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行政复议申请书（通用14篇）
篇1：(个人)行政复议申请书
行政拘留暂缓执行申请书
申请人：
申请事项：请求暂缓执行xx市xx区公安局对我作出的行政拘留决定。
申请理由：
我因涉嫌殴打他人被xx市xx区公安局作出行政拘留和罚款的处罚。但根据本案的事实情况，我认为公安机关对我的处罚不当，我已向贵局申请复议。鉴于行政拘留是一种剥夺人身自由的处罚，如果的复议期间继续执行，那么复议结果将失去意义，给我造成的损失也将无法弥补。为此我《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申请在复议期间暂缓执行行政拘留，我愿依法提供保证人或交纳保证金。请予批准。
此致 xx市公安局
申请人：
年 月 日
行政复议申请书
申请人：
男，委托代理人：
案由：因对
公安分局 年 月 日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特提出复议申请。
申请复议的要求和理由:
申请人认为
公安分局作出的“
”的行政处罚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予以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
一、二、本案违法行为轻微，应当减轻处罚或不予处罚
申请人持有器具并非用于非法目的，也没有对他人及社会造成任何危害，主观上也没有违法的故意或过失，完全符合情节特别轻微的情形。在本案中，公安机关对申请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予以“顶格”重处，显然违法了《治安处罚法》第十九条 “情节特别轻微的，公安机关应当减轻处罚或不予处罚”的法律规定。同时，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应当不予行政行罚。
三、本次行政处罚不符合行政处罚的合理性原则，也没有体现任何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根据《治安处罚法》规定，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在本案中，公安机关对申请人予以“顶格重处”根本没有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更没有体现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精神。
另外，根据法律规定，行政处罚必须具有的合法性及合理性。申请人在深圳具有固定的住所及工作单位，现实表现良好，没有任何违法犯罪纪录。值得重点指出的是，申请人是一名民间自愿反扒人士。在历经自身及周围朋友多次受到财产及人身侵害后，申请人自愿协助维护深圳治安多次制止小偷劫匪的不法行为。
在本案中，申请人因为处于正在制止盗窃行为过于投入，反而被联防误认为行迹可疑导致受到联防人员的人身伤害，因此被迫中断反扒行为以受害人身份到达公安机关请求处理。在处理过程中，申请人作为受害人反而被公安机关予以行政处罚。申请人认为，公安机关对申请人的行政处罚非但没有任何必要，反而严重打击了热爱深圳，关心社会治安的广大市民的热情。社会治安需要综合治理，更需要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公安机关应当在作出行政处罚考虑申请人特定的行为及特定的场合，确保法律实施的合理性及社会效果。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AA公安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不符合法律规定，特向贵单位提出申请复议，请求予以撤销AA公安分局的具体行政行为。
此致
市公安局
申请人：
****年**月**日
篇2：(个人)行政复议申请书
工作单位：
住所： 联系方式：
邮政编码：
委托代理人：姓名 性别： 年龄：
证件名称及号码：
工作单位：联系方式：
被申请人名称：
一、行政复议请求
……
二、申请行政复议的主要事实和理由
……
申请人(签名)
篇3：(个人)行政复议申请书
2000年12月21日铁道部向有关铁路局发布了《关于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浮的通知》, 至2001年1月4日, 铁道部公布2001年春运火车票票价上浮方案。乔占祥购买了二张车票比涨价前多支出了9元票价。据此, 乔占祥认为铁道部关于涨价的通知侵害了其合法权益, 就不服铁道部通知向铁道部申请行政复议。乔占祥的复议请求有两个:第一, 撤销被申请人公布的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浮的行政行为;第二, 审查被申请人做出上述行政行为的依据———国家计委《关于部分旅客列车票价实行政府指导有关的问题的批复》不合法, 并予以撤销。然而该复议决定维持了铁道部《关于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浮的通知》, 对于乔占祥的第二个复议请求, 铁道部却没有进行答复。
本文就乔占祥以撤销铁道部上浮票价的行政行为, 并请求审查国家计委的批复不合法向铁道部申请行政复议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从该案中我们可以提出几个问题:第一, 国家计委的批复是否在行政复议的范围内?第二, 乔占祥是否符合申请复议的主题资格?
二、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范围面临的问题及解决设想
(一) 《行政复议法》关于抽象行政行为复议的规定:
《行政复议法》第七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下列规定不合法, 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 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 (1) 国务院部门的规定; (2)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 (3) 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前款所列规定不含国务院、委员会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规章。规章的审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办理。”从该条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
1. 在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申请时, 要以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申请为前提条件, 并且要在具体行政行为提出时“一并”提出。这体现了对规范性文件审查的不独立性, 即必须依附具体行政行为而不能单独对其提出复议请求。
2. 提出审查申请的范围仅仅包括一部分抽象行政行为, 对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和国务院部门、省级人民政府、省会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较大的市人民政府的规章没有纳入行政复议的范围。可以看出对抽象行政行为审查的层次低, 同时降低了整个复议制度的层次和地位。鉴于我国近几年法治化进程及行政法规、规章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等因素考虑, 应将可复议的范围界定为除行政法规以外的所有抽象行政行为[1]。
(二) 对抽象行政行为申请复议的主体资格
《行政诉讼法》第九条和第十条是关于行政复议申请人的规定, 以前将申请人限定为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直接相对人的认识已经突破, 有关的间接相对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也应被赋予提起行政复议的主体资格。
对抽象行政行为复议的申请, 应当以相对人人身权、财产权有可能受到影响为前提条件。首先, 复议申请人必须是抽象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每项抽象行政行为都是针对一定范围的人做出的, 只有可能受到该抽象行政行为影响的人才是抽象行政行为的相对人[2]。其次, 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复议申请, 应以相对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可能受到影响为前提。
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必须以该抽象行政行为违法为复议的理由。至于抽象行政行为的内容是否适当, 当事人固然可以向有关机关反映意见, 但不能申请复议, 因为抽象行政行为作为一种行为规范, 原本就是利益平衡的结果, 只能考虑和满足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因而就局部而言, 必然有不妥当的一面[3]。
三、对“乔案”的反思
(一) 乔占祥作为申请人的主体适格
通说认为, 所谓具体行政行为, 是指行政主体对特定的对象、就特定的事项做出的处理决定。本文铁道部的《通知》属于具体行政行为, 主要理由是: (1) 铁道部的《通知》直接发生了执行效力, 即导致了客票涨价的行为后果; (2) 铁道部的《通知》只适用于2001年春节前后特定时期; (3) 铁道部的《通知》通过铁路局就得到了实施, 没有中间环节; (4) 铁道部明确规定了客票上浮的范围、时间和幅度。乔占祥在购买了被允许价格上浮的列车车票, 实际支付了比价格上浮前多的票价时, 他的实际利益才造成了损害。也就是说, 他与铁道部的《通知》之间产生了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二) “国家计委的批复”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可复议的范围
国家计委发布的《批复》是国务院授权, 以国家计委的名义做出的, 只能作为是国家计委的文件来认识, 而不能看作是国务院的文件。所以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的范围来说是可以纳入的。因此, 它属于相对人可以一并申请行政复议的抽象行政行为的范围。
参考文献
[1]潘荣伟.抽象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制的缺陷与完善———<行政复议法>第7条评析.行政法学研究, 2003, (3) .
[2]马怀德.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的范围———规范和监督政府行为的重要途径.中国法学, 1998, (2) .
篇4：政府与公民申请行政信息公开
关键词: 政府；公民申请；行政信息公开
一、概述
（一）概念的界定
关于行政信息，本文采用的是一种较为狭义的观点，是指政府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从而在主观上排除了广义的包括党、政、军、法院、检察院等的各级系统。目前在世界各国，公民获取行政信息的方式主要采取以下两种途径：一种是政府部门的主动公开，这指的是涉及到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并且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信息，也是公民获取行政信息最普遍的途径；另一种则是公民依申请公开（也称“被动公开”），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生产、生活或科研等的特殊需要而采取的一种主动寻求信息的过程。
（二）理论基础
一项制度必须有其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笔者认为无论是从申请行政信息的公开角度还是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方面来看，两者都是基于“人民主权”的基本理念，以及由此推及的作为其权利基础的公民知情权理论。
1. “人民主权”基本理念
人民主权亦称“主权在民”。17、18 世纪，针对“君权神授”，卢梭提出了人民主权的理论。卢梭是从社会契约论出发，认为人们最初是自由、独立、平等地生活在自然状态中，由于私有制的产生，出现了不平等，为了保障个人的权利，人们才把自然权利交给社会，同时从社会得到保护。[1] (P.958)因此，“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2]我国宪法第2 条也开宗明义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根据人民主权理论，政府机关有义务向公众公开政府信息，人民有权利获得政府信息。从行政权力的来源看，行政机关所享有的一切权力均来自于人民的权利和宪法的授权。因此，行使行政权力的目的，只能是更好地维护人民的权利，增进人民的福利。总之，人民主权的理论要求政府在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问题上，要树立起正确的观念，摆正政府的位置。不应再以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传统观念来指导行政行为，而应以为人民服务作为政府一切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将公开作为政府一项应负的责任。
2.公民知情权理论
知情权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世界上许多国家尽管没有将其写进宪法，但都可以在其宪法的有关规定中找到它存在的根据。如韩国《情报公开法》第一条规定“以保障国民‘知情权’及确保国民对国政的参与和国政运营的透明性为目的”。简单而言，知情权是兼具自由权和社会权性质的一种新类型权利。
知情权是由人民主权推导出来的权利。知情权是民主宪政的固有的要素。正如前面所述及的，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人民，而不属于君主或政府，政府的权力由人民授予，政府存在的目的是在于维护公民的权益。因此，公民有权利知晓行政权力的意图、依据、过程、结果，而政府有责任说明这一切。从政府掌握的行政信息的归属来看，由于人民是国家主权的享有者，所以政府所掌握的信息具有“公共财产”性质，信息的所有权人应是全体人民，而不是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只是暂时的“持有者”或“保管者”，自然不能对其垄断。政府无权单方面决定其所拥有信息的使用、处分，而排除人民的利用，而应负有向信息的真正所有者公开的义务，而作为信息所有权人的人民也自然有接受并请求公开政府拥有的行政信息的权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知情权应是公民的固有权利之一，而基于知情权的行政信息公开就其性质而言可说是“还政于民”的一项具体制度。
二、行政信息公开与政府在行政信息公开中的作用
（一）行政信息公开的产生与特点
由法律确定的、现代意义的行政信息公开制度，最早产生于18 世纪的欧洲。1766 年，瑞典就已经制定了具有宪法效力的《新闻自由法》，该法着重规定了行政申诉审查制度，这一制度能够有效实施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公开性，使新闻界能够及时获悉并详细刊载申诉专员提交的案子或报告，制止行政权力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的侵害，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行政信息公开法。此后，将近200 年中，行政信息公开制度并未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行政公开立法真正成为潮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已确立了自己的行政信息公开制度，尽管名称上有所不同，但实质上却是一样的。综合各国信息公开制度，总体上具有如下特点：首先，都是为了对行政部门的信息进行公开，为了更好地体现公众的知情权，同时也体现了政府或其他机关的义务和责任，为更好地监督政府依法行政创造了条件；其次，调整了信息公开双方的关系，坚持平等、公开和公平的原则，同时规定了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最后，各国都用了一定的篇幅规定了政府在公民申请行政信息公开过程中的责任和具体做法，具有较强的操作性。
（二）政府在行政信息公开中的基本作用
1.政府在行政信息公开过程中起“守夜人”的作用
作为“守夜人”政府的创始人亚当·斯密指出，政府应该“建立并维护私人不愿或无力承担的基本设施和公共工程。”[3] 因此，信息的收集、甄选、管理与保存都属于非营利性事务，社会组织及企业考虑到经济成本也很少涉足。而作为代理人的政府，对于社会公益性领域有责任也有义务为公民提供便利与服务，以此来满足公民信息知情权的需要。
2.政府在行政信息公开过程中起“裁判员”的作用
在运动场上裁判员的主要职责是对比赛结果进行公平、公正的裁决，以维护结果的“服众性”；同样，政府在公开行政信息过程中也应一视同仁、不偏不倚，杜绝搞“权力寻租”或“特权”腐败行为，只有如此才能构建和谐性的服务型、责任型政府。
3.政府在行政信息公开过程中起“联络者”的作用
政府作为一个国家的行政机构需要与多方进行协调来促使国家的和谐与稳定，而且在行政信息的公开过程中，不仅要从外部各阶层与各行业中搜集、遴选信息，还要与自身内部各职能部门进行信息的交换与沟通，最终才能将信息传递给公民、企业等所需机体，俨然一位承上启下的联络者。
三、政府在公民申请行政信息公开中的责任
（一）政府是公民申请行政信息公开的直接责任主体
政府是国家的行政机关，其权力基础来源于人民的授权，因此它有义务、有责任将掌握的一些关系公民切身利益和需要公众知晓的行政信息公开。据不完全统计，政府掌握着社会上约80%的信息，他们是信息的最大制造者、收集者和保存者。尤其是公民在向政府申请行政信息的过程中，政府是直接的信息传输者，既然它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理应体现公民的意愿，对人民负责。“有权必有责”，只有权责相等才能有效地遏制政府自由裁量权
过大的危险。因此我们可以说政府是公民申请行政信息公开的直接责任主体。
（二）政府在公民申请行政信息公开中的有限性和无限性
政府虽然掌握着社会上绝大多数的信息，但它在公民申请行政信息的公开方面并不是全能的，受到主客观因素的一些影响，使得政府的工作具有一定的有限性。政府对公民申请的行政信息有进行公开的义务，但政府并不总能掌握公民所要求的所有信息内容，部分信息受到来自技术、环境等因素的阻碍，使得政府对信息无法进行有效地收集整理；有些信息虽由政府部门掌管，但可能涉及国家机密或存在危害第三方权益，政府不能将这些信息直接公开；机构的运行需要成本，政府也不例外，因此在信息的查询、复制和传递过程中政府会象征性地收取必要的成本费用（难以弥补维护整个行政信息公开所花费的制度性成本）。这些困难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府公开行政信息中的有限性。
尽管政府在公开行政信息过程中存在有限性，但作为行政信息的最大拥有者，政府对公民申请行政信息的公开要求却是无限的。对公民所申请的合理行政信息暂时不存在的，政府应根据信息的特点与群众关注度来决定是否需要在以后的工作中进行收集；对涉及国家秘密的行政信息，政府虽暂时不能公开，但需告知公民不能公开的原因，并且当信息失去其保密价值时，可以进行解密、公开；对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公民确有经济困难的，经本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审核同意，可以减免相关费用，以保证公民平等地获取行政信息的权利。这些方面又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政府服务的无限性。
（三）政府在公民申请行政信息公开中应承担的责任
1.政府对申请行政信息公开的公民有答复的责任
公民在向政府各机构进行行政信息申请公开的过程中，不论其信息是否存在，不论公民的社会地位如何，也不论信息是否保密，政府部门都要对其申请予以答复。不管政府对信息申请者的答复是接受还是拒绝，政府首先是履行了作为其代理人应尽的职责；反之，如果政府机构或官员对公民的行政信息申请不予理睬，那么它就不配做公民的代理人，公民当然有权对其不合理行为进行诉讼，法院和监察机关也有调查处理的义务。
2.政府在公民申请行政信息公开中有“教示”的责任
所谓教示就是对于公民在申请行政信息公开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申请的程序，信息保管机关的地址，甚至是申诉的途径等，政府机构或人员都有帮助说明与指导的义务。一国其公民的文化与教育程度不同，对其行政信息公开的理解和申请程序的掌握也会不同，政府的教示作用充分体现了“主权在民”的基本理念。
3.政府对所公开的行政信息要敢于承担责任
“政府不愿意向公众公开信息，存在着多种激励动因。政府信息可以分为负面信息和正面信息两类。负面信息是关于政府失败或失误的信息，比如政府行为的失误，管理不善和浪费等等，政府害怕这些信息公布之后影响自身的形象。”“一般的政府总是试图将那些负面信息控制在系统内部，因为信息的披露也意味着权力从政府向获得信息的公众的转移。行政官员依据自己的偏好取舍发布信息，这也恰恰是公共行政的内部信息发布系统很少能够让老百姓感到称心如意的原因所在。”[4]基于从维护自身机构或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害怕承担责任。他们不仅隐藏“不光彩”的信息，甚至给那些怕见光的信息带上了“绝密”的镣铐，使得公民无法正常获取有效的行政信息，剥夺了公民应有的信息知情权，从而无法发挥公民正常的监督权。隐藏信息，逃避监督，推卸责任的最终后果可能会导致整个政府部门内部的腐败或寻租，进而将可能酿成政府“改朝换代”的悲剧。
参考文献：
[1]张庆福. 宪法学基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2]曹康泰.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Heungsik Park.韩国的行政公开改革研究[M].上海：华东法律评论，2003.
篇5：行政复议申请书
1、未经用地预审核准立项，程序严重违法。
《国务院关于严格改革深化土地管理的决定》第九条规定，“……发展改革等部门要通过适当方式告知项目单位开展前期工作，项目单位提出用地预审申请后，国土资源部门要依法对建设项目用地进行审查。项目建设单位向发展改革等部门申报核准或审批建设项目时，必须附国土资源部门预审意见;没有预审意见或预审未通过的，不得核准或批准建设项目。”
《广东省企业投资核准暂行办法》第十条规定，“项目申请单位向项目核准机关提交申请报告时，应根据国家和省法律法规规定，附送以下文件：(二)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项目用地预审意见;”
然而，被申请人作出粤发改《关于省道s268线中山市歧江路段改建工程项目申请报告的核准意见》(粤发改【XX】788号)的具体行政行为前，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并没有出具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这严重违反上述法律法规规定。
2、欠缺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城市规划意见等核准立项的法定要件。
《广东省企业投资核准暂行办法》第十条规定，“项目申请单位向项目核准机关提交申请报告时，应根据国家和省法律法规规定，附送以下文件：(一)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三)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城市规划意见;(四)根据法律、法规应提交的其他文件;”
被申请人作出《关于省道s268线中山市歧江路段改建工程项目申请报告的核准意见》(粤发改【XX】788号)的具体行政行为前，并未取得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城市规划意见，属于程序严重违法。
(二)、未履行听证也未告知利害关系人申请听证，违反法定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实施行政许可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者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行政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第四十七条规定，“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在被告知听证权利之日起五日内提出听证申请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二十日内组织听证。”但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粤发改【XX】788号《关于省道s268线中山市歧江路段改建工程项目申请报告的核准意见》的具体行政行为时并没有告知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程序严重违法。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关于省道s268线中山市歧江路段改建工程项目申请报告的核准意见》(粤发改【XX】788号)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错误，应予撤销。申请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纠正被申请人的违法行为，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之规定，向贵处申请行政复议，望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此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申请人：XXX
篇6：行政复议申请书
地址：xx区xx路
法定代表人：李xxxx
联系电话：xxxx
委托代理人：xxxx
被申请人：xxxx区国家税务局
法定代表人：xxxx
请求：
责令被申请人退还金税卡，发还发票，赔偿违法行政导致的申请人直接经济损失。事实与理由：
被申请人于xxx年4月对我公司进行纳税评估并提出评估处理建议，因与被申请人的评估建议存在较大分歧，我公司递交了对评估建议的陈述材料，在等待结果期间，被申请人未下达任何文书，未预先通知我公司就于xxx年8月10日收缴了我公司的金税卡，停售我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导致我公司无法对外开具增值税发票，造成我公司合同违约，产生直接经济损失。
对此，我公司认为：
我公司不存在违法行为，未违反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办法的规定，被申请人未出具任何文书，而擅自收走我公司的金税卡，严重违反《税收征收管理法》、国务院令362号《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发票管理办法》之规定。
依据《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的规定，被申请人应对收缴金税卡之日起、退还金税卡之日止给我公司造成的全部直接经济损失xx元给予赔偿。
为此请求贵局依法受理和处理，撤消被申请人的行政行为，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利。
申请人xxxx有限公司
附申请书副本一份
书证五份
xxxx有限公司
篇7：行政复议申请书
一般情况下，说明理由即可撤回行政复议。申请人在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自愿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经行政复议机构同意，可以撤回。
申请人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不得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申请人能够证明撤回行政复议申请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除外。
2.11.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申请人要求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
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申请人要求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经说明理由，可以撤回;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行政复议终止。
行政主要性质
1.行政复议是具有一定司法性因素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的司法性是指有行政复议权的行政机关借用法院审理案件的某些方式审查行政复议，即行政复议机关作为第三人对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争议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
2.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内部监督和纠错机制。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对下级或者政府对所属的行政机关作出的违法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实施的一种监督和纠错行为。
3.行政复议是国家行政救济机制的重要环节。行政救济包括行政诉讼、行政赔偿、行政复议、行政监督。行政复议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种。
3.行政复议过程中,复议申请撤回复议申请后,能否以同一事实和理由
行政复议过程中，复议申请撤回复议申请后，不能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行申请复议，但如果是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可以是重新申请复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规定如下：
1、第三十八条申请人在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自愿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经行政复议机构同意，可以撤回。
申请人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不得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申请人能够证明撤回行政复议申请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除外。
2、第三十九条行政复议期间被申请人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不影响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但是，申请人依法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除外。
扩展资料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申请行政复议：
(一)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
(二)对行政机关作出的限制人身自由或者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等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不服的;
(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许可证、执照、资质证、资格证等证书变更、中止、撤销的决定不服的;
(四)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关于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定不服的;
(五)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合法的经营自主权的;
(六)认为行政机关变更或者废止农业承包合同，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七)认为行政机关违法集资、征收财物、摊派费用或者违法要求履行其他义务的;
(八)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执照、资质证、资格证等证书，或者申请行政机关审批、登记有关事项，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办理的;
(九)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受教育权利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履行的;
(十)申请行政机关依法发放抚恤金、社会保险金或者最低生活保障费，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放的;
(十一)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4.行政复议机关不准许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情形
符合规定的都能撤回啊，没有不准许之说。
篇8：(个人)行政复议申请书
20世纪初, 个人—组织契合 (Person-Organization Fit) 的研究已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 它是组织行为学和人力资源管理领域探讨的热点问题。Lewin (1951年) 提出行为的预估公式B=f (P, E) , 指出“行为 (B) ”是“个人 (P) ”与“情境 (E) ”互动的结果, 这是互动模式研究心理现象的先驱[1]。个人特征与组织特征的契合概念源于互动心理学, 全称是个人-环境契合 (person-environmentfit;p-e fit) 理论, 组织行为学家把“个人-组织契合”这一观念引入管理学。一般而言, 个人-组织契合的广义是指个体的人格特质、信仰、价值观与组织文化、策略需求、规范、目标与价值观间的一致程度 (Bretz1989) [2]。
契合理论的核心内容认为个人与组织在以下三种情况下达到契合: (a) 个人与组织至少一方可以提供另一方所需的资源; (b) 个人与组织在某些基本特征上拥有相似特征; (c) 或以上两种情况都存在。从现有个人—组织契合的文献看, 个人-组织契合的评价指标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个人与组织价值观的一致性, O’Reilly等人认为:“个人价值观念和组织价值观念之间的一致性可能是人与组织文化契合的重点所在。”[3]所以, 在个人—组织契合的研究领域中, 最普遍地运用价值观一致性作为研究结构;二是个体目标与组织目标的相似性, 个人与组织间目标相似程度越高, 个人—组织契合程度越高, 这样有助于达成组织预定的绩效, 个人在组织的帮助下, 实现自己的目标;三是个体的需要与组织的契合, 该研究方向主要是探讨个人-组织供需的观点作为个人-组织契合的测量标准。个人提供其工作能力获得组织提供的薪酬待遇;而相对的组织提供各种福利条件吸引个人为组织贡献, 当彼此愈能符合对方的需求, 双方契合的程度就愈高。
与上述三个方面相关的是实现个人与组织相契合的三种思路。因此, 契合理论为如何采取措施使行政人员和学校在价值观和目标上达到一致, 使行政人员的个体需求与学校工作环境特征之间相一致, 使行政人员与学校氛围相一致, 从而达到行政人员和学校相互满足且具有相似基本特征的目的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二、高职院校行政人员个人—组织契合现状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 高职院校行政人员的整体状况是积极向上的, 但不可否认, 行政人员内部实际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如心理压力沉重、职业倦怠、工作穷于应付、想跳槽转行等。在2009年某市高校行政人员离职现象的调查中, 有离职意向的被调查者在回答“你感觉你在哪些方面不适合现在的学校”这一问题时, 分别有57%、38%、47%、41%的回答依次是:“我感觉我与现在学校的文化格格不入”、“我感觉我在现在学校的发展空间太小”、“我现在的学校工资待遇实在很难让我满意, 希望调到福利好点的学校”、“我不习惯现在学校的人际氛围, 感觉很孤独, 没合得来的朋友”[4], 说明当前高职院校存在很严重的人才匹配危机。长期忽视对行政人员个体与学校组织之间契合关系的研究是该种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 同时也导致在我国教育发展过程中学校与行政个体的矛盾不断凸显, 造成学校行政人员管理的危机。
目前, 高职院校的发展势头迅猛, 如何在互相尊重价值观和文化背景的前提下“求同存异”, 并且在个性化的基础上形成学校全体成员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和教育理念是学校和行政人员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如果找不到平衡点, 或者以学校的价值观框定和限制行政人员, 那么学校就很难实现人力资源管理的整合目标, 行政人员个人无法实现自己特有的发展目标。
因此, 以高职院校行政人员为研究对象, 通过研究个人—组织契合度及其提升对策, 对学校人力资源管理、降低行政人员流动、提高工作绩效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个人—组织契合度的提升对策
在竞争激烈的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 学术界、企业界均面临选拔合适人才的关键问题, 高职院校要获得具有较高绩效的行政人员, 关键在于实现行政人员个人与组织的契合。
1.重视行政人员个人—组织契合的关系, 建立从“合格”到“合适”的行政人员聘用标准。
每个组织为了保持组织弹性及和成员的长期雇佣关系, 在成员选择时一定得考虑成员个人与组织的契合程度。若学校在人才招聘过程中适当利用甄选工具选拔出适合自己学校特质的行政人员, 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估未来工作表现的, 并且期待带来积极效果。一直以来, 我国学校长期聘用实践都是以是否“合格”, 即是否具备相应的任职资格, 如学历、学科背景、职称等“硬指标”是聘用考量的第一要素, 甚至是唯一要素, 却忽视作为具体而丰富的人与个人—组织契合的关系。所以在人才供应充足的当代, 学校在招聘时不仅要考量工作经验、学历、技能等看得见的部分, 而且要注重人格特质、价值观、目标等看不见的部分。因此, 学校应该主动增加信息的双向互动, 通过多种方式传达学校的特色教育理念、核心价值观、人才培养目标及对行政人员个体发展的期望等, 让行政人员清楚地了解并选择与自身价值观相近, 而且实现自身发展目标和理想的学校作为以后长期工作的对象, 如此才能从强调“合格”的人才聘用过程中不断向追求“合适”改变, 进而提高行政人员个人与组织的契合度。
2.清晰价值观在个人—组织契合中的地位, 界定学校的核心价值观。
价值观在个人—组织契合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已有大量文献研究表明, 甚至有部分学者认为个人与组织契合度的测量指标可直接用价值观体现, 具有和组织相似价值观的个体在看待处理问题的方式上会与组织更相近, 从而降低个体对组织的不可预测性。O’Reilly指出, 个人的价值观与其感知的组织核心价值观一致性越高, 组织和个人之间的契合性越高[3]。个体的价值认知与所在组织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从而导致个体在某种程度上产生认知失调, 与组织其他成员的沟通和友谊的建立变得困难, 因此个体对组织更倾向于表现消极态度和疏离感。相反, 若行政人员个体与学校价值观一致, 那么他们会很快融入学校工作氛围中, 与同事相处融洽, 对学校产生认可情感, 在人际关系和工作等方面获得较高的满意度。若行政人员个体与学校价值观不吻合, 他们就不容易在学校找到归属感, 得不到社交需求的满足, 导致幸福感降低。长此以往, 这种情绪会对工作积极性造成消极影响, 进而产生职业倦怠。
3.挖掘行政人员个人—组织契合对培训的价值:加强行政人员的培训和学习。
一般在聘用初期会出现行政人员个体与学校契合程度较低的情况, 因为实现两者契合不是个体选择工作或者学校选拔人才的唯一决定性因素。有研究结果显示:行政人员随着工作年龄增加会逐渐接受学校的价值观, 个人-组织契合程度随之提升, 这从侧面有力地说明了组织开展培训的重要意义。因此, 学校基于个人-组织契合的概念开展培训工作需要实现两方面的内容: (1) 一致性契合, 即努力使行政人员的个人特质 (如信念, 目标、信仰、动机和价值观) 与学校文化相一致; (2) 互补性契合:即对行政人员所需的技能和管理知识等方面加强培训。学校可以为行政人员提供充分的进修培训机会, 通过在职自学、外送培训、换岗实践、交流代职等方式为其增加专业知识、熟悉行业要求、感知行业发展趋势等提供条件。当行政人员感知到契合时, 增加了工作满意度, 行政人员就会以主人翁的精神主动积极地投入学校中, 贡献自己的力量, 取得更多的情境绩效。
4.设计符合行政人员特点的职业生涯规划。
外国学者在职业生涯发展问题上率先进行了创新性研究, 表明个体与组织较好地契合对个体职业成长具有重要的影响。职业生涯规划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它包括个体制定职业目标并努力实现目标的整个阶段。因此, 高职院校在行政人员在任用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个人与组织契合的机制作用, 协调行政个体与学校之间的关系, 及时向行政个体提供有关学校发展信息及可能发展的途径, 与他们共同制定学校发展规划和个人职业生涯规划, 使个人发展目标与学校培养目标一致, 支持和奖励行政人员为实现职业目标作出的各种努力, 满足行政人员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 也能提高个人-组织契合度, 强化行政人员对学校的归属感和忠诚度, 调动工作积极性, 使得学校和行政个体实现持续和双赢发展。
摘要：学校作为一种特有的组织形式, 其组织文化反映了全体教工的共同价值理念, 个人一组织的匹配程度关系到学校管理、教学、科研等各个环节。行政人员为了高质量地完成工作, 获得较高工作满意度, 必须选择并进入合适的学校;而学校为了稳定队伍, 传承文化, 需要吸引并维持合适的人为其工作。总之, 行政人员个体与学校之间达到良好契合是非常重要的。本文针对高职院校行政人员个人—组织契合的现状, 依据契合理论的作用机理提出对策, 以提升高职院校行政人员个人-组织契合度, 并为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制定提供参考。
关键词：高职院校行政人员,个人—组织,契合现状,提升对策
参考文献
[1]Lewin, K.Field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Selected Theoretical Papers[J].Ed.D.Cartwright.New York, NY:Harper&Row, 195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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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O’Reilly, C.A.;Chatman, J.;Caldwell, D.F., .People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A profile comparison approach to assessing person-organization fit[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1, 34:487-516.
篇9：个人信息的行政法保护
关键词：个人信息；滥用；行政保护
一、我国个人信息滥用的现实和立法保护现状
个人信息是一切可以识别本人的信息的总和。个人信息是与个人有关联的属人或属事的信息，所以不仅具有外在、物质的特征，内在、思想状态等也包括在内，如财产状况、家庭生活等信息。传统的个人信息包括个人的姓名、出生年月、身份证编号、指纹、婚姻、家庭、教育、病历、职业、财务情况等可以直接或间接识别该个人的信息资料。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个人信息还包括许多新兴个人数据，如个人电子邮件地址、网域名称、网上银行的通行密码、博客地址等信息。
（一）公民个人信息被滥用现象十分普遍
（1）信息泄露的源头。信息泄露的源头主要是地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公共服务机构中的人员。这些供职于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由于掌握了一部分公共权力他们有机会接触、掌握大量公民个人信息。
（2）信息收集平台。信息收集平台是整个利益链条中的中间环节，他们的主要获利途径是赚取差价，组织形式包括QQ群以及其他网络平台。他们利用技术手段建立大容量的数据收集平台，成批量的购入个人信息，以数据库的形式卖给非法调查公司或者商业机构，通过赚取差价获得经济收益。
（3）非法调查公司和商家。这个环节是整个利益链条的最后一环，也是获利最大的一环。他们通过网络从信息平台中购买大量的个人信息，进行公民信息调查和推销各种商品、服务，直接盈利。
（二）我国现有立法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现状
规定如前所述，我国对个人信相对于迅速发展的信息社会而言，严重滞后。从立法上来说，我国直接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的法律法规等数量极为有限。
（三）我国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存在的问题
（1）个人信息保护缺乏统一立法。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是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在需要。导致我国目前公民因个人信息出现的各种权利侵害，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没有统一的、专项的立法。
（2）个人信息保护专门机关的空缺。由于我国长期缺乏对隐私保护尤其是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传统，个人信息侵权问题十分突出，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制度的建设一个方面就表现在为了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使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得到有效执行，必须设置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个专门机关负责该执法事务。主要对行政机关对于釆集、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的行政行为进行有效的依法监督管理。
（3）我国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缺少统一原则。在我国目前出台的《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中，明確规定了八项原则，虽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原则的确立提供了指向，但却将适用对象明确限定为“除政府机关等行使公共管理职责的机构外的各类组织和机构，如电信、医疗、金融等领域的服务机构”。将政府机关及公共管理部门排除在外的方式，再次突出了政府机关及公共管理部门对个人信息收集、处理、保护的无规制、无原则指导的状态。
二、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对策
通过上述分析，我国完善个人信息立法迫在眉睫。目前世界上有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法规，而世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颁布的《隐私保护和个人数据跨国流通指导原则》（1980）规定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八项原则。我国应在遵循个人信息保护的八项原则基础上，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规范个人信息的权利属性、立法模式、保护原则、法律责任，完善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制度。
（一）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立法
总则和分则，总则即“普遍和共同的规定”，分则包括公务机关的资料处理、非公务
关和参与竞争的公法企业的资料处理、特别规定最后条款我国目前尚未制定统一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虽然早在2003年，国务院信息办就委托中国社科院法学所个人数据保护法研究课题组，承担《个人数据保护法》的研究课题，并草拟了一份专家建议稿，但时至今日，这部法律仍未出台。在全国性立法迟迟未出台之际2012年4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编制完成《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
笔者认为，我国应当积极顺应国际潮流，尽快出台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来保护网络个人信息，规范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和传播等活动，该法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确立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就我国而言，国际上的成熟做法为尽快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提供了蓝本，我国应在遵循个人信息保护的八项原则基础上，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规范个人信息的权利属性、立法模式、保护原则、法律责任，完善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制度。
（2）界定个人信息保护主体的义务。个人信息保护主体包括公权力主体和私主体，其义务包括，第一，明确并限定信息使用目的；第二，将信息处理及使用情况告知信息主体；第三，经信息主体本人请求或主动向信息主体告知信息的内容及信息收集，处理，利用等相关程序和事项，向社会公开信息收集，处理，利用等相关程序和事项；第四，在收集个人信息后，应对个人信息进行分类，归档并保存，保证信息质量，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信息安全。
（3）规定信息主体的权利。信息主体是指个人信息的所有者，其权利包括：①决定权，②知情权，③信息获取权，④更正权，⑤封锁权，⑥删除权，⑦获得救济权等。
（二）成立专门的个人信息监管机构，加强监管
我国可以考虑借鉴国际经验，成立专门的个人信息监管机构，目前，较为现实的模式是在国务院层面成立统一的个人信息监管机构，该机构必须具有权威性。和独立性，在人力、财力、物力有充分保障，独立于其它行政机关，并行使以下职权，制定规章和细则，对全国层面的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指引，提供信息，向信息处理涉及的当事方提供相关信息，公布年度报告，对其执行活动及典型个案进行总结和评析，受理当事人提起的有关信息处理的控诉。
参考文献：
[1]刘飞宇著.行政立法的正当性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齐爱民著.拯救信息社会中的人格：个人信息保护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篇10：行政复议申请书
复议申请人:杨贵军 男 25岁 汉族 贵州盘县人 农民 家住贵州盘县柏果镇业租村三组
被申请人:盘县柏果镇人民政府地址:柏果街法定代表人:镇长
案由和复议请求:请求依法确认柏果镇人民政府强制拆除申请人厕所的行为违法,并给予相应赔偿.事实和理由:申请人(杨贵军)家唯一的厕所于2011年9月7日被柏果镇人民政府强制拆除.当日下午柏果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用铲车强制拆除申请人家位于公路旁的厕所, 申请人的母亲没能阻止住.当时有很多村民在场, 申请人的母亲当时问镇政府工作人员强制拆除厕所的原因, 柏果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仅以要在此地建设公共厕所和申请人的厕所影响市容为由,强制用铲车把厕所拆除了.厕所拆除后, 申请人一家就无厕所了,这给申请人一家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也给申请人造成了一定的财产损失(厕所的损害).根据<<行政复议法>>和<<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对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现在申请人因为镇政府的违法强制拆除厕所的行为遭受财产损害,特依法申请复议维护合法权益.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条和第六条之规定,特向县政府申请复议,请依法处理.此致
盘县人民政府
申请人:杨贵军
2011年9月7日星期三
篇11：行政复议申请书
申请人：安阳XXX医疗美容诊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登记证号：XXX，地址：XX区XXX路XX院。
法定代表人：XXX 被申请人：安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XX分局，地址：河南省安阳市XX区XX路X号 复议请求：
依法撤销被申请人2015年X月XX日作出的安X工商处字［2015］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下文简称《行政处罚决定》）。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应予撤销。
一、该《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行政处罚决定》认为申请人对商品做了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而在作为处罚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下文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条款中，商品仅仅指的是有形商品。在本案中，申请人的经营形式是对社会提供医疗美容服务，并不进行商品交易，也没有对商品进行宣传的需要，所谓对商品的虚假宣传不知从何谈起。处罚决定中所依据的证据材料中并不存在任何证明申请人对商品进行虚假宣传的内容。该《行政处罚决定》明显缺乏事实依据，证据严重不足。
二、该《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该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该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即不正当竞争行为是以损害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为前提条件的。本案中，被申请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申请人的经营行为损害了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即使申请人广告宣传存在不实的问题，也应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下文简称《广告法》）。并且相对于1993年生效的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而言，1995年生效的《广告法》属新法。《广告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本法自1995年2月1日起施行。本法施行前制定的其他有关广告的法律、法规的内容与本法不符的，以本法为准。”可见，《广告法》立法时已作出凡与广告法规定不一致的均以广告法内容为准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广告法对广告虚假宣传行为的处罚均有规定且不一致的情况下，应适用《广告法》，被申请人没有选择适用法律的权力，其行政处罚行为适用法律错误，当属无效。
三、该《行政处罚决定》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1、被申请人调查取证程序违法
（1）《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本案中，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只有一人，另外一人未着制服，并未向被调查者出示证件，无法认定其身份，是否有行政执法职权，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2）《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首次向案件当事人收集、调取证据的，应当告知其有申请办案人员回避的权利。本案中，办案人员在没有直接向申请人收集调取证据的情况下，从头到尾也从来没有告知过申请人有申请回避的权利，实质剥夺了申请人的回避权。法谚称：任何人都不能作为自己的法官，执法行为同样如是。申请回避权是公民的宪法权利，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绝不容许被侵犯。被申请人公然剥夺申请人的回避申请权，这是对法律的亵渎，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粗暴践踏，行政执法公正性何从谈起？这样的执法决定有何效力可言？
2、《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方式不合法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送达方式违法。被申请人在未见到申请人法定代表人的情况下，适用了留置送达的方式，但均没有见证人在场，行政处罚依法应该不予成立。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做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用欺诈方式获得证据。故申请人依法提出复议申请，诚望贵机关依法撤销被申请人做出的违法处罚决定。
此致
安阳市行政复议受理中心
篇12：行政复议申请书
申请人：某公司，地址：，负责人：，职务：经理。
被申请人：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地址：，负责人：，职务：局长。
申请人因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青人社伤认决字
[2011]第1276号），向 市人民政府提出复议申请。
复议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青人社伤认决字[2011第127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关于某某认定为工伤的决定，依法认定为某某2009年8月22日17时许的受伤不属工伤或视同工伤。
事实及理由
被申请人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既未载明劳动者杨洁的工伤认定申请所依据的事实及相关证据，更列明其调查核实的经过和依据，显而易见，被申请人所作《工伤认定决定书》违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的《工伤认定办法》第十六条关于“工伤认定决定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三)受伤部位、事故时间和诊治时间或职业病名称、伤害经过和核实情况、医疗救治的基本情况和诊断结论”之规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
综上，某某不应当认定为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三条及《行政复议法》规定，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青人社伤认决字
[2011]第127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关于某某认定为工伤的决定，依法认定为某某2009年8月22日17时许的受伤不属工伤或视同工伤。此致
某市人民政府
申请人:
二0一0年月日
附：申请书副本壹份。
篇13：(个人)行政复议申请书
关键词：新闻传播,著作权,维权,个人主义,集体主义
一、问题的提出
以往关于新闻传播与著作权维护关系的模糊认识, 以及新闻传播维权与侵权相互矛盾性行为的根本原因, 在于观察者没有真正调查和测量新闻从业者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水平, 以及对独特资源的支配权, 而是简单地将法律文化作为代替物, 假设著作权法应该对一切侵权行为负责。尤其是, 这些研究很少从新闻传播违反侵权法者特殊的职务层面创设不同的自我建构, 以进行传播与侵权及其他因变量之间的因果推断。本文采用我国一流报刊2014年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100个新闻作品 (包括消息、通讯) 作为样本, 其第一作者均为各大报社驻站记者、第二作者均为通讯员。在对这些报道进行跨地域比较后发现, 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相比, 独立自我个体的驻站记者对独立自我个体的通讯员的侵权行为更为普遍。
对100篇新闻作品的样品研究中, 对100个通讯员的个体主义数据进行跨地区比较后发现, 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相比, 集体主义自我通讯员在越高级的报纸上发表的新闻作品, 被个体主义自我驻站记者侵权的现象越普遍。采用2 (自我建构:独立自我VS互依自我) ×2 (社会身份:朋友记者VS陌生记者) 的组间设计, 面对陌生记者时, 独立自我建构通讯员的被侵权率高于互依自我建构通讯员;面对朋友记者时, 两种自我建构通讯员的被侵权率无显著差异。这表明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在维护著作权方面的区别仅在面对陌生记者时才有差别。经由不熟悉的驻站记者投稿时, 互依自我建构通讯员被驻站记者侵权的比例要低于独立自我建构通讯员, 这可能是因为其有背后的强大共同体做后盾。要提高全社会的普遍著作权维权意识, 从社会治理角度, 可考虑出台新闻法, 以克服“组外”为特征的党报官报“老爷”作风, 培养公平、公正、正义等社会主义价值观, 强制遵纪守法和依法维权并举。
二、新闻业务方面的实证研究
著作权也称版权, 是指作者及其他权利人对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享有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总称, 分为著作人格权和著作财产权。其中著作人格权包含了公开发表权、姓名表示权及禁止他人以扭曲、变更方式利用著作损害著作人名誉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颁布至今已经20多年, 但侵权行为在我国的文化传播行为中屡见不鲜, 这种侵权行为在国家级大报和省级党报的新闻作品制作、传播行为中并不罕见。
国家级党报层面。从2014年10家国家级党报的100篇 (每报10篇) 关于核心价值观的、注名记者 (均为各地驻站记者) 和通讯员 (均为新闻事实发生地专门宣传人员) 的文章分析, 100%的第一作者为驻站记者。这是因为, 地方某共同体如果想在国家级报纸即党报 (包括电视台) 发表一篇正面报道, 通讯员的新闻作品不交给目标报纸在当地的驻站记者, 是根本不能实现发表目标的。而一旦驻站记者认可了通讯员的稿子而不将自己的名字无条件地冠以第一作者 (无论该驻站记者改动与否、改动多少) , 而直接交给本报刊登的可能性通常不足0.01%。这是因为国家级党报大报的驻站记者既要完成自己的采稿任务, 又面对众多通讯员的来稿, 常常是供过于求。而地方通讯员如果能在国家级大报党报上发表新闻作品, 常被视为工作业绩。但这种预期目的不易实现、面临激烈竞争, 这就迫使这些通讯员总是不得不牺牲自己的著作权 (包括人格权和著作财产权) 而换取在大报党报发表的机会。这种为业绩而不得不牺牲自己著作权的预期和心理, 成为越来越多大报驻站记者肆无忌惮地侵犯作者著作权的前提。
省级党报层面。侵犯著作权的另一种重要表现是, 不少省级党报记者为专题写作而侵犯了原作者 (或作者群) 的著作权, 而将集纳作品冠以自己的名字和新闻事件发生地利益共同体通讯员的名字, 而完全忽略了所集纳作品原作者的著作权。这是因为该利益共同体的通讯员一般是该记者红包的直接发放人 (但红包的金钱通常由发布新闻的具体单位支付, 比如某大学的某个学院或研究中心) 。即便如此, 这些省级党报也不会真正为了新闻效应而为某个利益共同体比如某研究院撰写一篇综合报道。他们之所以厚重文章报道某个利益共同体, 是因为他们已经从该利益共同体那里得到了金钱即广告费。也就是说, 这些省级党报的记者时常会在其报社已经得到了新闻产生单位支出了金钱的新闻交易中, 又侵犯作者著作权为记者个体和其利益合作伙伴即通讯员获取稿费。即一篇有偿新闻的刊发, 经常为新闻媒体利益共同体、记者、通讯员个人三方创造了利润, 而同时造成对原作者的侵权。
三、行政层面的实证研究
(一) 研究方法
我们采用观察法和访谈法, 在行政机构层面上进行集体主义和著作权保护的相关分析。著作权保护情况来自深度访谈和观察所得。我们在此将著作权侵权分为“组内侵权” (同在一个经济利益或政治利益共同体的成员之间、通常为上下级之间的著作权侵权) 和“组外侵权”, 后者更接近上述所揭示的驻站记者对通讯员的侵权, 因此作为本研究的因变量。自变量是著作权作者对自己著作权的保护预设与保护行为。还有一个介于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变量, 也就是“组内侵权”的行为人即著作权所有者的行政领导或业务主管。他们既是侵权行为的行为者, 也是侵权果实的接收者。
在新闻传播行为中, 这两种侵权是发生在传播发送者自身的侵权行为, 关涉我国新闻传播秩序的法治治理机制, 所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多数发生在机关党委宣称机构内部的侵犯著作权行为, 源自新闻把关人对经由自己所在职务职能和功利的积极预设和构建, 但他们仅仅是行为的预设者, 其所预设的文化产品则是依赖本部门所占有的文化资源和人力资源最终形成, 并最终成了这些新闻把关人的文化作品, 他们实际上在集体主义的掩盖下完全占有著作权, 而且他们的侵权行为极少为自己带来违法受罚的后果, 与之相反倒是常常带来新的荣誉和利益 (包括权力、金钱、声望)
(二) 研究结果和讨论
在上述分析中, 大众传播中的“组内”违法侵占著作权行为与集体主义的文化价值和国家法治治理体系的建构的力度成正相关。这方面的研究利用了较为隐秘的、深层的第一手观察和深度访谈所得资料, 从行政与大众新闻传播的嵌套中考察了著作权与集体主义之间的关系, 对我们揭示我国大众传播中普遍发生的通常掩盖在工作流程之中的侵权行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解释性, 而且通过对“组内”“组外” (通讯员是基于自身所在共同体的利益与共同体的前期投资而与驻站记者媾和) 普遍存在的侵权现象的揭示, 克服了以往将侵权简化为个人贪婪所导致的个体腐败问题, 还揭示了新闻传播发送内容, 与新闻传播发送者自身的行为自律水平无关。其局限在于, 对这种隐蔽操作的被侵权与侵权依赖关系研究, 仅为描述, 无法全面量化。
四、个人层面的实证研究
(一) 设计和过程
在W地的20位职业记者兼通讯员先后接受了访谈, 以实现日常友人或同事之间的交流。他们认为作为个人, 记者不能侵犯他人的著作权。同时作为个体, 自己并不在乎著作权被国内一流媒体驻站记者侵占, 因为自己可以因为在一流媒体公开发表文章的业绩而在自己奉职的利益共同体内找回损失的补偿, 因为权利的获得和失去有时是相对的。
(二) 结果和讨论
我们假设与互依自我启动相比, 个体对他人的著作权侵犯在独立自我启动下表现出更高的犯罪率, 但这一效度仅在并不十分熟悉的记者和通讯员之间显著, 在亲友条件下并无区别。本研究采用一手数据, 通过对独立自我 (个人主义) 和互依自我 (集体主义) 两种类型侵权者的观察, 侵犯著作权者尽管与职务之便相关, 更与个人品质相关。
五、讨论
(一) 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地位优势与普遍侵权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 大报驻站记者VS地方通讯员, 大报驻站记者的侵权犯罪率更高。该结果有助于解释目前文献中关于大众不知法与侵权行为普遍性的矛盾结论。现有文献通常将个体经营商贩作为个体主义文化的典型代表, 将国内一流媒体作为传播国家和社会法治治理的重要载体与法治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的指挥棒, 即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文化的典型代表和倡导者。个人主义的代表以往被认为是侵权犯罪率高的发生人群, 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的代表似乎是守法的典范。我们的研究扩大了范围, 潜入了深层, 比较了多个省份, 发现组内侵权与人际关系的熟悉程度无关, 而与职务高低成正相关:职位越高者、功利性越强者侵权犯罪率越高。在组外侵权方面则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因素和社会效益, 因此对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等文化因素对侵权的单独作用仍未有清晰结论。但占据特殊资源者例如大报驻站记者一般的侵权犯罪率高于各个省级党报的相应记者, 而且这种侵权主要表现一般的工作联系之中。
(二) 侵权对象社会身份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揭示了侵权者身份对社会法治治理体系的调节作用, 表明执法/知法自我与法盲自我在一般侵权上的区别主要适应于对待相比其行政地位和社会地位较低者 (下属、地方通讯员) 。在侵权行为随处可见的当今, 本研究从行政角度、新闻传媒角度对依法保护著作权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具体的, 中国作为具有显性官本位特征的东方社会, “仗势欺人”有其深厚的技术、社会和意识形态积淀, 但我们相信,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法治治理体制的健全, 维护著作权的自觉也会越来越高。
篇14：从行政法角度论公民个人信息保护
关键词：行政法；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公民信息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7-0096-02
一、公民信息的概念、特征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公民信息保护受到社会的极大关注。信息是一个国际性的词汇，在日本将信息称为情报，在我国台湾地区称之为资讯。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信息加以定义，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解：（1）公民信息，亦称个人信息。现有立法建议稿将公民信息表述为，个人姓名、住址、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医疗记录、人事记录、招聘等单独或与其他信息对照可以识别特定的个人的信息[1]52。（2）“信息是我们适应外部世界并且使这种适应为外部世界所感知到的过程中同外部世界进行交换的内容的名称”；“信息是物质的一种普遍性和本质属性。事物的特征通过一定媒介使其他事物感知，这些能被其他事物感知的，表征该事物特征的信号的内容即为该事物向其他事物传递的信息”[2]1。因此，信息是公民特征的外部表现形式，每一个公民都通过这些信息表现出的特征与他人相区别。
公民信息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公民信息保护主体为自然人。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立法上普遍将公民信息的主体限定在自然人范围，对企业以及其他组织在立法上采取否定态度。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法人和其他社会主体在民法上不享有自然人所享有的某些身份权利和人格，例如肖像权、名誉权等。法人具备的特征决定了其在被侵权时只能要求经济上的赔偿，而不可能像自然人一样具备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权利。法人在信息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以其他法律为依据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第二，公民信息具有可识别性。他人可以通过资料、数据等公民信息准确定位某一公民的具体身份、职业、家庭等个人关键信息。
第三，公民信息具有可积累性。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可以采集、加工信息，并在现实的活动中使公民信息所蕴含的价值得到实现。
二、我国公民信息保护现状
近年来，通过非法途径获取公民信息侵犯公众人身、财产、隐私等权利的事件屡见不鲜，个人信息的保护问题正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与此同时，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法律、行政措施来遏制这种情况的蔓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这种侵权现象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下仍然难以得到有效根除。在我国，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存在的问题主要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民信息遭受商业利用、投诉无门
如今在网络上只要输入“购买个人信息”“车主信息”等关键词，就可以搜出数百个专门买卖个人信息的网站，个人信息被非法买卖的现象已极尽猖獗。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医院、电信、银行等单位在开展经营活动中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被泄露的现象时有发生，公民个人信息的泄露对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和个人隐私造成极大的威胁。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都经历过垃圾短信、无名电话的骚扰；各种诈骗电话、短信的传播给不法分子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公民个人信息价值在现实的非法活动中得到不断挖掘，公民个人信息的获取、买卖甚至形成了专业化和规模化产业。人民网曾开展了一次有关公民信息泄露的调查，结果显示：90%的网友曾遭遇个人信息被泄露；有94%的网友认为，当前个人信息泄露问题非常严重[3]。如何保护公民信息，已经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许多因为个人信息泄露受到损害的个人找商家维权，但由于力量单薄收效甚微；找行政机关投诉，因此类案件查处难度大、损失较小，往往仅得到含糊其词的答复。违法成本低使得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犯罪活动难以得到根除。
（二）公民信息遭受行政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违法使用
1.行政机关在公民信息收集过程中缺乏必要规制，由于当前立法滞后、执法不力，行政机关对公民个人信息的收集随时可以以本单位行政管理的需要为由进行，对于收集的程序、范围往往缺乏必要的规制，公民在面对行政机关收集信息时毫无发言权可言。这种话语权严重失衡的现实使得行政机关在收集公民个人信息时极易侵犯相关公民隐私权，导致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隐私利益的失衡和冲突。
2.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信息。行政机关在进行政府信息公开时，经常会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公开。当行政机关或个别工作人员向不法人员提供、泄露个人信息，或在公民信息公开的过程中缺乏必要防护措施，都将直接侵害公民隐私权并给不法人员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提供可乘之机。例如：在我们报考公务员、司法考试时，某些人事考试部门经常存在信息泄露，以至于考试还未开始或者成绩还未公布时，各种买卖答案、修改分数的垃圾短信就开始在考生中肆虐横行。
3.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有待完善。目前，对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分散在不同的单行法律、法规中，如：《宪法》、《商业银行法》、《民法通则》、《传染病防治法》等。但目前我国没有一部关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系统性法律，现有的保护隐私的权法律往往是在其他法律中分散规定，相关规定也存在规定粗糙简陋，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与此同时，对于公民隐私信息范围的界定仍然较为模糊，难以规范政府及相关组织的行为。在信息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互联网对于公民隐私权的侵害日益呈现隐蔽性、破坏性强的特点，这给法律的具体执行、证据的获取都带来较大的困难。因此在隐私权保护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显得尤为迫切。
三、完善公民信息保护相关机制的思考
（一）协调好公民信息保护和政府信息公开的关系
政府信息公开的目的主要在于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获取信息的权利，在一般情况下，一切政府信息都应当向公众公开。但公民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应当受到一定的规制，应当以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为前提。行政机关在从事公务活动的过程中可能会掌握公民的个人隐私，企业的商业秘密，如若不对此进行一定的区分，将给别有用心的不法分子创造制度和法律上的漏洞，进而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行政机关应当坚持目的的明确性、合理性原则，对申请人申请目的、申请公开信息的主要内容、相关信息公开的影响全面加以评估，以甄别和审查申请人的请求是否合理，权衡利弊之后，再做出决定。
当然，我们在注重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同时也应当坚持适度原则，对于公民信息进行保护固然是有其必要性，但同时也不能对公民信息过度保护，更不能以保护公民信息为名逃避信息公开责任，或以保护公民信息为由阻碍正常的作为社会公共资源的信息流动。
因此，在未来的立法工作中应将现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与未来将颁布的公民信息保护法律做到有效衔接。
（二）构建公民信息保护的预防机制
对于公民信息保护的预防机制主要侧重点在于公民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保存环节。本人认为主要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完善：第一，信息收集一方在收集信息时应当向被收集人说明收集信息的法律依据、适用目的、适用范围以及相关主体不提供信息的法律后果等情况，以便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第二，应当保证收集的信息在储存时完整、准确，公民作为个人信息的所有人有权对收集方在收集过程中因疏忽或其他原因产生的错误信息享有要求改正的权利。第三，收集公众个人信息时应当尽可能由本人直接提供，以免错误信息的采纳损害相关公民的合法权益。
（三）采取积极措施防止对公民个人信息的非法查询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已经成为一种昂贵的无形资产，现代商业竞争甚至演变为信息战争。各市场主体需要对大量的信息分析甄别以做出正确的决策。在这样的背景下，难免会有不法分子在利益的驱使下利用政府信息管理在制度和具体执行上的漏洞非法获取他人信息甚至是商业秘密，从而侵犯到其他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因此在以后的立法或制度设计中，应当构建一套完整的预防机制。一方面，通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政机关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只能用于正当目的。另一方面，通过立法设置一系列的查询程序规范第三人的行为，用程序上的正义保障相关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
（四）构建公民信息保护的监督机制
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监督机制主要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应当以政府作为监督管理的主导，设立专门负责公民信息管理的机构，并明确其权责。其次应当加强行业自律的监督管理，明确其应承担的相关责任和义务。第三，引入公众参与，使公民个人信息主体享有一定表达诉求的权利，强化公众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公民作为公民信息主体可以行使信息自决权：一是阻止其公开，二是要求公共行政机关对权利人公开该公民信息。这样可以防止公共行政机关利用法律漏洞拒绝履行信息公开义务或者以公开为理由侵害公民个人信息自决权的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4]6。
（五）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力
随着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张，行政机关在收集、使用、公开公民个人信息时对公民个人信息也存在较大威胁。因此有必要为相关信息主体提供一定的权利救济渠道。这样一方面可以规制信息持有者，增加其违法成本，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对个人信息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信息主体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目前我国主要的行政救济渠道即是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本人认为，当行政机关有以下行为时，作为信息主体的公民可以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救济渠道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一是行政主体对不应当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公开；二是行政主体对信息主体要求修改其个人信息的请求不予答复或拒绝的行为；三是行政机关非法披露相关信息主体重要个人信息的行为。
参考文献：
[1]周汉华.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及立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2]王志荣.信息法概论[M].北京：法制出版社，2003.
[3]李晓宜.九成人信息曾被泄露.信息安全进立法程序[N].人民日报，2008-04-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