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个人资料（共8篇）
篇1：聂耳个人资料
聂耳简介
聂耳作曲家、音乐活动家。192月15日生于昆明。原名守信、字子义(亦作紫艺)。
聂耳一生共创作有37首歌曲(包括歌剧《扬子江暴风雨》中的4首歌曲)，都是在他死前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在从事多方面活动的同时所写的，其中为数较多的优秀之作，也是具有历史价值的不朽的珍品。
在聂耳的歌曲创作中，反映工人阶级生活和斗争的歌曲占有较大比重。1933年8月发表的第1首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便是《开矿歌》(田汉词，影片《母性之光》插曲)。在这首歌曲中，他将民间劳动号子里1人领唱、众人和腔的形式引进了电影歌曲创作。随后，在1934年元旦首映的影片《大路》里，又创作了《开路先锋》(孙师毅词)和《大路歌》(孙瑜词)。这两首歌以其鲜明的典型形象和富于独创的艺术形式，表现出聂耳创作技巧的成熟，是两首成名之作。此后他陆续创作有《码头工人歌》(蒲风词)、《新女性》(孙师毅词)、《打长江》(田汉词)等一些优秀的工人歌曲。在这些歌曲中的几种工人形象，都得到了准确、鲜明、生动的音乐表现，他们是正在觉醒、正在崛起的新时代的主人。这些肩负着历史的重担，英勇地奋起斗争，并对未来充满胜利信心的工人阶级形象，也正是中国伟大的民族精神的写照。聂耳是中国音乐史上第1个成功地塑造出工人阶级英雄形象的作曲家。
聂耳创作的歌曲中，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几首进行曲风格的爱国歌曲，这是他的歌曲中影响最广的一部分。包括《毕业歌》(田汉词，影片《桃李劫》主题歌)、《前进歌》(亦名《苦力歌》，田汉词，歌剧《扬子江暴风雨》插曲)、《自卫歌》(唐纳词，影片《逃亡》主题歌)以及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田汉词，影片《风云儿女》主题歌)等。这些歌曲以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号召性音调，斩钉截铁般果敢的节奏，勇往直前无所阻挡的气势，有力地表现了处在深重灾难中的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战斗的革命精神，从而在群众中迅速而广泛流传。
聂耳还创作了一些抒情歌曲，其中重要的有《飞花歌》(孙师毅词，影片《飞花村》主题歌)、《塞外村女》(唐纳词，影片《逃亡》插曲)、《铁蹄下的歌女》(许幸之词，影片《风云儿女》插曲)、《告别南洋》和《梅娘曲》(均为田汉词，话剧《回春之曲》插曲)等。这些歌曲倾诉了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民的苦难与不平，但它们不是无望的呻吟，而是在感情的深处蕴藏着坚韧的毅力，在抒情中饱含着刚健的美感。这使他的抒情歌曲在同时代的抒情歌曲中显现出新的特色。此外，聂耳还创作过一些反映儿童生活的歌曲，其中最杰出的一首便是著名的《卖报歌》。歌中那为困苦生活而沿街奔走叫卖的报童形象，是那样生动、真切，令人喜爱和同情。
聂耳歌曲创作的杰出成就是他自觉地运用新的创作方法的结果。他从开始创作之日起，就对生活和艺术抱有一种新态度。他能立足于现实，预见到未来，在层层的压迫下看到抗争的烈焰，在无边的黑暗中预见到灿烂的明天。因此，他的歌曲在深刻揭露现实生活中矛盾的同时，始终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态度，他在歌曲的艺术形式上作了创造性的革新。他的歌曲既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又有强烈的时代气息;既有鲜明的形象特征，又有严密的组织结构。这种结构与陈规束缚的框格绝然不同，而是与音乐形象融合无间的崭新的形式、崭新的韵律。正由于此，他第一次使中国群众歌曲提高了艺术价值，奠定了这种体裁的历史地位。
篇2：聂耳个人资料
报
第四十五期
聂耳社区
2014年11月4日
党建工作添活力 服务居民零距离
—聂耳社区开通社区党建微信服务平台
为进一步拓展信息化党建渠道，充分运用手机微信传媒优势，进行基层党建信息交流互动，大力推进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建设，聂耳社区党总支结合社区实际，以网络信息化为抓手，创新社区党建工作载体，开通了聂耳社区微信公众平台。社区微信公众平台旨在以网络信息技术手段将各种实体党建信息、组织建设、队伍管理、党群服务、社情民意、惠民服务等活动信息及时在微信里公布，通过微信平台打破地域、空间界限，构建公开、透明、规范、整合、高效、互动的党建工作体系，实现党群工作的精细化管理、人性化服务。
报道“微新闻”。每周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报道与社区发展、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党建工作、时政新闻、重大事件、包括政策法规解读、社区专项工作开展情况；为居民提供民政、计生、社会保障、扶贫助困等惠民政策，为居民提供劳动就业、技能培训、健康教育讲座等信息。开设“微课堂”。将党建知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精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等知识编辑成微信版本，面向党员干部进行转发。打破了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变课堂集中学习为手机机动学，变照本宣科为微信随身学，实现了在内容上化繁为简，形式上化整为零，既方便大家阅读学习，又能因材施教，各取所需，收到了良好的学习效果。
开展“微服务”。充分发挥社区“两委”、党员干部、驻辖区单位党组织的作用并依托党员积分制管理、“美丽玉溪服务先锋”主题月活动、党员设岗定责等活动的开展，在社区服务中开展“窗口服务树形象”、“志愿服务传爱心”、“上门服务暖民心”、“预约服务提效率”、“网上服务零距离”等特色服务。
组织“微研讨”。利用微信群组织研讨，收集社区党员干部、驻社区单位、社区居民代表、离退休老干部对社区党建、社区建设工作中的意见及建议，调动广大社区党员干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形成“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的良好氛围。
服务“微网格”。社区将微信公众服务平台的二维码贴在社区为民服务站、驻社区单位及小区门口，居民通过搜索玉兴街道聂耳社区微信号或者扫描二维码即可关注社区微信。社区微信二维码和网格化二维码同时使用，实现了沟通交流无障碍，为民服务零距离。设立“微信箱”。微信平台是社区收集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社区在平台上公布社区电话、邮箱，居民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平台反映问题，减少了中间环节和繁琐的手续，利于居民对社区进行监督，及时向社区反映热、难点问题，加强了社区与居民之间的互动交流。
展示“微风采”。社区将在微信平台里传播和谐文化、传统文化、社区文化、楼道文化、邻里文化等，报道社区内的“新鲜事”、“家庭事”、“好人好事”、“趣味事”，转发居民的文章、摄影作品，并对居民提供的被社区转发的文字、图片、视频给予一定的奖励，通过展示居民风采，达到传播正能量，共筑中国梦的作用。
社区微信平台的搭建，开辟了党组织和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密切联系服务群众的又一块主阵地，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创新社区服务管理提供了有力保障。下步工作中我社区将用好、用活，充分发挥这一平台作用，积极开发平台新的功能，努力拓展服务领域，真正把手机微信平台建成传播党的声音的重要窗口、通达社情民意的便捷渠道、加强基层组织的有效载体、服务基层党员的重要手段。
篇3：聂耳
聂耳是云南玉溪人,出生于昆明。聂耳从小喜爱音乐.1918年就读于昆明师范附属小学。利用课余时间,聂耳自学了笛子、二胡、三弦和月琴等乐器,并开始担任学校“儿童乐队”的指挥。1922年,聂耳进入私立求实小学高级部,1925年考取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插班生。
1927年聂耳毕业于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并进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参与了学生组织“读书会”的活动,并与友人组织“九九音乐社”,经常参加校内外的演出活动。在这期间,他还自学了小提琴和钢琴。
1931年4月聂耳考入黎锦晖主办的“明月歌舞剧社”,任小提琴手。1932年7月发表《中国歌舞短论》,并因批评黎氏被迫离团。1932年11月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工作,参加“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并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组。1933年,聂耳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4月聂耳加入百代唱片公司主持音乐部工作,同时建立百代国乐队(又名“森森国乐队”)。这也是聂耳最多产的一年。1935年初,聂耳创作了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
1935年1月聂耳任联华二厂音乐部主任。1935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
■他是天才的音乐家,又是革命者。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辉煌
“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乐乃心声”。聂耳本人乃至他那些激越高昂的不朽作品,都是那个特定的民族危亡时代所造就。那些铿锵有力的音符,也都是当时环境下人民的心声。日本侵华和国内抗日群众运动的风雨,在他心中激起澎湃的心潮,音乐与革命从此结合到一起。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的十天后,即2月7日,在外面隆隆炮声可闻、难民在街上到处流离奔走哭喊的环境中,聂耳在日记中首次提出“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聂耳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又是一个革命者,而且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的辉煌。他的一系列作品,特别是《义勇军进行曲》,正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产物。
《义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不幸正逢聂耳去世,但这支歌作为民族革命的号角响彻了中华大地,还享誉全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美、印等许多国家电台经常播放此歌。战争结束前夕,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将其列入《盟军胜利凯旋之歌》中。新中国成立前夕征集国歌时,周恩来就提出用这首歌,并在新政协会上一致通过。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和此后每年的国庆节,聂耳谱出的乐章都雄壮地奏响,这足以告慰亡逝于异国的英灵。
■音乐创作生涯只有两年,却创作出许多影响几十年的歌曲
在北平时穷得买不起棉衣,却在秋末深入天桥等地,用有限的几个钱来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并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他在上海一年的苦苦积攒,才买到一把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
聂耳的音乐创作生涯虽然只有1933年至1935年这短短的两年,却创作出《大路歌》、《码头工人歌》、《开路先锋》、《新的女性》、《毕业歌》、《卖报歌》、《铁蹄下的歌女》等几十年来一拿脍炙人口的歌曲。这被辉煌成就的取得,除了他写人的天才,最主要的是他深入社会生活的最编层。他在1933年6月3日的日记中总结说:“音乐与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新的内容和演奏,并要求作曲家的新态度。”
从小家境贫寒的聂耳对劳苦大众有深厚的感情,鄙斥那被钻在“象牙之塔”中的孤芳自赏和为少数人服务的“阳影看雪”。他在北平时穷得买不起棉衣,却在秋末深入到贫民区天桥等地,用有限的几写钱来收根北方民间音乐素材,并在“充满了工人们、车夫、进氓无产阶级的儿臭”环境中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从中战道了他们“生命的挣扎”的心曲。在上海,他经常踏着晨霜夜路体验女工上班的辛苦,从而创作出《新女性》。聂耳还与小报童交上了朋友,天天问寒问暖,那首著名的《卖报歌》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吟诵出来的。
聂耳没有像样的创作条件,到上海一年后经过苦苦积攒,才买到一把多年梦寐以求的廉给小提琴。他居住的斗艳冬冷夏热,到北京一次连续登台演出四天仅得6元钱报酬。这不仅使他从心编更憎恨资本家老板剥削的冷酷,其作品也不断呼喊出人民要求解放的心声。
■田汉在香烟包装纸上匆匆写下《义勇军进行曲》,聂耳于国内定下初稿,最后谱成于敌国境内
30年代中期,日寇侵占东北后又把铁蹄伸向华北,国内的反动腐朽势力却仍沉溺于纸醉金迷中。社会上充斥着“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爱你”一类萎靡丧志的淫歌艳曲。共产党员作家田汉找到聂耳,认为如此“唱靡靡之音,长此下去,人们会成为亡国奴”。二人就此议定,要创作一首歌,来战胜“桃花江是美人窝”。二人研究了《国际歌》、《马赛曲》和《船夫曲》,认为很有气势,可以借鉴。193头年初,田汉改编了电影《风云儿女》,并写了一首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天于发现国民党特务着来追捕,他仓促间在一张小小的香烟包芳纸上写下歌词,就被抓进监狱。
夏衍拿到田汉留下的剧本,在里面发现了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衬纸。不久,聂耳来找夏衍,听说此事后,主动提出:“作曲交给我,我干!”聂耳根据同田汉一起提出的构想,带着满腔激愤,只用两天时间便谱写了初稿,随那因躲经追捕到了日本。在那里,他一方面受到友好人士的热情接待,一方面也看到军国主义分子大肆鼓噪“扩大在支深那)利益”,并磨刀霍霍。聂耳天此更激发了创作灵感,迅速将歌曲定稿寄回国,其旋律更加高昂雄壮。
主要作品
聂耳一生共创作37首乐曲,都是在他去世前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所写的,其中反映工人阶级生活和斗争的歌曲占有较大比重。聂耳经常与田汉合作。除义勇军进行曲外,聂耳的代表作品还有《毕业歌》、《前进歌》、《大路歌》、《开路先锋》、《码头工人歌》、《新女性》、《飞花歌》、《塞外村女》、《铁蹄下的歌女》、《告别南洋》、《梅娘曲》、《卖报歌》、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及民族器乐曲《翠湖影晓》、《金蛇狂舞》等。
电影:
《聂耳》故事片。海燕电影制片厂1959年摄制。
篇4：聂耳故乡行
玉溪市为大力推行“学习聂耳时代精神、唱响聂耳文化品牌”活动，2004年5月25日成立了云南聂耳音乐基金会。基金会下属的“聂耳音乐研究课题组”，希望能借鉴它山之石，从更高、更宽阔的视角上，去读懂聂耳这本还蕴藏着许多尚未开发出来的精神资源之书，曾率队来到广州星海音乐厅以及番禺区冼星海的故里参观学习。当我与他们谈起星海音乐厅时，他们无不为星海音乐厅的规模、先进的设备、功能的完善而赞叹。而最能吸引我听觉的是他们给我留下的这句话：“星海音乐厅不但有高雅的音乐殿堂又有举行群众性广场音乐会的音乐文化广场。星海音乐厅的设计者心中不仅有对‘阳春白雪’的尊崇，也有对‘下里巴人’的呵护。这正是要把一个城市建成‘音乐之都’的不可或缺的两方面。”
来到聂耳故乡，固然少不了参观聂耳故居。这座位于玉溪市州城北门街3号的老屋并不起眼，屋前立着的一块大理石石碑，石碑上有金色的4个字“聂耳故居”。这座老屋依然保存着百年前的老样子。透过它，你可以跨越时光的隧道，想象百年以前人们的生活方式，聆听静寂与喧嚣的交替。大约一百年前，聂耳的父亲携妻子走出这扇小木门，去昆明谋生，只留下聂耳的大哥大姐留守这幢老屋。多年后，少年聂耳再一次叩开这扇小木门，回到他阔别已久的家园。但自从1930年2月从这扇门走出之后，这幢百年老屋就再没能迎回它的小主人。1935年7月17日，聂耳赴苏联途经日本逗留时，在日本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不幸溺水逝世，年仅23岁。聂耳逝世的7月17日被日本友人定为“中国音乐日”。玉溪人民为纪念聂耳，从2005年起，把每年7月17日——19日定为聂耳纪念日。
走进老屋，透过天井我仰望远处的天空，想象着它是否和年幼的聂耳看过的一样。在聂耳短暂的人生中，有着许多苦难与荆棘，但他始终自信地在逆境中追求着音乐事业，积极勇敢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当中。在聂耳震撼人心的音乐背后，他的信念是什么？又要克服多少打压？他那催人奋进的激情又是如何迸发的？我在老屋中轻轻移动双脚，希望某一个脚步能和另一个小脚印重叠，让自己的心灵有所感悟和体会。
篇5：关于聂耳故事
聂耳的故事一
聂耳原名聂守信，他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家里境况困难。聂耳该上三年级了，学校立刻就要开学，但是哪有钱交学费买书呢？妈妈悄悄把聂耳爸爸在世时最喜爱的八音钟卖了，学费有了着落。可书费呢？开学那天，小聂耳拉住妈妈的衣角说：“妈妈，我有书了。”他从书包里拿出两个订得整整齐齐的本子。妈妈翻开本子一看就呆住了，聂耳用香烟盒纸工工整整地抄了两本，一本国语，一本算术。贫寒的生活丝毫没有影响他对生活的热爱。他家有一位邻居姓邱，是位木匠，闲暇时喜爱拿一枝短笛坐在门口吹，那美妙的旋律时而像天上的云彩一样悠扬舒缓，时而像森林里的小鸟一样活泼跳跃。年幼的聂守信陶醉不已，忍不住跑到邱木匠家，跟他学习吹笛子。
聂守信很聪明，学得很快，在他的影响下，两个哥哥也跟着一齐学。之后，他们用压岁钱买了一枝竹笛和一把二胡。从此他的家就乐声不断，常引得路人停下脚步聆听。之后，聂守信又学会了拉二胡、弹三弦和月琴。在学校，他是学生音乐团出色的小指挥，在他家居住的胡同，他又是街坊儿童小乐团的热心组织者。中学毕业后，聂守信被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录取。一天，他亲眼看见***当局杀害了三位革命者，还割下他们的头，挖出他们的心，暴尸示众。聂守信对此感到无比愤怒，他开始思考民族的命运，并加入了共青团。由于参加革命活动，他被当局列入黑名单，无奈离开家乡去了上海。这一年，他刚18岁。初到上海，他在一家云南人开的商号里当伙计。一天，他在报上看到了“明月歌剧社“招收学员的广告，想到自己从邱木匠那里受到启蒙至今，一向没有机会投身艺术，便立刻跑去报名。主考人是音乐家黎锦晖，他见这个年轻人身上洋溢着奋发向上的热情，又有音乐基础，立即录取了他。
在歌剧社，聂守信很快就成了首席小提琴手，由于他的耳朵个性敏锐，大家就叫他“耳朵先生”，之后，他干脆改名叫聂耳。“九一八”事变后，国家危难，歌剧社的节目仍然是风花雪月，聂耳认为年轻人不应沉迷于靡靡之音，离开了歌剧社。不久，他结识了诗人田汉，参加了革命音乐组织。他开始为电影和戏剧创作主题曲和插曲，《大路歌》、《开路先锋》、《码头工人之歌》、《毕业歌》，一首又一首明快有力的歌曲从他心中涌出，冲击着中国人麻木怯懦的心灵。1935年，由田汉和夏衍等人创作的电影《风云儿女》需要一首主题歌，田汉写好了歌词，负责谱曲的聂耳看到歌词后激动不已，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忘我地投入了创作，时而在钢琴上弹奏，时而用手在桌子上打拍子，时而在地板上走来走去，楼下的房东太太差点把他撵出去。谱好之后，导演许幸之被那激昂有力的旋律深深打动，但是他觉得结尾不够有力，歌曲原来的结尾是“前进！前进！前进！”在他的推荐下，聂耳把它改成“前进！前进！前进进！”变得更有气势了——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
聂耳的故事二
名字由来
聂守信年轻的时候，对音乐个性敏感。大家都说，只要能从耳朵进去的，都能从他嘴里唱出来。久而久之，大家都叫他“耳朵”。
一次联欢会上，聂守信不但能表演舞蹈，模仿各种人说话，而且还能让两只耳朵一前一后地动，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大伙儿都被逗得大笑起来。总经理给聂守信送礼物，并称他为“聂耳博士”。聂守信笑着对大家说：“你们硬要把一只耳朵送我，也好，四只耳朵（“聂”的繁体字“聂”）连成一串，不像一个炮弹吗？”从此，聂守信改名为聂耳。梦见龙卷风
热爱音乐
聂耳在北平时穷得买不起棉衣，却在秋末深入到贫民区天桥等地，用有限的几个钱来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并在“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环境中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从中知道了他们“生命的挣扎”的心曲；他在上海一年的苦苦积攒，才买到一把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在上海，他经常踏着晨霜夜路体验女工上班的辛苦，从而创作出《新的女性》。聂耳还与小报童交上了朋友，天天问寒问暖，那首着名的《卖报歌》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吟诵出来的。
聂耳没有像样的创作条件，到上海一年后经过苦苦积攒，才买到一把多年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他居住的斗室冬冷夏热，到北京一次连续登台演出四天仅得6元钱报酬。这不仅仅使他从心底更憎恨资本家老板剥削的冷酷，其作品也不断呼喊出人民要求解放的心声。
创作国歌
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寇侵占东北后又把铁蹄伸向华北，国内的反动腐朽势力却仍沉溺于纸醉金迷中。社会上充斥着“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爱你”一类萎靡丧志的淫歌艳曲。共产党员作家田汉找到聂耳，认为如此“唱靡靡之音，长此下去，人们会成为亡国奴”。二人就此议定，要创作一首歌，来战胜“桃花江是美人窝”。二人研究了《国际歌》、《马赛曲》和《船夫曲》，认为很有气势，能够借鉴。1935年初，田汉改编了电影《风云儿女》，并写了一首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由于发现国民政府特务已来追捕，他仓促间在一张小小的香烟包装纸上写下歌词，就被抓进监狱。
夏衍拿到田汉留下的剧本，在里面发现了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衬纸。不久，聂耳来找夏衍，听说此事后，主动提出：“作曲交给我，我干！”聂耳根据同田汉一齐提出的构想，带着满腔激愤，只用两天时刻便谱写了初稿，随即因躲避追捕到了日本。在那里，他一方面受到友好人士的热情接待，一方面也看到军国主义分子大肆鼓噪“扩大在支那利益”，并磨刀霍霍。聂耳由此更激发了创作灵感，迅速将歌曲定稿寄回国，其旋律更加高昂雄壮。
聂耳的故事三
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在昆明甬道街72号开了一家成春堂药店。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在药店的楼上，原名紫艺。不久，父亲死了，药店由母亲经营，殷实的聂家开始中落。在幼年聂耳的记忆里，母亲经常坐在灯下，拨拉算盘，算完账后，叹气，发愁。聂耳曾暗许心愿：今后必须要“让母亲过好日子”。他到上海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屡屡提到“汇钱”之类的字眼。
母亲是聂耳最大的牵挂。从照片中看，母亲彭寂宽是比较典型的傣族妇女的长相。令人佩服的是，彭氏没有上过一天学堂，但跟着丈夫，居然能够读医书，丈夫死后还能坐堂把脉问诊，养家活口。彭氏的聪慧，显然也遗传给了儿子。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乖巧伶俐，一支简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缤纷，甚得亲友疼爱。
母亲能唱各种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洞经调、花灯调、洋琴调，等等。动听的歌曲与歌曲里的故事让小聂耳着迷。蔡锷功成名就之时，聂耳还是黄口小儿，但他从母亲的歌里认识了蔡锷。蔡将军云南首义讨袁护国的壮举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习武从军曾是少年聂耳的一大志向。十六岁那年，聂耳最后憋不住了，背着家人偷偷参军，被编入十六军湖南新兵队受训，后投考黄埔军校不果，又被军队遣散，习武之念才在无奈之中打消。不得已，转而读书、演戏、作曲，但成就伟业之心未了。
在一篇《我之人生观》的中学作文中，聂耳表示，如果有可能，他不会从事宗教、哲学和科学的行当。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学，然后出外游历，最好是出国，行路读书，增长见识，学术上有所建树。最后挣几个钱，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读书，弹琴，度悠闲时光。他还特意表示，昆明的西山将是自己隐逸的首选。
待到年长几岁也就是中学毕业考入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后，聂耳又写了篇《我之人生观》，他的学生腔明显少了，代之而起的是，期望学工科，研究点艺术，做一个“并不是鲁滨逊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的游历家，然后“以实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设新的社会”。
演艺圈的“拼命三郎”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聂耳来到上海，举目无亲，托人帮忙在“申庄”采购站找到了一份稽查员的工作。谁知“申庄”在昆明的总部云丰商行正因偷税被查封，上海的分店遂告关门。聂耳失业了。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刊登在《申报》上的招生启事引起聂耳的注意。每月能挣十元津贴，还管吃住，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聂耳忐忑不安地进了考场，正因紧张而发挥得一般，但却被主考官黎锦晖录取了。
明月歌舞剧社的前身，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剧团。这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性歌舞团。阵容虽然不大，但是正因拥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丽珠、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在上海乃至全国名噪一时。聂耳在群星璀璨的“明月”是名小提琴练习生。
七八个人一间的狭小宿舍，练琴时得站在墙角，但聂耳却感到了生活的奢侈。初到不久，他帮忙昆明老家的朋友张庚侯、廖伯民在上海代租电影拷贝，得到一百元报酬。一百元啊，离开大家庭以来他还从未拥有过这么多的钱，聂耳的心狂跳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邮局给母亲邮去一半。另一半，买了一把小提琴，还有两本乐谱。这把普通的小提琴，从此为聂耳的生活增添了华丽的色彩。王人美的二哥王人艺是聂耳的专职小提琴老师。于是，人们常常看到师徒二人认真地矫正指法，“错了”，“又错了”，德沃夏克的《幽默曲》时断时续。“小老师”与聂耳同龄，平常为人很随和，教琴却毫不马虎。十九岁的聂耳，刚刚摸琴，连乐谱都看不懂，哪里懂什么对位、和声，“小老师”有点急了。但聂耳可不傻，他知道自己碰上了好老师。“必须能学会，”他对自己说。吃罢晚饭，大家都结伴去逛“四马路”，到“大世界”看杂耍，聂耳却一声不吭，躲进房间练琴。他要完成自己的业务指标：一天至少“恶补”七个小时的琴。
“拼命三郎”聂耳很快出名了。其时，电影和戏剧往往裹挟在一齐。一套演员班底，一会儿在舞台上演话剧，一会儿又聚集的水银灯下。这样做，虽出于制片商节省成本的策略，客观上却锻炼了演职员。比如王人美在电影《风云儿女》中除饰演女主角之外，还要唱主题歌。拉小提琴的聂耳，也要时不时上场扮个什么卖油炸臭豆腐的小贩;或者涂一身黑墨，扮成黑人矿工。他善于模仿的表演才能已是尽人皆知。1959年，赵丹在电影《聂耳》里出演聂耳时，还不止一次地谈及当时的往事。
出入“明月”的都是上海滩演艺界的知名人物，蔡楚生、孙x、卜万苍、金焰、郑千里、王人美、黎莉莉、白丽珠、赵丹、周璇、阮玲玉，等等。近观名人，聂耳才体会到什么是“风头正健”。星光照耀之下，起初投身于此只为谋生的聂耳，眼界一下子开阔起来。
“耳朵先生”和“田老大”
活泼，天真，十九岁的聂耳是个孩子王，身边总围着歌剧社的小演员们。做游戏，输了，孩子们起哄，聂耳乐颠颠地耸动着两只耳朵。大家不满足，“耳朵先生，再来一个嘛!”聂耳又“秀”了一下。
聂耳最爱看电影，而且每遇动情之处必哭，这在朋友中出了名。他的这个习惯常被朋友们当做笑料，他自己却觉得再自然但是。至情至性，有何不好?
那时，聂耳与他的同乡、上海泉漳中学的教员李生萱来往很频繁，此人即之后的着名哲学家艾思奇，聂耳因此对哲学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和向往。
“一·二八”以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中共提出在文艺界发展党员，壮大左翼力量。年轻活跃的聂耳被列为首批培养对象。培养和联系人是上海左翼剧团联盟负责人田汉，之后说聂耳入党的也正是田汉。但在聂耳目前保留下来的十多万字的日记、文章、书札里，关于田汉的描述却很少，即使有，也大多是流水账式的记录，至多用“很好”这样的字眼笼统地表示一下。勤写日记和书信的聂耳，逢“田”何故谨慎规避?令人不得而知。当然，在田汉的眼里，聂耳最初只是一个有着不平凡经历的追求革命的贫苦学生，两人阅历、资历以及性格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田、聂二人在音乐创作中的默契合作。
1933年至1935年两年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一同创作了《开矿歌》、《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苦力歌》、《打砖歌》、《打桩歌》、《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打长江》、《采菱歌》、《义勇军进行曲》等十四首歌曲，几乎占了聂耳全部作品的一半。聂耳的处女作《开矿歌》是两人合作的开端。之后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则是两人合作的巅峰。
篇6：聂耳的故事
聂耳（原名聂守信）汉族，云南玉溪人，中国音乐家，1933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聂耳开辟了中国新音乐的道路，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先驱。1935年所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中国人。新中国成立后，《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聂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
“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乐乃心声”。聂耳本人乃至他那些激越高昂的不朽作品，都是那个特定的民族危亡时代所造就。那些铿锵有力的音符，也都是当时环境下人民的心声。日本侵华和国内抗日群众运动的风雨，在他心中激起澎湃的心潮，音乐与革命从此结合到一起。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的十天后，即2月7日，在外面隆隆炮声可闻、难民在街上到处流离奔走哭喊的环境中，聂耳在日记中首次提出“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聂耳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又是一个革命者，而且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的辉煌。他的一系列作品，特别是《义勇军进行曲》，正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产物。
《义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不幸正逢聂耳去世，但这支歌作为民族革命的号角响彻了中华大地，还享誉全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美、印等许多国家电台经常播放此歌。战争结束前夕，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将其列入《盟军胜利凯旋之歌》中。新中国成立前夕征集国歌时，周恩来就提出用这首歌，并在新政协会上一致通过。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和此后每年的国庆节，聂耳谱出的乐章都雄壮地奏响，这足以告慰早年英逝于异国的英灵。
音乐家贝多芬的故事
德国音乐家贝多芬，是欧洲音乐史上最著名的音乐家之一，他1770年出生在德国的波恩，在贝多芬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对他的期望非常高，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莫扎特式的音乐神童。在贝多芬才4岁的时候，父亲便把一堆的曲谱放在贝多芬面前让他弹奏，有时候贝多芬把小手都练肿了还是不敢休息。
一天，教堂的钟声都已经敲了12下了，贝多芬还在练习，他必须等到父亲回来检查他的曲子才能睡觉，母亲看着眼睛眯成一条缝的贝多芬，垂怜的对他说：“孩子，都12点了，先去睡觉吧。”
“不行，爸爸等会回来看见我没有练琴，会打我的。”
妈妈对这个酒徒的丈夫也没有办法，只好抱着贝多芬在琴边流泪，很快，贝多芬在母亲的怀抱睡着了，妈妈便把他抱上了床。
当钟声再次敲响的时候，贝多芬的酒徒父亲回来了，“那个小兔崽子呢，怎么不练琴了？”
“你不看看都几点了，还让孩子练琴，你要把他弄死才肯罢休啊？”
“对，你说的对”贝多芬父亲一边说着，一边来到贝多芬床边，把贝多芬提了起来，母亲怎么拦也拦不住。
贝多芬迷迷糊糊的在琴上一边弹，一边闭着眼睛，尽管如此，贝多芬的琴声还是十分流畅自然。
“行，这还有点莫扎特的样子。”父亲在一边高兴的说。
一晃几年过去了，贝多芬从4岁长到了8岁，经过4年的刻苦练习，他的钢琴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他的酒徒父亲也感到满意，于是便让他在音乐院举行了一次独奏音乐会，这次演出非常成功，父亲享受到了儿子成功的喜悦。
17岁的时候，贝多芬来到维也纳，他以非常崇敬的心情拜见了莫扎特，莫扎特给了他一个很难的曲子让他即兴演奏，贝多芬的演奏得到了莫扎特的肯定，他说：“你们要注意这个孩子，他将来会惊动全世界的。”由于自己的刻苦努力，他终于在维也纳艺术舞台上占有了一席之地，经常以钢琴家的身份登台演出，而且演奏的都是自己的作品，得到了人们的肯定。
正当他飞黄腾达的时候，他的耳朵患上疾病，后来彻底聋了，这对于一个音乐家来说，是个残酷的打击，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打垮贝多芬，他还是靠顽强的毅力创造了大量优秀作品，在他的《命运交响曲》里，我们都能听到他和命运做斗争的声音。
篇7：《少年聂耳》课堂教案
甲说：“杰出是很出色的，著名的意思。”
同学乙说：“居里夫人是杰出的科学家。”
我也忙接上：“是啊。”
丙同学举手说了：“李时珍是杰出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
我也表扬了他：“真是学以致用。”
这时，丁说了一句我没想到的话：“邢老师是一位杰出的老师。”
我惊了足足五秒钟，反应过来后，连忙说：“首先，邢老师要谢谢丁同学的赞扬，可是，这个‘杰出’的词放在邢老师身上好吗？”有的同学说好，有的不知说什么，有的在笑，有的说不好了。我继续说：“邢老师能有什么跟聂耳相比呢？我只是一名普通的老师呀。”又有一位同学说了：“那钱校长是一位杰出的校长。”没等我判断什么，一位女同学说：“邢老师，我把丁同学的话改一下，好吗？”我点头同意。
她说：“邢老师在我们同学们心目中是一位杰出的老师。”这一次我又惊呆了。正当我进退两难的时候，下课铃响了。我趁机说：“邢老师还得再次向同学们表示谢谢。你看看，聂耳创作了这么多有名的歌曲，所以，他的成就是很多，‘杰出’用在他身上是合适的。可是，用在邢老师身上是不是合适呢。请你下课时再想想。另外，还有哪些人是可以用上‘杰出’的？下课。”
反思：萨特说：“阅读是一种被引导的创造。”新标准中也说：“学生在阅读中，并不是消极的接受、索取意义，而是积极主动地发现、建构意义，甚至创造意义。”所以在这节课的结尾，当“杰出”这个词儿被不同生活经验和个性气质的学生去理解时，产生了学生自己独特的感受和体验，甚至是情感因素在内的独特感受。那么当这种情况产生时，我们教师应该作什么态度呢？当然，要鼓励学生对阅读内容作出有个性的反应。案例中，学生由于喜爱或者是崇敬老师，出现了感情因素的独特感受，把普通的老师也说成了是位杰出的人。对杰出的理解虽然是有点弯曲了，但这是学生创造意义性的理解，我们不能简单的对以否定，而是要很珍视学生这种赋有“突发奇想”的反应，将学生感受与文本内容的表达作比较，并作另外的设计。教师作为文本与学生的中介，我们的思想深度、文化水准、人生经验、审美水平要高于学生，所以可以起到向导的作用，但绝对不能取代学生在阅读中的主体地位。我们在于学生对话中，要善于创造良好的课堂氛围，在一个轻松、活跃、和谐的环境中，激发学生的思维和想象力。
行为跟进：
师：同学们，在我们班中，你佩服的喜欢的同学有吗？
生：有。
师：你说说，你佩服谁？喜欢谁？佩服、喜欢他（她）什么？
让生畅所欲言。
师：好呀，我对XX同学很佩服，很喜欢和他交朋友，我就可以说；XX同学是位杰出的同学，行吗？
篇8：聂耳的故事
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在昆明甬道街72号开了一家成春堂药店。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在药店的楼上,原名紫艺。不久,父亲死了,药店由母亲经营,殷实的聂家开始中落。在幼年聂耳的记忆里,母亲经常坐在灯下,拨拉算盘,算完账后,叹气,发愁。聂耳曾暗许心愿:今后一定要“让母亲过好日子”。他到上海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屡屡提到“汇钱”之类的字眼。
母亲是聂耳最大的牵挂。从照片中看,母亲彭寂宽是比较典型的傣族妇女的长相。令人佩服的是,彭氏没有上过一天学堂,但跟着丈夫,居然能够读医书,丈夫死后还能坐堂把脉问诊,养家活口。彭氏的聪慧,显然也遗传给了儿子。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乖巧伶俐,一支简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缤纷,甚得亲友疼爱。
母亲能唱各种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洞经调、花灯调、洋琴调,等等。动听的歌曲与歌曲里的故事让小聂耳着迷。蔡锷功成名就之时,聂耳还是黄口小儿,但他从母亲的歌里认识了蔡锷。蔡将军云南首义讨袁护国的壮举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习武从军曾是少年聂耳的一大志向。十六岁那年,聂耳终于憋不住了,背着家人偷偷参军,被编入十六军湖南新兵队受训,后投考黄埔军校不果,又被军队遣散,习武之念才在无奈之中打消。不得已,转而读书、演戏、作曲,但成就伟业之心未了。
在一篇《我之人生观》的中学作文中,聂耳表示,如果有可能,他不会从事宗教、哲学和科学的行当。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学,然后出外游历,最好是出国,行路读书,增长见识,学术上有所建树。最后挣几个钱,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读书,弹琴,度悠闲时光。他还特意表示,昆明的西山将是自己隐逸的首选。
待到年长几岁也就是中学毕业考入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后,聂耳又写了篇《我之人生观》,他的学生腔明显少了,代之而起的是,希望学工科,研究点艺术,做一个“并不是鲁滨逊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的游历家,然后“以实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设新的社会”。
演艺圈的“拼命三郎”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聂耳来到上海,举目无亲,托人帮忙在“申庄”采购站找到了一份稽查员的工作。谁知“申庄”在昆明的总部云丰商行因为偷税被查封,上海的分店遂告关门。聂耳失业了。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刊登在《申报》上的招生启事引起聂耳的注意。每月能挣十元津贴,还管吃住,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聂耳忐忑不安地进了考场,因为紧张而发挥得一般,但却被主考官黎锦晖录取了。
明月歌舞剧社的前身,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剧团。这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性歌舞团。阵容虽然不大,但是因为拥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丽珠、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在上海乃至全国名噪一时。聂耳在群星璀璨的“明月”是名小提琴练习生。
七八个人一间的狭小宿舍,练琴时得站在墙角,但聂耳却感到了生活的奢侈。初到不久,他帮助昆明老家的朋友张庚侯、廖伯民在上海代租电影拷贝,得到一百元报酬。一百元啊,离开大家庭以来他还从未拥有过这么多的钱,聂耳的心狂跳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邮局给母亲邮去一半。另一半,买了一把小提琴,还有两本乐谱。这把普通的小提琴,从此为聂耳的生活增添了华丽的色彩。王人美的二哥王人艺是聂耳的专职小提琴老师。于是,人们常常看到师徒二人认真地矫正指法,“错了”,“又错了”,德沃夏克的《幽默曲》时断时续。“小老师”与聂耳同龄,平常为人很随和,教琴却毫不马虎。十九岁的聂耳,刚刚摸琴,连乐谱都看不懂,哪里懂什么对位、和声,”小老师”有点急了。但聂耳可不傻,他知道自己碰上了好老师。“一定能学会,”他对自己说。吃罢晚饭,大家都结伴去逛“四马路”,到“大世界”看杂耍,聂耳却一声不吭,躲进房间练琴。他要完成自己的业务指标:一天至少“恶补”七个小时的琴。
“拼命三郎”聂耳很快出名了。其时,电影和戏剧往往裹挟在一起。一套演员班底,一会儿在舞台上演话剧,一会儿又聚集的水银灯下。这样做,虽出于制片商节省成本的策略,客观上却锻炼了演职员。比如王人美在电影《风云儿女》中除饰演女主角之外,还要唱主题歌。拉小提琴的聂耳,也要时不时上场扮个什么卖油炸臭豆腐的小贩;或者涂一身黑墨,扮成黑人矿工。他善于模仿的表演才能已是尽人皆知。1959年,赵丹在电影《聂耳》里出演聂耳时,还不止一次地谈及当时的往事。
出入“明月”的都是上海滩演艺界的知名人物,蔡楚生、孙瑜、卜万苍、金焰、郑千里、王人美、黎莉莉、白丽珠、赵丹、周璇、阮玲玉,等等。近观名人,聂耳才体会到什么是“风头正健”。星光照耀之下,起初投身于此只为谋生的聂耳,眼界一下子开阔起来。
“耳朵先生”和“田老大”
活泼,天真,十九岁的聂耳是个孩子王,身边总围着歌剧社的小演员们。做游戏,输了,孩子们起哄,聂耳乐颠颠地耸动着两只耳朵。大家不满足,“耳朵先生,再来一个嘛!”聂耳又“秀”了一下。
聂耳最爱看电影,而且每遇动情之处必哭,这在朋友中出了名。他的这个习惯常被朋友们当做笑料,他自己却觉得再自然不过。至情至性,有何不好?
那时,聂耳与他的同乡、上海泉漳中学的教员李生萱来往很频繁,此人即后来的著名哲学家艾思奇,聂耳因此对哲学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和向往。
“一?二八”以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中共提出在文艺界发展党员,壮大左翼力量。年轻活跃的聂耳被列为首批培养对象。培养和联系人是上海左翼剧团联盟负责人田汉,后来介绍聂耳入党的也正是田汉。但在聂耳目前保留下来的十多万字的日记、文章、书札里,关于田汉的描述却很少,即使有,也大多是流水账式的记录,至多用“很好”这样的字眼笼统地表示一下。勤写日记和书信的聂耳,逢“田”何故谨慎规避?令人不得而知。当然,在田汉的眼里,聂耳最初只是一个有着不平凡经历的追求革命的贫苦学生,两人阅历、资历以及性格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田、聂二人在音乐创作中的默契合作。
1933年至1935年两年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一同创作了《开矿歌》、《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苦力歌》、《打砖歌》、《打桩歌》、《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打长江》、《采菱歌》、《义勇军进行曲》等十四首歌曲,几乎占了聂耳全部作品的一半。聂耳的处女作《开矿歌》是两人合作的开端。后来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则是两人合作的巅峰。
电影《风云儿女》剧本刚刚完稿,编剧田汉被捕了。聂耳见到导演夏衍的第一句话是:“《风云儿女》谁来作曲?”第二句话就是:“我来写吧,田汉也会同意的。”自信与笃定溢于言表。狱中的田汉果然同意了聂耳的请求。很快,聂耳就拿出初稿,定稿是聂耳到日本后完成的。
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东京附近的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死,年仅23岁。当时,由诗人郭沫若在日本写了一首诗,以志纪念;1954年云南省重修聂耳墓,郭沫若又撰写碑文;同年,日本藤泽市修建聂耳纪念碑,碑铭也由郭沫若题写。聂耳生前与郭沫若是否有交往,我们并不清楚,但作为田汉的密友,因为田汉的缘故,郭沫若关注聂耳是十分自然的。只是,为什么不是田汉呢?由此推想,尽管聂耳和田汉有过多次成功的合作,在“朋友”和“搭档”之间,笔者更倾向于从后者的角度考量两人的关系。聂耳提起田汉,总是恭恭敬敬地称一声“田老大”。
1934:“我的音乐年”
1934年4月1日,聂耳加盟由英国人经营的东方百代唱片公司。百代公司当时在上海十分出名。
初进“百代”,聂耳只是音乐家任光的录音工作助手,但是很快他就被任命为音乐部副主任,这是因其一目了然的才秉。“百代”老板大气地对聂耳说:不管你是谁,你做什么,只要你能做成,有影响,有效益,你就尽管去做。
聂耳“拼命三郎”的劲头又上来了,抄谱,作曲,演出,开研究会,一刻都不消停。他是如此兴奋而忙碌,以至连写日记的时间都没了,整整七个月的“百代时期”,临到末了他才粗略地写了一篇“总结”文字。在这篇注明“四月四日”的日记里,亢奋中的聂耳一再使用“一致地赞许”、“批评甚佳”等火爆字眼,形容自己为电影《渔光曲》、《桃李劫》、《大路》创作的音乐作品。
忙碌中聂耳最用心力的是国乐队,业余演出时这个乐队也称“音乐社”。乐队很小,只有几个基本席位,成员都是往来较密切的同行,每礼拜开两次夜工,因为是同人性质,大家的兴致很高。乐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乐伴奏和合奏形式方面的改革实验。聂耳根据云南等地民间乐曲改编完成《山国情侣》,《昭君和番》等四首民乐作品,都是交由音乐社首演的,现场与报章的反响让他和他的朋友们兴奋不已。
今天,辞典里有关“聂耳”这一词条,在“《国歌》的作曲者”后面通常都会加上一句“中国新音乐的创始人”。“百代”就是聂耳“新音乐”的实验室。
人生的价值往往成就于一个瞬间,一个阶段。1935年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了聂耳作为一个音乐家的标志性作品,但他丰富多样的音乐实践,在1934年就已大略成型了。他自己说过:“1934年是我的音乐年。”
那一年,碰见熟稔的朋友,聂耳总会半真半假地发几句牢骚:忙!真忙!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话刚说完,时转身他又忙得像个陀螺,从乐队转到合唱队,从合唱队转到摄影棚——因为他正在筹划歌剧《扬子江暴风雨》。若干年后,夏衍回忆当年情景时,曾长叹再没有能像聂耳这样“抢”着干事的人了。
1934年,聂耳真的特别快乐,他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完全变了。在名人如毛的上海文艺圈,聂耳曾一度很沮丧:但这一年,他恢复了惯有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