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台北人》中的悲剧艺术

2024-05-12

浅析《台北人》中的悲剧艺术(精选3篇)

篇1:浅析《台北人》中的悲剧艺术

人生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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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人的扉页上是唐人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

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作者似乎在开篇就透露出了一种人世苍凉与物是人非的感慨。小说中的主人公无论是晚年失意的军人还是家族没落的贵族亦或是曾经辉煌的交际花,他们的人生都渲染着一抹浓重的悲剧色彩。他们曾经的辉煌与现下的落寞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给人无法言喻的悲凉和无奈之感。小说之中还对他们精神的失落和对人生的苦苦追索进行了细致的描写。社会政治突变带来的人生没落或者是生命麻木带来的悲惨结局,无论是那种境遇都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幅夕阳西下、秋风凄紧的人生画面。

晚年失落的军人是作者在小说中极力塑造的一类人物形象。白先勇

本人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之后,他对老一辈军人的晚年失意之殇有着深刻的体会。他凭借自己的细致观察与模糊记忆,用笔勾画出了父辈曾经的辉煌与晚年的落寞。作者笔下那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人生之殇深深震撼了我的心灵。小说中的《国丧》、《岁初》、《梁父吟》等都刻画了失意军人的凄凉晚景。作为国内战争的失败者国民党军队不得不退居台湾,这对于一生驰骋疆场的军人来说无疑是最大的耻辱。这些曾经辉煌战场的英雄败居于台湾,面对政治生活的突变,他们感到人生的惶恐与手足无措;面对台湾本土的文化与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他们显得格格不入;面对往昔的叱咤疆场于现今的巨大落差,他 1

们感到无奈和惋惜。于是他们总是活在过去的回忆中,在对过去美好的追忆中寻得一点人生的安慰,并且汲取继续前行的力量。在对过去的追忆中还流露出一种浓浓的乡愁在内。他们作为从大陆迁台的外省人,在大陆有他们的家人、他们的理想和他们的青春,大陆也就寄予了他们浓浓的不舍与眷恋,他们的根在大陆。

《国丧》一文中借朴公和雷委员之口从侧面描写了孟养的狂狷和刚烈。又从朴公之口回忆了当年孟养、朴公等三人参加武昌起义的豪壮场景,孟养由当年武昌起义时在黄鹤楼上高呼“革命英雄——王孟养在此”的豪狂青年到晚年的孤独凄凉。“‘狂狷’二字是你老师的好处,可是他一辈子吃亏,也就是这个上头。孟养——他的性子是太刚了些。”朴公将此归结于孟养的“狂狷”,英雄晚年无用武之地,这不能不说是人生之大殇!而《岁除》中的赖鸣升也是失意军人的典型,他年少时“就挑着锅头跟革命打孙传芳去了。”抗战时期,他在四川当连长,豪气万丈地割了营长的靴子,后来又参加了壮烈的台儿庄战役并光荣负伤。而晚年的赖鸣升则成为了一个医院的买办,而且还在晚年娶妻时被骗光财产。这样的英雄失路之悲着实让人惋惜。

作者在小说中塑造的另一类形象是歌厅舞场的交际花或是下层妓女。小说中的《游园惊梦》、《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孤恋花》等都是她们的哀歌。她们是在残酷的现实下随波逐流、无奈的妥协者,她们是对人生无望的麻木生活的行尸走肉。曾经辉煌一时的交际花,他们既怀念当年的觥筹交错与灯红酒绿,但又不得不面对年华易老、人老珠黄的囧况,人生的无奈与心酸又有几人能知!时光荏苒、青春易逝,当年的艳丽早已不复存,他们不得不仓惶嫁做商人妇。没有爱情的婚姻,谋求的仅仅是年老后的依靠和庇护。然而这样的庇护似乎并不能持久,一旦所嫁之人驾鹤西去,那仅存的依靠也会轰然倒塌,等待她们的似乎只有那孤苦的漂泊和世人的冷落。然而那些下层妓女则更为悲惨,他们甚至连曾经的辉煌都不曾拥有,生命给予她们的是悲惨的遭遇和麻木的心灵。她们在一次次的伤害与无尽的折磨之中混日子、消磨时光。他们甚至没有反抗人生的能力也从来不对自己抱有任何希冀,生命的残酷已经完全吞噬了他们那可怜的希望。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的金大班就是二十几年混迹于风月场的女人,当年的她在上海的百乐门也是风光无限,现今的她虽然气势依旧不减当年,但是岁月不饶人,她不得不匆忙嫁做商人妇。当年心高气傲的她在同伴嫁为商人妇时还极尽嘲讽,而现今她却也只能选择这样的结局。其间的无奈与悲凉很是让人同情。而《孤恋花》中的娟娟则是悲惨的下层妓女的代表。娟娟是小说中唯一一个台湾本土人,她出生于乡下,母亲是一个疯子,而父亲对娟娟有着不轨行为。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成长,而后又沦落为下层妓女,最后以发疯作结。作者将人类的诸多悲剧集合到娟娟这样一个孱弱的小女孩的身上,给人一种对人生的极度绝望和压抑感,让人痛的无法呼吸。

在《台北人》中还有一类市井平民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花桥荣记》中的卢先生、《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的王雄就是这类小人物的代表。作者在书中对于小人物的描写虽然不多,但是三言两语就勾画出了台湾底层“外省人”的生存现状。这类小人物当年由于种种

原因流落到台湾,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着,在艰苦的环境下谋生计。他们大都淳朴善良,安分守己,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自己的愿望,但最终都以悲剧收场。他们在社会的洪流中苦苦挣扎,然而却显得那样的渺小与无助,那种无法掌握命运的无奈着实令人心疼。《花桥荣记》中的卢先生“人家可是有涵养,安安分分,一句闲话也没得”,一出场就赢得了读者的好感,而卢先生对大陆未婚妻的一往情深更是进一步的增添了这个人物的光辉。卢先生省吃俭用地攒钱就是为了能把他的未婚妻接到台湾团聚然而就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愿望却被现实击的粉碎,曾经那样一个温润的教书先生最后竟是悲惨的死去,这不得不令读者深感惋惜与同情。

鲁迅先生曾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作者在《台北人》中将这种悲剧艺术发挥的淋漓尽致。在小说中无论是晚年失意的军人还是家族没落的贵族亦或是曾经辉煌的交际花,都没能逃脱命运的魔爪,为我们演绎出一场场命运之殇。小说中弥漫的悲剧色彩令我们感到一种窒息的疼痛,读者随着主人公的命运起伏时而悲泣时而叹气,其中发挥到极致的悲剧艺术为小说增添了一抹瑰丽的色彩。小说中的悲剧色彩华丽而凄美,绝望而富有魔力,仿佛是一泓深不见底的潭水,竟能将人吸了进去,让人在其中如梦似幻。小说的悲剧艺术是一抹瑰丽的彩虹,为小说镀上了华美的色彩,带给读者无尽的精神享受。

篇2:浅析《台北人》中的悲剧艺术

老舍后期的小说大部分都以悲剧为基调, 《月牙儿》整部作品都充满了悲剧的氛围, 以第一人称“我”叙述女主人公离家别母, 在外自谋生计, 被骗, 找到工作但不愿取悦顾客后辞职, 直到山穷水尽, 走投无路, 最后走入风尘, 并被关进监狱, 在这个经历当中, 主人公“我”经历了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的心理过程。《月牙儿》是一篇以女性视角来讲述女性悲剧的小说, 到了写《骆驼祥子》, 老舍作品的悲剧性从《月牙儿》时期的女性悲剧转变为整个社会的悲剧, 《月牙儿》的主人公“我”和祥子悲剧相通的地方就是无望的反抗和悲剧的不可避免性。

主人公“我”在刚开始是怀有希望的, 父亲去世后, 虽然有悲痛和不安, 但那时和妈妈的之间的关系还是温情的, “妈那天对我特别的好, 我走不动便背我一程, 到城门上还给我买了一些炒栗子。什么都是凉的, 只有这些栗子是热的;我舍不得吃, 用它们热我的手。”父亲死后, 母女处境艰难, 为了生活, 妈妈只能洗衣服来补贴家用, 但依然不能维持, 无奈之下母亲只能改嫁, 为了让女儿能有好的归宿, 妈妈让主人公“我”读书, 希望女儿的命运好一点, 但在这个新爸爸走后, 妈妈再也没有办法了, 最终沦为暗娼, 主人公“我”为了逃避和妈妈一样的命运, 做了多次的挣扎, 但悲剧还是一步步向主人公逼近, “他们的眼象狗似地看着我, 舌头吐着, 垂着涎。我在他们的眼中是更解馋的, 我看出来。”为了不和妈妈一样, 她饿着肚子把妈妈给她的钱攒起来, 但妈妈这种生活仍是不能养活两个人, 母亲选择再嫁离开了她, 在校长的帮助下她暂时有了安身之处, 可是校长又换了人, 她只能到街上去找事但都是无果而终, “走了整整两天, 抱着希望出去, 带着尘土与眼泪回来。没有事情给我作。我这才真明白了妈妈, 真原谅了妈妈。妈妈还洗过臭袜子, 我连这个都作不上。妈妈所走的路是唯一的。学校里教给我的本事与道德都是笑话, 都是吃饱了没事时的玩艺。”就是这个时候, 校长的侄儿诱骗了她, 受骗后, 她已经预感到自己的以后“我早知道, 我没希望;一点云便能把月牙遮住, 我的将来是黑暗”但为了使这天晚来一点, 她去做了女招待, 但因为不愿和客人打情骂俏而失了业。最终她走上了那个她一直躲避恐惧的和妈妈一样的道路。女儿从以往对母亲精神上的排斥, 到最后对母亲的谅解, 也可以看出只有母亲的道路才是能够生存的, 肚子饿才是最大的这里, 女儿所接受的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的思想在现实条件下显的不堪一击。经过一次次的努力和挣扎, 仍没逃脱命运的悲剧, 从一个美丽纯洁自尊的女孩到最终沦为娼妓, 使人感到生活像一个像一个沼泽, 越挣扎陷的越深。主人公就在这沼泽里挣扎着, 但最终也放弃了。主人公“我”的经历向我们展示美的毁灭, 沦为娼妓后, 她变化的不仅仅是身体上, 更主要的是心灵的变化, 她开始自暴自弃, 变的绝望和自私, “这些经验叫我认识了“钱”与“人”。钱比人更厉害一些, 人若是兽, 钱就是兽的胆子”。直到最后她完全放弃了反抗对生活也不再有希望, 她不在逃避而是仇恨这个社会。主人公“我”被抓到感化院感化, 但她已经看穿了这个社会“洗、做、烹调、编织, 我都会;要是这些本事能挣饭吃, 我早就不干那个苦事了”。“据我想, 这是个笑话”。最后主人公“我”被抓到狱中, “狱里是个好地方, 它使人坚信人类的没有起色;在我作梦的时候都见不到这样丑恶的玩艺。自从我一进来, 我就不再想出去, 在我的经验中, 世界比这儿并强不了许多。”这也就宣布了现实世界也是和监狱一样的地方, 到处都是黑暗, 看不到未来和希望。主人公“我”美好的品质被一点点的吞噬, 一边毁灭着一边挣扎着, 使作品的悲剧性有种更加感染人的力量。

母亲的悲剧是女儿悲剧的一个暗示, 母亲也为了生活做了多次挣扎, 她并不怕吃苦, 为了养家她洗衣服赚钱, 再到嫁人, 到最后无路可走沦为暗娼。母亲沦为暗娼在前。母亲的命运也使女儿看到了这条路摆在自己面前, 所以她才害怕并拼命躲避这条路, 但依然是无用的。母亲和女儿代表的是两代人, 母亲是旧社会的女性, 她的命运是悲剧的。女儿是受过教育的新女性, 读过书, 渴望新的生活, 所以她才恐惧母亲所走的道路, 极力想逃脱, 但这对生活并没有多大作用, 教育并没有改变命运, 妈妈的今天也预示了女儿的未来“我的妈妈是我的影子, “我至好不过将来变成她那样, 卖了一辈子肉, 剩下的只是一些白头发与抽皱的黑皮。这就是生命。”, 钱使她们变了个样子, 母亲和女儿之间的感情也有了变化, 从开始的温情和对女儿关怀倍置, 到最后变成了冷漠的眼里只有钱的母亲, “我希望妈妈给我点安慰。我知道安慰不过是点空话, 可是我还希望来自妈妈的口中。妈妈都往往会骗人, 我们把妈妈的诓骗叫作安慰。我的妈妈连这个都忘了。她是饿怕了, 我不怪她”。主人公“我”这时的内心还不是完全冷漠的, 但母亲的现状也就是她的未来, 女儿重复着母亲的道路。“她找到了女儿, 女儿已是个暗娼!她养着我的时候, 她得那样;现在轮到我养着她了, 我得那样!女人的职业是世袭的, 是专门的!”一切的道德在金钱的压制下都显得微不足道了。母亲这一形象说明沦为暗娼不是个别的孤立的现象, 不是个别人的命运, 而是普遍人的命运, 也从纵向的延伸了这种职业代代相传的悲剧意义。

《月牙儿》写的是女性的悲剧, 书中还出现了另外一个女性形象小磁人, 她选择的是和主人公“我”和她妈妈不一样的道路。月牙儿当初也和小磁人一样, 做着同样的梦, 渴望婚姻会改变她的命运, 小磁人和她丈夫是自由恋爱结的婚, 她似乎还很爱他, 但结果是什么, 丈夫一次又一次的出轨, 不但加速了主人公“我”的堕落, 小磁人的命运也比主人公“我”好不了多少, 她丈夫在月牙儿之后又结识了新的女人, 小磁人拉着主人公“我”说:“我后悔了!我叫你放了他, 哼, 还不如在你手里呢!他又弄了别人, 更好了, 一去不回头了!”在这个时候, 小磁人对自己的命运是被动接受的, 没有反抗。“她说她得找到她, 她得从一而终”正是从小磁人身上, 主人公“我”看出了女人共同的命运, “我可怜这个小妇人, 她也还是做着梦, 还相信恋爱神圣。”“我有自由, 笑话!她有饭吃, 我有自由;她没自由, 我没饭吃, 我俩都是女人。”主人公“我”不再相信感情了, 感情的幻灭和生活理想的破灭, 加速了主人公“我”的堕落, “自从遇上那个小磁人, 我不想把自己转卖给一个男人了, 我决定玩玩了”。小磁人代表的是那些对婚姻抱有幻想的一类人, 但她们的最终命运仍然是悲剧的, 女性的命运不是自己能把握的, 如果说主人公“我”和沦为暗娼还有别的路可走的话, 那么小磁人可以代表另外的一条路, 结果并没有比主人公我的命运好多少, 小磁人的存在扩展了悲剧的意义, 如果说母亲的悲剧纵向延伸了主人公“我”的悲剧的不可逃脱, 那小磁人的悲剧也就从横向证明了女性悲剧的共同性。

《月牙儿》写的是女性悲剧, 以主人公“我”从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到关进监狱的风尘女子为主线, 再以母亲和小磁人的悲剧作为衬托, 写出了女性共同的悲剧命运, 使作品的意义更加深刻。

《月牙儿》浓厚的悲剧氛围不仅是人物和情节上的悲剧性, 还得益与《月牙儿》写作所采取的具有抒情意味的散文诗笔法, 和对“月牙儿”意象的成功运用, 在老舍的《我怎样写短篇小说中》提到了他有“以散文诗写小说的企图”, 老舍是以幽默见长的, 把幽默看成是生命的润滑剂, 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解嘲, 《月牙儿》当中幽默的成分大大减少, 更多的是以细节的描写来抒情, 妈妈为了生活为别人洗衣服, “妈妈的手起了层鳞, 叫她给搓搓背顶解痒痒了。可是我不敢常劳动她, 她的手是洗粗了的”。可以看出“我”对妈妈的心疼, 正是这种淡淡的没有大起大落也没有大悲大喜的抒情方式, 使我们感到这种悲剧氛围更加的深入人心。《月牙儿》的散文诗的写法表现在塑造了“月牙儿”这一意象, 月牙儿的意象贯穿在文章的始终, 和主人公的命运相连, 强化了作品的悲剧氛围, 文章一开始就出现了月牙儿的意象“是的, 我又看见月牙儿了, 带着点寒气的一钩儿浅金。多少次了, 我看见跟现在这个月牙儿一样的月牙儿;多少次了, 它带着种种不同的感情, 种种不同的景物, 当我坐定了看它, 它一次一次的在我记忆中的碧云上斜挂着。它唤醒了我的记忆, 象一阵晚风吹破一朵欲睡的花。”月牙儿是始终陪伴在主人公“我”的心里, 也是反应主人公情感变化的重要手段, 伴随着主人公“我”情感的改变而改变。像是主人公“我”心灵的一面镜子, 反映她在不同境遇中的不同心态, 第一次出现是父亲去世时, “那第一次, 带着寒气的月牙儿确是带着寒气。它第一次在我的云中是酸苦, 它那一点点微弱的浅金光儿照着我的泪。”月牙儿的酸苦也映照了主人公不幸的身世, 景象也显得愁苦和凄惨, 父亲死后, 妈妈给人洗衣服以维持生计, 尽管日子很苦, 但主人公“我”的心里是有希望的, 月牙儿在“我”心里也是可爱的, “我越可怜妈妈, 便越爱这个月牙, 因为看着它, 使我心中痛快一点。它在夏天更可爱, 它老有那么点凉气, 象一条冰似的”。妈妈改嫁后, “我”的心中充满了不安和恐惧, 月牙儿在“我”心里也变了样子, “天上又挂着月牙。这次的月牙比哪一回都清楚, 都可怕”, “我”对未来的不安通过月牙儿表现出来。小学毕业后, 因为生计所迫, 妈妈被迫做了暗娼, 主人公“我”的内心是痛苦的, 希望也丧失了, “我心中的苦处假若可以用个形状比喻起来, 必是个月牙儿形的。它无倚无靠的在灰蓝的天上挂着, 光儿微弱, 不大会儿便被黑暗包住”主人公的命运也和月牙儿一样是无依无靠的。当感情受到欺骗时, “我忘了自己, 我没了自己, 象化在了那点春风与月的微光中。月儿忽然被云掩住, 我想起来自己。我失去那个月牙儿, 也失去了自己, 我和妈妈一样了”。用月牙儿来表达那种复杂的心态。主人公“我”是孤独的, 月牙儿在黑暗的夜晚也是孤独的, 月牙儿清冷的意象更能表达主人公孤独的心态, 使文章充满了诗的韵味。

月牙儿也是一种象征, 光和影分别代表了主人公“我”内心的希望和无法摆脱的厄运, 黑暗最终会把光明吞噬, 也就象征了主人公“我”的悲剧结局。月牙儿的残缺也就代表了主人公“我”的命运的残缺。“我心中的苦处假若可以用一个形象比喻起来, 必是月牙形的。它无依无靠的在灰蓝的天上挂着, 不大会便被黑暗保住”虽然内心对生活是有希望和追求的, 但黑影也就是客观存在的无法逾越的障碍, 用月牙儿把主人公的命运形象化具体化, 更加直观的反映出主人公“我”的内心感受。这一意象贯穿与文章始终, 增添了作品的悲剧意味, 加深了读者对人物命运的悲剧感受, 在作品真实性的基础上又有了诗的意境, 人物命运和抒情笔法的统一, 使《月牙儿》更具有感染人的力量。

参考文献

[1]范亦毫:沉重的《月牙儿》[A].傅光明.老舍的文学地图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5)

[2]老舍:《老舍选集》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3]金宏达:《中国现代文学的光与色》 (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 1996)

[4]老舍:《老舍论创作》《我是怎样写〈大明湖〉的》

篇3:浅析《寒夜》中的好人悲剧

《寒夜》中汪家的悲剧主要是根植于家庭深层结构当中, 而人物之所以不能够逃脱悲剧的命运,正是由于其自身的一些过失以及存在的弱点所致。从《寒夜》的话语结构当中能够看到,汪文宣是一个好人,但他却上演了一出悲剧。从汪家的家庭结构层面来说,社会因素是使好人汪文宣悲剧的外在因素,而悲剧还是根植于其家庭内部的结构当中。

1.汪文宣好人悲剧的社会原因

巴金在谈到寒夜这篇小说当初的创作意图的时候,曾坦言写这篇小说就是想让世人看到真是的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状况,好人不得好报。[1]小说中的主人公汪文宣以及树生是和中华民国同龄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不仅有传统文化在其思想上有着无意识的体现同时也有着新文化的影响。在汪文宣所处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汪文宣得到了成长,虽然其接受了五四新文化但由于历史沉淀因素比较浓厚,所以其旧思想依然根深蒂固。

当时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在汪文宣所生活的重庆国统区,没有为人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更不用说为百姓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汪文宣一家三口生活的环境极其恶劣,住在岌岌可危的陋室中。没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更不要提生活质量,巨大的生存压力,战争造成的传统价值观的颠覆,使得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小人物汪文宣挣扎无力,在为生活频频低头时患上了肺病,面对者奉为衣食之源的那些校样,“‘我的血快要流尽了.’他愤怒地像,他几乎要撕碎那张校样”,[2]他认为这样为公司鞠躬尽瘁,会受到表彰, 恰恰相反,汪文宣却被辞退了。

汪文宣也是众多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他是一个老实正派不会阿谀奉承的人,分子的内心中多多少少是有些高傲的, 社会背景之下国统区政治上混乱和黑暗,加之他自己的要公平,一根筋,造成了他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所以汪文宣这一家庭也就不可能承受这一社会现实,只能够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命运。

汪文宣病入膏肓时终于“强烈地感觉到了对于生命的依恋,对于死亡的恐惧”,但“他不能喊出他的悲愤,他必须沉默地死去”。[2]

2.家庭原因造成好人终将悲剧

在汪母. 曾树生. 汪文宣的一家三口之中,汪母和树生间的无休止争斗,而作为儿子的汪文宣这时的老好人一贯作风极为突出,他想要过一个平淡幸福的生活,可是婆媳矛盾, 成了这个家庭的主要矛盾,天性软弱的他却没有办法解决这一个问题。这样他就夹在中间两头,无能为力,成为一个受气包。汪母对汪文宣的教育是苛刻的甚至自己所说的所做的都成为汪文宣的权威,因此汪母对于汪文宣的一切都要进行管教,汪文宣的逆来顺受成了他悲剧原因的其一。

其二,思想大部分还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汪文宣,非常的注重孝道文化,服从长辈是其文化的首要。他对母亲的绝对服从,就是因此。汪文宣一边非常服从他的母亲,一边又权衡着妻子,但母亲与妻子的矛盾又是他心中的一根刺,他是深爱着曾树生的,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理想,相同的爱好,婆媳关系的不和其实就反映了新旧文化中由于文化的立场对立处在不相容当中,在小说中的婆媳各处一极,所以使得矛盾比较严重,在具体的事件争执过程中也都是各执一词,这一争执并不是两人的强词夺理,而是受到新旧文化的影响所保持的立场不同[3]。新旧文化造成的婆媳不和,从而引发的家庭矛盾是无法调和的,汪文宣始终生活在左右为难的状态下。长时间的亲人压抑,加上自身难以纾解,就这样在夹缝中度日如年的汪文宣备受煎熬。

3.人物性格让好人悲剧

对于《寒夜》中的人物汪文宣来说,他无疑是社会. 家庭悲剧的牺牲者,复杂的生活经历使他性格裂变,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忍耐和妥协成为汪文宣的主导方面,懦弱无能、 与世无争,逆来顺受,不敢抗争,奉行“为了生活,可以忍受” 的新处世哲学。他是一个矛盾体,心里想的和要做的并不一致,他怕见上级注视的目光,怕上级不满的话语,甚至连上级轻声地咳嗽,也要疑心是否有怪罪自己的意见,总之他整天工作在担惊受怕环境里,严重地摧残了他身心的健康[4]。

对妻子也是如此。在其忍让和顺从的外表下增添了更多的自卑色彩,他带着强烈的念头去找她,可看到妻子同和别的男人有说有笑,只觉得心里发冷,却不敢迎着他们走去, 最终“只有垂头扫兴地走回自己的办公地方去了”。真是一个可怜虫,尽活到了“有话不敢讲,有思想不敢想的可怜地步”。

巴金的《寒夜》“造就”了好人汪文宣,却因为种种原因“杀死”了汪文宣,他的悲剧或许因为时代,或许因为他的母亲,或许因为他自己,无论因为什么,在黑暗的现实社会中,曾经的年少轻狂,曾经的海誓山盟,一切的一切最后都被摧残被吞噬了,也许我们应该为汪文宣惋惜,又或者这难道不是他最好的结局吗?

摘要:《寒夜》是巴金解放前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几十年过去了,其魅力丝毫未减,是一部颇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作品。《寒夜》也是一出好人的悲剧,这也是文本话语摆明的事实,本文主要就《寒夜》的悲剧艺术理论对人物的悲剧艺术进行详细分析探究,通过作品中主人公的人物命运的分析,来揭示悲剧艺术的作用,希望对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发展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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