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刷信用卡商户责任问题

盗刷信用卡商户责任问题（共5篇）

篇1：盗刷信用卡商户责任问题

上诉人(一审原告)：陈申礼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上海汇联商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联商厦)

2007年2月24日，陈申礼接到短信告知其所持中国银行长城信用卡有两笔消费交易，金额分别为人民币3,250元和3,350元。陈申礼此时发现信用卡遗失，遂向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分支机构挂失，挂失时间为10时48分50秒。2007年3月4日，陈申礼向公安机关报案，陈述其信用卡被盗，在汇联商厦被盗刷两次，合计金额为6,600元。

涉案信用卡进行消费时，身份确认无密码验证，由收银员对用卡人在消费签单上的签字与卡上预留的签字进行比对，但确认的过程与使用密码验证相似。该卡挂失前有两笔消费交易均发生在汇联商厦，时间分别为2007年2月24日10时40分和10时45分，两笔交易的刷卡人在两张签购单上持卡人签字处签名为“陈申礼”。

发卡行中国银行于同年3月25日向陈申礼发函告知：根据陈申礼反映，发卡行以持卡人称非本人交易，否认交易为由，向收单行提出退单申请，但遭收单行拒绝，因此挂失前的交易应当由陈申礼承担。陈申礼向发卡行结清上述交易金额6,600元后，以汇联商厦未尽审核义务造成其信用卡被盗刷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汇联商厦赔偿损失6,600元，并承担该案诉讼费。

【审判】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汇联商厦是在对刷卡人在消费签名单上的签名与信用卡上预留的签名进行了比对审核后再接受系争信用卡消费交易的，虽然本案查明的交易非陈申礼本人所为，但由于陈申礼已经对涉案的信用卡失控，而签名因时间、地点等诸多因素可能存在差异，故法院无法作出系争交易的签购单上的陈申礼笔迹与涉案信用卡预留的签名有较明显差异的判断。陈申礼主张汇联商厦未履行签名审核义务，缺乏事实依据。遂判决驳回陈申礼的诉讼请求。

陈申礼不服一审判决，向一中院提起上诉称：汇联商厦负有审核签购单上的签名与银行卡背面签名是否一致的义务，并且作为银行卡使用的特约商户，汇联商厦承担的审查义务应高于普通人标准。其未经审核，导致信用卡被盗刷并造成了损失，故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陈申礼作为持卡人，负有妥善保管信用卡的义务，其应对涉案信用卡被盗刷产生的损失承担主要责任；而汇联商厦因主观疏忽，未能尽到必要的审核义务，应对损失承担次要责任。据此，二审改判汇联商厦对陈申礼的损失承担20％的赔偿责任。

【评析】

本案是一则关于信用卡被盗刷后民事责任如何承担的典型案例。在当今消费过程日益追求快捷性、安全性的背景下，信用卡作为一种支付工具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与此同时，信用卡安全使用问题日渐突出，近年来法院受理的因信用卡被盗刷而产生纠纷的赔偿案件也逐渐增多，而对于信用卡法律关系中各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如何界定，成为认定相关主体民事责任的关键。

一、信用卡法律关系分析

信用卡是银行或信用卡公司签发的一种信用凭证。按照国际通行惯例的解释，信用卡是指具有循环信贷、转帐结算、存取现金等功能设计和“先消费，后还款”、无需担保人和保证金、可按最低还款额分期还款等特点的个人信用和支付工具。信用卡交易主要涉及三方当事人，即发卡银行、持卡人和特约商户，其流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阶段：首先，发卡银行对申请人的必要信息进行审核后向其寄发信用卡，此后持卡人在发卡银行授予的信用额度内凭信用卡在特约商户处消费并签单确认，特约商户在审核密码、签购单与预留信息一致的情况下确认消费，交易完成。交易完成后，特约商户将相关单据送交收单银行请求付款，收单行在审核无误的情况下将签帐款支付给特约商户，而后向发卡银行请款。发卡银行经审核，在没有扣款原因的情况下将垫付款项支付给收单行。最后一个阶段是发卡银行向持卡人寄发消费对帐单，在持卡人按期支付欠款后将其帐户信用额度补足。

信用卡交易涉及到发卡银行、持卡人和特约商户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在发卡银行与持卡人、发卡银行与特约商户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问题上，理论和实务界存在不同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是委托代理说。认为在信用卡交易关系中，由特约商户将其对持卡人刷卡消费所生之价金或酬金委托发卡机构代为收取。发卡银行向持卡人请求还款时处于特约商户代理人的地位。也有人认为是发卡银行受持卡人和特约商户的委托办理他们之间的转帐结算事宜或提供其他服务，或者认为是特约商户受发卡银行的委托办理有关的信用卡业务。

第二是债权让与说。认为发卡银行与特约商户之间是债权让与关系，由特约商户将其对持卡人的债权让与发卡银行，签购单金额扣除手续费后的余额为发卡银行所须付的债权让与价金，嗣后发卡银行向持卡人请求还款则是行使其受让的债权。

第三是独立担保说。认为发卡银行对持卡人与特约商户间原因关系产生的债务承担担保付款义务。独立担保说认为发卡银行在收到符合规定使用的信用卡签购单后愿意立即付款予特约商户，属于独立于持卡人与特约商户间原因关系之担保付款义务。这种担保付款义务与被担保的债务——持卡人对特约商户所负之债务不具有从属性，只要持卡人和特约商户依照规定使用和受理信用卡，发卡银行就应付款，而不问持卡人与特约商户间之消费关系是否有瑕疵或其他抗辩事由。义务人承担的是第一性的付款义务。

上述三种观点中，依据委托代理说，持卡人因消费合同关系产生的对抗特约商户的抗辩权可以对抗发卡银行。但在实务中发卡银行往往在信用卡使用合约中普遍规定持卡人不得以对抗特约商户之抗辩为由拒绝向发卡银行付款。独立担保说强调发卡银行第一性的付款义务，确保了信用卡的有效流通，但该观点目前尚难找到立法支持。故任何一种学说均未能完全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不同的判决理念往往导致判决结果迥异。我们认为，在当前的法律框架内，处理信用卡关系中持卡人与发卡银行、特约商户之间的关系，应以委托代理关系为基础，结合个案的不同情况确定当事人的责任。

二、特约商户审核义务的认定标准

在本案中，根据汇联商厦与中国银联签订的特约商户银行卡业务规范以及上海市银行卡联网特约商户受理银行卡业务协议书的规范要求，汇联商厦在受理银行卡支付过程中，必须确认消费者为持卡人本人，如非本人则应拒绝其消费，信用卡背面有签名条而未预留签名的银行卡不得受理，违反上述规定应承担交易损失。对无密码的信用卡，商户在收款过程中除应严格遵守相应操作规程以外，还需对持卡人的签名进行必要的核对。由于交易惯例、验证手段和比对样本数量限制，这种核对为形式审查，并非专业性判断，需要以存在显而易见的重大差异为拒绝交易的理由。据此可以认定汇联商厦作为中国银行的特约商户，负有审核签购单上签名与信用卡背面签名是否一致的义务和拒绝接受无签名的信用卡的义务。上述义务是特约商户与发卡银行(也包括收单行)签订受理合约时的约定义务，此义务的履行是交易后续一系列活动顺利有效进行的前提。只有在特约商户将附有持卡人本人签名(至少形式上为同一)的签购单拿到收单行进行结算时才能得到签账金额，而后经过收单行与发卡银行间的结算，发卡银行取得向持卡人请求还款的权利，此时可以认为发卡银行处于特约商户代理人的地位；而在此之前，发卡银行也受持卡人的委托向特约商户付款，处于持卡人代理人的地位。基于上述法律关系，特约商户负有核对签购单上的签名与信用卡背面签名是否一致，并将签有持卡人本人姓名的签购单交与收单银行的义务。

在本案中，虽然涉案被盗信用卡上的签名因盗窃刑事案件未能破获而无法取得，但涉案签购单上的签名与陈申礼本人的签名存在较大差异则是双方当事人认定的事实。且按照交易规范，商户的审查标准虽然无需达到笔迹鉴定的程度，但其收银人员在经过专业机构的培训后，商户在审查签名时的审核鉴定水平应当高于普通公众的一般标准。现签购单上的签名与本人正常情况下的签名存在显著差异，即使按照一般标准也不难发现，因此认定汇联商厦在审核签名是否一致时存在重大疏忽，违反了其与发卡银行的合同义务，应承担不利后果。那么，持卡人并非发卡银行与特约商户之间合同的当事人，其要求特约商户承担责任的依据何在呢？

在信用卡消费中，发卡银行作为持卡人的付款代理人，为了保障付款的安全和准确，自然有义务就商户在收款过程中的审查义务与其作出约定。当无密码的信用卡签账消费时，签购单上的笔迹与卡背面本人签名存在较大差异，而商户仍承认该付款的正当性，显然违反了其与发卡银行的约定，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对合同对方当事人的委托人即持卡人负责。本案中，汇联商厦辩称，信用卡在使用时背面没有签名，是营业员要求持卡人当场在信用卡上签字后使用的。对于该辩称意见，按照银行卡业务操作规范，商户不得接受无签名的信用卡，在持卡人当场签署的情况下，商户也应该核对客户的身份证明，如仍无法确认，可以拒绝受理，以避免信用卡被他人冒用。我们有理由相信汇联商厦的收银员都经过了本单位和银联等机构的专业培训，在此问题上应该履行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因此该辩称有违常理。退一步而言，如果汇联商厦收银员明知信用卡背面没有签名仍接受该卡的使用，则其实际上为他人盗用信用卡提供了必要的便利，过错更大。因此，无论涉案信用卡使用时背面是否有

签名，汇联商厦均具有主观过错，其行为客观上也违反了与银行的约定义务，应对由此产生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三、特约商户责任的承担

根据上述分析，汇联商厦作为信用卡使用的特约商户在接受被盗用的信用卡时未尽到必要的审核义务，故其主观存在明显的疏忽。那么，特约商户的过错是否直接导致陈申礼的损失呢？为此，必须确定特约商户的过错对于持卡人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认定其应当承担责任的大小。

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涉案信用卡被盗用，系犯罪行为所致，犯罪行为是造成持卡人损失的直接原因，持卡人可通过刑事追赃向犯罪分子追索，刑事案件未能查处不影响持卡人依据民事法律关系追究相关当事人的民事责任。特约商户的过错在于客观上为犯罪分子进行犯罪提供了必要的帮助，其行为与损失之间存在相当的因果关系。在整个因果关系链条中，特约商户的审查过失并非客户损失的主要原因，故商户仅应对客户的损失承担次要责任。陈申礼作为持卡人，根据其与中国银行签订的《中银信用卡领用合约》中的约定，在与发卡银行签订的信用卡领用协议项下负有妥善保管信用卡并在签单消费后，在约定期限内根据对帐单向发卡银行偿还债务的义务。涉案信用卡被盗刷主要是由于持卡人保管不当所致，与该卡被盗刷的后果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应自行承担主要损失。

至于发卡银行中国银行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由于持卡人陈申礼在发现卡被盗后立即向发卡银行进行了挂失，银行在接到申请后亦立即在规定时间内对被盗信用卡办理了挂失业务。而涉案的两笔刷卡交易均发生在挂失生效之前，因而发卡银行在本案中对被盗刷的损失没有过错，无需承担责任。

在信用卡交易日益普及的今天，由于现行法律允许发卡机构通过抗辩切断的合约安排，使信用卡交易中的三种法律关系在法律上相互独立，使信用卡在实务上获得了与信用证、支票相类似的独立抽象性特征，持卡人不得以对抗特约商户之抗辩为由拒绝向发卡机构付款。但从经济角度观察，信用卡当事人之间通过签订合约而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密切联系、互相制约的三维结构，从而使得信用卡中三种法律关系不可能完全割裂开来。在日益蓬勃发展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影响下，作为一种消费支付和信贷工具的信用卡，其习惯法上的独立抽象性原则受到了司法实践的干预和消费信用立法的挑战。基于发卡机构与特约商户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等均将信用卡交易的性质认定为一种关联消费信用交易关系。这种理论主张，发卡银行与特约商户作为有业务联系的强势方应在信用交易中承担一定的义务，放弃或限制适用正当持票人原则或抗辩条款，限制独立抽象性原则在消费者交易中的适用。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许多金融机构在推广信用卡过程中，明确承诺持卡人在信用卡挂失前的一定时间内遭盗刷的损失由发卡机构负责，有的则明确规定关联信用交易的债务人即消费者因消费合同而产生的抗辩和索赔请求均能对最后的债权人即直接或间接提高融资的贷方提出。这一做法无疑得到广大持卡人的欢迎，为这类纠纷的解决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从而强化了金融机构对于信用卡使用的安全保障义务。

篇2：盗刷信用卡商户责任问题

内容提要:近年来，诉至法院的信用卡冒用纠纷数量大为增加。由于特约商户承担冒用责任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只能根据一般侵权责任规则来认定其赔偿责任，然而在侵权责任的违法性、过错等关键要件认定上面临困难。采用将信用卡当事人的合同义务上升到法定义务、在归责原则适用上区别对待、用抗辩权的延伸取代抗辩切断等规范措施可有效克服上述司法困境。

一、问题的提出

信用卡是由银行或其他机构签发的证明持卡人信誉良好，可以在特约商户实现记账消费、存取现金等的一种信用凭证。信用卡的“冒用”，顾名思义就是冒名顶替，即持卡人的信用卡在遗失、被盗、被抢等情况下被第三人持有并在特约商户处冒名消费使用，最后形成持卡人信用卡账单上的非授权消费。当前信用卡冒用正在成为信用卡类民事案件的重要诉因，并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笔者以“北大法意”数据库收集的1995年至2007年间国内各级各地法院审理的案件资料为考察对象，整理出了个人信用卡纠纷案件共55例，其中25起案件是有关信用卡冒用损失承担的纠纷，占个人信用卡类案件的43.6%。[1]并且，这些信用卡冒用案件绝大多数都是以持卡人诉请法院判令特约商户承担信用卡冒用损失为诉讼请求。这样的诉讼请求却令法院陷入审判依据欠缺的困境之中：根据信用卡法律关系的独立性原则，法院不能以违反合同义务来认定特约商户的违约责任：信用卡法律规范的欠缺，又使法院无法追究特约商户违反法定义务的赔偿责任。

首先，虽然特约商户对于信用卡的使用应当履行谨慎审查义务，核心内容是审查签名与信用卡上预留签名及汉语拼音是否相符，持卡人身份和彩照信用卡上的相关内容是否相符等。但是，这只是特约商户针对发卡银行的合同义务，特约商户违反该项义务而导致信用卡被冒用，并不能产生其对持卡人的违约责任。[2]通常认为，信用卡法律关系包括三个相互独立的合同关系：除了持卡人与特约商户的基础买卖合同关系以外，发卡银行与持卡人之间通过签订信用卡领用合同、发卡银行与特约商户之间通过签订信用卡受理合同各自形成了独立的合同法律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合同内容对于合同以外的第三人并不产生约束力，合同当事人也不须对合同以外的第三人承担违约责任。可见，信用卡法律关系虽然基于信用卡合同而产生，但是由于特约商户与持卡人之间不存在信用卡合同关系，法院无法根据合同违约之债认定特约商户的赔偿责任。

同时，信用卡合同中抗辩切断条款的存在，又切断了持卡人和特约商户因非授权消费而起诉发卡机构和银行的可能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法院受理的信用卡冒用案件绝大部分都是以特约商户为被告的原因。为了加强和巩固信用卡法律关系的独立性，发卡银行在与持卡人、特约商户订立信用卡合同时往往规定有抗辩切断条款。一方面，在发卡机构、银行与特约商户之间的信用卡业务合同往往约定，发卡银行向特约商户承诺对于符合要求的持卡人签购单进行无条件付款，但是特约商户对于违反操作要求造成的损失由其自己承担。[3]另一方面，发卡机构、银行与持卡人签订的信用卡领用合同中也会约定，前者承诺向后者提供透支消费服务，但是规定信用卡的非授权消费损失皆由持卡人承担。[4]

其次，尽管信用卡消费在当前已经十分普遍，但是我国有关信用卡的法律规范屈指可数。其中效力层次最高的是1999年颁布的《银行卡管理办法》，其也仅仅是中国人民银行的一项部门规章。并且，该规章也没有关于特约商户业务行为规范的规定。特别是，其第54条明确规定的“持卡人不得以和商户发生纠纷为由拒绝支付所欠银行款项”，也进一步支持了信用卡合同抗辩切断条款的效力。

然而，信用卡冒用案件的判决文书显示，各地法院在此类案件的判决结果上有着高度的共识，支持持卡人请求的判决比例高达80%。那么，法院认定特约商户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通过考察判决文书可以发现，在缺乏合同约定和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法院是以《民法通则》106条有关一般侵权责任的规定作为判案依据的。例如，在“邓艺峰与佛山市信和超级商场有限公司、佛山市信和超级商场有限公司南海分公司”[(2004)佛中法民一终字第156号]一案中，法院认为，“发卡行与持卡人（原告）间通过签订客户服务协议书确立服务与被服务关系，服务关系成立后，持卡人可根据与发卡行的相关协议使用该卡进行消费等行为。发卡行通过收单银行为代表与特约商户（被告）间签订业务协议书确立委托关系，根据合同只对当事人发生效力的原则，该业务协议书不对原告产生约束力。”在排除适用“业务协议书”中的合同条款之后，法院指出，“因信用卡被冒用而致合法持卡人经济损失属一般侵权行为，在归责问题上，应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因此，被上诉人（佛山市信和超级商场有限公司）在本案中有过错是其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

笔者认为，由于侵权责任的认定不受合同相对性原理的约束，法院以一般侵权责任规则为依据认定特约商户在信用卡冒用案件中的民事责任，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信用卡法律关系独立性原则的屏障。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特约商户败诉的案件高达90%的上诉率（参见图表），就可以想象此类案件存在的审理困境和问题。通过对所搜集的信用卡冒用类判决文书进行全面考察，可以发现法院在适用一般侵权责任规则认定特约商户的赔偿责任时，仍然面临两个方面的难题：(1）法院在认定“违法性”要件时面临无“法”可依的问题，所谓的违反谨慎审查义务既无法律依据也没有合同约定，这样就使侵权的违法性要件认定十分牵强。(2)在主观过错认定上，同样因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法院享有过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使判决结果随意性较大，往往导致当事人不服判决而提起上诉。

图表：

┌──────┬───────────────────────────────┐

│20起信用卡

│特约商户信用卡冒用损失承担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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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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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0% │30% │40% │50% │60% │70%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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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结案│3起 │2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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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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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结案│17起│2起 │2起 │4起 │1起 │2起 │

│4起 │2起 │

└──────┴────┴──┴──┴──┴──┴──┴──┴──┴──┴──┘二、一般侵权责任的认定困境

违约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为违约行为、损害事实，以及损害事实与违约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即被害人不需要就行为的违法性和主观过错进行举证。侵权责任的认定较之违约责任而言要复杂得多。我国立法和国内学界一般认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四个方面：损害事实、行为的违法性、主观过错、行为与损害事实存在因果关系。[5]

（一）违法性的认定困境

从责任产生的原因来看，侵权责任是行为人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后果。因此，认定特约商户的一般侵权责任，首先应当证明其行为具有违法性。所谓违法性，即指行为在客观上与法律相悖离，狭义上包括违反法律的禁止性或命令性规定，广义上则扩展到对善良风俗的违反。[6]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对此，有学者认为该条规定“没有仿照德国民法等立法例，将„不法‟、„违法‟作为侵权行为责任的构成要件”。[7]笔者的理解是：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或命令性规定即是为行为人设定了作为或不作为的法定义务。当行为人的行为侵害到“国家的、集体的财产”及“他人财产、人身”时，即是侵害到了受害人一方所对应的合法权利或权益，也就产生了对法律禁止性或命令性规定的违反，因此该条实际已经包含了“违法性”的要件。

目前法院对于侵权行为违法性的认定，主要基于特约商户在信用卡业务受理合同中所承担的谨慎审查等合同义务的约定。这实际上又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和信用卡法律关系独立性的屏障，通过将特约商户对发卡银行的合同义务延伸到持卡人一边，使特约商户本来承担的约定性义务具有了一定的“法定性”。例如，在“广州友东贸易有限公司与郑国华信用卡冒用”[(200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459号]案件中，法院认为，“（广州友东贸易有限公司）作为银联的特约商户，对持有信用卡、身份证的消费，有核对主体的义务。”“上诉人作为信用卡交易的特约商户，在客户持卡消费时应当核实客户的亲笔签名，当签购单中的签名与信用卡签名栏上的签名不符时，应拒绝交易。”“……上诉人（广州友东贸易有限公司）在受理该信用卡消费时没有尽到认真审核顾客签名的义务，致使被上诉人（郑国华）信用卡被冒用，上诉人对造成被上诉人财产损失负有过错责任，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又如，法院“江志诚与广州家谊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家谊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荔港分店”[(200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112号]案件判决中指出：“被上诉人广州家谊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荔港分店对此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应视其在接受持卡消费人刷卡消费时是否已尽到其在《POS业务协议书》约定的注意义务。”

然而，上述审判思路存在矛盾之处：法院一方面坚持信用卡法律关系独立性原则，承认了银行和特约商户之间、银行与持卡人之间抗辩切断约定的效力，从而驳回持卡人对银行的赔偿请求，排除了银行对持卡人或特约商户承担赔偿责任的可能（例如，前述案例“邓艺峰与佛山市信和超级商场有限公司、佛山市信和超级商场有限公司南海分公司案”）；另一方面，法院又部分突破了这样的独立性原则，即在信用卡冒用案件中以特约商户违反对银行的合同义务来认定其对持卡人的赔偿责任。

可见，既然“法官不能拒绝裁判”[8]，由于特约商户对持卡人既不存在法定义务也没有信用卡合同义务，法院只能退而选择民法有关一般侵权责任的规定来认定特约商户的赔偿责任，实践中法院从特约商户与银行的合同义务中寻找“违法性”的依据也是无奈之举。

（二）过错的认定困境

在没有法律特别规定的情况下，侵权行为的责任认定以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过错责任原则既包含着侵权一方应根据过错大小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要求，同时也注意到了受害一方的过错对损害后果也会起到加重甚至决定性的作用。此时如果让侵权一方承担全部损失就会违背民法基本的公平原则，因此又通过过错相抵的安排加以修正。综合各个法院的审判思路可知，信用卡一旦出现信用卡遗失、被盗等脱离合法占有的情况，持卡人的过错就已经确定，因而无法得到全部赔偿。特约商户对于冒用人的笔迹没有鉴别成功，即存在审查不慎的过错。

首先，法院对于持卡人主观过错的认定标准不一。在信用卡冒用案件中，信用卡脱离持卡人的控制是引起信用卡冒用案件的第一个环节。通过考察法院的审判文书可知，法院对于持卡人的主观过错的认定，主要是看持卡人是否履行了其与银行签订的信用卡领用合同中的约定义务，包括是否妥善保管信用卡并且在失卡后是否及时办理了挂失手续。持卡人作为信用卡的合法占有者和使用者，在与发卡银行的领用合同中就妥善保管信用卡、防范信用卡丢失、被盗及被冒用、以及失卡后及时挂失等义务做出了明确承诺。

可是，持卡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认定为“未及时挂失”？如果说持卡人在发现失卡后相隔数天，甚至一个月后才去办理挂失手续，这是未及时挂失。那么，持卡人在发现失卡后1小时内办理挂失，是否为及时挂失呢？24小时以内呢？事实上，由于信用卡业务的推广和特约商户的普及，加之信用卡刷卡手续的便利，特别是对于那些只需签名即可刷卡消费的信用卡，冒用人只要行动足够迅速，即可以赶在持卡人挂失之前实现刷卡消费。从笔者搜集到的20起信用卡冒用案件的考察也表明，信用卡的冒用行为基本上都发生在失卡后的24小时以内，甚至往往发生在信用卡刚被遗失之时。例如在“宋小东与广州大天行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中华广场分公司、广州大天行通信技术有限公司”[(2006)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41号]一案中，“2005年3月9日19时左右，持卡人在餐馆就餐时发现遗失了信用卡。同日19时44分，宋小东向中国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挂失。同日19时36分、19时40分，该卡被他人在中华广场分公司处通过POS机划卡分三次结算购买手机，共消费11960元！”

实践中，法院不仅对于那些明显未及时办理挂失手续的持卡人认定其有过错，而且对于那些发现失卡后迅速办理挂失的持卡人，同样认定了其主观过错。还是在“宋小东与广州大天行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中华广场分公司、广州大天行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一案中，法院认为“作为信用卡的持有人，宋小东未妥善、审慎保管其信用卡，未及时发现其信用卡被盗并挂失，对本案损失的产生也有过错”，最后判决持卡人承担30%的冒用损失。这样看来，法院审理的逻辑思路是，只要存在冒用情形，即认为持卡人存在“保管不善”、“挂失不及时”的主观过错，进而根据过错相抵原则应当承担一部分的损失。前述图表也显示，在20起信用卡冒用案件中有16起案件的持卡人需要承担一定的损失，份额从30%至100%不等。也就是说，由于法院以冒用结果与挂失行为的时间先后作为认定持卡人是否存在过错的依据，结果持卡人十之八九都要承担一部分冒用损失。这20起信用卡冒用案件中，特约商户承担全部损失的案件仅有两起，其中一起还是通过调解获得赔偿的。

其次，法院在认定特约商户的过错时也会矫枉过正。例如，在笔者搜集到的唯一经由法院判决特约商户承担全部损失的案件“肖阳与北京蓝岛大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1996)二中民终字第1647号]中，受案法院为了确定签名是否一致，专门委托公安部进行笔迹鉴定，最后以“送检的八张签购单（包括另案处理涉及的三张签购单）上的持卡人签字栏内可疑签名字迹„肖阳‟不是肖阳所写”的结论为依据，判决由特约商户承担全部冒用损失。笔迹鉴定虽然可以对签名一致性问题提供准确判断，但是法院据此判决特约商户败诉无形中大大加重了特约商户的谨慎审查合同义务。毕竟，特约商户并非专门的签名鉴定认证机构，而模仿签名的技术难度本来就不高，在面对冒用行为时难以甄别真伪也在情理之中。

根据笔者的考察，同样是信用卡的冒用案件，不同法院对特约商户的赔偿责任承担比例认定迥异，从100%的全额承担到仅赔偿10%不等（参见图表），甚至相同的案件在不同法院会得到完全不同的判决结果。例如，“宋良富与广州市长一虹珠宝有限责任公司”[(200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3748号]一案，持卡人一张带有本人彩色照片的信用卡被盗后一个小时，产生了近5万元的冒用损失。一审法院判决特约商户承担70%的损失，理由是其“对持卡人巨额的刷卡消费未能引起注意，没有认真核对持卡人身份和彩照卡上的相关内容相符，未尽到特约商户的注意义务”。二审法院则认为，“根据上诉人的当班收银员叶某某的陈述，其对持卡人的签名及相貌与信用卡预留签名及照片是否一致都进行了审查。如果以持卡人的签名与被上诉人的签名进行比较，其字迹并不具有明显差异，一般业务人员很难发觉。”“上诉人为了防范信用卡被冒用的风险，仍核对持卡人的身份证，进一步说明其已经尽到了注意义务。”结果改判由持卡人承担主要责任，特约商户的损失承担额锐减为零。

这样的判决结果显然是有失公平的。无论是持卡人的妥善保管信用卡的义务，还是特约商户谨慎审查信用卡的义务，都应当结合各自的风险控制能力来加以衡量。一味地强调任何一方的义务，都会导致判决结果的显失公平。应当承认，持卡人并非完人，不可能要求其使用和保管信用卡时万无一失，在卡片脱离控制后立即发现并完成挂失手续。持卡人的妥善保管义务也应当有一定的限度。在持卡人遭遇歹徒行凶抢劫，被迫交出信用卡和密码以及身份证件的情况下，持卡人的过错如何认定？[9]又在持卡人未曾丢失信用卡，却忽然被银行通知该卡在另一个城市被冒用产生了巨额损失的情况下，是否也要认定持卡人存在过错？同样，特约商户面对冒用人几近乱真的签名、发卡银行刚刚推出的信用卡防伪技术被破解等情况，都是一些客观存在、不可避免的风险，很难说可以做到万无一失。个别法院在审理信用卡冒用案件中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例如在“广州华欧花园家具有限公司与广州友谊商店股份有限公司”[(1997)东法债初字第546号]案中，法院在查明特约商户的“员工当时有按规定通过POS机划卡结算并经银行授权同意，还抄下了持卡购物人的„身份证‟号码后才准许该人消费”的事实之后，判决特约商户不须承担信用卡冒用损失。法院对此解释为：“由于证件伪造有一定的仿真性、签名笔体字样又具有比较复杂的不确定性，在实际工作中很难把握专业鉴别标准，因此，认定身份证真伪和签名二者同一只能是相对的，核对行为也只能是一般化，就是说，该检验判断只能是收银员的检验判断，这已是日常大量民事交易活动中的交易习惯。在核查证件、比对笔迹时不能要求收银员具有特殊能力，像专家一样。”

三、解决思路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立法者有必要从以下三个方面采取措施，从根本上解决信用卡冒用案件的司法困境。

（一）将合同义务上升到法定义务

在成文法传统之下司法的能动性终究有限，甚至于司法实践的创新行动还会出现错误。例如在信用卡冒用案件的审理中，法院以特约商户违反信用卡合同义务为依据认定其“违法性”要件就显得十分牵强，这也揭示出信用卡当事人法定义务规则的缺失。基于上文的分析，可以提炼出持卡人、发卡银行、特约商户法定义务的基本内容：（1）持卡人应当对信用卡承担妥善保管的义务。为了避免该义务过于抽象而缺乏可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法律需要对“妥善保管”加以解释，其核心内容应当包括持卡人在受领卡后立即签名、发现失卡后24小时内即办理挂失手续。（2）特约商户应当对信用卡的使用尽到了一般的审查义务。一方面特约商户的工作人员在接受信用卡消费时，应当审查信用卡本身是否真实有效、核对签购单上的签名与信用卡背面的签名是否一致、持卡人与信用卡上的照片是否相符等信息，另一方面也需要明确，审查的要求应当仅限于正常人的肉眼辨别水平，以防止将过多的风险分配给特约商户。(3)发卡银行的义务既包括管理和培训本行的特约商户工作人员，保证其具备相应的审查能力和风险防范意识；也包括保证信用卡系统良好运转和信用卡网络的使用安全义务。

日本法院在20世纪晚期也曾经面临过类似的问题：随着金融领域的新兴的侵权案件日益增多，在运用传统的侵权责任规则审理这些案件过程中，法官面对责任认定的困境发展出了新的规则，并逐渐反映到立法之中。日本民法第709条规定了一般侵权行为规则，即“因故意或过失侵害他人权利者负赔偿因此而产生的损害之责”。该条规定通过规定对“权利”的侵害要素，突出了侵权责任的“违法性”要件。10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金融制度改革的迅速推进，消费者受害问题进一步暴露出来，日本国内社会公众提起的金融商品损害赔偿类诉讼数量急剧上升。日本法院在民法第709条有关一般侵权责任的规定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出“交易型侵权行为”的审判思路。据此，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不再是违反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约定，或者是违反法律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而是以违反金融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范或法定义务为基础。也就是说，法官对构成侵权责任的违法性要件的含义作了引申，把金融机构违反金融行政法规的行政性义务的行为视为构成侵权法上的“违法性”，从而大大降低了对违法性的认定难度。例如，日本法院在1999年的一起商品期货交易案件中认为，“从保护投资者权益的角度出发，《商品交易所法》及行业规范并非是单纯的行政监管规范，同时也是商品期货交易员对投资者的行为规范，交易员应当尽到交易上的注意义务。如果交易员违反这些行为规范，就相当于构成对投资者的侵权行为或债务不履行。”[11]近年来，日本法院的“交易型侵权行为”审判思路最终促成了新法的出台和修订。2001年日本《金融商品销售法》、2006年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对销售各类金融商品的金融机构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活动应当遵循的说明规则、劝诱规则等进行统一规定，并且明确规定金融机构在违反这些法定义务的情况下应当承担民事责任。[12]据此，消费者不必再就金融机构的主观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只需要证明金融机构在销售金融商品过程中存在违反该法的法定义务情形，并对自己造成损失后果，就可以要求金融机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日本的金融司法实践与立法改革的演变历程值得我国立法者加以借鉴。这两部法律通过将金融交易中金融机构对顾客的合同义务或行政义务上升到了法定义务的高度，特别是通过无过错责任等立法技术对金融机构设定了更为严格的民事责任认定标准，从而大大提高了消费者获得法律救济的可能性。

（二）分别不同情况在归责原则适用上区别对待

根据侵权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法院应当按过错大小分配各方行为人的民事责任。在信用卡冒用案件中，仅以行为人主观过错大小作为认定侵权责任的唯一标准并不合适。首先，信用卡业务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地位存在严重的不平衡，如果对各类主体不加区别地适用同一种归责原则，将可能牺牲弱者的合法权益。一方面，信用卡作为金融业的一大创新，与商主体间使用的信用证、票据等支付工具十分相似。作为一种支付凭证，信用卡也是由银行作为第三方先行提供信用，实现了商品的交付行为与金钱支付行为的分离，从而大大提高了经济活动的效率。正如信用证的独立抽象性原则一样，信用卡法律关系的独立性使银行不用担心陷入特约商户与持卡人的基础交易及纠纷之中。另一方面，信用卡业务与信用证、票据业务也存在明显的区别。信用卡不是商人之间的支付手段，而是在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发挥作用的个人金融工具。如果对处于相对优势的发卡银行、特约商户也适用，那将大大加重持卡人一方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寻求法律救济的成本。因为一般的过错责任规则要求“谁主张谁举证”，持卡人要认定特约商户在信用卡交易中存在过错，就必须对特约商户未尽到谨慎审查义务进行举证。然而，持卡人在收集和获取相关证据方面显然面临困难，也就难免败诉的结果。比如，在“江志诚与广州市好又多广雅百货商业广场有限公司”[(2005)穗中法民一终字第64号]一案中，上诉法院即以“作为参考物的江志诚（持卡人）的人民币长城彩照信用卡已丢失，……江志诚虽认为信用卡上的签名与消费存根上的签名不一致，但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实”为由，认定特约商户一方已经尽到了一般的审查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其次，信用卡的冒用除了当事人的主观过错原因之外，还有其客观存在的风险因素，并不是持卡人、发卡银行、特约商户等当事人可以完全控制的。正如上文所论证的，无论是银行、持卡人还是特约商户，即使在卡片的安全设计、用卡和受理信用卡业务过程中足够小心谨慎，信用卡冒用事件也同样可能发生（信用卡保密设置被破译、持卡人被抢劫或者特约商户收银员肉眼无法识别模仿水平较高的假冒签名）。银行、持卡人或特约商户能够做到的仅仅是尽量降低冒用事件发生的机率。

笔者认为，既然信用卡冒用兼具行为主观过错因素和客观风险性，在认定信用卡当事人对冒用损失的责任承担上，就应当根据信用卡当事人各自的风险控制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加以区别对待，分别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

首先，对于持卡人适用一般过错的归责原则，同时加以必要的限制：(1）如果持卡人及时办理了挂失手续，则不需承担冒用责任；(2)如果持卡人未及时办理挂失手续，对于挂失前的损失持卡人应承担过错责任，同时对责任份额加以限定；对于挂失后的冒用损失，持卡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持卡人作为普通的消费者，对信用卡冒用损失的防范措施仅限于妥善保管和及时挂失两种行为，其风险承受能力又十分有限，对于使用信用卡所获得利益与损失对比十分敏感。如果赋予其过多的责任，将严重打击其使用信用卡的意愿，从而限制该业务的发展和银行收益水平。对持卡人采用有限的过错责任，一方面可以督促其善管信用卡，另一方面又不至于挫伤其用卡的意愿。对此，英美发达国家已有较为一致的态度。例如英国1974年《费者信用卡法》第83条规定，因遗失、盗窃等原因信用卡被冒用的，发卡机构与持卡人约定，持卡人承担不超过30磅的冒用损失。又如根据美国《真实借贷法》第133条的规定，持卡人对于在通知发卡机构前产生的非授权消费，只需负担最多50美元的损失。如日本学者早在20世纪70年代即指出，美国的相关立法值得借鉴，立法应当对持卡人有关信用卡冒用的责任进行限制。[13]

其次，特约商户在信用卡冒用责任承担上可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原则有两种表现形式，一般过错责任和过错推定。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的优势在于，在行为人主观过错的认定上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由行为人一方承担举证责任。特约商户较之持卡人而言，风险承受能力要大得多，并且特约商户要接受银行的专业培训，对于信用卡冒用的风险控制能力也要强得多。在实践中，特约商户对信用卡使用的审核往往是防范冒用行为的最关键环节。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也即特约商户应当对冒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除非特约商户能够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对信用卡及持卡人的谨慎审查义务，可以将举证责任分配给特约商户，从而解决了持卡人对于谨慎审查义务难以举证的客观困难；与此同时又为特约商户提供了免责通道，防止课以过多责任。

最后，发卡机构和银行对于信用卡冒用损失则承担无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的认定主要基于法律的明文规定，也就是说，行为人违反法律明确规定并对权利人造成损害的，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既然信用卡被冒用是信用卡业务客观存在的风险，如果让特约商户和持卡人承担过多风险，不仅会影响信用卡便捷使用，而且也会直接阻碍信用卡业务的推广。根据“谁能够控制、减少危险谁承担责任”的危险控制理论，发卡银行较之持卡人、特约商户而言应当是冒用损失的主要承担者。信用卡交易的便利和快捷、交易环境和条件的改善为银行提供了更多机会和营利空间，银行作为从危险源中获取经济利益者也有义务来承担这样的风险。

当然，法律所能够做的，只能是将信用卡冒用责任在信用卡当事人之间进行公正的分配。但是，如何妥善处理发卡机构或银行所承担的大量责任和风险，却不是法律能够解决的。发卡机构和银行作为信用卡冒用风险和责任的主要承担者，一方面能够不断有动力进行技术创新和安全机制改造，从而实现信用卡业务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虽然发卡银行较之持卡人和特约商户而言拥有更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风险承受能力，但是独立承担所有信用卡冒用的损失负担仍然相当沉重，因此也需要考虑风险的转移和分摊。信用卡保险业务则为这类客观风险提供了分摊风险、弥补损失的良好机制。发卡机构或发卡银行通过与保险公司签订协议，按规定每年交纳一定的保险费，当发生冒用损失等约定的风险损失时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我们注意到，近年来国内一些商业银行开始主动加重自身责任。比如，广东发展银行和招商银行在2006年先后推出“失卡万全保障业务”，承诺对挂失前48小时内发生的信用额度内被盗用损失承担全部责任。平安银行更于2008年实行信用卡“挂失前72小时失卡保障”的业务，持卡人对于挂失前72小时内发生的信用卡被盗刷损失，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获得赔偿。[14]

（三）用抗辩权的延伸取代抗辩切断

为了防止银行一方利用格式合同条款逃避应当承担的责任，立法者有必要限制信用卡法律关系的独立性，承认持卡人抗辩权的延伸效力。正如信用证的独立抽象性存在“欺诈例外”、票据的抗辩切断亦并非绝对一样，[15]信用卡法律关系的独立性虽然是维持信用卡业务高效与安全的基础，也需要顾及利用者的合法利益和诉求。

应当承认的是，信用卡合同中抗辩切断条款正是信用卡业务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它使信用卡交易脱离了基础买卖关系的约束，使信用卡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虚拟空间里流通，避免了受到真实世界各种交易纠纷与诉讼之累。没有抗辩切断的机制，信用卡与现金交易将并无二致，从而失去此类业务存在的意义。但是绝对抗辩切断，则使持卡人的损失风险大大增加。在信用卡冒用纠纷类案件中，持卡人往往选择以特约商户为被告，而很少向发卡银行主张损害赔偿。究其原因，就在于发卡银行已经在信用卡合同中通过抗辩切断的约定排除了可能承担的赔偿责任。可是事实上，信用卡冒用行为的顺利实现，有赖于持卡人、特约商户和发卡银行三方当事人的“密切配合”：先是持卡人保管不慎而引起，继而有特约商户审查不严而放行，最后有发卡银行放松警惕而完成。因此，除了特约商户与持卡人之外，银行对信用卡的冒用损失也不能超然于事外。然而根据抗辩切断条款，银行无论是否有主观过错都不须承担信用卡冒用的赔偿责任，同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特约商户在理论上也不须对持卡人承担赔偿责任。结果，持卡人被迫要承担信用卡被冒用的全部风险和损失。为此有必要借鉴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的司法实践或消费者运动的新趋势，并从成本收益分析、消费者权益保护等角度寻找理论依据，进而主张限制信用卡合同中抗辩切断条款的效力，在一定条件下确认信用卡法律关系的牵连性。[16]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都通过立法排除了信用卡抗辩切断约定的效力，而将信用卡认定为一种关联消费信用，确立了抗辩权延伸的规则。例如，根据美国1974年《真实信贷法》第170条的规定，对于售价超过50美元的商品，如果卖方是信用卡发卡机构的特约经销商，那么持卡人因使用信用卡而进行的交易所产生的索赔和抗辩均可对发卡机构提出。[17]英国1974年《消费信用法》第75条规定：如果银行等贷款人与卖方存在业务联系，包括信用卡业务联系，那么消费者对于卖方提出有关错误陈述或违约的权利请求，对于贷款人也同样有权提出。[18]日本在1984年修订《分期付款销售法》时，也开始认可信用卡法律关系中抗辩权延伸的效力。该法第30条之4规定，消费者从销售者手中购进的商品，如发现有瑕疵或与约定不符，消费者在得到销售者给予更换或修好以前，有权对贷款业者暂时拒付代垫的款项。并且该法明确规定消费者的这种抗辩权可以扩大到信用卡公司。[19]

相较而言，我国1999年《银行卡管理条例》的规则已经严重滞后，“持卡人不得以和商户发生纠纷为由拒绝支付所欠银行款项”的规定应当予以废止，代之以承认持卡人抗辩权可以延伸到发卡银行的规定。[20] 注释: [1]资料来源：北大法意数据库http：//www.lawyee net/)。下文出现的案例，如果没有另外说明，皆来源于北大法意网站“法院案例”数据库。

[2]2001年4月，人民银行施行了《银行卡联网联合业务规范》，该规章对特约商户受理银行卡支付业务提出了较为详尽的安全操作规则。

[3]例如，《特约商户受理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POs业务协议书》第9条明确规定，“丙方（特约商户）与人民币银行卡持卡人在出售商品的质量、数量，或提供的服务上有任何争议、投诉或其它纠纷，应由丙方与持卡人直接谋求解决，甲方（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及乙方（收单银行）可从中协调但不承担任何责任。”通过这样的合同约定，特约商户在信用卡冒用纠纷中，等于放弃了对发卡机构与收单银行的追诉权利。

[4]例如，《招商银行信用卡章程》第34条之4规定，“持卡人……不得以与商户纠纷或与其他第三方的纠纷等为由拒绝支付所欠发卡机构款项。如遇信用卡的单据有误或内容不全，但经确认交易确实存在且金额无误，持卡人不得拒绝支付该交易款项。”也就是说，持卡人对于非授权消费产生的债务，只能向特约商户或第三人进行追诉，与发卡机构和银行之间则必须完全撇清关系。

[5]参见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修订二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59页：杨立新：《侵权损害赔偿》（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页。

[6]参见杨立新：《侵权损害赔偿清》（第四版），法律出版社 2008年版，第116页。

[7]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修订二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560页。

[8]法国民法典第4条规定：“法官借口法律无规定、规定不明确或不完备而拒绝审判者，得以拒绝审判罪追诉之。”该规定创设了“法官不能拒绝审判”的著名规则。

[9]例如，“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诉梁国治返还信用卡透支款纠纷案”，见吴合振：《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评析-民事卷一般民事案例》，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564页。

[10]参见于敏：《日本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页。

[11]日本国仙台高裁平成11年1月25日判决，裁判例集25号409页。

[12]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有关消费者保护的规定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销售和劝诱行为规范，包括明确规定对重要事项的说明义务，以及不得对收益作出保底承诺等禁止性规定。

二、规定“投资顾问”、“投资管理”和“客户资产管理”的行为规范，包括金融机构的受托义务、忠实义务以及资产管理上的资产分离原则。

三、对《金融商品销售法》有关金融机构的说明义务等法定义务进行扩充。

四、确立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的审批制度，民间团体经金融行政部门审批通过，可以申请成立专业的金融商品交易争端解决机构。资料来源http：最后访问于2008年8月25日。

篇3：盗刷信用卡商户责任问题

关键词：信用卡盗刷；举证责任分配；违约责任；格式条款

一、信用卡合同概述

信用卡是指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依法向个人发行，凭持卡人个人信用为其提供一定信用额度，具有消费支付、信用贷款、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功能或者部分功能的电子支付卡。本文所研究的信用卡类型是指银行发行的、并给予持卡人一定信用额度、持卡人可在信用额度内先消费后还款的信用卡。

信用卡的法律关系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关系：即持卡人与发卡行、发卡行与特约商户、持卡人与特约商户之间的法律关系。信用卡的使用运作流程就是持卡人在特约商户刷卡消费，特约商户与发卡行依据凭证进行结算，持卡人按照约定还款。其中，持卡人与发卡行之间的关系是信用卡业务中最基本的法律关系，即学界所称的信用卡合同关系。《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规定：“银行卡申请表、领用合约是发卡银行向银行卡持卡人提供的明确双方权责的契约性文件，持卡人签字即表示接受其中各项约定。”按照合同成立“邀约一承诺”的模式进行分析，当事人填写的申请表及领用合约等形式的文件，即是邀约，发卡行经过审核批准后作出同意发卡的通知或者发卡行为视为承诺（实践中通常是短信通知或者将信用卡按照申请人填写的地址进行邮寄）。《合同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承诺生效遵循“到达生效主义”，银行同意信用卡申请的承诺到达申请人即信用卡合同成立。

二、信用卡盗刷的举证责任分配及责任认定标准

信用卡盗刷是指信用卡合法持有人的信用卡遗失或者被窃后，为不法之徒所使用。信用卡盗刷对发卡机构和持卡人均造成损害，发卡行与持卡人对损失的承担存在很大的分歧，只有明确信用卡合同关系双方的举证责任分配及责任认定标准，才能够明确信用卡盗刷情形下损失的承担。

“证明责任是指当事人对其在诉讼中所主张的案件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并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应当由该当事人承担不利诉讼后果的责任。”证明责任包括两方面，一是谁主张谁举证证明事实，即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二是指不承担举证责任或者事实无法查清时，由何人承担法律后果，即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证明责任的本质在于后者，即如果事实无法查清，诉讼的不利后果由何人承担。信用卡盗刷主要导致发卡行与持卡人之间的纠纷，发卡行要求持卡人对盗刷的数额进行偿还，持卡人因不是本人刷卡要求对于盗刷不承担责任，双方产生诉讼，为了定纷止争，就需要明确双方的举证责任。《证据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又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所以，在信用卡诉讼中，银行主张持卡人应当还款而未还，对此发卡行负有举证责任；持卡人会进行反驳与抗辩，以达到免责或者减少责任承担的目的，持卡人对抗辩事由或者免责事由负担举证责任。在信用卡盗刷诉讼中，持卡人的抗辩事由通常包括几个方面：信用卡盗刷是由于特定商户在信用卡使用时没有尽到谨慎审查的义务，或者是特定商户与发卡行、盗刷人存在恶意串通；盗刷是由于发卡行系统或者技术原因导致他人盗刷或者发卡行的其他过错；持卡人无过错情况下的他人盗刷或者信用卡挂失后损失承担等情况。

举证责任的分配从应然角度明确双方的证明义务，具体实践中信用卡盗刷的责任认定标准是信用卡合同违约行为，同时存在免责事由。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是违约行为、因果关系和损害结果，认定违约责任的主要标准是违约行为。信用卡盗刷纠纷的实质是信用卡合同纠纷，信用卡盗刷在持卡人与发卡行之间责任的认定实质上是合同违约责任的认定。如果发卡行或者持卡人在信用卡合同履行中存在违约行为，则需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及导致的损失包括信用卡盗刷而产生的损失。在以违约行为为责任认定标准的前提下，如果存在法定或者约定的免责事由时，可以免除违约责任或者减少责任的承担。总而言之，在信用卡盗刷纠纷中，责任认定就是需要明确持卡人与发卡行哪一方存在违约行为，如果没有免责事由，则违约方承担盗刷的损失；如果存在免责事由，则违约方的责任可以减免，依据免责事由不同，盗刷的损失承担的主体不同，在双方当事人之间承担比例不同。

三、信用卡邮寄送达不成功情况下的信用卡盗刷分析

信用卡邮寄不成功情况下的盗刷情形是指银行向申请人邮寄信用卡，申请人在未收到的信用卡的情况下遭他人盗刷。银行主张按照申请人所填地址邮寄了信用卡，并且信用卡已经激活并使用，申请人应当履行还款付息义务；申请人则主张未收到信用卡，激活信用卡也不是本人所为，更没有进行刷卡消费，不应承担盗刷的损失。按照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银行需要举证证明持卡人本人办卡并刷卡消费后到期未还款，对于该项事实，银行可以出具信用卡申请表、领用合约以及消费明细加以证明。申请人选择的抗辩事由通常是由于银行过错没有收到信用卡、他人激活信用卡并刷卡消费，申请人需要对抗辩事由举证证明。对于未收到信用卡的抗辩理由，申请人很难举证证明。信用卡申请表等协议中通常约定，银行按照申请人填写的地址邮寄后，即履行完发卡义务，申请人需要确保填写的地址准确无误且可以正常收取，否则，因此发生遗失、被窃的风险银行不承担责任。既然银行是按照申请人填写的地址邮寄信用卡，那么银行应当可以出具邮寄单据或者是签收回执以证明银行按照填写地址邮寄并无过错。《证据规定》第75条规定：“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如果银行不能提供该项证据，则可能做出不利于其的推定，即其没有按照地址邮寄信用卡导致申请人没有收到信用卡。上述推定减轻了申请人的举证责任，也是法律基于公平原则，依据距离证据的远近做出的平衡。同时，申请人主张他人激活信用卡并刷卡消费，对该抗辩事由，其应当负担举证责任。上述即是信用卡未邮寄到申请人情况下盗刷纠纷的举证责任分配。民事诉讼中，证明所要达到的是高度盖然性的标准，即通过双方的举证证明，一方的证据证明力明显大于另一方，其证明的事实在法官内心确信中具有高度盖然性。如果无法达到高度盖然性，则需要通过证明责任的分配，确定哪一方当事人承担败诉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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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事人责任的认定，应当考虑违约行为及免责事由是否成立。如果银行不能够提供不利于其的邮寄单据或者回执、或者邮寄单据显示其没有按照申请人填写的地址进行邮寄，则对于银行做出不利推定，银行没有履行自己邮寄信用卡的义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注：此处的违约责任是在银行未邮寄信用卡，但是通过其他方式使承诺到达，合同已经成立的情况下）如果银行可以证明其按照填写的地址邮寄信用卡，履行了相关义务，不存在过错，信用卡被盗刷的责任由申请人承担。同时，依据信用卡申请表的约定，申请人的信用卡通过密码刷卡消费，即视为申请人的刷卡消费，申请人未按期还款，构成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申请人提出他人盗用导致自己的信用卡消费，并非自己的真实消费。首先，如果能够证明盗刷是由于银行的过错，对于违约责任的免责事由成立，申请人可以免责。其次，如果申请人能够证明确实是他人盗刷，则免责事由成立，可以免除责任，实践中，银行会通过刑事报案的方式进行解决。最后，如果申请人能够证明盗刷事实，然而其对于自己身份信息的泄露存在过错，导致他人通过电话自助激活系统验证申请人的身份信息、家庭电话等个人信息激活信用卡进而盗刷，申请人也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如果双方均存在违约行为，法官应当通过证据进行自由裁量，明确双方的责任承担比例。

四、格式条款下信用卡邮寄的法律意义

基于银行的优势地位，信用卡合同中存在许多格式条款，包括对信用卡邮寄送达的规定，银行按照申请人填写的地址邮寄后，即履行完发卡义务，申请人需要确保填写的地址准确无误且可以正常收取，否则，因此发生遗失、被窃的风险银行不负责。在信用卡实际业务中，交付信用卡主要是通过邮寄方式交付信用卡。申请人申请信用卡通常不是即时得知结果，而是需要经过银行的审核，即申请人发出要约，等待银行的承诺。如果银行除了信用卡邮寄之外并无其他方式通知申请人，则邮寄信用卡可以视为承诺的做出。承诺采取到达生效主义，如果银行无法证明其信用卡邮寄交付了申请人，则承诺未到达，信用卡合同即未成立。进而，信用卡产生的盗刷消费，银行应当向盗刷人主张不当得利或者进行刑事立案，而不应当向申请人主张合同违约，返还钱款。如果发卡行通过其他方式向申请人做出承诺，信用卡合同则成立，邮寄信用卡则是银行的某项合同义务，如果不能证明其履行了该项义务，则需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发卡行在合同中约定按照申请人填写的地址邮寄之后即视为送达，即拟制到达主义，并不是实际达到主义，这就可能出现信用卡被冒领或者申请人一直未发现信用卡的情形，增加了持卡人的风险，加重了持卡人的责任。依据《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所以，银行对于邮寄送达信用卡的约定应当属于无效条款，基于公平原则不能视为银行合理履行了信用卡送达义务，由于信用卡没有正常送达导致的信用卡盗刷，银行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信用卡送达应当采取申请人实际领取的方式，或者是在邮寄信用卡前提供其他有效通知，并且提醒申请人注意查收。同时，基于公平原则，应当修改信用卡合同中的格式条款的约定，公平确定双方权利义务。

在信用卡合同关系中，双方应当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避免出现违约行为。如果出现信用卡盗刷纠纷，应当以违约行为作为认定责任的标准，并且合理考量是否存在免责事由，合理分配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损失承担。信用卡合同的诉讼中，依然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但是作为对“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补充，可根据当事人距离证据的远近和收集证据能力的强弱来适当分配举证责任或者依据法律做出相关推定。

篇4：预防信用卡盗刷和应对方法

预防信用卡盗刷的5个方法

临近年底，不法分子又增加了活动的频率，信用卡盗刷案件逐渐增多。为了能够防患于未然，做好信用卡的防护措施尤为重要。防止信用卡盗刷，要做到以下五点。

1.办理信用卡需去正规银行窗口办理，请勿街头办卡，办卡时选择刷卡密码买单方式，在日常刷卡中注意保护信息安全。

2.建议网友尽早银行卡换芯，芯片卡通过先进的芯片加密技术，并支持非接触的脱机交易方式，能够有效降低信用卡被复制等金融欺诈事件，使用卡更加安全放心。

3.限制消费金额：设置信用卡消费每日限制次数和对每次交易限制数额，将可能的损失减至最小;勿将大量资金存为活期存款，可部分存定期或购买其他投资产品。此外，信用卡网上消费、转账等业务的消费数额及次数都可以进行人性化设置，避免一次损失过大。

4.及时核对账单信息当你在商场刷卡消费完后，最好还要及时核对账单上的信息，比如购物单上的金额是否有误，是否有重复的物品等。另外，刷卡签字时还要留心购物单是否有两份重叠。

5.开通短信通知服务，持卡人可以开通短信通知服务，能随时掌握自己的信用卡账户的资金变动情况。一旦发现信用卡异常，持卡人就可以在第一时间与银行联系，确认卡片是否被盗刷。如果确认是，应及时进行信用卡挂失，减少更多的损失。

防护信用卡的措施越来越多，不法分子的手段也越来越高明。除了做到以上五点，还要求持卡人日常中保护好个人信息，比如卡片有效期、CVV2码、密码、验证码等，如果记性好可以将卡背面的CVV2码抹去。

四步轻松应对信用卡盗刷

信用卡被盗刷后，要知道如何做能够自救，而不是陷入等待的困境中。遇到信用卡盗刷，首先不要慌张，保持冷静，并按照以下四步进行自救。

第一步：银行挂失

持卡人一旦通过账单/短信发现信用卡被盗刷后，为了避免盗刷行为继续，持卡人应立即致电银行，进行信用卡资金冻结，这样可以有效的减少后续损失。

第二步：自行取证

银行卡挂失后，持卡人需证明信用卡的却被盗刷，持卡人应立刻去附近银行网点、ATM机或支持刷卡且有监控的商店刷卡一次。这样可以通过信用卡刷卡后台取得证据，证明这个时间点，信用卡在你手里。这个证据对以后的环节会非常有用。(尤其在立案过程中)

第三步：申诉环节

进行完前两招后，你继续和银行取得联系，向银行申诉：我的卡被盗刷了，哪几笔不是我的消费，我有证据证明此时卡在我手里，我申请对这几笔消费予以撤销。银行会视情况将案件发送给银行反欺诈部门，在三日内给予回复。

第四步：随后报警

无论被盗刷金额高低，你都应该到就近的派出所或者公安局报警，如果立案处理后有结果，可以减少损失，而且还能了解被盗刷的原因。报案时可以提供自行取证的信息。

立案后，警方会出具立案通知，你可以将这个通知提供给银行，以便增加申诉成功率。不过，如果被盗刷金额较低，目前上海盗刷金额低于5000元立案的几率可能不大。

篇5：盗刷信用卡商户责任问题

跨境盗刷信用卡内幕

涉及采访对象(按照在本组报道中出现顺序)：

公安部督办案件“啄木鸟行动”犯罪嫌疑人喻伟

湖北省监利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教导员谭照亮

湖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处长宋守东

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副队长戴新福

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一支队副队长喻檬

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经侦支队副队长曹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三庭庭长王珊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刑事二庭副庭长徐丽文

西城区人民法院刑事二庭助理审判员程杰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

一张假信用卡的前世今生

可以直接从网络上买到空白的信用卡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米艾尼 | 武汉、监利报道

23岁的喻伟，皮肤白皙，帅气得有点像香港电影明星吴彦祖。“在马来西亚以及港台地区，干这行的人太多了，门道很深，但我都清清楚楚。”他点燃一支烟，用有些沧桑的眼神看着《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显得格外“江湖”。

“这行”，具体指一条跨境盗刷信用卡链条，喻伟在其中扮演了分外重要的角色。法国的盗刷者用假卡购物后，甚至需要把消费凭条返还给他，“报告”盗刷金额，然后按照比例给他分成。

衣冠楚楚的绅士，宅男一般的计算机高手，网络上的交易，从不见面的筹划，组成了一个遍布全球的巨大网络，环环相扣，分工明确。其情节一如《偷天换日》、《十一罗汉》这些美国大片一般令人瞠目结舌。

世界上正在使用的上亿张信用卡无一不受到这种威胁。喻伟则认为，他们一直会追求在技术的争夺中获得优势地位，从而使预防的努力化为乌有。

在这种情况下，良好的善后机制也许才是普通持卡人的真正依靠。

黑客的ICQ

马来西亚四季高温，即便到了晚上，空气依然潮湿闷热。不过每到这时，喻伟就迎来了一天中最为忙碌的时段。

作为数万中国留学生中的一员，喻伟在校园中并不特殊。他成绩平平，对大多数同学不太熟络，爱吃中国餐厅的外卖，宿舍里有些凌乱的脏衣服。如果说特殊，就是喻伟的语言能力更为突出。他甚至会看明白一些俄文，知道在那个国家发生的趣事。

喻伟其实是一些俄罗斯网站的常客。这些网站有时会被关闭，他会根据事前约定去一些地方查找新的IP地址，或者通过ICQ上俄罗斯伙伴的指点登录这些网站。

这些网站出售来自全球各地的信用卡信息。“有几个专门的网站，经常变换域名，但是干这行的都上去，可以发展新朋友。”喻伟说，它们就像卖场。

网站的主角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这些专业的信用卡信息提供者大多是黑客，或者代表一些高水平的黑客。

通常，他们会攻击银行网站的数据库，以及轻松地进入机场和商场的数据库。大多数信用卡的信息都是从这些专业机构流失的。至于国内出现过的在ATM机放置摄像头偷拍等等，都是极少出现的非专业做法。“俄罗斯人用ICQ发布信息，他们的买卖网站日日更新。”喻伟说。

相对而言，中国的信息提供者比较业余。他们多用攻克POS机的方法来获得刷卡人的信息。

一般情况下，当持卡者使用POS机刷卡时，可以截取密码的音频信号，然后解码。此外就是直接改装POS机，改变它的通信模块。这样，每次有信用卡刷完后，POS机就会用短信自动将卡号和密码发给固定号码。无论哪种办法，与POS机拥有者合谋都是成功的关键。

由于俄罗斯人占据着产业的源头，喻伟的工作时间不得不从午夜零点后开始，来适应俄罗斯伙伴的时间。一般打开ICQ后，就会看到几个熟络的俄罗斯“老朋友”。

其实在白天，除了上课以外，喻伟的剩余时间也用来打工。但有些辛苦的生活在他到马来西亚的第二年开始改变，虽然白天还会做那些每小时几十人民币报酬的零工，但他进入了这个国际性产业。

“不值钱的中国卡”

一张信用卡的信息从10美元到八九十美元不等。出现如此大的差异，是因为银行不同、国家不同以及卡的等级不同。中国的信用卡最便宜，甚至每张不到10美元。相比之下，一张来自西方国家的信用卡80美元起步，金卡100 美元、白金卡120美元、商务卡150美元。

中国信用卡不值钱的一个关键原因是额度低。如果信用卡额度都是1万个当地国的货币单位，中国是1万元人民币，美国是1万美元，欧洲是1万欧元。

当然，买到的信用卡信息制卡后并非全都可以刷出钱来。“我们还有专门的网站可以检测某张卡是不是活的，等级是什么，但是具体可透支的金额检查不出来。所以他们一张卡不会一次刷太多钱，因为这样POS容易‘锁头’，必须要用身份证到银行解锁才能再用，等于这个卡就报废了。”喻伟的验卡伙伴就在马来西亚，这是一个很快的过程。黎明到来之前，哪些信息可以使用就能够得到结果。

这些信息随后被卖到世界各地。喻伟就位于这样一个关节点上：收买信息，然后出售。用他自己的话，就是第二层。

喻伟有两个市场。一个是他更熟悉的“中国市场”。他与国内“下线”联系的办法是百度贴吧以及几个QQ群。

喻伟常用的网名叫“房屋买卖”。在网络空间里，这是一个资深的卖家。另一个叫作“本小姐”的人，是他曾经的女友王蕾。2009年前后，“本小姐”在国内收售信用卡信息的圈子里是个响当当的名字，就是因为背后有喻伟的存在。

资深卖家代表着：从他手中拿到的信用卡信息制卡后刷出钱来的成功率更高。如果从黑客那里买到的信用卡信息有问题，就没法退款。不过，喻伟的卡都经过验证，成功率接近100%。同时，他从“上线”那里拿卡的价格更低。

只有一小部分信息由喻伟的“下线”再次转卖。一般倒卖信息的人，每张卡平均可以赚三四百元人民币。但是喻伟可以获得200%的利润。

这是因为他有许多国际伙伴。他与这些人的关系已经不是买卖那么简单：喻伟固定将可靠的信息发给他们，然后拿到盗刷总款的12%到13%。“当然，赶上运气不好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一个月亏70万至80万。”因此，拥有良好的“上线”资源非常重要。

喻伟的主要国际伙伴在法国。在收到喻伟已经验证过的信用卡信息后，这些法国人只用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做完假卡。然后包车、踩点，从早上10点多开始分成几个小组去香榭丽舍大街的奢侈品店刷卡购物。

为了不引发怀疑，这些“枪手”都穿着名牌，举止典雅，就好像大公司的管理层那样了解奢侈品的行业和趋势，更喜爱新品和高档货。但是他们并不过多与店员交谈，出手坚决，毫不犹豫。

一般情况下，他们每6人一组。其中一人开车，一人提货，剩下的人去刷卡购物。刷卡的人每人拿10张卡。为了少刷多收入，每次都从大约3000欧元开始。他们极少刷1000欧元以下的物品，遇到额度不够1000欧元的信用卡，就直接扔到垃圾箱或者下水道里。

由于买东西太多，就有一个人专门提货。“枪手”买完后，出了商店就交给他，带到车里。如果某次购物实在太多，就先由车拉到仓库里。

不过，“枪手”也不会去购买过于昂贵的东西，比如十几万欧元的名表，顶多刷5万至6万欧元的东西。运气好的话，一张信用卡可以刷出一块卡地亚手表外加一块劳力士。

“下线”会把刷卡凭单返回给喻伟，证明自己用这些卡购物的价值。这些物品进入“销赃”渠道的折扣都是比较固定的，喻伟可以清楚地知道一张卡获得的利益，然后按照比例分成。

“‘很方便’的POS机”

喻伟卖给国内买家的价格则比较固定，每张卡在5000到8000元人民币之间。他的信息都是十分准确，不像很多国内提供者，用一张卡的信息来推定整批卡的情况，需要反复试对才能有结果。

制卡机在淘宝网等网站上可以轻易买到。事实上，这些机器非常普通，可以用来制作普通商店的储值会员卡。许多时候，可以直接从网络上买到空白的信用卡。

信用卡信息在这个圈子里的专业术语是“料”。而“料”的有效信息有两条：一是“料”的代码，二是基本资料和密码。

知道了这两个信息，3分钟就可以做一张假信用卡，并能在任何一部POS机上刷出钱来。这个环节，也许是整个链条上最没有“技术含量”的。

后来，出现了“很方便”的POS机。

这是国内一家银行的一款POS机，本身存在严重的设计漏洞。一张信用卡多次输入密码失败后，不会锁卡。而据喻伟说，盗刷者可以甚至用数字进行倒推，比如888888，从而知道使用这个密码的信用卡卡号。

不过，国内的盗刷者不只去商店购物。因为那样需要很多人手，而且买到的东西还要有渠道变现。

许多小团体或“个体户”会找POS机拥有者合作，比如一些小商铺。用卡在机器上刷完后，与POS机主分成。特别对于国际卡，如果数额小很难追查。

比起制卡，整个链条上的资金往来都更有难度。“洗钱”的方式有三种。

第一种是找国内专门做电子货币生意的人，喻伟在这方面也有个固定的伙伴。由“下线”把钱交给这个伙伴，他再用电子货币的方式支付给喻伟及他的“上线”。

第二种就是直接找地下钱庄。喻伟的伙伴在甘肃，他从“下线”那里收到钱后，由他的马来西亚合伙人把钱换成马来西亚货币给喻伟。

对于一些小额“下线”，喻伟则用假身份证在国内办几张储蓄卡，让“下线”把钱转入这些账户，由他回到国内时再取。这是第三种。

“我就知道??”

“信用卡盗刷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专业网络，我们都只是其中一环。干这个的被抓住的不多，但是一旦抓住就是大事。”喻伟神情复杂地说，“我就知道，不跟国内做生意，是不会出事的。”

喻伟“出事”，就是栽在了他的国内“下线”身上。

2009年8月26日晚，湖北省监利县一个体户在家中突然连续接到三条银行手机短信，说他的信用卡几分钟前分三次在山东青岛消费了66.11万元。个体户随即报案。

第二天，监利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教导员谭照亮带着几个民警赶到青岛，冻结了被骗资金。他们随后迅速查清，这三笔大额消费都是在青岛一家公司的POS机上持卡进行的。

谭照亮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通过对这个POS机账面情况的进一步核查，我们发现除盗刷这66.11万元外，这个POS机还曾于8月24日刷卡现金51.8万元。”这51.8万元经查询持卡人，也是被盗刷。

通过POS机主，警察很快抓获了盗刷人以及三个倒卖国内信用卡信息的团伙。

喻伟、王蕾并不属于这些团体。但在其中一人的QQ聊天记录里，警方发现了他与“房屋买卖”和“本小姐”的聊天记录。由此，警方发现这可能涉及一个跨境盗刷信用卡产业链。

“这个案件挖开后有两条主线，一个是国际卡信息买卖，一个是国内卡信息买卖。国内卡和国际卡的区别是，国内卡的盗刷必须要找到密码。所以在这个圈子里，盗刷国际卡的团伙更多，只要制出卡就可以刷。国内卡风险更大，信用卡被刷以后，手机短信会自动通知持卡人。但是如果盗刷的是国际卡，只有国内银行和国际银行进行对账以后才会发现盗刷记录，如果信用卡持有人确定没有在中国进行消费，这笔钱就由国内的银行进行赔付。”监利县公安局副局长刘祥告诉本刊记者。

不过，在这些国内团伙“出事”后，喻伟和王蕾很久没有出现。警方只是根据聊天记录判断，他们可能是马来西亚留学生。

这时已经是2009年底，没有人发现喻伟和王蕾的身份。而且2010年春节后，他们就分手了，各自做各自的生意。喻伟也交上了新的女朋友。

就像很多好莱坞大片一样，这些“高手”似乎来去都无踪影。连他们自己也没有觉得，可能会因为这些从未见面的国内“下线”出事。

“人肉搜索”破案

2010年底，这一案件成为公安部督办案件，代号“啄木鸟行动”专案。多位部级领导亲赴武汉督办。

湖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处长宋守东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由于案件涉及多个省市，公安部于2010年夏天在武汉召开专门调度会，“把涉案各省公安厅经侦总队的人都叫来，统一协调案件侦破。”湖北省公安厅的任务就是侦缉“房屋买卖”和“本小姐”。

当时，对于两人的唯一线索就是一段网吧录像。根据追查“房屋买卖”的QQ号登录记录，他曾经于2009年10月12日在长沙的网吧上过两次网。“那个网吧有监控摄像，在进门的地方有一个摄像头，录了他正面的图像。”不过，当时在网吧登记的身份证与录像上的人模样并不一致。后来查实，长沙人喻伟回国时用捡来的身份证上网做生意。

不过，这段录像仍然成为最后抓捕喻伟的关键线索。

“初步判断‘房屋买卖’有两个特征：湖南人，在马来西亚留学。于是通过公安部出入境部门，找出了年龄在20到28岁间、去马来西亚留学、户籍为湖南的男性资料。一共128个人。”宋守东说，他们把照片逐一和录像进行比对，仍没有太大收获。

侦查人员随后进入马来西亚留学生的QQ群，以找老乡的名义发布录像截图，并许诺5000元奖金，同时在百度的长沙吧、湘潭吧、株洲吧等等发布寻人启事。

发动“人肉搜索”不久，一位网友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他的一个朋友与录像中的人很像，并发了一张喻伟的照片给他们。

公安部专家连夜进行了比对，确认了喻伟与录像里的“房屋买卖”最为相似。

宋守东和谭照亮随后在喻伟户籍地的公安机关了解到，他们刚刚接到举报：喻伟在境外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后经查实，举报人正是王蕾。因两人分手，王蕾想对喻伟进行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