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产继承纠纷一案代理词

析产继承纠纷一案代理词（精选5篇）

篇1：析产继承纠纷一案代理词

析产继承纠纷一案代理词

审判员：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我所接受本案三名原告的委托，并经其同意，由我作为三名原告的代理人。根据刚才法庭调查的结果、本案的事实及我国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现在，本代理人发表以下代理意见：

一、本案的基本事实：

杨赢洲和马秀金分别于1992年1月17日和2005年4月13日去世。杨赢洲生前系首都钢铁公司研究院高级工程师。1977年4月30日，原告杨建岭由河北省大名县将户口迁移到北京市海淀区清河镇永泰庄村，跟着父亲一人来到北京。1977年5月份，杨建岭在清河镇永泰庄生产队参加劳动。因原告父亲杨赢州系城市居民，这样迁移到清河镇永泰庄村的农村户口户主写的是原告母亲马秀金的名字。于是，在1978年8月份，在马秀金及本案的三名被告还没有来到北京时，原告杨建岭便以母亲马秀金的名义在该村申请建筑北房4间。建筑这4间北房时，由原告父亲杨赢州的所在工作单位首钢研究所出大部分材料，其余材料都是原告杨建岭自筹。房屋主体建成后，原告杨建岭找人帮工、管饭，余下的活计全都由杨建岭及伙伴帮忙完成。建房那一年，原告杨建岭18岁，被告杨建军13岁，杨险峰10岁，杨建中5岁。即自1978年9月建完这4间北房后，原告一直到今天，仍然居住在靠东面的一间房屋里。1981年过了春节后，原告母亲马秀金和被告杨建中、杨建军才来到北京，并与原告父亲杨赢洲在北房靠西面的三间房屋里居住。1984年被告杨险峰和原告杨建岭的奶奶张五月也来到北京，在北房东数第二间房屋里一起居住。1992年杨赢洲去世后，马秀金和张五月及原告杨巍（9岁）在东面第二间居住。被告杨建中搬到北房西面第一间居住，直到至今。1982年1月3日，杨建岭与孟晓云结婚后就与父母分家另过了，因家中住房紧张，原告杨建岭经原永泰庄大队书记梁华奇的口头批准，杨建岭与前妻孟晓云在该院落里建筑东厢房2 间，南房2间。1997年7月份，原告杨建岭与张丽又在该院落里建筑西厢房2间。2000年10月份，二原告杨建岭与张丽又将2间东厢房进行了翻建，而2间西厢房由原告母亲马秀金生前翻建。

二、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应当得到支持 1、1978年8月份建筑的4间北房，原告杨建岭已经参加劳动，并在建筑房屋时，是主要的劳动者。分得一间房屋，即合情合理，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一条第二款关于“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和第七十八条关于“财产可以由两个以上的公民、法人共有。共有分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按份共有人按照各自的份额，对共有财产分享权利，分担义务。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规定。2、2间东厢房和2间南房，是原告杨建岭与前妻孟晓云婚后分家另过时所建，并得到了当时村委会书记梁华奇的批准，2000年10月份原告杨建岭和张丽又进行了翻建，该四间房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六条关于“公民依法享有财产继承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应当归原告杨建岭和张丽及杨巍共同所有。

3、西厢房最初由原告杨建岭和张丽婚后所建，2000年10月份又由马秀金翻建，现二原告主张分割一间房屋，依法应予以支持。

三、关于宅基地的使用权。

当年申批该处宅基地时，原告杨建玲不但与父亲一起生活，同时也参加了劳动。又因为其父杨赢州是城镇居民户口，而杨建岭与其母亲马秀金及本案被告是农业户口，所以，申请和批准该处农村宅基地，是以全家人（除杨赢州外）作为一户，而以马秀金的名义审批的，该处宅基地的使用权人，应当是全家人（除杨赢州外），而不是马秀金一个人。也就是说，批准使用农村宅基地，是按户审批，而不是按个人审批。

四、北京市海淀区第二公证处（2005）京海民证字第0655号公证书，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二十九条关于“公证机构对申请公证的事项以及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按照有关办证规则需要核实或者有疑义的，应当进行核实”的规定，该公证处对2005年1月13日所出具的证明，没有进一步核实，便对马秀金的遗嘱进行公证，所依据的事实不真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六条关于“经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项公证的除外”的规定，2006年5月29日，东升乡马坊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证实，北京市海淀区第二公证处（2005）京海民证字第0655号公证书所依据的事实错误，该项公证不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并不予采信。

五、关于遗产的继承

1、对清河镇永泰庄村1号的房屋分割后，可继承的遗产还有北房3间，西厢房1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关于“配偶、子女、父母”是第一顺序继承人的规定，应由原告杨建岭与三名被告共同继承。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 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６２条规定“遗产已被分割而未清偿债务时，如有法定继承又有遗嘱继承和遗赠的，首先由法定继承人用其所得遗产清偿债务；不足清偿时，剩余的债务由遗嘱继承人和受遗赠人按比例用所得遗产偿还；如果只有遗嘱继承和遗赠的，由遗嘱继承人和受遗赠人按比例用所得遗产偿还”。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马秀金的遗产应当将原告杨建玲的4万元债务清偿后，才能够按照遗嘱继承和法定继承。

综上，原告代理人认为，原告的诉讼主张反映了本案的事实，并符合我国相关法律的有关规定，恳请人民法院予以支持。

代理人：陈晓琼

北京陈晓琼律师事务所

篇2：析产继承纠纷一案代理词

审判长，审判员

安徽弘大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原告张*的委托，特指派我作为张*离婚一案的诉讼代理人，通过阅卷以及与当事人的沟通，并结合庭审情况，对于案件的事实已清楚掌握，现结合法律与案件事实情况，发表一下代理意见。

一、原被告感情确以破裂，法院应判决其离婚

本案中，L女士与M男士无论从性格还是生活上都有很多不同之处，这些L女士都有思想准备，也在努力去做，为的就是组成一个家庭不容易，要为家庭多考虑，所以L女士在与M男士生活中能忍则忍，能让则让，为的就是家庭能够和谐美好。但M男士的行为太让其失望，M男士对孩子不管不问，不承担抚养义务，还经常对L女士拳打脚踢，对其家暴。由此导致原被告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请求法院判决离婚。

二、婚生女应由L女士抚养，M男士按法律规定承担抚养费用。

原被告于2003年5月经人介绍相识，于2003年10月15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L女士于2004年7月生育一女。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L女士要求抚养女儿。孩子从出生一直由其抚养，其已经适应目前的生活方式，并且对方对孩子不管不问。孩子现在的日常生活需要母亲照顾，且女孩跟随母亲无论从以后的生活还是生理期教育都对孩子有益。对方没有照顾过孩子，根本不会照顾孩子，孩子跟随其生活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基于孩子成长考虑，孩子应该由 L女士来抚养。

对方应支付抚养费用。抚养费义务是一项法定的义务，抚养费用也是法定的费用，我国《婚姻法》第三十七条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之规定，子女不管跟随哪方抚养，对方都要承担抚养费用，据此，依照法律规定M男士应支付抚养费用。

三、夫妻共同财产依法分割

L女士与M男士有一处房产，位于颍东区**巷*号*幢*室。权属证书表明属于夫妻共同共有，是夫妻用其共同财产购买。因此，此套房产是夫妻共同财产的转换。依据《婚姻法》第十七条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根据法律规定，此套房产是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对于房产的分割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请求法院依法分割。

篇3：析产继承纠纷一案代理词

代 理 词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根据法律规定，浙江XX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陈某的委托，并指派我担任其代理人，依法出席法庭参加诉讼活动。

本案通过刚才法庭调查、质证，代理人为了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代理人除对原告主张的借款的真实性有异议外，认为被告郑某即使有向原告借款，也属郑某的个人债务，不属陈某与郑某的夫妻共同债务。理由有：

一，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缺乏事实依据。

1，被告陈某对原告提供的《借据》的真实性有异议； 2，原告在诉状中称“两被告因资金周转向原告借款”不事实，原告对此主张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实际上原告提供的汇款凭证，通过其继父、妻子支付给被告郑某四笔共计60.50万元，但是证人一与原告母亲不具有婚姻关系，证人二与原告已于所谓的借款发生之前2009年11月30日离婚，其所主张的亲属身份关系均不存在。至于证人一于2009年10月21日汇款给被告陈某父亲10.20万元，是证人一与被告父亲之间的经济往来，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人二于2009年12月28日、31日次，10年1月15日、1月27日共四次汇款给被告郑某，也只能说明证人二与郑某之间的经济往来，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另外原告所主张的16.80万元也没有交付的证据。所以，被告对《借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且

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借款已经交付履行。

2，被告陈某与被告郑某虽于2001年11月12日登记结婚，生育一个孩子，但未按本地的风俗举行结婚仪式，被告陈某与孩子长期生活在娘家，生活费用由陈某的父母承担。而被告郑某长期在外，陈某对郑某的情况不是很了解。陈某与郑某没有固定地共同生活，没有一个固定(稳定)的家，更没有为共同生产或生活向外举债的必要。

原告提供的《暂停人口信息登记证明》，证明被告陈某在“曾于2010年7月10日到2010年9月6日在地南京”，而本案原告主张的借款发生时间在2009年10月21日至2010年1月27日，原告主张的立据时间是2010年12月份。该证明反而证明原告主张的借款时间和立据时间，被告郑某于陈某不在一起，被告陈某没有共同借款的时间。

3，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郑某的借款是与陈某共同意思表示，即共同举债的合意。

所以，即使被告郑某向原告借款的真实的，在事实上是被告郑某的个人债务。

二，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缺乏法律依据。

原告认为被告“陈某对夫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应共同承担偿还义务”，缺乏法律依据。虽然最高法院《婚姻法解释

（二）》第24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代理人认为，关于夫妻共同债务，对《婚姻法解释

（二）》第24条的理解应当回归立法，忠于立法，应根据《婚姻法》

第41条、结合《婚姻法解释

（一）》第17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9条规定，综合认定。

首先、《婚姻法解释

（二）》是对《婚姻法》相关问题作出的解释，其第24条的规定是相对于《婚姻法》第41条夫妻共同债务所作出的司法解释。而《婚姻法》第41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共同偿还。明确夫妻共同债务是因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婚姻法解释

（二）》第24条规定“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共同债务”应在《婚姻法》第41条规定的“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范围内。

其次、《婚姻法解释

（二）》第24条规定“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其法理基础是夫妻日常家事代理，即是指夫妻一方因家庭日常事务而与第三人为一定法律行为时，被代理方须对代理方从事家务行为所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譬如：妻子因子女教育需要而向他人借款，应属其与夫的共同债务，其丈夫应共同偿还。

关于夫妻日常家事代的法律依据，《婚姻法解释

（一）》第17条(一)规定，夫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的，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该解释明确了夫妻日常

家事代理限为“日常生活需要”。如果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必然涉及夫妻共同财产的减少，同样适用《婚姻法解释

（一）》第17条规定，限于“日常生活需要”。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9条规定“日常生活需要”是指夫妻双方及其共同生活的未成年的子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必要事项，包括日用品购买、医疗服务、子女教育、日常文化消费等。

而被告陈某与郑某虽已领取结婚证，但领取结婚证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办理孩子的出生手续和户口登记，俩被告在事实上尚未组织家庭共同生活。被告郑某借款不可能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其借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再次、在《婚姻法》第41条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夫妻共同债务是“因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的前提下，原告主张夫妻共同债务，应对被告郑某借款是因“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承担举证责任。理由有：

1，原告是债权债务关系当事人，在控制风险方面具有较大的主动权，在收集证据方面也有优势，如果原告认为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完全可以在出借时要求夫妻另一方作出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

2，即便不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原告的债权并非无法实现，其债权仍可以向借款的夫妻一方即被告郑某主张

3，被告陈某没有参与借款关系，如果对被告陈某课以过重的举证责任，则很可能诱发虚假诉讼。

所以，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对外的借款，出借人认为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应承担举证责任。

基于上述，本案原告所主张的借款虽发生在被告陈某与被告郑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借款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不属于被告陈某与郑某的夫妻共同债务。同时原告也不能举证证明是俩被告人夫妻共同债务。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陈某的诉讼请求。

以上代理意见请法庭采纳

代理人：浙江XX律师事务所律师

律 师

篇4：析产继承纠纷一案代理词

（一）（2012.12.31）

尊敬审判长、审判员：

受原告王某莹的委托和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的指派，我们担任王某莹与冯某威离婚纠纷一案原告的一审代理人。经过2012年12月18日的庭审，本案双方感情、孩子、财产等基本事实已经查明。尤其是，被告几乎全部承认原告方证据的真实性，那么合议庭应对原告方的证据予以采纳。现在我们根据庭审的情况、双方的证据，紧紧围绕双方所的争议焦点，发表代理意见。

一、被告长期与第三人魏某路发生性关系，导致夫妻感情破裂。

被告和第三人魏某路均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某百信息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某百中心”）工作，魏某路在2011年已经与单位同事方某隆订婚，而方某隆则是被告的好友。然而，原告万万没有想到，被告借工作之便利，与其好友的未婚妻魏某路发生乱伦之举。

从原告所提供的视频，可以看到被告经常与魏某路在某百中心的合作酒店某268酒店皇岗店、某瀑布酒店开房，言行十分亲密，显然是公款偷情。（见原告证据9，被告承认该证据的真实性。）

2011年9月10日事发后，被告向原告写下保证书，承认其在2011年5月开始一直与魏某路发生性关系，对家庭造成十分严重的伤害，保证以后改过自新。（见原告证据8，被告承认该证据的真实性。）然而，被告对此却没有任何悔意，仍然是早出晚归，与魏某路继续情缘未了。为了与魏某路继续偷情，2011年9月被告离家出走，彻底抛弃了家庭。

被告与魏某路的婚外情有被告的保证书、开房视频和何某玲的证言所证实，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事实。然而，在今天的庭审中，被告仍理直气壮地否认。由此可见，至今被告对其所作所为仍毫无悔意，无动于衷。

被告长期与其好友的未婚妻魏某路偷情，违背人伦纲常，破坏了两个家庭的幸福，对原告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至今都毫无悔意。被告的恶劣行经，让人扼腕，社会影响极坏。无论在法律上，还是道德上，被告都应当为其行为负责。

为此，原告提出50000元的损害赔偿金，为的是获得最起码的精神慰藉、心理平衡和人格尊重。这也是基于司法实践和被告的经济收入情况，所提出的合理请求。

二、孩子冯某宸应由原告抚养。

根据我国《婚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以下简称《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若干意见》）所确立的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和保障子女合法权益的原则，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孩子冯某宸应由原告抚养。具体理由如下：

其一，孩子冯某宸年龄尚小，长期由原告及原告的父母照顾，宜继续由原告抚养。

《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若干意见》第3条规定：“对两周岁以上未成年的子女，父方和母方均要求随其生活，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予优先考虑：„„（2）子女随其生活时间较长，改变生活环境对子女健康成长明显不利的；„„”

《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若干意见》第4条规定：“父方与母方抚养子女的条件基本相同，双方均要求子女与其共同生活，但子女单独随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共同生活多年，且祖父母或外祖父母要求并且有能力帮助子女照顾孙子女或外孙子女的，可作为子女随父或母生活的优先条件予以考虑。”

本案中，孩子冯某宸从小至今均由原告及原告的父母照顾。这有原告的陈述、原告母亲何某玲、邻居刘某衡和邓某灵、冯某宸的幼儿园老师洪某艳等人的证言所相互印证：

1.原告母亲何某玲的证言反映：何某玲从2007年2月开始与原被告一起生活，并照顾其生活起居，待孩子冯某宸于2007年3月出生后，便一直照顾冯某宸。（见原告证据30）

2.邓某灵在2007年9月成为原被告门对门的邻居，其孩子与原被告的孩子冯某宸在同一个幼儿园读书，经常串门玩，生活上相互帮助。所以，邓某灵对原被告的生活相当熟悉。邓某灵的证言反映：冯某宸的生活起居一直都由外婆照顾，几乎都是妈妈、外婆外公接送孩子去幼儿园，很少见过孩子与爸爸、奶奶、爷爷一起。（见原告证据33）

3.刘某衡与被告的父母住同一个小区，其孩子与冯某宸也在同一个幼儿园读书。刘某衡的证言反映：冯某宸平时都是由妈妈和外婆接送。（见原告证据34）

4.洪某艳是冯某宸的班主任，其证言反映：冯某宸基本是由母亲和外婆接送。（见原告证据35）冯某宸长期由原告及原告父母照顾，在生活习惯和感情上对原告及原告父母十分依赖。况且，冯某宸只有5周岁，年龄尚小。改变其生活环境，明显对孩子的成长不利。因此，冯某宸应由原告抚养。其二，是否有固定的工作收入，在本案中无关紧要。

被告认为孩子应由其抚养的重要理由便是，被告有固定的工作，月收入约1万元。

在孩子抚养的问题上，固定的工作收入并非是一个法定衡量因素。尤其在本案中，固定工作收入更显得无关紧要。理由在于：

首先，双方现有的夫妻共同财产也足以抚养孩子健康成长。

其次，原告同样具备较好的工作能力，已经找到工资8000元/月的工作（见证据44）。只是，由于本案尚未了结，暂时没有上班而已。

最后，现在有固定收入并不意味着将来有固定收入。经历了这一次离婚诉讼，被告婚外情的事实一旦被法院认定，被告是否能在其单位中保留职位仍然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因此，在本案抚养权的问题上，固定工作收入无关紧要。并且，将来若被告被辞退，原告在收入上具有优势。

其三，被告的生活作风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

被告长期与好友的未婚妻魏某路偷情，早已经败坏人伦纲常，造成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然而，被告对他的所作所为，至今都若无其事，无动于衷，甚至蚩口否认。被告已经失去了一个作男人的道德底线，对家庭、孩子、他人和社会不负责任，只管自己寻欢作乐，极度自私。

孩子健康成长，需要的不仅仅是经济条件，更重要的是一个良好的家庭教育。作为孩子的父母，应当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方能有利于孩子的成长。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被告一言一行会直接影响孩子，为孩子树立一个坏榜样。在这样的环境下，如何奢望孩子能健康成长？

其四，被告并非真心真意想要抚养孩子。

孩子出生之时，被告父母就推脱帮手照顾孩子，认为原告父母年轻有精力，而他们自己身体不好高血压有腰病且年纪大了不适合照顾孙子。孩子的成长中，被告没有参加过学校的任何亲子活动，几乎没有给孩子讲过睡前故事。婴幼儿时期，其被告父母也只是偶尔过来原告住处看望孙子，每次停留都很短暂。尤其婚外情暴露后更是变本加厉，被告及其父母无心过问孩子的一切，在长达1年多的分居时间内从未看望过孩子。当孩子偶尔问起爸爸时，原告只能忍着泪水说：爸爸出差了。然后，以百分之二百的母爱，去关心孩子，让孩子在快乐之中，暂时忘记已经抛弃家庭的爸爸。在被告及其父母眼里，孩子冯某宸就是一个包袱。此时此刻，被告及其父母更不会想要孩子的抚养权。其之所以费尽心思与原告争夺孩子抚养，无非是想以此作为筹码，换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而已。这一点，从被告的答辩中便可得到印证。被告答辩时说，如果孩子由其抚养，愿意放弃向原告要抚养费。

任何一个爱孩子的父母，都希望为孩子取得更高的抚养费。被告又不是亿万富翁，只是月薪1万的工薪阶层。如果其真的想孩子健康成长，为何不要抚养费？显然，被告并非真心真意想要孩子的抚养权，而仅借此作为筹码，迫使原告在抚养费和财产分割方面作出让步。

综上，只有原告才是真心真意想抚养孩子，也只有由原告抚养孩子，才最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三、滨某窗房产的50%份额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被告擅自将该50%份额转移至其母亲名下，属恶意转移财产。

（一）位于深圳市南山区滨某窗花园某栋某号房产（以下简称“滨某窗房产”）原登记在被告的50%份额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滨某窗房产于2005年7月4日登记在被告和金某菲名下各50%份额（见原告证据38或附件1）原被告双方于2004年9月6日登记结婚。（见原告证据4）

该房子原登记在被告的50%份额属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又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第十条规定的情形，因此是夫妻共同财产。（具体论述见《代理词二》）

（二）被告擅自将该房产50%份额转移至其母亲金某菲名下，是恶意转移财产，应少分或不分财产。《婚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姻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粤高法发〔2001〕44号）第34条规

定：“起诉离婚前，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人民法院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可参照《婚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对该行为人少分或不分。” 2011年9月被告开始与原告分居，双方感情已经破裂。2011年11月18日，因被告母亲将冯某宸锁在其住所，原告与其父母为了抢救孩子，在情急之下破门而入。随后，被告母亲向深圳市南山区粤海派出所诬告原告及其父母打砸抢。后来，派出所认为属于家庭纠纷，不予处理。

2011年11月28日，被告擅自将该房子50%的份额转让给金某菲。（见原告证据20）

2011年11月30日，原告向贵院提起离婚诉讼。后来，被告担心家丑外扬，假意与原告协议离婚。于是，2011年12月2日原告向贵院申请撤诉。（见附件2）

2011年12月1日被告母亲金某菲向粤海派出所出示房产证时，原告才知道被告已将滨某窗50%份额转移至其母亲名下。（见原告证据20）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告在双方产生婚姻矛盾而将要离婚之际，将滨某窗50%份额擅自转移至其母亲名下，明显具有转移财产之恶意，属于《婚姻法》规定的恶意转移财产之行为。因此，在本案分割财产时，应对被告不分或少分。

四、宏某苑房产的50%份额是被告父亲赠予给原被告双方的，属夫妻共同财产。

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宏某苑某栋702房产（以下简称“宏某苑房产”）登记在原告和被告名下各50%份额（见原告证据13）。其中原告名下50%份额是被告父亲冯某鑫于2010年9月6日，即原被告结婚6周年纪念日时，赠与原被告双方的。

被告辩称该房产的50%份额是冯某鑫出售给被告的，是被告2006年支付滨某窗房产57万元房贷的对价。这种说法违背了日常经验生活法则，牵强附会，完全无法成立。

其一，支付房价57万元在前，事隔四年后，冯某鑫才把房产过户给原告。这种做法完全不符合交易逻辑。

其二，57万元的价款与购房合同约定的478032.50元价款不一致。（见被告证据6）

其三，既然被告认为该50%房产当时市值约200万元（见被告证据目录6），又为何以57万元的对价出售给原告？

其四，原告与冯某鑫签订购房合同至今，双方都没有任何金钱来往。

因此，原告与冯某鑫完全没有买卖房产的意思，双方的行为完全不符合交易的特征。

根据证据规则，被告对其主张的房屋买卖事实负举证责任。由于在实践中，不管是买卖房屋，还是赠予房屋，房管登记部门都要求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征收相应的税费。因此，仅凭原告和冯某鑫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法证明双方具有买卖关系，更无法证明该房屋50%份额是原告支付滨某窗57万元房贷的对价。

五、无锡房产的首期32万元由原告母亲何某玲支付，30%的份额属何某玲所有。

位于无锡市惠某区堰桥街道天一城某区某栋房产（以下简称“无锡房产”）是以原告名义于2007年6月9日购买的（见原告证据16），首期款32万元由原告母亲何某玲支付，何某玲占30%的份额。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由被告办理房产证。然而，被告却把房产全部登记在原被告两人名下，登记时间为2009

年9月11日（见原告证据15）。为此，2011年8月14日原告、被告、何某玲三方签订确认书，确认无锡房产的首期款32万元由何某玲支付，房产的30%份额归何某玲所有（见原告证据19）。

首先，由于被告对该确认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那么即使该确认书没有经过公证，也应当具备法律效力，合议庭应予采纳。

其次，该确认书关于何某玲支付首付款的内容有银行转账单佐证（见原告证据42）。2007年6月7日，何某玲分两笔钱存入王某莹账户***2701：一笔是现存70600元，一笔是转账191000元；同时何某玲向何某俐借款70000元，该70000元借款由何某俐直接转账给王某莹。以上款项共计331600元。2007年6月9日，该账户消费划扣300000元。这与首付款发票的时间和数额是一致的。（见原告证据18）

最后，该确认书签订的时间是2011年8月14日，在无锡房产登记时间之后。因此，该确认书是无锡房产登记所有权人事后对该房屋权属的确认，该房屋的所有权应以确认书为准。

此致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

王思鲁律师

吴杰臻律师

手机：***（王）

日期：2012年12月18日

附：1.证据38滨某窗产权信息查询表

2.（2011）深南法民一初字第2323号《民事裁定书》

篇5：析产继承纠纷一案代理词

【案由】分家析产纠纷

【办案律师】山东健华律师事务所梁清华律师

【案情介绍】被继承人徐父与张某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徐大，徐二、徐三、徐四(先于徐父去世，育有一女徐女)，徐五(去世，无子女)。张某于1943年去世。徐父于1946年与龙母结婚，结婚时，龙母携带儿子卢一，女儿卢二，现卢一已故留下四个子女(但是具体地址不详)。徐父与第二任妻子龙母结婚后，育有徐六、徐七、徐八、徐九、徐十。经查，徐父于1990年去世，龙母于1987年去世。徐父与龙母生前留有位于文登市某镇某村房屋一处，二人去世后，该房屋由徐十居住。徐十一生未婚。1991年，在办理房屋集体土地使用证时，诉争的房屋登记在徐十名下。后徐十在3月又将诉争的房屋立遗嘱给了徐八，并且经过公证。声明：我现住的民房一栋，包括正房厢房，上述房屋中，依法属于我个人的房产份额全部遗留给我的姐姐徐八所有。并且到当地的公证机关进行了遗嘱公证。204月，徐十去世。

【办案经过】本案诉讼过程中，徐四之女徐女申请参加诉讼，按照代位继承得到应得份额，卢二声明放弃继承。庭审中，原被告均认可卢一有四个子女，但均表示不知他们的具体地址。庭审中，徐一提供本案原告徐六、徐七的.证言一份，证实其父母在世时，言明分给徐一所有。但庭审时，徐六、七表示，该证言确实系他们本人所写，但是徐一要求他们所写，徐一表示如果案件诉讼成功，分到房产就会给徐六七好处，所以该证言不是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庭审中，双方再无其他证据。

法院查明事实，被继承人徐父和龙淑云去世后，遗留了本案的诉争房屋，该事实清楚。被继承人去世后，该房屋未实际分割，其继承人并未声明放弃继承权，这应视为诉争房屋一直处于共同共有状态。诉争房屋于1991年办理土地使用登记时，被继承人已经去世，后徐十一直居住使用诉争房屋，而1991年的土地登记行为属于普查性质的登记，故诉争房屋登记于徐十名下的行为应认定为系徐十代表诉争房屋其他共有人进行的代表登记行为，而不应仅凭登记即认定为徐十享有诉争房屋的所有权。所以被告徐八以房屋土地登记在徐十名下，且徐十已遗嘱该房屋由其继承为由，主张诉争房屋归其所有，理由不当，不予支持;另外徐六、七先后对自己出具的书面证人证言进行否认，因而法庭对该证据也不予认可，综上，徐一要求全部获得该房屋的主张也得不到支持。

本案中，徐父经历两次婚姻，其与第一任妻子张某共生育徐一、徐二、徐三、徐四、徐五，张某去世后，又与龙母结婚，婚时，龙母已育有龙一、龙二，且当时二人均未成年。但是，龙一一直随生父生活。徐父与龙母结婚后，又育有徐六七八九十。所以上述子女中，徐一、徐二、徐三、徐四(代位)、六、七、八、九、十，以及龙二、龙母是徐父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后龙母去世，徐一、二、三，卢二、卢一、徐六七八九十属于龙母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