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美的的成功与挑战

第三条道路：美的的成功与挑战（精选3篇）

篇1：第三条道路：美的的成功与挑战

10月17日来源:《销售与管理》杂志

环视中国家电企业群落，美的显得独特而平实，这种独特与平实主要体现在：企业规模成长的独特;掌门人何享健的平实，

首先，许多中国企业在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都走不出规摸不经济、规模不强壮、规模不持续的困境，即企业规模做大以后，赢利能力却越来越差。这些企业的规模瞬间膨胀，但内部就象一麻袋土豆，每个土豆又僵、又冷、又硬，难以整合与协同，使企业肥胖但不强壮。同时，这些企业的成长曲线就像“过山车”，忽而陡峭直行，忽而坠入深渊，成长曲线不够连续。而美的在追求高速成长与规模发展的同时，一直保持着良好的财务记录和赢利能力，能够驾驭速度与稳健、规模与效益的最佳平衡点，二十多年来没有出现过重大的战略性产品投资失误和财务黑洞， 在中国，很少有家电企业能够做到这一点。

其次，何享健是中国企业界真正的“常青树”，从1968年创建企业到现在，成就了40年“不倒翁”的神话。中国知名的企业家几乎都有传记，何享健却没有，做到了真正的低调和平实。现在，美的已成为中国的白家电市值王和最有价值的家电品牌，而媒体和外界却对何享健其人知之甚少，在美的，企业品牌远大于企业家的个人品牌。

上篇：成功之道

企业家精神的成功

在中国特殊的市场环境中，中国企业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企业家的成功。同样，美的的成功也是何享健个人的成功，是何享健独特的企业家精神与素质的成功。

第一，立意高远，务实而低调。一个企业能做多大，首先取决于企业家的境界、抱负与追求。何享健立意高远的目标追求，没有局限在提出一个振聋发聩的口号式目标，而是将理想的目标追求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组织绩效行为，并执着而坚定地分阶段、分步骤地实现它。

笔者曾与何享健谈到他的人生目标和追求，何享健说:“我的人生目标很明确，就是把美的做大做强，就是干企业，而干企业就是要赢利、要赚钱。”因此，他能够始终保持企业家本色，始终务实地追求企业利益，从而能够抵御各种诱惑，埋头干企业。至于他为什么刻意保持低调，何享健的回答也很实在：“我的普通话说不好，文化水平也不高，既不像柳传志那样能侃，也不像任正非那样会写，跟媒体接触容易说错话，容易被人误解，给企业带来危害。所以，我不如不讲，少讲多干，把企业做大了，让企业赚钱了，比什么都强。”何享健一方面在对外宣传上以企业品牌为核心，将个人隐于企业之后，另一方面又能良好地驾驭政企关系，始终与政冶保有一步之遥。何享健说过，企业家要懂政治，但不要搞政治，更不能热衷于成为一个政治或明星人物。

第二，懂得分享、舍得分利。何享健善于用利益机制与杠杆驱动并调控职业经理人，通过“懂得分享，舍得分利”来激励经营者不断创造高绩效。我们在美的进行文化诊断时，发现在机会提供与利益回报这两个要素上，职业经理人的满意度非常高，几乎所有的职业经理人都对何享健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强烈的感恩心态，感恩老板给他们提供了发展机会，给予他们足够的利益回报。

在美的，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员工的薪酬根据业绩来确定，有能力就会获得机会，有业绩就会得到相应的回报。何享健擅于给职业经理人制定富有挑战性的高绩效目标，并确定合理的利益预期边界，职业经理人一旦达到预先确定的绩效目标，何享健便会舍得分利，并讲信用、重承诺。“老板最终给予我的往往超越了我的预期，答应的事情一定会兑现，从来不打折扣。” 职业经理人如是说。

在美的，老板跟职业经理人的关系也很简单，就是要凭能力、凭业绩吃饭，而不是凭政治技巧吃饭。正如何享健所说：“我最烦的是给我开车门、提包擦鞋的人，最喜欢能创造业绩并给我提意见的人。”

第三，善用人，敢放权。何享健的成功不仅在于做大了美的，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支忠诚感强，能够不断创造高绩效的职业经理人队伍。何享健尊重人才、看重业绩、任用人才时从来不看其背景，因此，美的的员工不怕有个性，就怕没能力、没业绩。在对职业经理人的使用上，何享健既强调有效约束，更强调充分放权，同时，在对事业部的管理方面，美的的放权也是最彻底的，例如：何享健在五千万以上的投资才签字，五千万以下都不用他亲自签字，中国的企业家中能如此大胆授权的少之又少。

为什么美的放权的胆子大，关键是美的强调机制与制度建设，通过机制与制度约束人，而不是“点对点”、“人盯人”的控制。同时，美的十分注重强化信息与财务系统的基础建设，何享健本人也能深入市场与管理终端，把握企业内外的鲜活信息。每天早晨，何享健都先到厂子转一圈，见到员工或客户时聊一聊，以便把握一线动态，同时，他每天都要看自己选定的十一种杂志，获取知识与信息，敏锐感知外部环境的变化。

利益与道德是何享健用人、放权的两个基本工具。他常说“水至清则无鱼”，对有能力、并为企业创造业绩的人，要有包容心，允许他们有自己的利益，但也要有道德底线，这个底线谁都不能碰，谁碰谁出局。何享健还强调：用人要授权，授权要有序。因此，美的的职业经理人对何享健既感恩，又敬畏。同时，虽然职业经理人享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每个事业部都有自己的局部利益及本位主义，但其它企业在充分授权后造就了各类“山头和诸侯”的情形却没有在美的出现。

第四，意识超前，勇于创新。1968年，何享健就开始响应国家生产自救的号召，带领23个人以5000元钱开始创业;上世纪80年代，美的利用自己的零配件能力，生产出电风扇而进入家电行业;1985年，美的通过购买设备和技术，进入空调行业，成为国内最早的空调生产企业之一;美的是广东最早的八家股份制改造试点企业之一，1993年就成功上市，成为中国乡镇企业深市第一家;，美的在家电企业率先实施事业部组织模式变革，并探索中国营销的第三条道路;同年，美的与甲骨文公司合作进行信息化系统建设;此外，美的的事业部改造、美的的MBO杠杆收购、美的的职业经理人队伍建设都是中国企业的先行者。美的是上市公司中第一个实施MBO杠杆收购、解决治理结构问题的企业。如今，美的又引进高盛集团作为战略投资人，以推进美的的国际化发展战略。

何享健虽然平时话语不多，但其创新的行动常常比别人快半拍。美的勇于实践，碰到感觉有用的新东西就会引入企业，实践之后再对照标杆与目标寻找自己的差距，最后才上升到理论层面。

笔者对两件事至今都记忆犹新：一件事是，美的高层对是否要进行事业部改造意见不一，一部分人认为事业部改造容易造成混乱，甚至可能会产生诸侯纷争;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只有通过事业部改造才能激发企业的活力，使新产品新业务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其时正值笔者给美的高层讲事业部改造的好处，何享健激动地冲上讲台，抢过话筒说：“美的只有像彭老师所说的搞事业部才有出路，事业部是美的必须要走的一条道路。” 很快，美的就进行了事业部改造。

另一件事是，美的正处于如何解决企业治理结构问题，尤其是产权问题的关键时期，我正好应邀讲授MBO杠杆收购的理论及四通的案例，何享健听完之后就问我：“像我们这样的上市公司，可不可以MBO杠杆收购?”当时，我找到证监会的相关负责人询问此事，得到的回答是现在政策没有说让，也没有说不让。我将原话转述给何享健，何随即说：“既然上面没说不让，那么我们就可以干。”很快，美的就成立了MBO杠杆收购研究小组，并成为中国第一家搞 MBO杠杆收购的上市公司。

经营战略上的执着与专注

研究美的的成长和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美的的经营发展战略清晰而执着，没有犯过重大的战略性错误,没有步入盲目多元化的陷阱，正因为这种战略上的执着、专注，美的在经营上坚持以家电为主业，拥有了中国最大、最完整的小家电和厨房用具的产业集群。正因为这种战略上的执着、专注，美的能够掌控产业价值链最为关键的环节，比如压缩机、电机、磁控管、变压器等中间层面上的环节，因此美的拥有了强大的竞争力。

在产业投资上，美的奉行稳健的财务策略，坚持“谁投资、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确保投资一个成功一个。而进入新的产业领域时，美的讲究顺其自然、实实在在、一步一个脚印。用何享健的话讲，叫做“宁可走慢一两步、也不能走错半步;宁可少赚一两个亿，也不能乱来;国际化时不冒进、不跟风”。

独特与实用的经营模式――第三条道路

美的的经营模式是典型的拿来、模仿与自主创新相结合的产物，形成了具有美的特色的“第三条道路”经营模式。美的的技术创新路线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引进创新，比如最早从广州一个国有企业购进设备和技术生产分体式空调，接着相继引进了日本三洋模糊逻辑电饭煲项目、日本东芝的空调技术、意大利梅洛尼的洗碗机技术、日本芝浦电机制作的RP封锁电机等项目，通过收购东芝万家乐进入空调压缩机领域，通过购买日本三洋公司的磁控管技术掌握了微波炉生产的关键环节，这类技术创新是典型的拿来主义基础上的创新;第二种是技术合作创新，比如与韩国某株式会社合作生产净水水机，与三星签订OEM协议和联合开发，与东芝合资以生产换技术;另外，美的还与清华大学、西安交大进行了20多项技术合作，与电子科技大学共建了微波实验室，这些都使美的缩短了与世界级企业在技术方面的差距。

美的采取技术引进战略，既节省时间和资金，又能切入相对高端的技术层次层面，在企业发展的中前期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近些年，在新的竞争环境下，美的开始在消化外来技术的基础上，重视自主创新，并在部分主导产品的核心术上有了重大突破。目前，美的的技术专利已经有1300项。

美的的竞争优势主要是基于规模基础上的低成本优势，何享健提出，美的的产能、产量、销量要做到国内前三名。到，美的的家电产品年产量超过了8000万台，主要产品都居国内同行业销量前三名。其中，电风扇、电饭煲、电暖气多年位居世界第一;饮水机、电磁炉、电火锅全国第一;微波炉、空调居全国第二;空调电机、压缩机全球第一;磁控管居全球前两位，规模效应给美的带来了巨大的竞争优势，

美的还为世界知名品牌进行贴牌生产，GE、TOTO、三星、东芝等都是美的的长期客户。为世界知名品牌贴牌生产，给美的带来了两个好处，一是通过OEM积累技术和经验;二是进一步强化了美的的规模成本优势。

空调事业部成立以后，美的就营销模式的选择产生了争论，争论焦点在于美的是走长虹大批发的高空运作模式，还是走TCL自建营销网络的低空运作模式。美的实事求是地选择了营销的第三条道路――复合渠道模式，以市场为导向，以速度为特征，兼容高空运作与低空营销运作的优势，该自己做的自己做，该交给分销商开拓的交给分销商，充分利用渠道的能量，分层分类，针对不同市场采用不同的模式。

机制激活内部动力

一个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于人才的质量与数量，而激活人才的关键在于机制与制度建设，在于治理结构、组织与人才管理机制。美的经营管理机制最大的一个特点是能够在有效控制的基础上持续激发活力，通过机制与制度建设形成了内在的竞争优势。何享健非常重视机制建设，他曾说，宁可容忍一个亿的投资失误，也决不容忍机制的弱化和衰退。

首先，从治理结构来看，美的通过上市优化了治理结构，在上市公司中率先实现了MBO杠杆收购，同时在高层经营团队控股的基础上引进国际投资，进一步优化了产权结构。

其次，美的既能在战略上实现有效牵引，又能在经营上通过事业部改造的方式充分放权，激发活力。美的通过事业部改造，划清了责任单位，真正做到授权到位。事业部以业绩作为标准直接承担经营责任，而且以业绩为标准的机制相对公平和透明，能让机会向那些有业绩的人倾斜。所以美的领导层都说，美的成功的关键是机制，机制的核心是什么，机制的核心是以业绩论英雄。我们在访谈的过程中，有很多职业经理人说：我们每年都在比，看谁给公司赚的钱多，如果自己做得不好就觉得很没面子，去开会都不好意思坐在前面。这里面还有一层潜在的含义：如果一个经理人没能完成业绩，很可能会危及自己的位置。所以每个经理人的压力都很大。美的的机制促使每位经理人拼命向前冲，如果自己不行，马上会有新人顶上。如果一位经理人感觉在美的无事可做时，可能就是自己岗位不保之时。

美的就是通过这种绩效导向的机制来形成内部竞争的压力，持续激活人力资源，使干部能上能下，不断地铲除那些沉淀层，增加企业的活力，从而提升了人力资源投入与产出的效率，成为一种长效的赛马机制。这种机制是一种分权到位、利益到位，既共享又市场化的机制。

赛马机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能够根据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不断进行机制与组织的优化与调整。当产品线较单一时，美的采用权力高度集中的机制，有利于企业效率的提高;当产品线较丰富、市场管理复杂的时候，美的将权力逐步下放，使二级单位成为经营主体，直接承担市场责任。随着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美的不断培养总部的专业管理职能，强化集团层面的组织整合与协同。

美的集团的组织调整，始终都是秉承着责任清晰、运作高效的原则来变革的，它鼓励和引导各个经营单位快速响应市场。美的曾经提出四句话来概括他们的组织原则：“集权有道、分权有序、授权有章、用权有度”。集权有道指的是企业在该集权的时候、对于应该集中的权力一定要集中;分权有序指的是一定要有序分权而不是盲目分权;授权有章指的是按照规则来授权而不是盲目授权;用权有度指的是一定要在授权的同时懂得制衡，让权力不被滥用。

同时，美的对组织机构的变革与调整不是简单地画一个组织结构图，而是一定要有相配套的责任、权力、利益、人的关系的调整。组织变，人一定要变，伴随着经营班子的调整，相应的人力资源机制与制度也要调整。

绩效导向的企业文化

美的文化中的核心要素是典型的绩效导向，笔者认为，这一点与何享健务实的个性是一脉相承的。

绩效导向文化的第一个直接表现就是企业内部基于业绩的竞争性。美的给员工施展才华的空间，但业绩考核是一条高压线，职业经理人一旦碰了高压线就会出局了。因此，大家普遍感觉美的的绩效文化比较残酷，淘汰率比较高，也造成了美的的职业经理人缺乏安全感。虽然美的的竞争文化有些残酷，但因为美的建立了公平、公正、公开的机制，也就培养出来了一种能上能下的文化氛围，使得胜者为王，强者更强。

绩效导向文化的第二个表现是不搞形式主义，务实追求企业利益。做企业就是要赚钱，这是何享健的一直坚持的观点。美的一旦感觉到某项业务不能赚钱而且又前途无望的时候，就会果断出手、终止投资。同时，美的对职业经理人的考核以利润加销售收入为主，任何人都不能摆老资格，不能讲条件，要立新功不能吃老本。

绩效导向的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特色就是高绩效的移民文化。在美的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顺口溜：六十年代用北窖人(美的位于广东省顺德市北窖)、七十年代用顺德人、八十年代用广东人、九十年代用全国人、二十一世纪用世界人。移民文化体现出了美的文化的开放与包容性：不排外，只要有才美的就用。美的文化的开放与包容性还体现在大量起用年轻人，自己培养人才，很多老的创业者不行了，就退出给年轻人腾出机会，而且不排外。如李东来大学毕业后到美的工作仅九年时间，现在已成为美的空调事业部的总经理。

下篇：现实的挑战

对一个成功企业而言，最大的敌人不是竞争对手，而是自己，是自己习惯性的思维与行为方式，是成功所带来的惯性。毫无疑问，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美的能否持续做大、做强，基业常青，关键在于能否直面环境改变所带来的挑战，实现自我变革与自我超越。

经理人蜕变的挑战

业绩导向让企业往往以简单的经济价值来衡量组织和员工的地位，使职业经理人追求短期业绩，不顾企业长期利益，不愿意投资进行长期的技术创新和研究，缺少长远的战略思维。在业绩导向的文化氛围中，职业经理人缺乏事业感与成就感，打工心态严重。富裕起来的职业经理人由于缺乏进一步的愿景与目标牵引，创业激情递减，开始出现工作与生活倦怠。

同时，绩效导向的文化使得各级领导者雪藏人才，不愿意优秀下属调离，只用自己中意的人,优秀人才难以在集团内部流动与整合。而且，业绩压力越大，经理人越有充分的人事权利，就越可能导致小团队现象，大家抱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随着何享健退出经营管理前台，隐身于企业后台，如何让职业经理人具有做大产业、成为产业领袖的气度和胸怀;如何让职业经理人具有战略意识，有进一步的事业追求;如何重新激发职业经理人的创业激情，是美的所面临的挑战。

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作为创业型企业家的何享健能否真正实现自我超越，真正让职业经理人在企业经营管理上拥有话语权，让职业经理人真正参与企业战略决策，形成新的利益共同体,真正能够给予职业经理人更大的而且是没有天花板的事业舞台,

再说,何享健的平实低调并不等于未来的职业经理人一定要同样的平实低调，这就需要改变美的不让职业经理人出名冒头，谁冒头谁就有可能要受打压的文化，要像联想柳传志一样让杨元庆和郭为这样的职业经理人树立个人品牌和权威，脱颖而出。

组织变革的挑战

美的过去的事业部管理模式焕发了组织的活力，形成了它的纵向一体化，但难以进行横向的协同与资源整合。虽然美的没有形成诸侯和山头林立的局面，但本位主义依旧不能忽视，本位主义在美的甚至有加剧的趋势。比如，美的各个事业部都有自己的研发中心，各自掌握资源，但缺乏基础性研究、共享性研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甚至隐患。

同时，美的事业部的管理能力比较强，而总部的专业化职能管理能力相对偏弱,加上集团管理层次比较多，信息传递过程环节多，容易造成官僚主义的滋生。总部由于对一线工作的不了解，往往制定出“一刀切式”的政策。

未来，美的组织变革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强化集团管控，在二级产业集群,提高资源整合、共享与协同能力。如何享健谈到，美的在未来的组织变革应该是建立航空港式的组织模式，建立集团层面的公共资源运行平台，各个产业事业群可以在这个机场上降落以实现共享资源，最后实现企业集团管理的理想境界：何享健专注于做大企业价值;二级产业集群的领导专注于做大产业，成为产业领袖，三级产品事业部领导专注于产品与市场，做大产品和利润，对美的三个层次的领导者而言，无疑都面临着自我超越与能力升级换代的挑战。

国际化的挑战

何享健说：“我思考的不是一千亿的问题，而是一千亿后持续发展的问题，美的要达到亚洲前两名、全球前五名，成为全球化、国际化的企业，这是美的所确定的新目标。”

毫无疑问，国际化的新目标对美的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美的需要直面诸多新的问题。比如，目前美的的国际化人才严重短缺;美的本身的文化与机制怎么适应国际化的要求;美的的产品与服务体系怎么适应国际化的需要;如何提升美的的产品差异化竞争力、如何提升美的的品牌力、如何进行全球的生产布局、如何整合全球的物流与服务体系、如何解决国际性的收购兼并问题，等等。

在国际化进程当中，美的的国内营销经验很难移植到海外，海外的营销模式如何来建立，海外营销本地化服务体系如何建立，也是美的必须直面的挑战。

另外，美的还要面对一个很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国际化自主品牌与OEM 模式的冲突。美的要在国际上创立自主品牌，国际品牌必然会通过减少OEM的订单来打压美的。同时，美的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基于产业价值链的产能，而这种产能很大一部分是基于OEM的，对美的来说，这种产能的退出成本很高，既定的大规模产能如何释放是美的国际化道路上所隐含的一个问题。处理不好，美的的大量产能可能会闲置，导致成本上升，产品竞争力下降。此外，大规模产能要求产品同质化程度高，而自创国际品牌则要通过原创性的技术创新来形成产品差异化，这两者的矛盾或转换对美的的技术创新力及生产管理、计划管理、现场管理、品质管理、员工管理都提出了巨大挑战。

篇2：教师权威重塑的第三条道路

一、教师权威消解:学校教育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教育事实

(一) 教师权威是教育系统正常的必备条件

权威 (authority) 一词属于社会学范畴, 它代表一种社会关系, 即权威者与权威对象之间的影响与被影响、支配与服从的关系。教师权威是学校教育权威的集中体现, 其具体表现为教师对学生的控制和管理以及学生对教师的依赖和服从。教师权威是维持教育教学秩序, 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的必要条件。“学校是以高度组织化和集团化为特色的社会组织, 这种组织化、集团化, 要求一定的权威发挥控制、管理和协调等作用。适当的教师权威不仅是开展学校教育活动的必要前提, 而且为师生双方的相互发展提供了可能。” (孙百娥, 2002) 同样, 教师权威也是实现社会主流价值观传递, 实现学生社会化的重要保障。在突出教师专业化特色的时代语境中, 教师作为国家意志与民族精神传递者的身份依然存在, 尤其是在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相互冲突、相互碰撞的时代, 更需要教师为青年学生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养成提供帮助和指导。

(二) “相对变化”:教师权威在现代社会的消解

在现代社会, 教师权威的消解“不是基于权威的主体——教师的角度, 而是基于权威的背景——外部社会以及权威的客体——学生的角度, 换言之, 不是指教师通过提高自身努力而实现的教师权威的‘绝对变化’, 而是指由于社会变化和学生差异而导致出现的教师权威的‘相对变化’。”[1] 我们就从社会背景的变化和学生客体的变化两个方面, 来分析教师权威在现代社会的“相对变化”。

1.社会变化:

教师权威时代语境的转变。 不同时代语境中的教师权威, 具有不同的时代特点。在前工业社会以及工业社会背景下, 教师权威主要表现为:知识权威、文本解释权威和法定权威。在较为注重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对知识的接受的社会背景下, 教师权威的树立主要是为了确保教育教学过程中知识传递的有序性、可控性和高效性。社会从制度方面所能给予教师的外在权威的真正本义就在于, 教师权威是进行知识灌输的必备条件, 同样它也是社会通过教育把外在的社会控制转化为学生自身行为的重要保障。

在不同于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信息化时代, 学校教育要培养出不同于前两个时代的学习者, 即“不仅要成为学习一般意义知识的学习者, 而且要求学会如何适应、对付飞速变化的社会, 如何思考、决策和解决问题, 如何造就自己的洞察力和创造性”[2] 。传统社会背景下所形成的教师权威, 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学校教育过程中知识传递的需求。其必然要求出现一种能适应新的教育发展需求的教师权威, 以保证学校教育知识的合理传递, 以及社会对新型学习者的需求。因此, 相对于传统社会中的教师权威而言, 在信息化时代教师权威必然会出现相应的变化。这种“相对变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也是现代社会变革对教师提出的挑战。

2.学生差异:

教师权威客体的变化。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在不断发生变革。从最初的“人的依赖关系”的传统社会到“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为本质特征的现代社会, 教育对人发展的推动, 尤其是对学生个性发展的关注空前提升。现代社会需要现代教育培育具有自由、平等、独立的现代人, 以适应市场经济对人与人之间自由、平等和独立的新型人际关系的期待。同样, 传统的教育教学方式, 已不适应具有独立意识、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的现代学生, 已不适应建构民主、平等的课堂教学文化的教育需求。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人际关系的变化, 导致了社会对人基本素质需求的变化, 也导致了教育教学方式的变革。而教育教学方式的变革、教育过程中学生角色的变化, 必然要求教育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以不同于以往的权利关系来应对变化的社会。传统的“师道尊严”和“教师中心”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应让位于以各自独立、互相负责和交换意见为标记的民主式的师生关系, 以萌发、生成独立、自主的现代人格。

二、教师权威建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博弈

在教师权威建构的路径上, 我国当前的学术研究主要围绕对“自上而下”型的批判和对“自下而上”型的倡导中而展开。事实上, 以上两种教师权威建构的路径都有其可取之处, 如果过分倚重都有可能出现理论与实践的偏差。

(一) 教师权威构建的传统路径:自上而下

1.基于社会制度的教师权威。

儒家思想作为我国传统社会文化的主体和核心, 道德教育在儒家教育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传统社会, “道”主要是封建伦理纲常, 而“德”是指主体对“道”的获得与掌握。作为道德教育过程中“道”的直接代表者、传承者、体现者, 教师与“道”一同被奉为至高至尊的地位。荀况在《礼论》中把教师纳入天、地、君、亲的序列而备加尊崇, 就是最好的例证, “天地者, 生之本也;先祖者, 类之本也;君师者, 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在基于社会制度的教师权威语境中, “学校教师就如封建体制下世袭的君王、贵族一样, 是制度化的领导, 因为教师的行为模式早就由教师的职位界定好了的, 当教师的人只要表现出与该模式相适应的行为, 就能实施其领导了, 其权威、声望并非来自个人的人格特质, 而是由其地位衍生而出的”[3] 。这种“以教师为中心”的专制型的教师权威模式, 在我国建国以来相当长的时间以内 (甚至在现今社会) , 在某些方面都可看到其痕迹存在。

2.权力的绝对性:

教师权威自上而下建构的弊端。 教师作为传统社会中“道”的代表, 对于学生来说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种因外部社会需求而建构起来的教师权威, 对于形成尊师重教的教育传统, 维护封建社会道统的统治地位, 推行德治教化, 实现儒家“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 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但是, 作为教师权威本身“已经包含了自我毁灭的种子”[4] 。教师作为既定文化的化身, 其与学生之间存在着制度性的身份及地位差距。这种身份与地位差距, 无形之中拉大了师生之间的社会距离, 使得学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惧师”、“畏师”等不良心理, 其结果必然会造成对受教育者个体人格价值的忽视与压抑, 对个体个性特征的发展和创造精神的桎梏。这种以复制原有文化、恪守师授知识为表征的教师权威, “使本来追求人格的完善和自我实现, 变成社会规范对独立人格的一定程度的束缚, 甚而至于丧失了自我”[5] 。

(二) 教师权威建构的现代路径:自下而上

1.基于学生认同的教师权威。

后现代主义视角下的教师权威是基于后现代的知识观而建立起来的, 后现代主义知识观认为知识是“一种动态的、开放的解释, 研究者 (例如师生) 并非外在而是内在于认识过程之中。知识并不是一种绝对的、固定不变的终极真理, 而是具有不确定性、多样性、建构性和可质疑性等特征”[6] 。基于后现代主义的知识观, 由于知识内在于认识过程之中, 知识是在师生之间共同建构的过程中生成, 所以教师作为知识权威的传统地位就因知识观的改变而消失。“由于知识性质的变化, 教师权威不再由教师与知识的关系来决定, 而是由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来决定。” (杨晓, 2004) 教师权威不再像传统社会所理解的那样, 因其所代表的知识——“道”的性质来决定, 而逐渐转变为师生之间在共同建构知识的过程中生成, 因学生人格养成而被认同。

2.权力的相对性:

教师权威自下而上建构的弊端。 基于后现代的知识观而建立起来的教师权威及所形成的师生关系, 无疑是对传统教师权威及所形成的师生关系的颠覆, 其对于纠正传统教师权威及不良的师生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现实的教育生活中对其进行理解以及付诸实践时, 却常有“矫枉过正”之嫌。如在目前有关研究、探讨教育改革的资料中, 几乎随处可见指责、批判时下教师专制、权威的文章, 甚至连必要的批评也被列为禁令。这种主张完全消解教师权威的观点陷入了另一个极端, 显然是不尽合理的[7] 。同样, 由于后现代主义的无中心意识和多元价值取向, 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评判价值的标准不甚清楚或全然模糊, 社会理想、人生意义、国家前途、传统道德等等, 在后现代主义的浸淫下变得相当模糊、淡化, 这就难免导致教育过程中出现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教育倾向, 而不利于学生基本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养成及社会化的实现。

三、教师权威重塑:介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之间

教师权威的重塑就是要促进社会赋予的教师权威与学生认同的教师权威的辩证统一, 从而实现教师权威由“外在权威”向“内在权威”过渡, 进而保证教师权威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贯彻实现。正如陈桂生先生所指出的, “教师权威的来源, 一是一定教育结构赋予教师的权力;一是教师基于个人的素养与表现在学生中获得的威信。前者是外在的权威, 是每个教师都可能有的权威;后者是内在的权威, 不是每个教师都能得到的权威。前者是社会赋予的, 后者是学生认同的。外在权威不以内在权威为支柱, 对学生缺乏足够的影响力量;内在权威若游离于外在权威之外, 往往不能产生真正的教育效应”[8] 。传统教师权威作为一种教育文化传统, 我们应该在批判分析的基础之上加以吸收利用;对于后现代语境中的教师权威, 我们也应该在仔细斟酌之后加以借鉴完善, 只有这样才能重塑符合我国教育现实的教师权威。为此, 我们须从教师的外在权威和内在权威两个方面入手, 在教师教育的实践过程之中重塑教师权威。

(一) 加强教师权威的外在保障, 构筑教师成长的制度平台

学校和社会应该坚持树立和努力维持教师权威, 其中健全并落实教育法律法规, 解决教师的后顾之忧, 切实保障教师的制度权威, 是建构教师权威的基础。教师的制度权威主要是通过社会的授权而建立, 通过社会的信任、支持而得以存在和保持。为此, 我们需要建立和健全有关教师教育的法律法规, 明晰教师的职业属性, 保障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不受到任何外来因素的干扰和侵犯;应该不断提高教师的生活待遇, 依法保障教师的收入水平, 完善教师的医疗、养老、住房等社会保障, 努力改善教师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同样, 我们需要通过各种媒体大力宣传教师的重要作用, 提升教师的社会影响力, 为教师权威的树立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学校也应该在遵守各项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努力维护教师在学生面前的正面形象和权威, 尽力营造爱护教师、尊重教师的和谐校园环境。教师权威只有在保障教师权益的各项教育法律法规得以落实和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得以实现的前提下, 真正把尊重教师与信任教师、依靠教师办学的方针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 让教师在教育生活中体现其权威。

(二) 提升教师权威的内在品质, 注重教师爱与智的统一

教师是“爱智统一的人, 即是爱的智者和智的爱者, 是能够‘以己爱智, 育人爱智’的人。教育的真谛, 就是由爱者培育人之善, 由智者培育人之智” (刘庆昌, 2009) 。爱是教师的基本素养, 是学生成人的重要保障;智是教师的内涵特质, 是学生成才的关键。成人成才是教育的理想, 只有爱与智统一的教师, 才能实现爱智统一的教育。教师智慧是教师权威产生的内在基础。它是教师在追求教育真、教育善、教育美的价值境界过程中, 所表现出来的科学性、创造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的教育能力。首先, 教师智慧以教师专业素质为基础, 教师专业素质包括专业知识、教育科学知识和教育职业道德。其次, 教师的教育实践是教师智慧产生的场域, 教师通过学习所获得的间接性知识只有在教育实践的场域中才能得以运用, 从而形成教师关于教育的直接经验。最后, 教师的教学反思是教师智慧得以最终形成的保障。教师在教学之后通过反思、讨论, 使其经过思维加工与创造过的知识与经验互相结合从而形成教师智慧。

教师的爱是教师权威产生的情感基础。师爱不仅是一种职业素养和职业要求, 更是一种教育自然本性的需要。“教师的爱有两个来源:来源于对于社会的使命感;或从与学生的交往中自然产生。”爱之于教育犹如水之于池。无爱的教育, 就像无水的池一样没有生命。爱教育是教师勤于教育事业的前提, 爱学生是教师教育学生的基础。苏霍姆林斯基在《帕夫雷什中学》一书中说:“一个好教师意味着什么?首先意味着他是个热爱孩子的人, 感到跟孩子交往是一种乐趣, 相信每个孩子都能成为一个好人, 善于跟他们交朋友, 关心孩子的快乐和悲伤, 了解孩子的心灵, 时刻都不忘记自己也曾是个孩子”。[9] 在具体的教育生活中, 教师要尽可能地了解学生的生活世界, 张扬学生的生命个性, 激发学生的主动精神, 并努力营造一种平等、民主、自由、双向互动的关系氛围, 使学生在良好的关系氛围里, 在相互尊重、信任、友善、理解与关爱的交往与互动中, 去张显个性、体验过程、激励志向、感召心灵、激扬生命, 进而获得精神生命的提升并实现个体的全面发展。

(三) 突出教师权威的专业实践, 实现教师与学生的共生

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交往活动, 教师权威就是在师生交往中得以实现的。通过外部制度和教师个人素养所能形成的教师潜在权威, 只有在教师与学生的共同交往中, 才能真正得以显现。“不管在什么社会形态下, 不管教育结构如何, 教师内在的权威与内在的爱是在同学生自然交往中形成的。” 在教育活动中, 教育交往实践通过建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实践关系, 促成了个体独立个性和人格的生成, 具体表现为这样四个层次:“一是个人主体通过交往相互教育, 相互促成对方的人格生成;二是个人主体在自我反身交往过程中监控、协调和促进自身人格的不断生成;三是个人主体在与群体的互动中进一步体认社会文化, 接受社会文化的熏陶;四是个人主体在与人类主体的交往中达到对自身的本质和价值的觉悟” (张天宝, 2006) 。教师权威就是在这种教育交往的过程中, 通过师生之间在经验共享的基础之上, 在共同合作中发现自我而达成共识, 最终实现师生共同成长与进步的教育实践中生成的。在师生之间的教育交往过程中所产生的教师权威, 不同于以往的“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的教师权威, 它是一种在师生之间的自然情感的基础之上产生的教育权威, 具有“久长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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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陆若然.在学校德育过程中重构教师权威[J].中国教师, 2008, (4) :18.

[8]陈桂生.“教育学视界”辨析[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240.240.241.

篇3：“第三条道路”与中国的社会保障

关键词第三条道路;中国;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DF3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671-(2009)111-0180-01

1 “第三条道路”的由来

“第三条道路”在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陌生的词。然而在西方,早已广为人知。一百年前,伯恩斯坦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民主结合起来,开始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运动,这应该是最早的第三条道路。二次大战后,世界分成东、西方两大阵营,就在阵营边缘地带或夹缝之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第三条道路,如南斯拉夫铁托的“自治社会主义”、意大利贝林格和西班牙卡里略等人的“欧洲共产主义”、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等。它们当中最有影响的当数西德艾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它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思想综合到一起,为战后西德的重建起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真正的第三条道路则产生于冷战结束之后。

2 “第三条道路”的主要内容

第三条道路包含十个方面的内容:1.建立新的政治哲学,超越左与右,走一条中间道路;2.改革政治体制,实现多元化的政体,增进社会的团结;3.实行“新混合经济”模式,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保持政府的适当干预,使政府与市场建立一种协作机制;4.改革福利国家制度,实行“社会投资国家”,即由政府和社会共同投资福利事业,建立风险与安全的平衡机制;5.提倡“无责任即无权利”,强调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发挥公民个人的积极性;6.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建立包容性的社会,给每个人平等参与和竞争的机会;7.强化“社区”的作用,改进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建立新型的社会秩序;8.高度重视教育问题,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促进科技进步;9.加强环境保护,促使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10.推动新型的国际合作,主张世界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建立全球性治理机制。总体来看,第三条道路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西方社会所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思维。

3追求效率与公平

人类要生存,社会要发展,就必须有效率机制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人类要平等,社会要正义,就要求有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但是自古以来,还没有一种能够把效率与公平很好地结合到一起的方法。迄今为止,西方人发明的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率的一种经济制度,但是它的差别原则恰恰造成了社会的不公正。正因为如此,西方人又发明了国家干预,试图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然而,这一切又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完成的,资本主义本身所具有的缺陷使得西方国家不可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为什么第三条道路发明于社会民主党人,原因就是他们有社会主义的传统,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原则精神至今保留着崇敬的心理,与此同时,他们对市场经济又了如指掌。第三条道路名义上不左不右,实际上是想综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点,使效率与公平兼而有之。相比之下,第三条道路要走得更远、范围更广、成效更为显著。

4 “第三条道路”与中国传统文化

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向来以“中”、“和”、“仁”等为核心思想,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把握事物的度量界限,因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内涵。对此,西方文化是无法比拟的。“中”的含义有五层:一是权衡利弊,择其善者而从之,是为先“兼权熟计”,后“兼陈万物”;二是善于协调、平衡,不回避矛盾,但又不参与其中;三是善于为人处事,能够刚柔相济,外圆内方;四是善于处世,做到大智若愚,居安思危,以静制动;五是身怀悟性,追求“至诚”。“和”除了具有“中”的含义外,还有更加深刻的意义。首先在于强调整体性,即不同事物之间的协调一致;其次十分重视独立性,即“和而不同”。和与同的差别在于:和指的是和谐、调和,而同指的是一致、不二(无异);和是不同事物如阴阳的协调,是求同存异、对立统一,而同是把不同事物合并起来,是去异存同、合二为一。正是在“和而不同”的精神指导下,中国文化历来遵循“万物并行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社会发展规律。建立在“中”、“和”等价值观念基础上的中国文化,十分重视人的作用,一向关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些与第三条道路把目光重点放在人和社会问题上是一致的,也为中国尝试第三条道路提供了牢固的思想根基。

5 第三条道路与中国的社会保障

首先,随着我国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在国家经济结构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形势下,社会保障制度也面临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必须适时地进行调整和改革,以适应形势的要求。“第三条道路”调整社会保障项目,转移社会保障重点,制定新的社会保障政策,是为了使社会保障制度得以在新的形势下发挥最大的效用。所以我国应该在以下方面进行改革:构建立体化多层次的法律保护体系,并有针对性地制定倾斜保护政策化的渠道来表达,加强弱势群体与政府部门的互动,建立沟通渠道,使他们的利益要求能通过制度,建立完整社会保障体系,将其权利保障纳入法制化轨道,探求切实可行的保护途径与方法。

其次,面对欧洲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困境,“第三条道路”并没有象新自由主义者一样,把所有问题的解决归结到经济发展问题上,绝对的强调社会保障制度完全依赖于经济发展水平。他们也没有象新保守主义一样,简单地运用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而是在强调社会成员责任意识的同时,坚持关怀市场竞争中的弱者和失败者。其社会保障新政策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克服“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制度“所导致的异化和官僚主义,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其社会保障改革的现实目的,主要地还在于增加社会成员的福利,“积极福利思想将把贝弗里奇所提出的每一个消极的概念都置换为积极的:变匮乏为自主,变疾病为健康,变无知为一生中不断持续的教育,变悲惨为幸福,变懒惰为创造”。

第三,针对社会福利国家的弊端,“第三条道路”社会保障改革的一些思路,如保持公平与效率、权利与义务的均衡;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增加再就业能力;实行积极福利,减少人们对社会保障的依赖;推行社会合作,发挥社会组织参与作用等做法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包含某些人类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探索取得的科学成果,应当给予恰当的分析和评价。有些观点从“第三条道路”主张削减某些社会福利项目、压缩社会福利开支,鼓励投资创业、实行劳资合作等具体政策出发,就判断其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帮凶,进而抹杀其社会保障改革的进步意义,未免失之为简单和武断。

参考文献

[1]郑戈译.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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