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反腐败理论

新时代反腐败理论（通用6篇）

篇1：新时代反腐败理论

新时期反腐败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

——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反腐败战略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和全局高度，着眼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以极大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和实践勇气，多次就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新时期党和国家反腐败战略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长期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习近平同志反腐败战略思想，是一个内在联系、有机统一的科学体系，是新形势下指导我们做好反腐败工作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必须从总体上、相互联系上和精神实质上去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既要“钻进去”，做到抓住精髓、领会实质、武装头脑；又要“走出来”，做到联系实际、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使中国特色反腐败道路越走越宽、越走越实，不断夺取反腐败斗争新的伟大胜利。

一、以科学的思想体系完善反腐败战略布局

一种科学思想体系的形成，主要着眼于三个要素，即：有没有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贯穿其中；有没有一个主要研究和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否围绕着中心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观点。习近平同志反腐败战略思想，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我们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在要求出发，把握和处理好作风建设与惩治腐败、打“苍蝇”与打“老虎”、反腐败与改革发展稳定、查处职务犯罪与防控职务犯罪风险、加大反腐力度与自身反腐败、建章立制与制度执行、党委领导责任与纪委监督责任、国内反腐与国际反腐等各种重大关系，充分体现了对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规律的深刻把握，为我们辩证地观察分析事物，正确研究解决问题，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习近平同志反腐败战略思想，立足于对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的准确洞察与研判，紧紧围绕我们党要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主题，着眼于从严治党、执政为民，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出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观点。比如，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等论述，确立了新时期反腐理念；保持高压态势的基本定力，“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反腐任务；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等论述，强调了依法反腐的基本方式；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指明了新时期反腐败斗争基本走向；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症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彰显了反腐败的价值目标。

习近平同志反腐败战略思想，把反腐治标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鲜明地摆在了全党面前，强调现阶段反腐败斗争的战略重心是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赢得主动。反腐败呈现出新的战略布局。从横向看:一是果断打虎，高频灭蝇，形成清除腐败存量的高压态势；二是严纠“四风”、关口前移，构筑防控腐败增量的坚实屏障；三是巡视创新，“利剑”常举，威慑常在；四是国际合作、织密天网，决不允许国外成为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五是聚焦主业、深化改革，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从纵向看: 破除“反腐一阵风论”、“影响经济发展论”、“权力斗争工具论”等杂音躁音，保持坚强的政治定力；破除“刑不上常委”的疑虑，树立起党纪国法的权威；破除“法不责众”的陈旧观念，打造腐败塌方地区新的政治生态；破除反腐就是办案的简单思路，把反腐败延伸到价值观的深度较量等等，一个从“不敢腐”迈向“不能腐”、“不想腐”的战略走势正在形成。

二、以清晰的政治理念凝聚反腐败精神力量

总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政治理念，是全面从严治党、抵御腐败侵蚀，全面依法治国、提高反腐败法治水平的鲜明态度与坚定立场，是党的科学发展理念、改革创新理念、从严治党理念、依法执政理念在反腐败斗争领域的具体体现。既与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思想一脉相承，又是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是“零度容忍”的反腐理念。长期以来，我们党坚持把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但是，反腐败认识上的不一致、不统一，现实反腐实践存在法律制度执行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比如“抓大放小”，对重大腐败案件比较重视，对轻微腐败现象却见怪不怪。总书记指出：“贪似火，无制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必滔天”，“反腐败高压态势必须保持，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要抓早抓小，有病就马上治，发现问题就及时处理，不能养痈遗患。要让每一个干部牢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道理。”总书记关于“零容忍”的反腐理念，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和国家对腐败现象蔓延机理及其演化规律的理性认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与腐败现象水火不容的鲜明政治立场和对任何腐败行为、腐败分子都必须依纪依法坚决惩处的法治原则。

二是“以上率下”的政治示范。过去多年来，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问题上，有的地方和部门存在说到做不到、甚至根本没有去做的现象。这种情况的问题在于反腐法律制度中的措施流于形式，把法律制度当“稻草人”摆设，制定的法律规章都是“样子货”。总书记指出：“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他提出反对腐败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抓起，“全党看着中央政治局，要求全党做到的，中央政治局首先要做到”，“上面没有先做到，要求下边就没有说服力和号召力”。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总书记强化了以上率下的政治示范作用。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中央七位常委无论是听意见的真诚态度、找问题的较真作风，还是抓指导的对症下药、推工作的扎实坚韧，都体现了我们党高层的“范儿”角色。总书记关于反腐败的政治示范理念促成了“顶层推动”与“全党行动”的良好反腐倡廉格局。

三是“常”“长”结合的基本策略。当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一些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影响恶劣，人民群众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依然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总书记指出：“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关键就在‘常’、‘长’二字，一个是要经常抓，一个是要长期抓。”在“常”字上下功夫，就是要做到有人民群众举报的腐败现象要及时处理，有具体线索的腐败现象要认真核实，对于腐败分子，不论职位高低，有一个抓一个，防止小错酿成大错、小案拖成大案、小贪变成巨贪。在“长”字上下功夫，就是要坚持不懈，要有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一方面要有惩治腐败的决心和信心，另一方面也要有长期作战的恒心和耐心。反腐倡廉要全党联动，全国上下“一盘棋”，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架空党和国家政策。

三、以明确的战略目标决定反腐败工作方向 战略目标决定发展方向。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系列重要讲话中，总书记多次强调建设廉洁政治目标，其基本内涵是，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在全党、全国促成一种良好的政治生态。总书记关于构建廉洁政治生态的构想，使新时期反腐败斗争的方向更加明确。

首先，这是一个既往开来的目标。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这个道理我们党早在一九二六年就明确提出来了。总书记再度提出廉洁政治建设目标，有其复杂的时代背景。近年来，一些国家或地区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跨台，其中贪污腐败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总书记指出：“腐败是社会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从查处腐败案件的实际情况来看，解决党内、国内存在的种种难题，尤其如腐败问题，必须营造一个良好的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总书记对廉洁政治生态建设目标的强调是一种“倒逼”思维：好的政治生态的最终实现，意味着必须首先遏制住腐败蔓延的势头，从而让良性政治生态成为一种“势头”。总书记关于廉洁政治生态构建的建设目标是一个以结果为导向的、正确的、科学的反腐败战略目标。

其次，这是一个切合实际的目标。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和良好的政治生态，对“四个全面”的伟大实践具有决定性意义。“三清”和优化政治生态，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政治基础，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保障，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核心内容，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价值体现，是民心所系，民意所向。总书记对廉洁政治生态目标“三清”内容的倡导和强调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反对腐败、建设廉政生态是我们党根据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对人民群众所作出的庄严承诺；另一方面，反对腐败、建设廉政生态是对社会关切的有力回应，能够坚定人民群众与腐败现象作斗争的信心、耐心和恒心。廉洁政治生态构建目标及其“三清”内涵把我们党执政的阶段性目标与长远目标结合了起来，不仅有助于我们党和国家从战略层面来谋划、部署、推进反腐倡廉工作，而且能够从社会关切层面来及时应对党风廉政建设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以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国治理的新要求。

再次，这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目标。“广大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腐败现象对我们党的伤害最大”。中华文明数千年，腐败现象一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以致于让我们的文明始终处于“掌权—腐败—垮台”的“历史周期率”之中。我们党和国家大力反腐已近四十年，难以有效控制腐败现象的严峻现实表明：敢于提出建设廉洁政治生态这样一个具体、明确的目标是极大的自我挑战。重构政治生态，实现廉洁政治，需要开展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意味着我们党要借助问题倒逼之势，坚决革除那些已相沿成习的陈旧体制机制,始终以“刮骨疗毒”的决心和意志，毫不手软地剜除自身肌体上的腐败恶瘤，斗争越是深入展开，就越有可能全面挑战我们党及其领导骨干的认知力、领导力和意志力，意味着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塑造，在廉洁自律上作出表率。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了，眼界就宽了，心胸就开阔了，就能经受住各种风险包括腐败风险的考验，就能成功构建清正廉洁的政治生态。

四、以法治的思维方式提升反腐败斗争水平

方式是思想理念支配下的模式选择。在反腐败新形势下，总书记提出了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的重要思想，这意味着新时期的反腐败斗争正在实现由既往的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向依法反腐的路径模式转变，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反腐模式的一种超越和创新，标志着反腐败斗争法治化水平的提升。

首先，法治反腐强调惩治腐败的规范性。反腐败斗争不能搞选择性执法、象征性执法或宽容性执法，反腐败斗争也要遵守规矩，有规矩意识。总书记指出，“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我们要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做到有案必查、有腐必惩，“要严格依纪依法查处各类腐败案件，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大案要案，又要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总书记关于惩治腐败的规范性理念表明，新时期反腐败斗争更加注重法治的“顶层设计”，更加注重从法律制度、法治方式和法治机制入手，为公权力创设公正、透明的运作机制，规范公权力行使的范围、方式、条件和程序，更加充分发挥法治对公权力的引导和规范作用，使公权力执掌者不能腐败、不敢腐败。法治反腐是对运动反腐、权力反腐的新超越，是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

其次，法治反腐强调法律规范的严谨性。没有健全的制度，不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现象就遏制不住。如何依靠制度规范更加有效地防治腐败，仍然是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总书记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牛栏关猫”是肯定不行的，制定制度“要搞好配套衔接，做到彼此呼应，增强整体功能”，“制定制度要广泛听取党员、干部意见”，增强党员干部对法律制度的内在认同。反腐败国家立法仅限于对构成犯罪的腐败行为的规制，而党员干部不构成犯罪的腐败行为则主要由党政纪处理。总书记对反腐制度规范科学性的强调意味着，必须加强党纪与国法的一体建设，解决好党纪与国法之间的缝隙问题、贪腐行为的法律漏洞和刚性不足问题等，坚持法律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不开“天窗”、不留“暗门”，坚决维护党纪国法的法治权威。

再次，法治反腐强调腐败治理的开放性。当下的反腐是法治中国在反腐领域的切实践行，是一种全球腐败治理的协同战略。总书记要求加强对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情况的研究，深入了解和掌握有关国家的相关法律和引渡、遣返规则，及时了解和掌握国际反腐败最新动态，提高追逃追赃工作的针对性。他指出: “不能让外国成为一些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腐败分子即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追回来绳之以法，五年、十年、二十年都要追，要切断腐败分子的后路。任何人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依纪依法严肃查处，决不姑息，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任何藏身之地”。APEC会议上《北京反腐宣言》的通过、二十国集团峰会核准支持《2015—2016年G20反腐败行动计划》、亚太经合组织反腐执法合作网络落户北京等国际合作条款的签订,反映了法治框架下的中国反腐正与跨国刑事司法协助紧密合作，构成更加严密的全球腐败治理网络。

五、以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的强化激活反腐败内生动力

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形势呈现出“四个空前”的明显特征:一是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二是我们党和国家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是空前的;三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反腐败的信心、对我们党的信心和高度认同是空前的；四是反腐败面临的挑战和历史机遇也是空前的。总书记从反腐败斗争新形势出发，强调各级党委承担主体责任，纪委承担监督责任，保障司法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审判权，为新时期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一是强化了各级党委的领导责任。现在，有的党委（党组）对主体责任认识不清、落实不力，没有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当成分内之事，甚至带头搞腐败，带坏了队伍，带坏了风气。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一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各级党委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有全面领导责任，党委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党委的主体责任主要是加强领导，选好用好干部，防止出现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避免出现源头性腐败。总书记关于反腐败斗争的党委主体责任思想表明，党委（党组）能否落实好主体责任，直接关系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成效或成败。各级党委（党组）特别是主要负责人必须牢固树立不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就是严重失职的意识，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个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上，必须说明白话、做明白事、做明白人，把主体责任记在心里、扛在肩头、抓在手上。二是推进了纪委体制机制的创新。纪委的双重领导体制有其积极作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不适应、不协调的问题，特别是查办腐败案件时受到的牵制比较多。针对这些问题，总书记指出，各级纪委要把惩治腐败作为重要职责，增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效果，要保证各级纪律监督权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查办腐败案件要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各级纪委既要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又要集中精力抓好执纪监督主业。新时期纪委体制机制的调整和创新，一方面坚持了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另一方面保证了纪委监督权的行使。纪委不是党内公检法，纪委的责任就是执纪、监督、问责，大力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纪委不光要办大案、打“老虎”，更要用党章、党规、党纪去衡量党员干部的行为，用纪律的语言去描述违纪行为。把纪律挺在前面，这是预防和遏制腐败的重要一招。守住纪律这条底线，从严治党的各项任务就能落到实处。

三是强化了司法机关的反腐职能。总书记指出，司法权是国家事权，要正确处理坚持党的领导和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的关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支持司法机关依照宪法法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开展工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切实提高国家法律对腐败的治理效能。面对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司法机关应及时转变思想观念、工作机制、侦查方式和办案模式，加强与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中的相互配合，密切协作，不断完善案件移送、信息交换、经验交流等机制，有效整合办案资源；认真落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司法预防职责。切实强化自身监督，坚决惩治司法腐败，清除害群之马，充分发挥司法反腐的刑罚威慑力和警示、保障作用，不断提高反腐败斗争的法治化水平，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者、维护者和捍卫者。

六、以执政党理论品格彰显反腐败本质特征

总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论述,贯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品格。它坚持从实际出发,立足于党情国情世情的正确判断,蕴含着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它运用全面的、历史的、发展的思维方式,科学认识当下各种腐败本质与社会经济政治间的联系, 蕴含着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它科学总结建党以来我们同腐败现象作斗争的经验教训，并进行规律性概括,蕴含着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它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建设廉洁政治、执政为民的执政思想和理念,蕴含着价值论的基本观点。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品格,更加彰显反腐败斗争的本质特征。

一是体现了执政党的责任担当。中国历史上因为统治集团严重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今世界上由于执政党腐化堕落、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导致失去政权的例子也不胜枚举。针对这种情况，总书记严肃指出，“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省啊！”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是忧党、忧国、忧民意识，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如果我们党不是一以贯之地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坚决反对腐败，人民群众就不会历史性地选择中国共产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就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就不可能得到巩固，我们党在执政过程中也就不可能顶住种种挫折和“**”。总书记的忧患意识，充满了对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强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始终保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安危之思。“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面对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是选择做“太平官”还是选择担当责任，总书记毅然决然。

二是体现了共产党人真挚为民的情怀。人民群众始终是我们党的坚实执政基础，只要我们党永不脱离群众，就能无往而不胜，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深深铭记这一点。面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作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杰出代表的总书记坦露了自己的心迹：“反腐败我们不是没有掂量过，但认准了党的宗旨使命，认准了人民期待，人民把权力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以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该做的事就要做，该得罪的人就得得罪。不得罪腐败分子，就必然会辜负党、得罪人民。”总书记关于反腐败斗争这番“掏心窝子”的话，不但直观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更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真挚为民的真实情怀。“有问题并不可怕，怕的是对问题麻木不仁，要对症下药，亡羊补牢，未为晚矣”，就新时期的反腐败斗争而言，诚哉斯言。

三是体现了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追求。新形势下我们党不仅担负着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而且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应对、解决这样两项重大任务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现实中腐败现象的蔓延势头是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现实“拦路虎”。不反腐败确实要亡党，真反腐不仅不会亡党，而且会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能够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我们党在执政过程中变得更加坚强、更有力量。总书记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追求，不仅为新时期的反腐败斗争赢得最终胜利，提供了强劲的心理动力，而且为反腐败斗争的最终胜利赢得了源源不断的人民群众基础。我们一定要高举习近平同志反腐败战略思想的伟大旗帜，沿着中国特色反腐败道路，披荆斩棘，奋勇前进，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篇2：新时代反腐败理论

13路桥一班

曾海坚

201330370121

【中文摘要】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一个还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必然会有很多方面的缺陷，而在这当中最令人忧虑的恐怕还是最近愈演愈烈的贪污腐败现象，特别是前几天的涉嫌贪污一个多亿的小官马超群案更是让广大百姓疼心疾首。如果我们社会生活中的腐败现象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理，就会积重难返，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自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以来，他在反腐斗争中频出重拳，越来越多的腐败现象为人们所知。因此我想就这个社会问题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一些看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腐败；反腐斗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可谓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国民收入增加了，国家的综合实力增强了，但是随之而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也在不断出现，其中当前最主要的的一个社会问题是腐败问题日益严峻。例如，从几年前的足坛腐败问题震惊中国，当时包括中国足协副主席谢亚龙，南勇，杨一民等足协高官纷纷落马，到后来的部分省级高官也由于腐败纷纷落马，例如2012年的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13年落马的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等等，到最近落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再到几天前的马超群事件等等；落马的官的级别也来越高，贪污的金额越来越大，例如最近落马的发改委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家中搜出2亿现金的事件令人咋舌，这些事件无不体现出当代中国腐败问题的严峻性。当然，腐败并非只是在社会主义高度发展的今天才出现的，它具有普遍性。他只是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它更明显的表现出来了而已，所以反腐败可以说是一场艰辛且长期的战斗，因为它并不仅仅是一个时代一个人和几个人的事情。

那么为什么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腐败问题还层出不穷呢？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人性主义观看待这个问题：马克思认为腐败的产生，是与人所处的阶级地位有关的。社会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人性，资产阶级的人性由于其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决定了其人性是贪婪、自私、金钱至上的，因此资产阶级掌握的国家必然是腐败的，而无产阶级由于其不占有生产资料，决定了无产阶级的人性是最大公无私的、最富有同情心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不同阶级人们的共同实践活动，即人们对物质利益的需求的实践活动与人的自觉能动性和腐败形成的一定关联。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个人利益特别是在肯定个人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时，有一个最起码的前提，就是要发挥人的主观思想觉悟性，不能为己而排他，为己而损公。当个人利益与他人的利益和公共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能够舍己为人、克己奉公、舍生取义，这是人类始终崇尚和追求的更高的道德境界，也是共产主义道德的主要内容。

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看腐败问题层出不从的原因在于人类的人性根源。首先从利益需求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曾指出，“人的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对利益的追求是人类的普遍共性，这是由人要吃、喝、住、穿的自然属性决定的，否则，个人将无法生存，人类将无法生存。由于当今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利益追求更加侧重物质、金钱利益及个人利益。利益需求在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地位与意义较之以前得到加强，人们的极力关注自己的利益需求，试图运用各种手段使其得到满足和实现。由于没有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树立起正确的利益观，人们只重视利益实现的目的而忽视了对利益实现手段的合法性的判断或者完全以利益实现来判断利益的手段，这些都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腐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再从人的价值观念来看待腐败的根源：价值信念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人们的价值信念及其转变是腐败产生的主要因素之一。当代中国人的价值信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表现在由有价值信念到无价值信念，由共产主义价值信念到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价值信念。当代中国社会腐败现象之所以如此严重广泛，一些腐败官员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于一体，正是缘于当代中国人的价值信念缺失和扭曲，这是当代中国社会的腐败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及主观思想原因之一。比如目前发生犯罪的很大一部分党员干部正是对共产主义价值信念产生了动摇，盲目推崇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而滋长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有的党员思想迷茫，精神空虚，道德堕落而滑向犯罪的深渊。例如足协领导南勇，中央级领导***等一批党员正是由于价值观念的转变而到他们走向违纪犯罪的深渊。

最后从人的心理因素来看待腐败的根源：腐败行为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其产生不仅有着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同时也有腐败者个人的社会心理因素。对人的心理影响最大的是社会因素，当代中国人的心理随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变化，也发生了变化。表现在腐败的犯罪心理更趋复杂，如侥幸心理、从众心理、“门槛效应”心理、不平衡心理、特权心理等，这些心理因素一定程度上成为腐败发生的助因之一。例如有时候底层干部常常会因为侥幸心理而去干一些腐败的事情。他们会以为自己处于底层，贪污一点不会有人来査，不会被上级领导发现。久而久之，他们这种心理会越来越膨胀，贪得越来越多，最终会落入法网。

如今腐败现象迅速滋生和蔓延，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腐败不仅直接危及政治稳定和民主政治的建设，而且会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造成人才的埋没或外流，更严重的是会导致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执政党失去信心。它与我党的性质和宗旨严重对立，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严重的破坏性。总书记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会议上说过，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啊。可见，反腐是当今中国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怎样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领导下打好反腐这一仗呢？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过：人民群众是历史社会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反腐必须要走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让群众充分参与反腐的群众路线。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曾经在反腐败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要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这就需要运用宣传教育和严格执法等多种手段，启发群众的觉悟，把群众动员起来，造成全社会反腐败的大气候，大环境，使腐败现象无法隐藏，都能得到应有的惩处。第二，既要从严治党，更要有制度保证。我们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重视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示范带头作用。要从根本上遏制和清除腐败现象，关键是要加强法制 和制度建设。许多情况表明，有了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反腐败斗争 就能够有章可循；领导者以身作则以及人民群众对领导人的监督，也就容易得到保证，因此，反腐败斗争必须逐步向法制化轨道：既治标 更治本。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生活和全部历史的基础。所以我们既要重视思想教育，也要大力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源泉，所以要将治贪与治穷相结合。通过整风、整党等形式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固地树立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既是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坚固防线，又是保持为官清廉的精神支柱。因此，在任何时候，加强思想教育防腐的优良传统都不能丢。第四，阶段性战役和长期斗争结合起来，腐败现象具有顽固性的特点，不是一两个阶段性战役就能消除的。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就一定可以把消极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

“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1）。”这是习近平主席在中纪委全会的部分讲话，明确地给我们展示了反腐的决心。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以及习近平的领导下打好反腐这一仗。

【注释】（1）源于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上的讲话

【参考文献】《论中国腐问题的现状、原因与对策》

《从马克思主义人性观看当代中国腐败现象》

篇3：新时代反腐败理论

一、网络反腐与传统反腐手段相比所具有的特征

网络反腐具有的特征是由网络的开放性、巨大信息量、不确定性、交互性以及超越时空性等特性所决定的。所以网络反腐与传统反腐手段相比具有便捷性、隐蔽性、高效性和互动性, 从而使得反腐败工作更彻底、更透明。

1、网络反腐的便捷性。

截至2010年6月底, 中国的网民人数已达4.2亿人,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和社会各阶层, 形成一个硕大无朋的监督网, 由于网络全天候播报即时信息, 任何人坐在电脑前便可快捷地获取信息并加以评论, 一旦某些事件和人物进入网络视野, 便会立即引起公众长时间的关注与讨论, 从而引起相关机构及领导的重视, 有利于案件的调查审理, 同时网络系统的巨大信息量给予网民多种渠道搜集证据和信息, 让全社会以最快的速度得知反腐进度。又因为网络的超越时空性, 网络反腐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举报者不必在现实中耗费精力和财力进行上访, 只要在公众论坛或举报网站上发表信息, 网络自身就可以将该意见在网上高度聚焦, 进而引起纪检部门的关注, 从而达到网络举报的目的。

2、网络反腐的隐蔽性。

传统反腐手段需要检举人与被检举人当面对质, 这样常常会导致碍于情面、尴尬难堪而有所保留, 若是上下级关系, 还有可能会影响检举人今后的发展, 更有甚者, 某些上级官员发现对自己不利的消息后, 利用所掌握的权力资源封杀信息, 对检举人进行打击报复, 这些都会挫伤人们检举腐败行为的积极性, 而网络却以其虚拟性不采用实名制释放了这种心理负担, 网民可以在网络上使用网名自由发表观点, 检举不法腐败行为, 而不必担心被腐败分子知晓身份遭到报复, 安全系数大大提高。

3、网络反腐的高效性。

传统反腐手段涉及群众少, 个别民众的只言片语可能会遭到相关部门的冷落, 甚至不予处理, 可一旦案件在网上曝光, 民众通过粘贴、转载、评论、跟踪等方式不断放大事件和范围, 形成强劲的舆论势头, 可提高相关部门处理案件的积极性与认真度, 提高案件的进展速度及透明度。又由于网络这种特殊的媒体, 将信息的传播速度大大提高, 只要一条反腐的新闻出现, 将会迅速地传播至全国各地的任何一个角落, 远在重洋与身在隔壁并无不同, 这就大大减少了传统信访繁冗复杂的程序, 节省了上传下达的时间, 降低了中间过程人为因素的干扰, 同时为反腐工作赢得了时间, 提高了工作效率。

4、网络反腐的互动性。

传统媒体的传播一般是单向的, 而网络媒体的传播是交流互动的。政府可以通过设立各种平台如论坛、博客、QQ等, 公布政府的工作进程, 听取公众的意见;同时, 公众也可以直接参与新闻报道, 自由发表观点与言论, 从而实现官民良好互动, 增进双方的沟通与交流, 大大推动反腐工作的进展。

二、目前网络反腐中存在的问题

网络反腐是一柄双刃剑, 虽有各种优势但其弊端同样不可小觑, 例如其匿名性虽可保护检举人的权益不受侵害, 但同时也可被一些不法份子利用, 造成对他人的恶意诽谤和造谣。另外网络反腐的信息来源具有不可控性且缺乏权威引导, 很多信息未得证实便在网上泛滥或是很多信息只是片面的从自身情感和道德因素来考虑便在网上公开, 而一旦证实与事实不符就会造成对他人无谓的困扰和伤害以及浪费相关部门的人力及财力;并且随着网络技术的提高, 也会为少数人操纵网络提供便利和可能, 从而产生虚假民意。而在一些农村偏远地区, 由于通信设施落后, 无法安装网络, 很难进行网络反腐。尽管目前网络反腐案件热火朝天, 但与传统反腐案件相比数量仍不太多, 处于非主流手段阶段, 网络反腐如果没有政府信息的有效公开, 监督只能是“点”;网络反腐作为舆论监督的一种形式, 它本身并没有直接惩治反腐的能力, 它只是形成一种舆论压力, 从而达到对政府施加压力、形成舆论监督的目的。所以目前网络反腐还处于初级阶段, 需要不断地完善才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三、如何确保网络反腐的有序高效

1、加强网络反腐的硬件建设。

网络反腐实效性的增强离不开网络技术的积极开发和有效利用。首先, 要加强反腐网站建设, 提高反腐网站的质量和水平, 创新举报方式, 把反腐网站打造成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廉政文化教育警示平台。各级执法执纪部门可通过互联网, 搭建网站、博客、论坛、聊天室等多种形式的交流平台, 并通过设置网民感兴趣的话题或者议题, 利用视频聊天、论坛留言等方式, 不定期地和网民进行网上对话活动, 吸引网民自由热烈地参与交互式讨论, 在互动交流中引导网络反腐, 促成正确舆论的形成, 拓宽舆情表达渠道。其次, 要加大信息化建设人财物的投入, 改善网络反腐条件, 优化网络反腐环境和扩大监督主体。面对我国网络发展呈现的“东部快、西部慢, 城市快、农村慢”的不平衡态势, 要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硬件建设, 优化软件服务, 为网络反腐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和技术基础。要加大对信息弱势群体和不发达地区的投入, 提高电脑网络普及率, 普及网络知识, 使网络民意有更广泛的代表性, 增强网络反腐的广度和深度。再次, 要改进信息收集、分类、整理、发布和反馈制度, 善于去伪存真, 树立信息源和信息处理权威。各级执法执纪部门首要的是要在自己的官方反腐网站上敞开入口, 积极设立链接, 简化操作程序, 从而广泛吸纳用户登录, 全面收集、分类、整理、发布反腐意见建议等信息, 落实好网络监督主体——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举报权和评议权。当然, 在互联网条件下, 网民向执法执纪部门提供的多是可疑信息, 这些信息是否具有可信度, 是否有反腐价值, 有待于相关部门的鉴别和认定。最后, 必须要预测监督系统运行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技术故障, 增强技术储备, 为监督系统的有效运行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 必须针对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充分研究, 配好、配足网络技术人员, 用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网络堵塞和运行错误等局面, 保证网络反腐系统运行的可靠性。

2、加强网络反腐的制度建设。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十七届六次全会上指出, 要切实抓好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网络反腐作为当前越来越重要的反腐倡廉的手段, 只有在制度层面上对其进行完善与界定, 才能使“网络反腐”真正成为全社会反腐倡廉的重要渠道。一是要加强宣传引导方面的制度建设。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 综合运用好各种宣传手段, 采取系统有效的步骤, 不仅使网络反腐的观念深入人心, 还要使网络反腐的操作方法、手段措施、奖惩规章等为大众所接受与熟知, 有效促进人民群众思想认识的提高。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正确使用网络对各级政府进行监督。二是要加强反腐倡廉工作的网评制度建设。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建立网络评论员队伍, 同时要加强对网络评论员的业务培训, 提高其工作水平。要加强对网络评论员的监督管理, 保证真实、可信的声音占领网络评论阵地。三是要加强网络反腐的工作机制的建设。对网络舆情要建立快速反应机制, 形成一整套处理网络舆情的工作流程和工作制度, 避免产生被动。从设立反腐平台到接收处理举报的基本工作制度乃至相关专职技术人员的培训等流程。四是要建立与各级党委、人大、政府、司法等部门的沟通协调机制。处置网络舆情并非纪委监察部门一家的事情, 在处置网络舆情的过程中, 很大程度上要涉及到上述各个部门, 如何统揽全局、协调各方, 就要求有一个高效率的沟通协调机制, 只有建立了这个机制, 才能使我们在处置网络舆情中积极、主动、快速、高效。

3、加强网络反腐的法治建设。

一些网络反腐问题可以通过技术手段予以解决, 而另一些问题则必须通过法律手段加以规范, 针对目前网络反腐存在的法治缺憾和问题, 有关立法部门应当积极加以引导和规范, 对网络反腐的形式与内容、权利与保障等作出法律规定, 对网络反腐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来规制与约束, 使网络反腐有章可循, 有法可依, 为广大群众参与反腐败工作提供畅通的渠道, 将网络反腐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现阶段迫切需要的如知情权与隐私权、社会监督与造谣诽谤、言论自由与人身攻击、政务公开与党政机密的科学界限, , 合理界定非法信息的范围, , 对那些散布虚假信息和恶意伤害他人的非法行为以及对网络反腐进行压制、打击、报复的领导和个人, 要依据情节轻重和危害程度, 采取行政和法律手段进行管制或惩处。网络反腐只有在法律法规的约束下, 才能充分保护举报人和被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才能使网络反腐真正地为我们的反腐败工作发挥重要。

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 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 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而网络反腐作为当今反腐的一种重要手段, 已经越来越显现出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摘要：网络反腐因其便捷性、隐蔽性、高效性和互动性成为信息时代的新型反腐败形式, 针对现阶段所存在的问题, 可以从硬件建设、制度建设、法治建设三个方面来确保网络反腐的有序高效。

篇4：大检察官张学军创新理论反腐败

这一切，都和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学康、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等贪官绳之以法，还因为独创了一系列颇具特色的检察制度。

这位国内首批任命的二级大检察官，是一位性格谦和的长者，说话不紧不慢却时时点中要害，有检察官的威严，也有学者的渊博。这，很符合他的身份，他同时是国内多家著名政法大学的客座教授和法学研究生兼职导师。

每年打“两只老虎”

1994年秋，已经担任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张学军同时肩负起反贪局局长的重担。在这之前虽然查办过原海丰县委书记王仲受贿案，原惠州市公安局长洪永林受贿案等，但是涉及到副厅级以上的高职务官员腐败案件还比较少。曾经也查办过两个厅级干部职务犯罪案，最后因为证据不充分而否定。在当时，广东省内一些群众说“省检察院反贪局只打苍蝇，不打老虎”。高检院领导也批评省检察院反贪局，“办大案多，办要案少”，要求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反贪局的干部们士气都很低落。张学军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时候兼任反贪局长的，他要办铁案、经典案，为全省反贪局树立榜样。这样的决定是需要勇气的，一是会招来憎恨和威胁，二是需要订智慧和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

他对省检察院反贪局下了任务，一年至少要打两只老虎，并做到铁证如山。张学军记得当时接手的第一起案子就是广东省原某局长张某贪污受贿案。张学军亲自任总指挥，反贪局斗志高昂。当时的一位科长身染疟疾，浑身发抖，在酷热的夏天裹着棉被审讯犯罪嫌疑人。此情此景，使犯罪嫌疑人张某万分感动、甘拜下风，主动交代了自己贪污受贿的过程。初上景阳岗就打了一只大老虎，令张学军很欣慰，但他也感到今后的路更长、更艰苦，深感任重而道远。之后经过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提高水平，结果是年年捷报频传：1996年7月，韶关市原副市长张某、吴某因涉嫌受贿双双落入法网，分别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如今说起韶关副市长一案，张学军还历历在目。1995年12月，省检察院反贪局收到一封群众举报信，信中详细列举了深圳某贸易公司经理等人向韶关市副市长张某行贿的事。线索有好几条，从哪里突破呢?张学军曾归纳过查办腐败案件的“八先八后”法则：先易后难，先有形后无形，先马仔后老板，先下级后上级，先情妇后干部……就从“先有形后无形”入手!当办案人员向他汇报案情时，他就提出应从该案的一个有形证据即一张存折人手。存折里的钱是贸易公司经理给张某的行贿款。经调查发现有人从存折中取走了13万元现金。取款人在取款单上将张某名字中的“建”字写成了“健”字。这个很小的细节引起了张学军及其助手的注意，判断取钱者一定不是张某本人。经查，果然是张某的侄子替他取的钱，并顺线查明了赃款的去向。

另一位副市长吴某的案发是由于张某案而落马。为了核实张某的受贿问题，检察官向当时主管城建工作的副市长吴某了解情况。吴某以为检察院发现了自己的问题，很快主动交代了受贿的情况。办案人员立即将这个意外收获向张学军汇报。张学军本能地预见到危险就在面前，他立即提醒部下：今天晚上吴某要自杀，要特别小心防范。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一早，张学军还在家中就接到办案人员的电话，他第一句话就问“死了没有?”对方告诉他，当天夜里吴某口含电蚊香的电线头企图触电自尽，已经口吐白沫，幸亏办案人员早有准备并及时发现，总算将他抢救了过来。并非是张学军神机妙算，而是在长期工作中总结出的经验。张学军发现，犯罪嫌疑人未交代罪行时一般不会自杀，全部交代了也不会自杀，就是在刚刚交待了小问题，要不要进一步交代大问题时，思想斗争最激烈，最容易出现自杀，因此在这个阶段需要特别注意。他告诉办案人员，防止犯罪嫌疑人自杀，关键要打消他自杀的念头，给他讲政策，讲法律，讲从宽从严的典型案例，告诉他家里父母妻子的期盼，让他有求生的念头。后来，张学军总结了“防止犯罪嫌疑人自杀五措施”，用来指导工作。“五措施”被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杼滨充分肯定：“广东省这五条很管用”。

当时张学军带领的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的队伍在不长的时间彻底扭转了一度出现的被动局面，人们对广东省的反贪工作刮目相看了：“广东省检察院既会打苍蝇，又会打老虎。”

张学军同时也将从实践中归纳出来的经验和方法系统地传授给部下，使广东省在查办贪污贿赂大案要案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历经多年和腐败分子交锋，不仅办案质量日益提高，还培养出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这是张学军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首创“把党支部建到专案组”

办案人员在办理案件时往往会面临诸多诱惑，少数意志不坚定者就被犯罪分子拉拢腐蚀。往往是，专案组的办案人员越多，管理工作就越是一个时的一位科长身染疟疾，浑身发抖，在酷热的夏天裹着棉被审讯犯罪嫌疑人。此情此景，使犯罪嫌疑人张某万分感动、甘拜下风，主动交代了自己贪污受贿的过程。初上景阳岗就打了一只大老虎，令张学军很欣慰，但他也感到今后的路更长、更艰苦，深感任重而道远。之后经过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提高水平，结果是年年捷报频传：1996年7月，韶关市原副市长张某、吴某因涉嫌受贿双双落入法网，分别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如今说起韶关副市长一案，张学军还历历在目。1995年12月，省检察院反贪局收到一封群众举报信，信中详细列举了深圳某贸易公司经理等人向韶关市副市长张某行贿的事。线索有好几条，从哪里突破呢?张学军曾归纳过查办腐败案件的“八先八后”法则：先易后难，先有形后无形，先马仔后老板，先下级后上级，先情妇后干部……就从“先有形后无形”入手!当办案人员向他汇报案情时，他就提出应从该案的一个有形证据即一张存折人手。存折里的钱是贸易公司经理给张某的行贿款。经调查发现有人从存折中取走了13万元现金。取款人在取款单上将张某名字中的“建”字写成了“健”字。这个很小的细节引起了张学军及其助手的注意，判断取钱者一定不是张某本人。经查，果然是张某的侄子替他取的钱，并顺线查明了赃款的去向。

另一位副市长吴某的案发是由于张某案而落马。为了核实张某的受贿问题，检察官向当时主管城建工作的副市长吴某了解情况。吴某以为检察院发现了自己的问题，很快主动交代了受贿的情况。办案人员立即将这个意外收获向张学军汇报。张学军本能地预见到危险就在面前，他立即提醒部下：今天晚上吴某要自杀，要特别小心防范。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一早，张学军还在家中就接到办案

人员的电话，他第一句话就问“死了没有?”对方告诉他，当天夜里吴某口含电蚊香的电线头企图触电自尽，已经口吐白沫，幸亏办案人员早有准备并及时发现，总算将他抢救了过来。并非是张学军神机妙算，而是在长期工作中总结出的经验。张学军发现，犯罪嫌疑人未交代罪行时一般不会自杀，全部交代了也不会自杀，就是在刚刚交待了小问题，要不要进一步交代大问题时，思想斗争最激烈，最容易出现自杀，因此在这个阶段需要特别注意。他告诉办案人员，防止犯罪嫌疑人自杀，关键要打消他自杀的念头，给他讲政策，讲法律，讲从宽从严的典型案例，告诉他家里父母妻子的期盼，让他有求生的念头。后来，张学军总结了“防止犯罪嫌疑人自杀五措施”，用来指导工作。“五措施”被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杼滨充分肯定：“广东省这五条很管用”。

当时张学军带领的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的队伍在不长的时间彻底扭转了一度出现的被动局面，人们对广东省的反贪工作刮目相看了：“广东省检察院既会打苍蝇，又会打老虎。”

张学军同时也将从实践中归纳出来的经验和方法系统地传授给部下，使广东省在查办贪污贿赂大案要案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历经多年和腐败分子交锋，不仅办案质量日益提高，还培养出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这是张学军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首创“把党支部建到专案组”

办案人员在办理案件时往往会面临诸多诱惑，少数意志不坚定者就被犯罪分子拉拢腐蚀。往往是，专案组的办案人员越多，管理工作就越是一个难题。而在张学军指挥办案的历史上带领的专案组都是“出污泥而不染”，这要归功于他的一套创新思路。

1994年，张学军参与指挥查办深圳“4·20”特大骗取出口退税案。“4·20”专案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宗骗税案，查出假出口金额6594万美元，虚开增值税发票税价合计人民币19亿余元。一些犯罪分子专门为骗税成立了空头公司，买通海关的少数官员，骗取出口退税。用张学军的话说，这种做法相当于“从国库里公开抢钱”。此案涉及面广，牵扯到除台湾、西藏外的所有省。中央从全国检察机关和税务部门抽调200多人成立了专案组。

专案组集中了全国的精英来办案当然是好事，但是，张学军也从中看到了一个隐患。当时的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地抽来的办案人员将面临种种新的诱惑和考验。有的省以前就出现过只抓办案、不抓队伍，结果有过“把犯罪分子和个别办案人员都送上了法庭”的教训。张学军分析其原因，他认为办案人员离开了原有部门的监督，容易放松思想警惕，这样就可能被犯罪分子拉拢腐蚀。如何确保办案队伍不出问题?张学军想了一个办法：把党支部建到专案组。他实行“办案组长一岗双责制”。双责就是“既要抓办案，又要保证队伍遵纪守法。”由办案组长任党小组长或支部书记，给组内同志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要抵御住外界的诱惑，注意对外交往，在办案过程中牵涉到自己省的事不能透露消息，有什么需要通过组织解决，不要自己去找门路……同时，张学军还把省检察院反贪局总支书记派过来专门给办案人员做思想工作。200多人的办案队伍驻扎在深圳繁华地段的一个酒店里，楼上就是夜总会，办案人员却从不上楼。最难能可贵的是，在长达一年的办案过程中没有出现一起违法违纪现象，也没有收到群众的一封投诉信。最终案件顺利告破，共抓捕犯罪分子109人。

“4·20”专案组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既办了优质案件，又练了过硬队伍”。后来，把“党支部建到专案组，把思想工作落实到办案第一线”的办法在全省检察机关推广。张学军还将此经验在全国的检察长会议上作了专门介绍。颇冒风险的“大胆理论”，避免不少错案

张学军担任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10年、检察长10年，可以说是亲自见证和参与了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检察机关逐步走向成熟与辉煌的过程。他在广东省检察机关是非常有威望的，他时时有许多意想不到的理论火花进出，总能让上自各级检察长下至普通检察干部惊诧其胆略之余颌首称赞。他是一个做什么事都能总结经验、找到规律，超前预见并大胆创新的人。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他在海南岛保亭县公安局当领导时，就成功地运用规律，预测未来，把握先机，屡战屡胜。比如有一次，他打电话给县城百货大楼的经理，说这两个晚上有流窜犯要来盗窃百货大楼的东西，叫他们一定要通宵值班。经理半信半疑，勉强安排服务员值班。第一晚平安无事，第二晚大家都不愿意值班了，说“公安局又不是诸葛亮，不可能有未来先知的本事”。经理觉得大家的话有道理，第二晚不值班，果然就被盗了!当百货大楼经理打电话报案时，张学军告诉他早已经把盗窃分子抓住了。原来张学军在布置百货大楼值班之后，又布置派出所晚上12点钟后出来巡逻，重点注意百货大楼，争取人赃俱获。第一晚平安无事，派出所的干警也有点怀疑了!但这是县公安局长的命令，还得坚持夜间巡逻。第二天夜间凌晨三点钟左右，当他们走到百货大楼附近时，惊喜地发现百货大楼三楼有动静，一定是流窜犯在盗窃百货大楼的东西了。民警们悄悄地守在楼下。10分钟后，一个影子提着两个沉重的大旅行袋，慌慌张张地走出来，民警们一拥而上……“真是怪了，我弄不明白，公安局好像事先就算好了的。”百货大楼经理和服务员疑云未消。张学军说他花了一个月时间，细心研究了保亭县近10年来发生的盗窃案，发现了一些规律，再结合最近发生的一些案子，运用逻辑推理推断出这样的结论。这样的故事还很多，张学军还打算写一本《公安局长的逻辑》，把这些智慧传授给公安民警

改革开放初期，中央给广东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要求广东先走一步，检察工作也面临特殊性。在前两任检察长打下的基础上他又创新地提出了检察工作的思路：“首先要考虑怎样为改革开放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在执法过程当中，既要打击贪污腐败，又要保护广东干部改革探索前进的积极性。”当时的社会背景及人们的思想意识还比较封闭传统，这套全新的思路让人们眼前为之一亮。

他认为在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特殊环境下执法，必然遇到“三对矛盾”：一是计划经济时期的立法与广东率先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执法之间的矛盾；二是法律的相对稳定性与变革时期经济政策的调整性之间的矛盾；三是全国情况的普遍性与广东情况的特殊性之间的矛盾。这“三对矛盾”必然要求正确区分“三大界限”：一是正确区分犯罪与犯错误的界限；二是正确区分犯罪与失误、失败的界限；三是区分犯罪与不正之风的界限。对这“三个区别”，张学军解释说：“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的事业，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经验可以借鉴。所以，邓小平同志要求我们‘摸着石头过河’。这就可能既有成功，也有失误和失败，成功了可以供全国推广，失败了也可供全国借鉴。如果出现失误、失败就当成犯罪抓起来，那

就没有人敢先走一步了。”为了区分这三大政策界限，达到既惩治腐败，又保护广东干部敢为人先、开拓创新的积极性，张学军还结合广东实际情况，探索总结了“三看三指导”的办案原则。一看其行为是否有社会危害性，用犯罪本质特征的理论来指导办案；二看行为是否符合中央的最新经济政策，用中央最新的经济政策来指导办案；三看行为是否构成具体罪名的四个要件，用犯罪构成要件理论指导办案。

张学军独创的“三对矛盾”、“三个区分”和“三看三指导”的理论，在当时是颇为大胆的，因为弄不好就会犯错误，而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精通法律并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他却是很坚定。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为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广东省检察机关解决了在办案过程中遇到的许多疑难问题，避免了不少错案。

广东省有一家国有企业用8万元买了一台发动机，因型号不对用不上被放在室外日晒雨淋。另外一家合资企业，因买不到这种型号的发动机，拟出价15万购买。这时，有个包工头知道了这两个消息，便花8万元买下了国有企业这台发动机又转手以15万元的价格卖给合资企业。某检察院将包工头抓起来。按照当时的法律，包工头的行为的确符合“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规，就地加价倒卖生产资料，以谋取暴利为目的”的投机倒把罪。张学军了解案件的情况后认为：包工头的行为使国企避免了损失，合资企业能正常生产，社会增加了财富、工人增加了奖金、老板增加了利润，包工头也赚了钱，结果是皆大欢喜，没有社会危害性，不构成犯罪。最后，包工头被无罪释放。

为了保护广东省的经济发展，张学军提出要把保护经济发展落实到保护合法企业合法经营上。他明确提出：涉及到企业的案件不准随意抓法人代表和业务骨干，不准随意冻结企业账户，不准随意查封企业账册，不准堵塞企业的流通渠道，不能损害企业的信誉。

广东省一个企业家和外省一个厅级干部有权钱交易，查办这个干部的时候把企业家也抓了起来，要追究他“行贿罪”。这个企业面临破产，上千工人面临失业的危险。张学军找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协调，他说：即使这个案子办成了，却把广东一个有效益的企业搞垮了，结果这也是失败的。后来这个企业家被送回了广东处理。经调查，他是被对方索贿，不构成行贿罪。之后，张学军鼓励企业家回去把企业做大做强，令企业家非常感动。如今，这个企业确实做大做强了。

在打击犯罪与保护经济发展、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之间，张学军一直在努力寻找一个最完美的结合点。

广东省某市一个公司的总经理因涉嫌挪用资金被捕。恰在此时，外国某企业按照原计划与此公司进行重组谈判。如果谈判成功，对该市的经济发展是一件好事。可是，难道要让犯罪分子去谈判吗?如果他自杀或逃跑怎么办?经过一番权衡，张学军决定在做好思想教育工作，争取其积极配合的前提下，让其仍然按照原计划去进行谈判，办案人员则扮成秘书、保镖跟随左右以保证安全。后来谈判成功，该市政府对省检察院十分感激。高检院和省委省政府领导一致称赞“这是一次成功的探索”。

2006年，广东省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治理商业贿赂。广东省卫生厅领导和一些医院的领导向张学军反映说，什么单位都来我们这里查商业贿赂，我们一天到晚接待不过来，到底什么叫商业贿赂?如何界别?哪些单位有权力查商业贿赂呢?

思索之后，张学军以省检察院第一责任人名义向各检察长、反贪局长发了通知：收红包基本上属于医德医风问题，一般不构成商业贿赂罪，应该由各个单位在纪委指导下自查自纠，不构成犯罪的检察院不查。

他还提出了更加细致的医药卫生行业查处商业贿赂的12条指导意见，如在办案过程中不准影响医生护士给病人看病和做手术等。广东省长、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先后批示：“12条很好，这个问题抓得准，有指导意义，应该赶快宣传”。独创“第一责任人通知”品牌

广东检察机关之所以能成为一支能吃苦，能战斗，作风过硬的队伍，离不开张学军为班长的省院领导班子制定的一系列具有广东检察特色的教育制度与监督并重的惩防结合体系。

张学军很重视全省检察干部的教育工作。他从检察机关办理的大量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包括司法人员犯罪案件)中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用来教育自己的检察干部。他向全省检察干部提出“三按照，三不要，三保持”——按照法律规定办案，按照价值规律办事，按照道德规范做人不干净的钱不要，不清楚的钱不要，不恰当的钱不要；同大款在个人经济上保持距离，同律师在个人经济上保持距离，同配偶以外的异性在个人感情上保持距离。

张学军主持制定了“加强八小时以外管理的九条规定”，将对队伍的管理和监督延伸到干警八小时以外的生活，构筑起防腐拒变的“第二道防线”。

最具特点的就是张学军自己在电脑上敲出来、并发给全省各级检察长的“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第一责任人通知和通报”。这又是张学军的创新，他是全省检察机关的第一责任人，各级检察长是各级检察院第一责任人。他研究了广东检察干部出现违纪违法及事故的规律特点，预测什么时间可能发生什么问题，就立即通知各市检察院第一责任人赶快检查，防患未然，否则出了问题就要追究责任。张学军说：“比如中秋节、元旦、春节前，我就发通知提醒要注意廉洁过节，在送红包的高峰期要坚决顶住……”张学军把可能发生的违纪行为和事故防止在萌芽状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多次称赞他这个第一责任人当得很到位，第一责任人通知是一个品牌。

都说这位充满智慧、有魄力的检察长有胆有识，无论是计划经济时期还是改革开放的今天，在一个局外人看来，如此充满法律严肃的检察机关领域居然有着诸多大胆的创新和探索，这也许就是张学军大检察官的品牌，也是广东省检察机关的品牌。

篇5：理论热点 反腐倡廉

腐败好像人体内的毒瘤，任毒瘤扩散，生命就难以维持；任腐败蔓延，党的健康肌体就会被侵蚀，党就有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能不能解决好腐败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是我们党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我们党面临的严峻挑战。

◇ 成效问题并存：反腐不可松劲

腐败问题，并非今日才有，也并非中国独有，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一个全球性顽症。中国共产党与腐败水火不容，从党诞生之日起，就视腐败为天敌，始终对腐败保持高度警觉，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建设，持续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效，有力保证了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推进。事实证明，我们对腐败分子是真打、狠打、善打，敢于动真格，坚持严查深挖抓“老虎”，不论职务多高，只要搞腐败，就一查到底，绝不手软。特别是在实践中不断推进工作创新，努力把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制衡力、改革的推动力、纠风的矫正力、惩治的威慑力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反腐倡廉建设的强大合力。

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目前我国反腐败斗争取得明显成效，呈现出系统治理、整体推进的良好态势。据国家统计局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2003—2010年，人民群众对反腐败的满意度从51.9%提高到70.6%；认为消极腐败现象得到不同程度遏制的比例，从68.1%上升到83.8%。国际社会也给予了积极评价。

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仍然易发多发，少数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仍然比较严重，腐败案件类型、性质和作案手段等出现新变化，领导干部作风和廉洁从政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现阶段反腐败斗争正面临“三个并存”的复杂局面：一是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二是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并存，三是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和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可以说，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

深度解读

2011年国家预防腐败工作七个要点

1.着力推进预防腐败制度建设。

2.全面推行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和行政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

3.深化政务公开。

4.深入开展社会领域防治腐败工作。

5.做好应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履约审议机制工作，深化预防腐败国际合作与援助。

6.积极开展预防腐败宣传教育。

7.进一步完善预防腐败组织领导机制。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体制正处于深刻变革过程中。历史经验表明，这一时期往往是腐败高发期，腐败现象增多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一是体制漏洞。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型过程中，旧体制已经打破，新体制尚未健全，存在一些漏洞，给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留下了空间。实践已经证明，凡是双轨制并存的地方，腐败现象就相对严重。当前，因为争取投资、项目、资源、优惠政策等而发生的贿赂行为，正是体制不完善的结果。

二是利益诱惑。在规则不健全的情况下，不法分子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会使用各种手段来拉拢腐蚀干部，攫取非法利益。同时，社会和其他个人财富增长，对于一些理想信念不坚定的领导干部，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导致他们心理失衡，于是想用权捞钱。这种内外因素构成的利益诱惑，是诱发腐败的重要因素。

三是监督不力。“上级监督有些远、同级监督有些软、下级监督不太敢”，这种说法虽然有些绝对，但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前权力监督存在缺位和弱化的问题。这就为权力的滥用、腐败的滋生留下空隙。

四是道德因素。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在窗户打开、新鲜空气进来的同时，苍蝇蚊子也一并进来，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封建主义的家长制、裙带风、帮派风，或乘虚而入，或死灰复燃。一些干部不顾廉耻，不讲人格，随波逐流，随心所欲，从而跌入腐败的深渊。

此外，反腐倡廉建设仍然存在薄弱环节。比如说，教育不够扎实，制度不够健全，预防不够有效。在案件查处方面，还存在执纪执法不严的问题，应该严厉惩处的却没有严厉惩处。

由此可见，诱发腐败的主客观因素十分复杂，遏制腐败现象蔓延是一个长期过程。必须全面贯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织就全方位防治腐败的“天网”，把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

◇ 绷紧 “高压线”：从严惩治不放松

古语云：“严刑重典者成，弛法宽刑者败。”遏制腐败现象蔓延，首先要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让任何人都不敢触碰这根“高压线”，谁碰谁就粉身碎骨、身败名裂。只有这样，才能对腐败分子形成强大威慑力，有力打击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

近些年来，我们党和政府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强劲势头，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王益、黄瑶、许宗衡、张春江、刘志军„„一大批腐败高官纷纷落马。据统计，201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139621件，146517人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其中5373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必须继续保持高压态势，从腐败易发多发的环节入手，以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违反党纪国法的案件为重点，对腐败分子“露头即打”，绝不允许形成气候，绝不让党内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

廉洁从政“八个禁止”

◎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

◎禁止私自从事营利性活动。

◎禁止违反公共财物管理和使用的规定，假公济私、化公为私。

◎禁止违反规定选拔干部。

◎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谋取利益。

◎禁止讲排场、比阔气、挥霍公款、铺张浪费。

◎禁止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谋取私利。

◎禁止脱离实际，弄虚作假，损害群众利益和党群干群关系。

严查关键岗位。“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各级领导干部处在关键岗位上，一旦出现问题，往往涉及面广、危害性大。要严肃查办领导干部滥用权力、贪污贿赂的案件，利用人事权、司法权、审批权谋取私利的案件，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案件，以及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案件。积极推进反腐败国际交流与合作，建立健全防范腐败分子外逃、境外缉捕、涉案资产返还等工作机制。

严查重点领域。俗话说，“打蛇就要打七寸”。惩治腐败也是一样，要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才能取得好的效果。近几年来，针对工程建设、房地产、土地批租、矿产开发、国有企业等领域腐败案件易发多发的现象，中央加大查办力度，有力打击了腐败分子。要在巩固成果的基础上，继续严厉查处这些领域的腐败案件。目前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扶贫开发等领域也出现案件多发的迹象，群众对此反映强烈，需要加强监管力度，发现案件及时查处。

白衣天使拒绝商业贿赂

陕西省西安市中医医院举行“拒绝商业贿赂，维护群众利益，构建和谐社会”签名、宣誓、承诺、倡议活动，全院600多名医务人员表示，要以身作则，廉洁行医，规范服务，时刻接受群众监督，坚决拒绝商业贿赂，做维护群众利益的白衣天使。

严查商业贿赂。一段时间以来，吃回扣、收红包„„这些商业交往中的“潜规则”，成为滋生腐败行为和经济犯罪的温床。2005年8月—2010年11月，全国共查处商业贿赂案件85145件，涉案金额208.6亿元。必须继续施以重拳，重点查处医药购销、政府采购和经销等领域以及银行信贷、证券期货、商业保险等方面的案件。依法查处跨国（境）商业贿赂行为。加大对商业贿赂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对犯罪分子形成强大威慑。

严查渎职侵权。近年来，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皮革奶、染色馒头等一系列食品安全责任事故，都同公务人员渎职侵权犯罪有关，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对群体性事件、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件、环境污染案件等，要及时介入，查处背后可能存在的失职渎职行为。突出查办影响科学发展、损害民生民利、危害公平正义、破坏和谐稳定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

◇ 构筑 “防火墙”：制度反腐求长效

《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流程图》、《县委重大事项公开决策流程图》、《科级干部任免流程图》„„这是浙江省嘉善县规范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一系列制度设计。自2010年12月被确定为全国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县以来，嘉善县围绕厘清职权、规范程序、公开运行、强化监督四大内容，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有效规范和加强了县委权力的运行。“郡县治则天下安。”嘉善县的有益探索，为从制度上防治腐败提供了启示。

邓小平同志曾说过，制度问题更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建设是反腐败斗争最有效、最持久的手段。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让品行不端者无法拥有权力，让有权者不能腐败。

近些年来，中央陆续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等一批制度法规，保证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有序进行。但从实践来看，当前存在的诸多贪污腐败现象，仍然与制度、体制和机制的不完善有关。比如一些领域和环节还存在制度空缺，无章可循；一些领域和环节虽然有制度，但已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时效性不强；一些制度执行不力，没有发挥应有效用。

因此，必须加大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步伐，以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各项制度为重点，逐步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

权威声音

监察机关要发挥“杀毒软件”的作用

马馼（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如果把政府的运作比喻为一个计算机系统的话，监察机关就是政府系统的“杀毒软件”。一方面，要建立“防火墙”，防止病毒感染和扩散。另一方面，要启动“杀毒程序”，找到被病毒感染的个体，对感染较轻的予以“修复”，治病救人，对腐蚀严重的予以清除，维护系统健康运转。

“勤打补丁”，使制度不留漏洞。我国反腐倡廉方面的有些问题存在已久，但有针对性的制度目前还没有建立完善起来，工作缺乏依据。亡羊补牢，犹为未晚。要围绕重点领域、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切实堵塞制度上的漏洞，让腐败分子无可乘之机。比如，针对腐败“裸官”外逃现象，2010年5月中央出台了《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强化了对“裸官”的管理监督。

“及时升级”，使制度与时俱进。反腐败斗争的制度建设，必须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升级换代”，推出“新版本”，才能保持最大效能。比如，2010年颁布施行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等党内法规制度，都是根据形势的变化修订完善而成的，在实践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要认真清查现行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时修改和完善，提高操作性，增强针对性和时效性。

篇6：新时代反腐败理论

２０１１年，各级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坚持加强对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和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相结合，坚持抓好反腐倡廉长期性基础性工作和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相结合，坚持严肃查办案件和注重预防腐败工作相结合，坚持抓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和抓基层相结合，坚持运用成功经验和推进改革创新相结合，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的进展，积累了新的经验，呈现出鲜明特点。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进一步坚定信心、加大力度，继续把反腐倡廉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做出成效。

当前要重点抓好以下工作。第一，加强对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继续抓好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情况的监督检查，继续开展对中央关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和民族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强对党的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保证中央政令畅通。第二，严格执行组织人事工作纪律特别是换届纪律，坚持正确用人导向，贯彻民主集中制，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全过程的监督，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匡正选人用人风气。第三，加强换届后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引导和督促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新任职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更好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努力展示新面貌新形象。第四，按照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要求全面推进反腐倡廉各项工作，加强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注重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长效机制。第五，继续解决好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抓好专项治理工作，着力在健全长效机制上下功夫，深入治理党员领导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扎实推进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第六，认真总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有益经验，努力把握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建设的特点、规律、发展趋势，以战略眼光、改革精神、创新思路谋划今后工作。

实践证明，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只有不断保持纯洁性，才能提高在群众中的威信，才能赢得人民信赖和拥护，才能不断巩固执政基础，才能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全党都要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高度，从应对新形势下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出发，充分认识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不断增强党的意识、政治意识、危机意识、责任意识，切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

在新的形势下保持党的纯洁性，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持强化思想理论武装和严格队伍管理相结合、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和加强党性修养与党性锻炼相结合、坚决惩治腐败和有效预防腐败相结合、发挥监督作用和严肃党的纪律相结合，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要大力保持党员、干部思想纯洁，加强思想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认真学习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不懈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要大力保持党员、干部队伍纯洁，把好党员入口关，加强思想上入党教育，选好干部配好班子，加强日常教育管理，建立健全党员党性定期分析制度。要大力保持党员、干部作风纯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持群众路线，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检验纯洁性的试金石，坚持奋发向上、百折不挠的精神，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作风。要大力保持党员、干部清正廉洁，严格执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坚决查办腐败案件，加大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力度，加强警示教育。要大力加强监督和严明纪律，加强党内民主监督，推进党务公开，发挥舆论监督积极作用，严格执行党的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