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的职权论文

领导者的职权论文（精选9篇）

篇1：领导者的职权论文

领导者的职权论文

论文摘要：本文探讨了领导者中的职权权形式，一是职位权力；二是领导者作为个体所具有的影响力，即个人权力。论文认为有效的管理应该把职权和个人权力两种形式的权力结合起来，充分利用个人权力来影响职工、激励职工。本文还探讨了领导者个人权力的形成和内涵。

论文关键词：职位权力,个人权力,有效的管理

现代管理由原来的“以事为中心”，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由传统的物质生产管理发展到现代的心理学管理，它的理论基础由“经济人”假设发展到“复杂人”假设，对“人”的思索，改变了传统的管理模式。其中的领导者权力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重新思考。

1、领导者的职位权力

“职位权力是最基本的权利形式，它具有法律效力，是一种维持秩序的手段和工具，是一种社会支配和协调的机制”。职位权力是因为在组织中担任一定的职务而获得的权力。它的主要特点有：

（1）合法权，就是组织中等级制度所规定的正式权力。

（2）奖赏权，就是决定提供还是取消奖励、报酬的权力。

（3）惩罚权，就是指通过精神、感情或物质上的威胁，强迫下属服从的一种权力。

以上三种权力都与组织中的职位联系在一起，是从职位中派生出的权力，因此统称为职位权力。

对职工来说，职权是一种约束工具，而对于领导得来说，职权是上级赋予的凌驾于个人权利之上的附加权利，包含着限制、惩罚、奖赏职工的权利，这种权利总是和一定的职位联系在一起的。职权的大小由职位的大小所决定，由职位领导者行使。

职权是职工难以抗拒的外部力量，因为职权控制了职工需要的满足。职位权力不但掌握着职工物质利益的分配，而且还控制着职工的名誉、地位的分配，它和职工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因此工人对职位权力的服从是被迫的、被动的，职工迫于生活的压力不得不服从职位权力。职位权力的特殊功能是使职工服从领导，领导得能以强制、引诱、驱使等方式，使职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以实现特定的组织目标。这样它就把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推到一个相对立的`境地。如果领导者一味地依靠职权来组织管理职工，那么职工的工作热情、工作积极性、工作潜能、创造力就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人本管理成为一种发展趋势。现代人是强调注重自我实现、自我价值、自由发展的有个性的人。领导者只能改变管理方法，适应“人性”的发展，研究人和事综合的任何管理和目标管理。职位权力的力量来源于服从，不管它有多么不可抗拒，职工行为的改变最终还是掌握在职工自己手里。领导者职位权力的作用是通过职工的服从来实现的，在强调“人性”的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职工用尽一切办法来逃避、反击和漠视不符合“人性”、并且强加于领导得身上的职位权力功能，所以职位权力的功能在下降。

2领导者个人权利

领导者的个人权利不是上级赋予的法定权利，而是通过出色的成绩获得的，表现为领导者对职工的非权利影响力，是非被迫影响和改变他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力量。职工是否接受这种影响不是强制的，而是自愿的、不自觉的，不会受到职权人的惩罚和奖赏。这种非权利影响力主要来源于领导者的个人魅力，包括领导者的高尚品德、工作能力、精深的业务知识、客观的人际关系态度、诚信等。

领导者的高尚品德指高尚的品行、人格、道德。这种品德对职工产生一种非权利影响，职工信任和尊敬这样的领导者，把他当成自己的榜样，从而产生一种内在的依附感和服从感，会不自觉的追随领导，使组织目标顺利实现。

领导者的工作能力，表现了一个管理者的管理水平。工作能力强的管理者会巧妙地使用职权，灵活地运用管理艺术，针对性地解决组织中出现的矛盾。职工对有才能的管理者总是抱着一种尊重和羡慕的态度，进而影响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工作热情，这样领导者的个人权利就产生了积极的正面效果。

领导者精深的业务知识往往是吸引职工的魅力之一。一个组织如果缺乏人才，就不会是一个有前途的组织，职工自然受到牵连。所以职工对自己组织中的专家总怀着一种赞美和依赖的态度，当然对他们的合理命令也言听计从。

领导者客观的人际关系态度，会使职工感到温暖、公正、民主，从而和领导者建立起一种良好的感情关系。这种良好的感情关系可以保证管理者的影响力大大提高，职工会主动地、创造性地完成领导交付的任务。

领导者的诚信不欺，可增强组织中职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管理者如果能对职工开诚布公、追求真诚，职工感到平等就会不遗余力地奉献自己的工作热情。管理者若不守信用，就不会被职工认可和接纳，他们的威信在职工中就会下降，自然他的领导与管理就会被职工忽视和反对。

3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

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使职工愉快的、有创造性的完成任务，使组织目标顺利实现的管理。在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中，管理者可以行使职位权力和个人权利，但他们往往更多的考虑如何使用个人权利来影响职工、激励职工、让职工自我管理，更多地考虑职工的感受和情绪，注重营造一个职工能发挥自己潜能的工作环境、注重员工的高级需要的满足。

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在组织中形成后，职工就会形成一种团队精神，他们会朝着组织目标拼博、自强不息。日本松下员工的信条是：“只有通过公司的每个成员的协力合作才能实现进步与发展。”我们不难看出，有效的管理也是民主的管理，职位权力固然不可少，但领导者的个人权利的积极影响以及充分尊重员工的价值观念是组织充满活力、具有竞争力的根本源泉。

越是优秀的管理者，越善于运用自己的个人权利来管理职工、激励职工，使自己真正成为一只领头雁。

参考文献

1 张忠仁.职权与服从[J].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3,(2)

2 周郭颐,通书[M],上海:古籍出版社,.

4 俞文钊.管理心理学[M],东北财政大学出版社,2000

篇2：领导者的职权论文

单位：莆田市城厢区农业局时间：2007年11月15日

单位：莆田市城厢区农业局时间：2007年11月15日

单位：莆田市城厢区农业局时间：2007年11月15日

单位：莆田市城厢区农业局时间：2007年11月15日

莆田市城厢区农业局机构设置和股室职能职权公开一览表

篇3：高校领导活动中的非职权因素

相较而言, 职权因素是有形的, 带有明显的强制性, 它更多地体现领导者对被授予的权力的明确意识, 以及对被管理者外部行为的规范, 对被领导者心理和行为的激励是有一定限度的。倚重这一因素的领导者, 中国古代谓之“恃力者”。现在大家说到领导就是制定制度并执行制度, 也就是说的这方面。领导者一旦离开那职位或转换管理机制, 其影响力即不复存在。

老子《道德经》自汉以来就有人视作“君人南面之术”。撇开《道德经》中圣人所法之“道”的具体内容不谈, 老子反复强调治国、治军应柔弱、无为、居下, 实际上正启示我们在领导活动中有时应适当淡化权力意识, 重视非职权因素的重要作用。古人有云“恃德者昌, 恃力者亡”, 明确告诉我们一味崇尚权力、崇拜制度和法规, 往往导致群体离心离德, 很难成就大业。人们常说的恩威并用, 多用怀柔政策管理都是强调非智力因素方面的。而领导者重视个人各方面的修养, 铸造其独特的人格魅力, 形成感召力、内驱力、凝聚力, 让被领导者自觉信赖、崇拜和遵从领导者, 则必将如春风化雨, 让被领导者心悦诚服, 其威信自然不树自立。他虽然没有因崇拜权力而具有赫赫威势, 但却有润物细无声的造化之力, 而这种力所获得的影响, 无论其深度还是其广度, 都是前者难以比拟的, 是稳定与持久的。在现实管理中, 特别是现代强调人性化的管理, 非职权因素越显重要, 领导者不能简单地靠权力及组织服从来完全管理领导被领导者, 必须依赖于非职权因素去人性化管理, 让被领导者乐意接受管理。

应该看到, 高校领导活动有一般领导活动的特点, 但也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性。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领导活动这一动态行为过程所关涉的两个方面来具体分析:

首先, 是高校领导活动中的被领导者。高校领导活动中的被领导者主体是教师, 而高校教师无疑是最具有特殊性的被领导者。比如他们往往都具有较高的学识, 较高的学识使他们对权力的神秘感不如一般人强, 使他们具有反思、追问、怀疑的倾向, 这些特征往往造成他们与“恃力者”格格不入、甚至发生冲突。再比如, 高校教师一方面是被领导者, 另一方面, 对学生而言, 他们又是领导者、管理者。在管理学生的过程中, 他们往往具有较强的“师”、“范”意识, 希望自己以良好的形象引导、教育学生, 即使是一些对个人要求不严的教师, 一旦站上讲台, 也会有意无意地体现这一特点。而这种对自己的要求往往很自然地移到他们的领导者身上, 使他们对自己领导的人品、学识更加看重, 有时甚至近于挑剔。

其次是高校领导活动的环境。高校领导活动的环境在文化整体素质上往往比其他领导活动的环境高。高校是传播知识、崇尚文明的地方, 其特有的文化学术氛围, 必然对其中的领导活动产生特殊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平等、公正之意识及对领导活动中职权因素的拒斥和对非职权因素的接纳。

由此看来, 高校领导活动的特殊性客观上要求高校领导必须重视管理活动中非职权因素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就是说, 重视自身人格修养, 从而使自己的领导活动真正达到古人所谓“其身正, 不令而行”的境界。

高校领导的人格魅力在于坚定的信仰, 不懈的追求, 丰满多维的人性、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人品。主要有赖于以下三个方面的修养:

第一, 道德修养。中国是一个重伦理纲常的国家, “德”常常是人们评价某个领导的重要标准, 因此, 领导者优良的道德风范与情操, 就必然对被领导者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有“德”的领导者, 他自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号召, 能够感召一切被领导者, 将他们凝聚在自己的周围, 真正收到“不令而行”的效果。而无“德”的领导, 尽管他可能制定出系统、科学、完善的规章制度, 但被领导者的心早就散了。在高校这一独特的领导环境中, 领导的道德修养往往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教师和学生对他们领导道德意识强弱的关注程度, 一般会胜过对其他方面的关注。许多事例说明, 一个高校的领导干部, 即使他多么有能耐, 但只要道德修养上不过硬, 他就会失去人心, 失去威信。在所有非职权因素中, 道德修养是最为重要的一环, 也是领导干部体现自己人格魅力最为重要的一方面。

第二, 知识修养。“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水平对领导者来讲, 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高校。高校领导干部的知识修养首先体现在他的专业知识水平方面, 他应该精通业务, 熟悉本专业的各个方面, 甚至居于专业学术的制高点。所谓“外行领导内行”的时代已经过去。

第三, 个性修养。个性是个体的全部精神面貌, 即一个人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具有一定倾向的、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个体相对稳定, 区别于其他个体且影响个体思维与行为心理特点的总和。再从心理结构来看, 包括动机、兴趣、理想、信念、世界观、自我意识等心理成份和能力、气质、性格。它在非职权因素中也具有重大的影响。修身养性, 个性决定命运, 由此可见它的重要, 个性的好坏在管理领导过程中直接影响到其贯彻力, 好的个性能如虎添冀, 起到事到功倍的效果, 能艺术地领导被领导者, 让他们乐意接受领导。一个动机不纯, 或没有信念或世界观差的人也是没有人格魅力的。再如一个优柔寡断、缺少组织协调管理能力和决断魄力的领导者, 很难到管理者的认可。

如何提高道德修养、知识修养和个性修养。

第一如何提高道德修养。作为领导者, 要有崇高的信仰与正确的追求, 不断陶冶自我高尚的道德情操。要大公无私、言行一致, 虚怀若谷, 毫不利已, 专门利人, 把国家、集体利益放在自身利益之上;培养强烈的责任感、事业心;在困难面前, 要有顽强拼搏、百折不挠的信心和毅力;面临发展, 要抓住机遇、敢于开拓与创新;对于人才, 要有用人之长、容人之短的气度和胸怀;对群众, 应急群众所急、想群众之所想, 有一心为群众服务的思想;思想敏锐, 既要民主, 又不能盲从, 善于思考与集中。处事公正、公平, 不欺上瞒下, 失信于人, 要取信于众;象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所说领导方法“两结合”之一:“领导与群众相结合”, 密切联系群众, 建立和谐的干群关系。在平时的点点滴滴中, 平常的一举一动中用个人良好的品德, 去打动被领导者, 以身示范。

第二如何提高知识修养。学无止境, 要不断学习, 终身学习, 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人。要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要在现实社会的实践中学习, 学习新观念新思想, 向能人请教, 不断提高领导者的综合素质, 不仅要学管理及专业知识, 还应博览群书, 拓宽知识面, 不断补充、优化和更新知识结构, 站在学术前沿, 具备深厚与广阔的知识素养, 用理论去指导工作。化知识为能力, 以增强驾驭全局的能力才能赢得教师的信任和崇敬。只有富有知识含量的领导才是强而有力的领导。

第三如何提高个性修养。培养良好的兴趣和高远的理想,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有坚定的信念, 塑造能唤起别人热情的一个多才、多艺、多智、多能具有强劲感召力的个性, 能有良好凝聚力的人格风范。具有多维的能力即:将中央、地方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与实际工作联系结合起来, 科学地决策;善于在实践中总结积累经验, 提高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提高领导艺术与管理水平, 以理服人, 以情治人, 人性化管理的管理能力;关心下属、体察下情, 发扬民主作风, 不能冷漠对下属, 以权压人, 善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服务与社交能力;具有知人善用和组织协调能力;能应变各种突发事件, 具有统揽全局的能力。

摘要：高校领导活动中非职权因素尤显重要, 其主要依赖道德、知识、个性三个方面的修养, 本文就领导者如何从这三方面, 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德、识、能皆具, 赋有感召力、凝聚力和内驱力人格魅力的领导作一些探讨。

关键词：高校领导,活动,非职权,因素

参考文献

[1]吴湘玲、高红岩:《科研单位领导的非职权影响力探析》,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0年第17卷10期。

[2]刘方明、罗忠福:《领导干部如何提高非职权影响力》, 《管理话题》。

[3]魏志罡:《毛泽东领导实践与艺术小议》, 《政法论坛》, 2008, 05 (上) 。

[4]王亚平:《浅谈高校领导干部非职权性影响力的培养》,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 2006年3月第8卷第2期。

篇4：在党的领导下依法履行好职权

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执政党，其领导地位，是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逐步形成的，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自主选择的结果；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法律上占有崇高地位。一个是执政党，一个是国家权力机关，让人不禁思问：它们二者之间的地位和关系到底如何？

在当今世界，政党是左右政坛的主体力量，掌握国家权力机关是各个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执政地位的集中体现。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权威是在实践中树立起来的，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广大人民的选择，党的领导已经明确写入我国宪法。坚持和依靠党的领导，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是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邓小平同志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十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高度觉悟性、纪律性、牺牲精神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设想的，那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为了澄清人们对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的认识，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的那一套”，“我们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符合中国实际，很有助于国家兴旺发达，避免很多扯皮。”中国近百年历史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也充分证明，我国没有西方三权分立制度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三权分立不适合中国国情。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所以是最适应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是最能够把13亿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共同奋斗的民主，关键在于它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广阔沃土，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进行的伟大实践。”人民代表大会建立57年的历史和地方人大常委会设立32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法律上的地位是崇高的，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人民代表大会又要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党的正确领导，有利于巩固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否则，就有可能削弱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因此，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必须牢固树立党的观念，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按照党委的意图和人民的意志，正确把握中国特色的国家权力运作规律，切实依法履行好立法、监督、重大事项决定、人事任免等各项职权。

立法是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基础，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最重要、最大量、最经常性的职权。众所周知，任何国家的法律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我国是工人阶级意志的体现，也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体现。立法就是通过法定程序把党的主张变成国家的意志。党领导立法工作首先是保证立法能准确全面地反映党的主张，同时也反映人民的意志，并对立法的过程实施领导。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有立法权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要坚持向党中央、向同级党委报告有关事项，采取切实措施提高立法质量，保证法律能够体现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志。依法治国，首先必须是有法可依。立法是一门特殊的科学，必须以宪法为依据，既要有利于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又要有利于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仅内容必须科学、合理，而且相互之间必须协调、和谐，因此，在立法程序、立法技术、适用规则等方面的规定上，都必须要有利于保证立法的科学性。同时，立法还要考虑现实可行性，不能超越现实而想当然。但立法又不能只是对现实的简单肯定，对于现实中存在的不合理做法也要进行必要的改进，这样才能逐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

加强和改进人大监督工作是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的需要，也是人民行使管理国家权力的具体实践，对于没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更是如此。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的，它受人民委托行使国家权力，产生其他国家机关，并授予它们管理国家、执行法律的权力。为了保证由它产生的国家机关忠实于法律、忠实于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人大及其常委会就必须对它们管理国家和司法活动实施监督，使它们依法办事，并防止和纠正它们滥用权力的行为，保证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人大的监督包括监督法律的实施和执行，也包括监督本级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监督工作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如听取和审查工作报告，质询和提出询问，开展执法检查和特定问题调查等等，无论是采取那种监督方式，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依法进行。如此，才能保证正确的方向，取得良好的效果。

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民族、环境与资源保护等工作中的重大事项作出的决议、决定，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又一项重要职权，也是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表现之一。彭真同志指出：“人大和人大常委会是国家权力机关，它的任务是审议、决定国家根本的、长远的、重大的问题。”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国家机关中所处的主导地位，决定了其作出的决议、决定比本级其他国家机关的决定，层次更高，效力更大。因此，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善于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同级党委的决策，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使其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在具体实践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加强民主法制，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推动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维护群众利益和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力等原则，保证监督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当然，在确定行使决定权的范围和内容时，还要认真研究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与时俱进，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这样才能在坚持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行使好人事选举任免权，是显示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和形象，反映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其他国家机关的主从关系，充分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作用的重要方面。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只有切实依法行使好人事任免权，才能保证国家机关及其领导人员忠实于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按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决定和人民的意志办事。在行使这项权力时，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正确处理好贯彻党委意图与充分发扬民主、依法选举任免之间的关系。党向国家机关推荐领导干部，是党实现对国家领导，维护和巩固执政党地位的重要组织保障，也是党管干部原则的重要体现。人大及其常委會要接受党的领导，在行使选举任免权时就应当遵循这一原则。党管干部与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任免干部并不是矛盾的，目的都是按党的干部标准选拔优秀的干部来为人民服务。在具体实践中，还要讲政治、识大体、顾大局，不能有私心杂念和不平衡的心态，或持不负责任的态度放任自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创新事业，神圣而光荣，任重而道远，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只有坚定信心、认清形势、开拓进取、与民意同行，才能把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篇5：论司法职权的配置

论文提要：司法职权的配臵是当前司法改革的主要内容, 也是司法改革近十年来在司法领域乃至法学理论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臵，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十七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建设的方向、目标，将公正、高效、权威三者辨证地统一起来，力图通过公正赢得权威，以高效体现公正，以权威保障公正。为了保障这一目标的真正实现，十七大报告分别从宏观层面的体制革新———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中观层面的机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臵，微观层面的行为调整———规范司法行为入手提出具体改革方略。可以说，司法职权配臵的科学、合理与否，是检验司法体制改革是否深化的重要尺度，是司法行为能否得以依法、有序实施的前提条件，进而，科学、合理的司法职权配臵关涉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真正建立。

司法职权的合理配臵，是加快司法改革步伐、优化执法环境的基本保证；是提高司法水平、实现司法公正的政治基础；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保障。笔者就当前我国司法职权配臵存在的问题、设立应遵循的原则、重点围绕如何在法院系统内优化司法权配臵进行阐述。

关键词： 司法职权 机制运行 资源配臵

一、关于司法职权和优化司法职权配臵的现实意义

司法职权，即司法权，指检察机关或法院根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依法对民事、刑事案件进行侦察、审判的专门活动。由此可见，在我国，司法权包括审判权和检察权。审判权即适用法律处理案件，作出判决和裁定；检察权包括代表国家批准逮捕、提起公诉、抗诉等。而应用法律处理的案件，仅指对民事、刑事案件进行的侦察、审判。我国的司法权在文字表述里不包括公安机关行使的权力，把公安机关归属行政管理，司法职权即司法权，在我国，司法权包括审判权和检察权。

科学、合理的司法职权配臵，是检验司法体制深化改革的重要尺度，是司法行为得以依法、有序实施的前提条件，司法职权的科学、合理配臵关涉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真正建立。只有科学、合理的司法职权配臵才能使得相应的部门、机关、个人摒弃部门利益、抛弃机关得失、消除个人偏见，真正着眼于为民司法，秉公司法，进而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只有科学、合理的司法职权配臵才能明晰相应的部门、机关、个人的权力、义务、责任，才能使得相应的部门、机关、个人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只有这样，才能减少部门之间、机关之间、个人之间的摩擦、扯皮与内耗，进而达到司法的高效运行；只有科学、合理的司法职权配臵才能使民众相信司法职权的行使严格遵守法定程序、独立公正地行使，才能使民众获得对司法的认同，进而司法才能在民众中树立真正的权威。只有科学、合理地优化好司法职权配臵，才能完善机构设臵、职权划分、管理制度和保障制度，健全权责明确、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二、当前司法职权配臵存在的影响机制运行的问题

通过观察现行法律规定以及当下的司法实践，我们不难发现，当下的司法职权配臵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其严重制约了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建立。

首先，司法职权在中央与地方的配臵问题上，出现了司法权的地方化问题。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应当奉行统一的法制，地方各级司法机关是国家设在地方的司法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但在司法实践活动中仍然存在司法权地方化倾向，使得地方各级司法机关在行使国家司法权力过程中受到地方因素的不当影响、干预，使得地方各级司法机关难以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权力，导致司法公正难以实现、司法权威难以树立。在个别地方，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其次，不同性质部门之间的司法职权配臵问题，出现了司法权泛化的问题。司法权应当由特定的主体行使，然而，在当下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权在行使过程中却出现了行使主体泛化的现象，导致多头司法，部门本位主义盛行，司法有失公信力，司法权威不高。

再次，司法权与司法行政职权的混同，相同性质不同层级之间以及同一部门之间的司法权配臵出现失衡。实际上，司法权与司法行政职权是两类性质不同的权力，它们的行使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规律，而在当下的司法实践中，这两种权力却出现了混同，严重影响了司法职权行使的效率。出现了司法权行使的行政化趋向，成为优化司法职权配臵的瓶颈。下面重点讲述司法行政化管理模式所带来的种种弊端。

第一，行政化管理模式严重阻碍了优化司法机关内设机构的改革。在行政化管理模式下，司法机关的工资标准要按照国家公务员管理机构规定的行政等级标准确定，甚至要报请国家公务

员管理机构批准，司法机关没有自己的工资序列、无权决定司法人员的工资标准和福利待遇。在司法机关，无论是政治待遇还是物质待遇，离开了行政级别，司法机关要想提高司法人员的待遇，就无从谈起。在法院，法官等级不与经济挂钩，经济待遇完全靠行政职级才能享受，所以每个法院都希望尽可能多地设臵一些内设机构，以解决司法人员的待遇问题。其结果，司法机关的内设机构难免越设越多，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在司法机关，非业务部门设臵的越多，司法人员的精力就越分散，不但会占有有限的审判资源，而且会使审判工作的效率降低，严重影响审判职权的高效运作。

第二，行政化管理模式造成司法职责不明，不能保证司法职权公正和高效。在行政化管理模式下，不同岗位的司法人员难以明确划分其职责权限，只要在行政级别上处于上级的地位，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都可以按照行政管理的思维定式，向下级发号施令，而没有权限范围的概念。例如，信访案件，上级对下级层层传递压力，有的地方建立了信访案件源头追究制度，谁审判的案件谁负责到底，本是无可厚非，但信访案件多数是无理上访，法官面对信访案件的行政压力，使得他们在办案过程中更多的是考虑当事人闹事的风险而不是法律的适用，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审理。又如，法官办理案件应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审判，但是在行政化管理模式下，办案人员往往没有处理案件的职权，而是要按照行政建制逐级上报，层层审批，影响了办案独立性和高效性。

第三，行政化的考核管理方法，难以建立符合司法工作规律的考评机制。在行政化管理模式下，对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考评，以“德、能、勤、绩” 为考核内容，都是以上级的评判为评

价标准，在考评的方式上都是个人述职、群众和领导打分。这既不能反映履行司法职能的状况，也违背司法活动的基本规律，只会促成了法院和法官的浮燥风气。因为司法活动优劣的判断标准是事实判断是否正确、法律适用是否准确、案件处理是否公正。而群众打分和领导评价往往是“印象分”，既无法反映司法工作的真实情况，也不能反映履行司法职权的质量和效果。

第四，在行政化管理模式下难以做到司法队伍的分类管理和优化，难以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专业化的司法队伍。要实现司法职权的高效运转，就需要按司法工作特点和行使司法职权的需要对其人员进行分类管理，从而实现司法职权内部配臵的优化。但目前，我国法官被纳入国家公务员管理，其进出、考核、晋升、待遇与其他公务员的管理几乎一样（除了任职资格要求更加严格之外）。职务职级晋升更要由有关人事管理部门进行考核和决定；甚至连法官法规定的法官等级也要按照行政级别来评定，导致司法机关的内部管理不得不跟随行政机关的指挥棒转，无法脱离行政职级进行分类管理。这种状况，进一步加剧了司法机关原本就存在的行政化观念和管理模式，使司法机关的内部管理呈现出浓厚的行政化色彩。

三、如何优化司法职权的资源整合配臵，建立具体的运行机制。

（一）以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为基本原则。

司法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司法公正和司法高效，公正是人类在各个领域都普遍追求的理念。而司法公正，就是要求人民法院在审判案件的过程中，运用法律主持公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程序，准确、合法、及时将法律适用于对诉讼的裁判之中，使裁判结果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精神，增强民众对诉讼的信赖。而

司法独立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条件。我国宪法第126条明确规定了法院与检察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肯定了司法独立是有法律依据的。但实际上困扰司法改革多年的是审判权与检察权得不到真正的司法独立，突出表现是行政对司法的干涉。法院的人、财、物均受制于行政机关，造成了司法机关不得不听命于行政机关的不良干涉，从而在日常工作中出现了裁判不公的情况。若行政机关仍然掌控着两院的经济命脉，也就意味着司法仍然得不到真正的独立。

（二）建立符合司法工作特点的人事制度。

司法工作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只有司法人员及其组合的优化，才可能实现职权配臵的优化和职权运作的高效率。所以，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录用应当由司法机关按照最高司法机关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自行决定。国家应当设立区别于行政等级的司法人员工资福利序列。法官的等级、职责权限、工资福利，应当按照从事司法工作的资历和水平，由司法人员管理机构独立决定，而不应当完全按照行政级别由行政机关或行政管理部门来确定。对于考评机制要进行改革，取消不合理的评比标准。法官的考核应当注重其工作的业绩，要讲究定量考核，减少人为评分因素，简化考核方法，要绝对的抓好审判管理质效指标管理。对法官的评价应当看他的职业道德、法学素养、办案能力等综合因素，因为衡量一个法院审判工作开展得如何，要看是否符合公正与效率的标准。这样，把司法人员的注意力从关注行政级别的晋升上引导到

（三）建立科学的法官保障制度。

切实提高办案法官在法院内部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是审判资源能否得到优化的关键和保障，提高法官的待遇和社会地位是

鼓励法官积极办案最有效的方法。目前，我国法官职业化的目标尚未实现，“就中国法院的现实看，对多数干警而言，法院工作还是其谋生和满足其他各种需要的主要手段，他们共同的、迫切的需要仍然是改善生活状况。”法官经济待遇低于法官们要求的普遍期望值，没有养老保险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对法官职业的尊重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法官社会地位不高，但办案风险极大，如何切实有效地提高法官参与办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建立科学的法官保障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要做好了法官经济保障制度，真正落实了优待法官的经济政策，提高法官福利待遇，完善法官养老机制；另一方面要做好对法官的保护机制，法官除故意违法裁判外，对法官因法律认识错误或是为了顶压力、抗干扰的，要实行言论免责和加强人身保护。这样，法院才会有吸引力和凝聚力。

（四）完善信访处理机制。

对于涉诉信访案件，要有正确的认识。在当前社会背景下，人心浮躁不稳定，负面事件不断，如果对涉诉信访案件建立源头追究制，不利于对办案法官的保护，极有可能引起法律适用的偏离。对涉诉信访案件，要按照最高法院和省委关于涉诉信访工作的一系列部署，统一组织，集中专门力量处理。

总之，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应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完善法院的各项配臵，深入推进司法职权的合理配臵。

参考文献：

1、齐树洁主编《民事司法改革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2、陈卫东在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第一届年会上发言，《法制日报》，2007年12月09日。

3、孙万胜《论司法改革观念的定位》。4《人民司法》2000年第4期。

篇6：教代会行使的职权

教代会在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行使下列职权：

(一)审议建议权，听取、审议校长工作报告，讨论学校工作计划、发展规划、改革方案、教职工队伍建设、经费开支预决算，并做出贯彻实施的决议。

步骤和程序：

（1）教代会召开前由行政将需提交讨论的文件，提纲或要点交教代会，由教代会组织代表中熟悉相应情况的人员和专家进行可行性研究；并将意见于代表大会召开前及时反馈给行政。

（2）行政将修改、补充完善后的文件再提交教代会正式会议讨论。

（3）大会闭幕前，行政领导对正式会议讨论的意见，向代表或向主席团进行答复和说明；

（4）教代会对所讨论文件的实施，根据需要作出相应的决议，并作好实施中的思想工作；

（5）在教代会闭会期间，行政若有需提交教代会讨论的文件，应提前印发给主席团（组）征求意见，并由工会委员会收集意见反馈给行政。必要时，可召开临时主席团会议作出实施的决议。

(二)审议通过权，讨论通过学校岗位责任制方案，教职工奖惩办法，以及其它与教职工有关的基本规章制度。由校长颁布实施。

步骤和程序：

（1）行政在制定上述条例、方案和制度时，应事先将指导思想、政策依据、现时条件等问题在有关会议上作出决策意向说明，并吸收工会参加，做好调查研究，充分听取工会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2）行政在此基础上，形成草案，于会前印发给代表，并由工会组织代表讨论，广泛征求意见；

（3）工会组织教代会有关工作组或有关人员归纳整理代表的意见，对草案提出修改补充意见，反馈给行政；

（4）行政对草案进行修改、补充、完善，形成正式草案，在会前交教代会，经主席团（工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大会讨论；

（5）由行政主管领导向大会作报告（或修改说明）；

（6）未获大会通过的条例、方案和制度，不能实施，需继续协商修改，再提交大会通过；若只需修改某些细节或条款，可由大会主席团成员审议通过，并补交下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大会通过的条例、方案和制度等，由校长颁布，正式实施，教代会要协助做好思想工作。

(三)审议决定权，讨论决定教职工集体福利事项的使用原则和办法。

步骤和程序：

（1）行政在制定上述条例、方案和制度时，应事先将指导思想、政策依据、现时条件等问题在有关会议上作出决策意向说明，并吸收工会参加，做好调查研究，充分听取工会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2）行政在此基础上，形成草案，于会前印发给代表，并由工会组织代表讨论，广泛征求意见；

（3）工会组织教代会有关工作组或有关人员归纳整理代表的意见，对草案提出修改补充意见，反馈给行政；

（4）行政对草案进行修改、补充、完善，形成正式草案，在会前交教代会，经主席团（工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大会讨论；

（5）主管生活福利的行政领导就正式方案向大会作报告，并由大会通过决定。未经大会通过决定的方案不得执行，并由大会主席团和工会委员会与有关领导和部门共同协商，再交大会形成决定，由校长颁布实施，教代会监督实施；

（6）教代会闭会期间，遇到数额较大的用于集体福利的临时开支，须事先交由教代会主席团会议或工会委员会讨论决定。

（四）监督评议学校领导干部，教代会（或工会）会同学校有关部门对中层以上干部每学年进行一次评议，并提出嘉奖、晋升或处分、免职的建议；根据主管机关的部署，参与民主推荐学校行政领导人员的人选。对行政职能部门的工作进行监督。

步骤和程序：

（1）由教代会有关工作小组和工会委员会与党委组织部门和行政人事等部门联系，共同拟定评议的方案，交主席团会议审议通过后实施；

（2）对评议的情况，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实事求是地归纳整理出主要优缺点，并提出嘉奖、晋升或处分、免职的具体建议；

（3）评议结束后，由组织部门或人事部门向被评议对象转达评议出的主要优、缺点；

（4）所评材料应一式三份，交党委组织部门、人事部门和工会委员会存档；

篇7：hr的职责与职权

2、负责济南快递事业部组织能力建设。梳理人力资源招聘、培训、薪酬绩效等模块相关流程;

3、定期进行济南区域的人才盘点，储备关键岗位人员;

4、负责企业文化的落地、践行推广;

5、负责一线招聘渠道的开拓、校企合作的开展;

篇8：领导者的职权论文

影响力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为职权性影响力, 一种为非职权性影响力。前者具有强制性、不可抗拒性, 是组织所赋予的, 以合法权力为基础, 这是领导者成为领导者, 实施领导行为的先决条件;后者具有自然性, 广泛性, 主要依靠领导领导者个人, 是领导者实施职权性影响力的基础。

一、蔡元培的非职权性影响力例证

在应用和提高非职权性影响力方面, 有很多高等教育领导者的做法值得借鉴和学习。其中, 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原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尤为突出。

在品格方面:蔡元培没有因为自己是校长和社会名流, 就显得高人一等, 反而对人非常尊重, 即便是对学校最底层的校工、杂役也非常尊重。在其就任北大校长之日, 当校工、杂役们按照规矩向他行礼后, 他向他们面前走近几步, 郑重地向他们鞠躬还礼。且此后, 每天出校门他都会脱帽向校警鞠躬。这在北大以前是从未有过的, 成为北大史上的佳话。蔡元培从未把自己这个北大校长当做一个官职, 也从未把底层校工、杂役们当成低等人。蔡元培除了严格要求自己, 也努力提高北大上下的伦理道德觉悟, 极力荡除社会恶浊风气, 于1918年5月在北大成立进德会, 入会者近500人, 约占全校总人数的1/4, 内有许多知名教授、学者和学生骨干。蔡元培亲自主持并出任会长, 不仅自己身体力行绝对遵守“不嫖, 不赌, 不纳妾”之规定, 成了公认的模范会员, 还带动了整个北大上下, 使风气为之一新。

在能力方面:蔡元培针对北大的弊端——“学课之凌杂, 风纪之败坏”, 参照欧美国家的大学体制和做法, 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首先, 调整学科设置, 偏重学理。将北大原有的工科并到北洋大学, 商科归入法科, 突出了基础理论的教育和研究。其次, 取消文、理界限, 实现文理兼容。修文科的, 必须学习些理科知识;修理科的, 必须学习些文科知识。第三, 利用学分制取代了年级制。避免了年级制“使锐者无可见长”的弊端, 开创了宽松的求学和治学环境。第四, 成立评议会、教授会等机构, 全面推行教授治校。这是学术至上, 民主管理的体现, 改变了以往封建专制的习气, 按照教育教学规律治校, 提高了大学行政管理的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第五, 推行“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倡导中西融合, 择善而从;实行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选聘人才灵活, 不拘一格;等等。这些改革措施的落实, 使北大由一个“官僚养成所”转变成新式大学, 同时, 也反映了蔡元培作为校长的卓越治校能力。

在知识方面:蔡元培学贯中西。蔡元培自小就接受了私塾教育, 对中国传统的经典早已熟记于心, 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经过科举考试, 最后被授为翰林院编修, 使其更加深入更全面地了解用国传统知识、文化、典制等。甲午战争前后, 开始大量接受新学和西学。而后, 又留学德国, 学习了哲学、美学、人类学、文明史、文学等课程, 尤为关注教育学的发展, 对德国大学先进的制度和管理模式有了切身的体会和深入的了解。这些知识的积累, 能够使他辩证地分析中西文化的优缺点, 择善而从, 并把它很好地应用到北大的改革当中。

在情感方面:港台学者金耀基这样评价蔡元培:“在新旧中西价值冲突, 是非复杂的19世纪中叶与20世纪初叶, 这段时期中, 蔡先生可说是最少争议性的人物, 也是最普遍受敬仰的人物, 崇仰他的文字何止千百万言, 但他名扬天下, 而谤则未随之, 这不能不说是20世纪中国伟人中的极少数例外之一。”他唯才是举, 突破了政见、年龄、学历的局限, 与北大的教师, 不管是新派 (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 还是旧派 (黄侃、刘师培、辜鸿铭、崔适、陈汉章等) , 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这也正是他能将意见相反, 甚至争锋相对的人招致麾下, 接受其领导, 给北大带来“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一派繁荣的学术景象的原因所在。

二、启示

美国学者杜威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 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 等等, 这些校长中, 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 固不乏其人;但是, 以一个校长身份, 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转折作用的, 除蔡元培以外, 恐怕找不到第二个。”蔡元培的这种影响力, 固然有职权赋予他的强制权力因素, 更重要的是其品格、能力、知识、情感等非职权因素发挥的强大作用力。不仅使北大师生员工服从其领导, 而且从内心深处积极主动地接受其领导, 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学校的改革洪流中来。

从蔡元培先生身上, 现代高等教育领导者可以深刻理解非职权性影响力的内涵, 重视它的巨大作用, 并能引以为鉴, 结合自己学校的具体情况和个人的实际情况, 努力提高自己的非职权性影响力, 并有效地应用到具体的管理活动和领导工作当中。具体途径有很多, 但归结起来, 离不开以下几点:第一, 高等教育领导者要塑造人格魅力。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和精神境界, 公正处事, 尊重他人, 以领导者的人格魅力感染师生员工。第二, 高等教育领导者要提升能力水平和知识水平。既精通专业知识, 又掌握领导、管理知识;既有业务能力, 又有领导、管理能力。站在学校发展的前沿, 以高瞻远瞩的眼光, 卓越的领导能力和深厚的知识积累, 带领学校不断发展。第三, 高等教育领导者要懂得情感沟通, 与下属建立起良好的情感关系, 营造和谐的管理氛围。

参考文献

[1]薛天祥.高等教育管理学[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2]张晓唯.蔡元培[M].团结出版社, 2011.

[3]杜素生.学校领导者非职位权力影响力的利用.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 2014 (1) .

篇9：论行政职权约定与行政职权法定

关键词：行政权法定；行政权约定；现代行政法理念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19-0114-02

一、传统行政法理念的行政职权法定

传统行政法理念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权皆为法律所设定，行政机关必须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行使职权。正如有学者指出：“依法行政就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公共事务必须由法律授权并依据法律规定。法律是行政机关据以活动和人们对该活动进行评价的标准。”[1]不仅是在理论上，大多数学者坚持行政权法定的观点，立法上也多次对该原则进行了确认。例如2012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行政强制法》明确规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早前的《行政许可法》也规定，行政机关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

对于行政职权法定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学者们大致相同，但也略有区别。如杨小君老师认为，行政职权法定主要包括行政职权来源法定和行政职权范围法定[2]。概括来说就是，行政职权的内容是法定的。还有学者指出，行政职权法定不仅包括内容法定，也包括行政职权行使程序的法定。在当今社会，程序正义被不断强调，行政权力行使的合法性首先应该是行政程序的合法，各种权力的行使应该遵循法定之程序，而行政职权法定所要求的程序合法也开始彰显出独立的程序价值和诉讼价值。也有学者认为，行政职权法定的表现应该包括：内容法定、程序法定和责任法定[3]。这与行政主体要件的权、名、责一一对应，完善了依法行政的具体内涵。

二、行政职权约定的阐释及确立原因

前面提到的行政职权法定已经是理论和实践都认可的一个行政法的原则，这对于遏制行政权的肆意妄为、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有重要作用。同时，严格恪守依法行政，能保障行政权力的廉洁与清明，公民可以在先知法律具体规定的情况之前作出选择，对于树立和维护行政机关的权威具有重要意义，确实也能较好地实现服务人民的理念。

但是近些年来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让略显僵硬化的行政权力难以适应，面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行政权力要么保持沉默、要么通过“法外权”扩张来应对危机。而随着服务行政、给付行政的出现，公民对于政府的要求不断提高，政府的职能定位开始发生变化。政府为了实现其经济职能和社会服务职能，不得不采取灵活的行政方式和多样的管理手段，政府的服务理念和方式也发生变化。行政职权的来源也突破了单一的法定模式，契约行政开始走向前台，开启了一个行政职权法定与行政职权约定并存的时代。

关于契约行政产生的理论，学者们也多有涉及。有学者从社会契约的角度对此作出论证。张弘老师认为：政府或行政机关及公务员为公民服务，本是政府与公民的事先约定，公民在转移公共管理权于行政机关的同时，已约定政府为自己服务为前提，即行政服务说到底是政府事先许诺的一项义务。这些既有早期思想大师的经典论述，也有西方丰富的实践，故如果政府不服务或服务不到位，就属于违约，而违约是要承担责任的，这同样是现代法治的应有之义。

笔者把行政职权约定下的契约行政简要分为两种。第一种为理论论证下的契约行政。就如前面张弘老师认为的那样，政府提供行政服务是一种事前的约定，一种与公民的契约。笔者基本赞同该观点，但把行政职权或行政服务的出现追溯到社会契约那里，可能会有扩大或者传统理论推倒重建的疑惑，进而陷入诡辩论的嫌疑中去。因为，现代国家的设计基本也是社会契约的结果，不仅行政权力，就是司法权等公权力同样也是社会契约的结果，倘若所有公权力的出现都归结于社会契约，那行政职权法定的原则就难以存续或变为契约行政下的二级概念了。而第二种类型的契约行政是行政主体的实践所为，典型的比如行政合同。这种契约行政突破了行政权力来源的一元化，并没有论证其是否合理，而是更多地看到了其实证价值。行政职权的行使在招商引资或者给付行政中的契约化确实增加了行政权的灵活性和实用性，确实能更好地履行政府的相关职能。但也应该看到契约行政的出现与实践，存在行政权扩张的可能，在腐败频现的社会也为钱权交易提供了很多的机会。

三、契约行政对行政职权法定的影响

必须承认契约行政的出现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它对于传统行政职权法定的冲击首先体现在对传统行政法理论的突破与修正。公安大学余凌云老师指出：适合命令行政生长和发展的土壤是早期秩序国家所奉行的行政高权性行为理论。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行政主体以消极行政的理念，仅凭其单方意志来支配相对人一方的行为。虽然命令行政亦在政府作为守夜的角色下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一旦其赖以生长的土壤发生了变化，这种积极作用就直接转化为消极的作用[4]。建国以来，行政权力的集中被不断强化，其严肃性与不可商榷性也被当局看做是理所当然且至高无上的。与传统的计划经济相适应，强调权力本位的法治理念在很长时间内持续存在。改革开放后，虽然计划经济被逐步革除，但是强调依法治国的呼声此起彼伏，依法治国的首要要求，行政职权的法定性被看作是确保法治国家得以实现的首要条件，正因如此，行政职权的法定性不仅没有丝毫的松动，相反地在法律框架内得到强化，这对于限制改革开放初期行政权力的“无所不能”与“无所不管”有积极作用，也确实保护了刚刚被法律重视的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但是，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国际交往的日益增多与国内公民意识开始觉醒，要求服务行政与行政主体灵活行政的情况逐渐增多，行政职权法定的僵硬性被新的契约行政理论所突破，行政权力的单方性也开始让位于单方性与合意性并存的现实中。换言之，中国的契约行政的出现更多的是在實践中被发现，而新发现并被广泛关注的这个理论又有力地支持了中国行政权行使实践的需要。

其次，契约行政开始改变中国行政主体的权力行使方式和问责方式。在契约行政中，行政职权的行使在这里并不依照法律之规定，也不是行政机关单方就可以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政府和投资方签订的合同具有很强的法律约束力，　当事人双方应当按照契约的约定实施行为，不能违背契约，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行政机关在契约行政下的主动性有所限制，行政相对人一方的主动性开始加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的评价标准、价值尺度也不再仅仅包括法律，双方的行政契约也成为了评价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标准之一。与此相对应的问责方式也发生变化，行政主体不仅在违反法律规定下需要承担责任，即使没有违反法律但违反了契约之规定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尤其在当下行政权过于膨胀的环境下，这对于提高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管理的积极性具有很大的作用。其实，在立法和实践中，这种情形早已屡见不鲜，比如在行政赔偿案件中，行政机关与受害方通过协商赔偿数额、方式最终解决纠纷的实践被广泛采纳。当然，我们也要严防钱权交易的出现，保证不走向另一个极端。

四、行政职权约定突破行政职权法定的必要规则

契约行政要突破依法行政必须要有一个严格的规则。这是因为行政机关不能也不可能把所有的行政权力都与行政相对人进行约定，但是如果行政机关可以随意说明哪些权力或情形可以进行契约似乎主观任意性过大，不仅不利于保障行政机关的廉洁清正，也势必造成各地标准不一，各自为政，最终损害行政机关的权威。我们不否认各地具体情况的差异，但是有一个抽象的但可以操作的契约行政的适应标准是必要，也是必须的。为此，笔者概括为以下几个标准：

（一）行政契约双方的意思表示必须真实、有效

在契约行政下，行政法已经具备私法化的趋势。那么，民事契约中要求的意思表示必须真实且有效的原则当然适应于要求更高的行政契约中。行政契约规定着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权利义务，这种权利义务之规定是可能无视法律规定的。所以，双方的意思表示的真实性与有效性首先应该被确认。一方面，要把行政主体做出的意思表示与单个的执法人员的意思表示区别开来。比如，某地的一个国土局的执法人员在没有局里开会讨论的情况下，擅自越权与某开发商签订的土地开发合同就是无效的。这是因为，我们无法排除这其中是否存在权力寻租或交易的内幕，并且确认合同无效也并不违背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因为该原则要求的行政行为必须是行政机关做出，表示的整个行政主体的集体意思而不是单个人的越权行为。另外，有些行政相对人在与行政机关签订合同中，故意隐瞒真实的情况骗取行政机关信任，这种合同的有效性也难以认定。

（二）约定权必须在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内

我们强调的行政职权的约定，首先行政主体一方要有约定的资格，也就是这个约定的权力必须在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内。让工商局与对方进行社会治安管理方面的约定或者让海关与对方进行企业设立方面的约定是绝对无效的，也许在私法上这种越权行为还可以解释为可撤销或效力待定。但是行政法的越权无效原则已经被我们采纳，我们必须厘清不同行政机关的职责与权力，也必须认定越权的行政行为的无效，这不仅在职权法定情况下适应，契约行政中也同样适应。还应注意，上面提到的国税局的某一职员越权没有经过机关同意签订的合同为什么不是绝对无效的呢？因为，单个执法人员的越权与此处的越權内涵不同。单个执法人员只是超越自己执法的权限，而整个国土局拥有这个权力是毋庸置疑的。而这里的越权机关连法定的权力都没有，更谈不上约定权的设置了。

（三）约定权的设立标准不能低于法定权

在契约行政中，约定的权力不能突破法定权规定的标准。这里的标准是一个具体与抽象结合的概念，不单单理解为数量的多少或标准个数的增添。如在行政奖励中，绝不能约定的数额比法定的数额低，而在行政处罚中同一类型案件的处罚尺度也不能超过国家规定的最高标准。总体来说要以人为本，不管行政职权法定还是约定，出发点都是让国民活得更好、更有尊严，若是约定权下约定的内容加重了国民的负担，转嫁了行政主体的责任或义务，这种约定不仅毫无意义，也绝不能被国民所接受。

（四）约定权的设置必须为了更重要的目的

毕竟行政职权约定是变相地赋予了行政机关更大的权力，这种权力的赋予不能是随便且漫无目的的。若是在法定职权就能很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没有必要另辟蹊径地去与行政相对人约定权力。从职权约定的出发点或目的来看，也分为两种情况，其中一种是法律的规定过于原则，操作性不强。比如有些法律规定了行政机关对某些事项的指导作用，但如何指导，法律没有或者不方便作出规定，这种情况下的行政权约定是必须的，其本质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法定的职权。但是法律对某一问题的规定已经十分明确，那么行政机关若要进行契约行政，则一定是为了诸如公共利益等更重要的目的才能具有说服力。

参考文献：

[1]　应松年.依法行政论纲[J].中国法学，1997，（1）.

[2]　杨小君.契约对行政职权法定原则的影响及其正当规则[J].中国法学，2007，（5）.

[3]　张弘.行政法治理念与制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4]　余凌云.从命令行政到契约行政[M].北京：法制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