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案例及案例分析

2024-05-02

反腐案例及案例分析（精选6篇）

篇1：反腐案例及案例分析

如何有效发挥典型案例在推动企业反腐倡廉建设中的作用

及对策研究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后，受各类因素影响，我国腐败现象日趋严重。反腐倡廉成为一项重要工作，抓好反腐倡廉建设就必须进行反腐倡廉教育，而利用典型案例进行警示教育是一种重要和有效的反腐倡廉教育方式。我们必须重视并加大反腐倡廉的警示教育工作，充分发挥典型案例在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活动中的预防效果，使人不敢为、不能为。本文分为三大部分，第一章解释了典型案例的定义，总结了典型案例在推动企业反腐倡廉建设中的作用，第二章总结了企业反腐倡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偏差，第三章在提出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有效发挥典型案例在推动企业反腐倡廉建设作用的对策。

关键词：典型案例反腐倡廉廉政建设警示教育引言

典型案例指，法律界具有较强典型意义及较大社会影响的法律纠纷案例。典型案例的评判对各级法院法官审理类似案件，提供参照标准。对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典型案例在推动企业反腐倡廉建设中的意义重大，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运用典型案例进行警示教育活动，有较强的说服力、震撼力和实际效果。运用反面典型案例，在企业大力开展反腐倡廉教育工作，对于全体员工尤其是领导干部能构筑牢固的思想道德防线，增强他们拒腐防变能力。

第二：运用典型案例，有利于企业员工引以为戒。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典型案例就像一面镜子，是全体员工的前车之鉴。虽然每位员工的身份、工作职责不一样，但在要害问题上是相同的，那就是违反了国家的法律法规、企业的规章制度。

第三：运用典型案例，更具有教育的针对性。新时期，各类腐败问题几乎都反映在权力关、金钱关、名利关、人情关、美色关上。通过总结这些反面典型的教训，用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人，用活生生的事例教育企业员工，无疑具有强烈的针对性，更能严肃和尖锐地回答现实问题，收到更好的警示效果。

第四：运用典型案例，能增强企业员工的自我约束力。大量的事实说明，一个人如果没有严格要求和约束自己，即使曾经有闪光的历史，最终都会走向腐败的深渊。通过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能使广大员工受到触动自觉抵御各种诱惑，增强拒腐防变能力，达到防微杜渐、见微知著的教育效果。

总之，典型案例能给人们极其深刻的教训，剖析典型案例并进行警示教育学习，能使员工牢牢守住思想道德、制度机制、监督预警这三道防线。

2企业反腐倡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偏差

日常行为中，企业各级领导干部都非常重视反腐倡廉的建设工作，但在实际的教育中却存在较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第一：反腐倡廉建设工作变成了“形势化”教育。把反腐倡廉建设单纯的理解为形势任务教育，谈谈反腐倡廉形势，说说高官腐败案例，提出理想信念要求就算完成了反腐建设工作，导致部分员工认为反腐倡廉都是“高高在上”的，与自己无关。

第二：把廉政教育与反腐倡廉建设工作割裂开来，单纯为教育而教育。有些单位只注重领导人员的教育而忽略员工的思想工作，只注重理念教育而忽略与实际工作相结合，致使反腐倡廉教育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3有效发挥典型案例在推动企业反腐倡廉建设作用的对策

针对企业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我们提出要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向预测风险、防范风险转变，从注重思想教育、提高自律意识向注重行为规范、能力提高转变，具体对策如下：

3.1加强组织领导，使典型案例警示教育自上而下开展

成立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工作组织领导机构，实现思想统一、领导重视、组织健全、职责明确、推动有力。

3.2建章立制，使典型案例警示教育有序开展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建设是抓好工作的根本，是开展工作的保障，制度好，反腐倡廉的工作才能有效开展。具体制度是：第一：建立全员参与、人人接受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制度；第二：建立部门合作，共同推进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制度；第三：建立常态开展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工作制度。

3.3有序管理，确保典型案例警示工作扎实开展

开展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工作时应紧扣企业反腐倡廉实际要求，紧扣企业经营发展需要，紧扣员工思想现状，在公司各级单位和全体员工中产生共鸣。具体是：第一：事前充分准备、过程组织到位；第二：开展业务培训、提升工作水平。

3.4创新典型案例警示教育的形式，以求反腐倡廉建设工作有实效

第一：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方式开展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工作以吸引员工积极参与。

第二：典型案例警示教育与自查自纠相结合，以解决实际问题。

第三：完善经营管理，注重构建长效机制。

3.5有效监督，推进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工作

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工作组织领导机构应根据拟定的计划开展监督工作，加强中途管控。

首先，结合日常检查，指导基层单位开展工作。通过在日常工作检查，对发现个别单位未能按照要求开展教育活动的加以提醒，对某些单位在教育活动中缺乏手段、缺少方法的加以指导，对一些普遍性的问题，组织交流座谈会，提供平台，进行研究分析，寻找对策，帮助基层单位能够按照计划安排，抓实教育，抓出效果。

最后，结合效能监察，解决影响企业发展的突出问题。通过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切实将反腐倡廉的建设工作融入到日常工作中，以促进企业的发展。结束语

腐败已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独有的祸患，不论存在于哪个国家，都会严重破坏社会体制的正常运转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具体实施，它侵蚀了社会所提倡的道德和人们的精神世界，严重影响着社会经济和法制的健康发展。面对反腐倡廉建设出现的新形势新情况，通过典型案例警示教育，能有效推进企业反腐倡廉建设的工作。

参考书目

[1 ] 典型案例_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7jVyvQHjYz4e7BvgNrISnpFy2DE2kykHpnHWvFvSy1BS0GJYCWSlysBl1qQ154XHbGKB4ijhnZ_SdQ-_Lq7nTa.索引于2015年10月21日

篇2：反腐案例及案例分析

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梅婷婷 201007064024 案例

2012年，网络反腐可谓风生水起、格外耀眼。

人称“表哥”的陕西省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因在车祸现场“微笑”引起网友注意，被“人肉”出戴十几块名表，继而被陕西省纪委查出存在严重违纪问题，被撤销党内外职务，近日又被查出现金存款超过1600万元，涉及20多家银行。

今年8月，有网帖称在广东省县级以上机关2012年招录公务员考试过程中，中山市人社局纪委书记梁国影指使他人调高了其子林某对外公布的笔试成绩。8月6日，梁国影被“双开”。10月30日，有网民发帖称，山西省孝义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任林生名下，有“豪车十几辆，价值超过2000多万元”，还有“豪宅别墅十几套，总价值近两亿元”。帖子称，任林生有宝马一辆、奔驰四辆、路虎一辆、丰田一辆、雷克萨斯两辆、林肯领航者一辆，大众辉腾一辆，“听说还有辆白色路虎，因为没见过不敢确定”。

近日，网友发帖称，深圳龙岗街道南联社区村委主任周伟思在当地拥有私家住宅、别墅、厂房、大厦超过80栋，豪车超过20辆，估计资产超过20亿元。周伟思称是他人故意中伤自己，其名下有多少房产自己也不清楚，但随后又承认6套房产属实。

记者28日从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了解到，深圳社区干部周伟思坐拥“20亿资产”一事的举报人周某某已于27日因涉嫌虚报注册资本案被该局逮捕，龙岗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与其举报周伟思无关。

分析

依托互联网的大平台，网络问政风生水起，网络监督亦风起云涌。一项调查显示，87.9%的网民非常关注网络监督；当遇到社会不良现象时，99.3%的网民会选择网络曝光。回看过往，从当年的孙志刚事件到一波三折的虎照丑闻，从黑砖窑官员的撤职、复职、再撤职到“天价香烟局长”周久耕被立案调查，从公务员出国“考察门”到“一夫二妻”区委书记董锋被曝光后半月成为阶下囚，网络一次又一次展示出巨大的能量。在网络面前，人人都是新闻记者，一个全民反腐的时代已经到来。网络，这个信息来源的多元聚合体，极大地增加了反腐败信息的来源度，同时也很好地实现了信息的共享，信息共享就会形成一个强大的“舆论潮”，“舆论潮”增加了某个问题的曝光度、透明度以及被公众广泛的知晓度。

表哥、房叔都落马了，雷政富的艳照也传遍天下了，网络反腐的号角越吹越响，腐败贪污的资产数额也越曝越大，雷政富的问题还没有定论，20亿资产又成为网络反腐的最新议题。其中，涉事官员的级别之高，纪检部门的回应之快，又是之前的网络反腐所不及的，可以说在现实影响力上又上了一个台阶，让“围观改变中国”更加深入人心。

一、网络反腐优点

（一）在相对虚拟、隐秘的互联网上，很多人平时在现实社会中不敢说、不方便说的话与事，往往都能原汁原味地展现在各级政府官员面前。这些海量、及时、真实的网络原生态信息，使中国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得到前所未有的保障与扩展。

（二）小鼠标可以拉下大贪官，低成本也可以催生高效率，网络反腐以其独特的现实魅力正在感染着更多的人，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现行的反腐格局。网络给当下的官场生态带来了巨大压力，傲慢与跋扈都可以点燃民意，进而促使网民寻找巨额财产和男女关系方面的线索，以官员最忌惮的方式对其进行惩戒。这种随时可能引发“灾难”的反腐手段，让官员变得低调，更主动地去倾听民意，也让普通人感觉到了公民的力量，让“以弱胜强”成为可能。

（三）一个人的呐喊从来就是无比单薄，再有“利”度的声音没有“通行证”都难以穿透那堵厚重的红墙。人们有力无处使，眼见民间疾苦却只能顾影自怜。而如今，网络反腐已成为当今监督腐败行为的重要途径。在网络这个发达的自媒体平台上，每一个围观者都是事件的参与者，公民声音以小见大，一则网络几十万次、甚至上百万次的转发量就是舆论发酵最天然的培养皿。

二、网络反腐缺点

虽然网络上不乏真实的原生态民意，但网络本身的虚拟性既是其先天优势，也是其内在缺陷所在。

（一）网络的开放性、即时性，问题官员既可以一夜“成名”，为全国人民所关注，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和介入，也可能会随着事件本身变化和时间推移或新噱头的产生，关注度骤然降温，乃至一夜间归于沉寂。现实中，问题官员一旦被网友“盯上”，待东窗事发、激起舆论风浪后，一般当事官员很快会被“严肃处理”。然而，一段时间之后，待舆论的风头一过，高调复出者有之，悄悄异地为官有之，官位革去待遇不变者更是不在少数。

（二）网络反腐是公民行使监督权利的一种方式，但网络反腐基于网民爆料，真实性无法保证，很有可能出现诬告和诽谤等现象，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或骚扰他人生活等问题。另一方面，爆料人常为了保护自己而拒绝透露其真实信息，由此带出来的信息真实性也就无法考证、责任无法追究。

（三）网络反腐的出发点不明确，具有偶然性。很多情况下，网络反腐只是舆论关注某一现象的附属品。在表哥杨达才的案件中，网友关注他最早并不是因为他手上的那块表，而是他在事故现场的微笑。对其人肉搜索后爆发出的贪污受贿情况，只不过是网友对其“微笑”行为不满的一个赠品而已。

三、网络反腐前景

十八大上习近平主席讲到，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

这是一番诚恳的讲话、一个鼓舞人心的信号，人们可以从习主席的讲话中看到一颗要跟腐败斗争到底的决心。

近日，中共中央纪委近日印发了《关于纪检监察机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通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贯彻中央通知精神，带头学习领会、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在反腐问题上的不断发声，凸显了党和国家对于此问题的重视程度。

在未来很长的一段反腐道路上，网络反腐还将继续扮演重要角色，但要明确的是，反腐最终还是要依靠合理、合法、合情的透明制度。网络反腐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和副作用，我们不能过度依赖它。

如果不是因为极其偶然的线索而被曝光，“表哥”和“房叔”们可能依然稳坐泰山。也就是说，在网络反腐和现行反腐制度之间仍有巨大黑洞需要弥合，与偶发性的网络反腐相比，常态化、制度化的反腐体系可能更加有效，也更加有利于建成一种前置型的防腐机制。

正因如此，纪检部门“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的表态固然值得肯定，但比当下严厉查处更重要的，恰恰就在于平日如何主动发现和有效预防。与网民的“定点清除”相比，针对所有官员的反腐大网才是解决腐败的根本之策，无疑也会有着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实践效果。

四、具体方式

（一）微观方面

首先，要做到中纪委提出的“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有关部门应主动在网上收集举报材料，随时接受网民的举报与投诉，将政务网络建成反腐倡廉的网络平台。通过与举报者的网络互动，迅速获得第一手的举报材料，并对群众举报和已经形成社会舆论热点的问题及时回应，认真调查核实，依法处理，像对这次重庆不雅视频事件的处理一样，及时向社会反馈处理过程、公布处理结果。

其次，保护网络举报人的人身安全及其合法权益。随着网络实名举报越来越多，举报者受到迫害、打击的案例也时有发生。就网络反腐来说，保障群众的表达权和监督权，就是不仅保障广大网民敢于举报，而且保障他们在举报腐败恶行之后，仍然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第三，明察秋毫。在网络管理过程中，对已经获得身份认证，通过“长网络”、图片、音视频等形式充分反映举报事实的帖子进行调查核实，但也应警惕那些以“举报”之名，行诬陷、造谣之实的“不实举报”。所以，如何使网络反腐趋利避害，有关部门应认真研究，拿出方案，形成机制。

（二）宏观方面

1.专家的顶层设计——网络反腐纳入到政府推出的制度框架中

网络反腐的实质在于建立制度保障机制，加强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的对接，形成新的监督体。网络反腐是制度反腐的具体体现，制度反腐是预防腐败的根本途径，更重要的是，在网络反腐过程中，各部门的职能整合必不可少，只有通过人大、司法监督机制的介入和相互间的职能整合，才能真正实现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的对接，反腐工作必定变得更加高效。

2.上下层——合力

一旦反腐工作开始渗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最终需要的还是一个通畅的反腐渠道，一套有效的反腐制度。既要求新一届领导人有排除万难之决心；也需要民众积极呼应，与中央一道为反腐提供动力。换言之，反腐既不是上层领导可以单独完成的，也不是底层民众可以独自推动的，反腐的动力和制度建设，无一不需要上下两股力量的汇流来实现。

3.权力阳光运行

要继续深入开展党务公开、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工作，积极推广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提拔任用干部票决制、干部考察公告制、任前公示制等公开透明的制度，加强行政权力透明运行工作，扎实推进“阳光党务、政务”建设，切实履行好组织实施本地区本部门拒腐防变教育工作的职责。

五、结束语

篇3：腐败及反腐的成本和收益分析

一、基本假设

本文首先进行理性人假设, 这个假设认为决策者以其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并且可以清楚地其行为的成本和收益。本文所言的决策者主要是指作为腐败者的个人和作为反腐败者的政府。本文中的腐败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所定义的“国家官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的行为。”

二、腐败者的收益和成本

就腐败者个人来说不仅要讨论腐败的成本问题, 而且还需要探讨腐败的收益问题。就成本方面来说, 腐败者之所以腐败, 其原因在于花费极少的代价, 就可以获得大量的好处。在经济人的适用范围上, 公共选择学派对其发展有了重大突破, 把“经济人”假设应用于政治领域, 认为个人在政治活动和集体选择过程中, 同样追求的是利益和效用的最大化。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指出, 没有理由相信, 同一个人在私人领域或经济活动中, 追求个人利益及其最大化, 而到了公共领域, 或政治活动中则追求公共利益及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同样, 由政治家和行政官员所组成的政府也是具有个人利益的组织。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人”理论推广到政治领域, 使我们可以很好地解释官员腐败现象。由于公共决策者的“经济人”特性, 政策过程中, 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驱使其制定出利己的政策, 导致腐败现象的产生。腐败行为正是这种求利行为发展到超越法律和制度规范时候的活动。而如何求利, 就有一个如何进行成本-收益的权量、平衡问题。在正常情况下, 人们总是会选择收益高于成本的行为, 而不是相反。人们的这种行为选择趋向, 可以被称之为理性经济人的成本选择定律。如果将这一定律运用到具体的腐败行为分析中去, 就很容易发现, 腐败的猖獗, 与腐败者从事腐败行为的收益远远高于其成本有很大关系。

(一) 腐败者的收益

个人能够从腐败行为中得到的收益如下:物质形态的“超经济暴利”信息或机会的优先性;在向上和向外方面, 加强自身与组织或组织其他成员的整合程度。

在向下方面, 由腐败引起的部分下属对其倾向性政治支持和忠诚;由于腐败而带来的周围环境所施加政治、道德压力的降低;腐败还可以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僵化的政治、法律体制束缚而达到其目的。

与此相对应, 个人不腐败即廉洁行为的收益则主要包括:工资的稳定化和可能的晋昇;官员公务职业的荣誉与心理上、道德上的满足感;职业的稳定性;可能的政治性支持。

(二) 腐败者的成本

在对腐败行为进行成本计算时要首先兼顾以下方面的问题:注意区分事前已经付出的实施成本和事后的风险成本;注意比较分析腐败行为的成本和廉洁行为的成本;注意区分个人所付出的成本和社会由此而付出的被动成本 (即其负效应) 。

首先分析腐败者个人的事前、事中的实施成本和事后的风险成本:事前投入的经济成本, 如贿金、物资等;事前投入的权力资源成本, 如权钱交易中权力资源的介入等;事前、事中投入的自我精神折磨、谴责等;事后的因达到违法犯罪被判刑而丧失的人身自由, 甚至是丧失生命的损失;因违反党纪政纪而受到的各种处分;因腐败行为而失去的正常的工资福利待遇;因腐败行为而失去的正常的可能的政治晋昇机会;因腐败行为而被课以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带来的经济损失;舆论谴责、人际关系恶化、人格失落等精神和道德上的损失;因腐败行为而导致的下属的政治支持、忠诚的减弱甚至丧失。

与此相对应, 对于政府官员而言, 不腐败即廉洁行为所要付出的成本所支付的成本就是谋取公共职务、获取公共权力职位的“进入”和“维持”成本。这种成本可能包括:获取公共权力职位所需要的相应知识而支付的教育、成长和时间成本;获得领导或上级认可与赏识、维持良好同事人际关系而支付的公共关系成本;因廉洁行为而失去的非法收入;因廉洁行为而丧失的正常的工资晋昇机会和其他物质利益机会;因廉洁行为而丧失的政治上的正常晋昇机会;一定环境内对于廉洁行为而引致精神上的自我压力、过度约束等;周围环境对廉洁行为所造成各种困境的谴责和压力;因廉洁行为而导致的政治支持、忠诚的减弱甚至丧失。

与其他社会行为相比较, 腐败行为的成本具有其独有的特点:

在内容上, 腐败成本具有多样性。一般社会活动的成本大致可以用人力、物力和财力将其包容进来;腐败行为的成本则除了以上几点外, 还包括了政治上的、精神上的、法律风险上的和社会道德上的损失代价。

在投入上, 腐败成本除了事前投入外, 还具有明显的后发性。一般社会活动总是成本投入在前, 收益在后;而腐败行为除了事前的投入和事中的投入外, 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先投入权力, 腐败案发后根据其收益程度来确定的。

在数量上, 腐败成本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由于腐败成本的后发性特征, 腐败成本往往极其悬殊。该特点促使很多人敢于冒险, 从事腐败活动。

在性质上, 腐败成本具有惩罚性。一般社会活动是按其实际付出来计算的, 付出的量就是成本量;而腐败活动成本则必须以高出腐败收益为原则, 否则就不可能控制腐败行为的滋长和蔓延。由此可见, 腐败成本不是一般性成本, 而是一种政治生活领域的特殊的追偿性成本。

另外腐败行为成本还涉及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由于腐败行为是一种“负和博弈”, 其成本与社会整体密切相关, 其成本事实上最终可能是由社会来承担的, 只不过是由腐败者进行事前“预支”而已。

(三) 腐败者的经济效益分析

对于腐败行为、廉洁行为的成本和效益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二者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腐败行为呈现出“高收益、低风险”趋势, 而不腐败的廉洁行为则是典型的“高成本、低收益”。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 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发展, 官本位社会文化根基逐步动摇、择业流动性不断增强、市场机制开辟了许多新的自我价值实现渠道, 这更使廉洁行为的收益在政府官员心目中的重要性大为降低。同时, 至少在目前腐败行为的风险成本的伸缩性是相当巨大的, 因为这些风险成本要变成为现实的腐败成本, 其关键在于腐败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和被惩罚的概率大小及其严厉性, 而这种可能性和严厉性在目前要大打折扣。这种状况导致的直接的严重后果就是腐败现象的迅速蔓延并在社会当中取得合理性合法性地位。所以,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来到世间就是追逐利润, 如果有20%的利润, 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的利润就会铤而走险, 有100%的利润就会违反各种法律, 有300%的利润甚至会冒被绞死的危险, 对腐败者而言, 其手中的权力就是逐利的资本, 遵循着同样的规则, 如果一个拥有公权的人可以通过腐败行为得到比从事遵纪守法还要多的纯收益, 那么就意味着社会为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适宜的制度基础, 某些私心严重、意志薄弱的公仆就很容易堕落成为以权谋私的腐败分子。因此, 要驱使这些理性的经济人不去腐败, 只能依靠加大其腐败成本同时降低腐败收益或预期收益的方式去引导。

三、反腐败的收益和成本

(一) 腐败对社会的正负效益辨析

近年来, 一些学者提出了腐败的正效益问题, 这些观点主要包括:腐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的起飞;能推进竞争和效率;可以避免政府决策的失误;可以提高政府官员的质量;化解人们的革命愿望等。以上这些观点有很多是似是而非的, 模糊了人们的视线, 其运用的方法和具体的结果具有很大的缺陷, 因此需要加以厘清。

1、视野偏狭。只看到腐败似乎具有一定的推动经济发展的功能, 而未看到腐败行为的后果是全面的、综合的, 不能也不应该单纯从经济角度来考察, 而应从社会整体背景的角度来考量。也许, 从某一个个案来看, 腐败方式确实可以提高政府运转的效率, 在经济角度具有积极性, 但腐败行为总是以公共权力的不正当运用为前提的。这种方式, 必然会引起其他方面的后果。

2、片面孤立。片面强调了腐败主体所得到的收益, 并把这种收益当成整个社会所得到的收益, 事实上腐败者的收益是以整个社会所付出的巨大成本为代价的。一方面, 我国对于政府官员个人而言并不完全就具备了进行生产投资的条件, 另一方面出于畏罪心理也不会考虑把钱公开投入到生产领域。因此, 最为可能的是继续用于腐败活动, 用于个物质上的挥霍, 通过某种方式把钱存储进来, 等待时机再进行消费或生产。这样, 这笔钱就被腐败者个人私吞了, 但代价却是由国家来承担的。

3、推理失当。认为寻租者行为的理性就一定能够结出“理性的果实”, 即最大化利益, 没有认识到腐败者的理性行为所导致的就是“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墙脚”这样一个恶果。政治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交换过程, 其多次交易、交换的结果, 可能与参与交换、交易者的初衷大相径庭。从大量的腐败实例看, 腐败者的理性选择几乎总是以“挖国家和民族利益墙脚”为目标的, 其选择的结果, 只是社会整体利益的受损而已。

4、权贵逻辑。享廷顿认为, 非法向权力体系提出要求的主要方法有暴力和行贿两种, 行贿是和平的方式, 它与改革一样, 可以起到维护政治体系的作用。只要掌握财富的权贵能用向政治权贵行贿的方法来满足其要求, 他们就不会用金钱去资助推翻政治制度的暴力企图。这种“权贵政治”的逻辑是发现上述“正”功能的基础。腐败为权贵提供了满足其私欲的“和平”手段。

总之, 如果以静态、片面、孤立的方法看问题, 任何现象都可以具备一定的“正”功能。腐败作为一场人类社会的“负和博弈”, 是社会整体损失远远大于个人腐败收益的竞赛, 反腐败势在必行。

(二) 反腐败的收益

反腐败的收益可分为反腐败的显性收益和隐性收益, 显性收益是指减少了因为腐败而导致的国家财税等方面的直接损失, 基本上反腐败的显性收益等于腐败者所能获得的收益, 腐败分子们大肆攫取不义之财, 然后大肆挥霍, 并转移国外。此外, 由于腐败分子大多位高权重, 在权钱交易中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往往是其受贿额的几倍乃至几十倍, 给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和一般百姓的损失则尤其巨大。按国情问题专家胡鞍钢的估算, 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 仅发生在税收、财政、国有经济单位和公共系统、垄断等部门的腐败案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 平均每年就有9875-12570亿元, 占全国GDP总量的13.2-16.8%之间。由于腐败的负外部性, 所以反腐败存在很大的隐性收益, 因反腐而避免的给社会造成的巨大危害即是反腐的隐性收益。腐败的危害包括:

1、腐败造成了社会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实证研究表明, 腐败活动泛滥的国家, 社会总投资和私人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呈现偏低的趋势。在某些重大项目上掌握公共权力者有可能会使投资偏离最有价值的项目, 从而造成对有益投资项目的阻碍, 引起社会资源的“空耗”和社会资源的浪费。

2、腐败降低了投资。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 我国吸引外资的潜力只发挥了49%, 主要是因为腐败等因素。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从14个国家进入41个国家的双边外国直接投资的分析发现, 腐败严重阻碍了投资。

3、腐败严重地扭曲了社会分配。腐败产生了巨大的超经济暴利, 扩大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 激化各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 并且打击各阶层通过诚实劳动获取正当合法收入的积极性。

4、腐败阻碍经济体制的运行和变革。一方面, 腐败的盛行会导致政府官员不断地加强对经济生活的进一步干预以寻求到更为大量的租金, 另一方面腐败还孕育出要求保持现行经济体制和政策的既得利益阶层, 形成经济体制变革的阻力。

5、腐败直接损害了一个国家政治稳定。腐败严重地损害了政府的形象, 导致民众对政府支持度的降低, 并因此而引发暴力行为甚至是军事、政治的巨大动荡。

6、腐败直接地消解了一个国家政治生活朝着民主化方面发展的积极力量。腐败的盛行意味着一部分特权阶层和拥有大量政治资源者可以凭借自身的有利地位通过法律和制度之外的、非法的途径来得到超额利润, 非法方式盛行总是与政治体制的倒退有一种互为因果、互相加强的关系。因为既得利益阶层总是会阻碍改变不利于他们地位的民主化改革的进行。

7、腐败阻碍行政管理机构自身的现代化发展。这是因为腐败还可能加剧行政管理不善的状况并加大行政改革的难度。

8、腐败完全可能因为其巨大消极性而造成优秀人才的外流和埋没。

9、腐败会导致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风气的下降。

(三) 反腐败的成本

反腐败成本是指政府为了防止和打击腐败所发生的各种费用和开支的总和, 以及由反腐败所引发出来的现在和未来一段时间的间接性的损失。具体来说反腐败成本包括以下方面:

1、反腐败的组织及制度成本。反腐败的组织实施及运作, 每一个腐败案件的查处, 国家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每个腐败大案、要案的查处, 都要花费纪检监察机关工作人员的大量心血和汗水, 耗费国家大量的财力物力。

2、完善制度是反腐败的关键。近年来, 我国在反腐败方面建章立制的速度不断加快。但是, 制度建设同样需要大量的投入, 理论研究、调研、征求意见、实际考证、修改制度直到制度的出台、生效的全过程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同时, 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转型期, 一些制度往往缺乏长效性, 很容易落入“钱穆制度陷阱”之中, 即一项制度出了问题, 就制定新制度来弥补, 结果制度越来越多, 所花费的成本也越来越大。

3、反腐败的人员、设施的投入成本。我国有比较庞大的反腐败系统, 并且每一个部门都有相应的人员、设施和设备, 这些专门机关正常运转需要国家大量投入。

4、反腐败的宣传教育成本。反腐败是一个系统工程, 教育是基础。为了营造反腐败的社会氛围, 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 各级党政机关在反腐败宣传教育方面的投入也逐年增多。

(四) 反腐败得失权衡

综合比较反腐败的收益和成本, 可以明显看到反腐败对社会的收益远远大于其付出的成本, 尽管如此, 反腐败的社会成本依然最终要由国家和社会分摊。为了把给社会带来的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 就必须权衡反腐的收益和成本, 结合实际情况选择最优点实现反腐效益最大化。

反腐败无论是显性收益还是隐性收益, 它们将随着制度成本的提高而提高, 如用SB表示反腐败收益或者说制度收益, 则SB是制度成本SC的函数, 即SB=f (SC) 。在制度成本很低的情况下, 因缺少制度约束和监管, 腐败现象会很严重, 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也很大, 此时稍微提高制度成本则可大幅度提高反腐败的显性和隐性收益即制度收益;而当制度成本有较高的量时, 腐败现象已不明显, 提高制度成本只会换来很小一部分的制度收益, 即制度成本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 这种关系可以用下列公式表示:

其中, k为一个大于0的常数, 0<γ<1。

进一步, 令SB=SC, 由公式 (1) 可得出:SB=SC=k* (SC) γ, 即

SC*2表示使SB=SC即政府反腐败的制度收益和制度成本相等时的均衡制度成本水平, 当实际的SCSC, 此时政府提高制度成本是有利的, SC一直提高到SC*2都是有利的。

根据上述分析, 可得出以下结论:有腐败可能性的人是否选择腐败取决于其腐败的成本和收益的对比, 而腐败收益和腐败成本取决于反腐败制度建设的投入量即制度成本。反腐败制度建设通过社会上所存在的租金而影响腐败的收益, 通过提高惩罚力度和被发现的概率而影响腐败的成本。作为反腐败的主体, 政府是否加强制度建设取决于制度投入成本和制度投入收益的对比关系。在反腐败制度建立初期, 反腐败的收益往往大于其成本, 在制度建设很不健全或正在进一步完善过程中的经济中, 提高制度成本可大幅度提高制度收益。而在反腐败制度建设基本完善后, 再加大制度成本的投入量则会使得反腐败的收益小于其成本, 所以反腐败应提高制度成本的投入量到制度收益等于制度成本的水平。又因为腐败具有负外部性和反腐败存在很大的隐性收益, 所以反腐败的制度建设不能只停留在使腐败收益等于腐败成本上, 而应上升到制度收益等于制度成本的水平, 即在腐败现象已不是很严重的地区或领域, 还需要继续加强反腐败制度建设, 直到腐败现象被减少到极低的程度, 甚至杜绝腐败行为。

综合上述结论联系我国实际,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时机已经迫在眉睫、不可错过了。这是因为当前的政治腐败正向组织、制度和意识形态层次迅速发展、蔓延, 目前大力进行反腐败行动, 一方面社会成本较低, 另一方面也可以阻止腐败向普遍化方向发展。与此同时, 目前中我国政治腐败所显示出来的继续发展性的特点也说明, 腐败可能还远远没有达到极点, 如果任其发展, 后果不堪设想。而民众对于反腐败的决心和要求极其强烈和突出, 此时进行反腐败行动可以争取到坚实的政治支持。

腐败的成本收益和反腐败的成本收益两者尽管有区别同时也相互依存。腐败者的收益往往包含于反腐败所能得到的收益中, 而反腐败成本的提高往往为了提高腐败者的成本, 反腐败者通过加大反腐败的力度来腐败者的成本和收益。

四、反腐败的经济学对策

鉴于腐败是一种经济行为, 我们在考虑反腐败时不要总是从道义的角度去要求官员不腐败, 希望通过官员自律来实现廉洁从政的目标, 而是应该充分考虑到官员的“经济人”属性, 运用经济学的手段去防止官员腐败, 通过经济人的趋利行为模式进行引导, 一方面要加大腐败者的成本、减少其租金收益以降低腐败者的腐败利润, 使其无利可图甚至得不偿失, 另一方面, 要有效降低反腐成本, 营造“腐败过街, 人人喊打”的舆论和制度氛围, 提高举报人的安全感和净收益, 以构筑严密的反腐墙。

(一) 降低腐败的收益预期

要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大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力度, 铲除滋生以权谋私等权力寻租等腐败的土壤和条件, 把政府职能转移到制定市场规则、严格依法办事和为企业提供服务上来, 减少权力干预市场的同时, 要加快生产要素市场化进程, 消除双轨制产生的“租金”, 广泛而充分地引入市场机制, 将生产要素配置市场化, 尽量减少和堵塞“寻租”空间, 从体制上减少公职人员和企业之间发生权钱交易的可能性。通过这些举措, 使腐败者的收益预期降低, 抑制官员腐败的积极性。

(二) 加大腐败的惩治成本

当前, 在我国对腐败官员的惩罚性机制建设中, 存在着许多的不足, 要实现吴官正书记提出的让腐败分子在“政治上身败名裂, 经济上倾家荡产, 思想上追悔莫及”结果,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需要在制度上采取措施, 完善对腐败官员的惩罚性机制, 加大打击力度, 减少腐败黑数, 增加腐败交易的成本, 让官员“不敢腐”。

首先, 加强舆论监督。舆论是贪官污吏的天敌, 是腐败犯罪分子的克星, 也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说, 法律如果没有舆论的支持几乎毫无力量。作为有效力量的法律, 它依赖舆论甚至要比依赖警察的权力为多。从舆论批评的效果看出, 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这种无形的力量有时比有形的监督更具有威慑力。自下而上, 随时曝光, 无须受命, 不畏权势, 是揭露和打击腐败最为有效的形式之一, 也是权力监督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因此, 应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 制定《新闻法》等制度, 让腐败官员“身败名裂”。

其次, 建立惩罚性经济机制。一是对贪污、受贿的非法所得应予彻底追缴。对已经挥霍的非法所得, 应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诉请人民法院判令犯罪分子赔偿。同时, 对于贪污受贿的腐败分子个人所有财产, 应判处没收其全部或一部分, 以剥夺其继续犯罪的物质基础, 并对其他潜在的贪污者产生强大的威慑。二是对贪污受贿腐败者应处以罚款或罚金。在我国, 贪污受贿腐败行为之所以大量滋生蔓延, 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对贪污受贿腐败者未有罚款或罚金处罚的规定。因此, 应修改有关行政法规和刑事法律, 对贪污受贿违法犯罪行为增加罚款或罚金处罚。三是对贪污受贿行为进行追诉成本核算, 向腐败分子征收诉讼费用。

再次, 要严格执行法律制度, 增加查处概率, 降低腐败黑数。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说, 刑法的本质不在刑罚多么严厉, 而在于刑罚的不可避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温斯坦莱认为, 严格执法是政府的生命。因此, 必须坚持教育惩处并重, 把惩处腐败分子作为从严治党、从严治政、从严治“长”的重要措施来抓, 突出重点, 狠抓落实。惩处的重点部门应是领导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惩处的重点内容是贪赃枉法、贪污受贿、敲诈勒索、以权谋私、金融诈骗、挥霍人民财产、腐化堕落等行为。惩处的重点对象是违法违纪的党政领导干部和搞权钱交易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特别是县 (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的违法违纪案件。在惩治腐败的过程中, 要严格执纪执法。

(三) 增加官员廉洁收益

增加官员廉洁收益, 即提高官员腐败的机会成本, 降低腐败主体进行腐败交易的主动性。增加廉洁收益包括许多内容, 诸如建立良好的干部选拔任用和考核机制、评选表彰制度等等, 满足官员自我实现, 获得社会认同等需要, 从而激励官员努力工作, 本文仅从经济利益角度去探讨增加对官员的激励因素。

首先, 建立以薪养廉制度。要提高公职人员的薪金, 使之高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给公职人员定期增资, 制定和完善公务员职级晋升制, 使公务员在职务不能提升的情况下可以享受同样的工资待遇;让公职人员的工资增长应同物价水平挂钩, 即工资增长应与物价上涨同步;提供包括假期、生活性福利补贴、地区性生活补贴、艰苦和危险工作岗位津贴以及小孩入托、上学和文化娱乐在内的良好的福利保障。

其次, 建立廉政保证金制度。每年从公职人员的工资中提取一定比例存入政府为公职人员单独开设的保证金账户, 政府同时从财政收入中拨出同样数额的款项存入该保证金账户, 此笔款项及其利息到公职人员退休或辞职时全部退还给本人;如果公职人员在任职期间因廉政问题被判刑或开除公职, 则该笔款项全部没收上缴国库。

再次, 建立对公职人员的奖励制度。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对公职人员的物质奖励, 提高奖励的数额, 对于促进公职人员廉洁奉公、勤奋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 以制度建设为本, 提高监督效益, 降低反腐成本

一是要加强监督机构的总体协调。要通过明确划分各种监督机构的功能和责任, 重视监督系统的层次性和明确划分不同层次监督机构的职责权限, 加强监督的总体规划和避免各种监督机构的相互碰撞, 进而使各种监督机构既能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又能发挥监督系统的整体功能, 增大监督系统的合力。

二是要强化以权力互相制约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监督机制。强化内部监督制约, 核心是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 关键是干部权力不能太大、太集中。对掌管人、财、物等容易产生腐败、滋生不正之风的重要岗位、环节和部位, 在定期进行岗位轮换的同时, 还要加强岗位内部的制约机制建设, 强化业务和分工的制约, 制定必要的权力运行程序, 不经过有关权力运行的制约程序, 权力就不能生效, 形成互相制约的权力格局。

三是要建立具有相对独立性、高度权威性的专门监督机构。

四是要充分调动群众力量打击腐败。近年来, 我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的案件80%以上是群众举报的, 这足以说明, 监督信息第一资源来自群众, 没有群众的监督和充分参与, 反腐败斗争是很难取得胜利的。同时, 调动社会力量来打击腐败对国家而言也是低成本的。因此, 要充分发动广大群众, 打一场反腐败的人民战争。要加强法制教育、普法教育, 大力增强人民群众参与监督的意识和参与反腐败的意识, 提高人民群众对权力运作依法行使监督权的自觉性;要努力拓宽群众监督和参与反腐败的渠道;要建立和健全群众监督的保障制度。对于勇于监督, 并做出较大贡献的人和团体予以表彰和奖励, 对依法行使监督权的群众, 要依法保护其工作、生命和财产安全以及家庭生活。

此外, 要构建完备的廉政法规体系。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 对市场经济下的腐败犯罪, 不能靠简单的群众运动或行政命令去解决, 而要靠法律。法律手段是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基本手段。离开法制建设, 反腐败的对策就是一句空话。1993年以来, 我国围绕廉洁从政制定了《廉政准则》、《财产申报规定》、《报告重大事项规定》, 颁布了《行政诉讼法》、《行政监察法》, 这些法规制度的出台和颁布, 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起到了重大作用。但从实践来看, 这些法规制度与市场经济法规化、规范化的要求还相差甚远, 主要是还不完善, 现实中一些急需的专项法律尚未建立。因此, 还应抓紧制定《反贪污贿赂法》、《公民举报法》、《新闻舆论监督法》, 以及《公务员制度法》、《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公务员离任审计法》、《行政程序法》和《政务公开法》等。有了完备的廉政法规制度, 就能够把公职人员权力的行使纳入法制化轨道, 编织让公务员不能腐败的法制网, 达到“疏而不漏”的效果。

摘要：文章分析了作为腐败者的成本和收益, 以及作为政府的反腐败的成本和收益。有腐败可能性的人是否选择腐败取决于其腐败的成本和收益的对比, 而腐败的成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反腐败的力度, 但是反腐败也是要花费成本的, 政府是否加强反腐败同样需权衡反腐的得与失。文章尝试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通过对腐败和反腐的成本收益进行分而论析, 进而讨论应采取的措施。

关键词：腐败,反腐败,成本,效益

参考文献

[1]、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三联书社, 1998.

篇4：高校反腐倡廉建设现状分析及对策

当前,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高校自主权增大,高校领导干部和职能部门的权力也随之增大,但是对这些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却没有及时有效地跟进,形成了事实上的同级不好监督、上级疏于监督、下级缺乏有效监督的局面,致使腐败行为屡屡发生,腐败现象层出不穷。

1.腐败案件数量上升。高校一直是人们心目中一块神圣的净土,但近年来,高校腐败案件却频频曝光,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招生索贿案,四川省部分高校教材采购中职务犯罪案,南京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刘代宁受贿案,湖北美术学院原副院长李泽霖受贿案等等。从以上所列举的情况来看,高校的违纪违法案件正在不断地增长,呈上升趋势。

2.腐败案件与经济领域紧密联系。随着高校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化,办学规模不断扩大,高校的发展速度日新月异,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职能日益凸显,与社会的关系也日益紧密。一些与经济领域密切相关的单位和部门,例如在涉及基建工程项目的主要部门基建处,涉及图书采购的主要部门图书馆,涉及大宗物资采购的国资处等方面的个别领导干部意志不坚定,出现了以“回扣”“设计费用”“工作补助”等为名目,收受贿赂,有的个人中饱私囊,有的私设“小金库”。目前高校基建工程建设、大宗物资采购已成为干部违纪的多发点和纪检监察工作最棘手最艰难的监督范围。

3.学术腐败盛行,科研经费流失严重。随着高校内部分配制度的改革,职称评定、职务升迁与切身利益、个人命运息息相关。为了完成评定职称规定的学术论文,抄袭他人文章,高价请人代写成了学术界“皇帝的嫁衣”;为了提高学术地位,科研成果弄虚造假司空见惯;为了拿到科研经费、科研项目,托人情、拉关系,给“回扣”送“提成”也成了“潜规则”;为了满足个人利益需求,用科研经费购车、买家电、出国访问、观光旅游、来往应酬成为“正当开支”,腐败之风盛行于学术界、出版界,给学校、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给学生造成恶劣影响。

4.职务犯罪特点突出。高校一些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教师甚至某些领导干部利用自己的工作之便,谋取私人利益或小团体利益,例如学术委员接受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在职称评定工作中营私舞弊;系总支书记或辅导员接受学生礼品或学生家长馈赠安排学生入党;招生委员会向学生家长索取巨额金钱为落榜学生敞开方便之门;基建、图书等部门收受承包商、代理商贿赂为其私吞国有资产铺路搭桥。

二、高校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分析

1.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伴随着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金钱至上观念肆意泛滥,物欲膨胀失去了道义约束,唯利是图、以权谋私、钱权交易、贪污受贿等社会不良现象时有发生,这些不良风气和现象逐渐影响到了高校,一些立场不坚定的领导干部放松了对自己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私欲膨胀,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权钱交易资本,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利用学校基建、采购物资、招生等机会以权谋私,大肆敛财,严重败坏了高校的风气。

2.体制方面存在不足。高校现行的监督领导体制是纪委“双重领导制”,即同级纪委既监督同级党委,又要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这直接导致监督主体很难深入到监督客体的内部实施监督,从而使高校监督机构在监督方式和效率上趋于表面化和形式化:监督内容上,一般只对同级党委成员的细枝末节的问题进行监督,缺乏对重大问题、要害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有效监督;在监督部位上,一般侧重于把普通党员和一般干部视为监督的主要对象,缺乏对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一把手的强有力监督;在监督时效上,往往停留事后监督,案件发生了才去监督,缺乏提前介入和超前监督。“双重领导体制”使高校纪检机构直接处于其监督对象的领导下,重要的政治资源被党委所控制,不能独立行使执纪权,缺乏对群众意见的灵敏反应机制。

3.学术评价与科研管理机制不完善。目前高校存在的学术腐败问题,除了与教师的学术操守有关外,最主要的是与当前高校的学术评价和科研管理机制不够合理有关。学术管理的行政化导致行政权力对学术行为过多地介入、干涉,使学术掺入了太多的外部因素;教师职称评定、工资待遇、奖金福利、科研经费等都采用简单的数字量化管理模式,对学术成就的评价往往注重形式忽视内容、注重数量忽视质量,加上学术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导致许多教师弄虚作假,一些有名望的博导教授也利用自己的权利投机取巧,侵占科研经费,造成学术造假、学术泡沫、学术舞弊、学术贿赂和学术交易泛滥成灾。

4.廉政文化建设长期缺失。改革开放以来,廉政文化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的现象比较突出。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人们廉政理念发生扭曲,廉政信仰发生动摇。其表现在行为模式上是对腐败现象的容忍默许甚至羡慕,期望效法攀比;表现在观念形态上是笑贫不笑贪,对腐败见怪不怪,对清廉敬而远之,甚至挖苦讽刺。这种社会意识虽不占主流,但却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民众性,并由此不断地催生新的腐败。

三、高校反腐倡廉建设的主要任务

1.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强化反腐倡廉的自觉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是督促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全面负责的一项重要制度。高校纪委、监察处要充分发挥反腐倡廉建设的组织协调作用,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协助学校党委建立起一个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科学的责任目标分解体系,形成多层次、多线条的压力传递机制。组织各党委(党总支)和职能部门的一把手与分管的校领导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将创先评优,绩效考核与责任制落实情况挂钩。纪委、监察处要切实当好参谋,分解任务,督促检查,各相关职能部门各负其责,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中的工作职责。

2.加强领导干部教育、管理和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行使。领导干部要做到清正为官、廉洁从政,就必须不断加强党性修养,不断提高认识、开阔眼界、陶冶情操,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及时纠正自身不足,牢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永葆共产党员先进性。领导干部做到廉洁从政,仅靠教育是不够的,还应加强管理,自觉接受监督。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可以起到提醒和警戒作用,能够帮助领导干部及时纠正工作和生活中的失误,从而防止其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领导干部要努力做遵纪守法的模范,依法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认真执行党内监督条例,自觉接受组织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学会在监督中开展工作、推进事业,在监督中保持本色、实现进步。

3.注重校园廉政文化建设,营造以廉为荣的校园环境。廉政文化作为廉政建设与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教育、导向、规范和监督的作用。高校要紧紧围绕学校中心工作,抓住人才培养这个根本,把握广大师生的思想实际和心理需求,以廉政为主题,以宣传先进的廉政制度和廉洁理念为重点,通过各种校园文化载体,将廉政文化与师德教育和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相结合,与课堂教学相结合,与廉政文化教育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创新方法,务求实效,使廉洁、诚信、守法等良好思想道德意识和观念植根于广大师生的头脑之中,为做好反腐倡廉工作和构建和谐校园提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

4.抓好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遏制腐败滋生蔓延。高校腐败问题主要发生在财务管理、基建工程招标、物资设备采购、招生和收费、校办产业和后勤社会化等权力比较集中、资金密集的部位。高校党风廉政建设要抓住这些权力重点部位。通过深化财务管理体制改革,形成高校资金规范、安全、有效运行的机制。进一步落实“收支两条线”规定,所有收费都要列入学校预算管理,非税收入要全部进入财政专户,坚决杜绝“小金库”、公款私存和“账外账”等违规违纪问题的发生。通过深化高校资金配置体制改革,形成公平竞争、交易透明、运行规范、廉洁高效、监督有力的高校采购机制。通过深化高校后勤社会化体制和校办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形成高校教学、科研和科技产业协调发展的机制。坚持以市场为取向,深化高校后勤管理体制改革,促进高校后勤服务走向社会化。完善校办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通过实施“阳光招生”和“阳光收费”,严格规范办学、招生、收费行为,建立健全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完善的办学机制。

5.大力推行校务公开,确保权力规范透明运行。推行校务公开既是落实教职工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推进高校民主建设的需要,也是强化权力制约,防止权力滥用,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要求。校务公开,一是要扩大公开的内容。对学校改革与发展的决策和实施方案、财务收支情况(包括科研项目经费)、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大宗物资采购、干部人事变动、招生计划和收费项目,以及涉及教职员工切身利益的事项等,都必须公开。二是要丰富公开的形式。通过召开教代会、党政工联席会、校务公开栏等形式,利用报刊、网络以及文件、简报、公开栏等平台和载体,做好公开工作。三是要提高公开的质量。对公开的内容、形式、时间以及公开后的信息反馈、投诉举报、信访处理、整改纠正等作出明确的规定,保证公开及时、全面、真实、准确,提高校务公开规范化、制度化水平,坚决防止和纠正不公开、假公开与不及时公开的问题。

6.严肃查办案件,依纪依法惩治腐败。惩治,本身也是对权力的一种制约,对党员干部的一种教育。只有惩治有力,才能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和监督的威慑力。当前,高校正处于违法违纪现象易发多发时期,必须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加大惩治腐败力度,继续保持查办案件的高压态势,重点查处高校基建工程招投标、物资采购中的商业贿赂案件,违规招生、违规收费等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贪污挪用公款、私设小金库等违反财经纪律的案件,腐化堕落、学术腐败案件等。注意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针对案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深入剖析,举一反三,查找体制、机制、制度、纪律、管理方面存在的原因,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堵塞漏洞,加强管理,逐步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

参考文献:

篇5：反腐败案例

新建村门户网站

wcwy.ahxf.gov.cn

2011年3月8日

来源：新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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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海社保基金案牵出众多贪官

当事人：张荣坤

特色事件：使大批高官为之效劳，动用百亿公款如探囊取物

影响力所在：直接导致陈良宇等高官落马，成为十年来最大的腐败案件，为国内外广泛关注。

一位横空出世的“问题富豪”竟引发了上海市建国以来最大的腐败案件，也点燃了十六大以来最为猛烈的反腐风暴。由此案，人们看到了中共对查出高级干部腐败问题态度之坚决、行动之迅速。

38岁的张荣坤是苏州市人，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原上海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副会长。主要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2004年以20亿资产荣登胡润百富榜第39名。2005年，当选“中华百位慈善人物”。他通过原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违规拆借32亿元社保基金，用于福禧收购沪杭高速公路的权益等。至2005年6月底，张投资参与管理的公路里程已达200公里，在高速公路领域的投资超过100亿，成为“公路大王”。张还涉及上海电气集团违规并购案。因他而牵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上海社保局原局长祝均一，上海市宝山区原区长秦裕，上海社保局社保基金监管处处长陆祺伟，上海电气董事长王成明，上海电气副总裁、执行董事韩国璋，上海新黄浦董事长吴明烈，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孙路一等众高官。10月，张荣坤涉嫌行贿欺诈被逮捕

二、交通厅长搞腐败竟然“入不敷出”

当事人：章俊元

特色事件：行贿金额超过受贿金额

影响力所在：社会公众普遍表示判决难以服众，高级干部职务犯罪的处理引人关注

一位贪官曾在媒体刊登文章“深情说用权”：“100（政绩）-1（腐败）＝0（功劳），一个人干得再好，廉政出了问题，所有功劳都没有了”。如今，他“发明”的这个“数学公式”早已成了人们的谈资笑料。然而在他自己的腐败案中，却真的存在着一个令人困惑的“数学问题”

7月20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被告人、江苏省交通厅原厅长章俊元受贿、行贿一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行贿罪判处章俊元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40万元。

2000年8月至2004年，章俊元利用职务便利，先后接受4家单位和11人的请托，23次非法收受他们贿送的财物合计人民币118万余元。与此同时，章俊元还为解决其个人职务、职级问题，于2004年1月13日晚，到中共江苏省委原常委、组织部原部长徐国健（已被判死缓）的家中，送给徐人民币200万元。行贿“投资”200万元，而受贿所得只有118万元。抛开章俊元另有40万元被没收的“个人财产”不算，尚有82万元的巨额“赤字”。章俊元受贿、行贿一案宣判后，其本人表示“服判、不上诉”。但舆论普遍认为这样的判决难以服众。

三、沧州审计员酒店门前猝

当事人：张洪涛

特色事件：扛着审计大旗醉死在酒店门

影响力所在：审计署掀起系统内部整顿“风暴”

他一个人的死实在微不足道，但他使8万同行的形象蒙羞。审计不只是李金华一个人的“战斗”，审计风暴也不能只在高层吹风。一场空前的内部整改风暴将使更深层次、更大面积的审计风暴成为可能并来得更快。

3月至4月，沧州市审计局派出审计组，对盐山县县城电网建设与改造工程竣工决算进行审计。在连续接受盐山县电力局的宴请后，4月11日中午，参加该项目审计工作的盐山县审计局审计员张洪涛猝死酒店门前。第二天，审计组其他成员和电力局领导依旧按计划赴扬州游玩。事件披露后，在全国产生强烈反响。国家审计署专门派出调查组，赶赴盐山调查此事。8月23日，审计署就审计组违反审计纪律问题发出通报，认为媒体报道属实，将追究有关负责人的责任。依据有关规定，沧州市人民政府、中共沧州市纪委、沧州市监察局、沧州市供电公司研究决定，给予沧州市审计局副局长朱玉山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盐山县审计局局长王荣华党内严重警告、行政撤职处分；给予盐山县审计局副局长刘新才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给予黄骅市审计局基建科科长藤义中党内严重警告、行政撤职处分；给予盐山县供电公司经理张红卫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依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规定，给予沧州市审计局局长田永利通报批评。

9月14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上海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一些地方财政确实困难，审计部门的审计费用不能保障，对“八不准”纪律不能刚性执行，审计人员外出审计的确由被审计单位招待，但招待不等于宴请，招待是有标准的，而且决不能喝酒。

盐山审计事件被曝光后，全国各地审计机关认真反思，展开廉政警示教育。审计署表示，从2007年开始，将请财政部门和监察部门联合组成监督机关，每年对审计部门进行检查，并形成固定的制度。

四、腐败书记用MBA管理“情妇团队”

当事人：杨枫

特色事件：MBA知识首次被用来管理情妇

影响力所在：严肃的管理理论被无耻的贪官洋为中用，糟蹋成令人不幸的“中国特色”

国家花费巨资让一些干部去进修，他们到底学得到了什么，有没有把学到的知识用到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上？MBA与贪官情色的“嫁接”证明了一个道理：再高明的管理水平也不能解决本质腐败的任何问题

6月1日，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副书记杨枫（副厅级）涉嫌受贿案，在巢湖市中院开庭。杨枫不仅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索取巨额贿赂，还同时包养了7个情妇。为了防止情妇们争风吃醋，他运用进修时学来的MBA管理知识，让“首席情妇”邹某用分类法统领其他6个情妇。排在第二的是二号张某，三号李某，四号黄某，五号林某，六号陈某，七号刘某。据其分析，二号至六号情妇的性格特点大抵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爱钱型、爱帅哥型、爱权力型、爱吃醋型。杨枫人尽其才，分别安排她们做合适的事情，如有的主攻上级领导圈子，有的经营公司，共享利益„„为了便于管理，邹某为杨枫配备了六个手机号，分配给不同的情妇。在她的科学调度下，杨枫和情妇们彼此满意，相安无事„„最终，因一度失宠，“首席情妇”邹某反戈一击。举报杨枫所作所为，2005年9月7日，杨枫被依法逮捕。

五、湖南郴州官场大地震

当事人：雷渊利、曾锦春、李大伦、樊甲生

特色事件：“三玩市长”、“三不倒书记”、所谓“三无干部”和荒唐的“三不准部长”，搞腐败人人各有特长

影响力所在：“三玩”成为腐败官员的样本，百姓游行庆祝印证“腐败不除，国无宁日”

继上演全国住房公积金第一案的郴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案被判死刑以来，处于湘粤交界处的湖南郴州接二连三爆发腐败案，包括原副市长雷渊利、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原市委宣传部长樊甲生、原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在内的一批人落马，同时涉及科以上干部300余名，处以上干部近百名，引发郴州政坛大地震，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三玩市长”。―玩权、玩钱、玩女人样样精通，于国、于家、于人民处处背离。53岁的副市长雷渊利东窗事发后，在一封“忏悔”信中说，“人家背后议论我是‘玩权、玩钱、玩女人’的‘三玩’干部，我认为名副其实。”在双规期间，雷渊利写下了近万言的《我的沉痛的反思》，招供了与“贵妃”们风花雪月的故事。9月5日，长沙市中级法院一审以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贪污罪判处雷渊利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追缴犯罪所得，上缴国库。

“三不倒书记”――市纪委书记曾锦春被“双规”后，满城百姓上街游行、通宵燃放鞭炮以示庆祝。作为纪委书记，曾锦春在郴州横行无忌，他善于利用自己对官员们的监察权力来攫取更多权力而谋私。如果谁不顺他的意，就很可能会被他找个借口“双规”起来；如果哪个官员手中有其垂涎的资源又不愿交出，同样有“双规”之虞。湖南省纪委此前曾三次对曾锦春实施调查，但每次都不了了之，曾锦春因此被称为“告不倒、查不倒、管不倒”的“三不倒纪委书记”。

虚假的“三无干部”――市委书记李大伦说自己是无贪污挪用、无行贿受贿、无嫖赌逍遥的“三无干部”，但现在查出他“五毒俱全”，既有经济问题，也有作风问题，涉及工程建设、矿产资源审批、买官卖官三个方面。他的问题数额特别巨大，手段特别狡猾，性质特别严重。5月，李大伦夫妇被“双规”后初步交待，近年他们收受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1325万元；收受各级党政人员以拜节、贺寿、出国、子女留学等名义送的600多万元人民币、12.2万美元、2000欧元和8000加元。此外，还有600多件贵重物品被调查组扣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