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申述申请书（精选3篇）
篇1：行政申述申请书
山西云盛工贸有限公司资质申报
申述说明材料
（2月份上报·3月14日公示)
企业盖章： 报送机关盖章：
二〇一二年 三 月 十六 日
申述说明材料目录
公示的本企业资质审查意见…………………………………………0 总会计师资格证明材料………………………………………………1 社保与劳动合同证明材料……………………………………………2 代表工程业绩证明材料………………………………………………3
1、总会计师资格证明材料
2、社保与劳动合同证明材料
3、代表工程业绩证明材料
篇2：行政申述申请书
由于城市房屋拆迁的矛盾主要集中在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 房屋承租人主动提出行政裁决申请在实践中并不多见, 但也不排除在某些特定情形下, 承租人会从自身权益出发做出此项选择。由此便提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房屋承租人能否作为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申请人?
从现行拆迁法规政策来看, 房屋承租人李四提起行政裁决的依据应当是《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305号, 以下简称《条例》) 第十三条“拆迁租赁房屋的, 拆迁人应当与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以及第十六条“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 经当事人申请, 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李四认为, 在存在租赁关系的情况下, 拆迁人应当与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签订三方协议, 不得单独与被拆迁人签订, 否则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应当视为违反了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定而无效, 而承租人也可以尚未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为由提出行政裁决申请。
笔者认为, 结合现行拆迁法规政策和拆迁实践, 房屋承租人不能作为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的申请人, 理由如下:
一、房屋承租人和被拆迁人在拆迁过程中的权利并不等同
虽然《条例》规定在被拆迁房屋存在租赁关系的情况下, 必须由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承租人签订三方协议, 但这并不意味着房屋承租人享有与被拆迁人同样的权利。《条例》第二条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实施房屋拆迁, 并需要对被拆迁人补偿、安置的, 适用本条例”。第四条则将被拆迁人明确为“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由此可见, 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才是《条例》调整的核心内容。《条例》第二十七条则明确了房屋承租人的权利:“拆迁租赁房屋, 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解除租赁关系的, 或者被拆迁人对房屋承租人进行安置的, 拆迁人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对解除租赁关系达不成协议的, 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人实行房屋产权调换。产权调换的房屋由原房屋承租人承租, 被拆迁人应当与原房屋承租人重新订立房屋租赁合同。”
结合《条例》的上述规定可以发现, 在拆迁过程中, 被拆迁人和承租人的地位是有所差别的。首先, 被拆迁人的权利来源于房屋所有权, 而承租人的权利来源于租赁权, 两者的权利位阶谁高谁低不言而喻;其次, 作为房屋的所有权人, 被拆迁人才是名副其实的拆迁当事人, 而房屋承租人仅是租赁合同当事人, 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拆迁当事人。这种情形与房屋买卖中“买卖不破租赁”的原则是相似的, 即房屋所有权发生转移后, 房屋承租人有权继续租赁房屋, 但显然房屋承租人不是房屋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正是体现了《合同法》中“买卖不破租赁”的原则, 只不过作为行政法规, 《条例》又进一步明确了必须签订三方协议方能视为拆迁补偿安置完成, 更加完善了对房屋承租人权利的保护。但这种规定只能视为是对房屋承租人权利保护的一种途径, 绝不能认为《条例》已将房屋承租人的地位等同于房屋所有权人。
二、现行拆迁法规政策并未明确房屋承租人可以作为行政裁决申请人
笔者认为, 《条例》第十六条的立法本意在于对两种申请行政裁决情形的列举, 是对被拆迁房屋存在或不存在租赁关系的分别规定, 同时也是对第十三条的进一步说明, 其并没有解决“谁是申请人”的问题。不能因为其前提条件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 就想当然地把“当事人”理解为“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
我们可以结合《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 (建住房[2003]252号, 以下简称《规程》) 的相关规定对此问题做进一步分析。《规程》第二条规定:“因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就搬迁期限、补偿方式、补偿标准以及搬迁过渡方式、过渡期限等原因达不成协议, 当事人申请裁决的, 适用本规程”。第五条、第六条分别规定了拆迁人、被拆迁人申请行政裁决应当提交的材料, 并没有提及房屋承租人。第十七条则规定“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 可依法组织行政强制拆迁。可见, 一方面, 《规程》调整的对象应当包括存在租赁关系在内的所有类型的被拆迁房屋;另一方面, 《规程》只明确了行政裁决的申请人可以是拆迁人或被拆迁人, 并无房屋承租人申请行政裁决的相关规定。所以总体来看, 现行拆迁法规政策倾向于不认可房屋承租人申请行政裁决的权利。
三、承租人提出行政裁决申请会产生一系列操作层面上的问题
虽然行政裁决是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依法居中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其公正性和合法性不容置疑, 但由于拆迁行为本身的特殊性, 实践中被拆迁人主动提出行政裁决的情况并不多见。在拆迁补偿安置协商过程中, 由于行政裁决是实施行政强制拆迁的必经程序, 行政裁决都将注定成为被拆迁人最为排斥的程序。作为被拆迁房屋产权人, 被拆迁人有权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处理拆迁补偿安置问题, 是继续协商还是进入行政裁决程序, 应当由被拆迁人在评估各种风险后做出决定, 而且这种决定权绝对不能由房屋承租人代为行使。如果认可了房屋承租人的行政裁决申请权, 被拆迁人将失去自己作为所有权人的主动权。一方面, 因为有启动行政强制拆迁的可能, 房屋承租人提起行政裁决无疑将被拆迁人“送入火坑”, 这在情理上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另一方面, 认可房屋承租人的行政裁决申请权将导致其在拆迁补偿安置协商中的权利与被拆迁人等同, 从而使得被拆迁人的优越地位完全丧失。且由于房屋承租人的利益并不完全与被拆迁人一致, 实践中难免会出现房屋承租人与拆迁人恶意串通, 故意提起行政裁决申请的情形, 使得被拆迁人处于被动地位。
综上, 笔者认为无论是在协商过程中, 还是在行政裁决程序中, 房屋承租人都应当依附于被拆迁人。作为拆迁补偿安置的对象, 房屋承租人理所当然可以成为被申请人, 但却没有主动启动行政裁决程序的权利。因此, 对行政裁决申请人的范围应做进一步明确, 以较好平衡拆迁人、被拆迁人和房屋承租人的合法权益。
篇3：行政申述申请书
2000年12月21日铁道部向有关铁路局发布了《关于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浮的通知》, 至2001年1月4日, 铁道部公布2001年春运火车票票价上浮方案。乔占祥购买了二张车票比涨价前多支出了9元票价。据此, 乔占祥认为铁道部关于涨价的通知侵害了其合法权益, 就不服铁道部通知向铁道部申请行政复议。乔占祥的复议请求有两个:第一, 撤销被申请人公布的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浮的行政行为;第二, 审查被申请人做出上述行政行为的依据———国家计委《关于部分旅客列车票价实行政府指导有关的问题的批复》不合法, 并予以撤销。然而该复议决定维持了铁道部《关于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浮的通知》, 对于乔占祥的第二个复议请求, 铁道部却没有进行答复。
本文就乔占祥以撤销铁道部上浮票价的行政行为, 并请求审查国家计委的批复不合法向铁道部申请行政复议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从该案中我们可以提出几个问题:第一, 国家计委的批复是否在行政复议的范围内?第二, 乔占祥是否符合申请复议的主题资格?
二、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范围面临的问题及解决设想
(一) 《行政复议法》关于抽象行政行为复议的规定:
《行政复议法》第七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下列规定不合法, 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 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 (1) 国务院部门的规定; (2)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 (3) 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前款所列规定不含国务院、委员会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规章。规章的审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办理。”从该条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
1. 在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申请时, 要以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申请为前提条件, 并且要在具体行政行为提出时“一并”提出。这体现了对规范性文件审查的不独立性, 即必须依附具体行政行为而不能单独对其提出复议请求。
2. 提出审查申请的范围仅仅包括一部分抽象行政行为, 对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和国务院部门、省级人民政府、省会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较大的市人民政府的规章没有纳入行政复议的范围。可以看出对抽象行政行为审查的层次低, 同时降低了整个复议制度的层次和地位。鉴于我国近几年法治化进程及行政法规、规章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等因素考虑, 应将可复议的范围界定为除行政法规以外的所有抽象行政行为[1]。
(二) 对抽象行政行为申请复议的主体资格
《行政诉讼法》第九条和第十条是关于行政复议申请人的规定, 以前将申请人限定为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直接相对人的认识已经突破, 有关的间接相对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也应被赋予提起行政复议的主体资格。
对抽象行政行为复议的申请, 应当以相对人人身权、财产权有可能受到影响为前提条件。首先, 复议申请人必须是抽象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每项抽象行政行为都是针对一定范围的人做出的, 只有可能受到该抽象行政行为影响的人才是抽象行政行为的相对人[2]。其次, 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复议申请, 应以相对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可能受到影响为前提。
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必须以该抽象行政行为违法为复议的理由。至于抽象行政行为的内容是否适当, 当事人固然可以向有关机关反映意见, 但不能申请复议, 因为抽象行政行为作为一种行为规范, 原本就是利益平衡的结果, 只能考虑和满足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因而就局部而言, 必然有不妥当的一面[3]。
三、对“乔案”的反思
(一) 乔占祥作为申请人的主体适格
通说认为, 所谓具体行政行为, 是指行政主体对特定的对象、就特定的事项做出的处理决定。本文铁道部的《通知》属于具体行政行为, 主要理由是: (1) 铁道部的《通知》直接发生了执行效力, 即导致了客票涨价的行为后果; (2) 铁道部的《通知》只适用于2001年春节前后特定时期; (3) 铁道部的《通知》通过铁路局就得到了实施, 没有中间环节; (4) 铁道部明确规定了客票上浮的范围、时间和幅度。乔占祥在购买了被允许价格上浮的列车车票, 实际支付了比价格上浮前多的票价时, 他的实际利益才造成了损害。也就是说, 他与铁道部的《通知》之间产生了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二) “国家计委的批复”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可复议的范围
国家计委发布的《批复》是国务院授权, 以国家计委的名义做出的, 只能作为是国家计委的文件来认识, 而不能看作是国务院的文件。所以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的范围来说是可以纳入的。因此, 它属于相对人可以一并申请行政复议的抽象行政行为的范围。
参考文献
[1]潘荣伟.抽象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制的缺陷与完善———<行政复议法>第7条评析.行政法学研究, 2003, (3) .
[2]马怀德.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的范围———规范和监督政府行为的重要途径.中国法学, 1998,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