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规制法

市场规制法（通用6篇）

篇1：市场规制法

试论中国入世后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协调问题

作 者：王雪姣

指导老师：刘 辉

（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08级经济法学，410128）

摘 要：本文在分析中国入世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协调问题··················。

关键词：世界贸易组织 宏观调控法 市场规制法 协调前言 2 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有机结合构成了经济法体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必将引起国内经济关系的变化，从而导致经济法等上层建筑的变化。为了能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重要作用，使中国从容应对WTO带来的冲击，二者必须在立法目标、法律原则、调整手段和作用体系等方面进行协调。

一、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完整的经济法体系

在各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市场”当仁不让地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角，而“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角色也举足轻重。现代国家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为市场发挥功效创造一个公平有序的清洁的环境，包括“政府”参与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市场行为两个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了包括法律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形态，无论是“市场”的正常运行，还是“政府”的经济行为，亦或是“国家”的干预措施，都需要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为依托和保障。如果说，市场的“剧本”是民（商）法，那么国家的“台词”就是经济法。具体而言，宏观调控法是政府参与市场经济行为顺利进行的保障，而市场规制法则是国家干预市场经济行为所不可或缺的。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完整的经济法体系，为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清理“环境”，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并进行宏观调控，将一个没有“瑕疵”的市场还原给民法去调整，成为民法调整经济关系的“环境法”。

关于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有机结合构成完整的经济法体系的问题，不能仅从静态上把握，而要从动态上分两方面把握。

一方面，应将其置于资本主义的三个发展阶段即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去认识。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市场经济的良好发育时期，自由、平等是其灵魂，因而民（商）法便大显身手。但进入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无限制的自由竞争，极大地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造成自由、平等的竞争秩序的扭曲。垄断、限制竞争以及不公平竞争的形成，使民（商）法固有的原则与制度难以正常发挥其功能，客观上要求新的法律形式的出现。以德国为代表的传统民法国家曾试图沿用民法来控制垄断的蔓延，而现实是，即使传统民法国家动摇了民法的三大原则，还是无法抑制垄断组织的发展势头。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借助于以国家权力干预国民经济为主要目标的经济法进行调整。众所周知，制约市场活力的障碍主要是垄断、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我们将规制这三种行为的法律统称为市场规制法，其根本特点就是国家权力直接干预市场，维护市场秩序。客观存在于1890——1914年间的美国社会的反垄断法就是市场规制法基本内容。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时期，不断发生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使西方各国意识到，仅从微观上对市场进行规制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想经济更好地发展，还要从经济全局出发，运用财政、税收、金融等手段参与经济生活，对国民经济进行间接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法应运而生。至此，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全面形成了“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的经济法立法模式，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

另一方面，对于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的有机结合问题，还应置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程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中去认识。在计划经济时代排斥市场机制，以计划法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法较为发达。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经过短期恢复发展，我国很快实现了国民经济一体化。但是，由于受前苏联理论教条的束缚，人为否认市场调节和价值规律的客观必然性，政府对经济一统到底，企业失去自主经营权，成为政府的附属物，这些违背生产力要求的作法极大地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逐渐形成以民（商）法为基础，以宏观调控法、市场规制法相结合的经济法为保障的日趋完善的法律体系。目前我国的宏观调控法律体系已比较完善，主要内容是对财政、税收、金融、计划、价格、固定资产投资等进行调整，基本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相比之下，我国市场规制法律体系建设亟待加强，其内容应以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为主，其目标应是促进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防止市场失灵。

二、中国入世后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协调问题

世界贸易组织（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WTO”）由三个总协定（货物贸易总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总协定）及下属附件和许多专门协定构成。WTO及其法律体系的宗旨，是逐步减少和消除成员方政府以关税、数量限制、管制立法和其他国内立法与行政措施设置的国际贸易壁垒，以及其他对国际自由贸易平等竞争的扭曲行为；通过多边贸易谈判达成协定，规定所有成员可以接受的贸易自由化程度和所允许的国内贸易保护措施，逐步推进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①。其主要职能有三：解决国际贸易争端、制定和实施多边贸易规则以及组织多边谈判。其主要原则也有三：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和透明度原则。世贸组织的所有成员方和申请加入方最重要的义务承诺，就是接受世贸组织规范对国内政府贸易管理活动的约束，接受世贸组织通过争端解决机制、贸易政策审查机制和透明度制度对国内贸易行政活动的监督。

通过上述世贸组织的基本情况，我们不难看出WTO规则是以民商法为根据确立的，其核心就是推进自由贸易、使各成员在此过程中谋求各自的发展。然而，WTO的实践也不断提醒我们，仅有民商法规制是不够的，纯粹的贸易自由，必然导致垄断、倾销等诸多妨害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不合理现象产生。因而在WTO达成协定的同时，各国都会或多或少做些保留条款，并且一定限度之内的贸易壁垒也被视为是可以接受的。这实质就是经济法手段的运用。以民法为基础、经济法为保障来发展经济的模式，已为世界多数国家的发展所证明。因而，我国入世后的市场经济建设也应在依靠民商法作基础性调整的同时，辅以经济法为保障，也就是要努力协调好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为市场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也为尽快完成与世贸组织各项规则的接轨，创造有利条件。

随着我国加入WTO，外国商品、服务和经营者的大量涌入，必然导致我国经济关系的变化，尤其是作为社会个体的经营者和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更加引人注目。竞争关系、消费者和经营者关系、宏观经济关系以及企业内部关系等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在入世后都呈现国际化趋势。不仅如此，入世也导致了我国经济立法根据和立法目标的变化，WTO法律规则、世界利益与本国利益的统一将成为我国经济立法的主要根据之一，当然也是我国经济立法的重要目标之一。WTO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市场经济法律的基本框架，加入WTO在法律上给我们国家的经济法律注入了大量新的内容。WTO的文件也将为推动我国政府职能转换提供一个法律框架，WTO所架构的是一种市场走向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对WTO所带来的冲突的前提是重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由此政府在市场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和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与手段也要相应变化。首先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意味着市场应是完整的，政府对市场不应过多干预，这是加入WTO的一个制度性的前提条件。其次是政府保证不实行歧视待遇，这也是构成WTO基本原则的多边最惠国待遇原则。第三是国民待遇原则，以保证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政府的全能性要向社会性转化。所有这一切都是我国加入WTO后所要应对的变化，而WTO仅仅提供给我们一个不完善的对政府的限制规则，这就需要依靠国内的经济法来补充和完善，因而作为经济法体系主要支柱的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建设，及其相互协调的任务就迫在眉睫了。② 就目前看来，中国入世后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协调，至少应注意以下四方面的问题：

（一）立法目标的协调

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同属经济法范畴，因而其立法目标在大方向上是协调一致的，即防止“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然而，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又是各自独立的两个法律体系，因而也有各自的立法目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两者才有协调的必要。

现代各国的经济实践，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经历充分证明，政府对企业、社会经济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往往会造成效率低下的结果。适度参与经济活动是各国政府的最佳选择，宏观调控法就是实现政府适度参与经济活动的法律形式。市场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自发调节社会经济，其高效率毋庸置疑。然而，我们也看到，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竞争者必然会千方百计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甚至不惜以结成垄断联盟或利用不正当竞争手段限制其他竞争者的自由竞争。如此一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受到限制，市场配置资源违背最优原则，“市场失灵”不可避免。市场规制法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排除干扰因素，保证市场正常运转，防止“市场失灵”。

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际，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立法目标，要在进一步深化与国际贸易规则接轨、国民待遇、公平竞争、法律透明度及法制统一等理念的过程中相协调，尤其是要体现在公平竞争精神方面。“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公平竞争的经济。市场经济的规则实质上就是公平竞争的规则。”①在我国，这种市场经济法制理念虽已在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招标投标法等诸多法律中得到体现，但是，由于体制上的缘由，这种体现仍显不足。因此，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一定要在宏观调控法、市场规制法等经济立法中进一步深入反映公平竞争这一市场经济法制理念。

（二）二）法律原则的协调 从以往的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中不难看出，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都有各自的法律原则。例如，学者们所列举的宏观调控法的原则包括“总量控制原则、间接调控原则、协同原则、集-

（二）法律原则的协调

从以往的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中不难看出，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都有各自的法律原则。例如，学者们所列举的宏观调控法的原则包括“总量控制原则、间接调控原则、协同原则、集中统一调控权原则、政府调控行为规范化和约束原则、平衡优化原则、有限干预原则、宏观效益原则、统分结合原则、计划指导原则、公开原则、合法原则、适度性原则、稳定与灵活性相结合原则、资源优化配置原则”等等。而学者们列举的市场规制法的原则也有许多，诸如“诚实信用原则、保障公平合理竞争原则、保护消费者利益原则、维护市场秩序原则、合法原则、中立原则、社会利益原则、安全与效率原则、授权与限制并举原则、保护竞争主体平等竞争地位的原则、促进自由公平竞争的原则、保护中小型企业的原则、保护国家利益的原则、国家干预适度原则、社会公益原则、自治（自愿）原则、实质公平原则、整体效率优先原则”等等。在上述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各自的诸多原则中，几乎没有两项原则是相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在法律调整原则上是无法协调的，因为它们毕竟同属于经济法范畴。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为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法法律原则的协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使二者法律原则的协调成为必然。笔者认为，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应当共同遵循“社会公益原则”，即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和规制市场经济生活的行为要以社会公益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也就是要始终以社会公益为基本尺度。在此原则中，我们所强调的“社会”是严格区分于“国家”的①，而“公益”则涵盖了政治、经济以及道德等社会各方面的诸多利益②。具体说来，社会公益原则应当包括“社会公共利益至上”和“社会整体效益优先”两层涵义。当然，社会公共利益与社会整体效益不会永远一致，当这两个标准在实践的适用过程中产生冲突时，要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先，由社会整体效益做出一些让步或牺牲。因为，从根本上说，只有满足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求才能够实现社会的稳定，只有实现了社会的稳定才能促进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所以，从更长远一点的角度看，当社会公共利益标准优于社会整体效益标准时，二者是相一致的，是并不矛盾的。

（三）（三）调整手段的协调

加入WTO，我们就彻底融入到世界范围的大市场之中，参与世界性的现代化大生产。从跨国公司到国际合作，我们不难看出，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是社会分工细化与社会协作强化的对立统一。随着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社会经济关系必然同时朝着分化和综合两个方向不断跟进。这就要求法律对各类具体的经济关系既能区别对待，进行分别调整；又能一视同仁，进行综合系统的调整。传统法律部门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正是按分类调整和分段调整进行的，但彼此间缺乏应有的连贯性和协调性。这就需要运用具有综合系统调控功能的经济法，综合协调国家、市场、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建立市场规制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模式。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关系复杂多样，相互联结、相互渗透、综合发展的趋势日益加强。市场规制法与宏观调控法正反映了经济关系分化与综合两个方向发展要求，它们的协调就可以实现微观规制与宏观调控手段的有机结合。一方面通过众多的具体的部门经济法分别调整各类经济关系，另一方面又从总体上对各种具体经济关系进行全面综合调整。

1、在微观规制方面，经济法运用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责任法等法律对社会经济进行个别调整，干预私人经济，保护市场中的弱者，减少资源浪费，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例如，反垄断法的适用，可以保障有效竞争，提高经济效益和保障经济公平；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可以保障市场主体营利行为的正当性，促进经济的良性运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适用，可以保障弱者的权益，实现社会正义，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2、在宏观调控方面，经济法运用财政法、金融法、税收法、投资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法等法律，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任务、方针和原则这些根本方面进行进行综合调控，使整个社会经济均衡高效地发展。例如，财政法的适用，从总体上调控经济运行；金融法的适用，从总体上调控货币资金的运行；税收法的适用，可以调整社会分配，限制或激励某个行业的发展；投资法的适用，将有限的资金合理分配，集中于重大建设项目；产业结构调节法的适用，可以干预扶持第三产业的发展，使产业结构加速现代化从而推动全面经济增长。

（四）（四）作用与体系的协调

随着我国入世后可持续发展、知识经济等新问题不断涌现，民法、行政法解决不了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关系方面的问题会更加突出，而这些问题仅仅通过经济法的各部门单行法来调整是难以胜任的。这就需要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协调，共同发挥作用。宏观调控法的作用在于通过政府参与经济活动，实现引导经济发展的目标。政府从长远和社会公共利益出发，在产业调节、计划、国有资产管理、投资、金融、税收、交通、电信、劳动、自然资源、能源、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等领域管理与自己具有隶属关系的经济组织，并引导其他经济个体的经济活动，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市场规制法的作用在于国家通过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干预市场，通过行政机关管理市场。国家按有利生产、活跃流通、方便生活、讲求效益、合理布局的原则建立商品市场，对自发形成的市场要加强管理；对市场经营者、商品经营者和商品购买者等市场进入者设置法定的进入条件；对于已进入市场者设置的市场进入壁垒采取法律手段予以剔除，保障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同时，设定公平交易规则，对于违反者给予警告、罚款、直至逐出市场，追究刑事责任等处罚。

我国入世在即，而现行的经济法规范（包括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之间又存在大量的重叠、交叉与冲突，这就使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法律的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体系的完善与协调显得更加迫切。在市场规制法方面，我国目前已经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等，亟待制定的是反垄断法，以保证我国入世之后对各类垄断进行规制的需要，无论是经济垄断还是行政垄断，国内垄断还是国际垄断。当然，我们也还要进一步完善有关国家宏观调控的法律，这些法律不仅适用于中国内资企业，也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这就为内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的投资活动提供了坚实的公平竞争的法律依据。并在大胆引进跨国公司投资的同时，防范国际资本垄断市场、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损害中国经济安全的行为。

结束语

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协调一致，有利于中国从容应对WTO带来的经济和法律上的冲击。

各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协同构成的经济法体系，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在我国，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得还不充分，所以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在体系上还不完备，在相互的协调上也远远不够。这种状况必将影响到中国入世后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作用的发挥，进而将中国置于WTO市场的不利位置。

当2001年9月17日，世贸中国工作组签订协议，正式通过《中国入世议定书》及附件和《中国工作组报告书》后，中国成功结束长达15年的入世谈判，中国入世成为定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成和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推进改革开放进程的客观需要，是促进中国国民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但是，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经济和法律的影响也是深刻的，这就需要我们尽快完善并协调好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法律体系，以便使我们从容应对WTO带来的经济和法律上的冲击。

参考文献

① 参见于安：《WTO协定的国内实施问题》，《中国法学》，2000年第3期。

② 关于WTO与中国经济的相关论述可参见沈敏荣：《WTO与中国经济法的发展》，《现代法学》2000年第4期。薛克鹏：《加入WTO与我国经济法的几个理论问题》，第八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提交论文。

① 参见王家福：《WTO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法律制度建设问题》，《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

① 过去只讲国家利益，而将社会利益包含于国家利益之中，这是过去“国家——社会”一体化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反映。只知有国家，不知在国家之外或之上，还有与之并存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和社会利益，社会的一切由国家代表或包办，社会淹没于国家权力与国家利益之中。虽然社会主义国家本质上是人民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社会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毕竟二者利益不能等同。例如自然资源与生态的保护，环境的保护，城乡公共设施的兴建与维护，社会医疗卫生、社会保险与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与社会优抚安置以及社会互助等，都是相对于国家和集体、个人的特殊的独立的利益形态，即公共福利。确认社会利益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并在立法上予以单独保障，一方面有利于避免国家过多负担社会事务，或过多干预乃至侵犯社会利益；一方面也可防止或遏制某些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非法侵犯社会公共利益。参见郭道晖：《法的时代呼唤》，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331页。② 比如，我们在具体制定和实施反垄断或反不正当竞争法律规范的过程中，有时是纯粹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但有时也必须考虑到国际关系、对外政策或者国内各地区间、各民族间利益协调等诸多政治因素的影响，甚至要考虑到此种立法将对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产生何种影响等道德上利益的得失问题，而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得失问题。

致 谢

本论文是在刘辉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感谢老师的孜孜不倦，才使得我完成学业！

篇2：市场规制法

试论中国入世后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协调问题

张钧

内容提要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有机结合构成了经济法体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必将引起国内经济关系的变化，从而导致经济法等上层建筑的变化。为了能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重要作用，使中国从容应对WTO带来的冲击，二者必须在立法目标、法律原则、调整手段和作用体系等方面进行协调。

关键词世界贸易组织宏观调控法市场规制法协调

一、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完整的经济法体系

在各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市场”当仁不让地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角，而“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角色也举足轻重。现代国家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为市场发挥功效创造一个公平有序的清洁的环境，包括“政府”参与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市场行为两个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了包括法律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形态，无论是“市场”的正常运行，还是“政府”的经济行为，亦或是“国家”的干预措施，都需要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为依托和保障。如果说，市场的“剧本”是民(商)法，那么国家的“台词”就是经济法。具体而言，宏观调控法是政府参与市场经济行为顺利进行的保障，而市场规制法则是国家干预市场经济行为所不可或缺的。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完整的经济法体系，为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清理“环境”，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并进行宏观调控，将一个没有“瑕疵”的市场还原给民法去调整，成为民法调整经济关系的“环境法”。

关于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有机结合构成完整的经济法体系的问题，不能仅从静态上把握，而要从动态上分两方面把握。

一方面，应将其置于资本主义的三个发展阶段即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去认识。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市场经济的良好发育时期，自由、平等是其灵魂，因而民(商)法便大显身手。但进入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无限制的自由竞争，极大地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造成自由、平等的竞争秩序的扭曲。垄断、限制竞争以及不公平竞争的形成，使民(商)法固有的原则与制度难以正常发挥其功能，客观上要求新的法律形式的出现。以德国为代表的传统民法国家曾试图沿用民法来控制垄断的蔓延，而现实是，即使传统民法国家动摇了民法的三大原则，还是无法抑制垄断组织的发展势头。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借助于以国家权力干预国民经济为主要目标的经济法进行调整。众所周知，制约市场活力的障碍主要是垄断、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我们将规制这三种行为的法律统称为市场规制法，其根本特点就是国家权力直接干预市场，维护市场秩序。客观存在于1890――1914年间的美国社会的反垄断法就是市场规制法基本内容。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时期，不断发生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使西方各国意识到，仅从微观上对市场进行规制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想经济更好地发展，还要从经济全局出发，运用财政、税收、金融等手段参与经济生活，对国民经济进行间接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法应运而生。至此，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全面形成了“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的经济法立法模式，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

另一方面，对于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的有机结合问题，还应置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程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中去认识。在计划经济时代排斥市场机制，以计划法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法较为发达。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经过短期恢复发展，我国很快实现了国民经济一体化。但是，由于受前苏联理论教条的束缚，人为否认市场调节和价值规律的客观必然性，政府对经济一统到底，企业失去自主经营权，成为政府的附属物，这些违背生产力要求的作法极大地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逐渐形成以民(商)法为基础，以宏观调控法、市场规制法相结合的经济法为保障的日趋完善的法律体系。目前我国的宏观调控法律体系已比较完善，主要内容是对财政、税收、金融、计划、价格、固定资产投资等进行调整，基本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相比之下，我国市场规制法律体系建设亟待加强，其内容应以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为主，其目标应是促进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防止市场失灵。

二、中国入世后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协调问题

世界贸易组织(theWorldTradeOrganization,简称“WTO”)由三个总协定(货物贸易总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总协定)及下属附件和许多专门协定构成。WTO及其法律体系的宗旨，是逐步减少和消除成员方政府以关税、数量限制、管制立法和其他国内立法与行政措施设置的国际贸易壁垒，以及其他对国际自由贸易平等竞争的扭曲行为;通过多边贸易谈判达成协定，规定所有成员可以接受的贸易自由化程度和所允许的国内贸易保护措施，逐步推进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①。其主要职能有三：解决国际贸易争端、制定和实施多边贸易规则以及组织多边谈判。其主要原则也有三：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和透明度原则。世贸组织的所有成员方和申请加入方最重要的义务承诺，就是接受世贸组织规范对国内政府贸易管理活动的约束，接受世贸组织通过争端解决机制、贸易政策审查机制和透明度制度对国内贸易行政活动的监督。

通过上述世贸组织的基本情况，我们不难看出WTO规则是以民商法为根据确立的，其核心就是推进自由贸易、使各成员在此过程中谋求各自的发展。然而，WTO的实践也不断提醒我们，仅有民商法规制是不够的，纯粹的贸易自由，必然导致垄断、倾销等诸多妨害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不合理现象产生。因而在WTO达成协定的同时，各国都会或多或少做些保留条款，并且一定限度之内的贸易壁垒也被视为是可以接受的。这实质就是经济法手段的运用。以民法为基础、经济法为保障来发展经济的模式，已为世界多数国家的发展所证明。因而，我国入世后的市场经济建设也应在依靠民商法作基础性调整的同时，辅以经济法为保障，也就是要努力协调好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为市场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也为尽快完成与世贸组织各项规则的接轨，创造有利条件。

随着我国加入WTO，外国商品、服务和经营者的大量涌入，必然导致我国经济关系的变化，尤其是作为社会个体的经营者和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更加引人注目。竞争关系、消费者和经营者关系、宏观经济关系以及企业内部关系等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在入世后都呈现国际化趋势。不仅如此，入世也导致了我国经济立法根据和立法目标的变化，WTO法律规则、世界利益与本国利益的统一将成为我国经济立法的主要根据之一，当然也是我国经济立法的重要目标之一。WTO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市场经济法律的基本框架，加入WTO在法律上给我们国家的经济法律注入了大量新的内容。WTO的文件也将为推动我国政府职能转换提供一个法律框架，WTO所架构的是一种市场走向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对WTO所带来的冲突的前提是重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由此政府在市场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和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与手段也要相应变化。首先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意味着市场应是完整的，政府对市场不应过多干预，这是加入WTO的一个制度性的前提条件。其次是政府保证不实行歧视待遇，这也是构成WTO基本原则的多边最惠国待遇原则。第三是国民待遇原则，以保证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政府的全能性要向社会性转化。所有这一切都是我国加入WTO后所要应对的变化，而WTO仅仅提供给我们一个不完善的对政府的限制规则，这就需要依靠国内的经济法来补充和完善，因而作为经济法体系主要支柱的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建设，及其相互协调的任务就迫在眉睫了。②就目前看来，中国入世后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协调，至少应注意以下四方面的问题：

(一)立法目标的协调

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同属经济法范畴，因而其立法目标在大方向上是协调一致的，即防止“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然而，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又是各自独立的两个法律体系，因而也有各自的立法目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两者才有协调的必要。

现代各国的经济实践，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经历充分证明，政府对企业、社会经济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往往会造成效率低下的结果。适度参与经济活动是各国政府的最佳选择，宏观调控法就是实现政府适度参与经济活动的法律形式。市场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自发调节社会经济，其高效率毋庸置疑。然而，我们也看到，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竞争者必然会千方百计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甚至不惜以结成垄断联盟或利用不正当竞争手段限制其他竞争者的自由竞争。如此一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受到限制，市场配置资源违背最优原则，“市场失灵”不可避免。市场规制法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排除干扰因素，保证市场正常运转，防止“市场失灵”。

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际，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立法目标，要在进一步深化与国际贸易规则接轨、国民待遇、公平竞争、法律透明度及法制统一等理念的过程中相协调，尤其是要体现在公平竞争精神方面。“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公平竞争的经济。市场经济的规则实质上就是公平竞争的规则。”①在我国，这种市场经济法制理念虽已在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招标投标法等诸多法律中得到体现，但是，由于体制上的缘由，这种体现仍显不足。因此，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一定要在宏观调控法、市场规制法等经济立法中进一步深入反映公平竞争这一市场经济法制理念。

(二)法律原则的协调

从以往的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中不难看出，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都有各自的法律原则。例如，学者们所列举的宏观调控法的原则包括“总量控制原则、间接调控原则、协同原则、集中统一调控权原则、政府调控行为规范化和约束原则、平衡优化原则、有限干预原则、宏观效益原则、统分结合原则、计划指导原则、公开原则、合法原则、适度性原则、稳定与灵活性相结合原则、资源优化配置原则”等等。而学者们列举的市场规制法的原则也有许多，诸如“诚实信用原则、保障公平合理竞争原则、保护消费者利益原则、维护市场秩序原则、合法原则、中立原则、社会利益原则、安全与效率原则、授权与限制并举原则、保护竞争主体平等竞争地位的原则、促进自由公平竞争的原则、保护中小型企业的原则、保护国家利益的原则、国家干预适度原则、社会公益原则、自治(自愿)原则、实质公平原则、整体效率优先原则”等等。在上述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各自的诸多原则中，几乎没有两项原则是相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在法律调整原则上是无法协调的，因为它们毕竟同属于经济法范畴。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为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法法律原则的协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使二者法律原则的协调成为必然。笔者认为，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应当共同遵循“社会公益原则”，即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和规制市场经济生活的行为要以社会公益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也就是要始终以社会公益为基本尺度。在此原则中，我们所强调的“社会”是严格区分于“国家”的①，而“公益”则涵盖了政治、经济以及道德等社会各方面的诸多利益②。具体说来，社会公益原则应当包括“社会公共利益至上”和“社会整体效益优先”两层涵义。当然，社会公共利益与社会整体效益不会永远一致，当这两个标准在实践的适用过程中产生冲突时，要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先，由社会整体效益做出一些让步或牺牲。因为，从根本上说，只有满足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求才能够实现社会的稳定，只有实现了社会的稳定才能促进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所以，从更长远一点的角度看，当社会公共利益标准优于社会整体效益标准时，二者是相一致的，是并不矛盾的。

(三)调整手段的协调

加入WTO，我们就彻底融入到世界范围的大市场之中，参与世界性的现代化大生产。从跨国公司到国际合作，我们不难看出，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是社会分工细化与社会协作强化的对立统一。随着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社会经济关系必然同时朝着分化和综合两个方向不断跟进。这就要求法律对各类具体的经济关系既能区别对待，进行分别调整;又能一视同仁，进行综合系统的调整。传统法律部门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正是按分类调整和分段调整进行的，但彼此间缺乏应有的连贯性和协调性。这就需要运用具有综合系统调控功能的经济法，综合协调国家、市场、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建立市场规制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模式。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关系复杂多样，相互联结、相互渗透、综合发展的趋势日益加强。市场规制法与宏观调控法正反映了经济关系分化与综合两个方向发展要求，它们的协调就可以实现微观规制与宏观调控手段的有机结合。一方面通过众多的具体的部门经济法分别调整各类经济关系，另一方面又从总体上对各种具体经济关系进行全面综合调整。1、在微观规制方面，经济法运用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责任法等法律对社会经济进行个别调整，干预私人经济，保护市场中的弱者，减少资源浪费，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例如，反垄断法的适用，可以保障有效竞争，提高经济效益和保障经济公平;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可以保障市场主体营利行为的正当性，促进经济的良性运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适用，可以保障弱者的权益，实现社会正义，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2、在宏观调控方面，经济法运用财政法、金融法、税收法、投资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法等法律，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任务、方针和原则这些根本方面进行进行综合调控，使整个社会经济均衡高效地发展。例如，财政法的适用，从总体上调控经济运行;金融法的适用，从总体上调控货币资金的运行;税收法的适用，可以调整社会分配，限制或激励某个行业的发展;投资法的适用，将有限的资金合理分配，集中于重大建设项目;产业结构调节法的适用，可以干预扶持第三产业的发展，使产业结构加速现代化从而推动全面经济增长。

(四)作用与体系的协调

随着我国入世后可持续发展、知识经济等新问题不断涌现，民法、行政法解决不了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关系方面的问题会更加突出，而这些问题仅仅通过经济法的各部门单行法来调整是难以胜任的。这就需要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协调，共同发挥作用。宏观调控法的作用在于通过政府参与经济活动，实现引导经济发展的目标。政府从长远和社会公共利益出发，在产业调节、计划、国有资产管理、投资、金融、税收、交通、电信、劳动、自然资源、能源、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等领域管理与自己具有隶属关系的经济组织，并引导其他经济个体的经济活动，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市场规制法的作用在于国家通过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干预市场，通过行政机关管理市场。国家按有利生产、活跃流通、方便生活、讲求效益、合理布局的原则建立商品市场，对自发形成的市场要加强管理;()对市场经营者、商品经营者和商品购买者等市场进入者设置法定的进入条件;对于已进入市场者设置的市场进入壁垒采取法律手段予以剔除，保障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同时，设定公平交易规则，对于违反者给予警告、罚款、直至逐出市场，追究刑事责任等处罚。

我国入世在即，而现行的经济法规范(包括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之间又存在大量的重叠、交叉与冲突，这就使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法律的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体系的完善与协调显得更加迫切。在市场规制法方面，我国目前已经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等，亟待制定的是反垄断法，以保证我国入世之后对各类垄断进行规制的需要，无论是经济垄断还是行政垄断，国内垄断还是国际垄断。当然，我们也还要进一步完善有关国家宏观调控的法律，这些法律不仅适用于中国内资企业，也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这就为内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的投资活动提供了坚实的公平竞争的法律依据。并在大胆引进跨国公司投资的同时，防范国际资本垄断市场、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损害中国经济安全的行为。

三、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协调一致，有利于中国从容应对WTO带来的经济和法律上的冲击。

各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协同构成的经济法体系，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在我国，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得还不充分，所以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在体系上还不完备，在相互的协调上也远远不够。这种状况必将影响到中国入世后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作用的发挥，进而将中国置于WTO市场的不利位置。

篇3：市场规制法

一、市场失灵的基本内涵

当某个领域内价值规律很难发挥作用, 公安物品的产量及定价都无法决定, 便会产生市场失灵[1]。市场失灵作为微观经济学中的理论, 是指产生于微观市场环境中可能使社会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的经济问题, 如垄断 (不完全竞争) 、市场价格未将生产或消费的某些外部影响包括在内、公共物品出现短缺、信息不对成等[2]。总之, 由于经济学主要是以探讨在社会资源总体稀缺的情况下如何实现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作为基本任务, 因而经济学所探讨的市场失灵问题核心主题便是如何使得经济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同时经济学理论还主张政府利用法律及政策等来解决市场失灵所导致的经济效率降低的问题。例如政府可以利用控制价格或反垄断法来解决不完全竞争问题 (垄断) , 以便使得市场的竞争性得到有效保护;又如在界定产权或减少交易成本方面, 政府可以通过法律制度或者征税以及颁发生产许可证等手段, 完成经济外部性的内部化。

综上所述, 可以将经济学解决市场失灵的基本理论概括成, 运用国家的宏观调控对仅凭市场无法解决的经济效率降低问题加以解决;同时, 经济法也是利用国家宏观调控实现社会经济的协调性。

二、市场规制法及其与市场失灵的关系

(一) 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内容

市场规制法律制度作为经济法的代表, 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开始出现。在此之前, 资本主义用来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为私法如民商法等。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进入垄断之后遇到许多社会问题, 例如垄断集团日益强大并在对市场逐渐形成控制之后, 便采取许多限制竞争的方式对与其竞争的中小企业进行打压;为谋取高额利润, 资本家开始偷工减料和掺杂使假, 给消费者的健康和利益造成严重的损害。为此, 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到, 仅仅依靠强调自治和平等的民商法来解决这些社会矛盾, 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因为当前市场主体逐渐向强者和弱者两极分化, 若片面地注重契约自由, 往往则会出现强者拥有自由而弱者自由去丧失的情况[3]。基于这种社会背景, 经济法这种主要价值取向是追求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便诞生了。并且, 随之诞生的还有一些列具有市场监管性质的法律, 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反垄断法等。

(二) 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功能

市场规制法主要表现出两点基本功能, 首先, 市场规制法主要是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公平和自由。为防止垄断集团控制市场, 立法者制定了反垄断法。同时, 为了净化市场竞争环境和打击市场上的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 立法者还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

其次, 对市场竞争中以消费者及劳动者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的利益加以保护。立法者通过制定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 在配置权力义务时更倾向于消费者, 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权利, 通过给规定经营者更多的义务, 从优有效避免消费者受到假冒伪劣商品的侵害。同时为了从产品的行政监管和产品侵权责任等方面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立法者制定了产品质量监管法律制度。

(三) 市场规制法与市场失灵理论所涉及的内容存在相互交叉却不重合[4]

通过对市场规制法与市场失灵理论所涉及的内容作简单的对比分析可知, 第一, 从市场规制法的角度来看, 市场规制法与市场失灵理论均涉及到垄断方面的内容;然而作为市场规制法中重点内容的不正当竞争问题, 在市场失灵理论中却没有出现, 同时, 在市场失灵理论中也没有专门讨论消费者保护以及产品质量监管问题。在市场失灵理论中, 只是把经营者与消费者间的信息不对称作为典型的信息不对称案例进行分析。第二, 从市场失灵理论角度来看, 在市场规制法领域中也没有专门对经济的外部性以及公共物品缺乏问题加以规范。由于经济法和经济学研究的视角不同, 因此, 市场失灵理论并不能对经济法具体制度构建进行完全指导。经济学主要目的是对如何在社会物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实现经济效率的最大化进行探讨;而经济法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不正当竞争和保护消费者权益。

(四) 在经济法中, 市场失灵的实质意义

从经济法角度来看, 经济法的理念着重强调的是国家控制和干预经济生活, 及市场竞争及市场交易不再受个人意志来支配。由此可见, 市场失灵不仅仅是指市场机制所不能解决的经济效率降低问题, 它对于经济法的实质意义, 指的是盲目相信单凭市场机制就能维持社会经济秩序的公平及自由等理想的破灭。

三、结语

以追求经济效率最大化作为核心理论的市场失灵理论, 其与经济法中的市场规制法所涉及的内容存在相互交叉却不重合, 市场失灵不仅仅是指市场机制所不能解决的经济效率降低问题, 而是指那种对市场盲目迷信, 认为单单依靠市场机制就能维系社会经济秩序公平及自由的理想破灭。

参考文献

[1]卫志民.政府干预的理论与政策选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151-156.

[2]薛兆丰.商业无边界——反垄断法的经济学革命[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172-177.

[3]张守义, 于雷.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65-66.

篇4：市场规制法

关键词：市场失灵 市场规制法 联系 意义

1、市场失灵的基本内涵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市场失灵指的是那些在微观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并且极有可能阻碍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一些经济问题，且这些问题仅凭市场机制并不能得到有效解决，还需要借助其他有力手段。市场失灵通常表现为，垄断问题（也称为不完全竞争）、经济外部性、信息不完全及公共物品。[1]总之，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在社会资源稀缺的状况下，通过何种手段来有效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进而解决市场失灵这一问题的。经济学家认为，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除了采用经济手段，政府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还可以运用法律、政策等手段来解决由市场失灵等所产生的一系列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2]比如，对于垄断问题，政府可采取行政手段加强行政监管力度，建立价格机制控制市场价格或者直接运用反垄断法等法律手段；政府税收部门可通过征税、税收补贴或者减少市场交易费用等方式解决外部性问题；政府可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增加转移支付或社会投入解决公共物品短缺的问题，等等。

总而言之，政府可以通过宏观调控中的经济、法律手段（其中包括经济法中的市场规制法）来解决市场机制无法有效解决的一些市场失灵问题，而且在解决经济问题这一过程中，经济法借助国家这只有形之手发挥了重要作用，需给与充分的肯定。

2、市场规制法的内涵及其与市场失灵的联系

2.1、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含义

市场规制法指的是通过法律手段及国家权威直接干预市场主体行为，进而约束市场行为表现的一种法律规定的统称。它是经济法中最主要的核心法律之一，大约产生于20世纪初，这时候的社会大背景是资本主义逐步进入垄断阶段。在这之前，资本主义社会主要通过民商法等法律手段来规范市场行为。后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遭遇一系列經济危机，例如，一些大的垄断集团试图通过对整个市场的垄断控制，进而减少竞争对手的阻碍，形成垄断集团利益最大的局面，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资本家为获得剩余价值，加大对劳动者的压榨，通过假冒伪劣产品给消费者带来巨大伤害。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矛盾激化，斗争不断。这时，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认识到，要想解决社会矛盾必须借助民商法以外的其他手段来治理社会问题，解决社会矛盾。在这种背景下，为保护社会公共财产，维护全社会公民权益的经济法诞生了。随之出现的还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及反垄断法等等一系列具有市场监督管理作用的法律规范。法律体系不断完善，社会管理逐步趋于稳定。[3]

2.2、市场规制法的基本作用

市场规制法作为规范市场行为的主要法律手段，其基本作用主要表现为：第一，建立公平和正义的市场竞争机制，保障市场竞争的顺利开展。[2]国家立法机构可通过制定反垄断法限制垄断集团行为，增强市场竞争，保护市场中其他行为主体的利益，提高社会生产效率；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打击各种违反该法律的行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加大处罚力度，保障市场秩序，保证市场经济顺利发展。第二，大力保护市场竞争参与者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切身利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监管法的制定加强了对生产者的监管，规范了生产者的行为，保护了消费者的权益，实现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共赢；劳动者权益保护法则保护了劳动者的各项有效权利，从而建立了健康、稳定、和谐的市场秩序。

2.3、市场规制法与市场失灵二者之间的关系

市场规制法的价值取向和最终目标是追求公平和正义，而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将稀缺的资源进行有效率的配置，这是二者最本质的区别和特征。市场规制法在追求公平和正义的过程中，可能会具有提高经济效率这一功能，但并不完全服务于经济效率，经济效率只是其众多功能中很小的一部分，如果某种法律为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而损害了公平和正义，这种法律将不会存在。

通过以上对市场失灵和市场机制理论的分析可得知，第一，二者都极其关注垄断问题且进行了研究，但在解决该问题时二者的价值取向和解决方式却有很大的差别。经济学家认为垄断不仅会带来社会经济效率低下，还会减少社会福利，反垄断法仅仅只是解决垄断问题的法律手段之一。而经济法之所以关注垄断是因为垄断问题会破坏市场竞争机制公平和正义的秩序，还会损害市场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必须通过法律对垄断集团进行制裁，使其尽快退出市场，从而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第二，在市场规制法中将不正当竞争问题作为核心内容，也专门研究了消费者权益保护和产品质量监管等问题，但在市场失灵理论中并没有出现不正当竞争这一现象，二者在根本上产生了巨大分歧。第三，只有市场失灵理论中提到了外部性和公共物品，市场规制法中并没有对此进行法律规范。

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的配置问题，而经济法主要是通过法律手段制裁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而尽全力维护消费者的正当利益，二者看问题的立场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所以，市场失灵理论不可以为经济法建立完备的制度提供有效建议，市场规制法也不以提高经济效率为最终目标，因此，可以说市场失灵理论和市场规制法在内容上存在一定的联系，但是并不完全相同，二者有本质的区别。

3、市场失灵对经济法的作用

市场机制配置社会资源这种方式最早出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市场是自由平等的，市场机制不仅能有效配置社会资源、创造社会财富，还能使人们形成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取向，是人们极力追求的社会生活形态。法律的出现（主要指的是民商法）是为了维护稳定的市场秩序，保障市场正常运转和市场行为有序开展，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民主平等，保护个人经济生活不受国家法律的影响。但是当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垄断时期后，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社会问题日益产生，人们逐渐认识到市场机制的漏洞，市场机制虽鼓励每个人都有创造财富和追求财富的自由平等权利，但市场中的某些强大集团却为了维护自身高额利润，经常采取违法和不公平手段追求财富，损害了他人的利益，影响了人们对市场机制长期以来的美好印象，对市场机制丧失了信念。这时，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意识到，国家要想维持健康稳定的市场发展秩序，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激烈的社会矛盾，这些措施中法律是最主要的强制手段，因此，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经济法便出现了。

经济法一出现就表示社会公共利益完全打破了只有民商法调整市场经济生活的局面，人们的价值理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法强调国家通过法律手段对市场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和调整，它还意味着在市场机制运行过程中，国家宏观调控手段必不可少，国家必须以维护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主，国家意志也应在市场机制中得到很好的体现。由此可知，市场失灵理论对于经济法的实质意义就是，盲目崇拜市场机制并且坚信民商法不仅能完全保护市场机制还能给人们创造公平正义的市场秩序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4、结束语

综上所述，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市场失灵理论并不能作为以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的经济法的理论基础。但是，市场经济效率的提高离不开经济法，经济法作为法律手段，为市场经济效率的提高提供了法律保障，经济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市场经济服务的。从经济法方面来看，经济法作为法律可以维护市场竞争的公平和自由，维护市场行为主体的合法权益，保障市场机制追求经济效率，虽然公平与效率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对立。我们知道，社会科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各门学科间都存在一定的交叉和联系，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各学科间相互联系不断完善，最终共同发展。以追求公平和正义为价值取向的经济法要求我们在实现经济效率增长的同时还必须树立公平正义的价值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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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禹欢.基于市场规制法看市场失灵与经济法的相关性[J].法制博览，2013年12期

[3]李剑.论市场失灵与经济法的关系——以市场规制法为视角的考察[J].学习与探索，2012年01期

[4]查名祥.市场规制法若干问题的思考[J].特区经济，2007年03期

作者简介：

篇5：市场规制法

来源：人大法学院 作者：佚名 日期：2014年10月23日 浏览：372

2014年10月1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和法兰克福大学法学院主办，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承办的“中德规制法研究所成立大会暨‘健康与规制’中德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 学明德法学楼601国际学术报告厅召开。来自德国法兰克福歌德大学、美因茨大学、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社科院、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法学》杂志社、《行政法学研究》杂志社等单位的4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成立大会和随后举行的学术研讨会。

上午9时，会议正式开始。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莫于川教授主持。

德国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原副校长埃布森教授代表法兰克福大学法学院致辞。埃布森教授回顾了中德规制法研究所成立的缘起和背景，指出在去年成功举办“中德规制法研讨会”的基础上成立规制法研究所，通过制度化、长效化的科研合作可以有利地推动两院的学术交流和国际化进程；同时强调该研究所虽然是由两院成立的，但对两国规制研究的所有学科和科研机构开放，希望中德同仁一起共襄盛举。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教授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对与会者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感谢，指出根据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法学院与人大法学院今年五月签订的合作协议而成立的中德规制法研究所，是两院长期深入合作的结晶，共同合作研究规制这个前沿课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尤其是研究所成立后的首次研讨会的主题“健康与规制”，意义非常重大。因为人的健康和尊严是最重要、最核心的基本人权，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在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方面保障基本人权，推动人权的发展。保护环境和保障食品安全是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我们可以通过合作来寻求共识，并为实践提供解决问题的理念、智识和方案。

接着中德双方法学院院长宣布研究所成立并揭牌。根据两院的决定，聘请中德共12位规制法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为中德规制法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中国人民大学史际春教授为研究所中方所长、德国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埃布森教授为德方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喻文光副教授为执行所长。

成立大会结束后，与会者合影留念。

会议进入“健康与规制”中德学术研讨会的第一单元，由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首席专家吴永宁研究员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杨建顺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胡锦光教授，德国食品法专家胡芬教授（美因茨大学教授、德国食品法学会学术顾问委员会名誉主席）分别作了主题报告。

胡锦光教授在《食安法新制度分析》的报告中，首先全面介绍了食安法修改的背景和目的。然后详细、深刻地评析了此次修法中将要引入的四项新制度：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职业资格准入制度、终身禁业制度、连带责任制度、追究监管人员刑事责任制度。最后简要介绍了食品追溯管理制度、食品安全自查制度、责任约谈制度、突击性现场检查制度、有奖举报制度、统一食品安全信息平台制度等6项制度的内容以及相关法律责任。

在题为《德国食品法中健康保护的机构、工具和程序》的报告中，胡芬教授指出，欧盟法对德国食品法影响深远，食品法的核心立法价值是保护消费者健康，立法中确立了风险预防等原则和成熟的消费者理想模型。在食品安全规制工具方面，除了传统的管制性措施（如许可）外，还有很多现代的预防性措施，例如，食品监测、信息披露、警告、网络论坛、黑名单公示等。胡芬教授强调，风险预防措施必须遵守比例原则，而最重要和最有效的规制手段是食品行业的自我监督和质量保证，以及通过强大的个体商业企业的竞争性监督。

主报告结束后，来自中国政法大学刘莘教授、赵鹏副教授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王贵松副教授和王旭副教授围绕规制手段、成熟的消费者模型、中国食品安全立法的价值取向、风险预防原则等问题发表了与谈意见。在在自由讨论环节，与会者争相发言或提问，与主报告人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研讨会的第二单元由清华大学法学院王明远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李艳芳教授主持。法兰克福歌德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萨科瑟夫琪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竺效副教授分别作主题报告。

萨科瑟夫琪教授在题为《通过环境媒介保护的健康保护——空气和水污染防治》报告中，以空气和水污染防治为例，介绍了德国环境规制的传统工具（例如，严格的许可条件和程序）；着重阐述了新型的经济性规制工具（例如，污水排放费的征收），以及采取风险预防措施的判断标准——“科技的现状”的含义及运用。

竺效副教授的报告以《基于城市大气环境信息公开的环境健康规制——比较中国20个城市与10个国际城市的实践》为主题，通过大量实证数据引出环境信息公开和环境健康规划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前景，详细介绍了空气指标选择依据、权重分配和和评价方法的应用，最后总结了今年新修订的环保法中具有进步意义的新规定，并提出了完善城市空气质量信息公开的建议。

主报告之后，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候佳儒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张巍副教授、石磊副教授以及李修棋博士围绕环境权的定位、排污权交易、环境风险的信息规制等方面作了与谈。与会学者随后对本单元的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清华大学于安教授、北京大学湛中乐教授主持了研讨会的第三单元。德国法兰克福歌德大学院原副校长埃布森教授、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高秦伟教授分别作了主题报告。

埃布森教授在其报告《通过规制来实现健康保护——范围、工具和程序概览》中，首先界定了健康规制的范围，然后依据风险规制的紧迫性对相关的规制技术做了类型化分析，并结合基因技术法、化学制品法和药品法探讨了健康规制中的规制工具和程序，重点探究了风险规制中运用的行政法上的传统工具（许可、附款、报告义务等）和新型工具（例如，团体诉讼、协会化、经济激励等）。

在题为《健康保障：权利，规制理念及其方式》的报告中，高秦伟教授首先界定了规制、健康权的概念，阐明了研究健康规制的重要意义，然后重点分析了规制的不同类型；描述了由命令控制、合作规制、自我规制与志愿主义所构建的“规制金字塔”模型；指出在现代规制国家，应该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与多种规制方式的运用，尤其是在健康规制领域，应更多倚重自我规制和合作规制，同时注重行政程序的改进和完善。规制和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以及公民之间的关系。

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曲相霏副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的张红副院长、中央财经大学的白斌助理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王旭副教授围绕健康规制中工具的类型化、规制的多元化、健康权的保护范围、权利属性以及救济责任等发表与谈意见。两位主持人最后做了画龙点睛的单元总结。

第三单元学术研讨结束后，会议进入闭幕环节，由中德规制法研究所执行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喻文光副教授主持。

研究所中方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史际春教授代表中方致辞。史际春教授首先强调了成立中德规制法研究所的重要意义，指出“规制”作为前沿的“朝阳”研究领域将大有作为。规制研究的重点问题是如何建构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合理关系。我国目前的金融市场规制、食品安全治理和环境保护等都亟需规制理论的指导和支撑。希望中德规制法研究所作为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为解决中德两国面临的经济性和社会性规制问题提供理论和智识支持。

研究所德方所长埃布森教授代表德方在闭幕致辞中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精心筹备组织了此次研讨会，并认为研讨会的主题“健康与规制”非常具有前沿性，也是世界各国现在面临的共同课题，具有很多的共通性，可以互相学习借鉴。中德规制法研究所的成立是两院科研合作“长征”的第一步，作为德方所长，他将不遗余力地推动合作深入发展和不断进步。最后，中德规制法研究所执行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喻文光衷心感谢了与会嘉宾的积极参与、法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办公室、法学院外事办公室老师以及会务组同学的紧密配合与无私帮助！并指出，规制法研究所成立于10月10日，暗合了“十全十美”的美好期许，希望在各位同仁的鼎力相助下，研究所能够顺利发展，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

下午六时许，研讨会圆满结束。“水尝无华，相荡乃成涟漪；石本无火，相击而发灵光”。本次研讨会从跨学科和比较研究的角度，深入讨论了社会性规制中的两个重点领域：食品安全监管和环境保护，并在此基础上，概括提炼了健康规制的一般理念、规制工具以及程序，对于推动健康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的规制理论研究以及中德两国的学术交流与合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篇6：我国预付卡市场法规提示

对于预付卡的法律定位，各国的规定不尽相同。在日本，预付卡的发行和兑现方式分为自家发行型和第三者发行型两大类。美国预付卡种类繁多，发行主体较为复杂，但总的也可以分为类似于日本的两类：一类是业务主体自己发行的封闭型或称私人型预付卡，另一类是通过支付卡公司（或金融机构）发行的开放型或称品牌型预付卡（上文已有详述）。这些国家对于预付卡发行没有主体上的限制，而最多只是资格上的限制。

相比较而言，我国法律、法规、规章对预付卡发行主体的规定很模糊。1999年3月1日起施行的《银行卡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借记卡按功能不同分为转账卡（含储蓄卡，下同）、专用卡、储值卡。借记卡不具备透支功能。”第十条：“储值卡是发卡银行根据持卡人要求将其资金转至卡内储存，交易时直接从卡内扣款的预付钱包式借记卡。”可见在我国现行法规中，预付卡是借记卡的一种，银行有发行预付卡的权能。然而，其他金融机构或商家是否能发行自己的预付卡？这个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按照国家严格的金融管理制度和政策倾向，似乎中国不能实行“自家发行”。《中国人民银行法》禁止发行代币票券（卡），《刑法》也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定为犯罪。事实上，预付卡的确对于国家货币、金融行业有着不小的影响（最直观的作用就是它增加了“货币”流通量），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上世纪90年代通货膨胀压力很大时几部委连同中国人民银行下发通知明令禁止代币票券卡发行流通的原因之一。随着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国家对于此类票券卡的整顿力度也不尽一致。究其原因就在于发行主体尚是“灰色”问题，自家发行不合法也不完全违法。完全解决这个尴尬局面就需要一部预付卡管理法规，辨明“预付卡”、“代币券（卡）”、“非法存款”等概念的区别。笔者认为，鉴于预付卡的金融性质、预付卡资金的安全性和保护持卡人利益的角度来看，应该将发行权限于特定的主体——银行。

但是，就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来看，预付卡在工商业，尤其是百货、餐饮、饭店、娱乐行业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单由银行发行显然不能满足市场发展需要。若照搬日本模式，采取类似于行政许可的方式监控，必然会带来行政审批流程繁杂、长效监督制度缺乏等等操作问题，在相关金融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及诚信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如何调和国家监管与经济需要之间的矛盾？

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代理发行的模式。即银行作为享有发行权的主体，同时又可代理商家的发行委托。银行与商家之间建立委托代理关系，需要发行预付卡的商家为被代理人，银行为代理人。同时，商家应该在银行预存一笔保证金，以保证预付卡的兑现。实际发行的商家通过银行与相对人——预付卡购买者者发生关系，银行向商家索取一定的代理费用。与一般代理中主要是代理人向被代理人履行代理义务不同，此种代理应该是遵从互负义务，互担责任的原则。从下文的兑现保证制度可以发现，商家应当向银行交付一定发行保证金，而银行可以也必须在建立委托代理关系之时对需要发行预付卡的商家进行必要资质审核，如不符合要求，银行可拒绝商家的发卡要求，否则就需对商家的无力偿付承担一定担保责任。同时，国家可以通过银行监督体系在源头控制预付卡流通的全过程，避免了无序发行和过量发行引起的市场混乱和对金融市场的冲击。在今后商业诚信体系完善以后，也可以尝试将预付卡业务从银行金融业务中剥离出来，因为预付卡业务市场化是大势所趋。

此外，中介服务商的的发行权也值得商榷。我国《支付结算办法》第六条规定，“银行是支付结算和资金清算的中介机构。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其他单位不得作为中介机构经营支付结算业务。”在电子支付系统中，往往采用一些技术服务商作为中介机构，有的中介机构还通过银行进行结算，但有的中介机构已经实际发挥着支付结算和资金清算的职能。人民银行是允许这样的技术机构从事资金结算职能，还是维护银行的专营权，禁止这样的机构涉足网上支付领域？在美国，商家会委托有专门网络资源的发行公司（如美国全国数据处理公司nationalprocessingcorporation,npc）来负责卡证印制、交易认证、实时监控、余额查询等工作，但这些公司不参加商家与持卡人的交易过程，但这些公司仅仅是提供技术支持，实质上并不参与发行。笔者认为，支付清算服务作为中央银行三大职能之一，在中央银行的职能活动中占有重要位置。中央银行作为一国支付清算体系的参与者和管理者，通过一定的方式和途径提供支付清算业务，维护支付系统的平稳进行，使金融机构之间的债权债务清偿及资金转移顺利完成，从而保证经济活动和社活的正常进行。而中介性的技术服务商作为营利性机构，其作为支付清算服务主体的公正性和公平性将受到质疑。一旦发生债权债务纠纷，中介性的技术服务商也无权自行处理，在金融法律法规及金融秩序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容易引起权责混乱、引起发行风险。同时，中介性的技术服务商在经营支付结算业务能否保持自律，也是一个不容乐观的问题。因此，在银行尚能承受支付清算业务时，笔者认为不宜让中介性的技术服务商介入支付清算业务，而仅允许其提供技术服务和系统支持。2．预付卡的兑现保证

预付卡作为一种新型的支付工具，如何保证其充分兑现？兑现不成如何补救？消费者在使用预付卡以前，实际上是预先支付相当于该预付卡内所储存价值的金额予发卡业者，因为消费者在购买了预付卡后得到的只是发卡业者的一种承诺，这种承诺的兑现从某种程度来讲要靠发卡业者的自律与诚信。而一旦发卡业者出于某种原因遭遇困境面临破产或故意延迟履行或拒绝履行，恶意欺诈的行为时，作为弱势群体的消费者很难采取及时有效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即使消费者最终采取司法途径，这些不法发卡业者早已转移资产或干脆携款潜逃了。因此，对该发卡业者是否应比照金融机构所收受的存款一样，要求其提拨一定比例的存款作为法定准备金？而如果非金融机构也可以发行预付卡，则银行法等相关金融法规如何适用于非金融机构？目前国际上主要有两种典型的预付卡保证方式：日本的保证金供托和美国的存款保险。日本制度的优点在于彻底排除了担保财产因一方原因灭失的可能，以防债务人不当减少责任财产，保障债权的实现；但也正因为担保财产的中立占有性，剥夺了其使用和流通的经济价值，也影响了债务人的清偿能力。正是为了克服上述不利后果，法律才允许发行者可以根据法律规定与第三者签订类似与我国保证合同的“保全契约”。美国的存款保险制度相当于把预付卡总户头看做一个存款户头，从而规定对于由联邦保险的银行和储蓄信贷机构提供资金的预付卡，银行或存款机构对于预付卡账户资金有按比例缴纳保费的义务。其不足在于保险公司理陪能力有限（许多存款保险有上限），另外发行主体必须将预收资金存在金融机构中才能被看作“存款”，这样得益于存款保险制度的持卡人就更少了。总而言之，日本与美国方式的区别主要有以下2点：

(1)性质不同。日本的保证金供托制度实质是一种自我保证行为，即发卡业者以一半的预付卡资金抵押在指定的政府行政机关来确保其债务的履行。而美国的联邦保险存款制度实质是一种风

险的分散转移行为。发卡者通过向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费后一旦发生无力偿还债务的情况，将由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承担相应给付责任。

(2)适用范围不同。日本的保证金供托制度适用于任何发行主体。而美国的联邦存款保险制度仅适用于由联邦保险的银行和储蓄信贷机构提供资金的预付卡，符合此项标准的是数量有限的开放型品牌预付卡（他们往往由联邦存款机构发行或合作发行）。

两种方式有着各自的优缺点，中国该如何建立预付卡兑现保证制度？笔者认为，中国应该兼收并蓄，将保证金和保险制度与银行连带责任结合起来。正如上文所述，银行在现阶段应担负起发行主体的重任，它有义务核实委托人的资质，由于银行的疏忽而造成持卡人损失的，银行应该承担连带责任。但单独让银行作保证是不够的，也是不公平的，因为这样银行收取的代理费与承担的风险及不对称。因此，鉴于我国存款保险制度远未成熟，借鉴日本的供托制度，笔者认为，商家应该在委托发行同时在银行预存一笔保证金（具体比例可以在发行合同中按商家实力酌定），在商家无法兑现时，应该首先用保证金偿付，然后视银行过错大小使其按一定比例赔付。另外，笔者设想可以建立预付卡资金保险制度，将参加强制保险作为发卡商家的法定义务，商家定期自行或集体（如成立预付卡发行行业协会统一办理）交纳保险费，保险公司则在商家无力偿付时支付保险金，从而达到转移风险，保护持卡人利益的目的，银行也可以将是否参加预付卡资金保险作为发卡审核的一个指标。3．预付卡资金划拨

发卡业者在取得持卡人预先支付相当于该预付卡内所储存价值的金额的资金后，如何正确使用这笔资金？如何对这笔资金进行有效监管？如何避免一些商家钻法律漏洞，违规挪用预付卡基金，去从事高风险投资从而导致一旦亏损，消费者的损失无法挽回？这些问题都直接关系到持卡人即消费者的切身利益。而此前在我国非法发行的代币券（卡）风险很高，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发行这些代币券（卡）的目的就是迅速集聚大量资金并对其占有使用，实质上是发卡者的非法集资行为，其使用方式纯粹由发行者自己支配，至于对持卡人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承诺是否能够兑现，发卡者根本无法保证。而本应作为监管部门的银行或工商管理部门，由于缺乏完善的法律依据和有效的监督手段，对于发卡业者任意支配“预收款”的行为显得力不从心。结果是这笔资金遭受亏损，而发卡业者又无其他资金予以弥补，最后由消费者承担一系列损失。相比代币券（卡），预付卡的发行宗旨是出于增加消费者忠诚度、加快结算速度、促进全价销售、掌握顾客消费习惯并改善销售预计等，而非出于集资。同时，预付卡资金往往是存入固定的银行总账户中，因此，通过银行对资金划拨进行监控，其使用应该也能够受到限制。美国各州的《资金划拨法》（moneytransmitterlaws）对此问题有着严格的规定。

《资金划拨法》规制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两个条款中（具体内容见上文）。既然我们提出中国今后应采取银行发行的方式，笔者认为有必要通过立法规定预付款必须存于发卡银行的帐户内，商家在使用帐内预付款时向银行进行申报，其使用理由应该符合营业惯例，对于商家动用预付款进行投资的申请，也应在一定限度内允许其从事低风险或无风险的投资。同时，由于笔者主张的是银行为主导的发行机制，一方面商家（包括代销点）或银行作为预付款的第一收款人应该保证资金第一时间转入发卡商家的预付卡总帐户内，防止任何一方滥用预付款的可能，另一方面银行应该适时监督商家是否妥善使用了预付款，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应该采取应急措施，包括冻结帐内余款和启用发行保证金等。以上这些都需要银行资金划拨制度的进一步完善。4．预付卡余额

预付卡过期后，卡内余额是否还能继续使用，或应退还持卡人？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预付卡逾期失效不退余额涉嫌霸王条款。”另一种则认为“预付卡逾期失效不退余额符合国际惯例”。应该注意到，发卡业者不退余额，本质上是一种不当得利。以电信预付卡为例，持卡人与电信经营商建立的一种服务合同关系。经营者提供的电信服务，是在一定期限内，以服务时间作为具体计价单位的。从民事法律角度来认识，持卡人通过支付对价获取充值卡后，其对卡内包含的以金钱为代价的时间就依法享有所有权。因为持卡人不能像宽带包月服务那样，在这个期限内，无时间限制地享用电信服务，而只能在这个期限内，按自己用预付款形式所购的具体服务时间(或分或秒)来逐步消费自己用钱换来的时间，直至用完。当服务期限到期后，经营商可以停止向持卡人服务，但无权剥夺服务期限内没用完的服务时间。因为充值卡中剩余的服务时间是持卡人用“预付款”形式换来的“无形资产”，经营商对这部分时间不享有所有权。因为他还没有通过服务来获得这部分“预付款”的权利。因此，经营商要把这部分时间所包含的财产价值占为其所有显然没有任何法律依据。预付卡到期仅仅意味着发卡业者和持卡人之间的服务关系结束，并不涉及持卡人预付款的权属变化。只有持卡人对余额明示放弃，才会产生余额归发卡业者的法律后果。而发卡业者如果以格

式合同形式扩大自己权利，限制并剥夺持卡人财产权利的约定依法显属不公平的无效行为。因此服务期限虽然到了，但这些未得到服务的余额所体现的财产权利还是客观存在，发卡业者应退还余额，如不退还，将构成不当得利。这里还涉及到另一个问题：由于持卡者的健忘、疏忽大意而造成的预付卡内余额长期无人认领以至于超过了一定的时效，其所有权的归属如何处理？根据美国的《无主财产法》（abandonedpropertylaws）规定，无人认领财产的持有人在尝试寻找所有者未果的情况下应将此财产上交各州政府保管。我国的《民法通则》也有类似规定，但是如何实践仍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发卡者对于预付卡余额的无偿占有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而任何没有合法事由拒绝退还预付卡余额的行为都可视为不当得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