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特建立了以生产力理论为基础

李斯特建立了以生产力理论为基础（共3篇）

篇1：李斯特建立了以生产力理论为基础

李斯特建立了以生产力理论为基础，保护关税制度为核心的保护幼稚工业理论。这一理论在承认自由贸易利益的前提下，主张以保护贸易为过渡，扶持有前途的工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实现自由贸易。

1、生产力理论

李斯特所谓的生产力是指一切创造财富的能力，其发展是一国财富力的根本源泉。他认为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要重要得多，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发展生产力是推动一个国家强盛兴旺的根本途径，因为生产力可以使一个国家在物质财富的数量上获得无限的增进。而工业在发展生产力上所起的作用十分巨大，所以，发展国内工业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最有效的途径，国家应该高度重视。他主张德国和

一些经济落后国家应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以保护国内工业和市场。

2、历史发展阶段论

各国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的贸易政策也应不同。

3、对古典学派自由贸易理论的批评

根据上述两个基本理论，李斯特主要从三个方面尖锐批评了古典经济学派。

一是古典经济学派贸易学说忽略了各国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特点。（演讲者说，可以不展示在幻灯上：古典经济学派的自由贸易理论认为，各国按照地域分工和“比较成本”可以形成和谐的国际分工，并在这种分工的基础上实行自由贸易。李斯特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是以世界经济主义为基础的，没有考虑到国家的存在和各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把将来世界各国经济高度发展之后才能实现的经济模式作为了论述经济问题的出发点。他认为，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应当制定适合本国经济特点的理论和政策。当时德国所处的历史阶段落后于英国，因此应当实行保护贸易，以发展德国的生产力。）

二是只单纯追求当前的财富交换，不考虑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演讲者说，可以不展示在幻灯上：）根据比较利益说，在其它国家能用较低成本生产的商品，本国就不必再生产，而可以通过对外贸易来交换它。他认为，这种英国资产阶级所追求的，经英国古典学派所论证的自由贸易理论只符合于英国的利益，而不利于其它国家。虽然建立本国的工业暂时须付出较高的代价，但却能带来生产力的增长和对外竞争力以及国家实力的增强。

三是片面强调自由竞争，否定国家干预经济的作用。（演讲者说，可以不展示在幻灯上：李斯特认为一国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资源来维持生存和保持独立，尤其那些经济落后的国家，如果不推行保护贸易制度，非但不能发展国内工业，促进经济发展，还会危及自己的独立地位。还以英国和德国为实例，指出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符合工业发达的英国资本进行对外经济扩张和垄断世界市场的需要。而作为工业落后的德国，如果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就永远不可能发展到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

李斯特的的贸易保护不同于早期保护贸易理论

早期保护贸易理论即重商主义的保护贸易理论。

重商主义保护贸易理论狭隘地把经济活动局限于流通领域, 认为流通过程特别是对外贸易是财富和价值增值的源泉, 忽视了生产领域的作用;重商主义还错误地把货币即金银看作是唯一的财富, 没有正确认识到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及其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篇2：李斯特建立了以生产力理论为基础

历史学派在19世纪四十年代以后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学派。李斯特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他在其经典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详细阐述了他的生产力理论。李斯特认为，“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在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中，生产力是交换价值的原因，而不是结果，生产力要比交换价值和分工重要得多。“授之以鱼，莫若授之以渔”。

李斯特还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和扩散有其自身规律，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来确定经济政策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经济学的核心就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力是创造财富的源泉，生产力源于“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两个因素。物质生产力包括“工业力”、“农业力”和“商业力”;精神生产力包括艺术和科学、教育、一般文化事业、国家与社会制度。在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体系中，精神生产力始终是一个重要方面，李斯特认为精神(非物质)生产者之所以具有生产性，是因为他们“生产了生产力”。

李斯特特别重视精神生产力对财富创造的巨大作用。他在一开始提出,把欧洲各国的情况与亚洲各国的情况相比就可以很明确地明白:“思想与意识的自由对国家生产力的影响很大”,他将其称为“精神力量”、“精神资本”。他解释到:“许多世代一切发现、发明、改进和努力等等积累的结果”就是“现代人类的精神资本”。他还用精神资本来解释古代国家比现在国家人手使用多，工作艰苦，个人拥有土地面积大的情况下反而吃穿却比不上现在的现象。所以强调任何一个国家生产力的进退，都决定于是否能够将前人的成就加以运用，并且用自己的能力来加以发扬光大。李斯特的精神生产力不仅体现在个人生产力、各种物质生产部门中，还体现在进取精神、刻苦耐劳精神、重视公道精神、自由独立精神、宗教、教育和道德状况之中。

二、对李斯特精神生产力理论的思考

自从魁奈把经济学变为一门科学之后，一直把财富作为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重农学派和斯密的交换价值理论都认为精神生产是非生产性劳动。再往后，萨伊虽然是斯密理论的继承者，但是两者对于精神生产的态度截然不同。萨伊指出：斯密之所以不把精神劳动看成是生产性劳动，源于其狭隘的财富概念。萨伊既不愿彻底抛弃斯密的交换价值观，又想把精神生产归为生产性领域。李斯特既真正地突破了斯密的狭隘的财富观，又克服了萨伊为了把精神劳动纳入生产性领域而造成的理论矛盾，第一次在古典经济学中比较合理地解释了精神劳动的生产性问题。李斯特把物质生产看成是科学与技术发展的成果，他对精神生产的重要作用特别重视。

精神生产力是“对个人有鼓励、激发作用的那种精神力量，是使个人在这方面的努力可以获得成果的社会状况，是个人在努力中能够利用的天然资源”，“所有这些方面，主要还是有赖于个人所处的社会状况的”。谈到社会状况，主要是指，科学与艺术是否发达;公共制度与法律对于宗教品质、道德和才智、人身和财产安全、自由和公道这些方面是否能有所促进等。

在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中，生产力水平主要取决于个人所处的社会状况，有科学、文化和教育水平，制度与法律的公正、自由，国家力量的强大等，也就是精神生产力。

李斯特对精神生产力的论述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为了发展生产力，作为国家应动用一切力量，发展科技、文化、教育，建立健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保证法律的公正，保证国内市场的自由、统一，与其他国家独立自主地开展经贸关系，有效地提高国内资源的利用效率，等等。精神生产力就是一种竞争力。迈克尔·波特在其名著《国家竞争优势》中提到，“从国家层面来考虑时，‘竞争力’的唯一意义就是国家生产力”。

精神生产力指出科技创造能力对经济发展的强大作用。科技创造能力水平的高低是由人们受教育水平所决定的，而个人创造能力又构成国家整体创造能力。所以，只要一国人民的整体受教育水平得到提高，该国人民的整体科技创造能力就会有所提高，进而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一国经济、科技、军事等的竞争力提高，这样一国的综合经济实力也会壮大。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基于对李斯特精神生产力论述的认识和理解，我们认为精神生产力理论对我国正在实施的科教兴国战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深入理解李斯特的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内涵具有很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值得我们认真挖掘和利用。

三、对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但其增长点主要依靠资源、资金和廉价劳动力推动的外延式经济。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还必须依靠科技进步，也就是解决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发展我国的精神生产力，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一）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源整体素质。

发展生产力要依靠科技、依靠教育。我们要加大教育和培养投入，把钱用在刀刃上。建立学习型社会、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区，提高本国人民的知识水平，实施人力资源开发先导模式，大力开发人力资源，提高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和创造能力，为科教兴国战略提供人才基础。同时，优化人力资源结构，实施人力资源的战略性重组。优化人力资源的产业分配结构，改进人力资源的增量结构，使人力资源的宏观结构适应我国产业高级化的需要。

（二）加大科技投入，构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

加大科技投入，要有重点、有选择地引进先进技术，同时也要增强我们自己的创新能力。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我们必须努力着力于提高国家的自主研究开发能力，加快培育新的科技力量，迅速构建一个完整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这个体系应当包括以国立科研机构和教学科研型大学为核心的知识创新系统、以企业和科研机构为核心的技术创新系统、以高校和职业培训机构为主的知识传播系统、以企业和社会为主体的知识应用系统。努力创立有利于创新的体制和机制，要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的步伐，加速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尽快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从根本上实现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

（三）提升全体国民的精神素质，为中国崛起积累精神资本。

我们拥有五千年的优良传统文化，在现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我们在无形中受到各种各样的外来文化的侵袭和渗透。面对西方个人主义观念和物质观念等对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冲击，我国如今的文化现状令人担忧。我们必须面对现状，提升全体国民的精神素质，牢固树立历史责任感和现实紧迫感，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为中国的崛起积累精神资本。

（四）建立科学的分配和激励机制，激发人们的创造性。

制度的优化也是李斯特精神生产力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加科学合理的分配机制和激励机制能够激发人们的创造性，增强人们的竞争力，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让分配和激励机制做到内部具有公平性，外部具有竞争性。内部公平性能够消除人才后顾之忧，外部竞争性能够激发人才奋发向上。

总之，一国发展靠人才，最终靠科技、靠教育。我国科技兴国战略的重要意义正如李斯特精神生产力理论的一个重要结论：精神生产的成就越大，则物质财富的产量就越大。

参考文献

[1]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北京:商务图书馆,1981.

[2][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841)著,陈万煦译,蔡受百校.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3]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4]王仲君.李斯特的“国家生产力”理论及其意义[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

篇3：李斯特建立了以生产力理论为基础

[关键词]未成年人;正当程序;保护模式

一、未成年人的心智特点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涉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未成年人是指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梁漱溟先生说过:“人心的一切发展皆见于其身,身心发展相应不离。”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较低,心理盲动性强,易受不良行为的影响和物质诱惑。涉案的未成年人所处的犯罪环境已经使他们的自身心灵受到伤害,如果再将他们纳入到刑事诉讼中来,有可能出现恐慌、惊吓、畏惧的心理负面影响,思维意志含糊不清,不能正确理解法官的审问,对犯罪行为也不能作出准确的陈述,这会影响审判程序的顺利进行。因此,为避免未成年人心智受到更多的伤害,不仅要尽可能的减少他们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可能,即使已经进入到审判阶段,也要为他们营造宽和的审判环境。笔者在和基层法院少年庭的法官座谈时,听他们谈到,在审判开始时多数的未成年被告人一走进法庭就沉默不语甚至哭泣,言语含糊,不能正常回答法官的提问,在父母的劝说和法官的耐心教育下,才可以保证审判的顺利进行,但还是影响到庭审的进度。有些父母担心出庭受审会对自己孩子的身心造成伤害,也建议法官能否改换审判地点,在法庭以外的合适地点进行案件审理。

世界上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的启动,以1899年美国伊利诺伊州考克郡未成年人法院的建立为标志。鉴于未成年人心智的特殊性,刑事审判的目的就是帮助他们,充分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体现未成年人的最佳利益。为此,“国家亲权理论”被引入到未成年人刑事审判领域。这一理论认为,未成年人不是家长的私人财产,而是国家的未来财产。国家作为未成年人的最终照顾者,应当积极主动介入未成年人的照顾和教育事务,充分保护其权利,促进其健康发展,这是国家的责任。“国家亲权理论”的核心是以“保护优于刑罚”的立场来审理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也以此作为建立未成年人法院的基石。在这个理念下,个体化的“诊断”和“治疗”在未成年人的刑事审判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法官必须调查每个未成年被告人的成长环境和心智特征,根据不同的犯罪原因对未成年人进行针对性的“诊断”和 “治疗”,防止“误诊”伤害到未成年人脆弱的心灵,使社会失去对他们改造重塑的可能性。因此,相比较于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心理治疗、社会服务和缓刑是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的主要内容。

二、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的本质特征

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刑事诉讼审判程序是为了满足国家打击和惩罚犯罪的需要而建立的,被告人处于国家公权力的支配之下,根本不具备对抗的能力,自证其罪、秘密审判、酷刑等非人道的手段被广泛运用。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提出:“一切合理的社会都会把保卫私人安全作为首要宗旨。”从此,刑事审判从单纯的打击惩罚犯罪开始向同时关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标转变,被告人成为具备主体资格的诉讼当事人,开始具有对抗国家公权力的能力。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更是强调对人权的保护,要求“不得以牺牲司法公正或威胁基本人权为代价来控制犯罪或建立秩序”。美国在刑事诉讼价值目标的转变中,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未成年人法院,法官们更多的开始关注犯罪形成的环境和条件,比如未成年人的父母、朋友,他们生活的家庭环境和教育环境,寻找适合未成年人的适当处置方式。

我国长期以来的法律传统是“重实体、轻程序”,刑事审判一直作为实现刑罚的工具。1996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被告人诉讼主体资格和一系列的诉讼权利,防止公权力对被告人权益的侵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的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表明我国刑事诉讼的目的是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统一。因此,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首先是出于维护国家、社会和公民的利益,针对当前未成年人犯罪不断上升的趋势,把打击犯罪作为终极目标,而对未成年被告人的保护是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实现的。考虑到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和心智特征,相比较普通刑事审判程序,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要更加注重对未成年被告人的保护和利益回复,这也是该程序的本质特征。

但是根据刑事诉讼的理论,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永远是一种对立关系,此消彼长。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加强对未成年被告人的保护,确实从某种意义上讲淡化了打击犯罪的目的,但这种淡化应该是有限度的,我们并没有放弃打击犯罪,不会放纵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笔者在和基层法院少年庭法官的座谈中说起这个问题时,法官们给出了非常肯定的答案:保护未成年人和打击犯罪之间不矛盾,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针对未成年人罪犯的身心特征,给予他们更多的保护是必须的,这有利于未成年人回归社会,“不抛弃、不放弃”他们是一种社会责任。同时,未成年罪犯的人身危险性远不如成年罪犯,对社会的危害性不大,可塑性强,在审判过程中设置保护制度,可以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家人对他们的关怀,激励和帮助他们重新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因此审判过程本身就是对未成年人罪犯的一次再教育。这不仅不会导致对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放纵,反而会防止他们重新走上犯罪道路,更好的预防犯罪,从这个角度讲打击犯罪和保护未成年人不是对立的,是相辅相成的。当然保护力度应根据未成年人犯罪的实际情况有所调整。当某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无法进行有效的控制和预防时,就应当降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力度,以打击犯罪作为重要考虑,发挥刑罚的威慑作用,遏制犯罪数量的上升。当然,即使降低保护力度,也不能在诉讼中侵犯未成年人的人身权益。降低保护力度是指将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优先考虑。这就要求法律应赋予法官们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在保护未成年人和打击犯罪之间寻求平衡,发挥调控功效。

三、国际社会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理论的发展

目前,世界各地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可以大致分为两种模式:福利模式和司法模式,这两种模式下的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具有各自的特点。

福利模式认为从事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不应受到严厉的处罚,应该从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入手,注重对他们生活环境的考察,未成年人犯罪是由社会责任缺失造成的一种“疾病”,通过治疗是可以痊愈的。法官在审案时具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根据未成年被告人的最大利益和犯罪的社会背景选择处置的手段,而非他们的罪行。这种模式强调对未成年人的教育,认为社会和家庭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在刑事审判中吸收教师、心理专家等社会工作者的参加,传统刑事审判中律师辩护、证据规则等正义程序保障制度被认为没有必要。司法模式认为未成年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罪行的严重性应当和刑罚的严厉性相当。法庭审判采取抗辩式的严肃审判形式,检察官和辩护律师都会出庭,法官享有较少的自由裁量权,依法做出与罪行相适应的量刑裁决,对未成年人的处置不具有特殊性。

两种模式的差异反映了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时不同的价值取向。福利模式认为未成年人犯罪不是由个人的理性和良知决定的,不良的生活环境和不充分的社会教育使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对他们应采取仁和的态度。法官的审判是让未成年人回归社会,而不是做出有罪的判决,对未成年人的处置出于教育、帮助和感化。司法模式更注重刑罚的威慑力,认为对危害社会的未成年人罪犯应当让他们和成年人一样承受严厉的刑罚,审判是为了防止犯罪行为的重现。随着刑事诉讼理论的发展,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双重目的的统一下,两种模式相互吸收和借鉴,之间的界限逐步模糊。比如德国作为传统上采用司法模式的国家,也开始吸收福利模式的做法,1990年德国儿童福利法案的改革使得对未成年人处以监禁更加困难,因为该法案要求监禁未成年人必须获得其父母的同意,裁决一般情况下是为教育提供帮助,而不是强制性的教育手段。

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应根据司法实情,借鉴和采纳福利模式,这符合我国“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长期以来,我国受刑罚功利主义观点的影响,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得不到充分的考虑和保护。笔者前往调研的基层法院某法官曾讲到,在开展“两抢一盗案件”的专项治理过程中,因片面的追求对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强调刑罚的威慑作用,审判过程中对有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就没有根据法律规定开展庭前的社会调查和走访工作;将同一犯罪团伙中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罪犯都按照普通程序进行审判,面对同样威严的审判环境和公诉人严厉的提问;对可以采取暂缓判决的仍然进行宣判,也不会从宽量刑。另一方面,我国没有设置专门的未成年人诉讼程序,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规定原则性较强,缺乏具体的细则和依据,保护未成年人的宗旨在实践中难以落实。福利模式可以使我们在加强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建立具体完善的保障机制。但也要申明,借鉴福利模式不是不重视打击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诉讼的双重目的依然是我们构建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的根本出发点,只是在当前,我国应该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在程序设计上体现“教育为主”的理念,注重对未成年人的心理辅导和人格重塑,这是实际的需要。

[參考文献]

[1] [意]贝卡利亚.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

[2] 梁漱溟.人心与人身.学林出版社,1984.

[3] 徐美君.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

[4] 王以真.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5] 陈光中,[加]丹尼尔·普瑞方廷.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法律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