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物评论

刊物评论（精选6篇）

篇1：刊物评论

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科普刊物策划书 活动主题：科普就在你我身边

活动目的：本活动旨在促进同学对科普知识的关注度，增强创新能力，加强

大学生课余生活文化建设，营造更好的课余生活氛围，提高大学生创新能力。

主办单位：

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科创中心科联部

参与对象：

院大

一、大二全体同学。

活动内容：①刊物口号征集；②刊物封面设计方案征集

活动流程安排：前期宣传：--月--日——--月--日

在各宣传栏张贴海报和宣传纸（持续一周）；请求各院下发通知，通知到班并发放报名表；悬挂条幅；广播宣传；一三食堂门口进行现场宣传及报名活动（所需物品：帐篷2个、桌子4张、椅子>=

3、笔至少6支、报名表、宣传单）。2 作品选优评奖：

a--月--日——--月--日 将征集的所有作品整理、分类，由科联部成员进行初选。

b--月--日——--月--日 初选的作品再由科创中心成员复审。

c--月--日——--月--日 经复审合格的作品进入决赛阶段。（入围名单进行公示）

注：决赛流程：（1）参赛选手先对作品及口号的理念进行阐述，同时进行电子版演示（时间为五分钟）。

（2）参赛选手回答评委提出的问题。（时间为8分钟）

（3）评委根据评分细则（可见附件）打分，选出总分排在前六名和最佳创意的作品。

（4）确定获奖名单，邀请特邀嘉宾为获奖人员颁奖。

决赛时间：--月--日

决赛地点;xxxxxxx

决赛评委成员:特邀嘉宾、辅导员老师、院科创中心主任、部长3 后期宣传:

a 以海报和宣传纸的方式对获奖选手和获奖作品进行公示。

b 以刊物成品方式展示。

活动要求：

以创新为主。字数不得高于20个字，要求精简、有特色、突出科普特色。写清楚为什么创意出自己口号、封面的具体原因。可以以团队为基础几个人商量，但每个团队不得高于4人。

关于赞助：

一.赞助方名称:xxxxxxxx

二.承办方:合肥工业大学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科创中心

三.时间:2011年X月X号~X月X号

四.地点合肥工业大学翡翠湖校区

六.活动内容概况:

贵公司在我学院开展宣传活动,我院方希望与贵公司合作开展此次活动, 一方面在学生中扩大影响力, 宣传到位;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介绍说明性质,目标, 使同学们便利清楚本公司业务以及优惠项目。

七.宣传活动的具体内容:

(一)前期宣传:

1.媒体宣传:

X月X号------X月X号, 在校广播电台,广播宣传, 加大宣传力度.2.户外宣传:

(1)用三条横幅分别放在校园内帮助贵公司做标语广告宣传(横幅由贵公司提供)

(2)在校醒目位置（公告栏、一三食堂门口、各宿舍楼底公告栏）, 强力推介贵公司的名称,标志及开展的活动标语.(3)在开展活动当天, 分派十二到十五名学生成员帮助贵公司发传单等.

篇2：刊物发行通知

您好!首先感谢您长期以来对《化工管理》的关心和支持。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 从2013年1月起, 《化工管理》杂志由月刊改为半月刊。上半月刊为综合版, 保留原风格, 文章侧重于社会科学和经济管理方面;下半月刊为学术版, 所发文章侧重于化工工艺、设备等技术管理方面的内容。

上半月刊每月1日出版, 下半月刊每月16日出版, 全年出版24期, 每期定价20元, 全年定价480元。我社可为读者代办发行业务, 根据读者需要, 刊物可全套订阅, 也可分开订阅, 综合版和学术版全年定价均为240元, 有订阅者可直接同杂志社编辑部联系。

《化工管理》杂志社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小营路19号中国昊华大厦A座1207

邮编:100101

篇3：刊物评论

[关键词]国立编译馆社会史论战《东北史纲》语言风格

《图书评论》作为国立编译馆主办的书评期刊，创刊于1932年，至1934年停刊，共发行2卷24期。由于国立编译馆带有强烈的官方色彩，《图书评论》在众多方面体现了国民党当局的文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官办书评期刊的水平。本文试图对《图书评论》及其刊物特色作一分析，若能抛砖引玉，實乃本文之幸。

国立编译馆是民国时期“掌理教科图书及学术文化书籍之编译”的机关，隶属于当时的教育部。1932年6月，教育部根据相关决议裁撤教育部编审处，设立国立编译馆。成立之初，设编审、总务二处，编审处又分人文、自然两组，各设主任一人。国立编译馆配有专业的编译人员。1933年11月取消编审处，仍设人文、自然两组，总务处改称事务组。时聘童冠贤、陈可忠、刘英士、郑贞文、郑鹤声、周邦道等18人为专任编译，李秀峰、石声汉等24人为编译，如果专任编译有出任其他职务的改为特约编译。国立编译馆的经费来自固定的政府财政拨款。据报道，1932年，根据行政院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国立编译馆的月活动经费原定为17000元，但实际到账为7500元，到12月财政部每月拨款6000元，其每月活动经费达到13500元[1]。国立编译馆的主要任务有二：一是编译，二是审查。根据国立编译馆组织条例规定，其编译图书的种类是：关于阐明文化及高深学术的著述，世界公认的具有学术权威的专著，学术名辞及其他工具书，各级学校教科书及参考图书，关于内容渊博、卷帙浩繁、非私人短时间所能完成的大型丛书[2]。国立编译馆的审查任务主要是秉承教育部之命，审查有关图书、仪器和标本。

图书评论社是国立编译馆的附属单位，包括主编、编译和干事等成员在内的人事安排都属于国立编译馆。甚者，出版经费及稿件稿酬均从国立编译馆所得的财政拨款中扣除。也正如此，《图书评论》与国立编译馆立馆宗旨是一致的，强调“本刊拟集全国学者之心力，从事批评介绍大中小学校所用教科书、参考书、地图、表解等，以期提高国内新出版物之标准，而达人人皆有好书可读之目的”[3]。然而什么才是标准的书或好书？在《图书评论》将罗家伦的《读标准的书籍，写负责的文字》作为第1卷第1期的第一篇专文时就似乎已经给出了答案。在罗家伦看来，所谓标准的书籍，是指饱含真理的，“它是伟大心灵的结晶，它是残酷不停留的时间所淘剩的遗产。学问固常有进步，但它在进步的流中，有屹然不能毁灭的价值，——这不只是它在某时代的历史价值，而且是它有永久启发后人的价值”。而要写出标准的书籍，则必须结合政府主导和学者努力才能实现，即“征集中外学者意见，按照学科门类，选定标准书籍，列表公布，予有志研究者以正当的路径”。同时“由国家或负责文化机关，以不谋利的动机，来编译标准书籍”[4]。

坚持政府的政治立场，是否会导致期刊的质量下降呢？有学者认为这是肯定的，“这样青面獠牙的书评期刊（尽管有许多善良学者被拉来点缀一二），要在求进步的广大读者中找到市场，要得到著述界出版界经久的支持，难矣哉！只好‘收场’了事”[5]。事实真是这样的吗？这恐怕有待商榷。《图书评论》停刊的最大原因在于“经费困难”[6]。《图书评论》从稿件到出版、发行都存在极高的成本支出。每期支出至少总需1600元：其中稿费约需500元，印刷费约600元，广告费约需200元，邮寄费约需100元，抄写校对费约需100元，杂费约需100元，而编辑与总理的生活费用尚未计算在内。此外，《图书评论》没有设立销售门市部，所有的月刊不是批发，就是预订，而无论是哪一种，都是有优惠的，导致每月至多收入1000元[7]。可见，《图书评论》社每月经济亏损至少高达600元，其中赠阅、欠账之类的损失还未计算在内。当然，《图书评论》并不是没有想法设法地减少成本损失，譬如寻找代销单位进行零售，但总体上是没有成功的。在这种情况下，本身经费就不充裕的国立编译馆最终放弃《图书评论》已在情理之中。

与此同时，编辑社以主栏目采取外部的投稿，而论文作者又是在相对独立的状态下完成书评，尽管有官方色彩介入，期刊的学术独立性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保证的。《图书评论》标榜“致全力于各种图书之批评介绍，不涉其他”[8]。换言之，书评是其核心部分。事实上亦是如此。出版发行的整个期间，《图书评论》设立了书评、新书鸟瞰、杂志论文分类摘要、出版界、国内各大学现用科本调查、通讯等栏目，但书评一直作为主栏目，每期登载的学术书评十篇以上，其他栏目除个别外，自第1卷第3期起，大多取消了，即便有，也是偶尔有之，其分量不能与书评所占期刊篇幅相抗衡[9]。并且，书评栏目的学术论文主要来自外部约稿和投稿。梁实秋、孙本文、傅筑夫、张其昀、何炳松、吴文藻、宗白华、张季同、顾毓琇、夏鼐、郑鹤声、吴景超、千家驹、张东荪、吴晗、萨孟武、金岳霖、顾颉刚、孙次舟、刘节、陈恭禄、缪凤林、罗根泽、范寿康、周鲠生、刘国钧等一批知名学者曾在上面发表书评。尽管编辑人员声称有编辑、修改的义务，但官方色彩很少介入，据刘英士后来讲，“刘英士之编辑本刊，未见‘任命’，它根本不是一个官，‘大丈夫一身做事一身当’。《图书评论》之责任，我自负之。”[10]也就是说，《图书评论》有相对的学术独立性，与政治保持了一定距离。

作为隶属于教育部的国立编译馆创办的书评期刊，《图书评论》将中小学乃至大学教科书的书评作为刊物主要内容。大中小学教科书涉及的学科门类不一，有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图书评论》不加区分，将相关的书评一并予以登载[11]。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自然科学教科书的书评数量不多，基本上是以人文社会科学的书评为主。换言之，人文社会科学的书评构成《图书评论》的基本内容。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书评的登载，《图书评论》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通过书评专栏和杂志论文分类摘要栏目等多种渠道，其中以社会学、教育学和哲学等领域书评为主；二是单靠书评专栏，历史学、经济学、文学、政治学等领域的书评都属于这类。从中不难发现，《图书评论》对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又是有所侧重的，即比较关注社会学、教育学和哲学等领域的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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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评论》的书评一般是对某些领域的著作进行长期持续的关注。譬如社会学领域，除登载吴景超《萧克利佛对于犯罪学的新贡献》、吴泽霖《人格的物质基础》、吴文藻《贝克编译的冯维色的系统社会学》、孙本文《新中华社会学及社会问题》等专文外，《图书评论》的《杂志论文分类摘要》栏目还开辟社会版块，特约著名社会学家吴泽霖来负责具体的撰写工作。吴泽霖1898年10月生于江苏常熟，1922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堂，随即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苏里大学主修社会学，1927年获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长期从事民族学、社会学问题研究，为近代中国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由于他的加盟，栏目的专业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证。同时，这个版块自第1卷第2期始至2卷12期停刊，除第2卷8期没有外，保持了22期，介绍来自《国闻周报》《新月》《新亚细亚》《劳工月刊》《生存月刊》《社会学杂志》《读书杂志》《东方杂志》《社会科学季刊》等众多国内外学术期刊的399条图书信息，内容涉及社会学理论、中外各民族的生活习俗、妇女就业和婚姻问题、人口问题、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等。

同时，《图书评论》还是紧扣时代脉搏的，通过书评对社会上的政治、思想等问题作出学术上的回应。20世纪30年代，日本在加速侵华步伐的同时散播种种蒙骗世人的错误观点。傅斯年等人编著《东北史纲》对此加以驳斥，但由于时间比较仓促，存在史料上的诸多错误。为此，《图书评论》先是登载郑鹤声《傅斯年编著东北史纲初稿》，充分肯定《东北史纲》的价值，认为“傅君之为此，虽属粗率，亦多可取之处，且以新法做东北史，此为第一部，自有其相当之贡献”，且所作的《东北史纲》，是为驳斥日本侵华的口实“满蒙非中国领土”说，虽不免有临渴掘井之嫌，“然临渴掘井，犹胜于缘木求鱼，对于东北史实之研究，吾人自当竭力赞扬介绍，即余撰评之原意也”。但由于该著存在不少问题，郑鹤声对当中的史料进行补遗、纠误，“以期完善”，以免“貽笑中外”[12]。后又登载王仲廉译《傅斯年等编著东北史纲在日本所发生之反响》一文，该文是将日本侵华的学界代言人矢野仁一的著作《驳满洲为中国一体之中国学者之主张》的中译本，译者在“按语”中揭示了矢野仁一“满蒙非中国领土”说的政治意图，及其对日本乃至世界的影响，并指出“此文言论，颇为杂驳，或不值一笑，但见其怀恨李顿报告书，采取李著节略本（作者按：李济所作的《东北史纲》英文节略本）史实之意，时时流露，亦不能不防其向国际间又作谬误之宣传”。希望在《东北史纲》未出齐之前，“一以供傅氏等参考，一以使国人知日人于使用武力之外，尚有无聊文人为之宣传焉”[13]。

又如《图书评论》对当时思想文化界兴起的中国农村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给予回应。在社会史论战中，大量研究中国问题的文章陆续出现，这其中有不少是误导读者的。为此，《图书评论》积极登载程憬《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刘节《陶希圣著中国政治思想史》、傅筑夫《陶希圣著中国封建社会史》等文章。譬如任启元《任曙著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一文，就对任著中的众多乱用统计数字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统计自述是死的，运用失宜，便无意义，若如任君那样的乱用统计，曲解数字，则更陷于错误”[14]。

并且，《图书评论》诸多书评是站在客观冷静的理性分析立场上，具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和较高的学术价值。譬如陶涤亚《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一文，就比较客观地分析了到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在近代出版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认为“虽然在本书出版以前，坊间已有过似是同类的书籍（例如蒋某的），但是本书的贡献，不能不算第一。和它比较起来，世界书局所发行的蒋某的小册，简直没有继续销行的余地”。同时又比较清醒地指出该著的缺陷，如指出戈公振仅将民国报纸的商业化现象归结为“民国成立以后，党争岁不绝书，凡不欲牵入政治漩涡之报纸，渐趋向营业方向”的看法，是简单化的处理。认为戈公振如果能将这种现象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发达相联系，那么“对于这一时代背景的论述，一定还可以搜集不少的材料呢，如果这种材料没有遗漏，本书也一定更要有声有色”[15]！时隔这么多年，陶涤亚的这种观点仍值得今天研究近代出版史的学者借鉴和反思。又如李长之《鲁迅和景宋的通信集：两地书》提出“假若我们承认鲁迅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则对他的即使是私人生活的材料，也不能轻易放过。这原故是：越是在琐屑的私人生活中，越容易见出那个作家的真面目，无论文学史或文学批评，都是离不了它的。这没有别的，仅因为了解一个作家是述说他或衡论他的起点”[16]。换言之，主张要结合鲁迅的私生活，而不是通过其公众行为来评价其学术成就。尽管此文的理论分析很难与后来《鲁迅评判》相媲美，但在鲁迅研究史及近代文学评论史上还是有其地位和价值的。

《图书评论》书评的语言风格，在众多书评期刊中是独树一帜的。这跟其征稿导向有很大关联。《图书评论》启事曾指出，“亚里士多德尝言‘我们既是爱智慧的人。为维持真理起见，就不得已把自己的主张推翻了，也是应该的。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爱朋友了。’本刊编者愿提斯言，以明态度。”[17]也就是说，书评在评论他人著作时可以追求真理，而不顾及被批评者的脸面，即“爱真理过于爱朋友”，这当中有一些尖酸刻薄的语言是难免的，刊物也是可以接受此类稿件的。对此，刘英士是这么解释的，“《图书评论》的存在，根本就是一团火气。没有火，就注意？”“假使我们真正抱着过分严肃的态度，除了校对错误以外，一点不稍表示一点情感，我想大部分的读者必将厌其无味。”[18]

这种语言风格，固然有人欣赏，譬如邹韬奋就发自内心地认为“从前在《新月》月刊的‘书报春秋’一栏里，最有声有色的书评要推刘英士先生做的。他的书评有真知灼见，严厉深刻，笔锋爽利，而又含有幽默的意味，所以令人爱阅。最近出版的《图书评论》就是这位刘先生所主编的月刊，我连看了三期，觉得精神饱满，内容精审，很有介绍的价值。”[19]林语堂亦认为“《图书评论》（刘英士主编）第一期已经出版。其“新书鸟瞰”一栏的书评，笔调诙谐，难能可贵”[20]。但众多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要求对此改正，杜纪堂提出“我希望《图书评论》之编辑及投稿诸先生均肯本着以下二条原则去作评论：（1）积极之鼓励；（2）友谊之批评。……所谓友谊之批评者，即发见书中有错误或缺点时，除代为指出与改正外，不宜藏有讥骂之口吻”[21]。又如谭禅生认为，“评论不是泄气的，以其所见不同，立场不同，或尽有‘错误’、‘糊涂’，‘指’之‘纠’之好了，只是说些愤气的话，适见其量之小；也不是含混模糊两可的，待商榷的地方，当然不能下判语，但完全‘亦非亦是’，结果还是‘无非无是’，何又需此评论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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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图书评论》的语言风格，在文学界中掀起了一场比较激烈的学术风波。梁实秋等在《图书评论》发表的《周越然注释的〈伊尔文见闻杂记〉》《莎翁名著哈姆雷特的两种译本》等文章，在评论当时一些外国文学译本时，往往抓住译文的个别错误，指斥为“荒谬绝伦”，“糊涂到莫名其妙”，“比毒药还要厉害”，“误人子弟，男盗女娼”等，进而激起傅东华等人的反对。他在《文学》创刊号发表《〈图书评论〉所评文学书部分的清算》一文，对《图书评论》第1卷第1至9期发表的二十二篇文学书评进行分析和批评，认为《图书评论》的办刊风格，及部分书评存在一些缺陷。见到此文后，梁实秋认为傅东华的水平有限，“傅先生自称‘替读书界做个会计师’，我看傅先生还是回避一下罢。”并对涉及他的部分，逐一加以驳斥，认为自己语言文字的犀利，在于所评的是教科书，譬如周越然注释的《伊尔文见闻杂记》“是教科书，行销十八版，常被各学校采为课本，所以我责备甚严。”[23]梁实秋、傅东华的相互批评，引起了鲁迅的注意。为了支持傅东华的观点，鲁迅特意撰文认为“《文学》第一期的《〈图书评论〉所评文学书部分的清算》，是很有趣味，很有意义的一篇账。”同时还展开对《图书评论》的批评，指责说“文学部分中，关于译注本的批评却占了大半，这除掉那《清算》里所指出的各种之外，实在也还有一个切要的原因，就是在我们学术界、文艺界作工的人员，大抵都比他的实力凭空跳高一级。”[24]言外之意，就是梁实秋、罗家伦等人的学术水平还达不到学术界的一般水平，《图书评论》以此作为文学创作确立标准，更是痴人说梦。

《图书评论》的这种语言风格为什么引起如此大的学术争议呢？这或许跟《图书评论》比较模糊的征稿启事内容有着很大联系。《图书评论》作为国立编译馆所办的学术期刊，其政治身份已经呼之欲出，但它在征稿启事中却含糊其词，未能给投稿者和阅读者以明确的说法，导致很多学者只能根据刊物上的文章风格判断其办刊旨趣。当时，《图书评论》登载的部分论文，以犀利刻薄、舍我其谁的评论风格在无形中助长了学界对其会造成偏离学术评论正常轨道的担忧。姜伯韩指出，《图书评论》的语言风格，将有助于社会上“相互攻擊讥笑”“排斥异己”的不良现象传播到学术界，成为政客军阀的帮凶；尽管其刊物刚开始出版发行，还未发现这种现象，“然而将来难保没有这种现象之发生”[25]。又如谭禅生担心说：“大家虽是都很愿遇着好书，因着介绍而能够去读原书，但哪些是‘不够标准’，哪些是‘不负责任’的书籍、文字，到很难说。即如罗先生（作者按：指罗家伦）说‘打扫个干净’，痛快是痛快，好书仅是介绍。于图书评论原则上，固有些不合，于立言方面，将要变成永久没有批评讨论的文字了。”[26]也正是不断有读者来信质疑，甚至发生文学界的学术风波，刘英士后来对此作出了解释，认为《图书评论》只是供不同学说各抒己见的平台，没有因政治身份来干扰学术评论工作，“《图书评论》之编撰者，就其所作之工作而言，固非可以超著作界而自成一界者也”。并指出有些语言犀利、刻薄书评不是“判决书”，“本不过是少数读者向公众表示其‘开卷有益’”，即使有“仅恶感情冲击所及”，“那也是有解嘲之余地的。因为这在著作家方面，表示他的著述，尚可引起反感，而在批评者方面，也可表示他在读书的时候，心里尚有所感”[27]。而它们与期刊立场无关，“《图书评论》之任务，止于评论而已，最后裁判，权在阅者”[28]。

时过境迁，在今天回顾《图书评论》语言风格及其引发的学术风波时，我们不难发现，因其未能明确说明办刊旨趣，当时学人只能通过上面刊发的文章风格及刊物从属单位的性质来判断，其中固有合理性的地方，但难免以偏概全，进而给刊物的出版发行，乃至后世对它的评价造成诸多障碍，这无疑值得今天出版界去反思和借鉴。

篇4：刊物的文化

文化，首先是理念层面的文化。

面对教育，我们搁置争议、怀疑与批判。60年来，矢志不渝地坚持正面宣传、正向解读。客观而真实的记录教育发展的伟大成就。这就是我们的正解文化：在办刊方向上，坚持正本、正统、正规，主流、主体、主导。

面对读者与作者，我们搁置阶层、身份与地域差异。60年来，矢志不渝地坚持服务第一的理念，为读者奉献精神的食粮，为作者提供展示智慧的舞台。这就是我们的服务文化：在办刊宗旨上，坚持实际、实用、实效，唯真、唯善、唯美。

面对时代，我们搁置等待、观望与迟疑。60年来，矢志不渝地坚持创新。从刊物种类的扩展到刊物形式的变革到刊物内涵的提升，期刊在不同时期均获得强大生命力。这就是我们的创新文化：在办刊追求上，坚持创造、创设、创立，求活、求变、求新。

文化，其次是实践层面的文化。

编辑出版活动，有其自身的规律与特性。那么，相较于其他社会实践性活动，我们的独特性在哪里？在于编辑文化、采访文化与发行文化三种文化的交汇相融。

文章的择选与修缮，栏目的开掘与经营，这些过程中所凝聚的思量、权衡、论证，均是编辑文化的具体呈现。

深入一线，辗转千里，在山镇、海岛学校留连，在城市、农村学校徜徉，人物访问、现场观察、资料收集，这些过程中所经历的感动、发现、铭记，均是采访文化的具体体现。

让每一期刊物走得更远，让每一种经验影响更深，这个过程中所完成的策划、推广、营销，均是发行文化的具体表现。

编辑文化，是静态文化，从内部构建知识的稳定体系；采访文化，是动态文化，从外部探索信息的变迁图系；发行文化是静动文化的统一，它将静态的知识与动态的信息，传播广远。

文化，再次是组织层面的文化。

一份刊物的整体气质，比如低调、理性与深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集体、一群人的基本精神风貌。

我们的历任领导：刘达中、李学明、陈湘年、黄治中、王蕾……他们个性迥异，但在组织文化中却有共同的特征：包容、和善、专业、勤朴。他们的精神，就是组织文化的核心。刊物理念层面的文化与实践层面的文化，无一不是建立在以包容、和善、专业、勤朴为象征与代表的组织文化基石上。在他们的感召与引领下，我们将获得不断前行的力量。

我在哪里，我是谁，我将往何处去？对于传统文化的思辩，能有力地消解内心的浅识和不确定。我们将坚毅地传承刊物的传统文化，将文化的脉络坚强有力地延续下去，一如高山流水。

篇5：台湾少儿科普刊物考察

科普，亦即科学普及的简称，主要是利用各种媒介，将科学知识传播到社会各个层面，以促进民众对科学的认知、提升社会的科学素养。为了达到全民普及的目的，科普文章必须将艰涩的科学知识适度的简化，让大多数非专业的读者也能够消化、接收。

科普的用法在中国大陆通用已久，但早期台湾地区并不惯用科普一词，直到1983年以后才逐渐广泛使用（张之杰，1983）。原本台湾地区的科学性文章通称为“通俗科学”，用来区别专业的学术论文，而在以儿童为阅读对象的科学文章则称为“儿童科学读物”。

由于儿童时期是人类求知欲最旺盛的时期，每天除了吸收课堂上的知识外，也应该经常阅读课外读物，养成阅读的习惯。根据台湾南投地区小学4、5、6年级的调查统计，有45.5％的儿童平日以阅读为主要的休闲活动，而其中又有72.8%喜欢阅读儿童科学读物，且61.9%的父母也注意到儿童有主动阅读儿童科学读物的习惯（萧名均，2009）。由以上的调查可知，少儿科普是少儿课外教育极受重视的一环。

市售刊物以阅读对象来区分，成年人阅读的为一般杂志，而成人以下的刊物即为教育类。适合学龄前儿童（3～6岁）阅读的刊物，称为幼儿杂志；适合小学生（6～12岁）阅读的刊物，为儿童杂志，而适合中学生（12～18岁）阅读者，则称青少年杂志。

由于笔者从事儿童月刊出版工作多年，对相关刊物较有涉略，因此以儿童科普期刊为主，并将年龄层扩展到青少年阶段，对台湾现有的少儿刊物进行统整，再从中了解少儿科普教育的现况。

1研究方法

由于少儿刊物具有分龄的特色，受众局限在特定的年龄层，多半为家中有适龄人口的家长订阅，销售方式以直销为主、店销为辅，在一般书店无法取得完整的出版讯息，因此本次考察的少儿刊物主要取自台北市立图书馆的儿童馆收藏，另外也由台湾图书馆调阅部分刊物。

在台北市立图书馆的期刊架上，至2012年持续出刊的儿童杂志共有20种，其中有4种以学龄前的儿童为阅读对象，另外有7种主要内容为英语、作文和艺术等，完全未涉及科学性文章，因此不在本次调查范围，最后计有9种少儿杂志为本次考察目标，此外在台湾图书馆则补充1种少儿杂志。

杂志内容描述取2012年出版的期数，除了概括性地介绍之外，还针对各杂志科学篇章选择，各篇章的格式和文图配置情况进行简述。

2少儿杂志简述

在本次考察的10种少儿杂志中，《新小牛顿》是唯一的少儿科普杂志。《新小牛顿》于2004年由《小牛顿》转换而来，至2012年3月共出版90期。杂志主要的阅读对象是5～10岁的儿童，亦即小学中低年级，因此杂志内容标有注音符号，字级较大，文图比为图像多于文字。杂志页数共82页，杂志的主题与科学相关，但也包含部分社会、人文、地理等篇章。综观2012年1～3月号的《新小牛顿》，杂志在每期都有特定主题，该期杂志所有篇章皆围绕主题而成。就笔者规纳，2012年1月号（88期）主题为“企鹅”，2012年2月号（89期）主题为“热”，2012年3月号（90期）的主题则为“树”。以90期内容为例，相关篇章便有《山上的台湾二叶松》、《妙手回春的树医生》、《树木家族点点名》、《大树小杀手进攻了！》、《树木家族点点名》、《守护行道树的好朋友》、《啄木鸟敲敲敲》、《爬树小精灵──树蛙》、《在雨林的顶端散步》、《树啊！我想认识你》、《帮老园丁种树》、《大树的回忆》。

除了《新小牛顿》之外，其他9种杂志都是综合性杂志，但有部分篇章属科普范围。

《新生族教学月刊》创刊于1991年，至2012年3月共出刊252期。虽规为综合性杂志，但属性与杂志不同，由封面上印有“国语”、 “社会”、 “数学”、 “自然”与“生活科技”字样可知，其主要功能为教学的补充教材。全本杂志并无主文，而是由各学科的题库组成，其中科普相关内容占的比例颇高，单期123页中有12单元、51页属科学性题库。

《地球公民365》创刊于2005年5月，至2012年4月共出刊81期，每期页数120页，该杂志内文并无注音符号，图文各占版面的一半，读者年龄层应为小学中高年级和中学阶段。杂志内容包含8大领域，其中生态记事、科学常识两个领域属科普范围。在81期中，共有6单元、32页为科普文章，内文大多为论说文，中间穿插漫画和插图。

《小学生巧连智》是日商巧连智多媒体学习月刊，包含知识阅读本、DVD和网络。知识阅读本每期56页，阅读对象为小学低年级学生，杂志内文均标有注音符号，版面以图为主，文字量较少。杂志内容配合小学学科，其中科普相关的内容主要为自然与生活科技，隔期出现数学篇章。

《大嘴鸟亲子教育杂志》原名《大嘴鸟亲子数学》，1996年10月创刊，于2008年5月更改为现名，原为介绍幼儿园和小学数学为主的数学杂志，改名后为综合性月刊，阅读对象为5～12岁儿童，文字部分有注音、部分没有注音。杂志每期54页，其中科普文章占2012年3月号（186期）的5单元、24页，除了自然与生活科技相关篇章之外，还固定有数学资优生介绍和《数学评量》，是该杂志的特色。

《国语青少年月刊──少年飞讯》于1995年10月创刊，至2012年4月出版196期，为国语周刊杂志社出版的月刊，适读年龄是小学中高年级和初中，文章皆无注音，版面文多于图。全书112页，在196期中有22页为科普文章。

笔者任职的《小达文西》杂志于2006年1月创刊，至今出刊76期。每期96页，适读年龄为小学生，除少数篇章外，杂志内文都含注音，图文各占版面的一半。在2012年4月号（76期）中，共有5单元、17页为科普文章，表现方式大多为图文各半，每期有固定数学漫画单元。

《未来少年月刊》为天下远见集团在2011年1月才创刊的新杂志，至2012年4月出刊16期。由于《天下远见》为台湾知名杂志，旗下的少儿杂志有许多名人参与撰稿，内容也比其他少儿杂志具杂志感。每期126页，在16期中有5单元、17页为科普文章，除文图篇章之外，还有动手做实验单元。

《TOP945》为市面上少见的双周刊，由出版中小学教科书的康轩文教集图于2003年1月创刊，至2012年4月出刊210期，分为初阶版和进阶版，初阶版适读年龄为幼儿及小学低年级，进阶版适读年龄为小学中高年级，内文皆有注音标示。在进阶版每期有72页，科普文章在210期有1单元、8页，209期则有4单元、17页。

《幼狮少年》为台湾最老牌的青少年综合月刊，由1976年创刊至今已出版426期，每期110页，科普文章所占比例较少，426期只有1单元、4页，425期则有2单元、7页。由于适读年龄为初中生，文字无注音，版面文多于图。

3结论与讨论

台湾地区由于少子化，少儿刊物的生存不易，科学专门性的杂志更是少数，1978年4月创刊的《少年科学》、1984年3月推出的《小牛顿》、1986年10月创刊的《小小科学眼》和1985年2月日本授权的《哥白尼21》等杂志皆已陆续停刊。至今仍持续出刊的少儿科普杂志只有《新小牛顿》和《少年牛顿》，这两种杂志是在2004年由《小牛顿》杂志一分为二而来。

科学包括了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生物等学科，这些基础学科在学校已有相关课程教授，但家长订阅科学刊物的目的仍是补充课本的知识，并使自然科学成绩进步，因此杂志内容与一般少儿科普书籍内容差异不大。在成人科普刊物中常见的科学新知，由于内容较艰涩难懂，不易转化，在少儿科普刊物中极少见。

不论是少儿科普杂志，或综合性杂志的科普文章，内容都以生物和生态为主，理化较少，数学更是少见。大量的生物相关单元，可能是因为简单易读，且较受少儿喜爱之故。然而科普的目的是普及科学知识，若仅传达单一学科的讯息，无助于科学向下扎根。

科普刊物除了以文字传达知识，还常利用插画与照片解说。尤其在少儿科普刊物中，图片占版面很大，且当读者群年龄层愈低，图片愈多、文字愈少，可见图片对少儿科普文章的重要性，因此科普杂志必须注意的图片的选用和解说。

参考文献：

[1] 张之杰. 科普与科学艺文[J]. 科学月刊,1983(6).

[2] 萧名均. 小学教师、家长与学生对科学类儿童读物的阅读观点与阅读状况之调查研究[D]. 台中: 台中教育大学，2009.

篇6：话说红卫兵刊物

本文说的红卫兵刊物，是指红卫兵造反派编印的名称固定、装订成册、按期发行的出版物，不含报纸。本文所说的红卫兵，包括狭义的红卫兵（大专院校和中学红卫兵）和广义的红卫兵（包括工人、农民中造反派）。

红卫兵刊物出现的历史背景

红卫兵造反派刊物的出现，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个奇特而有趣的现象。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大陆的刊物都是官方主办，没有私家刊物。进入1960年代中期，这些官办的刊物引起党的主席毛泽东的不满。

1964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发动文革的“5.16通知”，严肃指出“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曲、美术、音乐、舞蹈等等”。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刊物严厉指责。“文革”一开始，大多数刊物就在劫难逃了。1966年5月，北京市委决定，市委主办的理论刊物《前线》停刊。这是“文革”开始后第一个停办的刊物。仿佛碰倒了第一枚多米诺骨牌，众多期刊哗啦啦纷纷停刊。到1969年，中国大陆只剩下《红旗》杂志等区区二十种正式期刊，为中国百年期刊出版史上之最低点。

红卫兵刊物的喷涌

与国家正式出版物的凋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66年下半年到1969年间，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各类群众（民间）组织大量涌现，“报禁”解除，红卫兵造反派报刊开始出现。特别是随着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不断发展壮大，难以计数的红卫兵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一时间，从油印传单到小报小刊，出版手段呈现民间化的特点——这是中国报刊史上的一个奇观。

红卫兵造反派报刊的雏形是红卫兵散发的传单、大字报。后来发展为自办小报、刊物。1966年8月22日，毛泽东题写刊头的《新北大》创刊，这是最早的红卫兵小报。1966年11月北京大学主办的《文化革命通讯》出版，这是最早的红卫兵造反派刊物之一。北京著名的“五大高校”学生组织都有自己的刊物，如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的《文艺批判》、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井冈山》、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东方红》、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北航红旗》、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战斗团的《教育革命》等。

红卫兵造反派刊物都是自行编辑印刷的，不到出版管理部门批准备案，无须刊号和准印证（1968年后，各地开始建立群众刊物的报批制度），稿件也不需要主管部门审查，印刷出来之后，有的无偿赠送，有的用于交换，有的定价出售，有的甚至可以通过邮局发行。

红卫兵造反派报刊的大量出现与中央领导的支持分不开。毛泽东题词的北大校刊《新北大》创刊，对红卫兵造反派创办报刊起到了示范引导作用。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曾多次动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组织创办刊物。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在“革命”、“造反”的旗帜下，斗争激烈的各派组织纷纷创办报刊，建立自己的舆论阵地，“爱造反派之所爱，恨造反派之所恨，想造反派之所想，急造反派之所急！为革命造反派直接提供用兵的战场！”（见开封师院“八·二四”1967年11月《战地黄花》创刊号），各地红卫兵造反派创办的报刊呈现万马奔腾的局面。

红卫兵刊物的特征

红卫兵造反派刊物的特征可以从刊物名称、刊物封面、刊物内容三个方面看出来。

刊物名称具有鲜明的“革命”和“造反”特征。你看：《烈火》、《准备》、《点火》、《上天》、《大喊大叫》、《钢二司》等，尽管名字千奇百怪，但皆有出处。有的是从毛泽东的诗词和文章中找出的现成词语，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万山红遍》；有的是使用“文革”流行语言，如《斗私批修》、《大破大立》、《教育革命》；有的是以自己组织的名称作为刊物的名称，如《井冈山》、《钢二司》，《八·二五》；有的是本行业的名称与革命词语相结合，如《红色电影》、《外语红旗》、《美术风雷》；有的是直接说明自己杂志的主题，如《批翦战报》、《批彭战报》、《红卫兵文艺》等。

红卫兵刊物的封面多是红色基调，主要构图是毛泽东等革命导师形象、毛主席语录及诗词手迹以及高大的工农兵形象。封面总体上给人以大喊大叫、剑拔弩张的感觉。

红卫兵造反派刊物刊登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刊登毛泽东的文章、语录，特别是刊登了毛泽东未公开发表的早期文稿、毛泽东最新指示等。有的编写了毛主席文艺语录、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语录，有的还刊登了一些民间抄传的毛主席诗词等。

二是刊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指导“文革”的通知、通告。

三是刊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这些讲话是研究“文革”的珍贵档案资料。

四是刊登大批判文章。刊登中央或地方及本单位“走资派”的“罪行录”，以及批判所谓“黑头目”、“黑作品”、“黑理论”的文章。这些大字报式的文章无限上纲、捕风捉影，从论点到论据皆无可取之处。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以“供批判用”的“黑讲话”、“黑理论”，为我们保留了大量老一辈革命家的讲话。

五是刊登派性斗争和武斗的消息、文章。小报小刊既是各派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宣传自己主张的阵地，又是攻击对方的工具。

六是刊登“路线斗争”的历史资料。那时，几乎每个行业都编写了本行业的“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这些大事记一般长达数万字，多是通过自己编印的刊物发表的。

七是刊登本派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首长讲话、中央文件的心得体会，分析讨论形势的意见。

八是刊登文艺、美术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样板戏、红卫兵编写的大型歌舞史诗、电影剧本、歌曲、版画、政治漫画等等。比如北京大学造反派编印的《文化批判》曾在1968年9月出版了增刊《抗大的道路》（革命歌舞剧）；中央戏剧学院红旗文艺兵团编印的《红旗文艺》创刊号上刊登了歌舞朗诵剧《红卫兵战歌》。这些刊物是我们了解、认识和评价红卫兵文艺的主要渠道。

九是刊登照片，既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照片，也有反映工农兵生活的照片，还有批斗大会现场及批斗对象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坐喷气式的照片。像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主办的《文革风云》就刊登了批斗陈毅大会的照片，包括陈毅“低头认罪”的照片。

十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其他一些情况。

红卫兵刊物的印刷与发行

红卫兵造反派的刊物有油印的，也有铅印的。

红卫兵造反派“踢开党委闹革命”，他们出版的刊物用的是公家的经费。一般地说，一个单位都有两个派别以上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掌权的一派，可以名正言顺地用公款出版自己的印刷品；没有夺得权的，要发表自己的意见，要与对立面论战，要在社会上制造自己一派的影响，必须印刷自己的宣传品，尽管他们也能从单位得到一些纸张、油墨和油印机，甚至少量经费，但更多的需要自筹资金、自己想办法。

红卫兵造反派刊物的发行渠道，不外乎赠送、交换、组织人员外卖等，有的还通过邮局发行。笔者收藏的红卫兵刊物中，有的封面上盖着“交换”、“赠送”字样的印章。

为了扩大销量和影响，一些报刊往往要求本单位＂牛鬼蛇神＂上街卖报。如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姬鹏飞都曾被勒令到王府井百货大楼前广场卖报。

由于群众组织的报刊较多，一些城市的街头出现了固定的材料交易点，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在此交换自己的报刊和小册子。

1967年12月，上海的红卫兵要求把自己的《红卫战报》夹在《解放日报》中一起发行，遭到拒绝。造反派一怒之下，造了《解放日报》的反，逼迫《解放日报》发行《红卫战报》。此后，邮局开始发行红卫兵造反派的报纸和刊物。

有名的红卫兵刊物

红卫兵造反派刊物具体有多少种，从来没有准确的统计。1968年5月4日，谢富治在一次讲话中说：“北京有五十几种小报，期刊四十几种，总共九十九种，快到一百，估计还有没统计的。”他说的是“1968年5月”的数字。在此前后，红卫兵造反派的报刊不断地创刊、停刊，走马灯似的。笔者收集到的北京造反派的刊物就达两百多种。我估计全国的红卫兵造反派刊物有几千种。这里列举几个有名的红卫兵刊物，以窥斑见豹。

《文化革命通讯》。由北京大学《文化革命通讯》编辑部编印——它是“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的第一作者、处于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首的聂元梓“执政”“新北大”时创办的刊物。编辑部的地址在聂元梓起家的北京大学哲学系。这本杂志1966年11月创刊，是全国创刊最早的红卫兵造反派刊物之一。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北京大学、北京乃至全国“造反”的重大事件。何时停刊、共出版多少期，没有资料可查。我手头有一至十六期杂志。

《文革风云》。它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创办的刊物。十六开本，每期三十多页。刊物通讯地址：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学楼一百三十九号。我保存有第一至十四期杂志。何时停刊、共出版多少期，没有资料可查。《文革风云》的内容像众多红卫兵刊物一样，刊登的多是大字报式的批判文章。较为突出的特点是，这本杂志比较全面、系统地记录了外交系统的红卫兵批判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的全过程，也让我们从另一个方面看到陈毅与造反派进行斗争的顽强风采。

《外语教育革命》。首都外语教育革命联络站《外语教育革命》编辑部编，月刊，十六开本。这是“文革”中比较少见的中、英、俄文对照的红卫兵刊物。这本杂志的特色是，用中、英、俄三种语言对照刊登毛泽东的一些文章和当时中国流行的政治口号。

《革命参考文献》。上海东方红编辑部编印，1967年3月创刊，不定期出版。我手头有第一至十八集刊物。这个刊物的封面、封底样式基本固定，每期都有几个画页，刊登数幅彩色及黑白美术作品，其中的宣传画、漫画很有特色。它属于文摘类刊物，每期围绕一两个主题，将当时全国流行的批判文章、大字报一网打尽，基本反映了红卫兵、造反派的批判指向和动态。笔者粗略地统计，这十八期杂志中，共收录四百余篇文章，指名道姓地批判一百多名政界、文艺界知名人士。

《美术风雷》。红卫兵美术运动、毛主席语录歌和革命样板戏，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文革”艺术的“三大神话”。刊登红卫兵美术作品的红卫兵报刊为我们欣赏和研究红卫兵美术提供了最直接、最便利的条件。我收藏齐全的第一套红卫兵刊物恰恰是一套美术刊物——《美术风雷》。《美术风雷》的主办单位有中央美术学院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等十家之多，编辑部地址：北京东城反帝医院前街中央美术学院内——协和医院被红卫兵改名为反帝医院。《美术风雷》杂志1967年6月创刊，1967年9月下旬停刊，一共出五期，它主要刊登批判美术界权威的文章，显示了红卫兵文艺造反、决绝、颠覆的特征。

《红卫兵文艺》。由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主办，社址在北京交道口棉花胡同的中央戏曲学院内。《红卫兵文艺》的前身是《大破大立》，从第三期改名《红卫兵文艺》。它主要刊登小说、回忆录、散文、诗歌、曲艺、歌曲及美术作品等。《红卫兵文艺》是最具红卫兵特色的杂志之一。它第一个鲜明地打出“红卫兵文艺”的旗帜，发起“红卫兵征文”，发表了大量的红卫兵诗歌、报告文学、小演唱等，杂志中还有许多插图，让我们看到了红卫兵“文艺”的模样。《红卫兵文艺》的另一大“贡献”是发起并编辑出版了《在火红的战旗上——中国红卫兵诗选》，这是“文革”中出版的最著名的红卫兵诗歌选，是红卫兵诗歌运动的总结。如今这本书在旧书市场上难得一见。

红卫兵报刊受到中央的关注

对于红卫兵造反派的小报小刊管理失控问题，中央高度关注。

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改进革命群众的报刊的宣传的意见》，一方面肯定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编印的各种报刊、传单，在宣传战线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指出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应该严格按照中央指示和社论进行宣传。

二、毛泽东、林彪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讲话、批示，中央内部文件、内部谈话，一律不要擅自刊登、编印流传。

三、报刊上不得发表反对解放军的文章和报道。

四、必须严守党和国家的机密。目前群众组织报刊泄密相当严重，透露了国防工程、设施、部队调动情况、备战计划、措施及经济、外交、机要方面的重要机密，必须迅速制止。

五、不要搞＂黄色新闻＂及其他庸俗、低级的东西。

六、对国际重大问题的宣传，要按中央方针进行。

七、不要传播“马路新闻”、政治谣言。

事实上，在“天下大乱”的情况下，红卫兵造反派报刊出版中的混乱情况是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的。1967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中央关于严禁在书刊、传单上泄密问题的通知》，点名批判中国科技大学东方红主办的刊物《科技革命》。这个刊物擅自刊登了中央负责同志对驻京国防科研单位的报告及有关批示，造成泄密。

1967年12月23日，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勒令福州〈北京〉刊物停刊的通报》，指出：“福州发行的名为《北京》的刊物上，擅自大量刊登没有公开发表的未经核实的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和中共中央文件。中央认为，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此刊物应立即停刊，并把过去已出版的二十九期送十套交中央文革审查。”

红卫兵刊物的停刊

进入1968年，红卫兵造反派文斗武斗，动枪动炮，各地流血事件不断。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谈话，对武斗现象进行严厉批评。随后，“工宣队”进驻并接管大专院校，解散红卫兵组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红卫兵刊物有的停刊，有的由“工宣队”或“革命委员会”接管。民间组织争相创办报刊的局面结束。

目前，笔者还没有见到中央对红卫兵造反派报刊停刊的具体指示，但有些省革命委员会曾有过明确要求。比如，1969年3月，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第三次全会（扩大）会议的决议，提出群众组织办的各类报纸、刊物均应停办；5月26日，浙江省省革命委员会又作出《关于群众组织的报纸、刊物一律停办的决定》。

到了1970年，已经基本看不到红卫兵造反派创办的报刊。

红卫兵刊物的收藏与研究

十年文革梦醒，大地烟消云散。“造反有理”的喧嚣已被岁月的风尘淹没，存世的红卫兵造反派刊物已经不多见了。尽管在“文革”进程中，一些新闻单位、图书馆和博物馆不失时机地展开了对“文革”文物的收藏，但由于时局的动荡、人员的沉浮，加上“文革”后对“文革”宣传品的销毁，红卫兵报刊如今存留在世的并不多见。我从网上查到，目前世界上收藏红卫兵资料最多的四家单位是：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美国“中国研究资料中心”。

现在，国内外除了一些人收藏红卫兵造反派小报外，几乎不大理睬红卫兵造反派期刊，藏书和读书界也很少有人专门去收集研究红卫兵造反派刊物。当2000年3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期刊大词典》（上下卷），共收录中国出现刊物以来的期刊三万三千零三十六种，是介绍中国期刊最全面的工具书，可它对文革出版的众多群众刊物只字不提。

我手头千余种红卫兵造反派刊物，是近年从各地旧书市场上一本一本攒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