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风俗

七夕风俗（精选8篇）

篇1：七夕风俗

七夕节日风俗

祭月之仪

夏人的文化里上古遗传的祭祀月神，多在朔日，即一七、二七，有认为盛于汉代的十五祭月，也是对二七日的.小小修正。古时女子多有祭拜月亮的习俗，在传统文化里，月亮始终是女子的祥瑞。她们常常对月祈愿或倾诉心事。古来自有女子拜月的传统，尤其是七夕、中秋。貂蝉祭月的传说大约是最动人的画面了。

婚育恋曲

传统文化里，爱情基本上都要和婚育相连。在七夕的节物风俗里，这两件事的关联是很自然的。作为古老的汉族节日，先人于朔日祭月，本身就是一种乞求繁衍生息意愿的反映，盖因月之盈长暗喻了长生与兴旺。

夏历之尚七习俗孑遗下来，发展成为生长、长生的标志，而七月七更是长生又长生，故此这一日被称为“人日”。七夕前几天人们利用若干种植物，如小麦、绿豆、小豆、豌豆等，放在器皿浸水，生芽数寸后，于七夕即日用红蓝彩线束扎起来，作为一种得子得福的象征。还用蜡塑各种形象，放在水上浮游，实际上是生育信仰之一种。

天河夜话

七夕兰夜，许多少女会一个人偷偷躲在生长得茂盛的南瓜棚下，传说在夜深人静之时如能听到牛郎织女相会时的悄悄话，这待嫁的少女日后便能得到这千年不渝的爱情。在社会风气开放的时代，也有情人们携手一起躲在瓜棚下偷听天河私语的。

拜织女会

这是七夕节女眷们的聚会，叫做“拜织女”。少女、少妇们大都预先和自己朋友或邻里们约好五六人，多至十来人，联合举办。举行的仪式，是于月光下摆一张桌子，桌子上置茶、酒。水果、五子（桂圆、红枣、榛子、花生，瓜子）等祭品；又有鲜花几朵，束红纸，插瓶子里，花前置一个小香炉。

约好参加拜织女的少妇、少女们，需要斋戒一天，待到沐浴停当，准时都到主办者的家里来，于案前焚香礼拜后，大家一起围坐在桌前，一面吃花生，瓜子，一面朝着织女星座，默念自己的心事。玩到半夜始散。

篇2：七夕风俗

日本七夕节源于中国，经过多年的演变，如今已经成为日本夏季传统的节日之一。七夕在日本原是朝廷贵族的祭祀活动，又称乞巧奠。从江户时代起，才成为一种民间庆祝活动。

日本人怎么过七夕

日本七夕节主要不是用来祈祷得到爱情，而是祈求姑娘们能拥有一身好手艺。每年这个时候，大人和孩子都会聚在一起，在五颜六色的长条诗笺上写下愿望和诗歌，连同用纸做的装饰品一起挂在自家院内的小竹子上，此外还要在院子里摆上玉米、梨等供品，请求织女星保佑自家女孩的书法、裁衣等手艺能有所进步。

庆典结束时，这些供品将被放到河里顺水漂走，以此象征着自己的心愿能够到达天河。

篇3：风俗及风俗入志刍议

“风俗”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它于理论与实践中, 亦较难界定和细化各类风俗内容。“风俗”的当代相近、相关辞意有民俗、习俗、礼俗等。据1985年7月1日版新法编排的《汉语词典》的释意, “风俗”即为:社会上长期形成的风尚、礼节、习俗等的总和;“民俗” 即为:人民群众的风俗习惯;“习俗”意为习惯和风俗;“礼俗”泛称婚丧祭祀交往等的礼节。又据1979年版《辞海》的“风俗”解释:即历代相沿积久而成的风尚、习俗;由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习俗叫“风”, 由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俗叫“俗”;《辞海》则无“民俗”一词;《辞海》中“习俗”解释为风俗习惯;《辞海》中亦无“礼俗”一词。

俗、风、土风、人风、民风、谣俗及风俗、习俗等, 为我国古代及固有的“俗”类术语概念。但随着世界各国文化的传播、交流和渗透, 在我国被引进了“民俗”一词及学说。其一说是英国考古学家威廉·汤姆斯, 1846年创造了“民俗学”的理论概念;又一说“民俗”概念系20世纪20年代从日本传入中国内地。自此它逐渐融入了我国“风俗”类词语概念的术语行列, 亦标志着世界范围内民俗科学的诞生, 但它亦并不意味着这种名词的出现, 而改变着各国对“风俗”类的根本叫法和称谓。

中国第一批现代民俗学者, 产生于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前后, 学者们通常认为, 在阶级社会里, 文化可分为“上、中、下”三层。其上层文化主要指统治阶级所创造和享有的文化;中层文化主要指城市商业市民所有的文化;下层社会的文化, 即广大农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这三层文化相互影响, 既对立又统一。其中、下层文化乃为民俗文化。目前, 国内民俗学界普遍认为, 民俗 “即民间风俗, 系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

中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认为, 民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人民 (主要系劳动人民) 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学家乌丙安说, 民俗是世代传袭下来的, 同时继续是在现实生活中影响的事象, 是形成了许多类型的事象, 是有比较相对稳定形式的事象, 是表现在人们的行为上、口头上、心理上的事象, 是反复出现的深层文化事象。民俗强调的是民间生活文化的历史性与传承性。

西北大学教授、民俗学家韩养民说, 风俗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 对风俗文化地域性的理性认识, 是经过一代又一代文化人的长期探索而不断深化的。他把中国风俗文化划分为东北、游牧、黄河、长江、青藏、云贵、闽台七个风俗文化圈。他说风俗文化是礼仪的上源和基础, 礼仪源于风俗文化, 是不同地域间社会群体的生活习惯逐步发展而约定俗成的。俗能上升为礼, 礼可上升为法。礼仪形成之初, 是以风俗习惯为基础的行为规范, 植根于深厚的民间生活土壤之中, 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

礼仪文化为社会各阶层等级秩序的标志, 亦是约束人民生活方式和行为的准则。倘若探幽索源, 礼仪源于原始社会祭祀鬼神、祖先的仪式。荀子于《礼论》中说:“礼以顺人心为本……顺人心者, 皆礼也。”《说文》把“礼”解释为“所以, 事神致福也”。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释礼》一文, 对殷墟卜辞的考察后指出:“礼是祭祀神的器物。”史学家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中亦说:“礼之起, 起于祀神, 故其字后来……扩展而对人, 更其后扩展为吉、凶、军、宾、嘉的各种礼制, 这都是时代进展的成果。”周公制礼作乐只是将原始社会祭神仪式, 和夏商时代的礼仪加以改造而变为治国方略, 成为历代统治者的执政法宝, 之后成为华夏族的灵魂, 且浸染到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 大至国家典章制度, 小至穿衣戴帽, 无不有所体现。昔日事神致福的礼仪文化, 亦变为强制约束人们生活方式的礼教、法规。故《荀子·修身篇》说:“故人无礼则不生, 事无礼则不成, 国家无礼则不宁”。

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 年轻时还从事过办理丧事赞礼的儒业, 他在创建儒家思想体系学说中, 还从不同角度构建了“礼”的学说, 亦从不同角度推动了礼仪、礼俗文化的发展。孔子的论说“礼”, 含义亦极广泛, 概而言之, “礼”为外在规则、准矩, 如它涵盖的修身依据、行为规范、秩序体系、事物统计、法律纲纪、治国之器等。“礼”在上层建筑的政治层面, 它为国家的法制典章制度、组织制度等;在社会层面, 它为人伦各种活动的规范, 群体性生活的秩序;在教育方面, 它为一种教育方法, 旨在培养人的思想人格。儒家主张人们通过礼仪等人文“学问”的学习、熏陶、教化, 使人成为君子、贤人、圣人那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孔子的“礼”的思想文化, 一直照亮着中国人民两千多年来的思想历程, 成为士大夫心中巍然屹立的丰碑, 亦是每个时代的中国人处世立身作事的一把尺度。这种礼、礼仪文化、礼仪风俗, 在两千多年来的潜移默化中, 它亦于其中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礼仪文化的基础, 已成为中国人民潜在的道德意识、精神生活和传统风俗的准则。它一直影响、制约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审美情趣和行为习惯, 推进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 使我国一直成为世界的“礼仪之邦”。

风俗、礼俗诸“俗类”概念, 属精神文化, 更属文化范畴。其实, 文化是和人的问题, 有机、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 各种风俗、礼俗等“俗”文化, 只不过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创造出来的社会现象世界。从根本上讲, 在人类产生以前, 整个宇宙世界只是一个纯自然的世界。改造自然的社会实践, 使得人们从自然界中独立出一个精神世界, 人类开始按照自己的观念、意志改造自然。于是, 乃产生了一个与纯粹的自然世界不同的“人性化自然界”, 它打上了人的理念、思想、情感、意志的印记。由此, 在风俗、礼俗等“人化、培养的自然”中成长起来的, 乃为风俗、礼俗文化。

由于人们在创造这种风俗文化、礼俗文化中, 是按照人们的需要, 倾注了人的精神因素, 它也就最终要物化为一种具体的表现形式, 这种表现形式乃成了人们的一切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心理状态等各种精神因素的体现总和。人们创造的这种风俗, 是为实现人们的目的性及价值性理念, 心理上毕竟是为了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其表现的心理及形式, 有些是积极的、健康的, 即达到了精神世界与人们目的的统一, 也就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但一些具有价值合理性的风俗精神文化, 却不一定合乎世界的法则性, 如宗教、巫术等。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 根据需要创立和形成的这种积极健康的风俗, 都起着教化人心的作用, 规范着人的身、口、意, 乃至举手投足等各种行为。风俗还于很多地方, 构成不成文的法律, 成为一定区域范围内人的道德标准。由此, 一切有形或无形的“俗”文化, 都在围绕着教育人, 以达到人自身的心理和生理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的目的。其实, 这些“俗”, 也就是对人格的教化。

风俗有很强的地域性, 它的地方特点非常显明、突出。十里不同风, 百里不同俗。既使同一风俗, 于不同地域, 其表现形式亦往往是有差异的。从历史上看, 一种风俗的形成、演变、传承或消亡, 都代表着那个时代和那里民众的共同心声, 显示了时代风俗的合理性和那里民众的观念和意识的一致性, 故而被那里一方的民众所接受, 并传承下来, 成为一方地土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

风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是客观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反映和体现。风俗的范围极其广泛, 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 都弥漫、渗透着风俗的痕迹。风俗具有代相传、人相袭的特点, 许多风俗事象, 是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而流传下来的。风俗具有群体性、行为的模式性、趋同性特点。风俗在社会现象中还具有比较稳定性的特点, 和传承性的特点。没有沿袭传承, 则不成风俗;但传承只是沿袭其大体形态或基本成份, 是在渐变中沿袭, 变异中传承。风俗在长期传承中, 于各个时期所表现的不同形式、不同内容和在某个时期的表现形态, 是时代的一种象征。既使是同一风俗, 它于不同时期的传承变异, 既是风俗发展中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 又真实地折射、反映着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的脉络。

风俗的形成、演变, 是一个较长的渐进过程。任何风俗, 都是在特定时代的文化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其任何根本性的变革, 都是经济、物质、社会生活条件总体变化的结果。即引起风俗变异的原因, 主要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 它只能是在各种量的逐渐积累的基础上渐进的变化。新风俗亦不是凭空产生的, 而是吸收了旧风俗的一些有益成分, 逐渐演变而来的。没有一种风俗在长期的传承中能保持不变, 在社会发展变化中, 它们或多或少都要不同程度的发生内容和形式上的种种变异。这种变异虽主要体现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异, 但从一个侧面标志着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社会进步, 亦从其中反映着民众心理、意识与时代变迁的同步性。

虽然风俗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并不等于每一社会生活的内容皆为风俗。在现实生活中, 存在着一种新的道德风尚, 即共产主义道德风尚, 如见义勇为, 舍已救人, 助人为乐, 拾金不昩等。这种现象及内容严格地说, 不属于风俗的范畴。因风俗具有全民性和社会广泛性, 故必须得到公众的承认并被反复履行。而这些新风尚, 目前仅在少数人或一部分人中流露, 缺乏全民性和社会性, 故仅能为好人好事, 而不是风俗。但随着社会的极大进步, 及各种文明程度的普遍提高, 这些现象及社会生活内容蔚成风气后, 将可能逐渐成为代表社会主流的新生风俗。而编写社会主义的新风俗志, 担负着移风易俗、教化、转变社会风气的责任、义务, 为此修志工作者有义务记载、宣传这些新风尚, 引导人们自觉地履行它, 使之逐渐变为风俗。故此, 虽然它目前尚不属于风俗的范畴, 但风俗志中亦应必要适当收录。

风俗以流行地域或通用范围而论, 可分为全人类共通性的、民族性的、地方性的几个层面风俗。如在国际性的友好交往中, 以握手、贴面为见面礼;以送花圈表示哀悼, 乃为全人类共同性的风俗实例。我国历史悠久, 幅员辽阔, 国土广袤, 构成了各民族和各地千差万别和丰富多彩的风俗, 如在我国风俗中, 回族不食猪肉, 傣族过泼水节, 就为民族性的风俗实例。“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 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和稳定共同体。”按斯大林的这个说法, 民族这个“稳定共同体”中包含着文化范畴的风俗, 但它只仅能为民族风俗, 而决不能概括为地方性风俗。既使少数民族中的同民族, 也不是所有风俗都是民族性的, 如农耕区的蒙古族以猪肉为肉食之主, 而牧区的蒙古族则以牛羊肉食为主, 就是民族地方性风俗的实例。

风俗的内涵处延特点, 于实质上不仅涵盖了民族及地方习俗、礼俗, 且还包含着社会习尚。就它们的相对词意而言, 习俗次之, 民俗再次之, 礼俗最窄。在传承时间上, 民俗、习俗、礼俗及风俗中的绝大部分俗, 均有历史传承性。其中礼俗传承较为稳定, 在传统社会里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强制性。即使在当今社会, 它的约束力与影响力亦强于其他。而社会上的某些风尚可能长期流传, 被模式化而转为俗, 亦有某些风尚却不能演化为俗, 它只能是短期甚或是长期流行的趋同性的社会现象。

在我国首轮或一些二轮地方志中, 各地在给风俗相关俗取名时, 都有自己的考虑或理由。篇名多样不一的原因, 可能主要是出于对相关名称理解的差异, 或是为了异于它志而别为之。从各地志书的篇名看, 除少数以礼俗、民俗命名外, 大多数地方志则皆取名“风俗”。这定名“风俗”的称谓, 高度体现了字意、词意的准确性、科学性, 达到了“风俗”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

在风俗志中, 如叫名“礼俗”, 则不能全部包含礼俗外的、比礼俗更多的风俗;而风俗则包括了礼俗及礼俗外的所有俗。

民俗学有一分支学科, 即民俗志, 也就是所谓“记录之民俗学”。民俗学之民俗志有多种样式。钟敬文在1998年第7期《文史知识》的《谈谈民俗志》中说, 民俗志“有的按地域划分, 有的按历史时期划分, 有的按民俗事象的单项性、专题性或概括性等划分, 有的按作者的态度划分”。近年由于受西方人类学的影响, 民俗志还有对民俗进一步阐释和解析的趋势。我国的民俗学是从研究民间文学、民谣起步的, 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及民俗学研究的深入, 民俗的范围也不断扩大, 对民俗的种类划分亦呈多样性。故民俗学之民俗志与方志学之风俗志, 于根本上有着本质的不同。

故此, 第二轮或以后各轮志书风俗类的各称, 应定名为风俗或风俗志颇为妥当、准确, 这样既符合方志的传统, 又包容性大, 亦可与民俗学之民俗志有所区别。

风俗入志, 源远流长。早于宋朝初, 人们乃认识到了风俗入志的重要性, 认为郡县志必须记载风俗。如《宋史·职官》中说:“凡土地所产, 风俗所说, 具古今兴废之因”。到了明代, 就有将风俗单独立卷或志的, 如嘉靖年间的《丰城县志》、万历九年的《濮州志》、清乾隆二十一年的《曹州府志》等。这说明风俗在方志中的地位和作用, 愈以引起社会及编者的重视。在明清时代, 始将风俗列为专卷记载的门类、内容, 亦日趋完善, 其主要有6个门类:即岁月风俗;人生仪礼——生子、冠礼、婚嫁、丧葬、其它;衣、食、住、行;家族、生产、社交;民间口承文艺;方言, 俚语等。

因我国地方志对风俗入志的理论研究现状, 及我国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 于理论指导上, 还有一个不断创立、完善的过程, 故此, 在二轮地方志编修中, 于理论上认识风俗及风俗志的记述范畴, 理解好各种风俗的广度和深度内容, 是对风俗修志者的理论知识的要求。

风俗记述范围很广, 有人认为风俗篇目应以生产贸易、家庭社区、衣食住行、人生礼仪、岁时节庆、民间游艺等风俗分类。有人认为凡是衣食住行、人生礼仪、节庆、信仰、人际交往、生活方式、休闲娱乐等一切与人们有关的行为举止及思想观念, 都可作为风俗内容记述。有人认为风俗应大致涵盖饮食、服饰、居住、礼仪、节令、婚姻、丧葬、庆贺、方言、称谓、谣谚、以至宗教信仰、禁忌等。

在制定风俗志门类中, 有人认为风俗志渗透于物质, 观念和行为等各个方面, 是一个多功能的复合系统, 其篇目应按以下几个类别设计。1、天时风俗:即依天地运行的时序, 周期出现的风俗, 如一日从早至晚, 四季春夏秋冬, 岁时节日假日。2、人生风俗:随人生道路的延伸, 定期性出现的风俗, 如生育、生日、婚嫁、丧葬、祭祀。3、社会风俗:为满足人们社会交往的需要而形成的风俗, 如邻里、亲朋、家庭。4、经济风俗:为满足人们生存需要而产生的风俗, 如生产、交易、衣食住行。5、信仰风俗:为满足心理安全而形成的风俗, 如原始信仰, 迷信, 俗信。6、审美风俗:为满足审美及娱乐的需要而形成的风俗, 如民间文艺、游艺等。

风俗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风俗无处不有处处有。在我国第一轮地方志风俗的编修中, 因风俗志编修者对风俗含义见解不一, 使各地在风俗志的分类上亦不太一样。如《临安县志》分生活、生产、岁时、礼仪4类。《修文县志》分岁时、礼仪、生活、礼貌、迷信5类。《宁波市志》分风俗源流, 岁时节日、礼仪、商业、其他、方言6类。《湖北风俗志》分劳动生产、经济商贾、衣食住行、婚丧、岁时节令、信仰习俗、医药卫生、民间文学、民间语言、音乐舞蹈、戏曲曲艺、民俗工艺、古迹名胜13类。第二轮《黄山市志》分人生礼仪、生产礼仪、生活礼仪、岁时纪事4类。《南汇县续志》分生活习俗、新时节日2类。

在民俗学中, 涉及风俗的划分亦有多种, 这里亦可作为参考。如风俗3分法:物质、社会、精神。4分法:经济、社会、信仰、游艺;或物质、社会、精神、语言风俗。5分法:生产、生活、组织制度、信仰与迷信。7分法:物质生产、物质生活、人生礼仪、信仰、岁时、社会组织、民间文学。10分法:巫术、信仰、服饰饮食、居住、建筑、生产、岁时节令、人生礼仪、商业贸易、文艺游艺。12分法:服饰、饮食、居住、建筑、生产、岁时节令、原始信仰与迷信、宗教与民间信仰、人生礼仪、制度、商业贸易、文艺游艺等。

县域风俗为县志风俗记载的全部内容, 它亦是市省风俗志的资料基础。县志风俗志应把本县风俗的方方面面分门别类记述清楚, 应具体而细微, 一切从细节入手。县志入志风俗要把握好风俗的时代脉搏, 体现出新时代风俗的特征。县志风俗分志专业性、学术性强, 编修难度大, 它甚或是地方志中最难编写的一个门类志书。如它一手直接收集的入志资料乃量大类杂, 面广面深;且无任何资料来源, 亦无任何部门提供资料;而要搜集的全部资料皆来自于民间;而在民间, 亦无随手可获的一字一页文字资料。既使要把一个方面风俗的细节于民间调查、了解清楚, 做到的比想到的更难, 抑或想到的比做到的更难。又既使是同一县的同一风俗, 亦差异很大, 调查难度亦颇大, 想到的和要做的, 亦很难。这些亦正是我国已出版的一些地方志, 未设风俗志, 或设风俗志, 却记述力度不够的最根本缘由。亦正因此, 一些县区志, 乃至市志, 在首轮地方志省评中, 因地方志含风俗量不足, 或未设风俗志, 被评选落“第”。

地方志, 是一方地土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历史以来, 风俗志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一部地方志的精华志, 是认识一个地方的开始和窗口, 成为了一个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志书内容的高度浓缩志。写好它和有了它, 才够得上一部真正意义的、全方位记录的地方志。固然风俗志难于搜集资料, 难于编修, 好在我们已经有了我国一轮和一些二轮地方志在编修风俗志中的经验借鉴, 让人们开阔了记述视野。风俗志编修者应敢于担任历史重任, 攻艰克难, 在自己手中编写出一部优美的地方分志或风俗志。使当地风俗, 于同时代同地方志中得到反映记录, 而不是从本地以外的地方志或资料中查找得不到的本地风俗文献, 使其不在成为历史的遗憾, 和受到社会历史及人们的问究。

参考文献

[1]朱汉民主编.《传统文化导论》.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0 (8) .

篇4：国外男子“割礼”风俗

世界各地，施行“割礼”的，不仅仅在乌干达能见到，非洲其他一些国家的部落、犹太民族，以及印度支那地区等，也都奉行“割礼”。

青少年男子的阴茎包皮，为什么要“割”呢?原来，有些青少年生来包皮就较长。超过了阴茎头以下，其中能翻转可露出阴茎头的叫“包皮过长”；凡是包皮口很小，包得很紧，不能翻转的叫“包茎”。

包皮过长与包茎是男性生殖系统的一种先天性畸形(疾病)。由于包皮内面有许多皮脂腺，经常分泌油脂，包皮过长或包茎的患者，常因不注意或不能及时洗净，加上排尿不畅遗留下的尿沉淀物，最后可形成包皮垢而潴积在包皮内，成为细菌的良好培养基，使细菌得以迅速繁殖而引起包皮或阴茎头的急慢性炎症，并可向上蔓延而引起尿道、膀胱和肾孟等部位的炎症。严重者，还可因长期炎症刺激而诱发阴茎癌。据统计，阴茎癌患者中90％以上都有包皮过长或包茎的情况。有的人即使成年(20岁)以后再行切除包皮，晚年仍有发生阴茎癌的可能性。此外，据实验证实，包皮垢还可以诱发鼠的子宫颈癌。据调查，丈夫如果包皮过长或包茎，妻子患子宫颈癌的机会比正常人要高8倍。由于包皮炎症刺激，还可导致童年时的遗尿及手淫恶习。可见其危害性之大，切不可等闲视之。

有些家长不大关心自己的男孩子有无这种异常，而青少年自己往往羞于求医，从而影响了早期治疗，不仅能引起上述种种合并症，同时，还会影响到婚后性生活的卫生、和谐或导致女性的泌尿系统感染。

包茎患者，由于包皮口小，翻：转困难，如强行翻转，则往往使包皮口“卡”在阴茎头的冠状沟里，不能恢复原状，形成一个“缩窄环”，时间稍久，阴茎头和包皮由于血液和淋巴液回流受阻而淤血肿胀，这在医学上叫“嵌顿包茎”，是一种急症，应及时到医院诊治复位，严重者尚需手术切开复位，否则，会使阴茎头和包皮发生严重感染和坏死。

切除过长包皮或包茎的手术，叫包皮环切术，是一种在局部麻醉下施行的简便易行的小手术。有条件的医院，门诊就可以做。术后，只要休息一周左右，待缝线拆除后即可活动和工作。手术一般很安全，痛苦很小，也不会造成什么不良后果。由予患者的阴，茎头长期被包皮包裹，因此比较娇嫩，术后骤然暴露在外，一段时间里可能会有摩擦不适感或易勃起，只要适应一段时间就行了。必要时可服些镇静剂。有的家长或青少年，担心手术会把包皮切得过短影响性功能以及带来其他什么不良后果，是没有必要的。

篇5：七夕节物风俗

农历七月七日是我国民间的传统节日七夕节，又名“双七节”“乞巧节”“女节”“少女节”“香桥会”和“巧节会”等，源于“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传说。传说玉帝的第七个女儿织女，心灵、手巧、善织，令人羡慕不已，因此，人间女子就拜祭她，祈求智慧、灵巧和幸福，于是，就有了每年七月初七的“乞巧”活动，由此形成了乞巧节。千百年来，生活在中国各地的普通民众围绕着这一节日都要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

祭月之仪

夏人文化里上古遗传的祭祀月神，多在朔日，即一七、二七，有认为盛于汉代的十五祭月，也是对二七日的小小修正。古时女子多有祭拜月亮的习俗，在传统文化里，月亮始终是女子的祥瑞。她们常常对月祈愿或倾诉心事。古来自有女子拜月的传统，尤其是七夕、中秋。貂蝉祭月的传说可能是最动人的画面了。

婚育恋曲

先人于朔日祭月，本身就是一种乞求繁衍生息意愿的反映，盖因月之盈长暗喻了长生与兴旺。夏历之尚七习俗孑遗下来，发展成为生长、长生的标志，而七月七更是长生又长生，故此这一日被称为“人日”。《汉书》称汉武帝七月初七生于漪兰殿，诞于“人日”这一天必然有着种族繁荣、子民昌盛的吉兆。传统文化里，爱情基本上要和婚育相连。在七夕的节物风俗里，这两件事的关联是很自然的。七夕节俗中最神秘的大概要算“夜半无人，天河私语”了。

天河夜话

七夕兰夜，许多少女会一个人偷偷躲在生长得茂盛的南瓜棚下，传说在夜深人静之时如能听到牛郎织女相会时的悄悄话，这待嫁的少女日后便能得到这千年不渝的爱情。在社会风气开放的时代，也有情人们携手一起躲在瓜棚下偷听天河私语的。

拜织女会

这是七夕节女眷们的聚会，叫做“拜织女”。少女、少妇们大都预先和自己朋友或邻里们约好五六人，多至十来人，联合举办。举行的仪式，是于月光下摆一张桌子，桌子上置茶、酒、水果、五子(桂圆、红枣、榛子、花生，瓜子)等祭品;又有鲜花几朵，束红纸，插瓶子里，花前置一个小香炉。那么，约好参加拜织女的少妇、少女们，斋戒一天，沐浴停当，准时都到主办的家里来，于案前焚香礼拜后，大家一起围坐在桌前，一面吃花生，瓜子，一面朝着织女星座，默念自己的心事。玩到半夜始散。

乞巧之俗

可以说，乞巧之习俗本是来源于七夕的爱情婚育文化，而后发展成为最主要的七夕节俗游艺活动。乞巧风俗日渐兴盛，还发展出了许多“流派”。

这是最早的乞巧方式，始于汉，流于后世。记载最早见于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具习之，

”《荆楚岁时记》有：“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家人妇女结彩楼，穿七孔针。”

兰夜斗巧

起源于汉朝宫廷的`游戏：汉高祖爱妃戚夫人的宫女贾佩兰在离开宫中嫁给扶风人段儒为妻后，经常跟人们谈起在汉宫七夕的事。她说：“汉宫在每年的七月七日，首先在百子池畔，奏于阗乐之后，就用五色彩缕，互相绊结起来，叫做”相怜爱“。随后，宫中的宫娥彩女们，一起到闭襟楼上，大家学习穿七巧针乞巧。而有个叫徐婕妤的宫女，可以把生的菱藕雕刻成各种奇花异鸟呈献给皇上，皇上把这些小玩意在晚上随手放置在宫中的桌角上让宫女们摸黑寻找，这种游戏就叫做“斗巧”。

七夕杂俗

纵观七夕杂俗，也多与七夕节俗两大主题“乞巧”“婚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几乎是从这两大习俗发展出的新的趣味和习俗。

晒书/晒衣裳

正式记载民俗活动的，始自东汉，《四民月令》(成书于166年)有这样的记载：“七月七日，曝经书及衣裳，作干糗，采蕙耳也。”曝书和衣裳的习俗一直到明清都还有。

七菜羹/人形彩帛

《荆楚岁时记》：“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翦彩为人，或镂金薄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又造华胜相遗。”(华胜即花胜, 古代妇女戴的一种首饰, 剪五色绸做成)

天河泪

江浙一带，流行用脸盆接露水的习俗。传说七夕节时的露水是牛郎织女相会时的眼泪，如抹在眼上和手上，可使人眼明手快。

种生/泡巧

在七夕前几天，在小木板上敷一层土，播下粟米的种子，让它生出绿油油的嫩苗，再摆一些小茅屋、花木在上面，做成田舍人家小村落的模样，称为“壳板”，或将绿豆、小豆、小麦等浸于瓷碗中，等它长出敷寸的芽，再以红、蓝丝绳扎成一束，称为“种生”，又叫“五生盆”或“生花盆”。南方各地也称为“泡巧”，将长出的豆芽称为巧芽，甚至以巧芽取代针，抛在水面乞巧。还有些地方有做巧芽汤的习俗，七月初一泡好巧芽，七夕这天剪芽做汤。

树液洗头发，花草染指甲

许多地区的年轻姑娘，喜欢在节日时用树的液浆兑水洗头发，传说不仅可以年轻美丽，而且对未婚的女子，还可以尽快找到如意郎君。用花草染指甲的也多是少女与儿童们。

做巧食

巧果款式极多。主要的材料是油、面、糖、蜜。《东京梦华录》中称之为“笑厌儿”“果食花样”，图样则有捺香、方胜等。宋朝时，街市上已有七夕巧果出售。巧果的做法是：先将白糖放在锅中熔为糖浆，然后和入面粉、芝麻，拌匀后摊在案上捍薄，晾凉后用刀切为长方块，最后折为梭形巧果胚，入油炸至金黄即成。手巧的女子，还会捏塑出各种与七夕传说有关的花样。

篇6：七夕情人节的风俗

传说每年到七月七日的夜晚，就会有很多少女偷偷躲到葡萄架下或者瓜棚下，静静地听牛郎织女说悄悄话，如果哪位少女能够听到牛郎织女的悄悄话，那她将来就会赢得忠贞不渝的纯真爱情。

二，送巧人：希望孩子心灵手巧。

在七夕节这一天，浙江台州地区流行送“巧人”。“巧人”就是一种织女形象的酥糖，然后在头上、脚上染上各种颜色，俗称“巧人”、“巧酥”，商贩出售时，就称“送巧人”。在这一天，长辈们都要给孩子们购买“巧

三，拜魁星。

七夕节这天，女的拜织女，男的则拜魁星。传说七月七日是魁星爷的生日。魁星爷就是魁斗星，民间认为魁星爷是主管文事的，考试都贵他管，所以很多想求取功名的读书人，就会在七夕节这天祭拜魁星爷，祈求他保佑自己能够考试顺利、金榜题名。有个大家都熟悉的成语叫“一举夺魁”，也是由此而来。

人”，希望她们能够像织女一般心灵手巧。

四，拜织女。

篇7：七夕节有哪些风俗

七夕节的习俗有穿针乞巧、喜蛛应巧、投针验巧、兰夜斗巧、吃巧果、拜织女、七姐诞、种生求子、姑娘洗发、接露水、乞求姻缘、游七姐水、储七夕水、磨喝乐、拜魁星、为牛庆生、拜牛郎、拜床母、七夕观星、结红头绳、结扎巧姑等。

穿针乞巧

穿针乞巧是最早的乞巧方式，始于汉，流于后世。

穿针乞巧，也叫“赛巧”，即女子比赛穿针，她们结彩线，穿七孔针，谁穿得越快，就意味着谁乞到的巧越多，穿得慢的称为“输巧”，“输巧”的人要将事先准备好的礼物送给得巧者。

喜蛛应巧

喜蛛应巧也是较早的一种乞巧方式，其俗稍晚于穿针乞巧，大致起于南北朝之时。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说;“是夕，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

投针验巧

投针验巧是七夕穿针乞巧风俗的变体，源于穿针，又不同于穿针，是明清两代盛行的七夕节俗。所谓投针验巧，即是先准备一只面盆，放在天井里，倒入“鸳鸯水”，即把白天取的水和夜间取的水混合在一起。但常常把河水、井水混在一起倒入面盆就算成了，面盆和水要露天过夜，再经第二天即七月初七白天太阳一晒，到中午或下午就可以“验巧”了。原来面盆里的水，经过半天太阳光照射，表面依稀生成薄膜，于是取缝衣针，轻轻平放在水面上，针不会下沉，水底下，就出现针影，这针影若是笔直的一条，即是“乞巧”失败，若是针影形成各种形状，或弯曲，或一头粗，一头细，或是其他图形，便是“得巧”。

兰夜斗巧

兰夜斗巧是一种游戏。七月旧时称为“兰月”，而七月初七即七夕这天晚上又叫作兰夜。将五彩线互相绊结起来，叫做“相怜爱”。女性们一起到闭襟楼上，大家学习穿七巧针乞巧。

吃巧果

七夕乞巧的应节食品，以巧果最为出名。巧果又名“乞巧果子”，款式极多。主要的材料是油、面、糖、蜜。巧果的做法是：先将白糖放在锅中熔为糖浆，然后和入面粉、芝麻，拌匀后摊在案上捍薄，晾凉后用刀切为长方块，最后折为梭形巧果胚，入油炸至金黄即成。

拜织女

“拜织女”纯是少女、少妇们的事。她们大都是预先和自己朋友或邻里们约好五六人，多至十来人，联合举办。约好参加拜织女的少妇、少女们，斋戒一天，沐浴停当，准时都到主办的家里来，于案前焚香礼拜后，大家一起围坐在桌前，一面吃花生，瓜子，一面朝着织女星座，默念自己的心事。如少女们希望长得漂亮或嫁个如意郎、少妇们希望早生贵子等，都可以向织女星默祷。

七姐诞

广州天河区、番禺区、黄埔区一带把七夕节称为“七姐诞”，又叫“七娘诞”、“摆七娘”、“拜七娘”，是岭南古老乞巧民俗的存续。七夕之日，由社区组织“拜七娘”仪式，祭拜对象除了牛郎、织女二星，还有织女的6个姐妹。社区女性展示手工艺制品，是“摆巧”活动的主要内容。

种生求子

汉族节日习俗，在七夕前几天，先在小木板上敷一层土，播下粟米的种子，让它生出绿油油的嫩苗，再摆一些小茅屋、花木在上面，做成田舍人家小村落的模样，称为“壳板”，或将绿豆、小豆、小麦等浸于磁碗中，等它长出敷寸的芽，再以红、蓝丝绳扎成一束，称为“种生”，又叫“五生盆”或“生花盆”。

姑娘洗发

姑娘七夕洗发，也是特别的习俗。许多地区的年轻姑娘，喜欢在七夕节日时用树的液浆兑水洗头发，传说不仅可以让女性年轻美丽，而且还可让未婚的少女尽快找到如意郎君。

接露水

浙江农村，流行用脸盆接露水的习俗。传说七夕节时的露水是牛郎织女相会时的眼泪，如抹在眼上和手上，可使人眼明手快。

乞求姻缘

在晴朗的夏秋之夜，天上繁星闪耀，一道银河横贯南北，银河的东西两岸，各有一颗闪亮的星星，隔河相望，遥遥相对，那就是牵牛星和织女星。婺女星后来衍化成神话中的女神，民间即称为七姐、天仙娘娘、七娘妈等，是编织云彩、情侣、妇女、儿童的保护神。世间无数的有情男女都会在七夕夜晚对着星空向织女祈祷自己的姻缘美满。

游七姐水

民间传说七夕节天上的七位仙女会下凡到河流中洗澡，这时的河水因沾了仙气，人们洗了不但会带来桃花运，还可以预防疾病。在广西百色、靖西等民间认为，农历七月初七这一天的水是非常圣洁干净的，七夕的水既可以驱邪避病，又能使其爱情美满、生活幸福。

储七夕水

“七夕水”亦称“七月七水”，据说“七夕水”有神奇的功能，久储不变、可以治疗烫伤、去除疮毒等。广东、广西一带都有储存“七夕水”的风俗，就是在初七早晨头遍鸡鸣之后，各家到井边或者河边汲水储藏。

磨喝乐

磨喝乐是旧时民间七夕节的儿童玩物，即小泥偶，其形象多为传荷叶半臂衣裙，手持荷叶。每年七月七日，在开封的“潘楼街东宋门外瓦子、州西梁门外瓦子、北门外、南朱雀门外街及马行街内，皆卖磨喝乐，乃小塑土偶耳”。

拜魁星

俗传七月七日是魁星的生日。魁星文事，想求取功名的读书人特别崇敬魁星，所以一定在七夕这天祭拜，祈求他保佑自己考运亨通。

七夕节的美食

在七夕节这一天，有很多传统的美味糕点和美食，这些美食大多数都非常的精美而且巧妙，大概是描述了女子手巧的这一个重点。索饼是以前人们在七汐食用的食物，后来演变成了吃挂面的习俗，可以说挂面的祖先就是索饼。在很多的地方都是在七矽节的时候吃饺子的，人们在包饺子的时候会在里面放入一枚铜钱、一根线和一个红枣,如果是吃的时候可以吃到钱的话就是非常的有福气的。汐“拜织女”是少女、少妇们的大事，祭拜供品包括茶、酒、新鲜水果等,子(桂圆、红枣、榛子花生、瓜子更是少不了。巧倮又叫“乞巧课子“，是七夕节必备的点心，谚语说:汐吃课，能使人巧。许多民间糕点铺，喜欢制一些织女人形象的酥糖，俗称“巧人”“巧酥”， 出售时又称为“送巧人”。

七夕情人节送礼物的祝福语

1.我错过了你的过去，但绝不会遗漏你的未来，我陪在你的现在，一起分享着快乐与甜蜜。不管风多大，无论浪多高，我都永远和你在一起，不离不弃。

2.每一次相遇都值得珍惜，每一次浪漫都值得铭记，每一份真心都值得守望，每一份爱情都值得祝福，七夕情人节了，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祝你幸福甜蜜!

3.愿你伸出爱的手，接爱我盈盈的祝福;让幸福绽放灿烂的玫瑰，迎向我们共同拥有的情人节。祝你情人节过得春光灿烂!

4.雨点轻敲窗，风吹散梦想，唯有你的模样，依旧在脑海徜徉。夜阑静心房，月明思念长，舍半生轻狂，只为拥你人生路上共翱翔。七夕将至，祝福并思念你。

5.愿单身的人找到温暖的避风港，愿热恋的人找到幸福的天堂，愿爱的花瓣永远轻舞飞扬，衷心祝愿你七夕情人节快乐!

6.如果一切能够重来，我宁愿你是我避风的港湾。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希望你是我今生的。

7.情人节前提醒各位注意：傻气的送点花草;俗气的喝足吃饱;无聊的跳跳舞蹈;胆大的搂搂抱抱;疯狂的就地放倒;胆小的发个信息问好!预祝情人节快乐!

8.当爱情来临，当然是快乐的。但是，这种快乐是要付出的，也要学习去接受失望，伤痛和离别。从此，人生不再纯粹。要爱情是容易被怀疑的幻觉，一旦被识破就自动灰飞烟灭，要真诚。

9.回味玫瑰的花香，留在手上的一刻。巧克力的香浓，飘过丝般柔滑的记忆。烛光中依偎的身影，共话缠绵一刻。情人节将至，愿你收获属于自己的浪漫!

10.七是一个奇数，需要一个你凑成偶数;夕是一天的末尾，需要一个你，与我相约黄昏后。七夕节这一天，我在鹊桥的另一边等你，不见不散!

11.万籁俱寂七夕夜，一段深情埋心中;碧海晴空星闪烁，思念遥遥寄梦中;葡萄架下听情语，爱你无声润心脾。喜悦因你，悲伤因你，思念亦因你，这一生爱你是。

12.一辈子多久，天知道;人生路多长，地知道;比翼鸟飞多高，云知道;连理枝靠多紧，风知道;爱你有多深，我知道;祝福有多真，你知道。七夕快乐!

13.风对你发怒了，太阳对你不理了，云儿也变的暴戾了，苍天也为我憋屈很久了，转眼到了七夕，再不答应我的相约，老天真的要哭泣了，那你就变落汤鸡吧。

14.牛郎织女的七夕，乌鹊成桥来相会;我和你的七夕，跋山涉水不言累。即使你我暂别两地，对你思念却日渐增长。七夕佳节，你我同看心中一片月。

篇8：风俗、妇女与婚姻

这也难怪。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几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要把这个国度的风土人情反映出来，确实是个浩大的工程。可以说，在这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程度，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然而事情的另一面却不值得自豪了：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封建传统包袱的沉重程度，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

直到今天，中国人也没有摆脱这个沉重的包袱。

《中国风俗丛书》刚刚出了几本，全貌还不得而知。不过从已经出版的几本看来，它确实在努力向读者描画中国风俗的两个方面；在介绍丰富多采的传统民间文化同时，并没有回避那些腐败的封建垃圾。这些陈年垃圾至今横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散发着臭气，妨碍人们的脚步。

向人们指出这些垃圾，唤醒人们的注意，从而激起憎恨，下决心把它清除出去，——这正是《丛书》编辑的一个宗旨。编委会在卷首的《编者献辞》中说：

“愚昧、落后的陈规陋习也是中国风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它压抑着人性，磨灭着民族的锐气，麻醉着人们的心灵，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成为中国保守、落后的根源之一。使我们深恶痛绝，必须彻底摒除而后快。”

希望这个宗旨能贯彻到底。因为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历来都有一种“国粹”派，把祖宗的东西一概奉若神明。而外国也有人专门对中国文化的糟粕感到好玩，特别留心于女人的小脚或男人的辫子之类的东西，当作珍奇来欣赏。对这种现象，中国人自己应该心里有数，切不可有盲目性。看来《丛书》编者是心里有数的。这种“有数”，并不是回避中国传统的伤疤，也就是“家丑不可外扬”，而是勇敢地揭露这些丑恶的东西，为的是把它“彻底摒除而后快”。

今天中国的改革，有许多内容实际上都是在完成反封建的任务。曾经被当作“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顶礼膜拜的一些东西，揭开外罩一看，原来是地地道道的封建主义。比如叫工厂去务农，去办社会，让各个地区都搞成“万事不求人”的全封闭体系，原来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原则。把一个人抬到天空，高踞于国家、人民和政党之上，三呼万岁，原来是把对待封建皇帝的那一套搬到当代来了。老百姓犯法，可以从重处理；而某些要人的子弟有罪，却可以从轻发落，这不正是封建社会的原则吗？凡此种种，都是应予改革的弊端，确切地说，是应予清除的封建余毒。但是要想清除它，必先认识它，并且应该揭出它的老底。这个任务是很重的，需要很多方面齐心协力，坚持干它几十年。可以期待，《中国风俗丛书》在这场清除封建遗毒的斗争中，定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中国风俗丛书》的第一本《中国封建家礼》(李晓东著)，描画了封建社会的细胞——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它很有助于了解今天残留在家庭生活中那种强大的封建传统。

家庭关系中两种最重要的关系是父子和夫妇。这本书用了差不多一半的篇幅揭露了封建家礼对妇女的束缚和迫害，它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发生在现实当中的一些事情。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女性就是男子的奴仆。古文“女”字是个象形字，画了一个跪在地上的人。《诗经》告诉人们，男女一生下来就不平等：

“乃生男子，载寝之床。”

“乃生女子，载寝之地。”

生了男孩，要放在床上。生了女孩，却放在地上。而且那男孩子哭起来都比女孩要高一等：“其泣”，声音洪亮。

《家礼》把封建制度加给女子的束缚分成三大部分，一是未嫁之前的“授受不亲的闺媛之礼”，二是出嫁之后的“柔顺曲从的夫妻之礼”，三是“唯命是听的婆媳之礼”。每一部分又有许多具体的条条框框。不过归结起来，也就是一条：女子是男子的奴隶。她没有独立的人格，始终要从属于男子。所谓“三从”就是“未嫁从父，已嫁从夫，夫死从子”，反正要属于男人，这就是妇女的命运。终其一生，中国女性的生命意义和生活内容，就是充当男性的工具：生儿育女的工具，发泄性欲的工具，家务劳动的工具。

以男性家长为中心的“家”，是和私有制一起产生的。这种家庭的出现，对于妇女来说，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因为她们从此沦为家庭的奴隶。

为了保持和继承私有财产，这种家庭必须具有稳固性。同样，为了保持封建社会的稳定，也需要有稳固的家庭。在这种客观需要的基础上，产生了对女性来说的婚姻不可离异性，和对女性的片面的贞操要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血统的纯正，才能保男性家长的中心地位的巩固，才能保证女性始终被禁锢在家庭的牢笼里，始终屈服于男性，并且仅仅属于一个男性。宋代理学家的所谓“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就是这种片面贞操要求的极端表现。在这种原则下丧生的妇女，不知有多少。数不清的“贞节”牌坊下面，埋葬着女性的青春。“理教杀人”，确实一点也不假。

在束缚和摧残女性这件事情上，封建的法律和道德是互相配合的。道德可以筑起“心防”，深入千百万人的思想。在这方面，中国封建家礼之完备，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直到现在，这些“家礼”的遗毒，还在我们周围回荡着。

今年三月二十四日，报纸登载一条消息；民政部发布去年统计公报。这条新闻的主标题是：“我国离婚率仅为千分之一点一”。

“仅为千分之一点一”，显然，这是能够引以自豪的数字。和那些离婚率高的国家相比，中国人的家庭多么稳固，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多么高尚！一年当中离婚的人数只占全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一”！如果回想两年前，有人向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时，把中国传统的“白头偕老”作为“共产主义道德”标准，那就可以说，我们这个文明古国，虽然物质文明水平还很低，但在婚姻关系上的精神文明水平，已经差不多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可是，在民政部公布了那个“千分之一点一”的三天之后，《人民日报》在《读者来信》专版披露了这样一件事情：

河南郑州市密县高家沟妇女王春枝，因受丈夫陈文甫虐待，向法院诉请离婚。官司打了一年多。在离婚诉讼过程中，王多次遭到陈的毒打，有一次都打昏了。因为横遭摧残，离婚又这样难，她曾想用自杀了此残生。法院起初当然还是照例调解。对于这样一个早已破裂的婚姻，当然是越调解越糟。最后法院已经认识到不能再调解了，于是在一九八七年十月判决离婚。然而这个正确的判决，不但受到陈文甫的抗拒，而且激起高家沟的“公愤”。他们居然纠集了几十个人，围攻、辱骂和毒打法院人员，把前去执法的干警十二人都打伤了。

这些打人者并不知道自己在犯法，而是理直气壮：“从来只听说休妻，如今女人不要男人了，政府还支持哩！”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中国，这件骇人听闻的事情说明了什么呢？

它透露了那“千分之一点一”后面所隐藏的社会问题。

在中国，离婚是很难的。“宁拆十座坟，不拆一桩婚。”挖祖坟是最缺德的事情，但离婚比它还要缺德。这种价值标准，广泛地统治着人们的头脑。从婚姻当事人双方到各自的家庭和亲友，从街坊邻里到民政和司法部门，都逃不脱这种观念的影响。把两个同床异梦的怨偶捆在一起，比解开这道绳索更容易为社会所接受。

正因为离婚很难，所以一般不到忍无可忍，是不会用离婚来解决矛盾的。王春枝的婚姻本来就是不幸的。她丈夫用隐瞒年龄的方法把她弄到手。婚后感情很快恶化。但她还是拖了八年才提出离婚的。提出离婚之后，又在诉讼的泥潭中挣扎了十九个月，才终于挣脱了他丈夫的魔掌。这里还不单是离婚难，更重要的是：妇女要主宰自己的命运真是难上加难。“如今女的不要男人了”，这还了得！所以连维护妇女权利的人民法院干警都遭到捍卫封建传统的村民们的毒打。一九八七年那个“千分之一点一”里还有没有类似王春枝这种遭遇的妇女，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管中窥豹”，也可以想见封建遗毒在中国的猖獗程度了。

这并不是说离婚率越高越好。关键是：稳固的家庭应该以幸福的婚姻为基础。在封建家礼传统如此深厚的中国，单纯着眼于离婚率的高低是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

一九八七年底《人民日报》的《法制园地》揭露了一个医生在给一个妇女进行婚前身体检查的时候，因为这位女性拒绝脱下内衣，就在她的体检表里写上“已婚未产型”。这则捏造的医生评语，不但破坏了她的婚姻，而且差一点酿成命案。

事情已经过去了。然而它却不仅仅是一个医生的“医德”或侵犯人权的问题。它的社会意义要大得多。

这本《中国封建家礼》告诉读者，从汉代起，对于女性的贞操就越来越重视。到了唐代，女子贞洁被写入家礼。《女论语》第一章说：“立身之法，唯务清贞，清则身洁，贞则身荣。”一旦女子失身于人，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宋代以后，这种观念愈演愈烈，形成了男子嗜好处女的偏执心理。”“由于男人对处女的嗜好愈演愈烈，女子对自己童贞也看得越来越重要，甚至超过了自己的生命。”

这种强大的精神压力，不知酿成多少人间悲剧！

如果男女是平等的，从爱情的角度说，男女双方互相忠贞本是当然的事情。但是这种要求也只能产生在两人相爱之后，而不应该(也不可能)追溯到相爱之前。这并不是说在相爱之前便可以乱来，而是说相爱之前各人是自己人身的主人，有自己的人格尊严。相爱之后，双方只能以平等的身份互相尊重和信任。如果用封建传统的观念追溯相爱之前的所谓“贞洁”，这本身就是对女性尊严的侵犯。

就是在男女不平等的社会条件下，从维护血统“纯正”以保证私有财产和权位的合法继承的角度说，对妇女贞洁的要求也只能产生于婚后，而不必(同时也不可能)追溯到婚前。因为只有从结婚之日开始，婚姻才正式成立，女方才开始产生妻子的义务。即便她从属于丈夫，也只是从这时起才成为法律认可的事实。而法律是不追溯过去的。

然而在汉代以后的中国(确切地说是汉族)，男子对于女子贞洁的要求，却追溯到婚前。一个女子的身体，不但在婚后归她丈夫一个人占有，而且在婚前就应该属于他了。为了实现这种占有，要求新娘必须是处女。过去在中国个别落后的地方，新婚喜筵竟成为检验新娘是否处女的“法庭”。在婚筵进行当中，新郎和新娘必须“入洞房”，而宾客们则在席上等候。等到新郎出来拿着带有血迹的手巾向客人们展示，这才使“喜庆”的气氛达到高潮。对女性的摧残和污辱达到这种地步，实在令人发指！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极端野蛮的习俗不知有无残存，然而这同一个嗜好在一些人的心里依然存在。前面说的那个医生一句评语竟然引起那么严重的后果，就足以说明问题。其实现代科学知识早已说明，处女膜可以因为剧烈运动等原因而破裂，因此不能用它的完整与否作为处女的标志。至于婚前体检，只是检查有无不宜结婚的遗传病和传染病，这是为了本人和后代的健康。在这个范围以外的生理状况，根本不必检查，也不应检查，而且当事人为维护自己的尊严也完全有权拒绝检查。然而旧的传统竟是那样顽强，以致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和污辱直到今天还统治着一些人的脑袋(包括一些女性自己)。

一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曾经说过：“妇女解放是社会解放的尺度。”新中国成立以后，新凤霞演唱的《刘巧儿》曾经风靡全国。巧儿那句嘹亮的“我可要自己找婆家”，不只是要求恋爱和婚姻自由，实际上也表达了中国妇女争取人格独立的强烈愿望。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在妇女解放的道路上走了多远呢？应该说，在婚姻家庭方面，一些陈腐发霉的封建传统直到今天还这样严重，实在是中国民族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