撑起中国经济局面的就剩下消费了, 但是当我们需要消费的时候, 就会发现消费占经济的比重正在逐年下降。

一、新的世界经济格局

美国经济的调整和中国经济的调整不是在原有的均衡上简单的周期性重复, 而是从一个旧的均衡向一个新的均衡过渡;不是旧的游戏的简单重复, 而是从旧的游戏跳跃到新的游戏上去。旧的游戏和新的游戏均衡区别就在于预期的不同。这里我们用美国代表一个经济发达体, 用中国代表“金砖四国”, 或者叫新兴经济国家, 也就是发展中国家。

在新的世界格局中, 人们预期必须做永久性的调整。美国人再也不能幻想像过去那样靠借贷度日, 美国人必须增加储蓄率, 企业必须降低杠杆率 (企业的资产负债率) 。雷曼兄弟倒台原因就是因为杠杆率太高, 有30多倍, 而其自有的资本金只有3%, 抵御风险的能力非常低, 它的投资里只要出现3%的坏帐, 企业就资不抵债, 因此, 美国的企业一定要降低杠杆率。另外美国的家庭一定要增长储蓄, 减少消费, 这就是在美国进行的去杠杆化过程, 实际上就是降低负债。但是降低负债, 企业就要缩小投资计划, 这对整个经济来说意味着经济活动的收缩, 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后恐怕短时间内走不出来, 只要去杠杆化过程继续一天, 美国的经济就会在停滞的状况下度过一天。

美国的经济需要在去杠杆化完成之后才能恢复, 这并不是传统的周期波动, 两个季度GDP收缩, 第三个季度就好转了, 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这次是从旧均衡过渡到新均衡, 而不是在原有的均衡上重复。

二、中国将告别两位数高增长时代

对于中国来说, 也要调整预期, 而这个预期就是国外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不会像过去一样多。中国的出口不会再以20%或者30%的速度增长了, 而会跟着全球贸易量的增长而增长, 全球的贸易量每年增长大约比全球GDP的增长高2—3个百分点, 如果全球GDP是4%, 那全球的贸易量也就是6%、7%, 所以国内根本没有理由投资每年增长20%以上。企业要调整它的投资计划, 投资也不可能在20%多的增长了, 如果外贸从20%多的增长降到6%、7%, 固定资产的增长降到10%, 那么中国的GDP每年就可能只有5%、7%。我们必须习惯一个新的时代, 在这个新的时代中, GDP只有中度的增长, 而两位数的增长已经成为历史。展望未来, 中国GDP增长也许只有5%～6%, 这意味着大学生毕业之后找工作就很困难, 而这个困难今年已经发生了。

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10%的增长, 原因在于经济增长低于这个水平就业问题就难以解决。我们有一种习惯性的思维就是中国经济一定要有10%的增长, 否则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但是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曾经像中国一样长期维持这么高速度的经济增长, 日本3%的增长率保持了20年, 韩国保持了15年, 他们一样解决了就业问题。虽然我们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比美国高, 但总人口增长率美国比我们高, 因为它有移民。过去我们靠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 而投资的大部分进入了制造业, 特别是最近几年, 大量的投资进入了重型制造业。制造业是资本密集型行业, 它不是劳动密集型行业, 特别是一些所谓的重型制造业, 不会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国内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说中国的工业化以后要有二次工业化, 二次工业化的特征叫做重型制造业, 这是缺乏基本的经济历史常识的著名经济学家们讲出来的话。世界各国走的道路都表明, 工业化的下一个阶段是经济的轻型化, 是去工业化。因此在工业化完成之后, 下一个新兴产业不是重型制造业, 而是服务业。

前两年还在鼓吹工业化、后工业化、重型工业化, 完全无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和国家自己经济发展的趋势, 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我们的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由于发展的重点是制造业, 而制造业又不能有效地创造工作机会, 所以不得不依靠经济10%的增长解决就业问题。能够有效创造机会的服务业长期被忽视,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三、靠四万亿财政计划拉动经济增长不可靠

现在受金融危机影响, 传统的办法行不通了, 而我们还是不谈产业结构的问题、不谈经济结构的问题, 我们想用四万亿来扭转乾坤。政府推出四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 要扭转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趋势, 我们现在也成了“凯恩斯主义者”。下面我们来分析这种做法是否可行, 这里一共有三个问题需要解决。

1、2009年的财政支出是六万亿还是八万亿

如果四万亿是新增的, 则2009年的财政支出是八万亿, 如果四万亿是原来预算中就有的, 2009年的财政支出就还是六万亿, 这一点都不刺激。经济学中只有新增的才有刺激作用, 这四万亿到底是新增的还是原来就有的,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个明确的说法。

2、资金来源问题

有一万亿已经确定是来自于中央财政, 2009年发行特殊国债五千亿到六千亿, 这一万亿是落实的。算一下中央政府的负债、GDP、增发五、六千亿的国债, 政府的债务水平还能够控制在国际警戒线附近。国际警戒线赤字是GDP的3%, 根据现在的情况我们还能够管理它。问题在于剩下的三万亿来源, 到现在我们也没看到一个明确的说法, 我们国家的财政非常不透明, 我们拿不到数据, 就只好猜测。

(1) 地方政府。依据相关的数据可以判断, 依靠地方政府根本不现实, 因为地方财政目前还处于自救阶段。目前现在多数地方政府都出台了救楼市计划, 政府要救楼市是因为土地财政难以为继。根据数据显示, 2008年1—11月份, 7、8个城市卖地的收入仅为去年2007年卖地收入的1/3, 有些城市甚至连1/4、1/5都不到, 地方政府匆匆出台措施救楼市, 实际上是救自己。土地财政难以为继, 希望刺激楼市, 把地价抬高。目前刺激的结果并不理想。在这样的情况下, 假如2009年的楼市不能恢复到几个月前那样火爆, 地方财政连自己都解决不了问题, 更不会有钱投入到这三万亿中。

(2) 银行。大家知道我们的银行经过了多年的努力, 好不容易开始剥离坏账, 改革建立基本的规章制度, 并在海外上市, 进一步筹集资本金, 所以说现在我们的银行体系基本上是健康的,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没有发生大的动荡,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银行体系基本健康。好在我们抓紧了银行改革, 否则按照过去银行20%～40%的坏账率,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 国内的信心发生什么变化就很难设想。

我国银行业才走上良性发展轨道, 如果这时候国家马上要求银行放几万亿的款, 银行贷也不对, 不贷也不对。银行现在都是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要对股东负责, 贷的这笔款项风险和收益是否匹配、能不能回收、多长时间回收都是问题, 如果没有效益就不能到股东大会上交代。股东买银行的股票是为了获得收益, 并没有支援国家建设的义务, 如果股东认为这个贷款风险很高、收益比较低, 就不会愿意承担这个风险。所以银行只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就贷款, 那商业银行又要回到政策性银行的老路上去。我们这么多年吃苦头就吃在我们的商业银行不是真正的商业银行, 而是政策性银行, 这条路这么走, 不仅在股东那里没法交代, 就是在全国老百姓这里也无法交代, 不能再人为的制造银行坏账。

(3) 企业。如果银行不行, 就剩企业了, 可是如果企业愿意在这个时候投资的话, 就不会要这四万亿了。这四万亿隐含的前提就是, 企业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投资。可以肯定的是民营企业不会掏钱, 因为钱都是他自己的, 他不愿意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冒然把钱扔出去。

还有国有企业, 政府可以跟国有企业讲政治, 让国有企业在四万亿里作出贡献, 但是国有企业的任务是使资产保值增值。尽管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是错的, 但是目前政府给它规定的目标就是资产保值增值, 所以在这个时候做投资不容许出现损失, 因为我们不容许国有资产亏损。我们看到国资委领导讲话都非常艺术, “一方面”、“另外一方面”, “既要”、“又要”, 既要支持扩大内需的政策, 又要控制风险。

算了一圈, 除了中央的一万亿以外, 剩下的三万亿仍然没有着落。

3、四万亿的作用

就算落实了资金的来源, 这四万亿能不能起作用?由于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 我们只能借助一些历史的事件来判断这四万亿到底能不能起作用。

我们都认为, 1933年的罗斯福新政结束了上次大萧条, 这被称为“凯恩斯主义”、“国际标准”。新政有两条主要内容:第一, 建立全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二, 政府增加开支创造需求, 试图把经济拉出萧条。但是美国经济并没有因为罗斯福新政而摆脱萧条, 萧条从1929年一直持续到1939年才结束, 结束的原因不是新政, 而是希特勒进攻波兰,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政府的需求突增、政府的开支在1940年后占到GDP的50%, 才结束了美国长达10年的萧条。结束大萧条的不是罗斯福的新政而是希特勒, 这就是历史。当然, 历史经常被人们改写, 如2008年的诺贝尔奖获奖者克鲁格曼, 他获这个奖不是因为他的学术研究, 而是因为他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 类似于歌星、球星, 而不是经济学家。但是克鲁格曼讲了一句正确的话, 他说“靠财政政策结束萧条只有一次,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们再来看一下日本。日本在1989年经济进入衰退, 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泡沫破灭。日本政府为了应对这样的衰退同样也应用了凯恩斯主义, 连续10几年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财政赤字平均每年达到GDP 5%以上, 早就突破了国际的警戒线, 在高峰的年份达到GDP 10%以上, 但是日本的经济到今天仍然是不死不活。当然, 如果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日本比今天还惨, 但问题在于这样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无法持续的。在日本长期衰退的初期, 也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 日本的国家债务对GDP的比例是50%, 而目前已经到了160%, 日本政府进一步举债的空间非常有限, 如果再增加负债, 国家就有可能破产, 日本政府在海外发行的国债曾经被国际评级机构把它评为“垃圾以下”, 这说明大家对日本政府的偿还能力产生怀疑, 因此中国不能走日本的老路。

有人说1998年我们也执行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结果经济结束了下行增长的趋势而调头向上。现象确实是这样, 但是, 当我们分析数据之后就会发现, 98年财政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1999年、2000年以来经济的反转最根本的是两大原因。一是房地产投资的突飞猛进。房地产在1999年、2000年启动是因为1998年我们进行了住房改革, 取消了分配住房, 把住房推向了市场, 忽然在国内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房地产市场, 资金、材料、劳动创造了一个新的产业, 这个新的产业支撑了我们经济发展一直到今天, 到今天我们房地产投资已经占到固定资产总投资的1/3以上。而房地产市场的启动跟四万亿没什么关系, 房地产市场是靠改革启动的。这次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改革, 而非实行了扩张性财政政策。二是进入WTO后的外部需求, 这个是显而易见的原因。

四、放开政府对经济的过度管制是关键

综上所述, 中国经济的调头向上一是靠改革, 二是开放。中国不需要“凯恩斯主义”, 中国需要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让市场发挥作用, 让民众的创造力充分的涌现。现在经济中确实碰到过一些困难, 这些困难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过去我们也碰到过, 但是我们解决这些困难不应该是靠政府的一再花钱, 而是靠不断地改革开放, 培育新的增长点, 相信民众的创造和市场的活力, 实际上我们也提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 但是很多时候都被忽视了。

为了培育新的增长点, 就应解除政府对经济的过度管制。上文中我们已经讲过为什么我们经济增长10%还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是因为我们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了制造业上而长期忽视服务业, 使得我们国家的服务业在世界各个主要经济体中是相对比较落后的。我们服务业占GDP比重不到40%, 而美国是80%以上, 日本是65%, 连经济发达程度不如中国的印度, 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也有50%。服务业长期落后和政府的管制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此我们需要放开管制。

这里所说的服务业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洗头洗脚, 而是指金融服务、电讯服务、交通运输、港口机场、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媒体娱乐等, 这些行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能提供很多投资机会, 创造很多工作岗位。例如金融服务业, 我们80%以上的中小企业现在没有金融服务, 几乎百分之百的农民没有金融服务, 如果把这个市场打开, 就能创造可观的就业机会。

医疗服务的供应长期落后民众的需要也是因为管制。想办个医院, 审批通不过, 民营医院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最后还是经营不下去, 政府铁打的医疗体系阻碍了资源流入, 结果就是医疗资源的短缺, 看病难。我们只指责大夫的医德有问题, 事实上有欠公允。大夫的工资也是管制的, 不能由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决定, 医生的收入长期低于市场价值, 而市场的规律总是要顽强的表现自己, 表现的方式就是红包。不给医生涨工资, 还骂他收红包是医德有问题, 这不是市场经济的逻辑, 而是计划经济的逻辑。

对文化娱乐体系过度的管制也令人难以理解。一个片子出来三堂会审, 关系搞得不好就说你品位低下不能播。文化娱乐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事, 有人愿意做、有人愿意看, 评审就是没有道理的事, 评委们的口味不见得就比老百姓高雅。

无所不在的管制束缚了经济的发展, 我们政府经常做两件事。一是作茧自缚。中国还是一个中等发达程度的经济体, 事实上我们跟日本不一样, 我们有很大的潜力, 但我们作茧自缚。二是“逼良为娼”。如果没有地下钱庄, 我们的民营企业根本不能有现在的发展, 可惜地下钱庄是非法的。倘若地下钱庄如果能在阳光下操作, 大家去注册, 政府可以收税, 可以监管, 这既能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又能创造就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