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狗与郭沫若

天狗与郭沫若（精选8篇）

篇1：天狗与郭沫若

前言：

《天狗》是《女神》中的一首有代表性的诗篇。这首诗写于郭沫若新诗创作的爆发期，正是青年郭沫若情感最炽烈的时刻。本诗主要通过天狗形象的塑造，抒发了诗人否定旧的社会现实、摆脱旧的思想束缚、张扬个性、追求解放的强烈愿望，集中体现出五四时期提倡科学、民主和自由的时代精神。

篇2：天狗与郭沫若

赏析：

在狂飚突进，冲决一切封建藩篱，高扬个性解放思想大旗的五四时代，这首诗可谓是最典型、最充分地反映出当时精神的独具特色的典范作品。

这首诗以奇异的想象和超凡的象征塑造了一个具有强烈的叛逆精神和狂放的个性追求的“天狗”形象。以恢宏的气魄和极度的夸张，突现了“天狗”气吞日月，雄视宇宙，顶天立地，光芒四射的雄奇造型，喷发出五四时代文学独具的澎湃激情和破旧迎新的主题。

全诗四节，第一节极写“天狗”宏大的气魄。诗人借助古代天狗吞食日月的故事，在奇特虚幻的境界中奔驰的想象，并以如椽的巨笔描画了“天狗”气吞日月星辰，囊括自然万物，以无限膨胀的“自我”，雄居宇宙中心的硕大形象。“把月来吞了”，“把日来吞了”，“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把全宇宙来吞了”，既显示了“天狗”磅礴的气势，又透射其万钧之力，淋漓酣畅地表现了“天狗”横扫旧宇宙的破坏精神。

第二节顺应第一节的气韵，写“天狗”获取无穷能量创造新宇宙新人生。正因为“天狗”有气吞一切的气概，于是，“天狗”从自然万物中获得了无比的能量，“天狗”吸收宇宙间一切的光源，融汇了“全宇宙的能底总量”，成为宇宙的主宰，大有扫荡一切，重建未来的气度。诗人在《湘累》中借屈原之口曾说过这么一段话：“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我萃之虽仅限于我一身，放之则可泛滥乎宇宙。”这完全可视为对五四时代那种大胆毁灭一切，创造一切的果敢、决断精神的生动写照。

正因为如此，第三节中，这汇聚了“全宇宙的能的总量”的“天狗”终于暴烈地行动起来，“天狗”“飞奔”、“狂叫”、“燃烧”，“如烈火一样地燃烧”、“如大海一样地狂叫”、“如电气一样地飞跑”，并且无情地“剥”、“食”、“吸”、“啮”自己的肉体，毁灭自己旧的形骸，进而渗透入自己的精神细胞，在内在本质上更敏锐、更自觉地把握自我意识。最后，以“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收束全篇，将“天狗”终于舍弃一切，希冀在爆裂中求得自我新生的革新精神，以奇异的光彩描画出来，从而使整首诗在主题意向上统一到郭沫若式的“涅磐”精神的基调中。

这首诗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诗人把自我的情感熔铸到“天狗”的形象中，直接以“天狗”自比，极写自我力量的扩张和自我精神的解放。每行诗均以“天狗”自比，极写自我力量的扩张和自我精神的解放。每行诗均以“我”为主语起笔，又多以带有肯定语气的判断词“是”强化比喻，直抒胸臆，以造成火山般喷发式的奔突，汹涌澎湃的激情。充分表现出五四时代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追求个性解放和自我新生的社会精神。

这首诗在艺术上，具有想象新奇，气势磅礴，旋律激越，声调高亢，语言峻峭等特点，这些特点又都统一在诗歌奇峭雄劲，富有力度的风格上。就诗的构思方式看，诗人借“天狗”来表现自我，以“天狗”吞食日月展开神奇的联想，通过对“天狗”的气魄和和力量的极度夸张，在象征性的诗歌意象中，塑造了一个大胆反抗，勇敢叛逆的抒情主体——“我”(即“天狗”)的形象。“我”横空出世，“我”雄居宇宙，“我”主宰一切，“我”与宇宙本体合而为一，“我”在自噬其身中获得新生。诗人紧紧抓住“我”的“动”的精神，表现出扫荡一切，摧毁一切的神奇的自我力量，唱出对具有无穷潜能的自我力量的赞歌。这种雄浑的意象，高昂的格调，奇峭的笔法，唯有在想象极度丰富的浪漫主义大师郭沫若的笔下，才显得那样生动，传神，富有感染力。诗体形式上，全诗通体以“我”字领句，从头至尾，构成连珠式排比，层层推进，步步强化，有效地加强了语言气势，渲染了抒情氛围。加之，诗句简短，节奏急促，韵律铿锵，诵读之时，状如狂暴的急雨，奔腾的海潮，具有一种夺人心魄的雄壮气势。

千百年来习惯欣赏中和之美的中国读者，最初遭遇这首诗，无不为其惊世骇俗的粗犷美、强悍美所震颤。然而一旦品出其独特的况味与神韵，则无不留连忘返，连声称绝：这是一首独步诗坛的奇诗!

诗作的主体意象“天狗”，既是诗人自我的化身，又是五四时代个性意识觉醒了的一代知识者的象征。“天狗”以雄强勇武一往无前的气概，发出了彻底破坏、毁灭一切和重新创建一切的战斗呐喊。显然，只有具有了真正的个性意识和自由意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革命的先驱者，才会拥有如此彻底的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革命思想，才会拥有如此浩荡的.英雄救世创世的磅礴恣肆的激情。诗人借助天狗这一意象，以雄伟激扬之势和暴躁凌厉之气，彰显出解放了的人之情感凌驾一切、控制一切、指点一切的权利和力量，并能动地反映了自由自主自强自立的“真人”的本质，从而创构出一种崭新的诗美传达经验。

这首诗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方面，也带给读者一种全新的审美感受。“天狗”是强烈的情感之录音。为保证激情的畅抒，这首诗不仅采用第一人称“我”直抒胸臆，而且从头到尾的二十九句诗行都以“我”字开头，自始至终的单调句式反而增强了全诗一气呵成的整体连锁性，信口开河、不加打磨的粗厉语言反而凸现了诗的力度，拒绝包装、径直袒陈的赤裸情感反而更易于与读者交流共鸣。

篇3：郭沫若与高尔斯华绥

关键词：郭沫若,高尔斯华绥,现实主义戏剧

20世纪20年代初期, 中国文坛出现了两大主要的社团: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文学研究会提倡现实主义, 翻译活动主要围绕现实主义文学展开;创造社则高举浪漫主义大旗。郭沫若是创造社的核心与支柱, 是新文学积极浪漫主义的主将。他强调文艺应该尊重个性, 表现主观, 也热衷于对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译介。但从1924年5月郭沫若开始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 并逐渐与底层民众有了密切接触以来, 他逐渐转变为推崇现实主义文学, 甚至提出“我们对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要根本铲除, 我们对他人浪漫主义的文艺也要取一种彻底反抗的态度。” 自此, 郭沫若开始重视外国现实主义作品的译介, 其中就包括约翰·高尔斯华绥。

郭沫若是把高尔斯华绥的戏剧译介到中国的第一人。但郭沫若只选译了高尔斯华绥众多作品中的三个剧本:《争斗》、《法网》和《银匣》。这与当时郭沫若选择翻译作品的要求相吻合——注重翻译作品的社会功用。自郭沫若转向现实主义开始, 他就自觉地以译介工作来适应中国社会革命的需要、中国新文化发展的需要。他认为高尔斯华绥的戏曲“可以说都是社会剧, 他不满意于社会之组织, 替弱者表示极深厚的同情, 弱者在现社会组织下受压迫的苦况, 他如实地表现到舞台上来, 给一般的人类暗示出一条改造社会的路径。”郭沫若翻译的《争斗》、《银匣》和《法网》在国内出版时, 中国正处于革命的水深火热之中, 经历了“五卅”惨案, 北伐以及蒋介石集团的叛变, 革命环境非常恶劣。通过对这几部戏剧的译介, 郭沫若希望能借此激起广大民众的革命意识, 号召民众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 推翻腐朽而没落的旧社会;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作家、戏剧家能汲取国外现实主义文学因素, 创作出反应中国现实的作品, 推动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高尔斯华绥以他特有的疏远静观的冷静笔法, 客观地描述现实社会的黑暗和矛盾, 如实地讲述身边发生的不公平事情, 不表现出对某一方的偏袒。这是他一惯的戏剧创作观——“不给观众提供什么现成的标准, 而是表现生活与性格的现象” ——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做出公正的判断。《银匣》是高尔斯华绥的第一部戏剧, 他巧妙地运用讽刺手法, 围绕一个小小银色烟匣的失窃, 揭示了法律对贫富的不公正待遇, 抨击了资产阶级的伪善和自私。《争斗》是高尔斯华绥最为成功的剧作, 讲述了一场工人的罢工斗争, 工人代表大维·罗伯茨喊出了“资本是一个吃人肉喝人血的妖怪。这东西一日不铲除, 工人便一日没有幸福。”一语道破了资产阶级的剥削本性。虽然工人罢工的结局是双方妥协, 但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出戏对1911年的英国工人大罢工有直接的影响。所以英国著名评论家R·H·马塔拉姆说, “它不是工业历史的记录, 而是历史的预言。”《法网》则通过对一个性格柔弱的会计公司小职员为救爱人篡改支票后的悲惨结局的描写, 揭示了英国法庭的黑暗, 正义无法申张的情况。该剧引起了英国社会对法庭和监狱的反思, 并最终对法庭和监狱进行了相应改革。

但是, 尽管高尔斯华绥对当时的社会制度极其不满, 总是为下层阶级的贫困与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愤愤不平, 希望改善他们的悲惨处境, 并猛烈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 却没有明确提出改变资本主义的要求。在《银匣》的末尾, 两个都因盗窃而有罪的人中, 失业的蒋四受到了严厉的惩罚, 被判处做一个月的苦力, 并被法官称作“社会的蟊贼”, 而议员的儿子杰克却逍遥法外。《法网》的主人公菲尔德最后被逼跳楼身亡。剧本缺少明确的是非观点。《斗争》描写某工厂中的劳资矛盾和工人的罢工斗争。但斗争的结果却是双方妥协, 一切恢复了原样。高尔斯华绥认识到了英国社会矛盾的关键所在, 但是他又反对工人斗争, 希望双方通过妥协来解决矛盾。他依然是站在资本主义的一方, 停留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来表现工人运动, 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

在这一点上郭沫若与之全然不同。受到马克思主义熏陶的郭沫若不但振臂高呼要彻底推翻旧社会, 而且身体力行, 面对当时中国血雨腥风、白色恐怖的环境, 不顾个人安危, 积极参与社会革命, 参加北伐, 加入中国共产党, 马不停蹄地为建立新社会而奔波劳累。他的文艺创作和译介工作也紧紧围绕着革命这一主题展开。1925年, 郭沫若在上海南京路亲眼目睹了“五卅”惨案, 痛心疾首, 同年他创作了纪念“五卅”惨案的历史剧《聂莹》。 该剧运用“古为今用”的现实主义原则, 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塑造, 歌颂威武不屈、为伸张正义而英勇献身的爱国叛逆女性, 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

《争斗》、《法网》和《银匣》这三部现实主义剧作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社会存在的丑恶现象, 深刻地反应了社会底层人物的悲惨生活,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尖锐矛盾得到了充分体现。尽管它们也包含了高尔斯华绥消极的思想和价值观, 但郭沫若对它们的译介, 主要是从中国革命和新文学发展的需要出发。他看重的是高氏剧作的现实主义题材、写实手法、对下层人民深表同情的人道主义精神。

篇4：天狗与郭沫若

郭沫若的《天狗》最初发表于1920年7月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上，是第一个诗歌集《女神》中的一个作品，也最能代表《女神》中“狂飙突进，浮躁凌厉”的诗风，是“五四”时代精神的经典之作。郭沫若确立了“五四”白话新诗运动的成功地位，写新诗他主张形式上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尽情地抒发诗人的感情。郭沫若提出：“诗之精神在其在韵律……内在的情绪便是情绪的自然消涨。”郭沫若言及的情绪消涨的内在韵律，其实就是一种诗情的节奏或情绪的节奏。《天狗》便是这种主张的直接实践者。

一、绝端自由的诗体

诗是以形式为基础的文学，诗体则是形式的第一要素。新诗运动是从诗形式上的解放人手，以“诗体解放”为旗帜，对传统诗词的旧格律予以彻底否定，冲破旧体诗的束缚，以自由体的形式抒发诗人的感情，开一代诗风。《天狗》在诗的形式上突破了一切旧格律、旧程式、旧传统和新“套子”的束缚。郭沫若主张形式上的自由创造，要“打破一切诗的形式来写自己能够够昧的东西”。诗人不让形式的套子束缚住自己思想的翅膀，完全服从感情自然流泄的需要，他以自己的思想情绪自由支配诗行，以情绪的旋律来选择诗的旋律。郭沫若的《天狗》，从每一个字当中我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一颗激情跳跃的心，这除了得益于作者写作时自由激昂的情感倾注笔端，也得益于诗中排比、反复、夸张等修辞手法的灵活运用。

(一)独特的自由句式

句式的相对整齐是诗歌区别于其他文学形式的外在的标志，诗歌讲究句式的整齐不仅是为了形式的美观，主要还是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诗歌凝练的形式，语言的节奏感和音乐性要求句式大体整齐，句子长短适宜，这样才能使诗的节奏更好地表现出来。《天狗》以诗节、诗行、诗句外形排列的变化和特有的句式，使凝固的诗行喷射出作者强烈的诗情节奏。

《天狗》全诗四节，少至两行一节，多至十六行一节，每行字数少至三字，多至十字，形式确实做到了极端的自由打破了传统。这样的句式结构之间有很大的空隙和巨大的张力，既为诗人的情感的流露提供了广阔的形式空间，又体现了诗人对自由形式强有力的把握，并通过自由绝端的形式实现了情绪节奏的灵动表达。尽管诗行数有时有变化，但其变化体现出更为明显的情感的律动曲线。

全诗29句，每句都以“我”开头，句子结构不是“我是什么”，就是“我怎么样”，“我”始终是诗中的主词。虽然这种以“我”到底的句式在现在看来似乎很单调，但是这种单调也是一种感情的宣泄，它增强了火山喷发式的情绪，强调了抒情的主体，放纵了作者的感情，使句式与作者的情感节拍一致了。通过“我”的反复强调，“我”的不断重复，彰显出一种奔腾流荡的气势，将诗人喷泻而出的激情径直地融入富于节奏感的诗行中。其次，判断句与把字句本来就是一种静态的呈现，但是诗人描写时，避免了这种文字的呆板，大量使用定格的判断句，划出了一道道的情感曲线，分出了一道道的情感流，构成了情感的层层推进。

(二)丰富的艺术手法

《天狗》中大量使用排比、反复、重奏等艺术手法，使诗情获得酣畅的表达而又节奏鲜明、诗意盎然。第一、二节诗中主要是大量的排比，在排比中增强了诗人狂发的能量。在第三节中各种手法交相辉映。

我飞奔，

我狂叫，

我燃烧。

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

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

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剥我的皮，

我食我的肉，

我吸我的血，

我啮我的心肝，

我在我神经上飞跑，

我在我脊髓上飞跑，

我在我脑筋上飞跑

起笔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三句简单而铿锵有力的排比，虽然每句只有三个字，但是字字有力，字字有声。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又是一个简单的排比，只是在第一个排比基础上更加形象，加上了更加形象的比喻，更加增强了情绪的跳动性。连续三个“我飞跑”，是反复，是诗人感情的反复吟唱，诗人的思想在快速地飞奔，思想的情绪敲打着流动的节奏。接着又是两组排比，它层层扩大，逐级开放，显示了诗歌抒情主体外展、奔放的雄伟气魄。反复与排比的区别是：反复强调词语与句子在字面上的重复，而排比则是结构的相同，意义的相近，语气的一致。反复相同词语相同结构的叠加，而排比相同结构不同词语的层层排列，反复在于强调、突出，而排比在于层层递进，增强语势。全诗从头到尾都是连珠式的排比与不断的反复，层层推进，步步强化，加强了语言的气势，渲染了抒情的气氛。再加上它特有的简短句式，就更加节奏急促，语言铿锵有力，有一种火山喷发式的雄伟气势。

我们再连起来看整节诗，就会发现，整节可以看成是两次回环，前面六句，两组排比是一次回环，完成从“飞奔”到“飞跑”；后十句，一次反复与两组排比是一次回环，从“飞跑”到“飞跑”。这类“回环调”的诗，诗人的情绪层层荡开，充满了向外辐射的张力与欲望，极大地抒发了诗人追求精神自由、个性扩张的心灵感受。当读完上一节时，就会预感到下一节又会像波浪一样地涌来，仿佛层层的涟漪在同样的旋律下荡漾，好像是读者自己在控制着诗歌的节奏，这样的审美感受给人一种高昂亢奋的精神激励，这正是诗人内在情绪的一种涌动。

二、散文化的诗语

所谓的诗语，也就是诗歌的语言。散文化的语体，与现代汉语诗歌双音节、多音节为主的现代汉语词汇直接相关，散文化语体越来越有利地发挥现代汉语的诗性功能，促成了诗歌的新的诗意的生成，情感的凸显。从《天狗》散文化的诗语可以体味出郭沫若情绪节奏。

(一)人称代词“我”

叶维廉在《中国诗学》中说：“在大多数旧诗里，一般没有人称代词“你”如何，“我”如何。人称代名词的使用往往将发言人或主角点明，并把诗中的经验或情境限指为一个人的经验和情境；在中国旧诗里，语言本身就超脱了这种限制性。虽然这种新的语言也可以诗行不受人称代名词的限制，不少白话诗人却将倾向于将人称代名词带回诗中。”白话新诗人称代词的使用，非常突出地体现于这首《天狗》中。在《天狗》中，所有的诗句都以“我”字开头，以这个人称带词统领全诗，从开始到最后一共29个我，反复的强调，反复的重复，表达了对抒情主人公自我的高度强调。五四时期的白话诗人才将

“我”——这一个性化色彩强烈的代词频繁地引入诗中，一方面达到了自我诗情的自由宣泄，另一方面也张扬了追求自由独立、个性解放的时代主题。除此《我是个偶像崇拜者》《晨安》等则是通篇各句都以第一人称“我”或是同一个词来打头，将基本相同的句式一贯到底。这有助于造成一种奔腾流荡的气势，将诗人喷泻而出的激情径直地融入富于节奏感的诗行中，既能彻底将早期白话诗从半文半白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表现出五四时代的自由精神，又比较容易获得新的韵律感。

(二)动词的应用

《天狗》中的动词的大量使用，更加清醒地呈现出了诗人的情绪节奏的曲线变化。首先以第一节中的“吞”为开始，展示了天狗吸取了世界万物的生命能量，第二节顺应第一节的诗韵，天狗展示它的能量，他代表了一切宇宙的光芒。第三节拥有了宇宙能量的天狗开始暴烈地行动起来了，他要“飞奔”，要“燃烧”，并无情地剥食自己的肉体，毁灭自己的形骸。整节中一共用了8个动词“飞奔”“狂叫”“燃烧”“飞跑”“剥”“食”“吸”“啮”，这8个动词都是表现强烈的动作行为，而且每个动词都极具强度和力度，作者借此来表达的情绪也便有了震撼力。我要横扫一切，我要毁灭一切，唱出自己无穷的力量；我需要喷发，需要尽情地展现自己的生命力，这种激情是如此的浓烈与震撼，充分显示了诗人的个性与张扬的自由精神。

而且动词的在诗中也是反复的应用，“吞”字就用了4次，“狂叫”和“燃烧”各用了两次，而“飞奔”一共用了7次。动词在诗中的应用本来就是一种力的凸现，而这样反复使用更加突出了动态美的追求与诗人当时的情绪的激动喷发。除此之外在《梅花树下的醉歌》《地球、我的母亲!》《立在地球边上放号》都表现了这种动态的张力。动词的张力使这种单调语言句式和隋感的爆发找到了很好的平衡点，使语言没有显得呆板与桎梏，更加表现了诗中流动的情绪。

三、现代性的诗思

诗思就是诗歌的思维与表达方式。具体而言，它包括诗歌的感受力、想象力、组织性与表现性等本体性的诗歌因素。上面我们谈到诗体，诗语都号隋绪变化有关，它们都直接联系着思想和思维的层面，是与诗歌情感发生着根本联系。《天狗》中现代性的诗思，也是一种内在的情绪节奏论。

(一)丰富的想象力与跳跃性

《天狗》中，诗人以巧妙的借用天狗吠日的古代传说作为整个诗的

框架，在这个基础上发挥自己的想象，诗人借“天狗”来表现自我，以“天狗”吞食日月展开神奇的联想开始，通过对“天狗”的气魄和力量的极度夸张，塑造了一个大胆反抗，勇敢叛逆的抒情主体——“我”的形象。所以借天狗发挥想象，诗人的想象力有了更大的活动的空间，诗人的思维也就有一股张力，情绪更加活跃与灵性，想象力的活跃就是情绪的活跃。

《天狗》中每行诗除了想象的大胆放肆，思维的奇诡突兀，而且诗人通过无所羁绊的夸张，使事物外部变形及思维的跳跃性，借以表现出诗人内心的反抗叛逆。不管诗的内容如何的变化无常，各段之间如何任意的跳跃，诗歌仍然是个整体，诗中多次出现的排比与复沓，以及每节规则句式又形成了相对的和谐。这样，诗的内在旋律又和诗人感情节拍和谐一致，构成了排山倒海的宏伟气势，粗犷豪放的艺术风格，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

(二)荒诞性

《天狗》一诗中，通过奇特怪诞的“天狗”意象，传达出近乎疯狂的反叛情绪。诗人借“天狗”口出狂言，夸口“吞月“吞日”“吞一切星球”，借“天狗”的行为肆无忌惮，“我剥我的皮／我嚼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这就是诗人纯粹自我情绪构成的“意志化”，是一种情绪的极度自我扩张。在《天狗》里，诗人充分肯定着“自己”，又否定着自己”，《天狗》在大呼“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以后，紧接着又高唱“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便是我了，我的我要爆了”，这矛盾的声音，是随着诗人感情的喷发，诗人自身的内部已经分不出理性和非理性而产生的一种荒诞，展现了诗人骚动的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是诗人渴望新生、欲罢而不能、进退两难真实心境的写照，显示了诗人内心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也是对“五四”时代心理、情绪与情感的立体化的真实反映。“天狗”整个作为荒诞的存在而呈现自身，其实质就是诗人以一种恣肆狂放的激情和狂飙突进的节奏，宣告了对旧世界的大胆反叛和独立自主的自我觉醒，这种叛逆精神同时也体现了五四时代大破坏、大创造的时代精神。

三、结语

篇5：关于天狗郭沫若读后感

【篇一：郭沫若《天狗》读后感】

我爱读文学巨匠郭沫若先生的文章和作品，我特别爱读先生五四期间代表作《天狗》;我敬重先生的天狗精神，我愿意向他学习，像天狗一样吞噬着。《天狗》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女神》中的一篇作品，它完整地体现了“五四”狂飙的时代精神。革命，破坏，民主，创新。

在“五四”前后创作《天狗》这部作品的郭沫若只是一个在日本留学的热血青年，他身处世界革命、社会变革的中心，目睹中国黑暗腐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现实中。他胸中强烈地感受的巨大的创造力，对中华民族新生的期盼，对自我力量的自信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相互呼应，与世界革命社会思潮的汹涌澎湃和自我情绪的大波大谰发生着强烈地共鸣，于是“个人与时代的矛盾郁积”在新诗这里找到可以迸裂而出的泉眼，汇集成了充满激-情和乐观情调的战斗乐章《天狗》。

郭沫若对祖国复杂而又澎湃的情感，完美地融于了《天狗》这部作品中，它就像一把利剑，刺醒沉睡着的中国，它期望像天狗一样咆哮，以唤醒沉睡国人;它期望像天狗一样疯狂!诗人的疯狂是近代五四新青年的疯狂，正是它们的疯狂的天狗精神，斗士勇气，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热血青年抛头颅，洒热血，使衰败的中国在烈火中重生。

我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过着幸福的生活。和平年代读郭沫若先生的作品，虽然祖国目前不再陈旧腐朽“梧桐褪去了枯槁，醴泉不会再消歇”!世界不会再沦陷为“胧血污秽着的屠潮，“群鬼叫号的坟墓，“群魔跳梁的地狱”，“悲哀充塞的囚牢”。整个世界都获得了永生，一切都变得新鲜，净朗，华美，芬芳，一切都变得生动，自由，雄浑，悠远......但我们仍要居安思危，要发扬天狗精神，跟阳光下的罪恶做斗争，所以应该在祖国这片净土上，吞噬一切罪恶，把一切涌动着的生命力汇聚成豪迈壮阔的青春精神意象，就像郭沫若在《天狗》中表述的一样: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便是我了。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我是一切星球底光，我是x光线底光，我是全宇宙底energy总量!

读着《天狗》，我携着这股精神力量，背负为祖国崛起而奋斗的使命，向那一切新鲜，净朗，华美，芬芳，那一切生动，自由，雄浑，悠远而奔赴。在这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奔赴当中，我充满生命的饥渴，同时又感到生命力的不断涌动，我在自己的生命力的流泻中感到狂喜和惊异。

亲爱的祖国啊!你曾经的黑暗与残酷，以及那该死的腐朽，让我的灵魂被不停摧残，消磨过，但我如今赞美你，歌颂你一切新鲜的生命，崇拜你具有一切生命力的伟大事物!

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燃烧!我如大海一样狂叫!我如电气一样飞跑!亲爱的祖国啊!我愿忍痛吞噬自己，为你而创造!我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吸我的血，我噬我的心肝。我在我神经上飞跑，我在我脊髓上飞跑，我在我脑筋上飞跑。

【篇二：郭沫若《天狗》读后感】

千百年来习惯欣赏中和之美的中国读者，最初遭遇《天狗》，无不为其惊世骇俗的粗犷美、强悍美所震颤。然而一旦品出其独特的况味与神韵，则无不留连忘返，连声称绝：这是一首独步诗坛的奇诗!

诗作的主体意象“天狗”，既是诗人自我的化身，又是五四时代个性意识觉醒了的一代知识者的象征。它以雄强勇武一往无前的气概，发出了彻底破坏、毁灭一切和重新创建一切的战斗呐喊。显然，只有具有了真正的个性意识和自由意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革命的先驱者，才会拥有如此彻底的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革命思想，才会拥有如此浩荡的英雄救世创世的磅礴恣肆的激情。诗人借助天狗这一意象，以雄伟激扬之势和暴躁凌厉之气，彰显出解放了的人之情感凌驾一切、控制一切、指点一切的权利和力量，并能动地反映了自由自主自强自立的“真人”的本质，从而创构出一种崭新的诗美传达经验。

《天狗》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方面，也带给读者一种全新的审美感受。它是强烈的情感之录音。为保证激情的畅抒，《天狗》不仅采用第一人称“我”直抒胸臆，而且从头到尾的二十九句诗行都以“我”字开头，自始至终的单调句式反而增强了全诗一气呵成的整体连锁性，信口开河、不加打磨的粗厉语言反而凸现了诗的力度，拒绝包装、径直袒陈的赤裸情感反而更易于与读者交流共鸣。

篇6：郭沫若与波澜起伏的翻译论争

一、血气方刚止滥译,重情重义挺友人

1922年夏,季刊《创造》上发表了一系列译评文章,其中有一篇名为《夕阳楼日记》的文章,出自著名文学家郁达夫之笔,指名道姓的批评了译著《人生之意义与价值》。这部书的原文出自德国作家威尔肯,由译者余家菊翻译。郁达夫在文章中指出,余家菊选择的译本是由德文转译成英文的,在转译的过程中有很多内容都被删改了。余家菊选择这样的译本为翻译对象,本身就是对中国读者的不负责任。郁达夫还直接指出了译著中的多处翻译错误,并将他认为正确的译文附在文后。郁达夫的这篇译评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中国文坛、译坛掀起了不小的波浪,社会各界对此褒贬不一。面对质疑声,郁达夫激愤道“:中国现在文学界、翻译界的很多所谓大名鼎鼎的人物就像蛆虫一般,身体肥胖,胸无点墨,有些人随便翻译几本外国的书,就自诩博学,有些人到国外听了几场粗浅的演讲,回国胡乱一宣传,就成了所谓新思想的代表。”明白人一听便知道,郁达夫表面上是批评余家菊,实际上是将矛头指向了胡适。对此,胡适也发表文章回应道“:翻译难免有错,但郁达夫先生对余先生作品的所谓改译,却几乎每一句都大错特错。翻译事小,骂人事大。”

一场由翻译引起的论争拉开了大幕,季刊《创造》的创刊者郭沫若也很快被牵扯进来。在名为《创造十年》的纪念文章中,郭沫若回忆道:那次论争是郁达夫的文章和话语惹了胡适,而胡适的回应又惹了我以及支持我的同道中人的回敬,一来二去被牵扯的人越来越多,论争的主题也从翻译越扯越远。郭沫若还打趣地说“:张东荪参与进来后‘,黑旋风’成仿吾以一篇《形而上学序论》毫不客气加以指责,进而引来了吴稚晖的论争,惹出了陈西滢,连徐志摩也没能幸免。如果有人好好理顺一下这前前后后的因果关系,那郁达夫最初的那篇译评《夕阳楼日记》可以引申出一部《夕阳楼外传》的宏著了。”[2]21

郭沫若原本就是一位很重情义的人,作为创造社领袖和郁达夫的挚友,他很难在郁达夫和胡适的这场旷日长久的论争中置身事外。在遭到胡适简单而又有力的回应后,郁达夫致信郭沫若,说自己气得都想跳黄浦江。当时郭沫若正在日本,见挚友如此生气,他也当仁不让地与另一好友成仿吾一起写文章对胡适进行反击。由于胡适在中国文化界影响力颇深,张东荪、吴稚晖等人都积极站出来为胡适说话,连翻译家陈西滢、诗人徐志摩也不甘寂寞,在混乱的局面中现身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借指责郁达夫和郭沫若的译评文章力挺胡适。文学创作原本就难有统一的标准,翻译更是如此。所以相互指出翻译的不足是无可厚非的,但局面失控以至相互攻讦,就偏离了翻译论争的初衷。郭沫若对此还比较冷静,希望尽量控制局面,对事不对人。但由于他对朋友重情重义,有时的确很难严格区分对事与对人的界限,加上郭沫若说话往往一针见血、言辞犀利,因而被误以为是五四运动文坛、译坛激烈论争的发起人和核心人物。

二、迫不及待译宏著,出人意料赢尊重

1922年,郭沫若与他的创造社还陷入了另一场翻译论争中。该年6月,一位名叫万良浚的读者致信《小说月报》,认为翻译《哈姆雷特》、《神曲》、《浮士德》等长篇巨著是很不经济的行为。7月1日,《小说月报》在一处不太起眼的位置刊登了这封读者来信。然而就是这封不太起眼的读者来信激起了一场翻译论争。著名文学家、文学研究会领军人物茅盾在《小说月报》上看到这封信,当即提笔回信万良浚,对万良浚的观点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他说“:对《浮士德》等一些文学作品的翻译的确不是特别要紧的事,译介作品应当审时度势、分轻重缓急。”茅盾的这封回信同样也被刊载在《小说月报》上,但刊载位置显然要比万良浚的那封来信醒目得多。郭沫若对此撰写了一篇名为《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的文章并公开发表,文中写道“:翻译无紧要不紧要、经济不经济之分,《浮士德》尚未译介出版,岂知是否经济?”[3]57这篇文章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在对事的同时实际上也影射了茅盾。茅盾就此展开争论道“:郭沫若的议论就翻译动机解释得很详尽,但只有主观的一面,强调的是主观的翻译喜好,难道翻译不是用来满足客观的、其他社会读者的需要吗?如果客观上不紧要、不经济,那只能将翻译之作拿给自己赏玩了。”

根据郭沫若与田汉等人的通信材料显示,在这场翻译论争拉开序幕前,当他们谈及翻译之事时最喜欢聊的外国文学大师就是歌德,他们甚至考虑成立一家歌德研究会,准备投入大量精力译介歌德的作品。所以郭沫若后来选择《浮士德》为翻译对象绝不是随意为之,更不是盲目进行翻译,而是做了充分的考虑和准备。郭沫若认为,歌德生活的年代正是德意志狂飙突进时期,整个社会风尚与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有诸多相似之处,翻译歌德的作品完全符合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时代呼声。郭沫若发声论争了一段时间后便不再理会茅盾等人,潜心翻译《浮士德》。当郭沫若翻译完《浮士德》第一部后,就迫不及待付诸出版,结果迅速掀起了中国文坛的一阵歌德热。中国读者和知识分子精英们非常推崇浮士德精神,极力主张以浮士德精神改造国人衰糜的精神世界。郭沫若译著《浮士德》的大获成功,让此前站在论争对立面的茅盾等人也始料未及。但综合双方的论争言论来看,郭沫若和茅盾在翻译动机、目的、方法上都推动了中国近代译坛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三、一石激起千层浪,他山之石可攻玉

在激烈的翻译论争中,最引人关注和有趣的要算“处女与媒婆之说”了。郭沫若曾提出:文学创作就像“处女”,而文学翻译就像“媒婆”[4]6。他的这番言论立即遭到文坛、译坛众人非议,茅盾、鲁迅等人对此的批评、讽刺之言多见公开场合。茅盾说道“:郭沫若的这种比喻固然新鲜,博人关注,但恰恰又证明了我此前的观点,即创作可贵,翻译不足道。郭沫若曾对此嗤之以鼻,不知现在他又道出这番比喻所为何故。可见,郭沫若及其创造社骨子里是鄙夷翻译的。”鲁迅说道“:我大致也看不明白,郭沫若言语中如此贬低翻译,与他的实际作为不相符。”的确,郭沫若的“处女与媒婆之说”一石激起千层浪,郭沫若自己也有些招架不住,试图修正自己的说法,重新以更恰当的方式评价文学与翻译的关系。

事实上“,处女与媒婆之说”并非肇始于郭沫若,而是源于一篇小说。这篇小说是1920年鲁迅创作的《头发的故事》。郭沫若读完该小说后颇有感触,于是向人感叹道“:国人不太看重‘处女’,而只看重‘媒婆’,只喜欢翻译,而不喜欢创作。究其因由,还在于‘媒婆’好当,而‘处女’不易,翻译好作,而创作艰难。总之‘,媒婆’要遏制‘,处女’要尊重。”由此可见,郭沫若提及“处女与媒婆之说”,只是表达自己对“滥译”和文学创作乏力的不满,本无可厚非,更没有任何牵涉论争的意图。但茅盾、鲁迅等人抓住郭沫若此言不放,多次加以引用,用以讽刺郭沫若“恶翻译”。

面对因自己所言而激起的舆论涟漪,郭沫若有所自省,但同时也坚持自己的初衷。他在《我的作诗经过》中解释说“:我在双十增刊上看到了《头发的故事》,我觉得这篇小说写得非常好,但在排版上被排在了一篇译文之后。虽然我不知道作者鲁迅是谁,但我对他的创作被排在不显眼的位置感到愤愤不平。这才激起了我的‘处女与媒婆之说’。”的确,让郭沫若没有料到的是,他的这一言论被简单而粗暴地理解为“翻译即媒婆”,再经过渲染,自然引起了众多翻译家们的不满甚至痛恨。甚至连原本受郭沫若盛赞的鲁迅也加入到批判郭沫若的阵营中。对此,郭沫若多少有些不解,但在解释完“处女与媒婆之说”的缘由之后,很多人对郭沫若转而表示理解。

由此看来,曾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处女与媒婆之说”是茅盾、鲁迅等人过分误读了郭沫若的比喻。但是,客观而言,也正是茅盾、鲁迅等人的批评匡正了比较混乱的译坛发展局面。郭沫若后来还曾说“:真正的翻译事业应该能诱使文人们的创作冲动,并满足人们的文化占有欲,翻译过程本身的价值并没有那么大。但当年众多年轻文人们、译人们之所以特别看重翻译事业,是因为以翻译成名、借翻译谋利诱使了他们的投机心理,于是连翻译过程本身的那一点价值也被抹灭了。”[5]263

摘要：五四运动期间,百家争鸣的中国译坛曾一度掀起了波澜起伏的翻译论争。郭沫若与胡适、茅盾、鲁迅等众多文化名人的多场论争看似唇枪舌剑,但客观上都匡正了混乱的译坛局面,促进了中国近代翻译事业的发展进步。

篇7：天狗与郭沫若

估值水平只是一个方面，笔者更看好大商股份的“天狗网”，这是最有实力与“天猫”差异化并存的生态电商！

2013年，大商股份的销售额为337亿，大商集团的销售额为1700多亿，通过持有天狗网股权，大商股份实际上间接拥有了超过自身5倍以上的庞大资源。更重要的是，实力强大的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呵护将使得上市公司获得一种震撼性的重生。以下，笔者试从几个方面解析“天狗网”对大商股份价值的提升。

天狗网对大商股份实体的贡献

笔者认为，基于大商股份的大数据和物流体系，成本的大幅降低是显而易见的，另外，品牌供应商推广新品前可进行线上预售，之后有针对性地布货，告别盲目进货造成的库存积压，店面展示可以在虚拟货架上展示，大商将腾出更多场地，这无形中相当于大幅增加了营业面积，进而可以更多的引进在网络上发展起来的优秀品牌，帮助他们到线下门店经营;引进海外优质品牌更好地落地中国;引进各地特色产品进行品牌营销和销售推广。

大商股份天狗网的推出，1+1大于2的效果呼之欲出，而一旦线上线下达到协同爆发，这个加法的结果有可能将是震撼的。

天狗网运营模式与一般电商的区别

首先，天狗网线上商品与服务以实体店铺为根基，因此，商品和服务都更有保障。和其他电商平台所不同的是，商户可以借助天狗网打造出对应的网上商城，实现一店双开，线下一个店，线上一个店，同款同价同优惠。

这种模式最大程度平衡了线上线下在服务质量、商品价格方面的矛盾，同时保持了传统零售业多业态、多元化的特性，并以线上为导流平台，结合本地化服务，打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开放性的电商模式。

对消费者而言，天狗网基于大商集团丰富的业态与商品资源，可以在移动端展现海量的正品商品和促销活动，并通过在线支付、同城物流满足24小时购物需求，让购物体验更流畅、商品推荐更精准、个性服务更便捷。在为消费者提供深入服务的同时，这种价值也会传导至品牌供应商——天狗网不仅会为品牌供应商带来更大规模的消费群体，而且，基于大商集团会员大数据体系可实现效果最佳、最接地气的全渠道营销方案，并快速拉升销售规模和品牌影响力。

为何说天狗网是颠覆性产品？因为天狗网解决了现在很多人逛街时的一个困惑。

经常有一种情况：我们今天逛街，临时决定去某个地方，然后发现不打折或者与自己的需求不符，结果毫无所获，很是失望。

而在天狗网的平台，你可以随时查询目前哪里在打折、几折，衣服大体的款式是否是自己的taste，然后去实地看，既有逛街的休闲感受又能有收获，比一直猫在电脑面前网购舒服，又能找到心仪的产品。逛街之前，先用天狗“导航”一下，你逛街会更有效率。

天狗网在运营方面的两个创新

天狗网在运营方面的两个创新是很有意思的，也是笔者认为天狗网有可能胜出的关键：

①“全员店小二”——据总经理刘思军介绍，大商的思路就是，首先让23万员工全部参与进来。要把营业员逐步培养成网上的“店小二”，因为营业员最懂商品，同时可以利用手机客户端提供24小时服务，提升信息转化率。“店小二”的主要任务就是将实体店商品拍照上传至天狗网端，这种方式被刘思军看做是“处女资源”的开发，是改变传统零售端营业员工作效率不高的重要方式。

②“贵就赔”——“只要消费者在天狗网上买到比其他渠道贵的商品，天狗网就会进行赔付”。“贵就赔”这种看似很任性的方式是赢得用户的重要手段，消费者之所以来到线上消费，无非是看重价格优惠，而天狗网就是要抓住价格这一环节大做文章。

刘思军之前表示，目前天狗网正在进行单品上线，“只要是大商集团旗下的品牌商，我们都会免费将其商品上线至天狗网端，价格低于线下实体零售端，同时与该品牌的线上其他旗舰店商品价格持平”。

线上天狗网与天猫、京东等价格保持一致，但天狗网免费提供线上推广、维护工作，为品牌商省去相应的排位费、广告费。线下天狗网对大商集团进行有力补充，为大商在实体端与其他零售商竞争增加竞争力。

天狗网的运营现状

截止去年12月份，天狗网总活跃用户接近300万;百货平均客单价为600元，超市平均客单价为80元;购买频次上百货平均30天2次，超市平均30天5次以上;物流配送中到店自提客单百分比达到90%。

笔者认为，这些数据真实的透露了如下信息：

第一，天狗网的发展异常迅猛，短时间便积累起数百万用户，未来仍将保持这种强劲增长。

第二，物流配送和到店自提两种模式为用户提供了充分的选择空间，也真正将O2O发挥到了极致，大量的自提减少了配送的成本。

第三，百货和超市并驾齐驱，呈现出一种平衡发展的格局。

其中第三点很难得，天狗网上线之后环比的店内客流量没有明显变化，说明线上业务并没有分食线下业务。众所周知，线上线下之间相互蚕食的问题在当前O2O领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大商之所以能解决这一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其线上线下同服务同价的模式，在保持线下业务不变的情况下，通过线上业务扩张，大商的总体量必然明显增大。

从目前来看，大商集团对线下的改造效应已经凸显出来，相信在2015年，天狗网还会有更多的动作。天狗网是平台性质的电商，未来的天狗网还将与大商集团之外的本地医院、景点、餐饮、娱乐企业合作。天狗网的会员拿着手机就能够享受许多增值服务，所以说，天狗网有可能是改变人们消费习惯的一个颠覆性产品。而现在天狗网只开发了手机App，以后天狗网还会开发PC客户端，流量、用户积攒将会进一步爆发式增长。

篇8：郭沫若与五四时期的诗歌翻译

一、五四时期郭沫若诗歌翻译的特征

郭沫若受其母亲的影响, 自小就非常喜爱诗歌。郭沫若回忆道:“我之所以能倾向诗歌及文艺创作, 母亲的影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我发蒙时期她就经常给我念诗。在我有记忆的时候, 母亲就教我唐人能诵的绝句, 这是我诗歌教育的第一课。”在五岁时, 郭沫若开始接受正规的家塾教育, 白天读经、礼书, 晚上读诗歌。郭沫若说:“小时候的我所受的教育完全是旧式的, 给人一种似懂非懂的感觉, 这些古诗的学习最重要好处是教人更好地接近与了解古代的文艺。”1913年, 郭沫若赴日留学, 在此期间, 他阅读了大量的国外诗歌作品。郭沫若深受国外诗人作品的影响, 特别是泰戈尔的作品对其有着重要的启发。郭沫若于1914年开始接触到英文翻译的泰戈尔的《新月集》, 这让他如获生命中的泉水般, 如饥似渴地阅读。郭沫若回忆道:“每天放学, 我便跑到图书馆, 享受着涅槃的快乐, 这样一直到黄昏, 才依依不舍地走回自己的寓所。”郭沫若对泰戈尔的诗歌并不是全盘的接受与吸纳, 他对泰戈尔的诗歌有着不同的评价, 他认为:“诗歌只是个人感情的表露, 在其中是找不到任何概念的, 泰戈尔的诗歌有很多是哲理性的格言或警句, 不是诗歌了。”郭沫若还批判道:“有次我做了个梦, 梦见泰戈尔向我说道:‘你们中国的诗人都是些会唱戏的猴子。’我说:‘怎么说呢?’他说道:‘你们只会模仿, 身上穿着花花的衣服, 最终都会捉襟见肘。我哼的一声说道:‘笑话, 其实你老先生只不过是一只老猴子, 你比我们多的就是西洋人多给你几个赏钱罢了。’”可见, 五四时期前郭沫若认为中外诗歌都有着共同的特征, 即都缺乏独创性与个性特征。

五四时期, 郭沫若的诗歌翻译有着浪漫主义的特征, 即体现着当时的时代精神, 并个性化地接受西方诗歌文化的滋养。1920年初, 郭沫若就给宗白华写了一封信, 其内容提到:“大波大浪的洪涛成就其雄浑的诗, 李白的诗风对五四时期的翻译诗歌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 郭沫若通过借鉴国外诗人创作思想及方法, 并通过采用守旧的方式方法, 通过新颖的内容及形式表现了五四运动的突飞猛进的时代特征。郭沫若的诗歌翻译出现了与其之前创作相反的风格, 在诗歌翻译上除了注重语言的表达外, 还非常看重诗歌韵律的表现及现代汉语的格律风格, 建立了著名的白话新诗格律体。在诗歌翻译风格上, 郭沫若仍然采用了中国传统诗歌的五言或七言形式的律体, 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诗风。郭沫若在诗歌的翻译上, 非常讲究韵律, 在西方诗歌的翻译上重视音韵, 并有效探索了白话诗歌翻译的节奏及特征。例如, 郭沫若为了使翻译诗歌的行能保持平衡, 突破了原有的押韵结构及框架, 采用了古汉语的七绝形式, 并添加“吾爱”等重复性的词语, 展现中国传统古诗的韵味及原诗歌的思想。

二、五四时期郭沫若诗歌翻译的贡献

五四时期, 对西方文学的翻译除了现实主义的作品外, 还包括大量的浪漫主义诗歌, 这契合了当时中国的现实及青年人革命的需要及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因而成为翻译及介绍的主要内容及对象。郭沫若翻译的雪莱、歌德及海涅等著名诗人的诗歌充分展现了其对革命热情及必胜信念的坚持。郭沫若兼诗人及诗歌翻译者于一身, 从1917年8月份就开始翻译了《泰戈尔诗选》的中译文对照, 第二年还翻译了《海涅诗选》及后来的《雪莱诗选》, 并于1924年将《鲁拜集》翻译成书。国外著名诗人的作品, 如歌德、海涅、雪莱及华兹华斯的抒情诗通过郭沫若的翻译与推崇, 在中国受到很多热心读者的追捧。郭沫若的翻译活动非常广泛, 1922年他翻译了著名的《雪莱诗选》、《西风颂》等系列被认作世界诗歌文化的优秀作品。根据资料统计, 郭沫若翻译的诗歌作品有240多首, 其中英文诗歌就有60多首、德语诗歌40多首、俄语30多首、波斯诗歌100多首, 同时在诗歌翻译方法上提出了著名的“以诗译诗”及“诗人译诗”的思想。郭沫若于1924年出版了波斯作家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 两年后又出版了《雪莱诗选》, 其中就包括著名的诗歌《西风颂》。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 郭沫若通过翻译的诗歌热情地赞扬了即将到来的革命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赞美, 充满着革命浪漫主义色彩, 特别是其翻译的《德国诗选》及《沫若译诗集》等诗歌翻译作品, 充分体现了其在五四时期诗歌翻译的浪漫主义风格, 并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操。

1919年, 五四运动爆发, 郭沫若虽身处异乡, 但身心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他用“天已黎明”、“乐园恢复”等词来形容革命的到来。同年6月, 郭沫若和他的好朋友刘先登、徐诵明、陈君哲等组织成立了夏社这一团体组织, 其目的是抗日宣传, 并特意搜集日本各种报纸杂志中侵略中国的言行向国内学校或期刊投递。郭沫若这时期开始将自己的诗歌喜爱转投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 并对其创新的自由诗体大加赞扬。郭沫若曾说:“当我第一次接触惠特曼的《草叶集》的时候, 正是五四运动时期, 我找出了民族、个人郁积的喷火口, 我那时候几乎疯狂了。”接着, 郭沫若又开始接触到了著名德国诗人歌德、海涅的作品。郭沫若翻译了著名的诗剧《浮士德》, 郭沫若认为, 中国当时的五四运动就如青年歌德时期的社会运动, 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思想及革命精神。1920年, 郭沫若创新了诗歌翻译的风韵译标准, 他认为, 诗歌的生命就在于其不可捉摸的风韵, 风韵译就是在翻译过程中不背离原文的意义, 特别是对其气韵不能转换。郭沫若曾说:“我翻译海涅的诗歌, 是对他的一种解释, 而融入自己的感情是难免的。”这对中国的诗歌翻译标准有着重要的贡献。

郭沫若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诗人、戏剧家及翻译家, 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者和中国革命时期文化战线中的一面旗帜。五四时期是中国诗歌翻译的重要阶段, 同时这一时期还有着重要的特点, 如东方诗歌的翻译开始压倒对西方诗歌的翻译。中国的诗歌翻译在五四时期达到了繁荣, 其翻译的数量及队伍及对译诗的影响都是空前的。特殊的时期赋予了郭沫若特殊的使命及个性, 这也造就了其诗歌翻译的辉煌。五四时期, 郭沫若的翻译活动及实践有着强烈的服务社会及社会效益, 他采用的以文白夹杂的方式来翻译诗歌, 并以中国古代的律诗格式翻译国外的格律诗, 以此适应当时社会的接受力及民族的审美情趣及文化特征。郭沫若在五四时期诗歌翻译的反复及转折体现了其在诗歌翻译上的创新及当时中国诗歌文化的内部需求, 同时也说明了当时中国对诗歌翻译的客观制约与限制。郭沫若是五四时期诗歌翻译的领头羊, 其诗歌翻译理论对中国的翻译事业有着重要的贡献, 其首创的风韵译也在其作品创作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其对国外诗歌的翻译的影响是巨大的。

参考文献

[1]周玲.论郭沫若白话诗歌翻译的转折[J].铜陵学院学报, 2007 (3) .

[2]马大康.古典诗美规范的突破[J].广西大学学报 (社科) , 1988 (4) .

[3]孔令翠.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 2011 (1) .