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票贿选案例（精选6篇）
篇1：拉票贿选案例
辽宁拉票贿选案
辽宁拉票贿选案辽宁拉票贿选案是指在2011年辽宁省委常委换届选举和2013年辽宁省两会换届辽宁省全国人大代表选举、第十二届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搞拉票贿选等非组织活动涉嫌破坏选举犯罪等系列案件。2016年9月13日下午闭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辽宁省人大选举产生的部分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当选无效的报告，确定45名全国人大代表因拉票贿选当选无效。
辽宁拉票案件经过2014年，十八大后中央巡视组首次巡视辽宁以及辽宁随后发布的巡视整改报告中，指出辽宁“干部任用领导打招呼、拉票跑要之风较为突出”，要求省委吸取换届选举工作的教训，坚决查处拉票贿选，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2014年10月，辽宁晒出巡视整改报告中，称“省人大常委会党组重点对在2013年1月省人代会选举全国人大代表中违反换届选举工作纪律等问题进行了认真整改自查”。2016年2月，十八届中央巡视首次杀出“回马枪”，首次进行巡视“回头看”的四省之一就有辽宁。辽宁省委在巡视“回头看”整改报告中坦承，“辽宁的政治生态已遭到严重破坏，有些问题积弊较深，彻底扭转仍需时日”。该份报告显示，辽宁的拉票贿选不仅涉及省委、省人大等部分高层领导，还蔓延到省发改委、省法院等部门，及大连、鞍山、朝阳等重要地市。辽宁省委在报告中称，要求省发改委、省法院和大连、鞍山、朝阳等市着力对拉票贿选等问题举一反三，坚决杜绝此类问题的发生。“回头看”巡视组进驻辽宁后，多个地市领导落马。对于辽宁系列贿选案，中央和辽宁已成立专案组调查数月，该省有多名中管干部涉及其中。2016年9月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主持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部分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当选无效的报告，依法确定45名拉票贿选的全国人大代表当选无效；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辽宁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筹备组的决定。
主要官员王珉（第十二届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辽宁省委原书记）王珉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身为省委书记没有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未按照中央要求履行换届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对辽宁省有关选举发生拉票贿选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珉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给予王珉开除党籍的处分。苏宏章（辽宁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苏宏章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违背组织原则，在民主推荐、选举中搞拉票贿选等非组织活动，对抗组织审查。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议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苏宏章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王阳（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王阳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违背组织原则，搞拉票贿选等非组织活动，对抗组织审查；拉票贿选问题涉嫌破坏选举犯罪。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议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王阳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郑玉焯（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郑玉焯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索要财物，搞拉票贿选，授意他人做工作拉票。搞拉票贿选问题涉嫌破坏选举犯罪。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议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郑玉焯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其他人员辽宁省委在巡视“回头看”整改报告中重新梳理了张家成（曾任辽宁省司法厅厅长、省人大常委）、张小普（曾任辽宁省发改委副主任）等案件中的行贿买官人员。“回头看”巡视组进驻辽宁后，多个地市领导落马，包括沈阳两位副市长杨亚洲、祁鸣，铁岭市委原书记吴野松等。祁鸣和吴野松都是在2016年8月17日这一天被宣布调查，两人被曝均涉贿选。全国人大代表2016年9月13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辽宁省人大选举产生的部分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当选无效的报告，确定45名全国人大代表因拉票贿选当选无效。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告，以下45名全国人大代表当选无效：于洪、王文良、王占柱、王守彬、王宝军、王春成、方威、包紫臣、曲宝学、朱景利、刘云文、刘芝旭、刘清莲（女）、刘福祥、齐牧、孙寿宽、李玉环（女）、李东齐、李海阳、杨敏（女）、何著胜、冷胜军、宋树新、张文成、张玉坤（女）、张占宇、张国军、张素荣（女）、张振勇、张晓芳（女）、张铁汉、金占忠、柳长庆、姜秀云（女）、姚庭财、耿洪臣、高宝玉、郭光华、常薇（女）、韩有波、惠凯、谢文彦、谭文华、燕福龙、魏立东。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选举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贿赂代表的，其当选无效。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经审查认为，这45名全国人大代表违反选举法的有关规定，以违法行为当选，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其当选无效。
篇2：拉票贿选案例
我校党支部认真组织全体党员学习了换届纪律有关文件精神，深入剖析了辽宁拉票贿选案，是我很受启发，下面谈谈我的谈几点认识，有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1、深刻认识拉票贿选的严重危害
辽宁拉票贿选案性质恶劣、影响极坏、令人震惊。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第一起发生在省级层面、严重违反党纪国法、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和换届纪律、严重破坏人大选举制度的重大案件，完全背离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如果任由此风蔓延，必然败坏党风政风，失去人民群众信任，妨害党的执政纲领的实施和执政使命的实现。彻查严处辽宁拉票贿选案，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担当和坚定决心，彰显了我们党对腐败现象和不良风气“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和坚强意志，维护了人大制度和党纪国法的权威与尊严。
二、剖析换届贿选的原因，认真反思
通过学习，剖析问题产生的根源，是部分党组织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以及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崩塌、党性原则丧失、无视党纪国法等原因。党纪国法是高压线、警戒线，任何人都不得触犯。每一个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带头遵守党纪国法，带头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我们要深刻汲取教训，引以为戒。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大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市委有关换届选举的各项部署和要求，始终讲政治、懂规矩、守纪律文秘家园论坛群群友分享，进一步严密防范措施，严肃换届纪律，严格党内生活，坚决查处违纪违法行为，努力构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三、自省自纠，明确努力方向
针对辽宁拉票贿选案反映的问题和原因教训，联系自身实际，今后我将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整改落实：
一是认真吸取辽宁拉票贿选案教训，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反复学习，把握关键要求，领会精神实质。
二是严格遵守换届工作纪律，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不断提高思想认识。
篇3：辽宁拉票贿选案调查
9月10日，接近辽宁省委的人士杨小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感慨不已。他有好几位非常要好的人大代表朋友，以前经常有联系。“但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联系到他们越来越难了。”
杨小平说的“大背景”，即辽宁拉票贿选案。他称，所谓的“（代表们）正在接受学习”，其实是在配合接受调查。
继湖南衡阳、四川南充后，辽宁成为又一块因拉票贿选而失守之地。不过更为严重的是，该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首个发生在省级层面，严重破坏党内选举制度和人大选举制度的重大案件。
该案是指在2011年辽宁省委常委换届选举、2013年辽宁省“两会”换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第十二届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中，搞拉票贿选等非组织活动，涉嫌破坏选举等系列案件。
8月底，《中共中央关于辽宁拉票贿选案查处情况及其教训警示的通报》下发，辽宁拉票贿选案的面纱被逐渐揭开。
辽宁省多位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他们从相关渠道获取的《通报》情况看，这次贿选案查处的人数和级别都“极为惊人”。其中，通过贿选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有几十人，涉案省部级官员有两位数，涉案的厅级官员和省人大代表均超过百人。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该《通报》已在湖南、陕西、广西等十余个省份传达。多省已下发至县一级。在青海，该通报已经传达到乡镇（街道）一级。
新华社9月13日报道，当日下午闭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辽宁省人大选举产生的部分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当选无效的报告，确定45名全国人大代表因拉票、贿选当选无效。
涉案高官众多
官方公开披露的最新一个卷入辽宁贿选案的省部级官员，是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郑玉焯。
9月8日，据最高检官网通报称，日前，最高检经审查决定，依法对郑玉焯以涉嫌受贿罪、破坏选举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十八大以来，辽宁已有五名副省级或以上官员落马。这五人中，根据中央纪委通报，除“辽宁首虎”陈铁新外，在相关通报中，其余“四虎”均有相关拉票贿选的描述：
王珉（2016年3月4日落马，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辽宁省委原书记），对“辽宁省有关选举发生拉票贿选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
王阳（2016年3月16日落马，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搞拉票贿选等非组织活动”；
苏宏章（2016年4月6日落马，辽宁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在民主推荐、选举中搞拉票贿选等非组织活动”；
郑玉焯（2016年8月26日落马，辽宁省人大原副主任），“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索要财物，搞拉票贿选，授意他人做工作拉票。索要财物问题涉嫌受贿犯罪；搞拉票贿选问题涉嫌破坏选举犯罪”。
目前，以上“四虎”均已进入司法程序。其中郑玉焯涉嫌破坏选举犯罪，其余三人均因涉嫌受贿犯罪被立案侦查。
舆论认为，早在两年前，这起撂倒四名“辽虎”的贿选案就开始出现苗头。
2014年7月7日，中央第十一巡视组正式向辽宁省反馈巡视情况。
相关通报称，辽宁在执行党的政治纪律方面，政治敏锐性不够强，对选举中组织工作纪律出现的问题重视不够；在执行民主集中制和干部选拔任用方面，选任干部沟通酝酿不够充分，干部任用领导打招呼、拉票跑要之风较为突出。
上述“评语”为辽宁贿选案的爆发埋下了伏笔，也被认为是该案的“震源”。
面对该通报，时年64岁的辽宁省委书记王珉表态称，巡视报告“一针见血、切中要害，完全符合辽宁实际”。
大约半个月后的2014年7月24日，时任辽宁省政协副主席陈铁新落马，成为十八大后辽宁“首虎”。其涉嫌的罪名主要是在朝阳市委书记任上受贿。
一年后，王珉调任全国人大。坊间一度认为，王珉赴京或许预示其已经安全着陆，但最终没有逃过落马的结局。
2016年2月27日至4月28日，辽宁成为首批中央巡视组“回头看”的省份。在该轮巡视期内，连斩三名 “辽虎”，分别是王珉、王阳和苏宏章。
随后，辽宁省委在整改报告中坦承，“辽宁的政治生态已遭到严重破坏，有些问题积弊较深，彻底扭转仍需时日。”
公开通报显示，在“回头看”巡视组进驻辽宁后，沈阳两位副市长杨亚洲、祁鸣，铁岭市委书记吴野松等多位地市官员落马。其中，至少祁鸣和吴野松涉贿选。
此前，已于2015年10月落马的盘锦市政协原副主席刘铁鹰，也被通报“动用公款向人大代表贿选”。
今年8月25日，辽宁省委在这次巡视“回头看”整改报告中，还提到了两名涉嫌贿选的厅官。该报告称，针对“窝案”“串案”多发，目前，已对中央巡视组指出的几个具体问题进行了再次查处。对张家成（曾任辽宁省司法厅厅长、省人大常委，2015年9月被双开）、张小普（曾任辽宁省发改委副主任，2015年10月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等案件中涉及行贿买官人员重新进行梳理，对已经法院判决的张小普案中没处理和处理不到位的行贿买官人员，按规定提出组织处理意见；要求省发改委、省法院和大连、鞍山、朝阳等市着力对拉票贿选等问题举一反三，坚决杜绝此类问题的发生。
除了上述官员，辽宁还有多名企业家涉案。
今年7月19日，上市公司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接到上级通知，公司董事长刘芝旭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审查。2008年和2013年，刘芝旭分别当选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8月26日，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耿洪臣沈阳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被终止。
坊间传闻，刘、耿二人均涉嫌辽宁贿选案。
综合上述信息可见，辽宁的拉票贿选不仅涉及多名省部级官员，还蔓延到省发改委、省法院等要害部门，以及大连、鞍山、朝阳等重要地市以及相关知名企业。
多位知情者透露，提到辽宁贿选案，就必须提到“吉林首虎”谷春立。
杨小平与谷春立有过多次直接接触。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辽宁贿选案的调查进展与谷春立有关。
谷春立，1957年7月出生，辽宁锦州人。1975年8月参加工作，2013年1月，谷卸任鞍山市委书记，出任吉林省副省长。此前他的工作履历从未离开过辽宁。
2015年8月1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谷春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2015年10月3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谷春立因严重违纪问题被立案审查。
“谷春立虽然是吉林首虎，但是在吉林只有2年多从政时间，其余30余年的从政经历都发生在辽宁。”杨小平说。
杨小平称，谷春立落马后，非常配合组织调查，把他了解的辽宁官场多名官员的贿选事实做了交待。
关于辽宁贿选案中涉案人员的处理问题，辽宁抚顺市一名官员曾咨询过辽宁省委组织部内部人士。该抚顺官员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据其了解，《通报》中涉及的人员，有些已经退休或离开辽宁去别处任职，但是涉案人员都会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受到相应处理。数百名厅官，大部分会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或留党察看处分；所有涉案的省人大代表都会被罢免；通过贿选当上的全国人大代表的40余人或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近期可能会陆续公布这些涉案官员及人大代表的处理意见。但最终怎么处理，尚待官方正式宣布。”他说。
贿选“游戏规则”
辽宁坊间传言，由于涉案人员众多、金额巨大、案情复杂等原因，早在王珉案发后，辽宁省的所有人大代表（不分省级、市级，还是县级），都一律上缴护照，不得出境。
杨小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沈阳还要求所有的公务员都必须上缴护照，严禁出境。
拉票贿选，已成为辽宁官场乱象的一个缩影。
动用公款贿选、多有中间人参与、官员或老板出面帮候选人“拉赞助”、两会前被认为是“贿选旺季”、有人家中甚至被查出过“行贿受贿账本”……随着辽宁贿选案的持续发酵，该案中的相关“游戏规则”也备受关注。
辽宁省有14个地级市，要疏通好这些人大代表团并非易事，于是，一些关系神通的官员成为“贿选掮客”。
《财经》杂志报道，经过疏通关系，企业老板把钱给各代表团的“可靠之人”，再由其分给其他省代表，并附上要推选的全国人大代表名单。一位辽宁省人大代表称，也有人起了私心，截留了部分贿金，导致受贿金额出现偏差。也有部分代表碍于官员情面，虽然接受了贿金，但将贿金捐给了寺庙或慈善机构，以此求得内心的安静。
动用公款贿选，在该案中是一个常见的“贿选资金来源”。
2015年10月22日，盘锦市政协原副主席刘铁鹰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2016年2月2日，刘被双开；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辽宁省纪委在通报中称，刘铁鹰严重违反政治纪律，隐瞒交通肇事真相，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动用公款向人大代表贿选。
由于资金来源不一，一些“细心”的官员甚至会建立起相关“账册”作为备忘录。
一位接近沈阳市公安局的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几年前，沈阳一位副省级官员和一位正厅级官员发生争执，当年年底，该正厅级官员的一位亲属给多位沈阳市人大代表和官员群发该副省级官员的负面消息。
为了安全，这个群发短信的人新买了个手机卡，用另外一个人的手机发出。但还是很快被抓获并被刑事拘留。
这位知情者说，时任沈阳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许文有亲自带队，去该正厅级官员的亲属家抄家，发现在其家中藏有枪支和一个账本，该账本详细记录了相关人大代表和官员的受贿、行贿、贿选事实。
这个群发短信者，不但是这名厅官的亲戚、亲信，也是很多人行贿这名厅官的“中间人”。“当时，有关领导要求看到该账本的办案民警，不得泄露这个账本细节。”
就上述问题，《中国新闻周刊》多次发短信或致电联系现任沈阳市政协副主席许文有进行求证，均未得到回应。
杨小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这次辽宁贿选案中，不仅是人大贿选，还有省委委员贿选。“苏宏章就是通过贿选当上省委委员的。”
2011年10月，时年52岁的沈阳市委副书记苏宏章直升省委常委，成为副部级官员，并随后出任省政法委书记，爆出辽宁政坛的一个“冷门”。当时，沈阳官场就对此颇多议论。
有分析认为，通常情况下，正厅级官员要想升任省委常委，至少要经历两个正厅正职的履历。但是，此前，苏虽有一个正厅级职务，但非正职。更引发当地政坛议论的是，当年10月13日，苏当选省委常委后，久久未公开露面，直到11月22日，才以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身份出席活动。在这“隐身”的40天里，在当地官场关于苏宏章涉嫌贿选的说法传得很广。
在今年中央巡视组对辽宁“回头看”期间，苏宏章落马，关于其贿选的传闻被坐实。
《中国经营报》曾报道，在苏宏章的家里，搜出了大额现金。据了解，为了从沈阳市委副书记直接升任辽宁省委常委，苏宏章还曾经向其上级领导赠送大额黄金制品。
杨小平称，省委常委由省委委员参加选举产生，省委委员都是“重要级人物”。以辽宁为例，辽宁的省委委员由辽宁14个市的书记、市长、各厅的党组书记和厅长等组成。“当年，85个省委委员中，56人把票投给了苏宏章。从而，他大比分战胜了另外一名候选人。”
谈到苏宏章的贿选资金来源，一位知情人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称，时任沈阳副市长祁鸣（女）给他拉了不少票，充当了中间人。此外，中兴商业董事长刘芝旭、抚顺某房地产老板等企业界人，帮忙拉了共计2000多万的贿选资金。
为什么很多企业老板会热衷于参与贿选，甚至为了当上人大代表甘愿出面为官员“拉赞助”？
《财经》曾报道称，辽宁企业老板通过拉票贿选获得人大代表身份，以“司法建议书”的形式插手案件办理，并形成人大代表之间“互帮互助”的利益链条。这是很多企业界人士参与贿选的原因之一。
杨小平分析称，很多人把贿选当成了生意来经营，人大代表这个身份对很多“老板”来说，非常有吸引力。因为有了这个身份，才能更好地进入权力场，对自己的生意前景“帮助很大”，所以都希望自己成为“红帽商人”。
一位知情者称，每年两会前夕，是贿选收钱的“旺季”。辽宁省近些年的两会上，人大代表驻地成了行贿受贿的“交易宝地”，行贿者怕留下证据，大多用现金交易。
贿选的土壤
在辽宁贿选案的大幕被徐徐拉开的同时，辽宁的经济下滑也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并被认为与当地的政治生态有关。
公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在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吉林的经济增速分别为5.1%、6.2%，比去年同期分别加快0.3、0.4个百分点。唯独辽宁经济增速继续低迷，是今年全国唯一的一个经济负增长的省份，仅为-1.3%，而去年同期则为1.9%。
8月27日，中纪委网站公布《十八届中央第九轮巡视已公布31个地区和单位党组织整改情况》。其中公布的辽宁巡视“回头看”整改情况报告中，提到“一个时期辽宁全省普遍存在经济数据造假问题”，要求辽宁“切实解决”。
这并不是辽宁第一次被点名。2014年，中央巡视组首次对辽宁进行巡视后就指出，该省经济数据存在弄虚作假的现象。当时，辽宁启动了整改。但时隔两年后，中央巡视组再次重申该问题，可见该省经济数据中水分的严重程度。
辽宁省委书记李希说，辽宁经济出现的困难，有结构原因，有体制机制原因，也有政治生态的原因。“几个原因搅和在一起，成为辽宁困顿的枷锁。”
多位受访者称，辽宁经济下滑，与贿选等不良政治生态有很大关系。
沈阳当地一位企业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几年，有很多面子工程引发民众不满。
该企业家以8月26日被终止沈阳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北方重工董事长耿洪臣为例说，2011年，北方重工在辽宁某地级市投资研制镁合金项目。“为了这个项目，当地市政府投资了8000多万，北方重工投资了1.5亿，但是扔进数以亿计的资金后，却根本生产不出来。”
该企业家称，投资上千亿的大连长兴岛填海造岛等项目，也被认为是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的工程。
在糟糕的政治生态下，有一些企业家还遭受了不公平待遇。
58岁沈阳房地产老板范垂华，早在2011年就开始实名举报王珉等省市级高官。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人生轨迹被这些官员给改写了。”
范垂华早年任职于电力系统，1997年下海经商。2000年2月，范垂华正式注册了辽宁中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3年年底，范垂华因偷税罪获刑4年。同年，中宇地产的印章、会计凭证等被检察院和公安扣押。
一年后，沈阳警方称其在1995年的一起民事纠纷中涉嫌诈骗。2006年，范垂华再获刑10年。
范垂华在诈骗罪被认定后提起上诉。辽宁省高院审查后认定该案判决有问题，撤销了原判，发回沈阳中院重审。
2008年，沈阳中院宣判范垂华无罪。此后经过漫长的申诉，2010年，辽宁省高院撤销了范垂华偷税罪的原审判决，宣告其无罪。至此，范垂华完全恢复了清白。
2011年9月14日，范垂华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赔偿决定书》显示，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赔偿范垂华限制人身自由的赔偿金207944.13元，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
虽然获得了国家赔偿金，人也恢复了清白，但是13年前被扣押的公司印章、会计凭证等，依然没有返还给范垂华。
范垂华后来获悉，检方把那些重要物品交给了中宇地产一位曾经的联建合作人。范垂华和妻子多次讨要未果。在中宇公司中，范的妻子占股51.7%，这位联建创始人在其中没有担任职务。
在这起蹊跷事件的背后，是中宇地产两栋紧邻省委大楼里200多套房的不正常交易。范垂华称，在其入狱期间，中宇地产紧邻辽宁省委大楼的两栋28层高的200多套房，被很多有背景的人以“白菜价”买走，而公司内有人在其中做了交易。
范垂华称，2003年开盘前，该房地产项目的定价是5300元/平方米，而这200多套房子，购买者仅以2000多元/平方米的价格就买下了。“购房者包括沈阳公安系统的高官或其亲属，还有辽宁省政法委原书记苏宏章的亲属等。”
范垂华称，自己在追讨房产期间，苏宏章的一位亲戚曾联系自己，希望“私了”，但被他拒绝。
辽宁贿选案，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湖南衡阳和四川南充这两起发生在地级市的贿选案。上述两起案件分别查处466人、477人。
《中共中央关于辽宁拉票贿选案查处情况及其教训警示的通报》对辽宁贿选案的定性如下：辽宁拉票贿选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第一起发生在省级层面、严重违反党纪国法、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和换届纪律、严重破坏党内选举制度和人大选举制度的重大案件，完全背离了党的性质和宗旨。
上述通报说，党的领导一旦弱化必然全局失守，党的建设一旦缺乏必然后患无穷，主体责任一旦虚位必然败坏一方，理想信念一旦动摇必然行为扭曲，敬畏法纪一旦松懈必然自掘坟墓，政治生态一旦破坏必然全面污染。辽宁拉票贿选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第一起发生在省级层面的拉票贿选案，性质的严重性令人震惊，情节的恶劣性使人不齿，危害的巨大性让人痛心，启示的针对性发人深省。
《中共辽宁省委关于巡视“回头看”整改情况的通报》提到了两方面的拉票贿选问题：一是积极配合中央纪委对王珉、苏宏章、王阳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调查；二是认真做好换届工作。
辽宁省一位退休官员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想走贿选这条路，但是全省政治生态被污染，民主选举氛围被破坏后，很多人只有靠近恶势力才能生存。“只有严肃查处这些恶势力，才能解决贿选的深层次原因。”
篇4：治理拉票贿选问题的五大民主途径
2015-03-02 09:47 来源： 学习时报 作者： 谭用发
拉票贿选，不仅严重扰乱和败坏了党风政风，损害了选人用人公信度，也严重影响了人们对扩大干部工作民主的信心和决心，阻碍了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治理拉票贿选，目前关键是要注重运用民主的方法清除障碍，堵塞漏洞，化解工作中的矛盾和问题，并将此作为惩治吏治腐败的重要举措来抓。
清除思想障碍
由于受拉票贿选等问题的影响和危害，一些同志对扩大干部工作民主心存疑虑，信心不足。特别是新修订的《干部任用条例》出台后，有的同志误认为“民主推荐已不那么重要了”，“任用干部的权力在收了”。认识上的偏差，必然导致行为上的懈怠。现在，有的地方民主推荐干部，已开始出现弃权票、随意票增多的现象。
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申“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强调要“扩大干部工作民主，提高民主质量”，其意义极为深刻。扩大干部工作民主，现在既存有因拉票贿选导致民主质量不高的问题，也存有因个人“专权”造成民主程度不够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坚持有的放矢，对症用药。眼下尤须突出抓好两点。一是要切实加大治理拉票贿选的力度，解决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失真失实的问题。拉票贿选与民主相伴而生，是民主的“衍生物”，也是当今世界各国在民主政治建设中，共同遇到的障碍。面对这一障碍，唯以改革的勇气和智慧，穿越它，坚定不移地把扩大干部工作民主向前推进。二是要切实规范领导者尤其是一把手的用人权，走出“由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怪圈。在选人用人上，目前群众反映强烈的还是少数人说了算的弊端，这也是买官卖官、跑官要官等不正之风屡禁不止的重要根源所在。我们切不可因为改革遇到一些问题和阻力，放松对选人用人上一些深层次问题的治理和解决。
堵塞制度漏洞
拉票贿选在一些地方滋生蔓延，与民主制度尚未健全有很大关系。有的是因制度缺失，被拉票贿选人员钻了空子。如民主选举中的代表联合提名问题，就是因所提人选是由少数代表在会上临时动议提出的，事前没有经过任何形式的组织考察把关，拉票贿选人员往往只要贿赂好了几位代表，就能成为候选人正式参加选举，其疏漏显而易见。有的是因缺少公开竞职的平台，让一些善于背后游说的人占了“先机”。还有的是因制度过分笼统、原则，给人留下了投机的空间，等等。
治理拉票贿选，迫切需要不断完善民主制度，从源头堵塞漏洞。如，在民主选举中，要认真改进代表联合提名的方式与途径，让代表联合提名的候选人和组织提名的候选人一样，事前也有一个充分酝酿和推荐考察的过程，使参选候选人，无论是组织提名还是代表联合提名，都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都很优秀，不给那些品行不端、心术不正的拉票贿选人员有可乘之机。又如，要积极完善和推行领导干部署名推荐干部制度。只要坚持把民主推荐的权利和责任落实到位，投人情票、交易票的自然就会少起来，搞拉票贿选也随之就没有什么市场了。再如，要积极为优秀人才搭建公开表达意愿和展示才华的平台。公开竞争是古今中外选拔优秀人才的“捷径”。抓好此项工作，不仅可促进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也可有效地减少拉票贿选对民主选任干部的冲击和影响。还如，为防止一些人在执行制度中搞变通、打“擦边球”，设定制度要尽量少用或不用“原则上”“一般情况下”等模糊概念，最大限度地压缩自由裁量、推责诿过的空间。
严把关键环节
程序是规范选人用人行为的必要形式，也是抵制拉票贿选、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不正之风的有力武器。当选任干部的原则、标准确定之后，程序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近些年干部选拔任用中出现的腐败案件，大都与程序颠倒、程序空转有关。如靖宇县李铁成卖官案，当时该县提拔的干部，无一不是由他先圈定人选，然后再让组织部门去履行程序。有的单位和部门为保证“内定”人选“胜出”，通常是先在领导班子中“统一思想”，然后通过班子成员分头向中层干部打招呼，再由中层干部下去做工作。对此，不仅群众很有意见，也给拉票贿选人员留下“把柄”，成为他们搞歪门邪道的“借口”和理由。新修订的《干部任用条例》从“动议”到“任职”确定了五个重点环节，构成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基本程序。此程序环环相扣，相互依存，实施中不能“错位”，不可“掉扣”。特别是“动议”环节，一定要准确把握，规范操作。现在，有少数地方以抵制拉票贿选为由，“动议”阶段便把拟推荐的职位全部确定到人头，这显然是不大妥当的。先确定推荐人选，后组织民主推荐，明显违背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不正之风的滋生蔓延。“动议”的本义主要是对领导班子进行分析研判，对选任干部的职位、条件、范围、方式、程序等提出初步建议，形成工作方案。除少数特殊工作岗位外，党委（党组）或者组织（人事）部门应坚持在民主推荐的基础上，结合平时考核、一贯表现和人岗相适等情况进行综合考虑，充分酝酿，确定考察对象或人选，而切不可简单从事，让民主推荐流于形式。
畅通监督渠道
治理拉票贿选，只要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无论拉票贿选人员的手段是多么的隐蔽和高明，都难以逃脱他们的眼睛。因而在治理工作中，一定要大力畅通群众信访举报渠道，构筑群众监督防线。近些年，一些地方通过在群众中聘请观察员、监督员等形式，建立了广泛、严密的社会监督网络，发挥了很好的监督作用。此做法很值得肯定和推广。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新闻媒体具有覆盖面广、时效性强、透明度高等优势，是民主监督的重要阵地。要积极通过大众新闻媒体对拉票贿选实行全方位的监督，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在治理拉票贿选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有位受过处理的拉票贿选人员坦言，他们最怕的就是新闻记者和网络举报，因为那些不光彩的事一经舆论曝光，不但升官无望，而且脸面丢光。
严肃查处问责
篇5：拉票贿选案例
——ＸＸ市狮子乡“贿选乡官”带来的思考
中共ＸＸ市委组织部
选举工作是乡镇换届工作的重要环节，是决定整个换届工作成败的关键所在，为确保今年即将开展的乡镇换届工作顺利进行，我们有必要对乡镇换届选举中“拉票贿选”的行为进行深刻分析。ＸＸ市原狮子乡2003年7月在乡人代会选举中，组织推荐提名的候选人双双落选，两名非提名候选人采取贿赂收买和串通拉拢等手段最终高票当选，这种行为为乡镇换届选举工作敲响了警钟。
一、狮子乡“贿选乡官”的基本情况
2003年7月9日，ＸＸ市原狮子乡人代会选举中，43名人大代表投票选举，不是候选人的该乡财政所出纳滕德志、广播站站长李平分别以29票、35票当选狮子乡副乡长。而组织提名的两名候选人分别仅得8票、12票。事后一些知情人分别向ＸＸ市人大常委会、市纪委、市委组织部举报了狮子乡选举工作的贿选问题，ＸＸ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庚及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认真调查，事实真相大白：滕德志、李平为了达到当选的目的，二人不惜重金，采取请吃、请喝、送钱等方式进行感情投资。从2003年4月至7月，滕德志先后向18名乡人大代表累计行贿人民币10100元；李平先后向21名乡人大代表累计行贿人民币8300元。2003年8月13日，ＸＸ市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宣布原狮子乡选举副乡长的结果无效。10月20日，滕德志、李平涉嫌破坏选举罪被依法逮捕。此后滕德志、李平分别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六个月和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对涉及该案的9名党员干部均予以立案调查，其中4名触犯刑律的干部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二、“贿选乡官”的原因分析
（一）有限的领导职位与少数人的需求愿望相矛盾为“贿选”提供了存在的可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干部人事制度进行深层次改革的同时，社会政治环境和人们的政治心理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有限的领导职位与某些人的需求愿望发生矛盾时，必然会促使一部分处于“候选人”或“边缘候选人”的人选倍加关注自己的政治命运。狮子乡滕德志、李平这些人为挤上这座“独木桥”，便铤而走险，不择手段，非法采取贿赂、串通、拉小集团等途径进行“贿选”的行为便应运而生。
（二）“潜规则”的普遍认同为“贿选”提供了存在的土壤。在狮子乡贿选案中，参与贿选的并非组织推荐的候选人。作为贿选者，他们认识到，一旦在提名阶段被“封杀”，就意味着了丧失了被选举的机会。于是在选举未进行时，就产生了企望借助金钱的魔力来争取机会的强烈冲动，一些拉选票的非法行为便粉墨登场。
（三）选举制度的缺陷为“贿选”提供了存在的条件。一是正当的竞争途径不畅通。从现行制度上看，选举工作主要是通过民主程序把组织推荐的候选人选举出来。这一较为明显的“组织意图”，使一些具备条件或接近条件的人选丧失了参与竞选的机会，导致他们选择各种非法途径进行“贿选”。二是对选举中不法行为的惩罚操作性不强。我国《选举法》、《刑法》对运用暴力、威胁、欺骗和贿赂等手段破坏选举的非法行为有专门的惩治规定，但这种惩罚主要针对贿选者，而对接受贿赂的人大代表如何加以惩处，缺乏规定，从而导致有的人大代表步入“法不责己”的误区。
（四）部分人大代表缺乏使命感和责任感为“贿选”提供了存在的诱因。据调查了解，狮子乡部分人大代表在选举中接受宴请、收受钱物的直接动机并不是“牟利”，其真实心态是投谁的票感到无所谓，如果有人“意思意思”，就顺水推舟投他一票。代表有了这种不负责任的心态，对“贿选”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与此同时，由于农村政治环境的封闭性及其受传统政治观念的影响较深，致使长期工作、生活在基层和农村的人大代表观念狭隘，他们在选举行为上更具轻率性。再加上一本文来源于文秘知音网站些群众对选举存在回避、观望、冷漠的态度和心理，对一些腐败行为的认同心理和参与心理，都对乡镇人大选举中的不法行为起到了助长的作用。
（五）选举监督不力为“贿选”提供了存在的机会。原狮子乡的“贿选”案件，是由于个别拒贿代表或工作人员检举、揭露后才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和介入。在选举过程中，乡党委、乡人大主席团的知情人士没有及时向上级组织部门反映。这表明，选举缺乏内外监督，尤其是缺乏监督代表的法律依据，缺乏监督代表的必要手段和形式，缺乏比较独立的选举监督职能机构。缺乏监督或监督不力，已成为“贿选”现象的根源之一。
三、“贿选乡官”现象的治理对策
（一）健全乡镇民主选举制度，为遏制贿选行为“堵漏”。“贿选”等非组织行为之所以在乡镇选举中有存在的空间，既与贿选者的主观动机有关，也与组织上确定候选人和现行乡镇民主选举的一些制度不完善、操作不规范有关。为此，我们应通过发扬民主、健全制度来遏制贿选者行为。一是把提名权真正交给群众，规范提名程序。在公布职位上，要把空缺的相关职位及任职条件、推荐范围等内容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在民主推荐上，在乡镇（街道）特别是缺职乡镇干部群众中广泛开展民主推荐；在组织审核上，组织部门要综合分析干部群众民主推荐结果和干部日常考察情况，并结合班子的年龄结构、文化结构、性格结构等因素，每个职位提出2—5名初步人选名单；在常委会提名上，组织部要将参考人选名单及基础情况提交县（市、区）委常委会，进行推荐提名，乡镇党政正职人选由全委会讨论决定；在确定考查对象上，组织部根据常委会民主提名结果，确定考察对象，采取等额与差额相结合方式进入干部考察程序。只有这样，一方面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拓宽选人视野，体现“由多数人选人，在多数人中选人”的原则，让更多的人获得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另一方面推进提名环节的规范化、民主化，增强选拔机制的客观性、公正性，提高被任用干部的公认度，有效避免少数人甚至个人说了算的现象发生。二是规范竞选规则。在确保公平提名候选人的前提下，将竞争机制引入选举，允许候选人以见面、演讲、答问、辩论等多种形式陈述自己的施政纲领，使选民对候选人尽可能有广泛深入的了解。这样通过扩大各类候选人的正当参与渠道，给他们以公正、平等的展示机会，增加选举的透明度。三是加大对“贿选”行为的惩处力度。在制度逐步完善和代表素质有待提高的今天，还需从党纪政纪和法律上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加大惩处力度，对参与“贿选”者，一经查实，坚决重处，绝不手软。
（二）加大对乡镇选举工作的监督力度，为防止贿选行为“正本”。从狮子乡“贿选乡官”案例可以看出，加强对乡镇选举的监督，是遏制“贿选”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法律上，人大代表应接受选民的监督，选民有权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但在实际中，由选民监督人大代表还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实施起来很难操作。因此，这也容易出现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是选民参与选举的严肃性、主动性不够。表现出对人大代表选举的一种政治冷漠，选民对人大代表无法行使直接有效的监督，认为选谁都一样。二是部分人大代表对人民赋予的权利不予重视。认为人大代表只是一种政治荣誉，缺乏基本的政治责任，更不能代表广大群众的意志和利益。因此，我们既要加强乡镇换届选举的制度建设，保证人大代表履行职责，行使权利，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又要加强对代表履职情况的监督，通过各种形式、多种途径，实现对乡镇选举工作中“贿选”行为的遏制和根除，切实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
篇6：拉票贿选案例
委政府的高度重视。2011年是村级组织换届之年，坚决查处严厉打击拉票贿选行为，确保村委会换届选举顺利进行，是我们必须重视并加以解决的重要课题。为此，我们就村委会换届选举拉票贿选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通过走访、座谈会、发放调查问卷等形式，深入研究分析拉票贿选的成因，深入探讨有效遏制拉票贿选的对策措施，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选举氛围。
一、贿选的概念及表现形式
贿选是近代以来随着民主活动的普及，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政治腐败现象。贿选，即贿赂选举，通常被理解为用金钱或其他利益进行收买选民、选举工作人员，以为自己或为自己的伙伴获得选票，从而赢得选举的行为。就村委会选举而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条文释义》的解释，贿选是指“以获取选票为目的，用财物或其他利益贿赂选民、选举人或选举工作人员，使其违反自己的意愿参加选举，或者在选举中进行舞弊，并对正常的选举工作产生影响的活动”。200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通知》规定：在村民委员会选举的过程中，候选人及其亲友直接或指使他人用财物或者其他利益收买本村选民、选举工作人员或者其他候选人，影响或左右选民意愿的，都是贿选。一些学者指出，从法理上讲，贿选是“行为犯”而非“结果犯”，在选举过程中同时具有贿赂的故意和贿赂的行为，即可构成贿选；只要贿选的行为一经作出，不管是否真的使选民违背自己的意愿参加选举，或者选举工作人员在选举中实际作出舞弊行为并对选举工作产生影响，均不影响贿选的构成。另外，从我国的港澳台地区和国外的相关法律对贿选未遂犯也有处罚的规定。因此，我们认为在选举过程中，当事人或指使他人以给予或承诺给予钱、物、职位、地位等方式来收买选举人、候选人、选举工作人员，以达到使自己或者他人当选的行为均应界定为贿选。其主要表现形式有：（1）本人或指使他人向村民赠送现金、实物，购物券、电话充值卡等各种有价证券进行拉票的；（2）本人或指使他人以交保证金形式，承诺当选后分发村民进行拉票的；（3）本人或指使他人为外出村民支付往返机票等交通费用进行拉票的；（4）承诺免除村民债务等进行拉票的；（5）本人或指使他人以吃请方式进行拉票的；（6）本人或指使他人为村民提供旅游、娱乐等消费进行拉票的；（7）以承诺捐助公益事业，但根本无意或无法兑现而作虚假承诺进行拉票的；（8）以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诱使或收买选举工作人员在选举工作中进行舞弊活动的；（9）他人采取贿赂等不正当手段为某竞选人进行拉票的；（10）其他不正当手段，进行拉票的。
二、贿选的危害性
1、影响选举公平性。贿选的最大危害是破坏选举公平，通过运用利益手段左右选民的选举意愿，提升个人的支持率，借机赢得选举。从实践来看，贿选行为在一些村愈演愈烈，竞选的成本不断抬高，使农村选举完全依靠财力比拼，逐渐沦为“有钱人的舞台”，实际上等于变相剥夺普通群众的被选举权。如东山街道某村在上一届选举过程中，由于参选双方互相“竞价”，最后赢得选举一方投入贿选资金高达数百万元。
2、容易导致选后腐败。贿选以利益为手段，许多候选人在选举时投入大量财力物力，甚至一些地方出现候选人为了选举倾尽家财，甚至举债参选。当选之后，为了偿还债务或收回成本，必然会通过非法途径敛财，客观上提升了腐败的机率。从调研情况分析，当前一些经济发达村村干部存在三种明显的敛财途径：一是资产。通过违章建设、暗箱操作，侵吞集体资产。二是项目。通过暗地承包集体建设项目或其中的子项目等形式，获取非法利益。三是资金。通过决定集体资金存储点，获得金融机构的高额回扣或红利等。
3、影响优秀人才参选积极性。出现贿选现象之后，一些真正想为村民做事的优秀人才会对农村选举“望而却步”，导致村干部队伍整体素质的不断下滑。一是由于一些低素质人员参选积极性增高，农村优秀人才觉得与他们“同台竞技”有失身份，特别是如果输给他们更会影响在村内的威望。二是因为一些农村优秀人才本身没有侵吞集体资产的意愿，也因此不愿投入大量财力物力用于贿选，但是不贿选便可能选不上，所以干脆退出选举。三是贿选行为通常会通过农村黑恶
势力帮助操作，一些正直的候选人认为即使赢得选举，也会大量树敌，影响自身安全和正常履行村干部的岗位职责。
4、败坏社会风气。贿选行为具有一定的蔓延辐射作用，对整个社会的风气具有极强的破坏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容易加重本村选民的逐利心理，许多村民原本反对贿选，但是多次尝到贿选的好处之后，容易受到直接利益的影响，而逐渐产生支持
贿选的不良思想，失去对候选人的正确判断能力。另一方面，会对周边其他村的选举工作造成辐射影响，特别是一些目前还没有贿选现象的村，一些选民会受逐利思想驱使，鼓动候选人贿选，或提出不贿选就不投票等口号，给候选人造成压力，使贿选逐渐成为覆盖整个地区的“潜规则”。同时，由于贿选容易产生“竞价”、“比拼”等现象，候选人之间因直接利益损失而导致互相仇视，会不断加深村内矛盾，影响社会稳定，破坏社会风气。
三、贿选的原因分析
1、集体资产升值带来的“权力诱惑”。从调研来看，我市贿选现象主要出现于2005年的第七届村民委员会选举，当时正是我市房地产价格快速升高，土地价值大幅提高的时期。同时也是我市大开发、大建设的时期，重点工程项目数量多，涉及的返回地指标多，一些城郊及平原经济发达地区村的返回地、旧村改造等项目投资超过亿元的不在少数，而且现有的制度对村干部权力存在监管的空白区，使村干部手中的权力随意性比较大，因此岗位的吸引力大大增强，不少人产生“有投入才有产出”的思想，进而导致贿选行为的出现。比如东山街道，近几年正处于开发的高峰阶段，几乎村村都存在贿选现象，飞云镇近几年随着火车站建设等重点项目的上马，贿选现象也在许多村露出苗头。
2、贿选实施过程产生的“直观效应”。一方面，候选人缺乏有效的宣传平台，特别是村干部岗位诱惑增大之后，参选人员的素质良莠不齐，不少人如果不通过贿选，当选的机率很低。从调查情况来看，我市有143名村主要干部有违法犯罪前科，如果通过正常途径参选，几乎没有当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实际观察或操作过程中，候选人逐渐发现贿选对选举结果的有效作用，逐渐把它认定为赢得选举的“杀手锏”之一。比如某村上一届选举时，第一轮选举甲的贿选投入多，得票数领先，但是因为两人都没有过半而进入第二轮选举，第二轮选举前乙加大贿选力度，而后赢得选举。
3、社会公信力下降导致的“利益优先”。一些村在过去的日常运转中没有及时进行村务公开，使群众对村集体资产去向产生质疑；一些村原任村干部因为违法乱纪受到国家机关查处，使群众丧失了对村级组织的信任感； 一些村的候选人素质普遍不高，使群众对他们的当选履职不抱多少期望。在以上各类因素的作用下，有些贿选村群众产生只顾眼前利益的消极情绪，认为谁当选都会千方百计侵吞集体资产，既然结果一样，还不如先趁其未当选时“ 拿多少算多少”，“ 谁给得多让谁当”，这种思想进一步助长了贿选行为的愈演愈烈，使其逐渐成为一种公开行为。同时，农村的风俗人情习惯也使选民无法直接拒绝候选人贿选，拒绝谁便等于不投谁的票，容易产生矛盾。
4、法律法规滞后催生的“有恃无恐”。现有的法律对贿选的界定比较模糊，没有具体明确的标准，在执行上只能“定性”、无法“定量”，为主管部门的不执行、执行不到位提供了推拖依据；相关的单位太多，主体不明确，容易造成互相推诿扯皮，出现“踢皮球”现象；处罚的力度太小，对破坏选举行为的人最多仅能处以治安拘留，无法起到足够的震慑作用。因此许多候选人认为最多白选一次，不会带来其它损失，从而更加有恃无恐。而且在实际选举过程当中，各级党委政府更关注选举的进度，打击贿选可能影响选举结果的顺利产生和总体进度的推进，因此容易被忽视。
四、新时期贿选的变化趋势
从全市层面来看，当前我市贿选现象出现比较明显的蔓延趋势，除了近乎公开的城郊各乡镇之外，一些半山区乡镇上一届也已经出现个别村的贿选现象。从贿选行为本身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三个特点：
1、更善于使用间接手段。从前几届选举情况相关数据的对比分析来看，贿选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手段越来越间接，取证越来越困难。许多候选人从本人分发财物，转为通过他人分发财物；从本人宴请选民，转为通过亲朋好友宴请；从以选举之名宴请，转为借各种民间风俗名义宴请。同时，还产生了选举保证金等多种不同形式。候选人越来越多的转入幕后操作、遥控指挥，千方百计逃避法律责任。如我市东山街道下埠村，前届换届贿选被成功查处，下一届选举东山街道各村的候选人必然会采取更加隐蔽的贿选方法。
2、更讲究选举策略。从选举情况来看，一些候选人越来越注重贿选的策略，通常在宣布参选之后，都会和自己的“智囊团”一起共同研究过去选举经验、本届选举办法，并根据竞争对手的具体情况制订个人的贿选策略，确定贿选的重点对象、数额等，企图用最低的成本赢得选举。比如上一届塘下镇个别村出现过候选人第一轮不贿选，但是游说其他村民投白票，使对手第一轮贿选落空，然后集中财力在第二轮选举中贿选拉票，最终战胜对手赢得选举。
3、更注重贿选效力。从贿选的时间来看，越来越多的候选人懂得越接近选举日越有效的道理，通常都在选举日前连夜分发财物或通过等对方先贿选，再依据竞争对手的贿选数额确定自己的贿选数额，以确保取得最佳的选举效果。与此同时，由于贿选与选举日时间相差越来越短，一旦出现贿选行为举报，启动贿选查处程序，往往取证完成时，贿选人已经当选，只能宣布其当选无效予以处理，不利于社会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乡镇党委政府的处置决心。
五、防止和治理贿选的对策措施
1、创新宣传手段，营造强大的舆论声势。由于贿选一旦成风，难以打击查处，因此，要大力加强宣传，除了常规的悬挂条幅等宣传手段之外，还要重点加强三方面宣传。一要公开通告。要以市委市政府的名义，在新闻媒体发布专项打击贿选工作的通报，公布举报、监督电话，明确“露头就打”、“举报必查”等要求，营造打击贿选的高压态势。二要媒体宣传。要通过拍摄专题片等形式，在广播电视上开设专栏，介绍前几届部分村因贿选导致建设落后、发展停滞、集体资产流失的典型案例；将因贿选被宣布当选无效的个案、以及贿选行为当选的村官因其他违法违纪被查处的案例汇编成册，印发各村、村民代表、候选人手中，加大反面案例的宣传力度，引导村民正确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三要会议宣传。要召开现任村主要干部、村党员、村民代表、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会议，宣传市委市政府打击贿选的决心与力度，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2、丰富承诺形式，打造公平的竞选平台。村民选举委员会应引导候选人通过正当的途径宣传自己，全面开展竞选承诺。一方面，要作好口头承诺。有条件的地方，要引导候选人集中开展竞职演讲，并把不搞贿选作为承诺的重要内容，向群众作出公开承诺。另一方面，要写下书面承诺，要组织候选人签订承诺书，保证在选举过程中不贿选，当选后不以权谋私、违章建设、侵吞集体资产等，否则将承诺引咎辞职。正式选举之前，各选举委员会要将候选人的书面承诺在村内公开公示或印发到每位村民，接受村民监督。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公示候选人的工作实绩、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情况等，加大正面引导力度。同时，将贿选行为取消其候选人资格、即使当选也无效的规定，写入《村选举办法》。
3、健全工作机制，组织有效的处置力量。健全完善统一查处协调工作机制，市、乡镇（街道）均要成立贿选等破坏选举行为查处工作组，普通贿选案件，由乡镇负责查处，重点难点贿选案件由市级负责查处。市级查处组由市纪委、公安、检察院、法院、组织部、民政等部门成员组成。对于重点贿选案件，对于充当村委员会竞选人“中间人”角色进行贿选的企业老板、个体经营户、“有钱有势”人员，必要时可协调市工商、税务、质监、土地、规划、环保等部门联合行动，从严查处，除追究其贿选行为的责任外，还要从其生产经营、质量环保、税收规范等环节予以检查，如有违法依法从重处罚。对黑社会势力介入村选举的，重拳出击，露头就打。同时，要认真研究分析可能出现贿选的重点村、关键人物，及时掌握动态，及时研究对策，及时查处打击。
4、选准选好试点，增强试点的指导作用。要突破过去换届试点只选好村、稳定村的做法，在今年的换届试点工作中，积极探索市乡两级试点同时启动的模式。在市级试点的选择上，重点在上届贿选问题严重的街道、乡镇各筛选确定1至2个村作为换届试点村，由市纪委、组织部、人大法工委、民政局、公安局等部门联合组建指导工作组，下派到试点所在的乡镇（街道），指导乡镇共同推进试点工作，从预防贿选、查处贿选、事后处理等方面加强实践探索，努力形成预防有效、查处有力、处理得当的工作机制。对试点村出现贿选行为要“零容忍”，做到违规必纠，违法必究，从严查处，并将案例进行剖析，通报全市，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达到震慑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