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史论文

汉语史论文（共6篇）

篇1：汉语史论文

《汉语史》心得

学了一学期汉语史这门课程，说实话，我本人对语言类的课程有些恐惧，感觉语言类的课程太难了，但通过这一学期对汉语史的学习，虽然没有学的十分好，但我对语言的反感不是那么的强烈了，也对我们汉语从古至今的发展变化有了一定的了解。

汉语史这门课程给我的感觉是语言特别是汉语言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它会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不断地增加音节，减少音节或者音节永远的消失。通过学汉语史我对一些语言学学家有了比在古代汉语课上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比如古代的学者段玉裁，近代的学者王力、吕叔湘、蒋绍豫、向熹等人，外国的学者太田辰夫。

通过这一学期的上课，我了解了汉语史这门学科的创立的标志是1958年王力先生《汉语史稿》的出版，对于音韵学、训诂学、词汇学、文字学有了比以前跟深刻的理解，虽然这种理解是较浅层的，但是我还是很高兴。而且接触到了《切韵》这本韵书，知道了“帮滂并明，非敷奉微，端透定泥，知彻澄娘”等36字母，知道了用反切上字、反切下字来了解声母类别和韵母类比的方法。

总之，通过对三十多节课对汉语史的学习，虽说没有把汉语史学的十分精十分透，但是也是我比较用心学用心听用心记的一堂课，也了解了汉语史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它的组成部分，哪些学者对它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最后，还是要谢谢老师的讲授，辛苦了。

篇2：汉语史论文

袁晖 谭全基 宗廷虎 戴婉莹李金苓著

袁晖 宗廷虎 主编 胡裕树作序 山西人民出版社

所谓修辞，即是语言运用的方法或技巧，换句话说，也就是调整或修饰语言以提高表达效果的活动或规律。

修辞学三大领域：描写修辞学，解释修辞学，修辞学史。

修辞学史研究的任务：首先，多角度研究——从时间上，可以编写修辞学断代史。——从部门上，可以编写辞格、语体、风格研究史等；也可以研究学者和专著，例如刘勰修辞思想研究，《修辞学发凡》研究。——从体裁来说，还可以研究某一种文体的研究史，如诗歌修辞史等。其次，可以从修辞学史的角度开展对比研究。如：曹丕、陆机修辞思想对比研究，大陆和台港澳的修辞学著作对比研究等。再次，可以进行修辞学史的资料整理和汇编工作。

汉语修辞学史研究的分期。古代（20世纪以前）分为七个时期。现代（建国）分为现代、当代两个时期。

先秦——萌芽期

儒家文质并重的修辞观。孔子：“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情欲信，辞欲巧”（《礼记。表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道家疾伪主朴、顺乎自然（“不饰之饰”）的修辞思想。老子：“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辨，辩者不善”。庄子：“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天道》），”“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外物》）。

墨子实证逻辑的修辞理论。《墨子。小取》修辞学史上第一篇专论。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记，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模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

法家韩非尚质重用的修辞理论。“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韩非。说难》（情境修辞观的实质即根据特定的环境或对象的特点来遣词放言。）” “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韩非。解老》”。

先秦经传中的修辞思想。《周易》“修辞立其诚”，首创“言不尽意”说。《尚书》“辞尚体要”。《左传》的“言以知物”，“以辞为功”说。《国语》的“巧言辩惠则贤”说。《礼记》的“言语之美穆穆皇皇”说。

两汉——成长期

《淮南子》（《淮南鸿烈》）是汉初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合著的哲学著作。以道家思想为基础，兼取儒法道墨的思想。“”反映的是综合修辞观。质、情为重，朴素为美。首评《离骚》情志统一的修辞观。

董仲舒（今河北枣强广川镇人）的中和辞质论 “质为文，物为文，文著于质”的质文兼备修辞观。

司马迁的综合修辞观 “题旨情境”说——《太史公自序》：“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 首倡审美性修辞——《屈原贾生列传》。

刘向的“辞不可不修”说 《说苑。善说》：“夫辞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国全性者也，故辞不可不修，说不可不善。” “六比”说（比德、比智、比义、比勇、比仁和比情）是对荀子的“比德”说的发挥和归纳。

扬雄的文质并重观 《法言。吾子》“或曰：女有色，书亦有色乎？曰：有。女恶华丹之乱窈窕也，书恶淫辞之屈法度也。” 《法言。重黎》“威仪文辞，表也；德行忠信，里也” 《法言。问神》“言，心声也；书，心画也”。

王充的言文一致修辞观 《论衡。超奇》“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自纪》说：“”把“意欲”提到决定修辞方式的中心地位，比起情动言形，言为心声说又深入了一步。“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是对“心意所欲”的重要补充。

桓谭、班固等的修辞观

《诗大序》及二郑诠释中的修辞思想

魏晋南北朝--修辞学建立期

一、文学概念的净化促使文和史、诗和论的分家，从而推动了修辞学的发展。西汉的文学观是载道尚质的，魏晋的文学观是缘情重饰的，修辞理论自然由尚质重用而向文质兼备过渡，审美性修辞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二、曹丕提出文体论和风格论。

三、言意之辩推动了修辞已经与哲学的结合。

四、《文心雕龙》标志古代修辞学的初步建立。

曹丕《典论。论文》的修辞思想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 突出修辞个性化——“文以气为主，气（才能气质）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作家风格论——“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应？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气质、天赋、才能不同，决定文章诗赋的风格不同。）文体论——“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陆机《文赋》（以赋的形式写成的著名论文。）论作文的构思、谋篇、创新，研究表意措辞等问题——《文赋.序》“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 肯定意由物生、辞由意定的辩证关系——写作是从“玄览”、“典坟”和“瞻万物而思纷”开始的，有了感受，才引起文思。所以，修辞必由意生，意生必由学习和物动而起。文体分十类——“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

朦胧的音韵修辞观——“暨音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

挚虞和左思的修辞思想 挚虞《流别集。文章流别论》“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当而辞无常矣。文之繁省，辞之险易，盖由于此。” “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 左思《三都赋》--继承和发挥王充以来的实证修辞思想。

言意之辩的修辞学意义 荀粲的“言不尽意”说(“言不尽意”说源自战国《周易。系辞上》“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以及《庄子。天道》“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盖理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久立立像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也；系辞焉以尽意，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因蕴而不出矣。” 王弻的说（“得意忘言”说也来源于《庄子。外物》 “笙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笙。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鱼，得意而忘言。”）欧阳建“言尽意”说《言尽意论》“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苟其不二，则无不尽矣。吾故以为尽矣。” ¬--言意之辩三种不同说法，分属两种不同的角度，从表达角度谈的“言不尽意” “言尽意”，从接受角度谈的“得意忘言”。前者就传递信息而论，后者就接受信息而论。都是修辞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葛洪与的修辞主张 葛洪--因时因地因境措辞而异的修辞观点：《抱朴子。疾谬》“善于依因机会，准拟体例，引古喻今，言微理举，雅而可笑，中而不伤，不？人之所讳，不犯人之所惜。” 《抱朴子。喻蔽》“昔诸侯访政，弟子问仁，仲尼答之，人人异辞。盖因事托规，随时所急。” 沈约--（“永明体”领袖）声律说“四声八病”。

刘勰的修辞理论 钟嵘《诗品序》论诗的修辞 诗的起源--（同刘勰）物感性动说“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不满“永明体”把诗的音律引向刻板机械的做法。

萧统《文选》第一次区分了诗赋文学同诸子史传的区别，使《文选》成为第一部诗文总集。

颜之推《颜氏家训》 《颜氏家训。文章》“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事理、词语和音律三者统一的修辞观。说明“避讳”修辞。

宋金元时期——成熟期

欧阳修、苏轼论修辞 欧阳修（宋初古文运动领袖）《六一诗话》“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事信矣，须文。” 苏轼《答谢民师书》“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王安石、司马光 王安石：注重练字“春风又绿江南岸”；论“用事、对偶” 司马光：论“婉转、镶嵌”修辞格。

黄庭坚（江西诗派创始人）“点铁成金”说——“古人之为文章，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陈言入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 “夺胎（规模其意而形容之）换骨（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说——一种意同辞异的表达方法。“无一字无来处”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

叶梦得、洪迈 叶梦得“言与意会，言随意遣”；“言与竟会，言中有节”；“诗语固忌用巧太过，然缘情体物，自有天然工妙，虽巧不见刻削之痕。” 洪迈《容斋随笔》论“比喻、叠字、双关、对偶、歇后、避讳、仿拟”。

朱熹“不必著意学如此文章，但须明理；理精后，文字自典实”。《诗集传》“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陈骙《文则》——第一部修辞学专著（标志我国古代修辞学走向成熟）。

王若虚

陈绎曾 王若虚（1174—1243）藁城（今河北）。不满于黄庭坚诗文片面追求新奇：“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铺张学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此所以力追东坡而不及欤！”《？南遗老集。诗话卷中》。他极力反对黄山谷提倡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说，未免过于偏激。论词语运用——用词不当，词语冗复，妄改成语、„成言‟，文势不相承接。论旋造（如：“泉香而酒洌”，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中称之为“倒装”格）、示现（“凡为文有遥想而言之者，有追忆而言之者，各有定所，不可乱也。《归去来辞》”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将„示现‟分为三类）、用典、比喻、比拟、歇后、借代、夸张。

陈绎曾《文说》（1916被周钟编入《文学津梁》）。《文笙》（流传日本，名为《文章欧治》）。

《文说》——论“用事”（现代称为“引用”格）；“拗语”（现代划归“错综”格）。把篇章作为一整体，分为头、腹、结三部分，“头起欲紧而重”，“腹中欲满而曲折多，欲健而快”，“凡结欲轻而意足，如骏马驻坡”。

修辞论资料汇编 宋代诗话大量出现，便产生了诗话汇编的书籍。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魏庆之《诗人玉屑》；王构《修辞鉴衡》（第一部以“修辞”命名的专书。）

词论、曲论修辞的产生 李清照《论词》“词别是一家”。其词论是格律词派修辞论的先声。张炎《词源》。沈义父《乐府指迷》。周德清《中原音韵》（总结北曲的作曲规律）。

明代--修辞学的纷争期 明代——纷争期

明初的修辞论 宋濂支持“台阁体（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身之不修，而欲修其辞，心之不和，而欲和其声，……决不可致矣。”《文说赠王生？》。李东阳（茶陵派领袖），反对“台阁体”。胡震亨《唐音？签》——我国第一本断代的修辞学资料汇编。

文体论的代表作——吴讷《文章辨体》和徐师曾《文体明辨》。

明中叶后的纷争 修辞学上复古思潮，前（李梦阳、何景明、等）后（王士祯<“……篇法、……句法、……字法”>《艺苑卮言》，李攀龙、等）七子。反复古思潮： 唐宋派（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等）。公安派（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竟陵派（钟惺<竟陵人>、谭元春）。

李贽“童心说”和焦竑“性灵说”，都提出把真实感情放在第一位，反对复古修辞。

杨慎《词品》 谢榛《四溟诗话》 李腾芳《文字法三十五则》 高琦《文章一贯》——修辞资料汇编

费经虞《雅论》——一部重要的修辞资料汇编，提出一个带有总结性的修辞体系。

王骥德《曲律》（明代，南戏兴盛）

清代——丰收期

清初——进步思想家：顾、黄、王；反对封建专制，批判程朱理学。王士祯（康熙时期诗坛主要人物）提倡“神韵说”（力求“超脱”，要做到若即若离，容易使人脱离时代现实。）康熙下令编《分类字锦》（供修辞作文使用，并作序。）

乾隆时期，编《四库全书》。出现乾嘉学派（淹没于繁琐考证。）汪中《释三九》体现了考据学在研究修辞方面的作用。刘青芝《续锦机》（修辞学资料汇编。总结古代诗歌的修辞学的成就。）

清初：顾炎武《日知录》“文须有益于天下”。黄宗羲“诗以道性情”。邵长蘅《与魏书子（魏禧）书》论“定体、定格、定理”。叶燮（反潮流<即反形式、复古、教条的文风>的修辞理论家)《原诗》（继《文心雕龙》后，在修辞理论方面非常重要的著作）李渔《闲情偶寄》（论戏曲修辞）

康熙年间修辞工具书《佩文韵府》《骈字类编》《分类字锦》。

清代中叶——沈德潜“格调说”（代替“神韵说”）；翁方纲“肌理说”（两者都带有复古色彩）。袁枚“性灵说”与以上两者相反。

清中叶及中叶以后的修辞学：清代中叶，特别是乾隆嘉庆年代，出现“考据风”。文风也走上拟古和形式的道路：文有“桐城派”，诗有沈德潜“格调说”《说诗？语》；翁方纲“肌理说”。反对的：文有史学家章学诚“文德说”和“文理说”、《古文十弊》；诗有袁枚《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性灵说”。

李？《秋山论文》具体指出叙事的手法“顺叙、倒叙、分叙、类叙、追叙、暗叙、借叙、补叙、特叙、夹叙夹议”。袁守定《占毕丛谈》谈文和诗，甚为精辟。方东树《昭昧詹言》论诗法（“学诗六法”）及文法。包世臣《文谱》独创一修辞系统。施补华《？佣说诗》论修辞手法和辞语分类。唐彪《读书作文谱》论“修词”。

清代中叶及末叶——“桐城派”（方苞《望溪文集》论“义法”；刘大？《论文偶记》“行文之道，神为主，气为辅。”；姚鼐《古文辞类纂》论文学理论三要素“义理、考据、文章”、“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修辞四要素>）；反对者是史学家章学诚“文德说”和“文理说”；《古文十弊》。

汪中的修辞论文《释三九》（一篇科学的修辞学论文）把数分为两类“实数，可稽也；虚数，不可执也”，指出“虚数”的修辞意义；“辞之形容者”。

蒋澜《续诗人玉屑》精选千人的论诗歌方面修辞手法的材料；

修辞批评的代表作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说（„知临文之不可无敬怒，则知文德矣！‟”和“文理说（为文的„法度‟）”；

传统修辞学的重要里程碑刘青芝《续锦机》辑录前人修辞学的论述而加以编排。（金代元好问《锦机》）； 传统修辞学的殿军刘熙载《艺概》文体分类的代表作。“文不外理、法、辞、气。理取密而通，辞取雅而切，气取清而厚”。“盖文惟其是，惟其真”。“辞之患，不外过与不及”。论叙事法、情景交融；“眼”：文眼、诗眼、词眼。

汉语现代修辞学的建立和发展

新派修辞论的代表——引进日本修辞学的“仿日派”：龙伯纯《文字发凡》、王易《修辞学》《修辞学通诠》、陈介白《新著修辞学》。——模仿英国讷斯菲的《高级英文作文法》：唐钺《修辞格》（用白话文写作，建立我国第一个较为全面而科学的修辞格系统。）

旧派修辞论的代表——郑奠《中国修辞学研究法》。杨树达《中国修辞学》《词诠》《高等国文法》。马叙伦《修辞九论》。张文志《古书修辞例》

修辞史上的丰碑——陈望道《修辞学发凡》（1932年问世）：建立一个崭新的、科学性强的修辞学体系。

篇3：汉语史论文

“汉语史”是研究汉语发展演变历史的一个学科, 是关于汉语发展内部规律的科学。其内容大致可以包括汉语语音史、汉语词汇史、汉语语法史等内容, 通过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的发展演变, 我们研究现代汉语是怎样形成的。“汉语史”是中文学科的一门专业基础课, 是在学生学习了《古代汉语》、《音韵学》、《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等课程以后开设的延伸课, 目的是使学生在语音、词汇、语法发展演变方面得到“史”的认识, 建立“史”的观念, 通过语言的历史演变探索语言发展规律, 为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汉语打下基础。当前, 各个高校在开设《汉语史》的问题上, 方式不尽一致, 有的高校在本科阶段开设, 有的在研究生阶段开设。相对说来, 由于本科生积累的语料相对有限, 所以他们学习《汉语史》困难很大, 研究生阶段开设该课程比较适宜。本文拟探讨“汉语史”中“汉语语音史”的教学方案, 以就教于大家。

二、汉语语音史的教学方案

1.当前使用的主要教材及其缺陷。目前, 各高校开设汉语史课程主要采用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 (迄今为止已经发行13万余册) 作为教材, 还有向熹先生的《简明汉语史》, 可以作为参考。《汉语史稿》在《语音的发展》部分以中古音为立足点, 上推上古语音, 下探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语音, 将现代汉语每一个声母和韵母的来源、演变通过丰富的语料展示出来, 勾勒出汉语语音演变的历史线索, 有助于我们认识汉语语音的发展和现代汉语音系的形成, 但是该教材也存在一些前后矛盾、条理性不强的现象。如:在讲解中古音的时候, 以“考古派”的原则和观点, 将《广韵》归纳为61个韵部、91个韵母 (实为92个, 见《汉语史稿》中华书局2004年版P63-65) , 而在讲上古音的时候, 却以“审音派”的观点将上古韵部分为29部 (后在其专著《汉语语音史》中修定为30部) 、152个韵母 (见《汉语史稿》P73-79, 93-120) 。“审音派”和“考古派”的分歧主要在于“入声”分立不分立, 在一个作者的一本书中, 也没有得到统一。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不好处理, 学生难以掌握。另外, 《汉语史稿》将汉语语音发展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代和现代, 在分析每个时期的语音系统时, 都按照声母、韵母、声调三个部分分别讲述, 尽管这样安排符合语音实际, 但是不太适应教学要求, 内容繁杂, 条理性不强。

2.本人对教学内容的处理。针对王力先生教材内容前后矛盾, 我们将分析上古音部分的“审音派”的原则和观点贯穿始终。“审音派”根据韵尾的情况将韵部分为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 并且三类互相配合 (即王力先生在上古韵部韵母所谓的十一类, 其中每一类的主要元音相同, 只有韵尾不同) 。在讲解中古音的时候, 我们也将中古韵部分为阴、阳、入三类, 这样中古韵部按照“主要元音相同、韵尾相同”的原则就可以分为95部, 韵母根据“介音、主要元音、韵尾”三者的不同就有142个, 而不是王力先生的阴声韵和阳声韵两类 (入声韵部和韵母仍然存在, 只是归入了阴声韵) , 这样与上古音就可以对应起来, 消除学生在理解时的分歧。为了增强教学内容讲解的条理性, 本人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 总结出“四个时期、三条线索”相结合的教学方案, 将汉语语音史的教学内容条理化, 即“上古、中古、近代、现代”与“声母、韵部 (韵母) 、声调”相结合, 在教学过程中以三条线索为主线, 结合四个时期, 也就是将教学内容分为三部分:一、中古声母系统, 上古声母系统, 近代汉语声母系统, 现代汉语声母系统;二、上古韵部和韵母, 中古韵部和韵母, 近代汉语韵部和韵母, 现代汉语韵部和韵母;三、中古声调、上古声调、近代现代汉语声调 (1) 。

3.汉语史必须要有大量的语料支撑, 要通过具体的语言材料来探索语言发展演变的规律, 因而是一门难度很大的课程。《汉语史稿》列举了很多语言材料, 如各地方言、各种古文献的材料, 甚至还有一些汉语与外语的对音材料, 但是学生不太熟悉。语言材料的列举原本是帮助学生理解语言现象, 说明语言发展规律, 由于学生对语料不熟, 有时候这些语料也成了教学的负担, 在课堂上还需要讲解语料本身, 冲淡了主要内容的讲解。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尽量列举能够反映语音发展演变的、学生又比较熟悉的语言材料, 这样就降低了课程的难度, 也增强了教学的趣味性, 有助于学生掌握该课程的知识。

4.汉语语音史涉及音韵学的很多内容, 音韵学向来被称为“绝学”, 概念众多, 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人言言殊, 矛盾重重, 是学生学习的主要障碍。在教学中, 我们需要对音韵学和语音的一些概念和术语进行界定, 准确把握术语的实质, 抛弃一些神秘化的论述, 还原其本来面目, 把音韵学的一些术语讲解清楚了, 可以说这门课程的主要内容学生就基本能够掌握了, 所以, 在教学过程中, 我们应该抓住这个关键。

三、结语

“汉语史”的研究和作为教学内容时间相对短暂, 该课程是王力先生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立的, 建设时间短, 只有五十来年的时间, 虽然当前研究者众多, 但是每个研究者都只在某个比较狭窄的领域做深入的研究 (目前汉语史专著只有两部:王力《汉语史稿》、向熹《简明汉语史》) , 缺少像王力先生那样的全面研究, 因而课程体系不完备, 如《汉语史》没有“甲骨文”语言研究 (向熹《简明汉语史》有所补充, 但也有一些缺陷) , 没有汉语修辞史的阐述。“汉语史”学术研究还应该加强。“汉语史”是中文学科重要的专业基础课, 通过汉语语音史的学习, 可以帮助学生理性的理解自己的方言, 寻找自己方言语音与普通话语音的对应关系, 有利于进一步学好普通话;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古书中的语音现象, 特别是古书中的特殊读音, 便于更好地学习和研究古代文献;汉语语音史的内容对于我们理解文字现象也有极大的帮助, 如形声字的声符问题、假借字问题以及一些训诂问题等等, 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该课程的研究, 以便更好地进行教学。

摘要：“汉语史”是中文学科重要的专业基础课, 其中汉语语音史是教学难点。通过调整教材内容、增强教学内容的条理性、降低难度增强趣味性, 可以全面提高汉语史教学的质量, 为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汉语打下基础。

关键词：汉语史,汉语语音史,教学内容,教学方案

参考文献

[1]蒋冀骋, 刘晓南.汉语言文字学课程教学内容与教材改革研究的调查报告[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06, (4) .

[2]柳士镇.古代汉语教学与教材琐谈[J].中国大学教学, 2003, (11) .

篇4：试论汉语史研究史评理论范畴

[关键词]汉语史研究；史评理论范畴；“话语霸权”；“话语殖民”

[中图分类号]HI—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2）01—0043-06

真田信治等日本学者所著的《社会语言学》（2002）对“语言意识”进行了界定。所谓语言意识，包括对语言本身以及语言行为的评价、感觉，对语言使用及语言行为现状的认识，对语言使用及语言行为的期待意识，对语言使用及语言行为本身的信念意识，以及语言及语言行为的规范意识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其中，“评价”要素非常令人瞩目。

“评价”主要集中在“语言评价和语言感觉意识”问题上。真田信治等指出，“日常生活中对某一种语言形式、语言体系及语言行为，我们经常会采取某种评价性态度。这种态度也可以叫做对语言及语言行为的接受和认知时的感觉（或感受）性反应。”“对于语言的这种评价意识，其本身是语言信息内容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人们选择语言变体、语言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也是社会语言学对这个问题的关心所在，特别是对方言和敬语的评价意识，是社会语言学经常讨论的焦点。”这表明在国际上，社会语言学对“语言评价”问题非常敏感，因而研究者的思考也很深刻。

汉语史研究理论是否存在着这种“语言评价”范畴？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关注不够，学术态度自然也不够明确。我们在这里有意识地加以探讨。

一、“批评语言学”及汉语史史评活动

20世纪80年代，在英国兴起了有关语篇分析方法的学科，即通过分析语篇的语言特点和它们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来考察语言结构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并进而揭示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被称为“批评性语篇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也称为“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

“批评语言学”认为，语篇是说话者在形式结构和意识形态意义两方面进行选择的结果；它的方法论主要是建立在以韩礼德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上，但也不排斥其他语言理论中的有关概念与方法。它在分析中特别强调对语篇生成、传播和接受的生活语境和社会历史背景的考察，并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发现和分析语篇中那些人们习以为常而往往忽视的思想观念上，以便人们对它重新进行审视。把语言研究和社会历史背景考察结合，解释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确实是一种独特的“语言学批评”理论和方法。这启发我们：语言研究要和社会历史背景相结合。实际上，这里也孕育着语言研究的评价意识。我们引而申之，理解为语言学的价值意义的评判。

对语言学的价值意义的评判，应该包括语言演进史的价值意义的评判，也包括现实语言研究的价值意义的评判。前者我们称之为语言史研究的历史评价范畴，而后者我们称之为语言研究的评价范畴。

“评价”，是价值哲学中的一个理论范畴。李连科在其著作《价值哲学引论》中指出，价值是一种客观社会关系，是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客体与主体需求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社会实践的关系。价值关系本身就是实践关系，是实践关系的产物。评价是价值在意识中的反映，是对价值的主观判断、情感体验和意志保证及其综合。评价作为一种意识反映，当然有主观随意性，有真有假，有对有错，但不应将它与价值本身混同起来。评价是对主体需要的自我意识。在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评价总是以目的、动力的形式，存在于认知过程中，而认知也在不断地调整、充实、确证人们的评价。李连科归纳评价的基本特征从五个方面入手：评价的主体结构、评价的主体水平层次、评价的标准系统、评价的心理机制、评价的社会形式。价值哲学这种对价值和评价概念范畴的认定，给我们研究汉语评价问题提供了理论认识基础。

汉语评价，事实上也存在着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和汉语研究理论评价范畴。我们这里关注的是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按照价值哲学的规范说法，是评价主体对汉语史研究理论范畴历史客体的自我意识的一种认识和实践活动。它也是在认知过程中不断地调整、充实和得到确证的。

二、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

语言学家对语言活动中的评价概念界定，与哲学家毕竟有所不同。英国学者S·皮特·科德在《应用语言学导论》一书中的第十四章“评价、有效性和测试”中认为，“评价是作为实验的一种形式”，“就科学的用义来说，实验是假设进行检验的过程，通常用来检验有关因果关系的某种假设。”评价也是“关于我们工作成绩的源源不绝的信息或反馈。”“既然评价，必然涉及这种或那种的比较。”由此，我们引申之，汉语史研究的史评范畴是有关汉语史研究进行“实验”，进而“检验”，收到“信息或反馈”的过程形式。汉语史研究中的“假设”是否科学，应该经过一个“实验”再行作出判断。就汉语史研究的史评范畴本身来说，建立它，有深刻的历史原因：

一是汉语史研究中的科学性价值认知需要——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不能没有科学性价值的评价体系与评价机制。前苏联学者H·A·康德拉绍夫的《语言学说史》论述了古印度到当代世界语言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对各主要流派产生的历史条件、哲学基础、局限性进行了非常客观的评价，已经构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语言学史评价体系。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直接而毫不隐讳的评价内容。比如他评价青年语法学派，设专节论述“青年语法学派的学说及其实践活动的缺陷”，毫不客气地指出其“研究范围的缩小”、“研究只是语言的一些个别的孤立的形式和范畴”等，非常客观。这实际上是一种在已有评价机制环境下建设科学的评价体系的最为基本的批评，突显了评价的功能。我们在建立汉语史研究的史评范畴时应该有所借鉴。

二是现实研究中的缺欠——科学价值评价的随机性与矛盾性，呼唤着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的建立。近读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其“卷五，内篇五”讲“史德”，要求为史者心术要正：

盖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心术矣。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呜呼可哉？

阴阳伏诊之惠，乘于血气而入于心知，其中默运潜移，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故日心术不可不慎也。

其意为评价历史事实，不能出于私心，心术正才能秉公持论，是“良史”的基础，也是遵守“史德”的前提，不然就会“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危害极大。汉语史研究与史评关系密切，作为史评者也要“心术正”，不然就会带来评价的随机性与矛盾性，这是完全可以料想得到的。但我们还不能仅仅祈求和寄希望于史评者每个人都要“心术正”，重要的是要建立科学评价的制度体系，用制度管人，约束人。由此可见，建立汉语史研究的史评范畴机制的确必要，这也是汉语史研究成败的关键要素之一。

三是史评理论范畴的建立，会使人们对汉语史研究价值有更深刻的理解，也更符合汉语史研究理论价值认知的科学化要求。比如，对汉语语音史中“声调”的研究，就经历了从“粗放”到“精致”的阶段，有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蕴涵了许多“评价”的内容。吴宗济在《汉语声调研究的两个发展阶段：一千四百年/七十年——为刘复大师百年诞辰纪念而作》中说，1400年来中国学者对汉语声调的认识是陈陈相因，人云亦云，非常守旧，比如“四声”的调值，只凭听觉上高低长短的概念来区别，实际的调值并不清楚。而刘复的博士论文《汉语字声实验录》（1925年在巴黎出版），就成为我国第一个用当时欧洲最为先进的浪纹计对12处汉语方言的“四声”进行测算和画出调形的人。由此，他成为现代化汉语声调研究的奠基人。但吴宗济先生也评价到，刘复的这项成就，与现代的声调分析技术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刘先生那时用的浪纹计的构造原理，是凭人的声带颤动的气流，激动音鼓薄膜，传振到鼓针尖端，在滚动着的烟熏纸上划出浪纹来的。那时没有电声扩大的发明，声流太弱，须用口罩通过橡胶管传到音鼓，又需用力大声发音，这就一定比平常口语失真，测量换算后会产生多余的调头或调尾曲线。又因鼓针是用细麦管做的，极轻而柔，它受声带传振终止后，常常会继续自颤（惯性作用），而划出并非真实声调的浪纹，实验者无法分辨而一并计人调值，造成调图与听觉的差异。至于因发音人生理不同而有时声带气流太弱，画不出浪纹来，尤其常见。这是那个时代一般机械振动仪器的通病。”对汉语声调的两个基本阶段研究评价一目了然。这种评价是客观的、公允的。

三、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与汉语史史评历史

（一）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应该包括的内容

1 汉语史研究的史评范畴的价值：理论价值，应用价值，科学价值。

2 汉语史研究史评范畴的研究内涵：概念，定义，范畴，包括史评理论、史评类别、史评方法、史评规范、史评文献、史评人物、史评的学术“共同体”。

3 汉语史研究史评范畴的理论与方法：其理论有别于一般的语言学理论，包括学科理论、范畴理论、历史理论等等。

4 汉语史研究史评范畴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如与制度（政治、文化、教育）、学科（哲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法学）等的关系。

（二）汉语研究理论史评范畴历史

1 汉语史评历史悠久。比如，《说文解字序》对此前文字研究的批判，像“诸生竞说字解经”之“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之类；《切韵序》对吕静《韵集》等韵书编撰“各有乖异”的看法；《马氏文通》对前人语法研究的评述等，无不渗透着史评意识。

2 100多年以来，特别是近30年来，汉语史各分支学科史评著作竞相问世，初步形成一定的态势。比如对于汉语语法学史，孙玄常、林玉山、龚千炎、邵敬敏、方经民、陈昌来等人的贡献很大。汉语训诂学史（赵振铎、李建国等）、汉语词汇学史（周荐、符淮青）、中国民族语言研究史（王远新）、文字学史（姚孝遂、黄德宽等）、汉语音韵学史（张世绿、赵荫棠、周斌武、袁宾、李无未等）、汉语方言史（何梗镛、游汝杰、李如龙等）、汉语小学史（胡奇光等）等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此外，张世禄先生的《中国音韵学史》（1936）有许多史评范畴内容，比如读若和直音的缺点、唐时改经的陋习、过去古音学家的通病、陈氏运用切语系联法的未尽精密、黄氏对于《广韵》根本观念的错误、黄氏学说的缺点等，非常直率，批评比较激烈。黄侃先生原是张世禄的极有影响的前辈学者，但为了学术研究，张先生还是进行了“对事不对人”的批评。赵荫棠的《等韵源流》（1938）专门设了“等韵之批评和研究”一章，其中又有“旧声韵学家对于等韵之批评”和“新声韵学家对于等韵之批评”两节，开拓了等韵研究系统评价的先河。

笔者也力图构建“日本汉语音韵学史”框架，对日本汉语音韵学历史科学价值进行学术批评。其基本框架是：（1）把2008年之前日本汉语音韵学发展的线索按阶段特点总结出来，给人以强烈的历史感；（2）以中日音韵原典文献，尤其是中国音韵原典文献为中心，以汉语语音史为框架形式，分专题讲述日本汉语音韵学发展脉络，以突显出日本汉语音韵学与中国汉语音韵学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依存的同一关系；（3）日本学者自古以来就强调发挥译音对音文献对研究汉语音韵学的重要作用，因此日本汉语音韵学的一个独到的亮点，就是译音对音文献和汉语语音史研究的结合；（4）归结到与中国汉语音韵学研究的比较，寻求异同，以突出日本汉语音韵学的个性特征。

虽然我们力图以专题的形式叙述历史，但没有忘记一个使命，就是写每一个专题都尽力把日本学者的研究论著介绍出来，即使做不到“穷尽式”，也要接近“穷尽式”，体现的是学术批评视野的“完整性”。我们每一个专题的写作，不是以人物为中心，而是以问题和论著为中心，强调问题和论著在汉语音韵学学术史上的价值。日本学者研究汉语音韵学论著浩如烟海，我们不可能一一阅览品读，所以我们努力选重要的加以论述。何久盈教授曾说，写学术史“应遵循这样的一些基本原则，坚持唯物辩证法，充分占有原始资料，秉笔直书，继承实录传统。对重要原著的介绍，力求有血有肉，不只是拿出几根骨头让读者啃啃”。我们十分赞同这个意见，也是尽力按照这个原则去做的。

日本汉语音韵学研究是世界范围内汉语音韵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学者的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科学价值究竟如何估价？我们认为，既不能以个人喜好而对之过分拔高，也不能以非学术因素而对之过分贬低，要以科学学术评价标准为准绳，排除各种干扰，出于公心，进行一种公正的评价。

3 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的科学意识不断增强。当代学者们已经不满足于简单承继前人的汉语史研究成果，而是希望对众多汉语史成果进行清理，并对它们的科学价值给予肯定性意见。这种价值肯定意见实际上就是维护已有的学术秩序，建立公正合理的评判体系。这是汉语史研究进入到了学术自觉的一种标志，当然也是学科成熟的体现。

四、汉语史研究史评理论范畴的建立与史评缺失

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虽然已经进入到比较令人欣喜的境地，但距离科学的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还很远，还是一个让人感觉不成熟的学术领域。主要原因在于我们还没有把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来对待，因此从理论上建构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的科学框架“模型”就显得尤为重要。要建立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的科学框架“模型”，首先应该认识到当前史评存在的矛盾及问题。

（一）当前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存在的一般性问题：

1，史评的信息来源不客观；2，史评的标准缺乏相对的“同一性”；3，史评的伦理上是否“心术正”以及个人心理性格因素的影响；4，史评缺少系统的规范；5，史评的价值观弹性化，制度规定硬性不够；6，史评的合理性因素评估不够，往往令人怀疑；7，史评缺少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的指导。邵敬敏、税昌锡认为汉语语法学史研究问题主要体现在：缺乏对我国重要语法（语言）学家的专题评传，缺乏专题史研究，缺乏严肃的学术批评，自吹自擂的学风，缺乏必要的争鸣和辩论。袁毓林说：一些语言学者得了“自说白话症”，“独来独往，游离于国际语言学之外”，当然就“无批评之虞”。这和汉语史研究史评存在的问题非常相似。

（二）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话语霸权”和“话语殖民”问题。

借用辛斌《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2005）中使用的两个学术术语，当前汉语史研究史评存在着一些“话语霸权”和“话语殖民”问题，也是需要警惕的。辛斌解释说，“霸权”本来是一个政治术语，指在经济上取得决定性支配地位的社会群体把其影响和控制扩张到整个公民社会和国家，并在政治文化领域占据领导地位的过程。霸权也叫“盟主权”，其实质是建立同盟，是通过做出让步或采取意识形态手段来牟取从属阶级对其支配和控制的认可。格兰姆西认为，取得权力和控制的途径有两种：通过武力“压制”（coercion）和通过意识形态手段谋取“认可”（consent）。无论是“压制”，还是“认可”，都由话语（discourse）传播而发挥作用。如克莱斯（1985）所指出的那样，“一种话语就像帝国主义一样对社会领域进行殖民”。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中的“话语霸权”和“话语殖民”，直接阻碍了正常的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过程的实现，无疑是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的一股浊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公共语言领域对私人语言活动领域的干预，而进入了一个非正常的强化行动范畴。

（三）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体系残缺问题。

一个成熟的语言学价值评价体系，其现实研究的原则一定要有完备的理论模型范畴、发达的分析技术工具以及科学的逻辑思维模式等，而目前的汉语史研究史评范畴充其量还是一个残缺的价值评价体系。借用袁毓林对汉语语言学的批评：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还是缺乏建立学术价值评价理论模型的自觉科学意识，缺少发展有效的价值评价分析技术的能力，不熟悉能帮助我们建立价值评价理论模型和发展价值评价分析技术的逻辑工具。

（四）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中学术群体组织和学术生活方式问题。

英国学者托尼·比彻、保罗·特罗勒尔的著作《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和学科文化》（2008）在探讨“学科地狱”（学科认识论）和“部落文化”（知识的现象学）的关系时认为，特定的学术群体组织及其学术生活的方式，与他们所从事的知识活动密切相关，学科认识论与学术文化之间有一种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由此而构建了其关于知识、学科和学术共同体的分析框架。他们的学术分析有一些应该和我们所关注的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有关。比如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学术群体组织，具有明显的全球性，即统一性和多样性。在时间上，汉语史研究知识领域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会对学科身份及其文化特点造成影响。汉语史研究新学科群体诞生，老学科群体消失，以及处于发展中的汉语史研究学科群体偶尔发生剧变。在空间维度上，汉语史研究“不同学科之间存在着微妙复杂的相互作用”。汉语史研究“许多学术范畴都有自身的学术部落”。这些汉语史研究学术部落都有自己的学术文化，包括学术理念、评价标准、行为准则等。但汉语史研究学术的社会化，又不得不使汉语史研究学术部落的人强调群体意识和学术群体利益，这也就决定了汉语史研究学术群体组织的学术评价标准的选择。又比如，汉语史研究学术生活方式，涉及到了学术权力、学术评审、学术网络、学术创新思维、学术交流模式、学术竞争、学术风格、学术争议、学术环境、学术生涯以及学术地位等问题，都可以研究这当中涉及到的学术评价理论史评范畴问题。

五、汉语史研究史评理论范畴体系核心

我们认为，科学汉语史研究史评体系理论范畴至少应该包括：其一，对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本质与特点的基本认识；其二，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的要素及内容框架“模型”；其三，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的理论与方法，包括史评的标准、成就权重、学术进展系数、学术影响因子等；其四，建立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模型、分析技术工具、逻辑思维模式；其五，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相关问题探讨，比如史评客体的制度要素，以及史评主体的心理背景、伦理要素、运作过程、学术群体组织和学术生活方式等问题的研究。

建立汉语史研究史评理论体系范畴的核心，还是要构建一个科学的评价理论模型。江涛在《科学的价值合理性》（1998）一文中认为，一个成熟的理论模型的主体性特征所表现的结构是：其一，核心假设。即一组描述事物内部某种假象的构成要素和要素间的排列方式（结构形式），以及运行机制（运行机理）的表述；其二，中介假设。即一组描述这种假想的要素（结构）与事物表层的可观察属性之间的对立关系的表述；其三，逻辑结论。即对事物在这种假设的隐秘机制的作用下所必然遵循的运行规律的表述。有些结论可能是先前的科学实践总结出来的，有些则可能是从未被人们认识到的。

循此思路可以认为，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体系范畴也把科学理论模型作为主体，并一定能使客观事物运动规律形式化。这种“模型”在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科学认识中也具有双重作用：其一，虽然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理论模型是在相关汉语史研究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但成功的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理论模型反过来又能很好地用以维护这些评价经验事实；其二，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范畴理论模型还是发现新问题和新事实的重要工具，即学者们借助模型可以审视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所存在的局限和缺憾，进而根据这种发现，提出新的解决问题的理论与方法。

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体系范畴理论模型结构与作用也不会超出一般性的描述范围。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体系范畴理论模型诉诸汉语史研究评价实践，肯定渗透着评价主体的价值定势。所谓的价值定势，“是科学评价主体受所处的理论文化背景的影响，在意识和思维中形成了评价主体认为较为合理的评价标准和模式。”汉语史研究理论史评体系范畴理论模型蕴涵着一定时代所认定的合理的评价标准和模式，因此，广泛调查、研究和构建科学而合理的评价标准和模式，显得尤为必要。在这个过程中，要汲取国内外经过验证并且事实已经证明了的客观性和合理性要素，才符合科学评价理论模型构建的“求真”精神。

六、汉语史研究史评理论范畴机制

把握汉语史研究理论范畴价值评价机制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政府行为不能代替学术机构行为，法律行为不能代替个人的学术道德行为。持有相对公平与时间检验的态度，是一种理性的学术品行。其机制应该包括：汉语史研究史评范畴规范原则的科学制订；汉语史研究史评范畴操作规范流程；汉语史研究史评范畴合理性评估程序；汉语史研究史评范畴价值判断公正结果；汉语史研究史评范畴评估过程监督制度等。

篇5：汉语史论文

最初刚拿起这本汉语史稿书时，随便翻看了几页就觉得看不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本书上都是繁体字编写的内容。虽说对于我们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认识繁体字是必须的，但是由于从小接触的简体字，突然间要学习一本厚厚的繁体字书籍，心里还是有所抵触的。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觉得看到一本厚厚的繁体字书籍，大家首先就输在了兴趣上。更何况我们即将学习的又是这么一门枯燥乏味难度系数很大课程。真的搞不懂王力老先生为什么要用繁体字编写这门本身就枯燥的课程指导书。

还记得老师讲到第二章语音的发展时，大家各种吐槽各种倒苦水，什么“原来文科也有听不懂的”、“ 终于到了汉语比英语难懂的地步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之类的话语不绝于耳。大家很无奈也很彷徨。我觉得，汉语在发展进程中，变化最大的莫过于语音了。上古的祖先们对于同一个字的发音到现在已经变化的面目全非了，偶尔会有个把字词的语音变化不大，依旧存留于一些地方方言中。而现在随着普通话的推广使用，哪里还有多少同学能清楚的记得自己家乡的方言怎么发音？推广普通话的同时，信不信由你，已经消灭了一些或者同化了一些方言了。没有夯实的方言发音基础，这门课程的学习就是虚无缥缈的，毫无根基的，所以说，同学们在学习语音的发展这一章时感觉很抽象。再者说说语音的一些必须掌握的专业术语吧，从广韵的35个声母到广韵的206个韵母，再是从合口呼到开口呼，又是每呼分四等，各种专业术语现在依旧在脑海里打架。一张张元音舌位图画得我晕头转向。还好，最难最抽象的语音部分已经暂时告一段落了。

老师曾开玩笑的说过如果他上课不穿插讲些有关语音的笑话或者是让同学发言讲些各自家乡的方言词汇，估计大家早就睡着了。也难怪，这样的课程要想讲的生动有趣、趣味横生，简直是比登天都难啊！王力老先生能够孜孜不倦几十年如一日的研究编纂这本汉语史稿书，实在是令人敬佩！敬仰！敬重！我们敬业的周老师能够一遍遍的给学生讲这本汉语史稿也是非常值得敬佩的。

篇6：刁晏斌现代汉语史的研究成果论文

刁晏斌，1959年生，山东烟台人，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现代汉语研究所所长，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华语比较研究中心主任。

长期以来，刁晏斌教授的学术研究主要是围绕“现代汉语史”进行的，所谓现代汉语史，可以用其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名称的一部分来加以诠释：“百年汉语发展演变研究”。现在，这一研究已经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围绕现代汉语史，已经获批三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是“现代汉语的历时发展演变研究”（一般项目），二是“两岸四地若干现代汉语差异与融合研究”（一般项目），三是“百年汉语发展演变数据平台建设与研究”（重大项目），而基于上述研究所提炼出的学术思想及贡献，大致可以用“两条线索，一根主轴”来加以概括。

先说两条线索。现代汉语大致在五四时期最终确立，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国共两党的对立以及分而治之，逐渐开始分化，最终形成两条发展线索，一条是由红区/苏区/解放区直到中国大陆地区的普通话；另一条是由国统区到中国大陆以外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国语/华语。对以上两条线索，从历时与共时两个维度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成为其研究的两个最重要方面：一是普通话的分阶段研究，二是两岸四地乃至全球华语的对比研究。

再看一根主轴。刁晏斌教授提出并研究现代汉语史，其实只是设立并服务于一个阶段性目标，而最终目标是构建一部完整的、新型的汉语史，这始终是所有研究工作的主轴。所谓完整的汉语史，即是说要补上传统汉语史研究所缺少的现代汉语发展变化这一段（一般的汉语史着作基本都止于五四时期）；所谓新型的汉语史，则是把汉语史粗分为语音史、文言史和白话史，细分为更多的下位专史，并以此来规划和设计汉语史的新版图。

刁晏斌教授最突出的学术特色是跨域研究。在语言学领域，一般学者多以某一语言要素或某一领域的研究而自立，但对史的研究而言，却不允许仅仅局限于一隅。就其研究实践来说，早期以语法为主，后来则语法、词汇并重，兼及其他，时间跨度上则大致涵盖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著名语法学家邵敬敏先生所着《新时期汉语语法学史》把他列入北京地区有代表性的新生代语法学家加以介绍；著名词汇学家周荐先生也在其《汉语词汇研究百年史》中有专节介绍他的词汇学研究成果。

在现代汉语史这一大的框架和背景下，最能反映刁晏斌教授学术思想和研究特色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当代汉语语法、词汇（兼及语音与修辞等）现象的.研究。最早的著作是1995年的《新时期大陆汉语的发展与变革》，此后有的《新时期新语法现象研究》，在的《现代汉语史》中，关于本阶段也有较大的篇幅。，出版了另一部专着《当代汉语词汇研究》，而此书的姊妹篇《当代汉语语法研究》也已于出版。此外，还在各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约50篇相关内容的论文。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取向：除了通过对很多具体现象的研究形成认识、得出结论外，还注重用当代汉语丰富多彩的语言现象反观、反思已有知识体系，进而对其做出某些补充和完善，从而使得我们的研究更有学术性，并提高其学术层次。

二是由海峡两岸到两岸四地再到全球华语的差异与融合研究。刁晏斌发表于1992年的《大陆台湾词语的差别及造成原因》在同类研究中是比较早的一篇论文，此后围绕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除刊于《中国语文》、台湾《华文世界》等的一些论文外，还有专着《差异与融合――海峡两岸语言应用对比》和《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现代汉语差异与融合研究》（2005），后者是国内外两岸四地语言对比研究的第一部专着。此书一方面对一系列具体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还对相关的研究目标、研究方法等作了较多的思考和表述，提出了诸如“一二三模式”以及“微观对比研究”“直接对比研究”等重要思想和方法。这方面的重要论文以刊于《中国语文》第3期的《台湾的“国语”词汇与大陆普通话趋同现象调查》为代表，本文第一次对台湾的“国语”吸收大陆词语情况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查，初步理清了当下的即时语言事实，同时也得出了一些很有理论意义的结论。

除上述三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外，还主持了一项旨在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度研究的北京市重点社科项目“海峡两岸词汇的差异与融合”，以及北京师范大学自主科研项目“全球华语专题研究”；此外，还作为子课题负责人参与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汉民族共同语在两岸的现状比较研究”、20国家语委重大课题“两岸语言文字差异、发展趋势及政策建议”的研究工作。最近刚刚完成一部30万字的新作《海峡两岸民族共同语对比研究》，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或明年年初出版。

除以上二个方面外，刁晏斌教授对早期现代汉语也用力较多，已经出版的专着有的《初期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另外有十数篇论文。另外，除进行动态的史的研究外，也做过一些相对静态的本体研究，相关成果主要反映在《现代汉语虚义动词研究》、《汉语语法研究》、《黎锦熙先生语言思想研究》等专着以及20余篇论文中。

刁晏斌教授所信奉和遵从的学术理念有两个：一是宏观层面的“不走寻常路”，二是具体研究中的“史、论结合”，而其所从事研究的科学价值和社会意义也均产生于此，约略而言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是丰富了汉语研究的概念体系。刁晏斌教授在学界首次提出了几个重要的学术概念。第一个是“现代汉语史”，其主要内涵和相关表述已见前；第二个是“全球华语学”，这是他总结、归纳近一段时间的全球华语研究实践及其成果后提炼出的全新概念，它对应的也将是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并且很有可能成为将来的“显学”；第三个是“新汉语史”，它是其整个学术研究的主轴，其内涵在前边已经作过表述，最新的相关成果是发表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第2期的《传统汉语史的反思及新汉语史的建构》。以上是比较宏观层面的新概念，此外还有一些微观层面的新概念，如当代汉语语法化、当代词汇返祖现象、缩略词语的两种类型、两岸四地语言的直接对比研究等。

二是拓展了汉语研究的范围及内涵。上述三个宏观层面的新概念，分别对应着三个内涵巨大的研究领域，其研究成果或者是可以弥补以往研究的某些不足，甚至是填补空白；或者会对已有研究和知识体系产生重大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影响，从而带来一些深刻的改变，并最终使之呈现出新的面貌（如新汉语史）。一组微观层面的新概念，则更多地针对一些具体的研究内容，或者是着眼于研究方法的创新，它们不仅丰富了汉语研究的内涵，同时也有助于推进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