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检举信（共3篇）
篇1：学校检举信
您们好!
己是第三次写这封信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到现在还未见处理结果，无论是否引起您们的重视，我们将一如既往，各位村民代表将永不放弃地向上级部门投送报告。
针对常宁市胜桥镇合泉村书记：，为使自己争当第三届书记及村长，一直施展非法手段选主，目的可以贪到1000多村民国家的各项农村补贴的金钱利益，有关他任职以来，**未停，一波再起的趣味丑闻，我想上级也许了解，但在这里有必要再次补充说明他的行为：
1.身为村委书记自行带头超生三胎，两个弟弟超生四胎，请查户口薄。
2.选主期间，利用帮助过的超生家庭成员拉票争当连任书记。
3.善用职权，逼迫超生良家妇女，陪同外出旅游一个月的条件来减免罚款不。
4.身为计划生育专干负责人，私吞近几年来计划生育部分罚款。
5.私吞20xx年至20xx年农保款，植保款，国家补助款。
6.私吞20xx年至20xx年退耕还林国家补助款。
7.私吞近几年来己去逝之五保户老人每年国家补助款。
8.善用职权私吞代村民办理建房证费用。
9.私自变卖村内六组大型水排抽水机电设备之费用。
10.身为村委书记，拉帮结派，不顾村民感受，村民出钱修路不受理，自行修到自己家门口。
11.为了争当书记，村长等职务害怕落选，未能提前三天通知公平竟选，而是策划在7月5日赶板桥市场这一天，部分村民上市场去了，利用这个空档，当天上午通知，就立即选主，同时把在广东打工的兄弟和计划生育超生受益家庭(彭仲义超生三胎)的兄弟，全部从广东叫回来，并报销来回车费，利用他们强行拉票，全村一千多人，在家三百人左右，为何选票有一千多张，多出废票全部变成有效票，不可思议，太明显了，严重违范选主法。身为镇长谢爱平，争一只眼闭一只眼，害怕被村民打他，还请烂仔黑 社 会人员作为自己的贴身保镖，出场选主会，不可思议未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据说镇长：跨下海口承诺说：“只要我在胜桥镇一天，书记就是你的，选不选只是一个形势，计划生育我帮你搞定，书记当不了，当个村长也是一把手，照样可以掌握大权，即是我调走了，花点钱也可以帮你搞定”。
这样的镇政府领导真是败类!有关上述这么多违纪违法事项，无人管、无人问，为何还可以这么嚣张?
后台是谁，不得不让我们引起反思?
这证明村干部与镇干部之间的利益特殊的存在。
1.为什么超生三胎还可以连当三届书记、村长镇级领导为什么不依法处理呢?
2.为什么选主不提前三天通知，村民的投诉，镇委书记为何不引起重视，为什么不进行重选?
为什么一次性海选还能成功告局?
以上请上层政府领导再次引起重视，对这个制造麻烦，给政府拖后脚和败类书记，镇长、镇委书记，应给予免职或降职，清算帐务，让村民知道这个社会还是有清官和父母官真正存的在。
事项情节严重，请政府一定要严加查办，调查时请找正义村民，请不要先找镇领导调查，以免通知事前准备，而调查失败。
我们合泉村全体村民共同期待各级领导处理结果，我们村全体党员和老干部都愿意接受您们的采访。
此致敬礼
湖南省常宁市胜桥镇合泉村村民代表
篇2：财务人员的检举行为研究
在国外对于检举行为已经有了相当详尽的研究, 而我国近年来, 腐败案的频频发生,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我国的检举制度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为此, 本文在国内外检举行为研究的基础上, 分析了我国检举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需要完善的地方, 并对此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方法, 以使我国的检举制度更加完善。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有关检举的研究相当详尽。美国的George, Richard T (2002) 深刻论述了企业员工的检举问题。他把检举分为内部检举、个人检举、外部检举、政府检举, 进而区分了道德上禁止的检举、道德规范允许的检举、道德规范要求的检举。国外有关检举行为的法律也相当完善, 其中又以美国最为显著。为了遏制接连不断的对政府的欺诈行为, 鼓励个人揭发检举欺诈政府行为, 林肯总统于1863年签署了《欺诈声明法》。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公务员制度改革法》。而最为著名的当属美国国会于1989年颁布并于1994年完善的《检举人保护法》。
与国外相比, 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 国内理论及实务界对检举行为的研究起步较晚, 还处于较低的水平。朱小理 (2005) 认为, 目前我国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检举制度还很不完善, 要进一步完善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检举制度, 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另外, 在我们还没有从制度上保护举报者的合法权益之前, 不宜提倡署名举报。钱曦 (2003) 指出, 检举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 公民有权依照法律的规定对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和检举, 以防止权力腐败的蔓延。不难发现, 国内学者已经意识到, 检举是有效抑制腐败和舞弊蔓延的重要手段, 但是由于相关制度的不健全, 尤其是检举人保护制度的不健全, 导致人民群众只是检举的看客。学者们认识到检举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重要政治权利, 实现检举的关键在于完善法律制度的约束, 从制度层面来促进检举的程序化。
同时, 我国并没有一部专门针对检举行为的法律, 只是在《民法》、《会计法》等法律中有着笼统的描述。而有关财务人员的检举行为方面的研究, 虽然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距离充分保护检举人合法权益的目标还相差太远。在我国, 有关财务人员检举事项的规定只是在《会计法》、《总会计师条例》、《中央企业总会计师工作职责管理暂行办法》中有着粗略的描述。《总会计师条例》第18条第二小项:对偷税漏税, 截留应当上交国家的收入, 滥发奖金、补贴, 挥霍浪费国家资财, 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 不抵制、不制止、不报告, 致使国家利益遭受损失的予以处分。《中央企业总会计师工作职责管理暂行办法》第五章第37条:在企业财务会计工作中, 对于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财经纪律行为, 总会计师不抵制、不制止、不报告的, 应当依法追究总会计师工作责任;造成重大损失的, 应当追究其法律责任。很明显, 我国有关财务人员检举事项的法律规范已经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步伐, 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进行改进。
二、检举行为的内涵及构成要素
(一) 检举行为的内涵
检举是指信访人采取各种信访形式揭发违反党纪、政纪以及各种不正之风、违法犯罪的问题并要求查处的行为。检举人与检举事由不必要有直接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4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 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举报”。
企业中的财务人员应该在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开展工作, 对于企业财务信息的真实性负有责任, 维护企业的根本利益。但是当企业触犯了社会的利益时, 财务人员则面临道德困境。此时, 财务人员在提高自身的业务素养, 洁身自好的同时, 还需要付出一些更多的努力去保障公众的合法权益以及财务信息的真实性, 而检举正是其间的一种主要方式。
(二) 道德规范允许的检举行为之构成要素
检举是财务人员在了解并有确凿证据证明员工或公众利益将要受到伤害且通过公司内部机制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 为了维护道义的正义性与公正性, 通过一定渠道反映此伤害的方式。下面, 将从三个要素对道德规范允许的检举行为进行简要分析。
1. 检举动机合乎道德规范要求。
检举是财务人员主动行使民主监督权利的行为。检举行为的动机是推动财务人员从事检举活动, 并朝着检举成功的目标不断前进的动力。财务人员在进行检举时, 动机是决定其检举性质的重要依据。从内部的需要角度出发, 检举行为在财务人员看来是其工作的组成部分;从外部的诱因来说, 检举行为能够带给财务人员激励效果, 而激励既有物质方面的, 也有精神层面的。此外, 财务人员自身的道德感也会要求他们出于维护社会公众利益而进行检举。
2. 检举事实的分析有理有据。
公司的舞弊行为大多数时候是经过舞弊者掩饰的, 即使作为内部的财务人员, 也需要经过认真分析才能发现。财务人员的调查分析必然是要经得起推敲的, 而不能是自己主观臆断、凭空想象的, 这就要求财务人员检举时, 要有证明其检举真实性的重要依据。
3. 检举渠道符合组织程序。
财务人员在检举时一定要有一个诉诸的渠道, 使自己所掌控的信息能够得到传递或者发布, 使信息中所反映者受到关注或惩戒。同时, 这个渠道又要求具备良好的保密性, 以使检举人员的利益得到保障。因此, 为保护检举人的利益、保障检举的有效性, 检举渠道要符合组织程序。
三、我国财务人员实施检举行为所面临的制约因素
针对我国的检举所面临的现状, 如财务人员不敢检举, 对检举人的保护不力等, 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制约因素进行分析。
(一) 有关检举的法律体系还不完善
我国的财务人员不敢检举或者检举之后受到打压报复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我国有关检举的法制体系还十分不完善。在《会计法》、《总会计师条例》等几部法律规范中, 没有完全明确检举人的权利与义务, 对于检举人的保护方面更是所提甚少。如在《会计法》第30条中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的行为, 有权检举。收到检举的部门有权处理的, 应当依法依照职责分工及时处理;无权处理的, 应当及时移送有权处理的部门处理。收到检举的部门、负责处理的部门应当为检举人保密, 不得将检举人姓名和检举材料转给被检举单位和被检举个人。在法律规范中, 对于时限的规定很模糊, “及时”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 法律中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规定。收到检举的部门“应当保密”, 只是说该部门可以保密则也可以不保密, 并非其一定要履行的义务。这样一来, 就存在暗箱操作的空间, 对检举人不利。
(二) 财务人员对于检举的认识还有待提高
在我国, 很多财务人员认为检举行为是一种不忠诚的行为。如果财务人员进行检举, 则需要承受除了物质压力之外的精神压力。在这种重大压力下, 就会造成财务人员对于舞弊行为不闻不问, 默许这类行为的发生, 更有甚者串通管理层共同舞弊。此外, 我国财务人员的公民意识不强, 没有认识到检举对于整个社会的作用。
(三) 公司内部治理尚不健全
由于我国的特殊情况, 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包括一部分私营企业是由原国有企业或其他政府部门控制的实体重组改制而成的, 尚未实现真正的公司制转变。在企业中, 一股独大的现象严重, 管理层对于信息权及人事权等的控制使财务人员缺乏勇气去揭露问题。财务人员进行检举时, 检举无门, 不知自己将向哪一个负责的部门检举。有时, 检举人往往会面临着这样一种窘境:自己的检举证据被自己检举的当事人获取, 当事人成为检举的受理人。在此种情况下, 检举当然不会成功, 而检举人的权益受到伤害也在所难免。
(四) 理论研究有待加强
我国的检举行为与国际相比起步较晚, 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我国的经济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对于财务人员的检举行为研究更是需要经历一个转变的过程。目前在我国尚未形成较为完善的现代检举理论, 难以对检举行为提供有力支持。
四、促进和规范我国财务人员实施检举行为的对策
针对前文对我国推行检举行为所面临制约因素的分析, 提出了检举行为在我国运用的具体措施。
(一) 完善有关检举的法律规范
我们可以在现有的有关检举的法律规范的基础上, 尽可能去完善《会计法》、《总会计师条例》等几部法律规范中的规定。受理检举的时限需要得到明确, 如写明在多少工作日内需要进行何种处理。而对于检举人的个人资料以及检举材料一定要严格保密, 泄密者将受到重罚。此外, 对于检举人权益的保护措施在法律规范中需要详细写明, 保护措施既包括物质方面的又包括精神方面的。
(二) 提高财务人员的检举意识
财务人员是检举的主体, 提高财务人员的检举意识对于检举行为的推广有着极大的作用。提高财务人员的检举意识主要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方面是增强检举人内心的需求, 可以通过加强道德教育实现;另一方面是增加检举的外部诱因, 可以通过激励或惩戒的方式实现。
(三)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很多财务人员在检举之后受到打击报复, 在一定程度上与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有关。所以, 应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 督促公司规范运作, 如完善董事会结构, 建立健全董事会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及激励约束机制等, 使财务人员敢于检举。同时要大力拓宽检举渠道, 坚持原有走访、书信、电话等形式外, 要结合信息化迅速发展实际, 增加网络、传真等举报渠道。
(四) 加强理论研究
法律的不完善, 使被检举人逃避法律责任, 纵容了被检举人的违法行为, 也增加了检举人的检举风险。所以, 在此需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研究成果, 建立完善的检举保护制度, 落实被检举人承担责任的具体范围, 以降低相关利害关系人的诉讼难度。
我国是一个经济起步较晚的国家, 在有关经济建设方面的理论一直在探索中, 检举行为的建设也不例外。随着经济的不断转型以及我国人民的素质及公民意识不断提高, 检举行为得到越来越多财务人员的认同。虽然我国在推行检举行为的过程中依然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但是经过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中的不断探索, 我国终会形成自己的一部“检举人保护法”, 而且更多的财务人员敢于成为检举人。
摘要：本文在国内外检举行为研究的基础上, 对道德规范允许的检举行为的构成要素进行了分析, 指出我国财务人员检举行为所面临的困难及检举制度需要完善的地方, 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
关键词：财务人员,检举,公司治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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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一封检举信引发的地震
2010年1月21日,一条消息以各种方式被迅速传播,“足协官员足管中心主任南勇、足协专职副主席杨一民及女子部主任张健强上周被扫赌组带走……”第二天,体育总局 “免去南勇和杨一民在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的职务”的宣布更使事情变得让人激动又充满了猜测。
这个事件的转机或许是从一个月前的一纸信件开始的。
2009年12月15日,一封匿名检举信寄至公安部及相关部门和许多记者手上,信件标题为《中国足协黑幕揭秘》。
信件中的内容远比耸人的标题更加令人震惊——文中检举了一年前刚接任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南勇如何“勾结”他人、致使足协亏空,包括爱福克斯公司冠名赞助2006年中超联赛的黑幕等等经济问题。
此后一个月,足协风平浪静的表面下暗流涌动:民间谣言四起,公安部门暗中设局。中国足球界一场惊天动地的地震正在蓄势爆发。
暴风雨欲来
12月17日,第三届足球代表大会开幕前4天,被突然叫停。足代会是中国足球的最高权力机构,每四年召开一届,本届会议原定于2007年召开,因女足世界杯、北京奥运会和第11届全运会一直被“无期限推迟”。而这次,体育总局方面给出的原因是“章程问题”。
在中国足坛发起“反赌打黑”风暴的关键时刻,这一说法显然很难让人相信。许多人开始怀疑:中国足球是不是又有什么风吹草动?
事实上,在收到匿名信后,公安部门已经开始对南勇进行监控。调查专案组成员和国家体育总局的相关领导进行了沟通,称必须依法将南勇等人带走配合调查。
在12月17日,即中国足协突然宣布足代会推迟之时,有消息称,总局高层就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他们已知道公安部调查组准备调查南勇、杨一民二人,虽然没法确定最后结果,但鉴于当时特殊的形势,总局直接命令推迟足代会。
2009年冬,一场由境外赌球事件为导火索、由司法部门牵头并直接领导的“反赌战役”在中国足坛轰轰烈烈地打响。从2009年8月份以来,公安部门已先后两次公布了中国足坛反赌打黑行动的案情,王鑫、王珀、尤可为等十多名足球圈内人被捕,整个足球界如坐针毡。
足协似乎也在极力表明自己正按正常轨迹进行工作的状态。当人们担心2009年反赌又会像前几次一样雷声大雨点小,南勇立即在12月11日接受央视采访时信誓旦旦地表态:“(反赌)行动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足球反赌不会停止。”
而随后,足代会召开时间的不断推迟一步步加深了大家的疑惑——1月10日、1月15日、1月20日,中国足协确定的这些时间,没有一个得到总局的最终首肯。
其实,对一些喊着“捉贼拿赃”的领导,外界早有多番猜测。2009年11月从警方传来消息表明,抓赌绝对不可能到此为止,肯定会涉及到足协副主席级别的人物。
而免去南勇职务一事,其实早已有此决定。1月初,总局几位高层领导已经基本清楚南、杨二位副主席接下来会“出事”,随即开始物色新的人选。据知情人士透露,总局开始考虑的是57岁的前足协副主席张吉龙,但最终被他以自己身体情况不好为由婉言谢绝。目前足协的另外两位副主席薛立与林晓华都是副厅级,不大可能在这个时候破格提拔,总局方面只能从足球圈以外的部门挑选。
最终,崔大林在两位管理中心主任以及一位地方体育局长的3人候选名单中选择了更加老成持重的原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韦迪。
在总局上层暗流涌动的同时,中国足协表现出来的却是暴风雨前的平静。进入2010年后,南勇工作劲头很足,他酝酿增加足协机构等重大改革问题,利用香河基地进行投资赚钱,按照日本职业联盟的形式对中超公司进行部门设置……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南勇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所察觉。
1月14日,中国足协的工作人员谁也没有感觉到山雨欲来的异常。南勇依旧穿梭在自己和别人的办公室之间,午餐时跟同事开玩笑,有条不紊地接电话,亲自落实国家队17日和越南队比赛及国奥队20日出访西班牙的备战工作,并指示国奥队以赛代练。傍晚下班时,南勇还与大家轻松地打着招呼,甚至到了当天夜里,足协还有人和他联系,请示工作上的问题。
南勇失踪
1月15日早,中國足协的工作人员照常来到北京夕照寺大街东玖大厦上班。然而从这一天起至今,他们再没有在大厦里见过南勇的身影。
与此同时,南京机场里负责接待足协领导的几个人等得有些着急。他们被派来接待前来参加有关活动的足协女子部主任张健强等人,但是接机时间已过,始终不见人影。
他们不停拨打张健强本人的电话,但是无法接通。问足协方面,对方也是一头雾水——他们只知道领导去了总局开会,或者可能出差了,其他一概不知。
深夜,终于有足协官员按捺不住拨打南勇的手机——南勇自2009年上任足协一把手以来,一直保持24小时开机状态,结果,竟然是关机。足协内部开始陷入了一种异样的微妙氛围,猜测纷纭,谣言四起。
1月17日,国家队飞赴越南比赛。在之前传真给越南足协的中方代表团人员名单中,南勇是“代表团团长”,但16日抵达中国队河内驻地的却是主管外事工作的林晓华。国家队对此的解释是:“南头需要留守国内准备足代会。”林晓华也表示:“足代会随时都可以召开,现在就等着上面的意见。”
1月18日下午,原定举行的女足工作研讨会被临时取消,大批如期抵京的地方代表悻悻而归。按计划,南勇、杨一民本应双双出席此次会议。
次日下午,足协七楼会议室召开亚冠联席会议, 中超参加亚冠的4家俱乐部老总到会。主持会议的是林晓华与薛立两位副主席, 而工作小组的正副组长南勇和杨一民都没有到会。林晓华的解释是“南勇和杨一民都要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当时4位俱乐部老总没有提出异议。这也是足协领导无奈之下最后一次公开掩盖事实真相。
此外,国家队参加东亚四强赛的集训名单已提交至足协,但因没有主管领导签字,迟迟无法对外公布。
一切反常迹象都表明,中国足球掌门人失踪了。
事实上,1月15日下午5点10分,南勇和杨一民确实是接到了总局领导秘书的通知,晚上8点半去体育总局“开体工会”。两人下班后在办公室里待了三个小时,随后分别驾车到了总局。到达后,南勇发现“与会者”除了总局领导外,还有专案组的相关成员。后者并没有向南勇等人进行过多解释,只是出具了应该出具的相关证明,对南勇和杨一民进行“依法传讯”。紧接着,晚9时许,二人随同专案组的人员一起离京,前往沈阳。
当然,这个时间,以及这种几乎可算是“诱捕”的方式,是总局领导班子之前专门开会研究决定的。有更猛烈的传言称,因为南勇要经常出国出差,有关部门甚至动用了边控措施。与他们二人不同,张建强是在楼下陪夫人散步时被两名干警带走。
彻查足球?
2010年1月21日,也就是南勇在众人视野中神秘消失了近一周后,公安部终于证实,为查清利用商业贿赂非法操纵国内足球联赛和赌球的几起重点案件事实,南勇与杨一民、张健强被辽宁公安机关专案组依法传讯到案接受调查。
消息传开后,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以为自己正在等待公安部足坛反黑打赌行动的最新一批调查结果——前段时间,“绿城有球员收钱打假球”消息正通过地方媒体不胫而走——殊不知,他们等来的是一场真正的足坛地震。
人们开始从“依法传讯”和“接受调查”等字眼揣测这个事件的严重程度。显然,足坛最高领导层被逮捕,这是中国足球历史上最震撼的事件。
而此时,中国足协大门紧闭,拒绝任何媒体进入采访,足协工作人员更是全部改从大厦的地下通道出入,根本不给外人接近的机会。
相对于足协的三缄其口,坊间则开始了一场围绕着南勇案件的大猜测。
首先,南勇等人究竟为何被公安部门带走?在证实张健强被带走的消息中,使用的是他10年前担任过 “中国足协裁委会主任”的旧头衔,颇值得玩味。而虽然有关部门尚未给南勇、杨一民、张健强三位原中国足协要员的案件定性,但种种迹象表明,始于去年10月份的“扫赌打黑”已经开始升级为“反腐”和经济案件。
另一个问题是,寄出匿名信的人到底是谁?很多收到这封信的记者表示,他们收信邮箱均不常用,甚至没公开过,一个记者说,自己的邮箱只是在注册国际足联网站时用过一次,“看来这个人来头不小。”有人猜测,这封匿名信可能是足协或中超公司内部人士写的,最大可能性是前中超公司总经理瞿郁明。而据体坛记者冉雄飞的求证,正在上海忙世博会一个项目的瞿郁明直接否认自己是这个神秘爆料人,并声称“自己已经退出了这个圈子,不想参与这些事”。此外,仍无法确认匿名信的内容是否属实。
南勇到底做了什么?他将受到怎样的处置?他背后还有没有更大的鱼?……一时间,各种猜测甚嚣尘上。人们最初的震惊正迅速演变成为群众大猜想的狂欢。
目前,公安部门正在对南勇、杨一民进行调查。据悉,为了绝对切断两人与外界的联系,能够接触到南勇、杨一民的人数被严格限制,即使是专案组的成员,也只有极个别人才可以与两人见面。
而在消息被证实后的第二天(22日)上午,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在足协召开全体会议,宣布免除南、杨二人在足协的一切职务,由水上运动管理中心原主任韦迪接任,成为足球管理中心主任兼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